哈貝馬斯的法社會學思想
⑴ 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理論
法律社會學是以研究法律的實行和效果等作為主要對象的一門學科。它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已在西方國家興起。但對我國來說，它還是一個正在創建的新學科。我們在一個新學科的創建時期應該討論有關這一學科的一些基本理論或基本設想，例如這一學科的特徵、研究對象、與原有的相近學科的分工、學科的理論基礎、歷史發展和研究意義等等，以便在以後學科發展過程中不斷加深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並盡可能地避免因缺乏這些基本理論或設想而對學科發展所帶來的不利後果。本文旨在對法律社會學的一些基本理論或設想作一探討。
一、法律社會學是我國法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本章所指的法律社會學是法學中一個分支學科。按照國際社會科學中的傳統，不僅法學，而且社會 學，都有法律社會學這一分支學科。從這一意義上講，法律社會學也可以說是法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個邊緣學科。事實上，法律社會 學的研究往往要涉及到法學、社會學以外的其他許多學科，包括自然科學在內。因而法律社會學也具有「軟科學」的特徵。
二、法律社會學是我國法學中的一個橫斷學科或綜合學科
在創建一個新學科時，我們要注意這一學科與原有學科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它們之間的分工。一個新學科之所以需要創建，通常是由於客觀事物的發展或人們主觀認識的提高，使研究者感到新的研究對象難於容納在原有學科中。
法律社會學和法學中的一些原有學科之間在研究對象上有什麼區別呢？它們之間如何分工？
法律社會學並不是像民法、刑法那樣單一的部門法學科，也不像法學理論、法制史那樣的基礎學科。它是同這些學科既有交錯但又不同的橫斷學科或綜合學科。它彷彿是在一個市區中穿越許多直行道的橫行道。它所研究的范圍中既有理論問題又有很多部門法的實際問題。
法律社會學有它自己的理論，但總的來說，它不是理論法學而是應用法學，是通過現實社會問題來研究法律的實行、功能和效果。它不是我國法學理論中的一個學派，更不是用來代替原有的法學理論。它能豐富和發展法學理論，但它本身是以法學理論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之一的。它與原有的法學理論在研究對象方面的主要差別是：法學理論，作為法學的一個基礎學科，要研究法律的產生、本質、作用（功能）、形式、發展，法律和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法律的制定和實行等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法律社會學，作為一門應用法學，它研究的主要對象是，通過現實社會問題，著重研究各部門法的實行、功能和效果問題。如果法律社會學主要是一般論述法律與其他社會現象，例如經濟、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科技等的相互作用，這就會使它與法學理論在研究對象上，在很大程度上發生重復，就會使人懷疑法律社會學是否有創建的必要。
與民法、刑法等部門法學不同，法律社會學要研究各部門法問題，但它通過現實社會問題來研究部門法；它不是一般地研究部門法，而是要著重研究這些法律的實行；在通常情況下，它所研究的課題不是一個部門法而是兼及幾個部門法的問題。例如以青少年犯罪問題而論，法律社會學要通過這一現實社會問題研究刑法、行政法、家庭婚姻法、勞動法等各部門法的實行，而且還要研究法律以外的經濟、政治、倫理、教育等一系列問題。
法律社會學也可以從法律的實行這一角度去研究法制史、外國法、比較法以及國際法等。總之，作為法學中的一個橫斷、綜合學科，法律社會學的研究范圍是極為寬廣的，其內容也是很生動的。
三、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意義
1981年初，筆者曾與陳守一合寫的《論法學的范圍和分科》一文中提出，法律社會學應是我國法學學科之一。「法學還應著重研究法律制定後在社會中的實施，即如何實施，是否實施，怎樣得到保證實施，這種法律在社會上的作用和效果如何，等等，這些問題在法學中稱為法律社會學。」（4）
在當代中國，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對加強法律建設和改進法學教學和法學研究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法律社會學著重研究法律的實行，而法律的實行正是當前法制建設中的關鍵問題。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成就。但與此同時，也存在很多阻力，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已制定的許多法律在實際生活中經常不能真正實行，缺乏應有的實效。由於過去長期不重視法制，因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幾年中人們注意力一般集中在加強立法，迅速改變「無法可依」的局面，但隨著立法的逐步增多，有法不依的問題就成為主要矛盾。如何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是當前和今後很長一個時期內法制建設的一個最迫切的任務。制定法律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法律的實行，通過法律的實行才能實現法律的間接目的或主要目的，即維護公民權利，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等。如果很多法律不能真正實行、缺乏實效這種現象長期繼續下去，將會帶來嚴重後果。
第二，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的意義還體現在它將有助於法學研究中貫徹理論與實際聯系的原則。法律社會學的任務既然是通過各種社會現實問題來研究法律在社會中的實行、功能和效果，那麼它本身的研究必然要貫徹理論與實際相聯系的原則，必然要「以社會為工廠」。如果一個法學論著，不接觸社會實際生活中的問題，不研究人們的實際行為，就很難稱為法律社會學的成果。我們寄希望於法律社會學，由於它所研究的特定對象，有可能在法學領域中為貫徹這一原則而作出突出成績，從而推動整個法學學科向這一方面邁進。
在法學領域中，理論聯系實際原則過去長期以來之所以貫徹得並不理想，其原因相當復雜，既有研究工作者本身主觀上的原因，但也有很多客觀上的原因，包括原有政治體制上的缺陷；統計資料的嚴重缺乏，難於進行定量分析以及人們對法學研究的錯誤觀念，等等。過去法學研究工作者在貫徹理論與實際聯系這一原則上的各種困難因素，對今後志在從事法律社會 學研究工作者來說，同樣是存在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思想准備。
第三，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可能有助於改變目前法學領域中注釋法學佔有優勢的局面。歐洲中世紀中期就盛行以注釋羅馬法而聞名的法學。我國歷史上自東漢開始出現的律學實際上也是一種注釋法學。這里所講的注釋法學主要是指從文字上或邏輯上（就律學講主要指以儒家經義）對法律條文進行闡釋。對傳播或實行法律來說，這種注釋法學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在近幾年來的法學中，注釋法學或具有注釋法學傾向的作品佔有相當大的優勢。課堂講授、法學教材或論著的主要內容一般都圍繞制定法的條文進行文字上、邏輯上闡釋，而對這種法律實行的具體問題卻不加涉及或很少涉及。在闡釋法律條文時，也舉一些實際生活中的例子，甚至介紹某些案例，這樣做法當然勝於單純闡述條文，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一種形式，但這種做法的出發點仍在於幫助正確地闡釋條文，而不在於研究法律的實行和效果。法學不能僅限於注釋法學。就法律的制定到實行而論，法學還應包括立法學和法律社會學等。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並不否定注釋法學的價值，但如果法學僅限於研究條文的注釋則顯然是不夠的，對促進法制建設以及法學本身發展來說，也是不利的。
⑵ 哈貝馬斯的《啟蒙辯證法》的主要觀點有哪些
《啟蒙辯證法》是霍克海默寫的，哈貝馬斯寫了個《啟蒙與神話的糾專纏：霍克海默與阿屬多諾》，是專門批判《啟蒙辯證法》的，你到底想知道哈貝馬斯的觀點還是《啟蒙辯證法》的觀點呢……
啟蒙辯證法的主要觀點：
1.對啟蒙理性進行自我反思，認為啟蒙運動所帶來的科學性思想最終導致了社會對個人的壓迫。指出，在科學的認識世界的同時，啟蒙理性也物化了世界。啟蒙使人在爭取到權力的同時，也使人喪失了自己的主體性。
2.顧客也不再是上帝，不是文化工業的主體，而是客體。當文化被批量規格化生產時，文化不再是被人生產或消費的客體，人被強勢文化統治而喪失自由。
3.大眾媒體等掌握話語權的主體製造文化意識形態，並將之強加於消費者。消費者為了追求自由文化而被動接受文化產品，受到文化資本家宰制而被迫喪失自由。
總之，他們認為啟蒙運動是失敗的。
⑶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哈貝馬斯對工匠精神提出什麼理論
哈貝馬斯對工匠精神提出的理論是：技術統治論。
哈貝馬斯的知識旨趣說、技術統回治論和溝通行答動論等學說，作為綜合的社會批判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⑷ 塗爾乾的核心著作和社會學的思想觀點是什麼
塗爾乾的核心著作：
1、早期形式主義階段：《社會分工論》（1893年）；
2、早期綜合階段：《社會學方法之規范》（1895年）、《自殺論》（1897年）；
3、過渡階段：《個人的代表性及集體的代表性》（1899年）、《道德教育》（1902-1903年）、《道德事實之測定》（1907年）；
4、新的總立場：《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
社會的思想觀點：
迪爾凱姆堅持社會唯實論和社會整體觀的目的是在個人與社會之間明確劃分一條界線，認為二者分屬兩個不同層次，受不同性質的規律支配，必須由不同學科分別對之進行研究。
在社會與個人關系問題上，迪爾凱姆堅持高於個人，社會決定個人，而不是相反，即高層次事物對低層次事物具有首要的決定性意義。
迪爾凱姆的社會觀是為他爭取社會學獨立邁出的第一步。由此出發，他為社會學規定了獨立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向：社會學研究不必也不能涉及個體層次，它只是把社會層次作為自己的研究領域。
(4)哈貝馬斯的法社會學思想擴展閱讀：
杜爾凱姆分工論的認識：
杜爾凱姆認為，傳統力量統治的社會靠「機械的團結」來維系。特別是在文明程度較低的社會中，由於分工程度較低，同一團體的成員們採取同樣的謀生手段，保持同樣的習俗，信奉同一圖騰，這種共同性使他們意識到大家同屬一個集體，而不會離心。
這種團體基本上是從「相似性」中生成的社會，即所謂「同質」的社會。該團體的首要任務是使成員們尊重團體的信仰和各種傳統，即維護共同意識，維持一致性。
在近代社會中，由於社會分工的發展，人們在意識、信仰上的差異也日益增大。但是社會沒有瓦解，人們也沒有分離，這是因為古代維系團體的共同意識逐漸被分工製取代，社會分工使每個人在消費上依賴於其他人。
分工使社會像有機體一樣，每個成員都為社會整體服務，同時又不能脫離整體。分工就像社會的紐帶，故謂之「有機團結」。
迪爾凱姆認為，民族越進化，其成員間的差異越大。這種趨勢甚至反映在體質上。從大腦容量上看，同一種動物的腦量相互差別小，而人與人的腦量差別大。
就人類而言，土人與土人相比，其腦量較之文明人更為接近。文明人在其他方面（如服裝、思想）的內部差異也很顯著。因此，近代社會是差異的社會，又是有機團結的社會。
⑸ 評述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社會學思想方法論。
超越主客觀二元對立--布迪厄社會學方法論及其「慣習」概念
摘要：本文對布迪厄旨在超越主客觀二元對立的理論性探索作了較為詳盡的考察。布迪厄指出，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對立是社會科學領域內最根本、最具破壞作用的一對范疇。為了克服這一對立並實現其統一，他從認識論的層面對此進行批判性考察的基礎之上，提出一個可以同時彌補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不足的重要概念——慣習。他的社會學認識論，以及奠定其方法論基礎並以獨特方式融合了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優點的「慣習」概念，為我們打破社會學領域內所存在的各種對立，建立一種全新的社會學範式提供了嶄新的思路。
關鍵詞：社會學理論、布迪厄、慣習、認識論
作者：日本名古屋大學社會學博士、復旦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後、同濟大學哲學與社會學系副教授
超越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對立是當代思想、當代社會理論以及當代社會學的一個核心命題。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社會學為超越存在於其自身領域內各種二元對立（個人與社會、主體與結構以及微觀與宏觀等）所做的種種有益嘗試等，都可以視為對這一問題所作出的理論反思。總之，超越主客觀二元對立並實現其統一成為當代思想界、當代社會科學界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性課題。
社會學對主客觀二元論的反思主要由歐洲大陸的社會學家們，如A.吉登斯（Giddens）、J.哈貝馬斯和P.布迪厄(Bourdieu)等所展開的。吉登斯指出，現代主義思想以及現代社會科學對人類社會的認識與理解主要建立在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對立之上。主觀主義將「人」這一行為主體視為社會分析的核心命題，而另一方面，客觀主義則由於將「社會」放在了首要的位置，所以社會制度就成為其分析社會的中心主題。但是，由於主客觀雙方都處於一種相對獨立的狀態，因此我們很難用它們來理解社會與個體行為之間的關系。為了克服這一對立，吉登斯提出了以結構與主體的相互關系為認識對象的著名的「結構化理論」。
另一方面，布迪厄則將主客觀二元對立視為社會科學領域內最根本、最具破壞作用的一對范疇。他指出，社會科學領域內所存在的任何對立都是圍繞著主客觀二元對立而展開的。而且這一對立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科學的方法。因此，如何克服主客觀二元對立並實現它們的統一就成為布迪厄社會學一個重要的戰略性課題。「慣習」(habitus)是布迪厄為超越這一對立而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布迪厄認為，「慣習」是主體實踐性地認識社會的一種認知結構，而實踐（社會行動或稱慣習行動）則由結構和慣習這兩大部分組成。也就是說，社會行動並非直接取決於結構，結構通常都是通過慣習「這一被身體化的分類圖式」間接地支配著社會行動的，而且慣習這一「主體的契機」反過來又對結構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對結構的再生產做出貢獻。顯然，「慣習」成了一個可以同時把握主體與結構的重要概念。
吉登斯，尤其是布迪厄的旨在超越主客觀二元對立的理論性探索，為社會學開辟了新的境界。對於以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為主要考察對象的社會學來說，如何克服主觀主義，使從「個人」立場出發的社會學研究也能將「社會」列入其考察范圍，反之，如何擺脫客觀主義的束縛，使從「社會」出發的社會學研究也能夠將社會與個人的關系作為其研究對象，始終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而這兩位社會學家，特別是布迪厄從關系主義立場出發的社會學思考，則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並最終實現社會學範式的轉換，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⑹ 哈貝馬斯的社會學基本理論觀點
哈貝馬斯認為西方理性化進程主要表現為技術理性的發展和在各個生內活領域的全面容滲透，然而技術理性本身無法解決生活世界的價值觀問題，因此哈貝馬斯提出了溝通理性的概念，試圖通過溝通行為的理性化進程解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面臨的諸多危機。其理論因而被稱為「溝通行動理論」。
⑺ 誰能幫我介紹一下從中古時期至18世紀期間的法社會學思想
古代社會
（一）古希臘時期
關於人、國家和法的聯系的的思想，最早可以見諸前蘇格拉底時期的一批哲學家的理論中。哲學家赫拉克利特主張人們應當遵守法律、守護法律，用法律武裝與鞏固自己的城邦。為此他曾經表示「人民應當為法律而戰斗，就像為自己的城垣而戰斗一樣」， 表達了法在社會結構中的重要地位。德謨克利特認為法律為控制國家的主要條件，他認為頒布法律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對付某些威脅社會和諧的人。
智者學派提出社會秩序蓋由人為而非神創，「國家……是個人意志直接表示，是人們互相締結的契約的產物……國家和法是人們用來保障自己權利的人為的設施」。 智者的這一觀點可說是思想史上最早提出的社會契約論。 智者學派的普羅塔哥拉則從以人為中心的立場出發，把政治、國家和法律的產生歸結為人的自保的要求和技術、功能的目的。
在方法論上，柏拉圖開創了整體主義社會分析模式的先河，他把政治社會看作是一個由分工而組成的功能互補的系統。他認為城邦起源於分工，分工又是基於人們相互需要及內在能力的差異，人們只能做適合自己天性的工作而不相互僭越才是正義的，而「立法是為了造成全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幸福」 柏拉圖提出立法應遵循整體美德原則，也就是正義。正義的基本原則是每個人在國家中執行最 職務， 也就是使人按本性特點從事職務，從而達到在國家裡各做各的事而不受干擾，便有了正義，從而也就使國家成為正義的國家了。
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在國家的起源問題上都認為國家基於人的本性而產生，但亞里斯多德又被稱為網路全書式的思想家，所以在論及法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亞里斯多德所探索的領域較前人更為豐富。首先，他把正義分為「平均的正義」和「分配的正義」，「平均的正義」指的是所有權思想，「分配的正義」指的是賞罰思想，而他的法律觀就是基於這種正義論的基礎上，這樣他就為民刑法的劃分和以後的公私法劃分奠定了理論基礎。 其次，亞里斯多德推崇建立共和政體。他認為只有在這種政體中，由占人口多數的中產階級執政，統治權才不會由個人所把持，而只能寄望於法律的統治。在這里，亞里斯多德表述了他的法治優於人治的觀點，為法治學說做了開創性的貢獻。再有，亞里斯多德也論說了一系列影響法律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他認為法律必然是根據政體所制定的，只有符合於正宗政體所制定的法律才是正義的。 他還論述了了地理和人口因素的重要性，他認為法律就是某種秩序，而如果疆域過大，人口過多，就難以制定秩序。 這種把地理因素可以影響政治生活的觀點，對後來的孟德斯鳩有很大的影響。
伊壁鳩魯也提出了他的法與社會的關系的觀點，其主要是建立在他的契約論和個人主義基礎的政治哲學之上。區別於智者學派的契約論的設想，伊壁鳩魯第一次從理論體繫上系統闡述了社會契約思想，打開了此後西方政治思想中契約論的源頭，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國家與法乃是作為有利於人際交往的的一種契約而產生， 社會上自私個人為防止彼此的損害而妥協的產物。 他還把法的公正與人的利益權衡聯系起來。也就是說，法的公正與否只以人們相互交往的利益為轉移，一旦法的制定和實施被證明是不利於人們交往的利益，那它就不再是公正的了。
（二）古羅馬時期
盡管羅馬法學家普遍秉承的是自然法學說，但他們中許多人以此為前提推導出了人與人之間的自然平等觀。在古羅馬的政治思想家中，西賽羅的主要貢獻之一是確立了「真正的法律是和自然一致的正確的理性」的思想。以此自然法思想為出發點，他認為，不論人的社會地位是如何的不同，卻都是與上帝共享理性的公民，所有人都服從同一個普遍的、人神具有的法，因而在自然法之下，人類必然一律平等，這就突破了亞里斯多德認為只有在同等人之間才才存在平等的觀點。烏爾比安也認為，奴隸制度違反自然，提出在理性上解放奴隸的主張。羅馬法學家還認為，政治權力根源於人民，法律之所以有效力也是由於人民參政的結果；現實的羅馬帝國皇帝集大權於一身是由於人民已經將權力讓渡給皇帝。
（三）中世紀時期
中世紀的法律思想是一種基督教神權政治的法律思想，同時神法與人法的劃分又說明了它是一種自然法思想。奧古斯丁從原罪論的人性論出發，把人類行動盲目性與自然慾望的力量聯系起來，認為法律（人法）是為了對付人性墮落的情況而依據神意懲治和救濟罪犯的手段。 人法的產生是人類原罪的產物。奧古斯丁還指出，人法是維護和平和秩序的一種手段，它通過對犯罪的懲罰來維護和平和秩序。 阿奎那則把從公共利益為目的視為人法和法與否的根據 ，盡管這只是阿奎那為其等級秩序的法律觀辯護的論據。
文藝復興時期通常是指歐洲封建社會存在的最後三個多世紀。這時期從封建社會內部產生了最終摧毀聖•托馬斯•阿奎那世界的資本主義。在反對神學的旗幟下，一些思想家對現實社會生活和社會問題發表了真知灼見。以寫作《君主論》而著名的馬基雅維利，以人的眼光來看待社會現實，注重人的心理活動。他認為現世的人都只是自私的動物，他們只注重符合符合自身的功利，人性都側重於惡，所以在世人面前談道德尊嚴絲毫沒有意義。以此為據，他推導出法治對國家生存的重要性，他認為完善的法律是公民愛國美德的源泉，「政府保持穩定的首要條件也在於法治」；君主在日常政務中也必須以法為處事依據，「君主如不受法律的約束，那會比同樣情況下的人民更不文雅，反復無常和輕率」。
以莫爾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與同一時期的人文主義者一樣，也反對中世紀的禁慾觀念和神權主義。莫爾認為，理想國家的法因為簡單才顯得公正，「一切法律的頒布，僅僅是為了使每個人記住自己的職責」， 只有簡明，才能為每個人掌握，而只有人人精通法律的情況下，才不會有人可以利用法律欺壓其他人的現象發生。
⑻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哈貝馬斯對工匠精神提出什麼理論
哈貝馬斯對工匠精神提出的理論是：技術統治論。
哈貝馬斯的知識旨趣專說、技術統治論和屬溝通行動論等學說，作為綜合的社會批判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⑼ 哈貝馬斯的代表作
主要代表作：《來公共領源域的結構轉型》、《認識與興趣》、《技術和科學作為意識形態》、《理論與實踐》、《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論社會科學的邏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交往行為理論》、《現代性的哲學話語》、《後形而上學思想》、《包容他者》、《事實與價值》以及《真理與論證》等.
⑽ 馬克思.韋伯的社會學思想主要有那些內容那些
韋伯社會理論的核心術語不是「社會結構」，而是「社會行動」。韋伯反對當時流行的兩種研究方法：一是實證主義方法，重社會事實，主張把社會學當成自然科學範式；二是歷史學派，是主張反實證主義的人文科學方法（情感主義的方法，實際上，當時德國狂飆運動、浪漫主義、神秘主義以及隨後開始流行的生命哲學即屬此列）。韋伯主張的是解釋學的社會研究方法。他給社會學下的定義是：「旨在對社會行動做出的解釋性理解以獲得對這一行動的原因、進程和結果的解釋的科學」（《社會學思想名家》第244頁）
解釋的（或理解的）社會研究方法：
（1）對社會行動進行解釋，呈現其目標合理性。四種社會行動類型：目標上合理的行動、價值合理的行動、情感上合理的行動、符合傳統習慣的行動。韋伯認為，西方社會越來越受目標合理性的支持，而非西方社會則受其它三種合理性的支持。
（2）謹慎的價值中立立場，把研究者有關社會的價值判斷與研究活動的價值中立立場區分開來，這也是知識社會學的立場。有人可能會提問：如果研究者個人的價值觀念左右研究結果，怎麼辦？在韋伯看來，個人的研究結果是否有效，完全取決於社會行動最後的目標合理性。
（3）直覺性解釋與因果性解釋的統一。德羅伊森與狄爾泰都重視直覺，但在韋伯看來，任何直覺性解釋如要成為科學的判斷，都必須首先變成因果性解釋。
（4）理想類型。這是韋伯解釋的社會理論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意在避開歷史學派的散漫的研究方法，對抽象與概括方法的理論承認。通常，研究者在研究對象時，都會提出一定的理想結構，但這一結構常常被批評為不符合現實。對此，韋伯指出，理想結構對於研究社會現實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韋伯區分了三種理想型：第一種是歷史的理想型，如「西方城市」、「東方社會」、「新教倫理」、「現代資本主義」。第二種是社會現實的理想型，如「官僚制」、「封建主義」。第三種是「某種具體行動的合理化設想」，如統治類型的分析。
韋伯分為三種統治類型：第一種是法理型統治；第二種是傳統型統治。第三種是個人魅力型統治。三種統治類型並不只是針對統治者而言的，而毋寧說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互動的結果，因為任何一種統治類型都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互承認的結果。這種分析法較很多方法優越，甚至於比馬克思主義傳統只提統治型分區為領袖與群眾的分析方法要優越。——三種統治類型宜放到第三部分制度部分講。
關於韋伯理想型的討論。哲學研究領域在某種程度上就存在理論與實踐的二分問題，蘇格拉底柏拉圖的「美德就是知識」，《理想國》理念，觀念主義與理想主義。亞里士多德理論學科與實踐學科的二分。啟蒙哲學試圖希望解決理論與實踐的同一。康德的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的二分，致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起，黑格爾的統一辯證法。黑格爾與馬克思開始將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向社會實踐領域貫徹，社會主義實踐過程。迪爾凱姆的社會分工與社會轉型。到韋伯為社會科學這種理想主義立法。（1）涉及到了學術史上的一個根本的理論問題，即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對此，黑格爾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現代思想中給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回答，實證主義與歷史學派實際上也是兩種路徑，韋伯則給理想類型予以確認。（2）對社會學研究中理論的介入提供了一種說法。如社會轉型理論，再如對西方社會與非西方社會的分析，問題也在於容易類型化。（3）韋伯強調所有的社會學概念都帶有理想型的特徵，這容易導致這些概念游離於社會事實層面，從而失去社會理論對社會變遷的引導意義，從而使人們對這種研究的效果產生懷疑。（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哲學基礎：反對唯物主義（馬克思與實證主義）也反對唯心主義（黑格爾及歷史學派），希望對社會系統提供一種較復雜的解釋，並特別從文化層面對社會政治經濟結構進行解釋，正如前面提到過的，他希望對西方資本主義提供一種宗教文化層面的解釋——當然不只是唯一的解釋，除此之外，他還從技術理性、法律制度以及官僚化、企業精神等方面解釋了西方資本主義。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集中解釋了何以清教即加爾文（以及更廣泛的基督教傳統的可能性問題），並且只有清教傳統才積極地促進了歐美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及其變革。
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是追求和實現經濟利益。如果資本主義僅僅只是個人對利益的追求，那麼很多文化傳統都可以形成資本主義精神，然而為什麼偏偏是西方產生了資本主義？在這里，關鍵的問題似乎在於個人追求利益的目的何在？如果追求的是個人利益，那便是無神論的，是物質主義的，而這不是西方文化傳統所鼓勵的，韋伯傾向於認為很多非西方文化的無神論傳統是這種類型（但儒教與道教其實不是）；如果追求個人利益會成為對自身存在的否定，那就需要一種來自於宗教的原罪意識給予說明，因此韋伯認為舊教的原罪觀念其社會後果是限制個人的利益追求，因而閑暇成為提倡的東西。
但是，在韋伯看來，加爾文教及新教改革形成了一種新的觀念，即以上帝的名義並且為了上帝而努力勞動賺錢，追求利益是正當的。韋伯認為這種新教倫理正是直接支持了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由此肯定了加爾文的宗教改革運動，認為這一運動正是資本主義精神興起的文化起點。舊教：原罪、限制個人的物慾、閑暇，封建等級制
新教：祛原罪化、利益正當的神性原因、勞動、「工作倫理」、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的新教倫理理論實際上還帶有一種方法論的意味，此後他即以此為據展開了一系列宗教社會學研究，對世界上的諸多宗教，如印度教、猶太正教以及中國宗教進行專門分析，以此強化和鞏固其新教倫理理論。
韋伯是在與新教對比的意義上討論中國宗教的，事實上涉及到貨幣制度、城市、行會、家產專制國家、氏族等各個社會政治領域，因此不僅只是一部宗教社會學著作。
關於古代中國的城市，韋伯認為，在人群以及政治功能上，中國古代城市與歐洲城市是一樣的，中國的城市成為了要塞或是領導者的居住地，並且也成為貿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但中國城市缺乏政治自治權，缺乏市民性尤其是沒有特權，依然是基於血緣關於並且是祖先崇拜關系的轉化形式，同行公會依然是以向政治權力的爭寵為中心，缺乏市民意識，由此商賈階層無法得到發展。按照韋伯的分析，腐敗是中國政治結構無法克服的痼疾。對中國國教與民間信仰（相對空間被縮減）的關系，韋伯的判斷是與歐洲中世紀可對比。
韋伯詮釋儒家的學說：對神的敬仰政治化（政府化），祖先的敬仰是全體人的共同事情。在這個前提下，民間的信仰（包括巫術、迷信、氣功等神秘主義）可被容忍，如果民間信仰動搖主體，當然會被鎮壓。這種狀況除非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引入。
此外，土地禁止進入市場買賣、社會關系的親戚化（裙帶化）都阻止了理性化進程。在韋伯看來，儒教和新教代表了兩種廣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兩者都試著依據某種終極的宗教信仰設計人類生活。兩者都鼓勵節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與財富的累積相並存。然而，儒教致力於文化上的中乾地位以及政教合一傳統，但新教則通過超驗的上帝設定了一種資本主義精神。儒家與道教是導致資本主義遲遲不能進入中國的原因。在韋伯看來，中國宗教因過於世俗化，因而缺乏新教倫理的超越維度，因而盡管在物質以及制度（他講的制度，涉及到對中國市場經濟傳統的肯定，而不是政治制度，韋伯的分析與馬克思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在制度層面一定是融為一體的）層面有資本主義的條件，但卻缺乏精神層面，他又講，印度教有超越的層面，但卻太缺乏世俗化的層面，因而也難以形成資本主義精神。如此等等。
聯繫到梁漱溟的講法：西方文化、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的不同超越方式。
韋伯的理論對於分析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進程或各民族國家推行資本主義的可能性頗有意義。甚至於一度成為現代化理論的定律。但是，上一世紀東亞的崛起卻從相反的方面推翻了韋伯的理論（韋伯關於其它宗教傳統尤其是中國宗教的研究甚至於由此被稱之為「偉大的外行」），在他們的實踐模式中，突顯出一條儒家資本主義的路線，諸如列維森的《儒家傳統及其近代中國》，也對韋伯理論提出了種種挑戰與質疑。（四）官僚制度研究
韋伯有關階級、地位與權力的論述：
與馬克思一樣，韋伯也重視階級，一種不同於階層但易於描述社會沖突的社會結構。但不同的是，馬克思更多的是從生產方面區分階級（勞動者——被壓迫者，不勞而獲者——統治者），但韋伯認為，應當從消費以及生活方式層面來看待階級，於是提出了「地位群體」的概念。這是一個很有貢獻的分析方法，馬克思的階級分析大體可以說明資本原始積累以及第三等級向資產階級過渡的狀況，但不能說明此後的階級狀況。合著中國現實，人們也發現暴發戶邏輯畢竟不是長效的邏輯，革命者也不一定就等於是建設者，如此等等。關於權力，馬克思是立足於經濟關系的，而韋伯則強調，一、除了經濟權力外，還有非經濟的權力，如文化方面的、宗教方面的、制度方面的，二、馬克思往往把社會權力還原為經濟政治關系，好像只有如此才能賦予社會權力以合法性，但在韋伯看來，社會權力自身賦予合法性，並且當其表現為榮譽與地位時，它本身就實現為價值。這一點揭示至關重要，如面子，按照馬克思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種個人虛假的意識形態，「溫情默默的面紗」之類描寫，然而，韋伯的觀點則認為，社會權力關涉的面子基本上就是尊嚴。
接下來看其官僚制研究。韋伯區分了三種統治類型：一種是傳統型，建立在習慣與古老傳統之上，諸如族長制、世襲制與封建制都是這種類型，中國自秦朝以來的的家產官僚制也是這各類型。二是個人魅力型，統治建立在某個英雄人物、某種具有天賦的人物的個人魅力之上，先知、聖徒以及革命領袖即是如此（不過個人覺得傳統型中依然有個人魅力型的成份，如陳勝、吳廣之託天意起事、劉備所謂漢正室、宋江的魅力之類，可見這種劃分依然是理想型），個人魅力型的實質是克利瑪斯（Charisma）人格。
（魅力型權威模式是指以領袖個人的品質和魅力來吸引大眾並施加影響的權威形式。這種權威模式，按照韋伯的看法，程度不同的存在於人類社會的每一個歷史時期。而其突出作用則表現於社會危機時期。在這個時期，社會動盪不安，人們對原有價值產生懷疑，合法性的信仰喪失，這就為魅力型領袖人物提供了施展其個人才能和影響力的機會。魅力型權威的合法性支持來源於人們對領袖人物個人魅力的崇拜，這種政治合法性的輸入可以通過領袖人物過渡而被轉移到新建立的政治體制上來，成為新的政治體制的合法性依據。這種政治體制的運行往往依賴於大眾情感的輸入和領袖人物精神感召力的輸出，具有明顯的非理性特徵。歷史地看，魅力型權威終究是一種過渡性的統治模式，因此為了長治久安，政治系統就必須藉助魅力型權威所獲得的合法性支持，將現有統治方式制度化，使其成為社會成員的合法性信仰。因此，魅力型權威模式遲早要發生轉換，轉換的方向，一般取決於魅力型領袖人物的個人意志、社會文化和歷史傳統、國際政治環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具體的社會環境中，這些因素對當前社會統治方式的影響程度各不相同，這就決定了不同社會在後權威時代統治方式的不同特點。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曾出現過的魅力型權威人物如克倫威爾、華盛頓、拿破崙等等，無不是通過個人的巨大影響力使新的權威模式合法化，並進一步使其成為社會成員的合法性信仰。）
三是法理型統治。依靠法律和契約行事，統治是非人的和集團性的，程序合理性。
官僚制或科層制（Bureaucracy）源於法理型。
其構成要素：（1）大量並且高效的行政事務，行政手段的集中；（2）程序及程序正義，公事公辦，組織的技術優越性；（3）貨幣經濟及其財政支持；（4）社會差異的齊平化；（5）人們在官僚制下行使自己的許可權，不得越權；（6）頂端人物的任命制，科層人員的素養及其培養。上述五方面的要素構成官僚制的合理化。
官僚制，符合現代性社會的組織化與合理化。
「合理化」：
關於官僚制的產生，韋伯不同意馬克思從異化看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區分，韋伯認為這種區分並不只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現象，而是任何合理化的社會生產體系都可能出現的，而且區分並不只是發生在生產者身上，而且也發生在管理者、組織者以及政治家身上，這就確定了，為什麼會有一個與財產者脫離的現代管理者階層的獨立——這是韋伯對現代管理學的獨特貢獻。
關於官僚制的結果，韋伯實際上並不認為合理化是好的，它是現實的，是現代性不可避免的命運，但卻不一定是好的：一、它導致無法處理個別情況；二、制度的物化與空心化，科層制是「鐵籠子」，抹煞個性與創造性；三、尤其是對精神信仰問題無能為力；科層制導致資本主義的萬劫不復的結局。韋伯研究專家施盧赫特曾對韋伯有如下評價：「韋伯的論點讓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現實狀況的診斷，而在他的診斷中，韋伯對兩種看法保持著相當的距離：一種是認為我們終會找到最後真理的信仰，另一種是認為我們可以創造人類幸福的信仰。 今天，似乎逃避現世與適應現世的心態仍在解除了巫昧的世界中循環不已，韋伯的這番診斷因此重新顯出其重要性。他的診斷指出了我們在現代社會中所以不痛快的理由，卻也讓我們明白為什麼我們對於這種不適意、不痛快卻甘之如飴，而不輕言放棄。」(《理性化與官僚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
而蘇國勛則從另一個角度——現代社會的形式理性和實質非理性的沖突來解讀韋伯的意義。他說：「在韋伯的思想中，現代社會的矛盾即從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相互關系和張力中解讀的：形式上的合理性與實質上的非理性是現代社會的本質特徵。換言之，突顯功能效率精神是現代社會的合理之處，而不合理之處在於把功能效率這一本來屬於手段的東西當作目的來追求。理性化造成現代人一方面在享受現代物質文明方面受賜良多；另一方面他們又身不由己地陷於理性化所造設的『鐵籠』，飽受喪失目的追求(價值)、喪失精神家園的痛苦。韋伯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見深刻揭示了現代人的這種尷尬處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現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徵，另一方面又強調作為現代人的命運，現代文明註定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現代性的悖論。這也許是不同國度和地區的人對他共同感興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