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與社會的相互依賴

㈠ 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是（ ）。 A． 相互依存 B． 相互制約 C． 相互促進 D． 以上都是

1.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是（D.以上都是）。
2.當今中國，最重要的社會實踐是（B.全面專建成小康社會）。
3.積極的屬人生態度是（D.以上都是 ）。
4.進取的人生應該（C.自強不息）。
5.關於理想，表述錯誤的是（A.人們對未來的主觀願望和追求 ）。
供參考

㈡ 論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

本題參考答案：
法律效果側重於法律與事實的形式邏輯的推理方法，強調法官在司法實踐中具有「法律至上」的司法理念，嚴格依法對各類案件進行審判，維護了法律的統一性、一貫性、確定性和權威性。而社會效果強調法官在司法實踐中不能照搬法律條文，機械地適用法律，而是參考法律條文，重點考量社會變化、社會需求和其他社會因素，強調法的價值特別是正義價值的實現，使判決結果符合普通民眾的心理預期和公平公正的觀念，符合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和社會整體利益，不僅使當事人息訴服判案結事了，而且得到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的普遍認同，對未來的當事人甚至整個社會有正面的積極的影響。（10分）
一、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對立

法律的普遍性與社會生活的具體性、法律的滯後性與社會生活的變動性之間的矛盾，是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對立的客觀原因。

第一， 法律的抽象性與社會生活的具體性之間的矛盾。

法律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特點，故法律不針對社會生活中各種具體的人和事，法律也不可能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出非常細致和詳盡無遺的規定，法律只針對一般的人和事。但法律來源於社會，又服務於社會，社會生活就像一個萬花筒，多姿多彩、紛繁復雜，同時社會中的人又是形形色色。法律效果強調法律的普遍性，要求法律或法官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適用一個標准，但要使判決實現真正的公正達到良好的社會效果，就必須考慮案件當事人中每一個個體的具體情況。如果司法判決時法官不考慮當時當地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經濟發展狀況以及具體案件的具體情況，不考慮當事人所在民族的風俗習慣和當地的風土人情，而是照搬法律條文，教條刻板地適用法律，那麼法官的判決必將導致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對立。（5分）

第二，法律的穩定性與社會生活的變動性之間的矛盾。

法律一旦制定就要在一定時期內發揮效力，不能頻繁地修改或廢止，同時為了法律的權威性，法律也應該保持相對穩定性。而社會生活總是不斷地發展變化，社會總是不斷地出現新情況、新問題、新的矛盾和新的糾紛。法律總是滯後於社會生活而無法適應社會生活的變化。如果法官在司法過程中不考慮社會生活的變化而固守過時的僵死的法條，或者說無視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刻板僵化地適用法律，那麼判決也必將導致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對立。（5分）

二、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不僅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二者互相作用，相輔相成。

第一， 法律效果是社會效果的基礎。

法官的判決不得違背法律的明文規定而片面追求社會效果。無視法律的判決是非法的判決，非法的判決即無所謂社會效果。審判或判決的過程是一個受法律嚴格羈束的過程，法治是規則治理的事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類似案件類似處理是法治社會的重要特質。法律是判決的基本准繩和唯一依據，如果法官不依法裁決而是隨心所欲，就會助長司法專橫，就會使人類社會回到專制的統治時代。正是由於法律的可預測性、規范性、統一性、確定性、權威性和一貫性才使人類社會擺脫了變動無常、偶然性的（公權力）沒有法律約束的專制的統治。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必須 「依法裁決」，任何以實現「社會效果」為幌子而不顧法律效果的違法判決，都不利於成就我國法治的偉業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且最終都不可能真正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5分）

第二，社會效果是法律效果的目標。

正如實質正義是形式正義的目標，社會效果是法律效果的目標，法律效果最終要接受社會效果的檢驗。法律來源於社會，又服務於社會，法律運行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實現社會正義，即實現良好的社會效果。因此，法官在審理案件時，當依據法律條文所作的形式邏輯推理的結果無法實現社會正義，即產生負面的社會效果時，法官就不能將形式邏輯推導出來的結果宣稱為審判的結論。法官應該更多地關心判決能否實現定紛止爭、息訴服判的效果；判決結果能否得到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的普遍認同，以及判決結果是否符合普通民眾的心理預期、公平公正的觀念、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和社會整體利益，以及能否對未來的當事人甚至整個社會有正面的積極的影響，或者說能否對社會心理起到良好的指引作用達到揚善抑惡的社會效果。只不過以上這些目標（社會效果的核心要素）需要藉助法律程序和話語來實現，也就是說必須在法律框架內實現社會效果的最優化。（5分）

第三，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統一於司法實踐。

正義是法律的終極價值追求，同時正義又是社會的評價標准，或者說是社會效果的核心要素。正義是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共同的目標和核心要素。在司法實踐中，圍繞著正義的目標，即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統一，法官的判決要注重規則與價值相統一，邏輯與經驗相融合。

法官判案或判決離不開法律，當然也離不開三段論的邏輯的推演和論證。但是過分依賴邏輯推演或形式法治，則易於導致機械適用法律使判決不適應現實的社會生活。而法官的社會經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法律規范的理性邏輯與人民群眾的感性生活之間的鴻溝。一個優秀法官既要守住依法裁決或形式法治的底線，又要回應社會對判決實質正義的渴求，即對社會效果給予必要的關注，從而獲得一個法律邏輯上自洽而又符合人民群眾心理預期的正義的判決。例如法官可以通過運用法律解釋的方法，或是藉助法律原則作出合理的判決，即運用相關司法技術從規則的社會環境中去尋找規則可能的意蘊，以彌補規則本身內蘊的正義價值與社會需求之間的差距，從而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5分）

總之，法律效果是社會效果的基礎，社會效果是法律效果的目標。判決的正當性在形式或直觀的層面上來自於法律效果，在內容或實質層面上則由社會效果來決定，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統一於司法實踐。只有當法官的判決既實現了法律效果又實現了社會效果時，才真正能夠樹立法律的權威，實現司法正義，提高司法機關的公信力。（5分）

㈢ 道德與法治的關系,二者應如何相互促進

道德與法律相互滲透、相互依賴。道德與法律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都是調整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都可以成為指引、評價人們行為的尺度，具有一定的制約作用。法律側重對人們的外部行為進行調整，道德則更多的規范人們的內心世界，二者從不同角度作為人們社會行為的調節者，維持社會的公秩良序，使之和諧、文明、健康地發展。

道德與法律相互補充、相互作用。法律是人們共同生活下所必需的社會秩序保障系統，是調整當今社會經濟、文化、道德、思想等各種社會關系的巨大整合器，具有強制性和權威性。但是法律功能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完全覆蓋所有生活空間，一般說，違反法律的行為也違反了社會道德，但違反道德的行為卻不一定違反法律，法律作為一種成文的規范，有相對穩定性，不可能頻繁變動，因此法律對於社會具有滯後性，單純依靠法律是不充分的，道德在此時的作用就顯而易見。

(3)法與社會的相互依賴擴展閱讀：

道德對於人們的約束機制，是它能夠在不良行為發生前阻止其發生，具有前傾性，則重治本；而法律則適應實際造成嚴重後果的不良行為，後發制人，側重治標，二者緊密聯系，相和益彰。法律離不開道德的支持、配合，道德也需要法制的保障和輔導，既要發揮教育的感化育人作用，又要同法制的強制功能有機的結合起來，只有一手抓道德，一手抓法制，才能取長補短，互相促進，保證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健康快速有效地發展。

㈣ 什麼是」既有主有次又相互依賴和相互制約的發展規律「

1．教來育與社會發展相互制自約的規律（1）教育與生產力相互制約①生產力對教育的制約作用（生產力對教育目的、內容,教育發展的規模、速度,學校結構以及教學方法、手段、組織形式的制約）；②教育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教育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必要手段；教育是科學知識技術再生產的手段；教育是生產新的科學知識技術的手段）.（2）教育與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相互制約①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對教育的制約作用（政治經濟制度對教育性質、目的、領導權、受教育權等方面的制約）；②教育對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反作用（教育培養出具有一定階級意識的人,維護和鞏固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教育通過影響社會輿論、道德風尚為政治經濟制度服務；教育對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不起決定作用）.

㈤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法的性質與功能決定於社會，法與社會相互依賴，互為前提和基礎。

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認為，法是社會物質存在的反映，由社會物質存在決定，社會物質存在是法產生的基礎。故錯誤

㈥ 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依賴，相互依靠，相互依存，金錢不是自己的，而是用來給別人花的

您說的很好，確實有很多人只是因為錢交朋友，把友誼建立在金錢上面。但是也並不這么版絕對。不能因噎廢食權，該交朋友也是要正常交朋友的。人是群居動物，一定要有朋友，說不定什麼時候就他們會幫自己呢。還是盡量多幾個朋友為好

㈦ 法律與社會變遷的相互作用

法律具抄有一定超前性或襲者滯後性，也有適時性
所有有促進也有阻礙
阻礙的就要改變的適時
大概就這樣你自己在拓展一下就OK了

㈧ 與 是法治社會所追求的重要價值，兩者是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統一體。

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是公民支持設立的保護全體公民的機構。公民與國家的關系的具體表現載體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從基本權利的雙重性質這個參照系來看，公民權利和國家義務這個對向關系即：公民基本權利的消極防禦權能就表現為國家對公民的不侵害義務；公民基本權利的積極受益權能則對應著國家對公民的保護義務。我國公民的權利保障狀況難以讓人樂觀，改善這種狀況任重而道遠，應採取有力舉措加以改進。

關鍵詞：國家 公民 義務 權利

一、概 述

要想了解國家對公民的義務，就必須先了解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從憲政原理上來說，國家政府與公民的關系基本可以概括為：公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是公民支持設立的保護全體公民的機構。每一位公民都是國家政府要保護的對象，國家政府必須為實施完善的保護而合理地行為。我國公民與國家的關系具體表現載體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我國憲法對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的規定直接體現了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體現了公民與國家之間和諧統一的關系。從公民角度來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具體表現為國家權力機關由公民選舉產生、公民對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監督權、公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國家應當保證人民的主人地位，保護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不受任何非法侵犯，否則就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什麼是義務？一般來說，義務是指某人對他人必須作出一定的行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為。義務問題不能單獨討論，必須建立在與權利相關聯的意義上。在我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具有一致性，每個公民既是享受權利的主體，又是履行義務的主體。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是和國家制度相連的，它直接體現著公民在國家中的地位，公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反映在法律關繫上就是憲法所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和國家的權力與義務。一方面，國家有責任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並積極創造條件以促進其實現，這在法律關繫上表現為對國家的約束力，國家依法保護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另一方面，公民應正確對待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正確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國家有權力要求公民履行其法定義務，對於不履行義務者有權強迫其履行，這在法律關繫上表現為對公民的約束力。

國家對公民的義務與責任是什麼這個問題似乎很容易回答，但在實踐中卻不然。君不見被野蠻拆遷而孤立無援的市民、城市流浪的乞丐、下崗無業的市民、貧困無助的失學兒童、被醫葯費用擋在醫院之外的患者、被欺壓的農民工……這些不勝枚舉的現象，說明在社會實踐中國家對公民的義務與責任並不盡如人意，用當代西方著名政治理論家查爾斯.泰勒的話來說就是公民與國家之間還存在著較大的「距離」。「距離」所象徵的意義，很顯然意味著國家已經與普通公民脫節。[①]那麼，我們要怎樣才能跨越公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呢？事實上，從公民的角度來說，公民在社會中生活不僅享有憲法規定的各項基本權利，還要對他人、對社會、對國家履行相應的義務。因此，我們不僅要增強權利觀念，依法行使權利、維護權利，而且要增強義務觀念，依法履行義務。我們每個公民都要以主人翁的責任感，自覺履行應盡的義務。而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可以分別從法學原理和規范分析兩個層面來分析。從法學原理層面來看，國家應該保護公民的權利和自由，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國家理所當然更應該保護每個人的合法權利。具體來說，國家應通過制定法律、法規以保護公民的權利和自由；通過切實有效的行政舉措來促進和保護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通過制裁和懲罰侵害公民權利和自由的行為來保護公民的權利。從規范分析層面來看，我國憲法幾乎在公民每一項基本權利之後都規定了國家義務。設若公民欲實現某一項基本權利，就必須有相應的義務方履行義務,這一義務方就是國家。我國憲法的這一立法方式是沿用前蘇聯憲法立法技術的結果。在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章節中，第36條宗教信仰自由、第37條人身自由、第38條人格尊嚴權、第39條住宅權、第40條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權、第41條批評建議權、第42條勞動權、第43條勞動者的休息權、第44條社會保障權、第45條獲得幫助權、第46條受教育權、第47條科學研究自由、第48條婦女權利、第49條婚姻、家庭、母親、兒童權中，多次使用了「國家保護、國家培養、國家幫助、國家發展、國家創造條件」等語詞，由此相當明晰地規定了國家對公民的義務。即便是在規范性不是那麼強的憲法總綱中，亦有較多對特定基本權利的國家保護義務的規范：總綱中有多處條款涉及公民的財產權，這些條款有的直接規定保護公民的私人財產權，如第13條；有的則通過保護個體經濟、私營企業而間接保護私人財產權，如第11條。對比發現，這些條款的共同之處是其後均輔以國家的保護義務。[②]這些規范意味著憲法以根本法的形式課以國家對公民權利的保護義務，符合權利義務關系的一般原理。

二、國家對公民的不侵害義務——公民基本權利的消極防禦權能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公民的基本權利最初是出於防範國家的不法侵害為目的，這也是基本權利的核心功能和價值所在，是其防禦權功能的層面。那個時代也即是所謂的「守夜人國家」或「夜警國家」的時代，社會各種情勢相對而言比較簡單，公民自身一般即可解決所遭遇的問題，傳統的公民自由權是那個時代基本權利的典型，國家需要遵守的僅僅是不去侵犯公民個人的自由空間，除此無他。自由權既體現為國家不作為，即禁止國家做什麼，也體現為國家須制定法律規范以禁止公民之間的侵權行為，此即謂公民自由權的國家保護義務。自由權所依奉的理念是自由，屬於消極的防禦性權利，即國家不必對自由權做任何的行為。自由權在其最基本、最狹窄的意義上就是個人排除國家介入私人領域，以確保個人決定與行動的自由。這種狀態下的公民基本權利大致可以用魏瑪時代的德國憲法學巨擎施米特所給出的界定：「基本權利指那些先於國家及超越國家存在的權利，並非國家制定的法律所賦予，而是對已有的加以承認及保障。個人的自由與平等是國家獨立存在的條件，也是國家權力行使過程中的界限。基本權利從本質上來講並非一種法益，而是一種廣泛的自由，從而產生各種權利——特別是防禦權——針對國家公權力的不受限制的個人自由空間。」[③]由此也就產生了西方傳統的憲法學理論，認為憲法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是為了對抗國家權力，基本權利構成了國家權力作用的界限，國家權力的運用不能侵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也可以說，近代立憲主義學說與實踐的發展秉承「國家與社會二元論」，基本權利亦相應地遵循針對國家而享有的防禦權的邏輯建構，公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基本上是一種建立在對公權力的懷疑與不信任基礎上的對立關系，各項政治制度的設計也大都致力於最大限度地防止公權力的恣意行使，盡可能地給公民留下自主活動的空間。憲法以保證「國家不得為非」為目的，真正的基本權利是享有自由的個人的權利，是與國家相對峙的重要權利，個人基本權利的起始之處，即為國家權力終止之地，個人生活的舒適與否主要取決於自身的努力，基本與國家無涉，這便是憲法保護消極自由權利的旨趣所在。實際上，公民的基本權利首先便意味著防禦國家的不法侵害是西方傳統憲法觀念中深入骨髓的認識，故而西方的憲法理論至今依然將防禦權能看作是基本權利的最為根本的功能。

任何社會都需要權力，但需要注意的是，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保護人，也可以傷害人。國家政治權力更不例外，其可以促進社會福祗，但同樣也可以破壞公民的權利，這就要求權力必須規范運行。歷史實踐上國家權力時常以各種理由侵犯公民的權利，為此，必須對國家權力行使的界限進行界分。對公民自由權利的剝奪往往是國家權力從違反權力正當性的原則開始的，因此，對公民權利的捍衛，也必須從捍衛權力的正當性開始，任何人類理想的實現，不管是正義也好，還是平等也好，都不能超出正當這條底線，否則就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在公民與國家的兩極對立中，古往今來的思想家們對勢單力薄的公民能否對抗手握大權的政治國家均表示出了極大的擔憂。因此，限制公共權力，保障公民權利便成為憲政永恆的價值訴求。

公民是與國家相對應的主體，當一個人作為一國公民的時候，也就意味著他對國家享有相應的權利，並承擔作為公民的義務；同時國家對他具有國家的權力和義務、責任。不論是怎樣的法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都無法否認公民是國家的基礎，都無法否認二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認識到了這些，當國家對我們未盡到義務與責任之時，我們就可以大聲高呼「我是公民」，並且以主人的身份行使實在的民主權力，以表明「我是公民」。[④] 鑒於我國長久的封建思想傳統，加之至今尚未接受過近代立憲主義的洗禮，故筆者在這里建議，以後修改憲法時宜對國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實現方面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做出明確要求，尤其是要在制度上注意對國家權力給公民基本權利可能造成的侵犯加以必要的防範。這樣才能使公民基本權利真正具有對抗國家權力的功能，真正達致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

三、國家對公民的保護義務——公民基本權利的積極受益權能

隨著立憲主義歷史的發展，尤其是在國際社會經歷了兩次工業革命之後，社會形勢和環境日趨復雜，傳統自由權利在面對各種形勢時的捉襟見肘，使得公民的權利訴求日益顯現和擴張。基本權利的功能在原有的防禦功能之外，又增加了要求國家給予保護的功能。這樣，公民的基本權利便具有了被論者所稱呼的「雙重性質」——主觀權利（Subjektives Recht）與客觀秩序（Objektives Recht）。[⑤]就我國而言，2004年第四次憲法修正案第24條增設「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一條款，首次將「人權」由一個政治概念提升為法律概念，將尊重和保障人權的主體由黨和政府提升為「國家」，從而使尊重和保障人權由黨和政府的意志上升為人民和國家的意志，由黨和政府執政、行政的政治理念和價值上升為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政治理念和價值，同時也在規范意義上明確宣告了作為一項概括性條款的人權保障原則在我國的正式確立，具有巨大價值和意義。

（一）正常狀態下國家對公民的保護

20世紀在福利國家和給付行政等時代思潮的強烈沖擊下，現代國家的職能已經大幅度擴張，新興的受益權等權利種類也使得個人可以向國家要求積極提供各種服務，享受服務、得到國家提供的福利已經不再是公民從國家那裡得到的施捨或恩賜，傳統意義上的單一的控權觀念也漸漸演變為認為國家也並不是任何時候都會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的「利維坦」，故對其要做到監督與利用並重。公民的憲法上的社會權利相對於國家而言即賦予了國家以一種強制性義務，對國家權力的約束與規制實際上就是對國家義務的確認與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國家不僅不能運用公權力侵犯這些基本權利，而且必須努力創造條件以保障公民社會權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所謂基本權利之保護義務，依判例及學說之見解，系指國家負有保護其國民之法益及憲法上所承認之制度的義務，特別是指國家負有保護國民之生命和健康、自由及財產等義務。」[⑥]政治學上有句名言「國家是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為國家而存在」說的也就是這個道理。當然，說基本權利具有防禦權功能和客觀秩序功能並不意味著後者已經替代了防禦權功能，實際上，後者依然是公民基本權利的最為核心的功能。也就是說，憲法中的基本權利一方面要求國家不為侵害行為，另一方面又要求國家通過一定的作為促進基本權利的實現，不同的基本權利往往都同時具有這兩項權能，只不過各有側重而已。

在現代國家職能基本化約為立法、行政與司法三項的情況下，國家的行為實際上是指具體行使國家權力的國家機關的活動，包括國家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以及其他與公權力活動有關的機關的活動。具體來說，基本權利的國家保護義務主要表現為：立法者負有制定完善、妥當的法律規范的義務；行政權負有切實執行保護性法律的義務；司法機關以保護義務為准則，盡職盡責地裁判案件。[⑦]

立法機關的保護義務在更為具體的意義上可大致分為兩個層面：一是禁止立法機關的立法侵犯基本權利；二是要求立法者必須把尊重、保護基本權利的精神體現在法律規范的具體條文當中以充分保障基本權利的實現。其中第一種意思是在消極意義上，意味著立法機關不得隨意制定法律規范限制基本權利。當然，這並不是說立法機關在任何時候都不得限制基本權利，而是指限制須符合民主法治國家的一般原則，比如合目的性、妥當性和比例原則等。第二種意思是在積極意義上，意味著立法機關有義務制定完善的法律體系，以防止基本權利遭受非法侵害。[⑧]立法機關要做到有法可依，對於一些領域不能讓其長久存在著法律空白，否則就有立法懈怠之嫌。對於第一方面，如果由於立法者的恣意、任性，從而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對特定的少數人施加了超出整個社會平均水平的義務，則國家應當從財政中拿出部分資金用於賠償特定人所承擔的不利後果從而平衡已傾斜的利益來作為一種補救措施。當然，還可以有其他的形式。

行政機關的保護義務在國家職能有了明確分工的情況下，主要表現在妥善地執行立法機關制定出來的良法，切實達致法律規范制定的本義。在現實工作中，行政機關一般可能會具體化為各級政府機關和部門。現代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一般大致上可以根據行政行為的適應范圍分為抽象行政行為與具體行政行為。前者是指行政主體作出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政行為，一般表現為制定各種行政規則的行為；後者是指行政主體對特定事件或特定人物所作的特定處理。行政機關為滿足人民的受益權，應盡一切努力透過干預或引導的措施來扶持經濟、社會的弱者，使其得到適當的工作及有尊嚴的生存。因此，行政機關對受益權的違反主要是作為義務的未履行或未適當履行。行政機關的權力與基本權利實現的密切關系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促進人權或公民權利的實現必須以政府合法地行使權力為先決條件；另一方面，侵犯人權或公民權利往往是政府濫用權力或失職造成的結果。行政機關必須為其侵犯公民權利而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樣才能使基本權利得到真正保障，才符合人們為國家權力的行使所設定的原本目的。

就我國而言，公民與國家之間是和諧統一的關系。從公民與國家的雙方來看，都應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權利和義務相統一、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相結合的三項原則。由於基本權利具有的本源性、不可剝奪性、不可轉讓性等特點，使得國家對基本權利承擔的保障義務更加重要和突出。一般情況下，對基本權利應當以保障其充分實現為原則，對基本權利的限制以必要和合理為前提。

（二）非常狀態下國家對公民的保護

任何權利倘若僅有法律上的確認，則未必能得到切實的保障，權利遭受侵犯後不能通過訴訟的形式獲取國家司法機關的救助，那麼受侵害的權利是難以得到有效恢復的。也正因為此，英國流傳悠久的法諺「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才越發顯得有說服力。一如前述,公民權利強制性具有間接性和強制性,當公民權利遭到侵犯之時,除少數場合採取的自救行為外,一般都是通過國家機關的強制力予以保護,而司法機關的救助則為最後的救濟手段。因此，我們說國家責任作為一項現代法治原則，不僅是指在公民的合法權益遭受不法侵害的時候，能夠得到國家司法力量及時、公正、有效的援助，更為重要的是在公民權利收到不法侵害時能得到完善的救濟。公民的地位是由法律確認的，公民的權利義務也是由法律確認的。作為公民，當其權利受到他人侵犯時，有請求他人承擔責任的權利，有要求國家強制他人承擔責任的權利。作為公民，甚至當其權利受到國家侵犯時也有請求國家予以國家賠償的權利，國家賠償制度的構建和完善是法治存在和進步的重要標示，能極大地提高公民的責任意識。現代法治國家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利，賦予其在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行使職權或怠於行使職權，侵犯其合法權益造成損害時，有權通過國家賠償獲得權利保護。這樣，通過國家賠償制度恢復和彌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受損權益，一方面對社會成員的合法權益提供了有效的保護和救濟，調整了公私利益的關系；另一方面,達到了監督和制約職務行為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權力的過分膨脹。國家賠償實際上就是國家對社會公眾承擔侵權責任的方式和標志，體現了不允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公民凌駕於法律之上，一切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公民都必須平等地遵守憲法和法律的法治原則。該制度使公民強烈地意識到，即使是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也要為其行為承擔法律責任。[⑨]

鑒於現代國家各機關是在各自的許可權范圍內按照各自權力的屬性及程序特點運作的，而司法機關的權力職責是處理糾紛、審判案件，故司法機關的基本權利保護義務即是指法院在處理糾紛和訴訟過程中有義務尊重基本權利，並盡力使之得到公平和正義的裁判。特別是在現代社會存在著眾多侵犯基本權利的誘因的情況下，同時隨著人權保障觀念的勃興，司法機關作為「公共機關」越發被要求在司法實踐中妥善保護基本權利。這樣，基本權利遂形成了對司法機關的約束，要求其提供公正完善的權利救濟機制。現代憲法在規范上一般也對之予以體現，規定基本權利約束包括司法機關在內的所有國家機關，其中尤其以德國基本法和南非「最終憲法」為典型代表。基本權利的司法保護不僅是體現憲法至上的途徑，也是提高公民憲法意識的重要手段。我國現行憲法規定公民享有廣泛的基本權利，其中一部分基本權利已由法律規范加以具體化，使之成了公民的具體權利，公民在其具體權利被侵犯時，可以依據具體的法律提起司法救濟。但依然有相當一部分基本權利暫時未能通過法律具體化，與此同時，我國對公民基本權利保護的一個重大缺失就是缺乏對國家的否定性要求，盡管憲法和法律規定了許多公民權利，但憲法對於法律不可以規定什麼卻沒有做出明確的限制。從憲法對不同國家機關的憲法地位的規定來看，憲法對自身最高法律效力的宣告僅僅表現為一種形式上的權威，當法律、法規和其它規范性文件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時，公民雖然可以通過某些法定途徑進行一定程度的救濟，但這些救濟途徑多數是行政性的，不僅程序難以啟動，而且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的自身審查也明確地排除了權力的外部制約，違犯了「自身不能當自身事件法官」的法理。眾所周知，人類自從有法律以來，就有了相應的監督機制，憲法作為法律制度中的一種，同樣也不例外。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建立有行之有效的違憲審查機制，因此，從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出發，就要求我國也應盡快建立起符合國情的違憲審查或者憲法訴訟制度，以使這部分基本權利在受到侵犯時能得到司法救助和保障。

平心而論，我國公民的權利意識近年來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其發展速度是極其迅猛的。諸如「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一紙訴狀告到法院討個說法」等等，已成為刻在人們心中的個人權利的時代標語。這些事件的背後有很多問題值得引發我們的思考：我們國家是真的到了無法維護國民健康所需要的醫療費用的地步了嗎？我們國家真的到了無法維護國民生存所需要的日常最低物質需求的地步了嗎？我們國家真的到了無法維護國民正當權益不容侵犯的地步了嗎？以至於拆遷出流血事件，農民工向總理訴苦才能得到緩解的程度！所以在齊頌盛世的今天，細致科學地研究一下如何履行國家對公民的責任問題，依然不失其重要意義。當今中國，司法腐敗和司法不公是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據調查了解，老百姓對政府最大的不滿首當其沖的就是對司法現狀的不滿，原因在於司法被認為是社會公正的最後一道防線。為加強對司法權的規范，許多國家制定了《司法法》，以此來規范司法活動。我國也先後制定了《人民法院組織法》和《法官法》等，在一定程度上也規范了司法權。然而，如何進一步規范司法權，以保證司法的合憲性，最大程度地防止司法腐敗和不公，仍然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思索的問題。
四、小 結

目前，盡管我國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問題自現行憲法頒布以來取得了較大成效，但基本權利的保障體制不健全與公民對權利保護日益提高的要求和社會深入發展需要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著實讓人難以樂觀。近年來，更由於一批具有典型意義案例的大量涌現，使得國家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問題凸顯出來。如1999年的齊玉苓訴陳曉琪侵害受教育權案、2001年的孫志剛被收容致死案、青島三考生訴教育部案、2002年的陝西黃碟案等等。甚至我們可以誇張點說，現實生活中這類事情的發生十分頻繁與常見，前述幾起案件只是受到廣泛關注而已，還有很多基本權利受到嚴重侵害卻沒有得到有效救濟的事件未被廣為人知。毋庸諱言，此類事情的頻繁發生與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相齟齬，嚴重影響著這個宏大目標的實現。

事實上，國家並非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應該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深入整個社會每一個角落的機構，它應該能看到貧困或富足，能看到正義和犯罪，所以它必須保護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公民，因為公民是民主政治的主人，是依法治國的主體、法治的推動者和憲法實現的重要監督主體。否則，就是失職，就要有相關人員為此接受懲罰。這樣的國家其公民必定會去熱愛，甚至為其拋頭顱灑熱血也在所不惜。從我們公民自身來說，應該從現在做起，自覺履行義務，做有責任感的好公民，共同推進我國的法治進程，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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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加）查爾斯·泰勒：公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李保宗譯，載《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

[②] 此處主要參考鄭賢君：權利義務相一致原理的憲法釋義——以社會基本權為例，《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

[③] （德）卡爾·施米特：《憲法學說》，劉鋒譯，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頁。

[④] 參見卓澤淵：我是公民，《檢察日報》2000年8月17日，第7版。

[⑤] 當然，有關稱呼可能存在差異，雙重性質又被一些學者稱為雙重功能、雙重形構或雙重角色等。有關於此，請參閱 [德]Robert Alexy：《作為主觀權利與客觀規范之基本權》，程明修譯，載《憲政時代》第24卷第4期；張翔：《基本權利的雙重性質》，載《法學研究》2005年第3期。

[⑥] （德）Christian Starck：《基本權利之保護義務》，李建良譯，載中國台灣《政大法學評論》第58期。

[⑦] 更為具體詳盡的分析，請參閱拙文：基本權利的國家保護義務——以受教育權為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06年度碩士學位論文；簡縮本發表於《當代法學》2007年第4期。

[⑧] 參見鄭賢君：作為客觀價值秩序的基本權，載《法律科學》2006年第2期。

[⑨] 參見方益權：法治國家建設與公民人格現代化，《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第6期。

㈨ 哲學中什麼什麼表現為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都有哪些

哲學中相互依賴，相互影響，這樣應該太多了吧！
第一就是聯系內觀。聯系就是指事物之容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依賴的關系。
第二就是矛盾觀，矛盾雙方對立統一。矛盾雙方的統一就表現在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滲透相互轉化。
運動和靜止。
量變和質變。
前進性和曲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