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合同法存在的問題
㈠ 中國合同法經歷了怎樣的發展
1999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並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廢除了「三法」鼎立的局面。合同法統一的原因：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現代經建設的不斷發展，這三部有關合同的法律在實施中暴露出一些問題：第一，國內經濟合同，涉外經濟合同，技術合同分別適用不同的合同法律，有些共性問題不統一，某些規定較為原則，有的規定不盡一致，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發展的要求，有必要制定一部統一的合同法。第二，近年來，在市場交易中利用合同形式搞欺詐，損害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較為突出。在防範合同欺詐，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方面，需作出補充的規定。第三，調整的范圍已不能完全適應，同時近年來，也出現了融資租賃等新的合同種類，委託、行紀合同也日益增多，客觀也需要作也相應規定。縱觀新中國合同法的歷史發展，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凡是在我國承認並發展商品經濟的時期，合同立法就發達，反之，合同立法就停滯，甚至被取消。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迎來了合同法的春天，與此同時，合同法為市場經濟和微觀管理提供了基本遵循，必將更加有力地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㈡ 中國現在的合同法的狀況是怎樣
有《合同法》是肯定的，呵呵
㈢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哪些需要改善
新合同法的重要改進及其不足
「內容提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於1999年10月1日起實施。與1998年9月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相比，合同法又作出了一些重要的變動和修改，較之合同法草案更規范、更完善。同時也應該看到合同法的個別條款，不論是在行文措詞上，還是在條款內容的安排上都存在可以商榷和需要改進之處。本文通過將合同法與合同法草案的若干具體條款的比較，指出了合同法的長處及不足，並就其完善化提出了建議。「關鍵詞」合同法，合同法草案，合同形式，要約失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於1999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並於1999年10月1日起實施。該合同法是一部關系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切身利益、完善市場交易規則、確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基本法律，是一部既借鑒了國際通行做法，又符合我國國情，既有現實可行性，又有超前預見性，既考慮通俗易行，又注意遵循科學立法技術的合同法。與去年9月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相比，合同法又作出了一些重要的變動和修改，較之合同法草案更規范、更完善，許多條款更簡潔、充實、具體，充分平衡了合同各方的利益。同時也應該看到合同法的個別條款，不論是在行文措詞上，還是在條款內容的安排上都存在可以商榷和需要改進之處。本文主要通過將合同法與合同法草案的若干具體條款的比較，探究出它們的差異，指出了合同法的長處和其與合同法草案存在的不足，並就其不足提出了的具體看法和建議，以期能引起關注和進行深入研究。一、關於合同形式條款合同形式是當事人訂立合同達成協議的表現形式，是合同內容的外觀。它是關系著合同是否有效成立的一個重要問題。訂立合同的形式一般有3種，即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書面形式是指合同當事人將合同內容以文字方式表達的合同形式。口頭形式是指合同當事人合意表現為口頭約定，而非書面文字。其他形式是指除了書面形式和口頭形式之外的任何形式，其中之一就是我們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行為或者特定情形來推定合同的成立，如乘客乘上公共汽車並到達目的地時，盡管乘車人與承運人之間沒有明示協議，但我們可以依當事人的行為推定運輸合同的成立。從合同形式發展演變的歷史來看，總體而論，古代合同法在合同形式上採取絕對的「要式原則」，即合同要按照法律規定的形式和手續訂立，否則無法律上的效力，或者不能被強制執行。近代合同法則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和主張「不要式原則」，即合同無須按特定的形式和手續訂立，只要雙方當事人的意思達成一致，合同便具有法律效力。現代世界上，許多國家從便利經濟交往，簡化手續，提高經濟效益的角度出發，在合同形式上採取更為寬松的態度，基本上採用不要式原則，法律只是要求某些特定的合同需採用書面形式，而其他類型的合同可以任何方式訂立。例如法國法律把商事合同視為非要式合同，就是說這類合同的訂立不受形式的限制，當事人為確定合同的成立可使用任何證據加以證明。在英國，匯票與本票、海上保險、擔保、地產買賣、金錢借貸以及某些動產抵押等類合同須以書面訂立，否則無效或不能被法院強制執行。除此以外，對其他類別的合同並無形式上的要求。有鑒於此，作為目前國際貿易領域重要國際公約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為適應國際經濟關系發展的需要，對作為主要合同類型之一的貨物買賣合同的形式也採取寬松的態度，明確規定貨物買賣合同無須以書面訂立或書面證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條件的限制。由此可見，合同的形式正朝著更靈活、更簡便的方向發展。關於合同形式，合同法草案第十條曾規定：「不動產轉讓合同、應當採用書面形式。涉外合同、價款或者酬十萬元以上的合同，除即時清結的以外，應當採用書面形式。法律規定應當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的，依照其規定。前款規定以外的合同，當事人可以採用口頭或者其他形式訂立。「草案該條第一款首先確定了應當採用書面形式的三類合同，第二款說明除前款規定之外的合同規定可以採取口頭形式或其他形式。為了便於把握、判斷和執行在什麼情況下應採用書面合同，該條極具特色的一點，就是在第一款規定了一個限制性條件和那些法律未特別規定的一般合同不包括涉外合同，規定了一個固定的經濟上的判斷標准。該限制性條件是不能「即時清結」，這里的「即時清結」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該規定的經濟上的判斷標準是價款或者酬為十萬元以上。只要涉外合同、價款或者酬超過十萬元以上的合同不能「即時清結」者就應當採用書面形式。就其採取固定的經濟上的判斷標准而言，筆者認為顯然是受美國《統一商法典》的影響，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201條規定價款達到或超過500美元的貨物買賣合同必須採用書面形式，否則合同即不得通過訴訟或抗辯強制執行。但該條使用是否「即時清結」來對涉外合同或價款或者酬超過十萬元的合同採用書面形式加以限制，卻給其帶來了明顯的不足，這樣規定顯得過於籠統，不切實際，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它的不當之處在於僅以「即時清結」與否作為涉外合同或價款或者酬超過十萬元的合同是否需要採用書面形式的唯一標准，在於這種一刀切的法律規定，因為「即時清結」與書面合同沒有任何必然聯系。現以我們熟悉的、在商事交往中使用最為頻繁的主要合同類型-買賣合同為例來加以說明。按照草案的這條規定，不論買賣合同的標的額多大，只要即時清結，都可以不訂書面合同。這樣顯然不利於交易的安全，容易導致欺詐的出現，在有些情況下，使賣方有機可乘，特別是在買賣的標的物屬於價格昂貴，結構復雜的高技術產品的情況下，盡管這類標的物多半都超過十萬元，若是即時清結，依照本條就可以不訂書面合同，在這種情況下，買方購買時因受專業知識和檢測手段的限制，不易當時發現其存在的瑕疵或缺陷，而在購買使用一段時間後才有可能發現其瑕疵所在，這時買方由於缺乏書面合同舉證，若要向賣方索賠就十分困難，賣方時常可以缺乏書面合同、沒有具有
質量保證條款為由進行推脫，拒不認帳，導致爭議的產生。這足以說明，買賣標的額十萬元以上的買賣合同，即便即時清結，也應以書面形式訂立為好。再者，按照該條規定，凡是不能即時清結的十萬元以上的買賣合同，買賣雙方均沒有選擇口頭合同或書面合同的自由，必須採用書面形式。這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雙方當事人之間未訂有書面合同，僅有口頭協議，即便雙方當事人系長期業務中形成的交易夥伴，由於雙方信賴度強，都對此加以承認並自願認真履行，法律也不認可這種合同。當然如果這種合同發生糾紛，法律肯定是不會承認其效力的。這種規定顯然缺乏靈活性，不便於買賣交易的迅速達成。而合同法第十條對合同法草案的該條進行了重大的修改，徹底摒棄了「即時清結」這一限制性條件，對合同形式採取了更為寬松的態度，明確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採用書面形式的，應當採用書面形式。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的，應當採用書面形式。「筆者認為合同法的該條這樣規定適應了商事交易的不同情形，符合合同形式正朝更靈活、更簡便的方向發展的客觀規律，既借鑒了國外經驗，又結合了中國國情，同時也便於與國際慣例接軌，體現了下述三個有機的結合：靈活性與限制性的有機結合。該條首先在合同形式上採取開放性的態度，明確對當前商事交易中普遍存在的，被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認可的各種合同形式加以確認，指明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採用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這體現了其靈活性。同時，該條又規定，法律另有規定，當事人另有約定的，按照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的約定辦理，這又說明了其限制性。這樣對那些確實需要以書面形式訂立的合同種類，立法機關就能運用法律來加以明確規定，並要求當事人予以遵循，充分保證各類合同都能根據實際需要和各自不同的特點，以與其相適應的形式訂立，從而便利於實際履行，防止爭議的產生。尊重當事人的自願與促成交易的達成的有機結合。該條貫穿的一項原則就是凡是不違反法律，民事雙方自願訂立的合同就是有效的。這實際上就是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且條款將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與書面形式一並進行規定，實質上是注重和承認了當代社會里商事交易是以講速度而不注重形式這樣一個現實，因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交易范圍與交易方式的增加以及人們對交易時間的迅速性要求越來越強烈，不要式合同尤其是口頭合同的數量必然逐漸增加，並且會在買賣合同等類合同中顯得更加突出，法律上明確對這些形式進行規定，承認其法律效力無疑會促成交易的達成，因而它體現了尊重當事人的自願與促成交易達成的有機結合。現實可行性與超前預見性的有機結合。雖然目前在我國，人們的法律意識正處在一個不斷提高的過程之中，但應予承認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不斷健全和完善，誠實信用原則正受到愈來愈多人的重視，合同的嚴肅性亦在得到愈來愈多人的維護，基於這一情況，承認口頭合同有效在當前是存在著一定的現實可行性的，而且未來社會商品生產愈發達，交換愈頻繁，合同形式必然愈趨簡單，條款這樣規定就把現實可行性與超前預見性有機結合在一起。
二、關於要約失效條款要約與承諾是達成合同所必不可少的法定程序，它們構成合同成立的軸心。在合同法制定之前，我國的民事立法包括三部合同法以及有關合同的法律、行政法規，都沒有關於要約與承諾制度的規定，這對鼓勵交易、正確處理合同糾紛不利。因而在合同法中規定要約與承諾制度、要約與承諾的效力以及合同的成立和締約者的責任，就會使在經濟交往中需要簽訂合同的當事人有所遵循。這對於分清各當事人的責任，正確恰當地確定合同的成立與生效，充分保障當事人的權益，鼓勵交易，減少與解決糾紛，促進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為此，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都較為詳細地規定了要約與承諾制度，兩者相比較，合同法更為完善和全面，這在要約失效的條款上反映得尤為明顯。所謂要約的失效，也稱為要約的消滅或者要約的終止，指要約喪失法律效力，要約人與受要約人均不再受其約束，要約人不再承擔接受承諾的義務，受要約人亦不再享有通過承諾使合同得以成立的權利。通常要約失效的情況有：要約有效期屆滿。要約中若訂明了要約有效期的，那麼，在有效期內受要約人不作出承諾的，要約失去效力。要約中若沒有訂明有效期的，則經過合理期間受要約人未作承諾的，要約喪失效力。要約被拒絕。要約被拒絕指受要約人明確回絕或對要約人的訂約條件作了擴張、限制或變更。在前一種情況下，受要約人根本沒有交易的意思，要約自然無效。在後一種情況下，視為受要約人對原要約人做了新的要約，原要約效力自然終止。要約人撤回或撤銷要約。要約人在要約到達受要約人之前撤回要約或在要約到達受要約人之後撤銷要約，其目的在於排除要約對自己的約束力，在這種情況下，要約的效力自然終止。對於要約的失效，合同法草案在其第二十條規定：「要約於拒絕要約的通知到達要約人時失效」顯然這條對要約的失效採取了過於簡單的處理方式，僅規定了要約失效的一種情況，未能將其他幾種常見的要約失效的情況進行具體規定，這不利於全面地規范合同訂立的行為，容易導致執行過程中的爭議產生，達不到充分保護合法當事人目的。合同法第二十條則對合同法草案的該條進行了必要的完善和補充，它明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約失效：拒絕要約的通知到達要約人；要約人依法撤銷要約；承諾期限屆滿，受要約人未作出承諾；受要約人對要約的內容作了實質性變更「。上述合同法該條規定的要約失效的四種情形里，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種情形。它規定的是受要約人對要約的內容作了實質性變更致使要約失效的情況。受要約人對一項要約的內容作出實質性的變更為反要約，提出反要約就是對要約的拒絕，使要約失去效力，要約人即不受其要約的拘束。這里關鍵是要准確理解何謂對要約內容的實質性變更。為此，合同法第三十條明確規定有關合同標的、數量、質量、價款或者酬、履行期限、履行地點和方式、違約責任和解決爭議方法等的變更，是對要約內容的實質性變更。在現實生活里，還有一種可能使要約失效的情況是，在特定條件下要約人或者受要約人死亡。但要約是否因要約人或者受要約人死亡而歸於無效的問題，各國法律規定不盡一致，情況比較復雜，有鑒於此，合同法未對此加以規定。應該說合同法的第二十條既對合同法草案進行了必要的完善，基本上涵蓋了要約失效的幾種常見情況，亦還存在著不足，這就是尚未窮盡所有要約失效的情況。筆者認為似還應補上第種情形「法律上的原因」。「法律上的原因」致使要約失效的情形相當於因不可抗力而解除合同，例如，甲向乙要約出售A產品，但在要約有效期內，甲因法律嚴禁A產品出口，那麼，該要約即失去效力。三、關於預期違約條款預期違約是一種源於英美法的先進的合同制度。它指的是合同依法成立後，在規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前，已有根據預示合同的一方當事人將不會履行其合同義務。按照英美法預期違約的理論，預期違約分為明示預期違約和默示預期違約兩種。所謂明示預期違約，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後至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前，合同一方當事人無正當理由而明確肯定地向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他將不履行合同。所謂默示預期違約，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後至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前，合同一方當事人的自身
行為或客觀事實預示其將不履行合同。立法上明文對預期違約予以規定，建立預期違約制度，不僅會使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公平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預期違約誘發的違約危險，而且還可將預期違約可能造成的損失消滅在萌芽狀態或降低到最低限度。此外，建立預期違約制度還可以防止長期爭訟，特別是合同成立至履行期長達數年的長期合同，如果一方預期違約，另一方依法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解除合同，就可以使糾紛及時解決。合同法草案吸取和採納了預期違約制度，在其第九十七條明文規定：「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的，對方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沒有改變合同法草案的這一措詞，而是將它與其他違約情況主要是實際違約歸並在一起，其九十四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的；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後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的目的；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從上述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對預期違約規定的條款的措詞和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它既涉及預期違約里的明示預期違約，也涉及默示預期違約。在明示預期違約方面，它規定只要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不履行合同主要債務的，對方可以解除合同。基於明示預期違約有當事人明確的意思表示，屬於一種明顯的、確定的毀約，比較容易判斷，因而條款這樣規定明確可行，容易操作。但條款對默示預期違約的規定卻存在著明顯的不足，還有尚待完善和改進的地方。其不足具體表現為：條款規定過於簡單，缺乏完善的判斷當事人一方默示預期違約的客觀標准，不便於實際操作。因為默示預期違約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後至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前，合同一方當事人的自身行為或客觀事實預示其將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這也就是說，當事人一方是否構成默示預期違約，我們既可以從該當事人的行為來判斷，也可以根據客觀事實進行判斷，而不是僅限於從當事人的行為上判斷。這里客觀事實比較常見的主要包括當事人一方的經濟狀況、商業信用、履行能力等。而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的該條款都僅規定從當事人一方的行為這一方面去判斷默示預期違約，而沒有規定從客觀事實方面去判斷默示預期違約，顯然其判斷的客觀標準是不完善的，它容易導致對默示預期違約認定上的主觀隨意性。這里還需要注意的一個實際情況是默示預期違約在我國先前有關合同的法律和行政法規中明文加以規定的並不多見，對絕大多數合同當事人來說相當陌生。鑒於這一實際情況我們更有理由認為在規定默示預期違約的判斷標準的時候就必須慎重，應盡量將其規定得詳細、全面，避免由於法律規定的缺漏導致的實際執行中的混亂，因而，條款在這方面顯然尚待完善。救濟方法不足。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的預期違約條款都規定，只要當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債務的，對方就可以直接採取解除合同這種救濟方法。這未免賦予守約方的權利過大，嚴重影響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平衡。筆者覺得守約方應在採取解除合同這種救濟方法之前，作為一種必要步驟，首先應要求預期違約方提供履約擔保，並同時採取中止履約這種救濟方法。這是因為，在當事人一方預見到另一方不能或不會履行合同主要債務以後，他雖然已面臨著不能履約的危險，但他還不能立即確定另一方默示預期違約，更不能馬上就解除合同，因為這時當事人一方僅僅是根據另一方行為或客觀事實所作的一種推斷，這種推斷並不能代替另一方的決定，並有可能與具體實際情況發生巨大差異。在這種情況下，輕易允許當事人一方以另一方默示預期違約為由而解除合同，對交易秩序的維護是不利的。所以當出現這種情況時，還是應該要求當事人一方首先應書面通知另一方，讓另一方在合理時間內提供履約保證，並有權要求在另一方提供保證之前，採取中止履行其在合同項下的義務這一種救濟方法。若另一方在合理的期限內提供了履行保證，則證明其不構成默示預期違約，合同因而就不應該解除；若另一方不能在合理的期限內提供履約保證，這就構成默示預期違約，在此情況下，當事人一方才有權採取解除合同這種救濟方法。應該看到這種分步驟採取不同救濟方法的模式在西方許多國家的相關法律中都有規定，並已被證明是切實可行的。缺乏制約當事人一方濫用默示預期違約救濟方法的規定。為了避免合同當事人一方濫用默示預期違約救濟權，以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必須預設一項責任，給該當事人必要的制約和牽制，這就是說，法律上應明文規定合同當事人一方未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主要債務的確切證據時，中止或解除合同的，應負相應的違約責任，因此而造成另一方損失的要負責賠償。另外，合同法將合同法草案單列一條的預期違約與其他違約主要是實際違約歸並在一起用一個條款進行規定，筆者覺得不恰當，因為預期違約與它們存在重大差異。就拿預期違約與實際違約的差異來說，預期違約屬於在履行前毀約，而不像實際違約是在履行期到來之後的違約，它與實際違約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它們發生的時間不同，由此導致它們兩者呈現不同的特點，預期違約是表現為未來將不履行義務而不像實際違約那樣，表現為現實的違反義務；預期違約所侵害的只是期待的債權而不是現實的債權。因而，為了便於合同當事人准確判斷和把握預期違約，宜將預期違約作為一種特殊的違約形態，單獨用一個條款加以規定，而不應像目前這樣，與其他違約統在一起加以規定。基於上面的分析，筆者試就合同法上應對預期違約作出的規定單獨擬定條文如下：「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不履行主要債務的，對方可以解除合同。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因其行為或客觀事實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債務的，對方應中止履行合同，並立即書面通知當事人一方。若該方對履行合同提供了充分保證，對方應履行合同；若該方自書面通知發出30天內未提供履約的充分保證，對方可以解除合同。若沒有當事人一方默示預期違約的充分證據，對方中止或解除合同的，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至於客觀事實具體涵蓋哪些內容，一方當事人在對方中止履約之後提供了充分保證，對方需要繼續履行義務的履約期限如何計算，筆者覺得應通過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對此加以明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預期違約制度在我國較為准確有效地貫徹執行。「參考文獻」王利明等著：《民法新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徐炳：《買賣法》，經濟日出版社，1991。隋彭生主編：《買賣合同法》，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吳志忠：《美國商事法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㈣ 有關合同法的問題
1.合同期限屆滿，乙方供貨不符合同約定，屬於未履行合同義務，即違約，應負違約責任
2.法院應當允許
3.法院不予支持，甲方可以提出賠償損失請求
㈤ 關於中國合同法的問題
1、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協議。合同具有以下法律特徵：（一）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所實施的一種民事法律行為。（二）合同以設立、變更或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為目的。（三）合同是當事人協商一致的產物，是意思表示一致達成的協議。
2、三部法律為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
指導原則：突出意思自治在合同法中的作用。
3、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4、合同法律關系三要素為主體（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客體（物、行為、權利等）、內容（權利義務）
5、訂立合同自願原則、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
6、形式如下：口頭形式、書面形式、公證形式、鑒證形式、批准形式、登記形式、合同確認書
訂立口頭合同記得要及時固定證據。
7、合同條款主要有（一）當事人的名稱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標的；（三）數量；（四）質量；（五）價款或者報酬； （六）履行期限、地點和方式；（七）違約責任；（八）解決爭議的方法。」
必備條款：當事人、標的、價款、履行期限、地點和方式。之所以需要有必備價款是因為缺乏這些條款合同不成立。
8、要約邀請是希望他人向自己發出要約的意思表示。
要約是當事人自己發出的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所謂承諾，是指受要約人同意接受要約的全部條件以締結合同的意思表示。如合同第二十一條規定：「承諾是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
9、要式合同是指必須按照法定的形式或手續訂立的合同。不要式合同是法律上不要求按特定的形式訂立的合同。如擔保合同
10、格式合同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並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合同。
㈥ 有關合同法的問題，急！
這只是民事欺詐 沒有犯罪問題
房東和你之間法律關系正常 你沒任何理由怪內房東
b和你也沒有法容律關系
a和你簽訂了房屋轉租合同 a有兩個問題 1沒有履行合同 違約 按你們約定有權要求賠償
2 篡改合同 構成欺詐 你可以要求合同自始無效
這兩點都可以寫進起訴書 但是按法律 只能得到一個賠償
有問題到我空間 再給我說說合同內容
㈦ 合同法問題
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
關鍵詞: 合同自由原則/確立/限制/重塑
內容提要: 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精神內核和實踐綱領。雖然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合同自由原則不斷受到限制,但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我國新合同法盡管對合同自由原則未加以明文規定,但從合同法的立法指導思想和整體內容來看卻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的精神和理念,而且,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現代合同自由原則。
一、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及其在兩大法系的確立
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是和私有制社會商品經濟的出現有其內在的必然聯系的,而這一原則在兩大法系主要國家的確立則是私有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作為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已孕育了契約自由的萌芽。在優士丁尼《民法大全》有關諾成契約（Contractus Consensu） 的規定中已基本上包含了現代契約自由的思想。[1]在諾成契約中,當時並不注重契約的形式,而只注重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因為它決定著契約的成立和生效。事實上,這一觀念「孕育著一個嶄新的、極具生命力的契約法原理:契約的成立與否取決於當事人的意志,契約之債的效力來源於當事人的合意。這一原理被後世概括為契約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契約自由。」[2]盡管如此,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羅馬法並沒有真正形成完備的契約自由原則。
通說認為,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的完備形式定位於18 —19 世紀,因為此時合同自由原則開始具備了其所需要的理論基礎。[3]一方面,從理性哲學的層面來分析,合同自由首先建立在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所推崇的人權觀念之上。一切人生而平等,人們對財產、自由和生存有著不可否認的自然權利,社會應最大限度地承認個人的權利,應當承認人所具有的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因此合同自由只不過是上述思想的一種特殊表現。為強調個人天賦權利與公共權力的抗衡,資產階級法學家特別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區別,私法主體平等,權利義務設定自由而不受公法的干涉等。正是在這一資本主義制度下,合同自由才能實現,也才能作為一項基本的原則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在封建專制制度下,身份性的法律本身就與契約平等的觀念水火不融,所以在古代羅馬時代,契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羅馬法的一種理想而存在,因為要在皇帝和臣民、貴族與平民的等級社會中,真正實現合同自由,羅馬帝國就不會有斯巴達克斯的起義,羅馬法也就不會出現歷史的斷層,故封建專制制度不可能將合同自由作為普遍的法律原則。另一方面,從其經濟基礎的角度來探究,合同自由直接反映了自由經濟的要求。如果說,理性哲學的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導的話,那麼自由經濟的理論則為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提供了最合適的土壤、最充分的條件。自由經濟的基本理念,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交換相互的財產或服務。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訂立合同。在他們看來,以這種理念建立__起來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最為公平,於社會亦最為有利。同時,根據自由經濟理論,每個人在平等基礎上進行的競爭,既可以使個人利益得到滿足,又可以促進社會的繁榮。即是說,在依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客觀上也在不自覺地為社會服務。因此,自由經濟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提供了經濟理論的根據。
公允地說,上述理論對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合同自由原則在近代合同法中成為一項基本原則,則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產物。自原始積累以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勞動力成為自由交換的商品,各種產品無限制地進入市場進行流通,財富的證券化擴大了交易的范圍,國際貿易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建立也拓寬了契約自由的范圍。凡此種種,都為契約自由觀念提供了生長的土壤。[4]為此,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各主要國家都相繼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通說認為,合同自由最早作為一項基本原則確立於19 世紀初的法國民法典。但法國合同法問題研究專家尹田先生認為,在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的闡釋從來都是僅僅存在於法學理論之中,法國民法典對之並未予以明文規定,只是暗示性地規定了這一原則。如該民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即是說,在不涉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前提下,當事人有權自願簽訂合同。該法典第1134 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於締約當事人雙方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將當事人的特別約定置於與來源於公共權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賦予當事人的意志以強制力,顯而易見,該法典已確認了合同自由原則。事實也正是如此,在當時的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確是民法規范具體適用於法國商品經濟社會的准確表現,作為對合同關系有關法律准則的一種高度概括,合同自由原則包含了一種最為普遍適用的理論,是對各種具體的合同法律現象和問題所作的最科學的解釋,對於法國的司法實踐產生過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在德國,1900 年德國民法典的實施標志著以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為中心的抽象的合同理論的最終完成。這一理論以意志自由為基礎,通過人類理性達到法的歷史與現實的融合,從而使私法自治的邏輯成為契約法的基本邏輯。德國民法典雖沒有像法國民法典那樣「暗示性」地規定合同自由原則,但卻處處體現出合同自由的底蘊。其總則編和債權編中的規定,大多數都是任意性的,而不是強制性的,這一事實又促使這種自由得到了強化。德國大多數學者都比較一致地認為,合同法一個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合同自由原則。「契約自由在整個私法領域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5]魏瑪憲法第152條第1 款也特別規定:「在經濟關系方面,依法實行契約自由原則。」在沒有法典化傳統的英美法系,雖然沒有像大陸法系國家一樣以法典明示、暗示契約自由,但自由權利為天賦人權,這不僅是政治權利,而且也表現為私法上的權利。尤其是19 世紀當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經濟學和亨利·梅因的「從身份到契約」的法史觀奇妙地結合起來,加之受大陸法系概念法學的影響,從而營造出了英美法繫上的自由主義契約論。在這個契約論中,「任何人都有權和任何人締結他們所想要的契約,他們也有權選擇訂立合乎他們自身利益的任何條款。」[6]到了19 世紀晚期,法學家認為,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自然權利,契約自由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種主要工具,是永恆和絕對的,甚至於契約自由已被明確地包括在憲法保護的自由之中。美國最高法院在奧爾蓋耶訴路易斯安那州案中,首次宣布: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憲法權利,憲法第14 條修正案所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締結所有能夠成為適當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契約的權利。為此表達的契約自由原則支配了全部法律。因此,契約自由作為法律制度的出發點和歸宿,是19 世紀美國法的主要特徵。[7]合同自由原則在兩大法系各主要國家的相繼確立,標志著合同自由原則已成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核心和精髓。
二、合同自由原則的限制及其在現代合同法上的地位
按照傳統合同法學理論,合同自由原則一方面意味著當事人享有絕對的意思自由,另一方面還意味著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具有不受其他法律法規限制的效力,合同自由原則主張完全的、絕對的自由。其實,強調合同自由原則. 並非法律的一切規則都可以被當事人所排斥。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也從未被絕對化,即使在1804 年,當對意思表示的哲理上的論證被適用於法國民法典時,也不能不受到諸多限制。如前已述,該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自由不可能毫無限制。任何人在獲得某種利益的同時,都有可能被強制接受某種義務。法律的目的不僅在於保障個人的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個人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和諧。此外,合同自由原則還必然意味著確認符合法定條件的合意勢必產生法律上的拘束力。這就是合同自由的本質之所在。
著名法學家梁慧星先生將近代民法向現代民法轉變的理念歸結為形式正義向實質正義的轉變、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這種轉變在合同法上反映得尤為典型。進入20 世紀以來,已發生了深刻變化的社會經濟生活條件,迫使20 世紀的立法者、學者、教授、法官等正視當事人之間經濟地位不平等的現實,拋棄形式正義觀念而__追求實質正義、兼顧個人本位實現社會本位。而對實質正義、社會本位的追求,必然要求對合同自由從立法和司法上進行必要的規制。在法國,「強制性」合同的大量出現,形式主義的悄然「復興」,附合合同理論的深刻影響,以及保護消費者利益立法運動的蓬勃發展,表明在法國現代社會中,合同自由已不再被刻板遵守,合同自由原則受到了嚴格限制。[8]在德國,合同自由原則從民法典頒布時起就受到了適當的限制:不得違背法律、不得違反善良風俗及不得違反誠信原則等。[9]在英國,該原則同樣也受到默示條款（如1979 年的貨物買賣法、1982 年和1994 年的貨物及服務提供法均規定一些合同必須包含某些默示條款,以便維護社會公正,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不公正條件（如1977 年的不公正合同條款法和1994 年的消費者合同不公正條款規則規定如果協議中存在不公正條款或免責條款,法律可以限制這些條款的效力） ,以及合同形式要求等限制。[10]在美國,眾所周知,合同法重述和美國統一商法典都是合同自由的產物,但二者都對合同自由進行了某種程度的限制。如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90 條規定:在一方當事人依賴對方當事人允諾的情況下,即使不存在合同,合同責任仍可以產生。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 —302 條規定,可以拒絕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合同。[11]
英國法學教授、牛津大學聖約翰協會會員P·S·阿蒂亞在其《合同法概論》一書中指出:「自由放任主義學說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已經黯然失色了,這標志著人們已不再用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法已不再被認為是一種消極的,其主要作用僅是執行當事人經選擇而達成的協議的一種工具。現在的趨勢是把合同看作達到公平的一種積極的工具。」[12]接著,他又深邃地分析道:「今天,人們一般認為:對契約自由的干預常常是無可非議的,即使從純粹的經濟理由上看,也是如此」,「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預並非是要破壞這種自由市場,而是要支持這種自由市場。當然,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涉,並不總是用來調整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平衡。例如,為各種經濟目的,如控制通貨膨脹而制定的立法現在並不罕見,這些立法對限制契約自由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3]有學者驚呼,對合同自由限制意味著合同自由的衰落。其實,對合同自由必要的限制並不是合同自由原則的衰落,而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真實內涵的恢復和匡正。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在現代社會中,對合同自由的絕對放任,就會使合同自由背離其內核———實質正義,甚至對實質正義造成侵害；而對合同自由的過度干預,就有可能縮小私法自治的空間,侵害私人權利。因此,科學的態度是,一方面我們應承認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權利濫用造成事實上的不公正。因此,對合同自由進行限制從根本上說只是為了彌補合同自由的不足,發揮合同自由之法律真義,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是合同最根本、最富有活力的因素。進一步說來,意思自治不再像當初一樣,表現為當事人所當然享有的一種自願、獨立地創設權利和權力,而只是表現為一種由法律賦予的權力。法律在保障社會利益和公正的前提之下,確定了當事人行使這一權力的范圍和形式。當事人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以「自治的方式,掌握和運用自己的各種權利。」[14]更何況,20 世紀70 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嚴重的經濟不景氣,使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重又陷入危機,新的經濟自由主義開始復興,合同自由原則再次得到了重視。正如經濟領域內各國逐漸奉行以市場經濟體制為主以國家干預為輔的政策一樣,各國又逐漸採用以合同自由為原則以法律限制為輔助的主張。眾所周知,由世界主要的法律及社會經濟制度之代表者組成的專家小組起草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1. 1 條就明確規定:「當事人有權自由訂立合同並確定合同的內容」,該通則第3. 2 條又規定:「合同僅由雙方的協議訂立、修改或終止,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要求。」代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權威學者經過充分的斟酌權衡之後所達成的共識的《歐洲合同法原則》第1 :102 條關於合同自由中也規定:（一） 當事人可以自由締結合同並決定其內容,但要符合誠實信用和公平交易,以及由本原則確立的強制性規則。（二） 當事人可以排除本原則的適用或者背離或變更其效力,除非本原則另有規定。合同法的立法實踐表明合同自由原則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對合同自由原則作出必要的適當的限制,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
三、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規制的新思考
我國合同立法是否明確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法學界歷來存在爭議。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出於對經濟實行過多的干預和指令性計劃管理,從而在合同法律制度中,很長一段時間強調以計劃為基本原則,合同自由原則甚至被看作資產階級民法理論而橫加批判。改革開放後出台的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訂立經濟合同,應當遵循平等互利、協商一致的原則。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客觀地說,這一規定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自願」,這是歷史性的進步,但由於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該法不僅沒有明文規定合同自由原則,即使對自願原則也沒有明文表述,甚至還將遵守國家政策和計劃的要求作為經濟合同的一項基本原則,特別強調合同的__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等許多方面都必須遵守國家計劃和國家政策,並鄭重確認凡違反國家計劃的合同為無效合同。1993 年修改經濟合同法時,盡管摒棄了一些計劃經濟的成份,但對該條文規定保留不動未加修改。倒是1986 年頒布的《民法通則》把自願原則明確規定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該法第4 條規定:「民法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訂立合同是典型的民事活動,自然也應遵循這一原則。
在一定意義上,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靈魂,離開了合同自由,合同法也就難以成其為「合同法」。然而長期以來,由於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合同自由原則在我國一直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和對待。在新合同法的起草過程中,法學界對合同法明確合同自由原則普遍持贊同態度,但未獲有關方面認可,以至於1999 年頒布的《合同法》很明顯是以《民法通則》的規定為基礎,直接從原《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的內容中引申出了合同自願原則。新《合同法》第4 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由此,有學者認為:新合同法規定了契約自由的原則,並使其貫徹於整個法律,規定了較多的任意性規范。[15] 「自願原則（通說為合同自由原則） 是合同本質的體現」。[16] 「統一合同法拋棄了反映計劃經濟體制本質特徵的經濟合同概念,明文規定以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立法目的,規定反映市場經濟本質特徵的合同自由原則、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不規定合同管理、合同管理機關和合同管理機關對合同的監督,不規定行政制裁措施,符合了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17]也有的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新合同法未能規定自由原則,而是照搬《民法通則》,將合同自由表述為「自願」,而且還將其適用范圍限定於合同訂立。似乎除合同訂立需要「自願」或「自由」外,合同的變更或解除就不需要「自願」或「自由」。[18]
認真研讀新合同法,我們以為,應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開放地而不是封閉地對新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則進行思考。
（一） 合同自由與合同自願。一般說來,認為新合同法已明確規定了合同自由原則的,是將合同自願與合同自由劃等號的。從他們對合同自願的內涵的界定及本質的闡述上已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19]誠然,合同自願原則源於合同自由原則,在其內涵上有交叉的情形。但二者還是有明顯地區別的。一方面,二者在內容上不可相互混淆。通說,合同自由可以歸納為締約自由、相對人自由、內容自由、方式自由及變更、解除或終止自由等五個方面；而從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願原則的規定來看,主要是指當事人訂立合同的自願,大體相當於當事人締約自由這一含義或再稍寬一些。另一方面,二者所體現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語,合同自願原則是有計劃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產物,或殘留著計劃體制的思想影響和烙印,其目的和結果都是在承認市場機制必要性的同時,又對市場機制的適用范圍給予限制；而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和直接的法律反映,合同自由的原則和制度是保證市場運行的最基本條件。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法律原則,合同自願原則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階段的法律原則,是折衷的、不徹底的合同自由,是合同自由原則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變態形式。[20]如前已述,我國建國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也只不過一、二十年時間。在整個社會中,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觀念尚未完全確立。合同自由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不是過度,而是猶顯不足。現實迫切需要用立法的手段來鞏固改革成果,來強化合同自由的市場經濟法律觀念。我們的現狀既不象1804 年制定法國民法典時的法國,個人主義、私法自治的思想風靡一時；也不像1896 年德國民法典頒布時市場經濟和合同自由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如果說在他們的法律中不明確規定「合同自由」,同樣意味著法律堅持了合同自由原則,那麼我們今天的情形卻完全不同,在我國逐步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迫切需要旗幟鮮明地在合同法中確立合同自由原則。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新合同法未能將法學界這一共識加以採納,而代之以合同自願原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局限。如此說來,新合同法是否完全拋棄了合同自由原則呢？
（二） 合同自由原則仍然是新合同法的精神。從合同法的指導思想、起草過程和新合同法整體內容來看,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其一、更新合同觀念,最大限度地擺脫了計劃原則的影響。新合同法結束了合同立法三足鼎立的局面,統一為民事合同,強調「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從而為合同自由原則在合同法中的貫徹確立了前提條件。新合同法還重申,合同當事人一方不得將自己意志強加於另一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當事人訂立合同。這也就充分體現了合同自由原則。其二、健全了關於合同自由的一系列合同法律制度。第一、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國合同立法中較為系統地規范了要約和承諾制度。當事人訂立合同必須採取要約和承諾方式,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諾是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一方面,這一締約制度中的「意思表示」本身已包含了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充分體現了私法自治、合__同自由原則；另一方面,要約和承諾所具有的嚴格的程序性,亦為合同自由原則在締約階段的實現提供了堅強有力的保障。第二、確立了合同當事人締約方式的自由。合同法第10 條的規定表明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是書面形式,也可以是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明確了當事人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合同法第12 條拋棄了經濟合同法中關於合同內容的具有強制性的「主要條款」制度,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法律列舉的條款是合同一般包括的條款,欠缺某一條款並不一定導致合同的當然無效。第四、規定了履行中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第60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而並非按照法律的強制規定或計劃指令來履行。更為重要的是,新合同法在充分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立法經驗和有益的判例學說之基礎上,於第64、65 條分別指出當事人還可以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債務或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第五、肯定了當事人變更、轉讓、終止合同的自由。合同法第77 條明文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合同法第80 —90 條還規定當事人可以依法自由轉讓合同。當事人雙方的合意不僅可以產生合同效力,也可以變更、轉讓合同效力,還可以協商一致解除合同效力。該法第93 條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第六、擴張了合同責任制度中的合同自由。如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另一方可以自由選擇違約責任承擔的方式；在解決合同爭議時也可以任意選擇協商、調解、仲裁或訴訟中的任何一種解決方式。尤其重要是,當事人還可以自由放棄自己的救濟權。此外,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還大量的體現在任意性規范的法律屬性中。新合同法從合同的成立、內容、效力到合同的履行、變更、轉讓、終止及合同責任等各個領域以及分則中買賣等各類合同,都廣泛規定了大量的「當事人另有約定除外」的條款和當事人有約定的「, 按照其約定」的條款,充分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優先的原則。
（三） 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合同自由原則。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我國正處在「從身份到契約」的發展階段,但我們所享有的契約自由卻與梅因得出這個論斷時的契約自由有極大差別,是受到規制的契約自由。[21] 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賦予了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充分自主和意志自由,極大地激發了合同關系當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民事主體個人能力之發揮拓展了廣闊的空間。但由於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對私利的無限追求,特別是我國尚處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各種現代社會交易關系極其復雜,無論法律多麼周全、合同多麼嚴密,只要當事人心存惡意,總能找到規避的方法。嚴格意義上說,合同及其法律效力是當事人的合意與上升為法律的國家意志的有機統一,合同自由歷來就不是絕對的、無限制的自由。正因為如此,新合同法通過借鑒參酌,對合同自由原則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實現實質正義、社會公平。該法第5 —7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並使之與合同自由原則並行不悖,相輔相成,共同構建了我國合同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從根本上為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健康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㈧ 合同法問題，急！！！
一個借款合同，一個擔保合同
擔保合同是從屬與借款合同的從合同
由於保證合同沒有約定保證的方式，應該推定物資公司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㈨ 有關中國合同法的問題，這算是構成了合同關系么
懸賞廣告是單方法律行為，一旦做出就生效，必須要按照自己寫的金額給付
㈩ 中國合同法發展狀況如何
與歷史上西方國家合同立法的發展相比，古代東方國家的立法就暗淡了許多。
在我國，因為長期處於封建社會，在法制上具有「重刑輕民」特點，雖然在西周時期已經出現了「質劑」、「傅別」等契約制度，但與商品經濟低水平發展的社會狀況相適應，合同法在我國的發展處於比較緩慢的狀態。
新中國成立以來，合同法的發展雖然經歷了一些曲折的過程，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實行，為合同法的健康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合同法迎來了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
從 1950至1956 年，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的方針政策是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方針。 1950年9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頒布了我國第一個合同規章 ---- 《機關、國營企業、合作社簽訂合同契約暫行辦法》，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 1957至1966 年，我國合同法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1958至1960 年，取消了合同制度， 1961 年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准八字方針以後開始，加強了對合同的行政管理。從 1966 年 5 月至1976 年 10 月，合同法再次被廢棄了。1976 年粉碎 「四人幫」以後，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1981 年 12 月由五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是我國合同法的重大成果，標志著我國合同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85 年 3 月，六屆人大十次常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 1987 年 6 月六屆人大二十一次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至此我國合同法體系呈現出以民法通則為基本法，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三足鼎立的局面。
1999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並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廢除了「三法」鼎立的局面。合同法統一的原因：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現代經建設的不斷發展，這三部有關合同的法律在實施中暴露出一些問題：第一，國內經濟合同，涉外經濟合同，技術合同分別適用不同的合同法律，有些共性問題不統一，某些規定較為原則，有的規定不盡一致，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發展的要求，有必要制定一部統一的合同法。第二，近年來，在市場交易中利用合同形式搞欺詐，損害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較為突出。在防範合同欺詐，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方面，需作出補充的規定。第三，調整的范圍已不能完全適應，同時近年來，也出現了融資租賃等新的合同種類，委託、行紀合同也日益增多，客觀也需要作也相應規定。
縱觀新中國合同法的歷史發展，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凡是在我國承認並發展商品經濟的時期，合同立法就發達，反之，合同立法就停滯，甚至被取消。
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迎來了合同法的春天，與此同時，合同法為市場經濟和微觀管理提供了基本遵循，必將更加有力地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