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合同法公平

❶ 合同法36條解釋 3000字左右 我有個懸賞題 40財富 幫我回答下

《合同法》第三十六條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採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
本條是對應當採用書面形式而未採用的合同如何成立的規定。
當事人未按照規定或者約定採用書面形式，但是一方履行了主要義務，並且對方當事人接受了旅行，當事人以行為表示接受合同的約束，該合同成立。主要理由有：
一，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訂立的合同，當事人應當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在未採用書面形式之前，應當推定合同不成立。但是，形式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在於當事人之間是否真正存在一個合同。合同的形式只是當事人意思的載體，法律的要求也是為了保障當事人的交易安全。如果一方當事人已經按照約定履行完主要義務，另一方也已經接受，說明雙方有交易的事實，如果再強調合同的形式已經毫無意義，而且很可能是已經履行義務的一方當事人吃虧，有失公平。所以，對違反法律關於採用書面合同的強行性規定或者當事人有約定採用書面合同的，當事人為採用書面合同，但在一方已經履行了義務，合同法承認雙方之間成立合同。
二，這符合國際上的立法趨勢。無論是國際商事合同通則，還是聯合國貨物銷售合同買賣公約都規定，合同沒有採用書面形式的，不影響合同的效力。美國統一商法典也規定，如果當事人的答辯狀、證言或者其他文件中承認合同存在，那麼合同可以在當事人存在的范圍內有效;還規定，如果對有關貨物已經支付貨款，而且已被賣方接受或者貨物已經被買方收到而且接受了，合同有效並可以強制執行。
一、合同形式的作用
合同法第215 條規定：「租賃期限六個月以上的，應當採用書面形式。當事人未採用書面形式的，視為不定期租賃。」此條規定意味著六個月以上的定期租賃合同必須採取書面形式，即使當事人意圖訂立六個月以上的定期租賃合同，但由於沒有採取書面形式，他們以口頭方式所訂立的1年期的定期租賃合同就無效，只能看作為不定期租賃合同。
合同形式是當事人訂立合同時必然要考慮的一個因素。一般而言，合同形式主要有書面和口頭兩種形式。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的立法也注意和國際接軌。關於合同形式也趨於靈活，對於大多數合同不再限定必須採取書面形式，而是由當事人依意思自治原則任意採取某種合同形式。即使特定情形下，法律對合同當事人意思自治作一定的限制，規定合同必須採取書面形式，也不能說當事人不採取書面形式訂立的合同就一律無效。因為合同法還規定了例外的補救措施，合同法第36 條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採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該條規定就是對法律規定必須采書面形式而沒有采書面形式的合同的補救措施，即只要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如果把此條規定的書面形式看作為合同成立要件則無必要，因為根據合同法，承諾生效合同即告成立，並沒有合同形式一說，只能把書面形式看作為合同的生效要件，但由於有第36 條的規定，本不具備生效要件的合同變得有效。

對於合同形式對合同效力的影響如何，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但根據合同法第36 條的規定，沒有採取特定形式但符合該條規定的條件時，不管合同形式如何，合同總是成立並生效的，也並沒有要求當事人再補一份書面合同，可見本是作為合同生效要件之一的合同形式的作用被弱化了，合同形式不再對合同效力產生影響，只是具有證明合同是否存在的作用。
引例：甲和乙是一對好朋友，甲租了乙的5 間門面房用於開小飯店，由於兩人關系比較密切，就沒有簽訂書面形式的租賃合同，但甲乙商定租期3 年，年租金10 萬元，並且甲先給付了乙1 年的租金10 萬元，乙寫下「預收一年租金10萬元」的字據給甲。半年後，某大型娛樂公司看中了乙門面房所在的地段，想高價購買該地段的房產後開發商業娛樂中心。乙為了獲利決定出賣自己的房產。乙跟甲商量時，甲不同意，稱已投入12 萬元裝修費，此時退房，將虧損很多，並且當初已跟乙訂立了3 年的租賃合同。乙將甲訴至法院，
要求終止租賃合同。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下稱合同法)第215 條認為，甲乙二人簽訂的是不定期租賃合同，乙有權給甲一定的時間要求甲搬出門面房。由此引出對《合同法》第215 條之質疑。
先來分析合同形式對合同效力的影響，即合同形式的作用。
根據合同法第36 條的規定，一個租賃期限為一年的合同，沒有採用書面形式，但承租人已經給付了一年的租金，就應該被認定為完成了支付租金這一主要義務，出租人接受租金，那麼租賃合同應該就成立了，則出租人應履行自己的主要義務，即把房屋交給承租人使用。並且此處成立的應該是定期租賃合同，因為如果看作成立的是不定期租賃合同，則出租人把房屋交給承租人使用1 天即收回是合法的，但對承租人而言顯然沒有實質性的意義，這不符合合同法第36 條的立法本意。所以根據合同法第36 條的規定，引例中的出租人乙應把門面房交給承租人甲繼續使用。
再來看引例中法院據以判決的合同法第215 條的規定，根據此條規定，凡是沒有採取書面形式的租賃合同一律視為不定期租賃合同。則引例中的出租人乙可以退還部分租金要求承租人退出房屋。
由此可見，根據合同法不同規定會形成不同的法律後果，合同法這兩條規定似乎有矛盾之處，並且正如引例中法院認為的那樣，合同法第215 條規定在合同法分則中，第36條規定在合同法總則中，分則規定的效力高於總則規定的效力，應適用合同法分則的規定作為案件適用的法律依據。但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雖然合同法第215 條的規定是合同法分則的規定，但它只是對合同形式的規定，是法律對6 個月以上定期租賃合同形式的要求，也就是說，沒有書面形式的，6 個月以上的定期租賃合同不成立，只能成立為不定期租賃合同。而合同法第36 條是對所有法律、法規要求合同採取書面形式而沒有依法採取書面形式的補救措施,當然也包括第215 條規定的情形。
所以引例中法院不應依合同法第215 條的規定斷案。合同法的這一條規定不但不能起到積極的作用，反而違反了合同法的相關基本原則，造成誠實守信一方的利益損失，在實際操作中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

❷ 美國合同法智力缺陷的人訂立的合同可否撤銷標主觀標准

因欺詐而訂立的合同要區分為兩種情形，損害國家利益的，屬於無效合同;不損害國家利益的，屬於可變更、可撤銷合同。
因為合同法頒行於民法通則之後，所以合同法實際上是以特殊法的形式修改了民法通則的規定
合同法的規定相對於民法通則而言更加人性化、科學化，且在實踐中的操作性非常好。
乘人之危行為的構成不應強調被乘危人(受害人)的意思表示要素,乘人之危行為中,受害人的主觀心理狀態只是限定此類行為范圍的一個標准,並不強調其行為是否存在意思表示瑕疵或欠缺。乘人之危與顯失公平一樣均強調行為結果的公平性,但前者同時強調乘危行為人主觀上「因勢利用」的不法性。從《民法通則》到《合同法》,乘人之危行為經歷了從絕對無效向相對無效的轉變.
第五十四條下列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一)因重大誤解訂立的;
(二)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這里的乘人之危根據《最高院民通意見》第70條的規定，乘人之危是一方當事人乘對對方處於危難之機，為牟取不正當利益，迫使對方作出不真實的意思表示，嚴重損害對方利益的行為。
2.認定乘人之危應從根據上述規定，具體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
(1)一方處於急迫需要或緊急危難之境;(我認為在您所述案件中，A可以認定為處於急迫需要)
(2)對方明知其處於急迫需要或緊急危難之境，而迫使其作出違背真實意思的表示。(此案中，需有證據表明B明知A處於急需手術費的情形)
(3)一方實際作出了違背真實意思表示的行為。(即A的確同意了B的要求，由此可見，A的同意正是認定乘人之危所必需的條件，你不用因此而擔心標准很模糊)
(4)一方因為接受對方乘人之危的行為而蒙受了重大不利。

❸ 合同法的起源是什麼

大約在12世紀西歐出現了羅馬法的復興，這一過程一直延續到約18-19世紀。

在此基礎上，1804年法國制訂了資產階級的第一部民法典，對於調整商品關系的合同法律制度作了詳細規定，標志著大陸法國家的近代合同法的正式形成。

1900年德國制訂了《德國民法典》，這部民法典在合同法律制度方面相對於法國民法典作了某些調整，成為大陸法國家近代合同法的另一個標志。從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關於合同的內容及歷史發展來看，近代合同法主要有以下的基本原則：合同自由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平交易原則。

第一，合同自由原則，近代合同自由有三層含義：當事人地位平等;當事人意思自願;當事人行為自由。《人權宣言》發布後，人人平等已成為資產階級的憲法性原則，當事人地位平等也就不言自明。因而合同法上的合同自由主要是針對當事人意思自願和行為自由，法國民法典第1101條規定：「契約是一種合意，以此合意，一人或數人對於其他一人或數人承擔給付、作為和不作為的債務」，德國民法典定第154條規定：「必須全部事項取得合意，契約方始成立的，如果當事人雙方對契約中所有各點意思未全部趨於一致，在發生疑問時，應認為契約未成立」， 這些規定充分體現了當事人的意思自願和行為自由，從而奠定合同自由原則的基石[1][1]。

第二，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法律術語的誠信原則源於古羅馬，近代民法中，誠信原則被保留下來，《法國民法典》第1134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前項契約應以善意履行之」， 《德國民法典》第157條規定：「對合同的解釋、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並考慮交易上的習慣」，其他大陸法國家也有類似規定。

第三、公平原則。在社會生活中由於當事人在信息佔有、資金等方面的不對等，討價還價能力不同，如果機械的要求平等自願，則交易難以完成或交易成本大增，因此在實際中對於平等自願則並不是絕對要求，同時作為補充，強調合同公平。格式合同便是一個典型例證，對格式合同一般以公平原則進行嚴格審查與解釋，如德國規定，凡共同條件不能按照誠意原則妥善安排雙方當事人的利益的。

差不多在大陸法國家形成近代合同法的同一時期，英美法國家通過法院的判例和制定法也奠定了近代合同法的基礎，其基本原則與大陸法國家相似。

一是合同自由原則。英美國家的近代合同法起源於19世紀的英國，而19世紀的英國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經濟方面自由競爭理論占統治地位，在法律方面梅因的《古代法》揭示了從身份到契約的發展趨勢，在這一背景下合同自由主義得到空前強化，英國著名的法官喬治.傑塞爾伯爵在Printing and Numerical Registering CO. V. Sampson一案中稱：「如果有一件事比公共秩序所要求的另一件事更重要的話，那就是成年人和神志清醒的人應擁有訂立合同的最充分的自由權利。如果他們所訂立的合同是自由的或自願的，那麼就應當認為這些合同是神聖的，並應由法院強制執行」[2][2]。在美國，獨立宣言和1787年憲法將公民自由作為法律保護的重要對象。

二是誠信原則。英美法認為誠信就是誠實、公平地對待合同當事人的方式。在英國，衡平法早期主要處理涉及欺詐的合同案件，在這些案件中就已經確立了誠實信用原則[3][3]。美國則在《統一商法典》中以制定法的方式明確確認了誠實信用原則，法典第1-203條規定，本法所涉及的任何合同和義務，在其履行和執行中均負有遵循誠信原則之義務。當然具體到個案中，誠信原則的理解還存在分歧，如在一假設案件，一地質學家檢查一片土地，發現有極具開發價值的地產，於是買下地產，但未告知真實情況，對於是否違背誠信原則有不同意見，科隆曼認為沒有，方斯.沃斯認為違反了[4][4]。

三是公平原則。衡平法中有獲利不公制度，如允許當事人擁有某種利益，顯然不公正，將允許對方取回該利益，決定是否構成獲利不公時，受損人自身是否存在合理的機會避免這種不公現象是一個需考慮的重要因素。在格式合同方面，美國法律授權法官拒絕執行他認為「不公正」的合同。

合同自由、誠信、公平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則，這一點是無可爭辯的，但是卻存在三個問題：一是這三項原則定義十分抽象，要將其運用到具體案件中需要進一步澄清其內涵及其適用范圍;二是如何認識這三項原則的內部關系;三是它們為什麼會成為合同法的基本原則。運用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對上述問題給予解答。

❹ 合同法第三十六條解釋

第三十六條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採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

法條文義解釋：本條是對應當採用書面形式而未採用的合同如何成立的規定。

當事人未按照規定或者約定採用書面形式，但是一方履行了主要義務，並且對方當事人接受了旅行，當事人以行為表示接受合同的約束，該合同成立。主要理由有：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訂立的合同，當事人應當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在未採用書面形式之前，應當推定合同不成立。

但是，形式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在於當事人之間是否真正存在一個合同。合同的形式只是當事人意思的載體，法律的要求也是為了保障當事人的交易安全。如果一方當事人已經按照約定履行完主要義務，

(4)美國合同法公平擴展閱讀：

經公證或審批的合同：

合同公證是國家公證機關根據合同當事人的申請，對合同的真實性及合法性所作的證明。經公證的合同，具有較強的證據效力，可作為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的根據。對於依法或依約定須經公證的合同，不經公證則合同無效。

合同鑒證是中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國家經濟主管部門，應合同當事人的申請，依照法定程序，對當事人之間的合同進行的鑒證。鑒證機關認為合同內容有修改的必要時，有權要求當事人雙方予以改正。鑒證機關還有監督合同履行的權利，故鑒證具有行政監督的特點。

合同的審核批准，指按照國家法律或主管機關的規定，某類合同或一定金額以上的合同，必須經主管機關或上級機關的審核批准時，這類合同非經上述單位審核批准不能生效。例如，對外貿易合同即應依法進行審批程序。

❺ 我國合同法的主要制度

合同違約制度是合同法中最重要制度之一。本文對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制度概念、法律特徵、歸責原則、違約責任構成以及違約責任免除范圍等基本規定進行論述。合同法確立嚴格責任作為合同歸則原則與國際間經貿交往的歸則接軌，符合違約責任的本質，是我國合同法制度的重大進步，有效保護守約方的利益。
違約責任制度是我國合同法中的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它是合同的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保障，不僅可以促使合同的當事人雙方自覺全面地履行合同義務，起到避免和減少違約行為的發生的預防作用，而且在發生違約時，通過追究違約方的違約責任，使守約方的損失得到補償。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三個合同法（《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為基礎，以《民法通則》為指導，吸取了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移植和借鑒國外立法，摒棄了三個合同法過於原則、過於簡單的缺陷，是一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善市場交易規則，較為完備重要法律。違約責任制度無疑是合同法中最重要制度之一。我國合同法對以往的違約責任制度進行完善，不僅在總則中設專章對違約責任作了一般性規定，而且在總則的其他章節和分則對違約責任制度作了具體規定。
一、違約責任的概念
違約責任是指當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生效合同所應承擔法律責任。我國的合同法律制度規定當事人承擔的違約責任主要包括承擔繼續履行合同、採取補救措施和賠償損失三種形式，這三違約責任形式可根據不同的情形具體適用，既可以單獨適用，還可以同時適用兩個或全部責任形式。違約責任以財產責任為核心。是在長期的市場交易實踐中形成的一種法律機制定約後必須履約，必須遵守合同的義務，違約必定是守約方權利的侵害，從公平的原則出發，有侵害必須要給以補償。
二、違約責任的內容
合同法規定違約責任法律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讓違約者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通過補償和懲罰所承擔的財產支出，維護守約方當事人的合同權利。合同法規定須根據違約的具體情況讓違約方承擔下列之一或者全部以下三種違約責任
1．繼續履行合同
違約方不能履行合同或不能按時完全履行合同，令相對人不能實現合同預期利益，相對人如果發現違約方具備履行合同義務的條件，並且繼續履行對自己有利時，有權要求對方繼續履行合同，以恢復自己合同的權利。
2．採取補救措施
主要指在已經出現質量違約的情況時，違約方採取必要的措施減少合同因質量不符合合同約定的要求導致的損失，以及採取必要的措施為恢復合同的全面履行創造條件，為對方實現合同權利而完成必要的工作。我國合同法第111條規定，合同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按照當事人的約定承擔違約責任對違約責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在依照合同法第61條的規定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要求對方承擔修理、更換、重做、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的違約責任。
3．賠償損失
賠償損失是指由於當事人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給對方造成損失時，應當承擔的財產責任。由於當事人的違約給對方造成損失的，給予必要的補償是整個合同法律制度的核心內容之一賠償損失要根據公平原則和等價的原則進行。既損害多少賠償多少，沒有損失就無須賠償。合同法第112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履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在履行義務或者採取補救措施後，對方還有其他損失的，應當賠償損失。當然，違約責任的補償性也不是絕對的，在特定情況下違約責任也體現出懲罰性，如根據《合同法》第114條的規定，違約金高於但不是過分高於違約所造成的損失的，高出的部分即具有懲罰性。根據第113條，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消費者可以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1倍。英美法系較之大陸法系更強調違約責任的補償性，這體現在其對實際履行的態度上。
英美法繫上除了一些特殊情況外，首要的違約救濟是損失賠償，而非實際履行。實際履行作為平衡法上的救濟方式，是以公平正義原則為指導的，即以所謂衡平法院法官的良心為准，需要個案酌量。同時，它又作為一種補充救濟方式，總以例外的方式存在，所以其適用的條件通常以其不適用的情況表達出來，法律經濟分析學派對英美法系的以上做法提供了理論根據，若他不履約而增加的收益超過對方因其履行而可獲得的利益，那麼他的違約行為就是一種有效益的行為 。即所謂：「有效益違約」（Efficient Breach）。這對合同雙方而言沒有損害，對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也是有益的。
「有益違約」主張只要賠償守約方可期待利益即可不實際履行，其假設的前提可期待利益是確定的，這些都使該理論受到許多批評和反對。反對者認為，可期待利益的確定本身便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可期待利益賠償中的種種限制，如損失的可預見性、確定性等，使守約方基本上無法得到充分補償；另外違約後的交易成本並不一定比實際履行中的交易成本低，往往導致極不效益的後果。因此他們主張擴大實際履行的適用，而不是僅僅將其作為一種補充。不過，目前美國合同法上仍將損失賠償作為首要的救濟方式，雖然許多法院對實際履行的適用的確出現日益靈活放寬的趨勢。
三、違約責任的特點
違約責任具有以下特點：第一，違約責任是合同當事人違反合同義務所產生的責任，這包含兩層含義：1、違約責任產生的基礎是當事人之間存在有效的合同關系，若當事人之間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關系，則無違約責任。2、違約責任是以違反合同義務為前提，沒有違反合同義務的行為不承擔違約責任。第二、違約責任具有相對性。違約責任的相對性，是指違約責任只能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產生，合同關系以外的第三人，不負違約責任。第三違約責任具有補償性，違約責任主要是一種財產責任，違約責任的主要目的在於補償合同當事人因違約行為所遭受的損失。從合同法所確認違約責任的內容，繼續履行合同、採取補救措施、賠償經濟損失，都體現補償性。第四，違約責任可約定性，根據合同自願原則合同當事人可以在合同約定承擔違約責任的方式、違約金的數額等，
四、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
綜觀各國立法實踐，對違約責任原則的規定主要有過錯責任原則和嚴格責任原則。我國合同法確定了嚴格責任原則。合同法107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責任，這就是嚴格責任原則。在違約形態方面，《合同法》第107條規定了「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兩種形態，這承襲了《經濟合同法》第29條、《涉外經濟合同法》第18條、《技術合同法》第17條的相關規定，符合我國傳統立法中兩分法觀點，即將違約形態劃分為不履行和不適當履行。這種劃分能夠涵蓋所有的違約形態，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在總結我國立法、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建立的科學的違約形態體系。其次，歸責原則方面，《合同法》第107條、120條確立了嚴格責任原則。這和《涉外經濟合同法》第18條，《技術合同法》第17條的規定是一致的。在嚴格責任原則下，只要不存在免責事由，違約行為本身就可以使違約方承擔責任。因此嚴格責任更有利於保護守約方的利益，維護合同的嚴肅性，增強當事人的責任心和法律意識，克服信用危機。在過錯責任原則下，只有在不能證明其對違約行為無過錯的情況下，才承擔違約責任，
所謂嚴格責任，又稱無過錯責任，是指違約發生以後，確定違約當事人的責任，應主要考慮違反合同因違約方的行為造成，而不考慮違約方的故意和過失。合同法中把歸責原則確定嚴格責任原因有：第一，嚴格責任的確立並非自合同法開始，在民法通則以及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中也有關於嚴格責任的規定。第二，嚴格責任具有方便裁判和增強合同責任感優點。在過錯原則下，只有在不能證明其對違約行為無過錯的情況下才承擔違約責任，而過錯屬於主觀心理狀態其純在與否的證明和判斷，較屬於客觀事實的行為和免責事由更為困難，嚴格責任更利於降低訴訟成本。嚴格責任原則符合違約責任的本質。因為違約責任在本質上是以合同義務轉化而來的，是當事人之間約定，一方不履行合同時追究其違約責任，是在執行當事人的意願和約定，因而應該實行嚴格責任。實行嚴格責任，有助於更好地同國際間經貿交往的規則接軌。如《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都確立了嚴格責任原則，反映了國際上合同法發展趨勢。當然，嚴格責任作為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的一項總的原則，也不是絕對的，針對某些合同違約的特殊情況，合同法分則也採用了過錯責任原則作為例外，如第189、191條的贈予合同、第303條的客運合同、第320條多聯運合同、第374條的保管合同、第406條的委託合同等。但這些只是一般原則的例外，並不能改變嚴格責任原則在合同法中的主導地位。

五、違約責任的構成
1．主體條件
違約責任是當事人違反了有效合同後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所以凡是違約責任必然是當事人因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導致的法律後果。違約責任是與侵權責任完全不同的兩種法律關系，違約責任的主體必然是有效合同的當事人，是有權獨立主張自己利益和獨立參加仲裁或訴訟活動的主體，而侵權責任的主體可以是任何法人主體、合夥主體和自然人，多數侵權行為侵權人與被侵權人之間並無合同關系，少數侵權行為是侵權人與被侵權人之間是無效合同關系或者侵權與違約法律竟合關系。
主體資格是主體進行各種法律行為的前提條件，如果主體資格不合格的或有缺陷的，就不能構成有效的合同，當事人也就不用承擔違約責任。合同的主體資格由自然人和法人兩種主體構成，其中自然人作為合同的當事人必須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如果不符合民法通則關於民事行為能力條件的，應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監護人代為行使訂立的權利，或者承擔由合同生效而產生的合同責任。法人作為合同的當事人必須具備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也就是指該法人的章程規定其可以為某中合同行為，至少該合同行為沒有違反國家對限制經營和憑一定條件和資格經營的規定 。
2．違約行為
違約行為是指合同當事人沒有按照合同約定的條件和時間履行合同，包括兩種情況；第一，作為的違約，指義務人應當以自己的主動行為完成合同規定的義務`，例如；完成提交貨物、完成一定的工作的行為。第二，不作為的違約，指少數合同規定合同的當事人應當以自己某些不作為的承諾作為合同成立的基礎，例如，保密合同的當事人或合同中的保密條款，其基本內容就是規定根據合同的信息必須保密，如果違反合同規定的條件泄露了需要保密的信息時，就可構成違約責任。
3．承擔違約責任的主觀條件
合同履行是一種客觀事實，合同沒有履行或者沒有完全履行客觀上也使對方的權利不能實現，為了維護對方的合同權利，就要讓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違約責任主要包括繼續履行、採取 補救措施和賠償損失三大內容。繼續履行是為了恢復對當事人的權利，在此情況下合同法並不看重違約方主觀上有無過錯，而是看重違約方有無履行能力，如果具有履行能力，對方要求繼續履行的，必須履行合同的。既使不能按時履行，而且履約方主觀上並無過錯，例如出現了不可抗力的情況，只要不可抗力的情況消失後當事人仍然具有履行能力的，對方就有權要求履行合同義務。從此角度看構成繼續合同義務的責任並不需要主觀上有過錯。採取補救措施是違約責任的第二種形式，多為對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標準的補救。賠償損失是違約責任的第三種形式，根據財產法的原則，當事人由於自己的不當行為給他人造成財產損失的應當承擔責任。
六、違約責任免除范圍
違約責任免除是指當事人的行為雖構成了違反合同，但是根據法律的規定或當事人的諒解，無需承擔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給對方的損失。
1不可抗力的概念
不可抗力是指根據我國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的規定，在合同生效後，由於出現了當事人不可預見、不可避免並且不可克服的客觀情況，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時，對約定的合同如何處理的法律規定。
2不可抗力情況的范圍
1）法定不可抗力的情況
根據我國合同法，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具體地講，獨立於人的意志和行為之外，且影響到合同的正常履行。構成不可抗力的事件繁多，例如嚴重的地震、水災、風災、雨災、低溫高溫等人力所不能或很難抗拒的自然突發情況，而這些情況在訂立合同時是不能預見的或不能確定的。當合同履行中出現這些嚴重的自然災害並妨礙合同的正常履行時，當事人主觀上並沒有過錯，既沒有不想履行合同的心態，也沒有想給對方造成損失的心態，而是實際上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合同法規定當事人在此情況下無須承擔責任。
2）的不可抗力情況。由於當事人對合同的履行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有所預計，並且在合同中明確約定那些情況屬於不可抗力情況，當出現這些情況時就可以免除當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的責任，包括其他的違約責任。
3．不可抗力的例外
1）發生不可抗力的情況並沒有完全阻止或妨礙合同的履行，或當不可抗力的情況消失後，合同可以繼續履行的，當事人不得以發生了不可抗力的情況不履行合同和拒絕承擔違約責任。
2）當發生不可抗力情況時，當事人可以採取適當的措施避免或減少損失，但是沒有採取措施，而是消極等待，致使不可抗力情況導致的損失擴大的部分應當承擔違約責任.這是我國合同法律制度中關於合同的履行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和協助履行原則的精神。
七、完善違約責任的相對性和確立責任競合制度
所謂違約責任的相對性，是指違約責任只能在合同關系的當事人之間發生，合同關系以外的人，不負違約責任， 合同當事人也不對其承擔違約責任。 《技術合同法》第19條規定：「當事人一方由於上級機關的原因，不能履行技術合同義務的，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向另一方賠償損失或者採取其他補救措施，再由上級機關對它因此受到的損失負責處理。」《合同法》在此基礎上，將引起違約責任的上級機關擴大至一般的第三人，其第121 條規定：「當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違約的，應當向對方承擔違約責任。當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間的糾紛，依照法律規定或者約定解決。」另外，《合同法》第64、65條也對違約責任的相對性做出了規定，使該項制度趨於完善。擇請求權的制度。這種選擇不僅是總結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經驗的結果，而且是對世界上先進立法經驗的吸收和借鑒。由受害人選擇請求權，選擇對其更有利而對加選用。《合同法》第122 條規定：「因當事人一方的違約行為，侵害對方人身、財產權益的，受損害方有權選擇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擔侵權責任。」這是我國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對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的競合問題做出規定。責任競合現象是伴隨著合同法和侵權法的獨立就已經產生的現象，是法律無法消除的客觀存在。從各國立法和判例看，在處理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的競合方面，主要採取了三種方法：即禁止競合制度、允許競合和選擇請求制度、有限制地選擇訴訟制度。從《合同法》第122條的規定來看，我國是採用了允許競合和選擇受害人有利的方式提起訴訟和請求，既充分尊重了受害人的意願，同時也可能加重不法行為人的責任，有利於對受害人的保護。

❻ 中國合同法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於其許可權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准用於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准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許可權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並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並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託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託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託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託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託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託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於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後果直接歸屬於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僱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繫上考慮，合同法在委託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於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並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並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採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後，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於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並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後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託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託人訂立合同的意願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託人和第三人。
最後，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後果直接約束委託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託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第二、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何人所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託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託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託人是誰。〔41〕最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麼，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託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麼，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是受誰人之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麼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後，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後，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託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於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託人的介入權。
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介入受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不能向委託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託人的原因，則委託人可以直接向受託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託人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託人向委託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託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無法向委託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託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託人的問題。這是受託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託人不願意披露第三人或委託人，則只能由受託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後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託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託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託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託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託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託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託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託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裡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後，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託人同謀惡意侵害委託人的利益，在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於委託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託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後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後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託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於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於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託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託人已經與受託人了結了債務，則委託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於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並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後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於代理制度的討論並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僱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僱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於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許可權范圍。於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僱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後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於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僱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採用過失標准。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並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於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後，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於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託人接受了委託人的履行後，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於債權債務的處理出於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並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於，本人基於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並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於，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並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於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後，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並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於本人在接到通知後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

❼ 簡述：消費者公平交易權的含義及特徵

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條規定：「消費者有權根據商品或者服務的不同情況，要求生產者提供商品的價格、產地、生產者、用途、性能、規格、等級、主要成分、生產日期、有效期限、檢驗合格證明、使用方法說明書、售後服務，或者服務的內容、規格、費用等有關情況。」
根據上述規定，消費者知情權的內容大體有三個方面：
1.2.1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基本情況
商品或者服務的基本情況，主要包括商品的名稱、注冊商標、商品產地、生產者名稱、生產日期、有效期限、服務的內容、規格、費用等。消費者應當特別關注商品的注冊商標、產地和生產者的名稱、住所。商標是一種產品與其他產品區分開來的重要標志，它隱含著產品的質量、信譽、售後服務等等情況，消費者對商品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商標的選擇。
對於某些商品來說其出產於何地是很重要的。例如，如果你購買中葯材當然希望要那些地道的商品，這就不能不注意產地，其它商品也是如此。此外，對生產者的名稱也要注意，特別是名牌產品不同廠家的產品質量有時並不完全相同，即使是非名牌產品不同廠家的產品質量也有異。另外，如果商品上未標明廠家姓名，一旦發生質量問題就難以向生產者索賠。
1.2.2有關商品的技術指標情況
商品的技術指標情況主要包括商品用途、性能、規格、等級、主要成分、有效期限、檢驗合格證明、使用方法說明書等等。
購買商品是為了使用、了解該商品的使用用途和性能是非常主要的。主要是有些商品如果使用不當可能會給消費者的人身健康和安全帶來危害，例如某些電器產品、數碼產品等等。
了解商品的主要成分對消費者來說也是十分必要的。不論該商品是食品、葯品、化妝品還是衣料、用具，標清楚它的主要成分不僅對消費者的健康有利，還可以避免經濟上的損失。對商品的保存或使用的有效期限，消費者一般在購買食品、葯品、化妝品類的商品時都要了解清楚。這主要是由於上述三類商品與人身健康有直接的關系，食用或使用超過保存期的食品、葯品、化妝品對人體健康會產生危害。有些商品沒有使用期限，是因為使用該商品的環境、條件不同，其使用壽命也不相同，很難有確切的期限。對這類商品，消費者應當在購買和使用前多做了解，增加有關方面的知識。如電線外皮老化造成漏電現象時有發生，消費者在使用時應當具備這方面的知識，以防事故發生。
1.2.3商品或者服務的價格以及商品的售後服務情況
商品或者服務的價格是商品、服務交易的關鍵性內容，直接關繫到生產經營者與消費者的切身利益，消費者應當對價格有確切的了解，尤其是對提供的服務的價格。
有無售後服務與消費者的利益有切身關系。了解售後服務，主要是看其有無質量保證期、服務的方式、服務是否收費等。實行售後服務一般要購貨憑證或者服務單據。
充分了解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情況，是消費者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前提。只有對某種消費的情況了解之後，才會產生這方面的慾望並附諸實施。任何一個消費者都不會花錢去進行一種一無所知的消費。如果消費者不能在知悉真實情況的條件下進行消費活動，就會與他的本來願望相去甚遠，達不到預計的消費目的。不真實的消費信息不但不能保證消費者合理、科學地消費，甚至會使消費者蒙受人身、財產方面的損失。
第三節 消費者知情權的特徵
1.3.1消費者知情權主體的特定性
消費者知情權的主體只能是消費者，且僅為生活消費者。正如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規定的那樣：「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本法未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保護」。生活消費是指人們為了滿足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質產品或消耗勞動服務的行為。它是人們為滿足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消耗各種生活資料、勞務和精神產品的過程和行為。 它既是社會生產的對象和動力，又是恢復和發展勞動力必不可少的條件，也是保證生產過程不斷進行的前提。之所以只將生活消費者納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范圍，而不包括生產消費，是因為生產消費是指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消費，它屬於生產過程本身。生產的結果是生產出了新產品，因而人們一般不將其作為消費，而是作為生產本身。盡管生產消費也要影響到生活消費，但它對消費者來說只是一種間接的影響。對生產消費活動和行為的調整原則和方法，在很多方面與對生活消費的調整有著很大的區別，因而一般不將其納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調整范圍。所以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僅調整生活消費，不調整生產消費。
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在附則第五十四條中規定：「農民購買、使用直接用於農業生產的生產資料，參照本法執行」。盡管參照不同於適用，但也應引起注意。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這樣規定是因為：雖然農民購買、使用直接用於農業生產的生產資料在性質上應屬於生產消費，本不屬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的范圍，但考慮到我國目前農民和農業的實際情況，我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在普通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情況下，一方面，農村生產力還很不發達，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業社會化生產的程度很低，基本上還是農戶的分散經營，這使農業的生產消費與工業生產消費差別很大，而與生活消費的情況更接近，聯系也更緊密。與農業生產資料的經營者相比，農民處於弱勢地位。另一方面，農民購買、使用的農業生產資料如種子、農葯、化肥等的假冒偽劣情況非常嚴重，在不少地方因此造成了范圍廣泛、後果嚴重的損害，而農民受損害後又往往缺少適當的途徑和方式尋求到有力的保護。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做出這樣的特殊規定，使得購買、使用直接用於農業生產的生產資料的農民也受到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但也應注意，只有農民購買、使用直接用於農業生產的生產資料才參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不能漫無邊際地擴大保護的范圍。即除農民之外，只有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的消費者才適用本法保護。
消費者知情權中的消費者必須是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的人而不是經營者，他購買商品、接受服務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生活需要。這里的為生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的消費者是指為個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的自然人。國際標准化組織也將消費者定義為「以個人消費為目的而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的個體社會成員」。個人作為主體，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調整，這無庸置疑。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單位是否可以也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在制定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過程中，這方面不同意見的爭論是非常激烈的，曾經是討論的熱點之一。一種觀點認為：單位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的目的可大致分為兩種，一是為生產經營，二是為本單位成員滿足物質、文化需要。當單位處於第二種情況時，就是當單位為本單位成員滿足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時，也應同樣受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而與此種觀點相對的觀點則認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目的是保護在市場交易中處於弱者地位的個體社會成員，而單位是有組織的群體，並不像個人那樣處於弱者地位。單位在其合法權益受侵害時，可以依照有關《合同法》等法律法規尋求保護。單位本身是不能直接進行生活消費的，最終仍表現為個人消費，承擔消費者權益的主體仍然是個人，並且單位本身也承擔著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義務。故消費者僅指個人消費者。其實消費者之所以受到保護是因為其在社會中的弱者地位，這也是消費者保護思想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許多人認為消費者不限於自然人，單位或法人也可以成為消費者，其實這種觀點並未完全把握消費者保護法的實質。法人或其他組織作為自然人的集合體，即使其購買的商品最終由自然人使用，但這種使用通常不以生活消費為目的。某些特殊情況下，法人或其他組織所購買的商品即使最終由自然人用於生活消費，如公司購買日用品作為福利發放給職工，但法人或其他組織在從事交易活動時不具有弱者地位，在其與經營者有可能發生的利益沖突之中，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或團體力量與之抗衡，由此，法律上無給予特殊保護的必要。所以應將消費者知情權的主體限定於個體社會成員。國際標准化組織消費者委員會在 1978 年 5 月的首屆年會上便將消費者定義為「以個人消費為目的而購買或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的個體社會成員」。英國 1974 年頒布的《消費者信用法》中的消費者，也以個人為限。所以說，消費者知情權的主體應是為生活消費而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的自然人，這即是消費者知情權主體上的特徵。
1.3.2消費者知情權的客體具有抽象性和相對可確定性
消費者知情權的客體是消費信息，它和其他類別的信息一樣，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對於信息的定義，各個不同領域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有多種說法。例如：資訊理論中的信息是指「用符號傳送的報道，報道的內容是接受符號者預先不知道的」；傳播學當中認為「信息是物質和能量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一定意義的圖象集合或符號系列」；經濟學當中普遍將信息視為是一種資源，它具有稀缺性也具備有用性，通過對人們決策的影響而體現自身價值。作為消費者知情權客體的消費信息，本身即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它屬於「無體物」。相對於信息的抽象性，信息的載體則多具有實在的物質屬性（如說明書、產品合格證等），這就保證了消費信息能夠以各種方式被確定下來，更方便地為消費者所用。
作為消費者知情權客體的消費信息，除了其自然屬性之外，還應當具有符合法律及消費現實需要的某些特性，主要是真實性、充分性和有效性，這些特性要求能讓高度抽象的消費信息具備相對可確定性。
第一，真實性。這是消費信息必須具備的首要性質。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八條第一款就強調了消費者有權知悉商品或服務的「真實情況」。該法第四十九條對欺詐行為加倍賠償的規定，更說明對消費信息的真實性不可忽視。真實性實際包括不虛假和不誤導兩方面的要求，但我國法律只注重對虛假（欺詐）行為的打擊，對誤導行為的規制基本空缺。虛假是指信息與真實情況完全相違背；而誤導則指信息的表述真假混淆、語意模糊，結果導致消費者產生了與事實不同的理解。在現實生活中，因信息誤導給消費者造成的危害已經顯而易見，今後立法中應當增加對該類行為的規制。
第二，充分性。充分性主要是指消費信息應當完整並足以包含重要的實質性內容。對經營者來說，信息充分性要求他們在履行法定的披露義務時不得有所隱瞞，也不得避重就輕。對信息是否包含「重要的實質性內容」的判斷標准，應該是看該信息是否會對消費者決策產生決定性影響、是否會阻礙消費者正當行使權利或正常使用商品、接受服務。例如，某房地產商出售一棟別墅，但他並沒有告知購買該房的消費者曾經有人在該房裡自殺，雖然不說明此信息並不會阻礙消費者正常使用該房屋，但購房者若得知該信息就不會購買此房。那麼，這項信息就具有實質性內容，而售房者就因為隱瞞該信息而違反了對信息充分性的要求，需要承擔相關責任。
第三，有效性。有效性包括明白易懂和及時傳遞兩個層次的要求。消費者並非鑒別產品質量的專家，他們對於商品信息的認知能力、理解能力和經營者相比要低得多。因此，在提供消費信息時，經營者應該盡量使用淺顯易懂、清晰直白的語言，避免使用過多的專業術語和抽象晦澀的技術名詞，這樣才能幫助消費者有效地接受相關信息。另外，消費信息要具有及時性，不能在消費行為終結之後才傳遞，也不能傳遞已經失效的信息。
1.3.3消費者知情權利的行使的特殊性
消費者只對自己准備購買或已購買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務享有了解真實情況的權利。消費者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的過程正是消費者消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消費者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如今社會分工更加多樣化、更加精細，每個人都不可能完全實現自給自足，都要通過交換來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通過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等手段來實現。每個人都是消費者，每個人生活需要的實現都要藉助他人的商品或服務。消費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只有通過消費這一手段消費者才能實現其預期目的。消費者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行為屬於消費活動，將其納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調整范圍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它們都表現為消費者以支付貨幣為條件而直接從對方獲得商品或服務。但對於使用商品這一消費形式，是否納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調整范圍，在世界上也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當然，提出這個問題的前提是商品的購買者和使用者並不是同一個人，如將購買的生活消費品贈與他人使用、在別人家裡看電視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商品的使用者在使用商品的過程中，服務的接受者在接受服務的過程中，也有可能因商品或服務的質量問題而受到損害。 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宗旨在於對社會弱者權利的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對象以消費者為核心，所以也應將商品的使用者、服務接受者納入其調整范圍。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有這樣的情形，有些消費者購買產品時往往並非供自己使用，如建築商將蓋好的新房屋賣給消費者，而購買房屋的消費者又將房屋轉讓他人。此時附著於房屋的設備若有瑕疵致人身財產受損害時，與原買主不同，房屋的買受人與零售商或開發商之間不存在任何契約上的關系，依照美國《統一商法典》第 2-318 條修正款的規定：「出賣人對於合理情形下被認為使用消費品或受產品影響的人，因產品的瑕疵導致個人生命傷害時，均應該承擔明示或默示的保證責任，而不是任意排除此適用」。 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也將這種情形納入調整范圍，這種對消費者的保護是全方位的、充分的。同樣在接受服務的時候，也存在支付費用者與實際接受服務者不一致的問題。這種情況同樣可看作是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調整范圍之中，這就是消費者知情權客體和實現手段上的特殊性。
1.3.4消費者知情權實現時間上的特殊性
消費者只有在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時才享有知情權，其他時間段不具備知情權行使的條件。固然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消費者，每個人都離不開消費，然而同時消費並不是人生活的全部。人們在生活中除了扮演消費者這一角色外，還會以其他面目出現，如學習、生活、工作、交往、休息等。在這些場合下，人們不再是消費者，盡管具有成為消費者的可能性，但並未實然地享有消費者知情權。只有當人們以消費者身份出現，現實地進行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才實然地享有、實現消費者知情權。所以，不能因為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規定了消費者知情權，人們就不分時間、不分場合地強調自己的知情權，否則就會導致權利的濫用，而這樣最終結果也不能保障消費者知情權的實現。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權利行使的起始時間應該是消費者開始以作為方式實踐其消費意圖或者經營者主動發出要約誘使消費者與之進行交易的時刻，如消費者為了購買商品在特定交易場所向經營者咨詢有關情況就可以視為是消費行為開始；
第二，交易完結不等於消費已經完成，如消費者在使用商品過程中發現經營者曾侵害了其知情權，只要不超過法定的時效期間仍可行使權利。
消費者知情權保護的意義
1.5.1保護消費者知情權是消費者合法利益實現的需要
設立消費者知情權制度的初衷在於保護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的權益，實現法律公平、正義的價值目標，使得在實際上失去平衡的交易關系得以恢復和矯正。消費者了解商品和服務的相關的真實信息是消費者做出消費決定的前提。如果連自己所要購買或接受服務的相關信息都不了解就去消費，這顯然不是理性消費，結果往往就會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根本無法實現預期的目的。這恐怕是每一位消費者都不願看到的，也是應該極力避免的。但是通過法律，尤其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中確立消費者知情權，通過法律上的昭示，使消費者知道原來法律還賦予了自己這樣一項權利，法律還給予了自己這樣一個武器來保護自己，這樣消費者就可以堂堂正正、理直氣壯地行使自己的這一權利，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所要購買、使用的商品和接受的服務的真實信息，才能根據自己獲得的這些真實、准確的信息謹慎地決策，才能得到自己稱心如意的商品、接受到自己滿意的服務。如果沒有消費者知情權的法律規定，消費者的這項權利就失去了法律依據，消費者就無法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就會少了許多保障，這顯然對於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是極為不利的。尤其是當今社會，隨著產品和服務的日益復雜化，消費者很難就某項產品或服務及其真實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作出完全准確的判斷，而且消費者經濟實力薄弱，缺乏有力的組織保護，市場信息的主動權常被生產者與銷售者掌握，消費者處於被動地位，往往成為廠商廣告轟炸和促銷手段的奴隸及犧牲品。在現實生活中，消費者常常由於知情權的損害而使自己的財產、人身利益受損害，甚至嚴重威脅到整個社會利益與社會安全。由於生產經營者、廠家沒有提供給消費者充足的、真實的消費信息致使消費者財產、人身遭受損害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如今在法律上賦予了消費者知情權，使許多不知情的消費者開始認清自己的權利，這樣就會喚醒消費者的權利意識，積極地行使自己的權利，主動了解相關產品、服務的真實信息。通過法律對消費者知情權的規定，賦予消費者知情權，同時規定生產經營者的各項義務，讓生產經營者清楚地看到自己應履行的義務，因為一旦違背自己的義務就將受到法律的制裁，這種法律上的震懾可以促使他們主動履行自己的義務。 所以，通過在法律上規定消費者知情權，一方面使消費者積極行使自己的權利從而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使生產經營者主動履行自己的義務。這樣就為消費者知情權的實現創造了條件，進而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所以說消費者知情權的規定對於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5.2保護消費者知情權是建立市場信用體系的需要
消費者知情權的行使對於市場經濟秩序的維護，對於生產與消費的有效連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價格法》、《廣告法》等市場規製法對消費者知情權的保護可以有效遏制市場上的不正當商業經營行為，增強消費者同經營者平等交易的能力，擴充競爭產品信息的來源，從而有效地破除經營者在市場上的壟斷地位，使作為市場要素的交易信息高效流動，建立透明的市場信用體系，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如果經營者提供的產品信息是非真實的，而消費者的權益經常受損，那麼作為弱者的消費者就容易對消費活動產生一種抵觸、戒備甚至恐懼與怨恨心理，這會無形中促使消費者減慢消費速度。其結果往往是造成買方市場冷落，需求不振，給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巨大障礙。因此，在當前我國逐步建立市場信用體系，擴大內需，鼓勵消費的經濟背景下，更應該對消費者知情權加以切實保護，以使經濟運行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1.5.3保護消費者權益是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
首先，通過法律規定消費者知情權，對消費者權益進行保護，實際上是通過法律賦予消費者知情權這種方式，讓消費者清楚自己所享有的權利，並認真對待法律賦予自己的權利，認真行使自己的權利，這本身就會形成一種消費者人人積極行使權利的氛圍。消費者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對社會經濟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因為如果人人對自己的權利都置之不理或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那麼整個社會中權利被侵害的次數將會更加頻繁。而一旦人們發現自己的權利屢受侵害，則會對人們產生許多消極的影響，尤其是打擊人們生活、生產的積極性，這顯然不利於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 同時，消費者對自身權利尤其是知情權的漠視也會在很大程度上縱容生產經營者，使其放鬆自己的注意義務，不積極履行自己應有的義務，該告知的不告知，該提供的不提供，偷工減料，不利於生產經營者加強生產經營管理，提高商品和服務質量，不利於生產經營者推廣使用先進科學技術和運用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管理模式，又怎能提高企業自身競爭力和綜合實力呢？企業自身實力無法得到提升，顯而易見就會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造成許多不利的影響，就不能推動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畢竟企業的發展在整個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只有企業發展了，才能加速整個社會的良性發展。通過規定消費者知情權，加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實際上對企業經營者的經濟活動也是一種監督，就會督促其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產品質量，這樣就會促進整個經濟健康發展。
其次，加強消費者知情權法律保護，會引導和刺激消費行為，這反過來也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任何產品都不是生產出來就萬事大吉了，而是要通過消費來完成整個流通過程。消費不僅使產品成為商品，而且也讓生產者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生產者。消費並不是與生產毫無關聯，完全割裂開來的。實際上消費是生產的實現，它使生產者生產的產品最終成為商品，在消費者方面實現了商品的使用價值，滿足了消費者的生活需要，同時在生產者方面實現了商品的價值。因而消費必然刺激生產，必將推進生產的發展。正如近幾年人們經常討論的那樣，如今我國消費在一定程度上的疲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生產。畢竟投資後生產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那投資者、生產者就無法得到回報，就無法達到預期的目的。這也將極大地打擊投資者、生產者的投資和生產熱情，連鎖反應就是會嚴重阻礙社會經濟發展。而通過加強對消費者知情權的保護，消費者清楚自己的權利受到法律的保障，就可以明明白白地消費，而消費正常積極地增長，就會刺激投資者、生產者加大投資、生產力度，更加合理地配置資源，改進技術、引進人才，採用先進的生產管理方式，從而為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創造各種有利的條件。企業整體素質的提升無疑對整個社會持續、健康發展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
最後，通過在法律上加強對消費者知情權的保護，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的同時也加強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監督和管理。由於法律賦予了國家這種監督權力，這樣消費者就有了一種國家的保護，會讓消費者更加安心地消費、生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刺激消費。而且這種國家監管可以給生產經營者一種威懾，使其認真履行自己的義務，這就會將對個人利益的保護與社會整體利益聯系在一起，協調結合起來，這將會有利於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❽ 顯失公平的構成要件

（一）現行法律的有關規定
我國現行法律中對顯失公平原則作出規定的有《民法通則》、《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見》和《合同法》，雖然不是很明確也不是很完善，但大體上還是能得出一個輪廓的。
《民法通則》規定，對重大誤解或顯失公平的民事行為，一方當事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變更或撤銷。《民通意見》則對顯失公平的認定作了司法解釋，即「一方當事人利用優勢或者對方沒經驗致使雙方的權利與義務明顯違反等價有償原則的，可以認定為顯失公平。」《合同法》則規定，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從法律體 系的角度講，這些規定應該是一脈相承的，《民法通則》是對所有民事法律行為都有約束力的，自然適用於合同，而司法解釋是法律本身的應有之義，因此在《民法通則》不與《合同法》相沖突的情況下，顯失公平合同的構成要件自然應是《合同法》、《民法通則》及《民通意見》的統一。
（二）學術界的兩種不同看法
由於我國現行法律對顯失公平的構成要件未作明文規定，司法解釋中也未見有詳細說明，致使這一問題在學術界一直存有爭議，主要有客觀說和主客觀統一說兩種意見。客觀說又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判斷一份合同是否顯失公平，應單純地看合同的結果是否雙方當事人利益嚴重失衡；另一種觀點認為，除存在合同結果使雙方利益不平衡的前提外，還應有一方處於明顯優勢或對方無經驗、輕率等事實。主客觀統一說則認為，除以上兩種客觀條件存在以外，還要看合同一方是否故意利用了另一方的無經驗或自己的優勢。
（三）國外的立法例
自20世紀以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經濟動盪，造成經濟凋敝，物價飛漲，市場情況變動劇烈，格式合同的出現和普遍採用，在一些領域當事人並沒有也不能有訂約的自由。經濟上的不平等、不自由因法律上的平等和自由造成新的社會不公正，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交易的安全。因此，西方各國為調和各方面的社會矛盾，強調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社會干預，強調保護消費者利益，開始從法律上，對機械的形式上的合同自由原則予以限制。而顯失公平原則則是其限制合同自由最重要的二條。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顯失公平原則逐漸為立法者所承認，最終成為當代合同法的基本原則。
西方發達國家對顯失公平的認定基本上遵從主客觀統一說。以大陸法系的德國為例，《德國民法典》第138條規定「法律行為系乘他人之窘境、無經驗、缺乏判斷力或行政管理的意志薄弱，使其為對自己或第三人的給付作財產上的利益的約定或擔保，而此種財產上的利益比之於給付，顯然為不相稱者，該法律行為無效。」由此可見，德國民法把顯失公平與一方當事人不當利用自己的有利境地或對方的不利境地聯系起來，只有這主觀、客觀條件同時具備時，才可以適用顯失公平原則。
而在英美法系，現代意義上的顯失公平制度是由《美國統一商法典》正式創制的，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將顯失公平分為實質性顯失公平和程序性顯失公平兩處。實質性顯失公平是指與市場價格根本不相稱的價格或違約責任過於不當。程序性顯失公平，即指合同當事人一方在訂立合同時沒有作出「有意義的選擇」。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包括以下兩個方面：（1）一方由於不能歸咎於他自己的原因未能理解合同的內容。（2）一方由其所處的地位完全沒有同對方討價還價的餘地。而程序上的顯失公平在顯失公平的認定中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單有交易結果的不公平，法律是不會得出 合同顯失公平的結論的，只有在合同條款明顯地有利於一方且合同訂立過程中當事人雙方存在嚴重的訂約地位不平等的情況下，才構成顯失公平。
（四）我國應對顯失公平構成要件如何掌握
綜合以上三方面的情況，結合我國實際，我國在適用顯失公平原則時應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實質性顯失公平與程序性顯失公平相統一，具體如下：
1、在訂立合同時，訂約雙方的權利義務明顯不對等，利益嚴重失衡。
結果的不公平作為一個客觀要件而構成顯失公平的條件是自然的，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結果的不公平是在訂約之間由合同的內容決定的，該合同一且付諸履行，其結果將導致雙方得到經濟利益明顯失衡，也就是說評定雙方權利義務是否顯失公平，利益是否嚴重失衡，應以訂立合同之時合約的內容為基礎，由於內容上對雙方的權利義務的規定明顯不對等，將該事約付諸履行，雙方得到的最終利益也一定會嚴重失衡。而對於在訂立合同之後由於各種不可歸因於雙方的原因導致原合約的內容和履行結果顯失公平的，應根據誠實信用原則，依情勢變更制度和理論而變更或解除合同。
為什麼要將合同訂立時就存在的顯失公平與訂立合同後產生的顯失公平，即顯失公平原則與情勢變更原則加以區別呢，這主要是因為：
（1）顯失公平的適用常常要考慮當事人在交易過程中是否存在著缺陷，一方是否利用了另一方的輕率，無經驗，對市場行情的不了解等而誘使其訂立合同，但情勢變更原則在適用時要求當事人雙方沒有過錯，情勢變更的發生也是不可歸責予合同當事人的。
（2）顯失公平制度通常適用於一方在訂立合同時就意識到該合同所產生的不公平的結果，並且努力追求這種結果的發生。而在情勢變更原則適用的情況下，只是在合同訂立以後，因當事人不可預料的情勢的變化造成合同存在的基礎發生動搖。
（3）根據顯失公平制度，一方當事人可以在出現顯失公平的情況下要求變更或撤銷合同。而情勢變更原則的適用將發生合同變更和解除的效果，由於合同的撤銷和合同的解除在法律效果上是不同的，所以這兩個原則的適用也是有區別的。
對於權利義務和利益失衡究竟達到何種的程度才應當認定為顯失公平呢？這需要在保持交易的穩定和合同的自由與維護合同正義和社會公正之間尋求一種平衡，總的原則是這種失衡已超過了法律允許的限度，一方以很小的代價獲得了相對大得多的超額利益，而另一方卻以大得多的代價取得了很少的利益，蒙受了巨大損失，如物品或價格大大低於或高於市價等情況，或者是合同規定的違約責任過苛刻等，當然，最好的方法還是在法律上將標準定量化，或者通過典型判例的方式積累經驗，逐步形成司法者的普遍判斷標准，以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過度膨脹。
2、合同一方具有明顯優勢，或另一方處於無經驗、缺乏判斷力，或草率行事。
（1）一方處於優勢
這種優勢包括經濟上、政治上、身份上等方面的優勢。如大企業與普通的消費者。對此要件在認定時應作嚴格限制。交易雙方優劣勢總是相對存在，因此應結合合同內容加以認真分析，一方當事人所有的優勢是否是以迫使對方接受不利條件而簽約。
（2）另一方無經驗，缺乏判斷力或草率行事。
所謂無經驗，是指交易者欠缺一般的生活經驗或交易經驗，而不應包括欠缺特殊的經驗。當事人在購買某種特殊的物如汽車時，應當適當了解此類標的物的適當信息。如果認可當事人可以無特別經驗為由申請撤銷合同，必然會放縱一些不作任何准備，輕率交易，後因交易對自己不利而以顯失公平為由請求撤銷或變更合同，最終將導致市場交易秩序的不穩定，破壞交易安全。
所謂缺乏判斷力，也就是指由於缺乏一般的交易經驗和生活經驗，而對合同規定的權利義務，違約條款以及其它重要條款缺管判斷能力，未能理解合同的內容。
所謂輕率，是指在訂約時的馬虎或不細心。例如，對合同的價格不作審查和判斷，對標的物的性能不進行了解，匆忙地與對方訂約。可見，在輕率的情況下受害的一方本身是有過失的。
3、獲利方主觀上存在惡意
獲利一方故意利用了自己的優勢或他方無經驗，過於輕率而簽訂了顯失公平的合同。
學術界已逐漸達成共識，法律行為並不僅僅因為給付與對待給付之間存在顯失公平的關系而被撤銷，確認某項行為是否因給付關系，顯失公平而無效，除了具備顯失公平的關系以外，行為人還必須明知自己處於優勢地位會對他方的利益發生重大影響，故意誘使他方提出或接受重大不利的條件，或者明知他方提出或接受不公平條件是出於不知情或草率行事，故意維持這種狀態並從中獲益。下列情形就不構成顯失公平：
（1）獲利方不了解對方情況，主觀上無惡意。
（2）獲利方出於善意，如一方履行了忠告義務，向對方說明了不公平條件的存在，且對方有機會理解或合理選擇合同條件。
（3）獲利方出於過失行為。對對受損失提出的不公平條件因過失未予審慎認知。
（4）顯失公平的後果系因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所致。
在認定顯失公平時強調獲利人的主觀故意，一方面約束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使法院不能僅憑結果的顯失公平而輕易地變更或撤銷合同，另一方面，由提出變更，撤銷之訴的一方對程序性顯失公平免舉證責任。減少了當事人濫用顯失公平原則的可能性。
4、受損方不具備充分自覺和真實自願。
雖然在獲利方具有優勢或受損方因急迫、無經驗、缺乏判斷力、草率的情形下簽訂的合同，受損方或是迫於壓力或是注意不夠才簽訂合同，多數情況下簽訂這種顯失公平的合同是違背他的真實意願的，但也不能排除例外情況的存在。將當事人的主觀真實意願作為評定顯失公平的標准，有利於防止當事人一方自願接受不利條件後，又以利益不均衡為由要求撤銷合同，排除交易中人為的風險因素。

❾ 合同自由原則的詳細解釋

一、合同自由原則的概念
所謂合同自由，是指當事人依法享有締結合同、選擇相對人、選擇合同內容、變更和解除合同、確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國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則，是貫穿於合同法的一條主線，是研究合同法的出發點。因此，我們必須深入探討合同自由的含義；具體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內容：
（一）締結合同的自由
指雙方當事人均有權選擇是否締結合同的自由，這種自由是決定合同內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如果當事人不享有締結合同的自由，也就談不上自由決定合同內容的問題。
（二）選擇相對人的自由
指當事人有權自由決定與何人訂立合同。此種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締結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與其相分立。例如，在現代社會某些公用事業服務領域不存在競爭，公用事業組織利用其壟斷地位，以標准合同方式從事交易時，消費者則別無選擇。也就是說，他們很難享有選擇訂約夥伴的自由，但他們畢竟享有訂立契約的自由。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說，選擇締約夥伴的自由和締結合同的自由還是有區別的。也正是這種區別，使我們看到，要真正實現該項自由，必須以市場交易中有大量的參與主體存在為前提。因此，這項自由能否在市場交易中實現，關鍵在於有一個充分的完全競爭市場存在。
（三）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
指雙方當事人有權決定怎樣締結合同具體條款的自由。從自由決定合同內容上說，當事人有權通過其協商，改變法律的任意性規定，同時也可以在法律規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訂立無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合同的內容若違背了法律、法規的強行性規定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要求，則將被宣告無效。
（四）變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指當事人有權通過協商，在合同成立以後變更合同的內容或解除合同。如前所述，當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締結合同的自由和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既然當事人可以自由締結合同，當然也可以通過協商自由解除合同；當事人可以決定合同的內容，同樣可以通過協商變更合同的內容。[2]因而，變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組成部分。
（五）選擇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締結合同的形式由雙方當事人自由選擇。古代法律曾經十分注重合同的締結形式及程序，如古羅馬法對買賣的儀式做了具體規定，近代法律則崇尚形式自由，隨著經濟生活節奏化的快速發展，現代合同法越來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簡化、實用、便捷、經濟，從而在合同方式的選擇上以「不要式為原則，以要式為例外」。[3]
二、我國合同自由原則適用的現狀
合同自由原則以人為本位，誠實信用原則以社會為本位。所謂誠實信用，其本意是自覺按照市場制度中對待的互惠性原則辦事。
（一）在合同成立前，規定先合同義務
傳統民法認為，只有合同成立後雙方當事人才互負權利義務。而現代合同法則規定合同成立前，雙方當事人之間已形成「合理信賴利益」由此派生出相應的協作、通知、照顧、保護及保密等附隨義務。[4]這種附隨義務在合同訂立階段稱為先合同義務，違反此義務的當事人應承但締約上過失責任。新合同法第43條對保密義務的規定便是典型的先合同義務，第42條則規定了締約過失責任。
（二）在合同履行過程中，規定附隨義務
新合同法第60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同時又規定：「當事人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
（三）在合同終止後，規定後合同義務
傳統民法認為合同終止後，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歸於消滅；而現代民法基於誠實信用原則，為更周到的保護當事人利益，創設出後合同義務。如新合同法第92條規定：「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作、保密等義務。」誠實信用原則有效彌補了合同自由對合同正義背離的不足，因此，誠實信用原則被奉為「帝王條款」而得到遵守。
三、對合同自由原則限制的具體制
（一）強制性締約
今世界各國的合同立法、學說、判例中，默示條款，格式條款，合同形式的特別要求等，使得契約自由原則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中對傳統契約理論沖擊最大的當數強制性締約 的 出現。強制性締約是指個人或企業負有應對相對人的請求，與其訂立契約的義務。 換言之，合同一方當事人對相對人的要約，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這就使得契約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提出的要約負有必須承諾的義務，即強制締約義務。這種義務是法定的，是法律對合同自由的限制。
在實際生活中，強制性合同對合同自由進行了兩種不同程度的限制。其一，使一方當事人訂立合同的自由受到限制，即對他人提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無權拒絕。比如存在於公用事業的強制締約，郵政、電信、電業、自來水、鐵路、民航等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客戶或用戶的合理使用要求。 其二，選擇對方當事人的自由受到限制，即一旦當事人決定訂立合同，他無權選擇合同相對方當事人。比如房屋出租人出賣房屋，承租人憑借優先購買權向其發出購買要約。前者被稱為絕對的強制合同，因為在此情況下，法律直接為一方當事人設定了另一方提出的要約必須承擔的義務。後者被稱為相對的強制合同，因為此時法律規定只有在具備一定的條件下，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的要約才負有必須承諾的義務。
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要求中國既要發揮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作用，又要實行國家干預，宏觀調控的方式，來實現社會各種資源的最優化配置，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利用強制締約來限制合同自由的目的也在於此。由於各經濟活動主體之間的實力強弱相差懸殊，信息不對等方面的影響；還由於各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首先考慮的是個人利益實現的最大化。結果很可能會造成個人利益之間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不協調，社會經濟發展受到阻礙，弱者利益無法實現，導制社會不公正。而國家干預合同訂立過程，干預合同自由原則，發揮社會協調平衡能力，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社會的最大公平。強制締約義務在我國民商事法律中已有明確規定。如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條規定：「從事公共運輸的承運人不得拒絕旅客，托運人的通常、合理的要求。」這里對從事公共運輸承運人設定強制締約義務，主要是由於這些承運人往往具有獨特地位，以及提供的服務具有公用事業的性質，旅客和托運人除了這些承運人之外，無法找到別的合適的合同當事人，即合同當事人無法選擇另一方當事人的自由。如果不強制這些承運人與旅客訂立合同，就會導制整個社會秩序的紊亂和經濟生活的非正常進行，無法保護廣大的弱者及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角色。這種強制締約義務規則，對於實現社會公平和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發揮了積極作用。促進了現代經濟 社會的高速發展。
（二）格式合同制度
格式合同條款是我國合同法新增加的一種規則條款，其實質是方便合同訂立，節約交易時間和交易成本，規制合同自由，實現公平正義，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格式合同又稱標准合同，一般是指由具備特定條件的一方當事人依法向不特定另一方當事人發出固定形式的要約，並且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當事人無差別地完全接受，以此來界定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格式合同是一種特殊的協議，它在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等方面除遵循合同法一般規則外，它還有自己的特點：第一、格式合同內容一經確定下來，便平等地無差別地適用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當事人，不再與另一方當事人協商合同內容的增減變化；第二、格式合同的內容和形式是相對固定的，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另一方當事人只有兩種選擇，即接受或拒絕。格式合同的產生是伴隨著社會化大生產、機械化、工業化的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領域的擴大，使許多商品採取機械化製造，大宗交易方式，由於各種交易活動的不斷重復運用，逐漸使某些合同條款固定下來，演變成今天的格式合同。它的出現適應了現代化經濟生活需要，為經濟交往提供了方便：⒈ 格式合同訂立手續簡便，程序快捷，順應了現代化生活的快節奏；雙方當事人不需要為訂立合同內容而花費更多的金錢和時間，只需要提供格式合同的相對方當事人對格式合同內容進行審查。這種合同的存在，使訂立合同過程成為一個合同審查過程而不是繁瑣的合同制訂過程，有效地減少合同當事人之間進行合同簽訂的時間，降低合同當事人的簽約成本； 同時另一方當事人通過對合同內容是否合法，有關免責條款，違約責任條款等規定是否適當，雙方權利義務是否明確、公平，具有可行性和可訴性等方面的審查，以保證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公平、平等，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利益。⒉ 這種格式由於是由各經濟主體在商業實踐中得出來的，經常使用於商業貿易和商業服務中，其各條款漏洞少，能切實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⒊ 格式合同作為要約形式其內容一經確定，便相對穩定，任何不特定的另一方當事人不能加以更改，對格式合同不加拒絕的所有被要約人都平等地無差別地按照格式合同的規定，享受權利承擔義務，給所有的相對人平等無歧視的待遇，可以更大程度地實現社會公平、公正。由此可見這種格式合同很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但它在發展過程中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
格式合同主要是限制另一方當事人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將合同的內容提前制訂好了，相對方只能表示接受或拒絕，這個合同，而沒有與提供格式合同那一方進行協商修改合同內容的自由，這樣看起來也是限制合同自由，而實際上只限制相對方訂約自由，相對方除了接受或拒絕合同外，別無選擇，這就會造成一種形式上的公正，而實際上，一方受到另一方，特別是當其中一方當事人為了生活、生產而必須購買另一方當事人的商品或服務時，而面對另一方當事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有不利於自己利益實現的條款，如果不與另一方簽訂合同而與另外的當事人簽訂合同，就可能會因路途遙遠、開支增加、提高成本，而得不償失。而只有接受另一方當事人的格式合同。筆者分析認為：這種格式合同是在國際或國內經濟貿易交往中逐漸形成的訂立合同的形式，國家並沒有干預合同雙方當事人的自由行為，其實質還是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的肯定。但是這種格式合同很可能成為強者對弱者控制的表現。在原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其實力不對等的合同當事人，無限制的契約自由，但這種不公正現象在壟斷階段表現得更為強烈。那麼在現代社會如何在實行合同自由的同時，力求避免這種不公正現象的存在，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最大地實現社會公平、公正。筆者認為，法律應對格式合同進行規制，這是必經途徑。而且，在歐美一些國家先後通過立法和判例的方式，利用強制性規定干預合同訂立的全過程；有的國家還賦予法官對格式合同效力認定給予自由裁量權。
（三）附隨義務
附隨義務的理論發源於德國，後被各國立法，判例及學說接受。它的基本含義是，在合同關系發展的各個階段，除給付義務外，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旨在輔助當事人實現其利益和各種通知、協助、照顧、保護、保密等義務。附隨義務突出表現為合同義務的擴張，不僅不用當事人意思表示直接進入合同中，作為合同義務的一部分；而且現代合同法已以僅僅保護成立並生效的合同，改變為對合同以談判、訂立、履行至終止全過程的調整，突破了傳統合同自由原則關於合同內容即合同當事人權利義務的確定必須當事人雙方合意，否則無效的規定。特別是20世紀中葉以來，社會經濟活動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高速發展，資本迅速集中，繼續推行絕對的合同自由對實力相差懸殊的各經濟主體是絕對的不公平，其所謂的合同自由只能成為以強凌弱的保護傘，社會評價、倫理、利益與實質正義而不顧，越來越難於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6]畢竟合同自由原則是以人為本位，鼓勵人們積極地利用合同實現自我意志，為個人能力的充分發揮拓展了廣闊的空間。如何達到雙方當事人自身利益的實現，又能實現社會的實質正義，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使單純依合同自由原則形成的合意或對合同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原則被打破了。誠實信用原則以社會為本位，追求衡平正義，要求人們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實現自己的個人利益，對合同自由原則起到了引導和限制的作用。
合同自由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的結合，適應了現代社會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過程，從價值趨向與社會價值趨向結合的新潮流。[7]合同自由原則除了對市場經濟起積極作用外，它所帶來的許多不合理現象，實際上的不平等，當事人可能濫用權利，爾虞我詐等，也因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而風光不再。誠實信用原則不僅要求人們在進行交易時誠實不欺，恪守信用；更重要的在於維持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及當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平衡，要求當事人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實現自己的個人利益。按照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當事人不僅需要按照當事人的自由意思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履行合同，而且還要承擔雙方當事人自由約定合同內容之外的隨著合同的進展，而逐漸產生的附隨義務，雖然合同未作約定，當事人仍應履行，從而突破了合同自由原則的要求，變成了對合同自由原則的一種限制和約束。附隨義務依誠實信用原則而確立，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的突破，對現代社會有其重大意義：首先，合同義務由約定義務向附隨義務的擴展，使合同義務本身趨於完善，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更加具體明確。其次，附隨義務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合同自由觀念，使合同法理論進一步完善，具有可操作性。再次，附隨義務要求合同當事人在合同交易中，更加盡力注意義務，使交易目的獲得最大程度的滿足，達到當初訂立合同的預期目標；同時，使當事人的人身、財產安全得到最大可能的保護。最後，附隨義務的發展，可以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加和諧，交易環境更加公平、合理，更大地促成交易，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既然誠實信用原則為基礎的附隨義務制度對現代社會有其重要的作用，那麼作為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中國，正在推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就更應當制定附隨義務制度。現今，我國合同法已明確規定了誠實信用原則，雖沒有明確規定附隨義務制度，但其附隨義務所表現的先締約合同義務，履行中的附隨義務，後合同義務等已分別在合同法中作出了規定。[8]如，一方當事人負有對有關對方當事人利益的重大事項的告知義務：訂立借款合同，借款人應當按照貸款人的要求提供與借款有關的業務活動和財務狀況的真實情況（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九條）。再如，一方當事人履行債務時，應當合理顧及對方當事人和標的物的狀況，不僅要承擔嚴格履行自己的合同的義務，而且要配合對方履行義務；承擔給對方履行義務時提供便利條件的協助義務。附隨義務是現代合同法中十分活躍的因素，在我國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進程中，以合同為核心的交易活動日益頻繁復雜，正確認識把握附隨義務，重視並實踐附隨義務，對於促進交易，發展經濟，進而為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和發展，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四、國外合同自由原則適用的情況
（一） 從歷史發展來看
在西方合同自由原則經歷了一個從鼎盛到衰微的過程 合同自由是指當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訂立合同。即可以自由地決定是否訂立合同，自由地選擇締結合同的對象，並可自由地同對方當事人商定合同的內容和確定合同的形式。當事人間自由地訂立的合同被視為具有法律的效力，不僅是當事人履行的根據，也是法院裁判和仲裁機構裁決的依據。合同自由是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在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中，已經包含了合同自由原則的雛形。
在古羅馬共和時代，已有了合意契約這一特別名稱，羅馬市民法所承認的合意契約包括買賣、租賃、合夥和委任四種。[9]19世紀，在法國注釋法學派和德國潘德克吞法學的影響之下，絕對的合同自由成為近代合同法的根本原則。在合同自由原則形成的過程中，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其提供了經濟理論根據，而18--19世紀的理性哲學則為其奠定了哲學基礎。《法國民法典》被公認為是明確規定了合同自由原則的第一部近代民法典，而被譽為「優良的法律計算機」的《德國民法典》，「使在法國最初出現的契約自由、意思自治等口號獲得了更豐滿的理性血肉，」英美法也逐步形成了以對價為中心的「純粹契約理論」。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原料的取得，商品的流通，工人的僱傭，都必須通過合同，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不僅保證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有效運行和發展，而且交易安全也可以得到維護，因為當時的交易主體經濟實力差別不大，其經濟地位相對平等，國家可以採取放任的政策，允許他們自由地締結合同，也不至於給經濟秩序帶來大的震盪，產生嚴重的社會不公正，而且主體間並不顯著的經濟實力差別，因為交易地位經常地互換而被抵消，從而使交易安全得已維持。[10]因此，合同自由逐步為合國立法所確認，成為近代合同法的基本准則。合同自由原則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顯示出了它強大的幾生命力，並創造出達到頂峰的好記錄。
（二）20世紀以來
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發生了深刻地變化，壟斷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特徵。壟斷企業的壟斷地位導致其控制了合同內容的決定權，非壟斷企業等其他合同當事人只有「要麼接受，要麼走開」的自由，經濟地位的不平等產生了合同結果的不公正。壟斷企業基於利潤最大化的目的，寧願降低產量，提高價格，從而也侵犯了社會公眾的利益。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資本主義國家除了採用計劃等宏觀調控手段外，還頒布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專門的法律、法規，以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隨著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和消費者群體的出現，繁瑣的合同訂立程序已經不能適應經濟生活的需要，於是出現了定式合同，定式合同因其手續簡便，節省交易成本和交易時間，效率高的優點而成為經濟交易中廣泛使用的交易工具，美國的定式合同就占合同總數的95%以上。定式合同既是為了避免單獨訂立合同造成不公平而產生的，又可能產生新的社會不公平，定式合同的擬定者可以將不利於合同相對人的條款寫進合同中去，使其利益受到侵犯，於是，各國均藉助於立法對不公平合同條款進行規制，誠實信用原則和合同正義重新在合同法中取得了適當的地位，並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合同法規范。定式合同的普遍採用使合同相對人喪失了確定合同內容、選擇合同形式的自由，立法對不公平合同條款的規制使定式合同擬定人的自由權利受到限制，這些都使合同自由原則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針對合同自由原則在現代合同法中的衰落狀況，1974年，美國著名法學家格蘭特?吉爾莫出版了《契約的死亡》一書，驚呼契約和上帝一樣，已經死亡。[11]實際上，所謂「契約的死亡」，只是如日本法學家星野英一講的世紀確立的古典契約概念、契約法在現代正發生著重大變革。前面所說的衰落、死亡這些口號不過是這一重大變革潮流的表現。而合同自由原則從鼎盛到衰微的原因，是為了維護社會公正和交易安全，使合同法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三）本世紀70年代以來
新的經濟自由主義開始復興，合同自由原則再次行到重視為根據，來論證應將合同自由原則作為我國合同法的首要原則，言下之意，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在西方經濟學中存在新自由主義學派是實，而合同自由原則在現代合同法中的衰落，卻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關於新自由主義，林崗教授針對我國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的情況指出：
有些人甚至對帶有鮮明的反共反社會主義色彩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也公開膜拜，對「改革理論」也大肆吹捧，就是這種錯誤思潮滋長的典型例證，已故的陳岱蓀教授生前也撰文指出：「在這個時代，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派只能是國家干預主義學派，而不可能是新自由主義學派。」「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主張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與時代潮流不合，對西方國家的經濟政策影響不大」。因此，以西方經濟學中新自由主義學派為根據將合同自由原則抬高到不適當的地位是不恰當的，以所謂「合同自由原則再次得到重視」來論證應將合同自由原則作為我國合同法的首要原則更是毫無根據的。
五、對我國合同自由原則適用的意見
（一） 從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出發
在我國所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容許不適當地抬高合同自由原則在合同法中的地位。為了矯正「市場失靈」，保護交易中的弱者，實現交易公正，維護社會利益，國家必須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限制合同自由，以保證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准確確定合同自由的地位，限制合同自由原則，就是在合同法領域運用法律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體現。可以說，如果沒有合同自由，就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就沒有經濟的迅速發展和高效率，而如果沒有國家干預，片面抬高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就會阻礙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阻礙經濟的發展和高效率的實現。美國是一個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然而從一開始，』美國政府就沒有聽任過市場經濟自由發展。相反，為了克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各種間題，加速經濟的發展，美國政府採用了強有力的非市場經濟的干預手段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可見，合同自由與國家干預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二者不可偏廢。
（二）從我國現有經濟水平出發
我國正處在建立和完善比較成熟的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時期，市場主體的行為有待於規范，為了保障正常的交易秩序，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有必要加強國家干預，限制合同自由原則。比如限制合同當事人對合同形式選擇的自由，不論是將書面形式作為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還是將其作為證據上的要求，都對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預防爭議，減少不必要的紛爭，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有積極的意義。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國家出現了合同形式主義的復興『「越來越多的合同被要求必須或『應當』採用書面形式。一些合同（尤其是轉讓不動產所有權的合同）被要求必須予以公告，否則便不得對抗第三人。」。而我們又何以在統一合同法制定過程中主張「不規定合同的法定形式，使當事人對合同形式有選擇的自由」呢？東施效顰，不僅沒有結合自身的實際，也沒有真正學到別人的東西。
（三）從我國的生產力水平出發
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也決定了不應該將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抬高到不適當的水平。在西方國家合同自由原則已經衰落的今天，我們若反而要抬高其地位便顯得不合時宜。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可以通過它與合同法的其他基本原則的關系反映出來，合同法究竟應包括哪些基本原則，學者的論述很不一致，筆者擬通過多數學者贊同的誠實信用原則、公平原則的地位及其與合同自由原則的關系來揭示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