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法法律論文

⑴ 急求一篇關於法律的2000字左右論文。在線等。。。

例文

論《勞動合同法》及其法律效益的實現
摘要《勞動合同法》從法領域看是社會法從法本位看是社會本位法從法對社會的反映視角看是回應型法《勞動合同
法》的法律效益受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因素以及法治境界的影響,可以通過貫徹回應性,落實主體保和發揮機製作用來實
現。
關鍵詞《勞動合同法》法律效益回應性
法與時轉則治,法與時宜則有功我國《勞動合同法》是的制定和
實施回應了社會的潮流,符合我國現階段的歷史條件,與國際上保護
勞工的價值觀一致。本文是這一新法的回應,堅持其為良法的觀點,
對其三大屬性進行了分析,並提出《勞動合同法》法律效益實現的途
徑
一、《勞動合同法》的三大良法屬性
筆者從法理上研究認為《勞動合同法》應當是一部良法,具有社
會法,社會本位法,回應型法的屬性。
從法領域來說,基於公法、私法、社會法的三元結構劃分《,勞動合
同法》是社會法。如『基於人類對秩序需求的心理,需要相應的規范調
隨整社會關系』,②社會法強調的在事實不平等的基礎上,通過對強勢
群體設定更多更嚴格義務性規范來保障弱勢群體權利,從而滿足其對
勞動用工秩序的心理需求。勞動關系是重要的社會關系,勞動法是社
會法的重要部分,《勞動合同法》是勞動法子體系之一的勞動關系法。
勞動關系不是平等的契約關系,勞動力所有關系背後的資本增值關
系,是在表面平等掩蓋下的事實上的不平等。《勞動合同法》配置權利
義務時向有利於勞動者的一方傾斜,如關於無固定期限的合同和試用
期及經濟補償金的規定,有助於保障勞動合同關系,糾正這種不平等,
促進結果公平。
從法本位來說,《勞動合同法》是社會本位法。社會本位不同於
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個人本位,社會本位法,以社會為本位,追求社
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關注社會均衡發展,以增進社會整體效率為價
值追求《勞動合同法》是以規范勞資之間矛盾,解決社會問題的身份
進入到經濟生活領域的,它協調勞動關系,實現社會整體利益,這與社
會本位法的內容與目標是一致,符合社會本位法的基本特徵雖然《勞
動合同法》在勞資利益搏弈中注重分配正義,但並不是把所有權利都
配置到勞動者一方它只是強調社會本位,通過各種規范使勞資雙方
個人利益的次優化,從而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比如,依據《勞
動合同法》中任意性規范而自願締結的勞動合同是雙務合同,勞動者
的權利是用人單位的義務,勞動者的義務則是用人單位的權利依據
法《勞動合同法》中的強制性規范而產生勞動者或用人單位的義務限
定了對方的權利空間。在這情況下,雙方不能隨意改變或放棄自己的
權利,其實際上都是一種義務人,不能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從法對社會的反映視角看《,勞動合同法》是回應型法法律既是
政治和智識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是社會和經濟歷史的反映。心』《,勞動
合同法》是我國改革開放後,計劃經濟時代結束,公法私法化的趨勢
下,勞動法對勞動合同制度的設計不到位,礦難頻發,超時加班,職業
病危害嚴重,勞動者工資水平低下,拖欠和剋扣勞動者工資,社會保險
體系尚未建立的這樣一個歷史條件下,回應社會的普遍需要的和廣大
勞動者的願望,而創制的具有工具性價值的能動性的法律《勞動合
同法》要求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簽訂了書面勞動合同,整頓單位內部規
章制度,遵守最低工資標准,禁止用人單位濫用試用期等規定,都是有
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有效工具《勞動合同法》對近幾年社會不斷出現
的新用工形式產生的社會問題做出反映,首次在法律上對勞務派遣進
行了規制,就是其具有回應性的一個體現
所以《,勞動合同法》以其具有回應性,堅持社會本位,謀求實質平
等,滿足了大多數人的願望,用邊沁的功利主義觀點來看《,勞動合同
法》是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一部「良法」。
二、《勞動合同法》的法律效益
一什麼是勞動合同法的法律效益
根據法運行的不同環節,筆者認為,法律效益是立法、執法、司法
和守法過程中法律產生的最接近法律屬性和立法目的有益效果的總
和。《勞動合同法》的法律效益就是《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執法、司法
和守法過程中產生的最接近其屬性和立法目的有益的自身效果和社
會效果的總和前文筆者己論及《勞動合同法》的屬性社會法,社會
本位法和回應型法。其立法目的是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促進勞動
關系和諧穩定。只要《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各個環節
中體現社會性,社會本位性和回應性,切實發生積極的效果,就是具有
法律效益。法律效益越大,有越接近法的價值。

⑵ 法律方面論文

你好，法律方面的論文大部分是按照這個思路去寫的：
1.選題，你在生活中發現存在哪些專法律問題，你屬對這個法律問題有看法。比如：論保險代位求償行使中的若干法律問題。
2.選好你要寫的論題後，就開始查找有關論題方面的資料，比如現行規定，學者們對這方面的定義，主流的觀點，這方面的案例等。
3.大概熟悉在你論題方面的基本知識和對問題的認識後，就可以開始著手正文了。
4.各個學校都有對論文格式的要求，一定要嚴格按照學校要求的格式來完成論文。多和同學交流，不懂就問老師。
5.跟你說說正文怎麼寫。
本科論文可以分成三部分進行，
第一部分是中文摘要，引言，相關概念特徵，立法現狀等；
第二部分，重點是第二部分，這一部分要求你提出在存在的問題，然後針對問題給出解決的辦法。
第三部分就是把你的參考文獻列出，再致謝就可以了。
謝謝，請採納！

⑶ 法律權利與義務論文

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發展和社會主義法制制度的逐步建立及完善，社會對個人的要求越來越高，法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依法辦事，已成為人們的共同信念。一個國家的法律體制完善與否也日益成為衡量這個國家現代化程度高低的標志。我國法律法規也日趨完善，只要留意不難發現我們身邊無處不存在法律的氣息。《未成年人保護法》、《教育法》、《教師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現代社會是一個法制社會，作為一名青少年要學習法律知識，學法才能知法，知法才能守法，知法才能用法，知法才能護法，只有全體人民的法制意識加強了，才能實行依法治國，我們的國家才能不斷強大。 然而，根據管家有關數據表明：我國青少年犯罪率呈大幅度增長趨勢，可見增強法律意識、提高法制觀念對我們來說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青少年違法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法律意識淡薄、受社會不良習氣的影響。比如在社會不講社會公德，惹事生非、打架斗毆、偷竊敲詐。在學校不遵守中學生守則、違反校紀校規。這些青少年學生雖然也知道自己所作所為是違法違紀的，但他們無法真心地體會到事態的嚴重性。因此校園中違紀的現象屢見不鮮。有的同學認為違紀與違法是兩碼事，違反校規校紀大不了被老師批評，沒什麼大不了的，殊不知習慣成自然，違紀就會逐步成違法，以後到社會就有可能作為法的事。有的同學認為如今是追求個性化的社會，如果被學校這個規那個矩束縛，不利於自己發展，作了違紀的事才能體現自己的瀟灑，但是，設想一下，如果學校沒有了校規校紀，那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如何保障？一個從小沒有遵紀守法的意識與習慣的人，長大了很難說他能成為一個守法的公民。 有人說「掌握電子計算機應用技術是跨入21世紀的名片，而具備法律知識和法制觀念才是跨入21世紀的通行證」。我國社會主義法律是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共同意志的體現，是促進生產力發展，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它的根本任務是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現。公民的生活離不開法律，學法才能明確哪些是可以做或必須做的，哪些是不該做或禁止做的，用法律來規范自己的行為，維護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權益。
青少年學習法律知識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是四化建設的生力軍。青少年學法、知法、守法的狀況如何對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關系極大，青少年要通過學習法律知識，接受法制教育逐步把自己培養成四有新人。 青少年學習法律知識是自身健康成長的需要。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廣大青少年都想成為有用之才，而要成才首先必須健康的成長。由於青少年年齡小，閱歷淺，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易受不良風氣的影響，青少年容易沖動，特別是當自尊心受到傷害或自己的利益與他人利益發生沖突時，容易失去理智，導致違法犯罪。因此，為了保護青少年健康成長，預防和減少犯罪，就需要對青少年進行正面的法制教育，正確引導、讓他們能懂法、守法、自覺約束自己的言行，養成守法習慣，培養守法意識，提高守法能力。 青少年學習法律知識是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的需要。維護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是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要運用好這個權利，只有學法懂法，才能認清和揭露違法犯罪行為。
遵紀守法，學法護法是一種被人們公認的美德。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校有校紀，遵紀是守法的基礎，青少年時代是處在長身體、長知識的黃金時代，我們青少年學生要認真學習《中學生守則》、遵守校紀校規，遵紀守法，嚴以律己，從小事做起，從自己做起，自強、自尊、自重、自愛，爭當一個文明的新時代青少年。

⑷ 大學論文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 1500字

撰寫論文注意事項：

1、不得簡單重復題名中已有的信息，忌諱把引言中出現的內容寫入摘要，不要照搬論文正文中的小標題（目錄）或論文結論部分的文字，也不要詮釋論文內容。

2、盡量採用文字敘述，不要將文中的數據羅列在摘要中；文字要簡潔，應排除本學科領域已成為常識的內容，應刪除無意義的或不必要的字眼；內容不宜展開論證說明，不要列舉例證，不介紹研究過程；

3、摘要的內容必須完整，不能把論文中所闡述的主要內容（或觀點）遺漏，應寫成一篇可以獨立使用的短文。

4、摘要一般不分段，切忌以條列式書寫法。陳述要客觀，對研究過程、方法和成果等不宜作主觀評價，也不宜與別人的研究作對比說明。

例文：道德與法律的關系

道德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根源於風俗和習慣，在原始社會，人們生活在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氏族社會中，氏族成員之間主要靠風俗習慣調整的，從食物分配到婚姻締結，都體現了風俗習慣的積極作用。然而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社會關系愈變得復雜。

單純的靠風俗和習慣已不可能完全調整，因此道德便產生了，所以道德的產生並不是抽象的來源於人們的內心，更不是來源於宗教神學，而是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產生的。哲學上將道德劃入上層建築，是維護本階級經濟基礎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

以習慣風俗和道德去調整全部的社會關系已不可能，社會需要更有力，更廣泛的標准和規范去調整，法律便應運產生。法律的出現，並不是意味著社會關系的調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調整方式，調整范圍上也有著局限性，道德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手段。

法律與道德彼此都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具有重要作用。法律與道德屬於不同的上層建築，不能將法律完全等同於道德，當然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如果把所有的道德原則轉化為法律原則，那麼法典便成了道德法典，這恰恰不利於人類的進步，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本質的區別。

第一、法律與道德產生的歷史與方式不同，從產生的歷史過程看，法律是人類社會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原始社會沒有法律，而道德風俗則存在於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時期，任何社會都有的行為准則，另外，道德隨民族，種族，宗教，習俗的不同而不同，而法律在一國或一定區域內。

法律是通過國家立法機關制定修改和廢止的，只有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才能將本階級的意志轉化為具有國家強制性，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而道德則是由人民長期的生活習慣轉化而來，法律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更多的依靠社會輿論和人民內心的信念良知來遵守。

第二、法律與道德適用的范圍不同，法律是劃分罪與非罪，合法與違法的標准，道德則主要是劃分善與惡的界限，這兩種界限在一定的范圍內可以互相重疊，也可以互相獨立，有多種情況：

1、道德所否定的法律也是禁止的。如殺人，放火，投毒等一系列犯罪行為。

2、某些道德規范不否定，而法律則是禁止的。如過失犯罪。

3、道德規范所肯定，而法律則是禁止的，如在封建社會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或是反抗統治階級的惡法。

4、道德上不提倡，法律卻許可，如：離婚，但是如果一個人長期受家庭暴力迫害而提出離婚，現代法律和道德都是支持的。

綜上所述，法律與道德所調整和適用的范圍，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單就與道德相關的法律而言，這一部分一般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這些法律規定，是道德的起碼義務，但是法律不幹預或是無法干預道德可以干預。

如個人操守品質或是人際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道德適用的范圍比法律廣。那些與道德無關的法律，非道德所能調整，只能由法律調整。如新崛起的經濟法律，行政法律，環保法，有的只是程序性的規定，與道德關系較少，或是沒有關系。

這些法律不像刑法那樣僅憑道德就可以判斷，因此，從這方面看，法律所調整的范圍比道德廣。

⑸ 急求一篇論文「法律的重要性」

法律在和會社會中重要意義

葯劑1102 201118350218 吳雲勇

摘要：法律區別於道德規范、宗教規范、風俗習慣、社會禮儀、職業規范等其他社會規范的首要之處在於，它是由國家創制並保證實施的社會規范。法律不但由國家制定和認可，並且由國家保證實施。也即是，法律具有國家強制性。法律的強制性，既表現為國家對違法行為的否定和制裁，也表現為國家對合法行為的肯定和保護。

關鍵詞：和諧社會 社會主義市場 先進文化 民主

一、法律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必要保障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本質上是法治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加強社會法治建設是實現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石和保障。 社會主義法治對和諧社會的保障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1）法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保障作用體現在立法方面。有法可依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首要要求，也是實行社會主義法治的前提，有了完備的法律體系做保障，才能更好的引導、規范和約束公民和政府的行為，使之依法辦事，循章而為，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良好的基礎。

（2）法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保障作用體現在司法和執法方面。公正、高效的司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司法往往被視為社會公正的最後一道防線，而社會公正是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只有建立一個公正、高效的司法體制，真正形成公平和公正的社會環境，各個社會階層的人民群眾才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才能實現社會安定。同樣，執法的公正、高效也是當然要求。

（3）法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保障作用體現在守法方面。社會成員遵紀守法，政府嚴格依法辦事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全體社會成員守法意識和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意識的不斷提高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要件。

（4）法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保障作用體現在法律監督方面。法律監督可以通過對立法、司法和守法三個方面的作用來間接保障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

二、法律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順利推進

行政機關是國家機關中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影響最大、與公民關系最密切，因而也是權力最大，機構最多、人數最多的一個部門。由於我國歷史上長期以來的官本位思想使經濟受政府的直接干預太多，使本應屬於企業、個人的權利受到行政機關的侵犯，使法律賦予市場主體的權利不能實現。

所以首先，要轉變政府職能。具體的說就是用法律的形式重塑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廢除那些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舊職能，另一方面確定市場經濟要求的新職能。市場經濟體制要求打破以政府為中心、以計劃命令為手段的經濟模式，將市場作為經濟活動的中心，將經濟規律作為市場運營的准則。因此，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必須由直接的微觀管理，轉變為制定戰略計劃、確立市場規則、向市場主體提供服務、促進市場發育、維護市場秩序的宏觀、間接管理為主的管理模式。實踐證明，政府職能不轉變，自由、競爭、公平的市場機制就無法形成。其次，政府的執法行為要遵守職權法定原則。這就要求政府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凡法律沒有規定的，政府就無權行使，這就是強調政府權力的有限性。傳統的官本位的管理型政府強調的是企業的權利是有限的而政府的權力是無限的，這種權力倒置現象最終使企業成為政府的附屬部門，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手段進行管理，使企業失去自由和活力。所以不注意政府權力的有限性而任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發展，那麼就可能導致一系列破壞市場關系，損害自由競爭，漠視市場主體權利的惡果，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

三、法律在文化建設方面作用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禮法兼治」的社會綜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與民間法並列的「混合法」模式：「無訟」價值觀下節約成本的社會矛盾調解機制：「法不阿貴」、「刑無等級」的守法觀念；司法中「親親相容隱」的人倫主義：「慎刑恤獄」的司法人道主義：「實質正義」的司法價值取向；法律的「集體主義本位」：「為政在人」的人治觀：「親民」的政治道德觀；法律語言的簡潔；司法人員的人文素養；古代行政立法、監察制度及廉政建設及歷史上「變法」的經驗等等，這些都包含著符合現代法治的成分，經過改造，完全可以為當前的法治建設服務。

仔細鑒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內容龐雜、良莠不齊，其中包含著許多優秀成分的同時還包含著更多的不符合現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時代拋棄的糟粕，因此，在利用傳統法律文化時，必須仔細地鑒別。對於其中的專制主義、法律工具主義、泛刑事主義等明顯不符合現代法治精神的內容應毫不猶豫地予以拋棄，對於其中含有的優秀成分，亦必須仔細鑒別，巧妙合理地予以運用。

四、法律在民主進程的重要意義

一是強立法、弱司法。在我國，立法主體包括全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政府。司法機關雖然可以做出司法解釋，但司法機關並不是形成法律體系的主體，司法解釋並不能在法律之外創制新的原則和規范。也就是說，在我國只有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才可能成為形成法律體系的主體，「法官造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是完全不被認可的。從國家權力的實際配置看，司法權弱於立法權，不能審查立法，也不能審查違憲。盡管有行政訴訟制度，司法機關因此可以對行政行為做出司法審查，但司法權在事實上也明顯弱於行政權。在這樣一種體制下，我國形成法律體系採取的是強規定式的立法模式，這使得我國法律實踐中理性「邏輯」的分量重於日常「經驗」的成分。

二是強國家、弱社會。從理論上講，規則的產生有多種途徑，立法和司法活動能產生規則，社會或共同體成員通過長期互動也能自發形成規則，因此，在法理上有「國家法」與「活法」、「立法」與「法」、「書本上的法」與「行動中的法」的區分。在強規定式的立法模式主導下，不僅司法在法律規則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受到抑制，而且，短短30年間，社會或共同體成員通過互動而自發形成規則也是不充分的。在法律體系的形成過程中，立法機關和政府居於明顯的主導地位，立法活動更多地表現為法律移植以及基於國家立場對社會的變革和改造。這可能導致法律規則與社會對規則的實際需求不一致，或者說，法律規定與社會實際發生一定脫節。由此，法律實踐中時常會出現法律快速而頻繁的修改，而社會生活中那些沒有得到有效規范的領域的法律秩序往往通過「治理」色彩濃厚的社會管理來實現。

三是強制定、弱執行。法律制定是一回事，法律是否得到切實執行是另外一回事。改革開放初期，在法制建設初見成效之時，法律執行問題其實已經顯現出來。1982年，黨的十二大就此曾專門指出，「現在的問題是，不但有相當數量的群眾，而且有相當數量的黨員，包括一些負責幹部，對法制建設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已經制定的法律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遵守和執行。」此後，在諸多法律紛沓而出的同時，維護法制的統一以及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強調。盡管如此，違法甚至違反憲法的行為、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執行難」仍然存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一些權利和原則在事實上並沒有得到完全落實。就實踐而言，不定期的執法檢查、專項整治、「嚴打」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嚴格執行法律的常規機制仍有待進一步健全。

四是強政治、弱法律。就政治與法律的關系而言，政治需要受到法律的規范和約束，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政治的支持和維護。在政治與法律的關繫上，一方面，盡管與新中國成立後頭30年相比，後30年政治和行政越來越轉入法治軌道，但政治對法律實踐仍有過大的主導作用和實際影響。例如，憲法雖為國家根本大法，但它仍是一部需要修改、而且事實上也是可以時常被修改的、改革時代的憲法；一些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受到部門、行業等利益的影響和干擾；立法、司法活動的專業化程度還不夠高，特別是司法機關在司法職能之外還承擔著大量政治、行政乃至社會職能等。另一方面，立法和法律實踐在有些方面需要受到的常規化的政治影響還不夠有力，例如，民主立法、立法的公眾參與、立法監督等。

查閱文獻：《思修道德修養與法律建設》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

⑹ 一篇關於法律的小論文

學習《未成年保護法》的一點體會

2007年6月1日起，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將要實施，這次修訂是從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出發，針對未成年人保護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進一步明確了未成年人的權利和保護未成年人的原則，凸顯了政府執法主體的地位，全面充實了家庭、學校、社會和司法四大保護的內容，強化了法律責任。

關注青少年兒童成長，維護青兒童少年的合法權益，已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共識，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我們的社會中還存在著大量侵害青少年合法權益的現象，維護青少年兒童的合法權益還有許多需要我們的社會努力去做的事。

作為高中學生，一、認真學習法律知識，增強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二、通過自己學習法律知識來影響帶動家人，傳播法律知識。三、通過學習法律知識，糾正自己的不良行為和習慣。

我認為要從幾個方面落實未成年人保護法：

一是要提高學生自身的法律意識，使學生們自覺遵守法律規定。了解法律並遵守法律，應落實到在日常生活的具體行動中。

二是要教師了解並尊重未成年人的客觀需要，不以教師的主觀意願去要求孩子。未成年人正處在生長發育的過程中，有其自身的需要和特點。比如孩子好動，不可能像成年人那樣長時間安靜地坐著不動。

因此，教師應充分認識和理解未成年人發展的客觀規律，不能憑者自己的主觀意願去看待孩子、要求孩子。

三是要充分認識不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嚴的危害性。不尊重為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會使學生未成熟的心靈受到殘害，形成不健康的心理。如受侮辱的幼兒會形成懦弱或強烈逆反的性格，將來可能成為對自己和社會都不利的人；受體罰的孩子為了躲避受罰，可能會養成說謊的惡習。因此，教師對孩子人格尊嚴的侮辱，可以說是殘害兒童幼小心靈的無形殺手，必須堅決予以杜絕。

四是教師在對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工作中，要講求合理有效的方法，促進未成年人的健康發展。教師既要嚴格管理，又要耐心教育，對學生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在師生之間建立一種互相尊重、信任、平等的關系，以達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五是對於存在缺點、錯誤的未成年人，教師更應對其進行耐心細致地做思想工作，鼓勵和幫助他們改進。

未成年人是中華民族未來的脊樑，教育培養好他們是關繫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黨和政府歷來重視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針對未成年人身心發育過程和思想行為特點，開展了大量的工作，進行了有效的教育。未成年人保護以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婚姻法等相關法律的實施，使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納入了法制化軌道。《未成年人保護法》是我國第一部保護未成年人的法律，實施這些法律，能夠幫助未成年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文化發展，促進未成年人全面發展，有利於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發展，對於確保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具有重要意義。

通過認真學習《未成年人保護法》，使我對有關未成年人保護的知識有了初步的了解，對未成年人有哪些權益受到國家的保護、當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應該怎麼辦有了一定的了解。未成年人處於身心發育的特殊階段，決定了其始終處於一種被撫養、被監護、被教育、被保護的地位。

在生活中，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常常受到監護人、及其他成年人的侵犯，嚴重傷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在此，我只想談一談關於學生考試自己的一點想法：應試教育下的學生們一心只為學習，一直以來，學生們考完試後的輕松完全被等待排名揭曉的緊張所代替。

因此，對於考試他們總有著本能的畏懼。考得好則萬事大吉，考得不理想則像「過街老鼠」到處喊打。

長期以往下來，學生們飽受學習壓力的折磨，無論從身心和心理健康方面受到了不良的影響，最近幾年從媒體方面看到多起未成年學生因承受不了過重的壓力而自殺的事件。由此充分體現了現行社會或多或少的忽視了對未成年學生的心理健康的保護。家長們在給孩子提供富裕的生活物質方面的前提下，一味的要求孩子在學業上出人頭地，處處爭優，對孩子的期望過高。而學校的老師也因為工作性質等因素對學生也採取的態度是喜優厭差。無形之中對一部分學生的心理造成了打擊，其實這樣後果很嚴重。

學習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後，我從思想上有了一定的改觀，作為一名學生，我們要從各個方面各個角度去發現和實踐法律精神。社會復雜的，人總會受環境影響，因此我們要重視道德修養，「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自覺遵守法律，謹慎交友，防微杜漸，防患與未然，即使如此，如果我們面對犯罪時，利用法律武器對付他們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了。法律具有保護作用，日常生活中里不開法律，法律是我們的「衛士」法律通過解決糾紛和制裁違法犯罪，維護人們的合法權益。我們享受權益，需要法律的保護。

法律論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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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法律自覺與社會發展的關系論文

論法律與道德的關系 張世珊 法律與道德都是人類社會特定經濟關系的產物，法律屬於社會制 度范疇，道德屬於意識形態范疇。兩者都是調控社會關系和人們行為 的重要機制。法律是由國家制定並強制實施的行為規范，道德是依靠 人們的內心信念、傳統習慣和思想教育調整行為的規范。兩者既相互 區別，又相互滲透、互相支持、互相轉化、相輔相成。法律與道德的 有機結合、協同發展，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法德並舉：歷史的借鑒 法律與道德關系為中國歷代統治者所重視。早在西周時統治者就 提出「明德慎罰」的思想。它標志著奴隸主階級對法德之間的關系有 了自覺的意識。孔子是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的創立者，他意識到法律和 道德是兩種不同的治國手段，認為善德觀念只能以道德教育來引導， 僅靠刑罰是不行的。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秦用嚴法和酷刑 排斥道德而短命，西漢統治者總結了秦亡的教訓，提出「禮法並重」， 繼而董仲舒論證了「德主刑輔」的思想，認為「刑者德之輔，陰者陽 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無論是「明德慎罰」、「禮 法並重」，還是「德主刑輔」，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的倫理綱常。封建 的「法治」是人治下的「法治」，是泛道德主義，是把法律作為手段 來配合推行封建的倫理道德。數千年來，歷代統治者把倫理道德與政 治相結合，禮與刑融為一體，使僵硬的法律規范藉助於道德提升為人 們自覺的內心信念和行為標准。 西方對法律與道德關系的探討也源遠流長。早在兩千多年前，古 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就認為，法律是維護正義的手段，正義就是以善待 友，以惡對敵。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主張守法是人的道德責任，法 律的制定必須著眼於德和善。亞氏曾說，法律的實際意義應該是促成 全邦人民都能進行正義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他認為，法律應當是實現 正義、美德和幸福的各項原則。西方許多著名法學家都認為，人對社 會道德理想的追求是通過法治體現出來的。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多哥學 派的自然法，它對羅馬法和羅馬法學產生了巨大影響。自然法的核心 就是認為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藝術，自然法構建了自然、理性、正義、 平等的價值體系。17、18世紀以後，自然法思想又被資產階級法學家 作為反對封建專制的武器。自然法學派最突出特徵是認為符合道德的 法才有效力，與道德沖突的法則是惡法。在西方傳統中，有許多值得 我們借鑒的關於「守法」的道德觀，如柏拉圖的「人們必須有法律並 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像最野蠻的獸類一樣」的名言；近代 的「愛法律」作為「國民公德」的核心等等。這些道德觀強調守法是 公民的道德責任，自律就是對法治的強有力的支持。 從中西方法律與道德關系的發展脈絡中可以看出：東方倫理法與 西方自然法都主張把外在的法律內化為人們自覺的意識，法律只有成 人們的心理、情感需要才能得到普遍自覺的遵守。法律與道德是互相 滲透、互相融合、相互轉化的。法律總是代表著社會最基本的道德追 求，如勿偷盜、勿殺人就是社會最基本的道德。 法德並舉：理論的剖析 法律與道德雖然屬於不同范疇，調整著不同領域的社會關系，但 它們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具有共同的基礎和目的。它們都以權利和義 務為調整內容，存在著相互滲透、互相轉化、相輔相成的關系。 社會主義的法律和道德都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它們一 旦形成便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並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巨大的能動作 用。社會主義的法德目的和方向都是一致的，它們都是為維護社會主 義的經濟基礎服務的。 社會主義的法律道德有著相同的價值導向和功能。人對生命意義 的價值追求和信仰，對是非、善惡、美醜價值的選擇和評價是人類社 會獨有的。這種價值追求和信仰存在於每個時代、每種社會形態中。 同樣，社會主義絕不僅僅指它的國家形式，其核心是具有社會主義信 仰並具有共同的衡量善惡、美醜、是非價值標準的共同體，是為振興 中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共同奮斗的群體。這種具有共同理想、共 同目標、共同價值標准和追求的民族精神，才是當代社會主義中國得 以存在發展並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支柱。 社會主義法律與道德是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一方面，社會主 義道德建設需要法律的保障。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成 員有先進與後進之區分。道德是多層次的，而且是多元的，不可能用 同一標准去要求所有的人，況且社會上還總有些置基本道德於不顧的 極端個人主義者。為了保護人民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必須有法律強 制力，這種強制力就是對違反基本道德的威懾。法律一旦形成，對社 會主義道德起著增補、強化和保障的作用。盡管沒有一個國家完全靠 強制力來維持，但如果沒有強制力的保障，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保持 長治久安。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法律的實施和遵守，必須依賴於道德 的支持。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法律，反映了社會主義基本的道德，體 現為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的道德風尚和價值觀。 如果法律違背了社會主義最基本的道德標准，不僅得不到公眾的承認， 而且會破壞生產力，阻礙社會的發展。 法德並舉：時代的要求 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只有大力加強法制建設，才 能最終保障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確立。當代世界各國出現了道德法律 化的趨勢，大部分公眾道德被納入法律框架之中，但要真正得以實施， 還必須把外在的他律變為人們內心的自律。這是時代發展的要求。 法律與道德之間存在著互為條件、彼消此長、相互轉化的動態互 動補機制。即是說道德向法律轉化，稱之為道德法律化；法律向道德 轉化，稱之為法律道德化。這種互動互補機制的建立，會使社會成本 消耗減少，效益增大，從而成為調控社會關系和行為的有效杠桿。這 是因為法律和道德各有優長，也各有局限。特別是在經濟活動中，由 於利益的驅動和市場的擴大，多元經濟主體之間的活動雖然需要道德 的支持，但必須有強有力的法律制度進行規范，才能使有不同動機、 不同目的的多元主體有秩序地合作。如「誠實守信」原本是道德原則， 但隨著商品經濟發展，「誠實守信」已進入西方許多國家的民法典和 我國的民法通則。目前無論東西方都有道德法律化加強的趨勢，特別 是對環境、生態的保護方面強化了道德的法律化。尤其是高科技的飛 速發展，對社會倫理帶來一系列困惑和危機，更需要法制的強制力， 因為，在強制方面法律優於道德的自律。 法律與道德互動機制的另一方面還有法律的道德化。因為法律也 不是萬能的，它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法律所適用的范圍與道德相比 狹窄得多，而且法的穩定性往往也就是它的滯後性；二是在現實生活 中，人們的行為變化萬千，豐富多彩，用僵硬的、機械的規則，難以 取代充滿個性色彩的現實生活的「個案」。這就需要道德的補充，無 論立法、執法全過程中都離不開道德的支撐。可見，法律與道德是不 可分離的有機整體。因此，科學地評價法德之間的關系，並合理地開 發利用這兩種資源，對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疑具有現實而深 遠的意義。

⑻ 道德與法律的論文

道德與法律的嬗變

內容摘要：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二者的關系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中永恆的話題。人類的法律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道德法律化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過程；法律道德化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

關鍵詞：禮；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這張天網如何恢恢，總有漏網之魚；不管法治調整的范圍多麼廣闊，總有鞭長莫及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對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重視和適用。法治與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應是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的，即法律與道德雙管齊下、「綜合治理」。中國古代的法律實際上是一種二元體制，就是兩種體系或淵源、形態的法律並存。一種是國家制定法，一種是「禮法」、「德法」。這兩種社會調節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種社會現象納入其調整范圍。而我國當代社會法律是唯一的社會調節手段，道德作為另一種調節手段存在嚴重缺位。這樣的一元法體制亟待調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國古代「禮」與「法」的關系，吸收其合理內核，建立起德法並治的二元法體制。

一、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時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它要求統治者敬天孝親，對己嚴格，與人為善，只能在不得已時才使用刑罰，而使用時必須慎重。儒家對「德」加以繼承和發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義，主要包括寬惠使民和實行仁政，認為「德」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德」高於君權與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導方針，即主張「德主刑輔」。〔2〕儒家的這種德治是以「禮」做為根本內容的。「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禮的起源與宗教、祭祀、宗法有關，它體現了社會中的宗法身份等級，同時作為身份社會的古代中國也促成了禮的繁衍，兩者互為支架。但禮的范圍很難界定，它包羅萬象，無所不在，既可以是個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國的根本綱領；它是對他人做道德評判和法律裁斷的最後依據，又是社會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細膩地對人的行為做出准則式規定，另一方面又對社會的方方面面作理論上的抽象。再論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義之義。因此要正確理解禮與法的關系，就必須將其放入中國古代這片土壤中，以中國傳統的視角來審視。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謂道德的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禮，引禮入法

周公制禮就是對夏殷之禮進行整理補充、厘訂，使禮的規范進一步系統化，禮的原則趨於法律化。「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5〕「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6〕「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7〕周禮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親親與尊尊的一致性，表現了族權與王權的統一。「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8〕禮與刑在性質上是相通的，在適用上是互補的，違禮即是違法，違法即是違禮，出禮入刑。但是禮與刑的適用對象各有所側重。正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獨尊儒術，德主刑輔

漢儒董仲舒以天人感應說為德主刑輔的哲學基礎，以陰陽五行相輔相成之理，來論證德主刑輔符合天道運行的規律。「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也」，「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減其刑」，〔9〕即「德主刑輔」。

漢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現為把符合儒家原則的通過法律表現出來，另一方面表現為董仲舒的春秋絕獄，即在司法中引經絕獄。董仲舒對春秋絕獄的解釋是：「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著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由此可見，「春秋絕獄」的要旨是：必須根據案件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無惡念者從輕處理。此絕獄固然是要解決法律使用過程中的問題，但如果從一個更大的層面上看，就是他同時在重建古代法的倫理結構。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行之心，非私為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11〕

通過春秋絕獄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親親、尊尊等總的原則上與漢律是相同而且互補的，也就是說經義與律令絕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漢朝法律即使體現了完全意義上的法家思想，但內中也有許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條的內容。這表明了儒、法兩種思想實際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們在早期法律實踐中的融會貫通。

3、德禮為本，刑罰為用

唐朝繼續並發展了漢魏晉以來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體現宗法倫理關系的禮，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準乎禮」成為對唐律的主要評價。具體說來，第一，禮指導著法律的制訂。如貞觀修律時根據「為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罪，為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12〕儒家教條，調整了謀反大罪應誅連父子、祖孫、兄弟的血親范圍。第二，禮的基本規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子孫違反教令，供養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於禮以為出入。第四，禮法由互補，發展為統一的體用關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確宣布：「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法律化的過程。下面再談另一主題——法律的道德化。法律與道德是兩種性質不同而有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中國古代社會的「出禮入刑」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另一方面，法律規范同時要行道德的職能。所謂法律的道德化，主要側重於守法的過程，指的是法律主體把守法內化為一種道德義務，以道德義務對待法律義務。請看下面兩個案例：

案例三：吳重五家貧，妻死之時，偶不在家。同姓吳千乙兄弟與之摺合，並挈其幼女以往。吳重五歸來，亦幸其女有所歸，置而不問。未幾，吳千乙、吳千二將阿吳賣與翁七七為媳婦，吳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實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歸家，至十一月，復嫁給李三九為妻，……阿吳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懷孕，他時生子合要歸著。萬一生產時，或有不測，則吳重五、李三九必興詞訟，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跡，官司亦多事矣。當廳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廳，不願理取，但乞監還財產，別行婚娶。阿吳責還李三九交領。吳千乙、吳千二、吳重五犯，在赦前且免於斷引，監三名備元受錢會，交還翁七七。〔13〕這篇判詞絕妙之處不僅在於它解決了一起糾紛，更在於它注重當事人之間關系的調停，以避免日後再因此事起糾紛。執法者著意由道德上立論，使案件的判決合情、合理、合法。從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認為中國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則支配，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謝登科控戚徐有才往來其家，與女約為婚姻，並請杖殺其女。余曰：「爾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斷令出財禮若干勸放，謝以女歸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譽江南，謝女久擅其才名，既兩美之相當，亦三生之湊合，況律雖明設大法，禮尤貴順人情，嫁伯比以為妻，雲夫人權衡允當，記鍾建之大負我楚季革，從一而終，始亂終成，還思補救，人取我與，畢竟圓通，蠲爾嫌疑，成茲姻好。本縣亦冰人也耳，其諏吉待之。〔14〕此案為兒女自由戀愛引起，謝登科以女兒私訂終身，違反了禮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執法官卻對傳統禮法重新釋義，「律雖明設大法，禮尤貴順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緣。這二則判例說明一個問題：當時的執法者已將法律內化為道德，追求一種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國古代禮與法關系嬗變的特點

縱觀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關系，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的嬗變過程表現出如下特點：1、儒家的「仁、義」思想是「禮」與「法」嬗變的基礎。儒家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其對當時中國的法律發揮著重要影響。「三綱五常」等儒家禮教是中國古代正統道德的一般原則。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自漢唐始便以法律的讓步來解決：法律公然規定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壞了自己的尊嚴而開方便之門。這就是中國古代人的選擇。2、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是「禮」與「法」嬗變的條件。經濟的發達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人類向更高文明邁進的前提。中國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經濟的興衰與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關。經濟發達時期，人們對社會的道德要求較高，同時自身也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因此這時的法律體現著更廣泛的道德。與此相反，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的道德表現較之以前欠缺，社會總體道德水平也下降，這時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維護封建皇權是「禮」與「法」嬗變的核心。不管法律與道德誰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維護封建皇權為其首要考慮，這也是階級社會道德與法律所不可逃脫的命運。4、權力階層的態度是「禮」與「法」嬗變的關鍵。申言之，「出禮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須是符合權力階層意志的道德；重「禮」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須是權力階層內化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與法律的辯證關系

道德與法律是社會規范最主要的兩種存在形式，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范疇。二者的區別至少可歸結為：

1、產生的條件不同。原始社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規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說氏族習慣。法律是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氏族制度的解體以及私有制、階級的出現，與國家同時產生的而道德的產生則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維系一個社會的最基本的規范體系，沒有道德規范，整個社會就會分崩離析。

2、表現形式不同。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一種行為規范，它具有明確的內容，通常要以各種法律淵源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國家制定法、習慣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規范的內容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中，並通過人們的言行表現出來。它一般不訴諸文字，內容比較原則、抽象、模糊。

3、調整范圍不盡相同。從深度上看，道德不僅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還調整人們的動機和內心活動，它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而行為，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盡管也考慮人們的主觀過錯，但如果沒有違法行為存在，法律並不懲罰主觀過錯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從廣度上看，由法律調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調整。當然，也有些由法律調整的領域幾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斷，如專門的程序規則、票據的流通規則、政府的組織規則等。在這些領域，法律的指導觀念是便利與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機制不同。法律是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會輿論和傳統的力量以及人們的自律來維持。

5、內容不同。法律是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般要求權利義務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道德一般只規定了義務，並不要求對等的權利。比如說，面對一個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義務，卻未賦予你向其索要報酬的權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報酬往往被視為不道德。

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藉助於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15〕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與法律的嬗變

法律與道德因存在差別而有不可調合之矛盾，同時又因二者之間的聯系使矛盾之協調成為可能。

法律道德化表達了社會規范系統的最佳結構及各要素之間的協調配合狀態。法治社會形成的最基本條件是亞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後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類良知與正義道德的法律。稱之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後的法律，至少應包含人權性、利益性、救濟性三種內在的品格。其中人權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礎，失去人權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實際價值不合理，最終會被人類所唾棄。〔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過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三方將自身的道德修養、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動中來。「越文明發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體現的道德規范便越多。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則被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從某種意義上講，在一個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國家中，法律幾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規則的匯編」。〔17〕使法律與道德的精神一致起來，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撐，讓法律精神深入到人們的心靈，成為人們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只有造就這種法律，才能使法律獲得普遍性和權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違反道德的並不能當然就是違反法律的。原因在於並非所有的違反道德的行為都能上升為法律或確立為法律。能夠上升和確認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認的社會道德的一部分。有相當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領域，由道德規范來加以約束和調整。如果將全部道德問題變為法律問題，那就等於由道德取代了法律，這是不符合人類創設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標的。道德規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國家的財力都不能支撐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後所需要的執法成本。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國家必須盡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18〕但法律並非萬能，其設定的「中人」標准不同於道德倡導的「聖人」標准，因此對雖「缺德」而不犯法的行為往往無能為力。在現代社會中，法律的他律約束作用與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補充和密切配合，才能達到建設社會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規則、道德觀念法律化的過程中，要注意道德與法律在本質和內涵上的一致性，否則會給法治帶來災害。〔20〕不論法律中的道德原則實際上能夠被貫徹到什麼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執行道德，其結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這種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們的界說，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歷史與現實之間

（一）現實中的矛盾

在現實社會中，道德與法律存在著不和諧之處。中國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們企圖擺脫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隨心所欲地實踐道德、弘揚道德。人們並不是以崇尚道德來追求一種更趨於合理、科學。德國大哲人黑格爾曾有過如下論斷：在中國人心目中，他們的道德法律簡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積極的命令——強迫規定的要求——相互間禮貌上的強迫的義務或者規則。「理性」的各種重要決定要成為道德情操，本來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們並沒有「自由」。在中國道德是一樁政治事務，而它的若干法則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機關來主持。〔22〕為了說明這一問題請先看下面一則案例：

案例五：一對農村老年夫妻鬧離婚，按照法律判決，離婚後的一間住房應判歸男方。但如果這樣下判，女方離婚後就將無所居住，顯然與情不合。於是，法院綜合考慮後判決將一間房隔為兩半，一人一半，解決了女方離婚後的住所問題。這樣的判決並未引起男方的「鬧事」，雙方相安無事。〔23〕這是來自執法第一線很具體的案例，問題隨即而提出：在司法實踐中要不要考慮道德評價標准？如果要，那麼法律評價與道德評價該怎樣取捨？

美國法學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國》中也曾舉過一則案例：

案例六：埃爾默用毒葯殺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現有的遺囑中給他留了一大筆遺產，他懷疑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會更改遺囑而使他一無所獲，因此他殺害了他的祖父。〔24〕紐約州法院針對該案例確立了一條法律原則，即：任何人都不得從其錯誤行為中獲得利益。問題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條文是否沖擊了法治原則？

（二）讓歷史告訴未來

古人雲：「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通過以上對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歷史考察及對二者關系的法理分析，針對前面的問題可得到如下幾點啟示：

1、情法沖突——法治的尷尬。

法治社會要求人們在處理問題時，首先考慮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法官判案時，只能以現行法律為依據，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這樣勢必導致法律無法適應新出現的情況，而道德等非強制性社會規范則可以其主觀性調解新生的行為現象。這就是前面談及的一元法體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國家制定法與道德之間缺乏過渡、緩沖機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無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與大眾心理、社會風習之間的脫離與隔閡，也造成了道德的無力感和被蔑視，甚至鼓勵了對道德的違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但是，如果以情理斷案，就違背了法治的原則。因此，只有在法的體制上作出調整，才能實現情與法的協調、德與法的並治。

2、儒家倫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種道德價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體現了法治與道德的深刻關系。失去了道德基礎的法為惡法，惡法之治與法治精神是根本背離的。我國古代的儒家倫理法體現了道德與法律的一種結合模式，即把社會普遍承認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納入國家強制實施的行為規范。解決現實社會中的人們道德缺位、法律的尷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倫理法的合理內核，靈活適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國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職能，從而使司法過程成了宣教活動，法庭成了教化的場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質。

法的品質在於公平、正義通過法而得到實現。中國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種和諧、平衡、穩定。中庸主義在法律上的意義就是審判案件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徹底解決糾紛，平息訴訟。現代法同樣面臨著效率與正義的挑戰。一方面，法律要體現其威嚴，不可侵犯，人們必須遵守；另一方面，法律還要有其緩和的一面，比如法要體現人道，法要尊重私權等。

4、禮法結合——德法並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當我們執著於法律的繼承於移植、法律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時候，請讓我們把視角拉到社會調控這個高度上來。我們會頓時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發現西方的法治精神對我們進行征服的時候，傳統的德治精神正在歷史深處遙遙呼喚。應該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盡管並不排斥道德，但無疑在宣揚法律至上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機與道德淪喪就是明證；傳統的德治卻是主張德主刑輔，法是德的附庸，貶抑了法的作用，也與時代的發展不相適應。所以，對二者都要加以揚棄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內核，進行結構重組，建立全新的德法並治的二元製法體制。

注釋：

〔1〕郝鐵川，法治的源頭是德治〔N〕，檢察日報，2000-06-14（3）；

〔2〕楊鶴皋，中國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9；

〔3〕許慎，說文解字〔M〕；

〔4〕同〔3〕；

〔5〕左傳。隱公十一年〔M〕；

〔6〕禮記。曲記〔M〕；

〔7〕左傳。昭公二十五年〔M〕；

〔8〕荀子。修身〔M〕；

〔9〕漢書董仲舒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0〕九朝律考。漢律考〔M〕；

〔11〕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引〔M〕，北京：中華書局，1960；

〔12〕全唐文。黜魏王泰詔〔Z〕；

〔13〕宋本名公書判清明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4〕蒯德模。吳中判牘〔Z〕；

〔15〕〔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M〕，鄧正來譯，華夏出版社，1987，361-365；

〔16〕范進學，論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J〕，法學評論，1998（2）；

〔17〕王一多，道德建設的基本途徑〔J〕，哲學研究，1997（1）；

〔18〕郝鐵川，道德的法律化〔N〕，檢察日報，1999-11-24（3）；

〔19〕吳漢東，法律的道德化與道德的法律化〔J〕，法商研究，1998（2）；

〔20〕劉佳，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J〕，道德與文明，1999（5）；

〔21〕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22〕〔德〕黑格爾，歷史哲學〔M〕，北京：三聯書店，1956，P11；

〔23〕轉引自劉作翔，法律與道德：中國法治進程中的難解之題〔J〕，法治與社會發展，1998（1）；

〔24〕參見〔美〕德沃金：法律帝國〔M〕，李常青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14-19；

〔25〕范忠信，中國法律的基本精神〔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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