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單純的救濟發展成為全面的社會保障（或由暫時性到制度化）；政府立法和制度保障。（4分）
影響：保障了低收入階層人民生活，緩和了社會矛盾，擴大了社會消費。（2分）
（2）（要求：觀點明確，史論結合）
 條理不清，表達不準確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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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舉例：
觀點：人民福利是大國競爭的重要體現。（或國家崛起要保證人民福利；社會保障是大國崛起的必由之路）（2分）
論述：歷史上的大國普遍建立了先進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的創新是多種力量推動的結果。（6分）
⑸ 羅斯福正式當選總統是1932年還是1933年
1932年競選成功 1933年正式上任
⑹ 1942年，面對河南大飢荒，國民政府的領導們是如何反應的這場災難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
「我獲得一個明確的信念，我們的盟友國民黨政權正在自我毀滅，並且走上喪失權力的道路。」費正清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道，他補充說：「國民黨是逐步走向沒落的，我的上述結論也是逐步形成的。」
回到1942年的現場，在那場導致3000萬人流離失所，超過300萬人死於非命的災荒中，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已為後來的政權崩潰埋下了伏筆。
預警
時至1942年7月，來自不同管道的消息，通過電文、私人信函、媒體報道將河南災荒嚴重的情形，不斷傳遞到戰時國民政府高層官員們的耳中。
1942年7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第四戰區司令長官何應欽接到了駐洛陽的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曾萬鍾的電報，報稱：「河南素稱農產豐稔之區，乃今歲入春以還，雨水失調，春麥收成僅二三成，人民已成災黎之象。近復旱魈為虐，數月未雨，烈日炎炎，千里赤地，禾苗既悉枯槁，樹木亦多凋殘，行見秋收顆粒無望，災情嚴重，系數年所未有，尤以豫西各縣為最。人民生活不堪其苦，相率逃災。」
何應欽將這封電報中的內容轉給了全國賑濟委員會代理委員長許世英。
兩天之後，創刊不久的南陽《前鋒報》，針對河南各縣均已成災之現實，以社評的方式呼籲政府「災象已成，迅謀救濟」。報紙評論相當尖銳地指出，「如政府坐視不理，一任其如往時一樣的浪費，那麼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遺即輾轉於飢餓線上，或餓死，或流徙，北戰場上亦將無協軍抗敵之人了。事甚嚴重，情亦甚迫，吾人決非故為大言，以聳聽聞。負責當局其速圖之！」
8月14日，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亦致電中央賑委會孔祥熙委員長，許世英代委員長稱：「查豫東各縣上年荒旱，顆粒未收，街（蝗）蟲遺卵，今春孵化蔓延之速，勢若燎原，以致鄢凌（陵）、扶溝、西華、太康、淮陽、鹿邑、杞縣、寧陵、商人（水）、項城、沈邱、太和、臨泉等縣先後呈報發現蔽薪蓋野，禾稼被食殆盡。……迄今各縣秋收絕望，民命堪虞，數百萬災黎鵠待賑濟。」
豫籍國民政府參議員郭仲隗則收集了災民所食雁糞、榆樹皮、觀音土等，在10 月30 日的國民參政會上當眾展示，並領銜聯名提出《河南災情慘重，請政府速賜救濟，以全民命而利抗戰案》，大聲疾呼政府救濟災民。同時，他還奔走於財政部、糧食部等中樞主管機構，呼籲、敦促豁免軍糧，減輕民負，賑濟災情。
黨、政、軍、民各路人馬沿著政府有效的溝通渠道，將河南重災的消息傳遞到決策中樞。
失真
在所謂黃金十年（1927-1937）的快速發展期中，國民政府事實上已經積累了一套相當成熟的應急救災體系。
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的翌年，西北的大旱曾令當時的國民政府手足無措。之後國民政府在1930年10月公布了《救災准備金法》，規定國民政府每年由經常預算收入總額內支出1%為中央救災准備金，省政府每年由經常預算收入總額內支出2%為省救災准備金。
1931年，江淮流域暴發百年不遇大水災，災情遍及23省。南京國民政府乃改變以往救災政策，以中央政權為中心，制定計劃，動員全國人力物力，將整個救災過程置於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下，並設立專門的賑務委員會，專門負責賑濟事務，其委員長一職由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任。
江淮水災的救援，被國民政府財政顧問楊格認為是「有效的大規模行動」。
從確立救災制度，到全國動員，乃至賑災方式的創新，國民政府在其後的數年間積累了足夠多的經驗和教訓。1942年的各種警報顯示，對於剛剛遭受過水災的河南來說，當年的旱災是一場巨大災難的開始。
但這一次，當足夠多的災難信息開始預警的時候，中央政府的反應卻截然不同。
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在重慶曾向蔣介石報告河南災情，蔣聽後要李趕快去見何應欽，但何的反應卻是：「災情是不能隨便報的，鄂西有災，因為地方政府有報告，河南方面未見地方政府報告，何來的災情？」
國民政府的最高統帥蔣介石顯然得到了更多的消息和匯報，但他的反應更加出人意料。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里回憶稱，河南大旱，餓死人無數，就在這樣慘痛之下，蔣介石還叫河南征糧。那位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法，大膽地向蔣介石說：「旱災太厲害。」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罵起來說：「一點廉恥都沒有，一點人格都沒有，就是胡造謠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說有旱災！」
蔣介石生氣自有道理。此前的1941年，為了穩定戰時經濟，國民政府要求田賦征實，這一年河南在受水災的情況下，田賦征實小麥108萬擔、征購305萬擔，分別佔全部國統區征實、征購小麥的34%和36%，均為後方各省第一。
1942年10月的參政會上，國統區21省中照核定數額完成徵收者僅有11省，而僅有半壁江山的河南亦名列其中。國民政府糧食部長徐湛特此對河南糧政局進行了表揚。
這樣一個征糧業績如此優秀的省份，怎麼可能突然之間就變成了災區呢？
不惟蔣介石不信，國民政府的高層人士中，對河南災荒的真實成分持懷疑者不在少數。
掩耳
「恰好這幾天以來，天雨適時，各地農作物皆欣欣向榮，本年糧食產量必然特別增多，歲收豐稔，可以預卜，可謂得天助。」
1942年6月1日，西安。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主持召開全國糧政會議時，心情相當不錯，除了「天助」，他在演講中列出的有利因素還有「人助」——來自美國的5億美金的援款。同一天，蔣介石的光輝形象出現在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上。
蔣介石認為，「天助和人助都有了，但還需要自助」。
「我們的政府對於人民真是所謂仁至義盡，如果連到這一點征糧的要求都持異議，未免太不自助了。這樣的人不惟政府無法寬容，就是社會全體亦應鳴鼓而攻，羞與為伍。」蔣介石對各地的糧政局長們說，「抗戰已經五年，政府對於人民有餘的糧食，仍舊沒有廢止市場交易，在合法范圍內，仍許其自由買賣，而且關於徵收征購的辦法，還很虛心的向地方徵求意見，現代世界六大洲中，在戰時的國家，無論何國，亦找不出如此寬大為懷的一個政府。」
這真是過於直率的肺腑之言，翻譯一下這位統帥的言下之意：考慮到在打仗，政府的糧食政策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好的，如果老百姓不主動納糧，那就是全社會的敗類，應該馬上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萬只腳。
各省的糧政局長們聽明白了，他們感到了一種巨大的壓力。
災荒中的河南開始叫「苦」連天，有些地方農民已經開始吃草根、樹皮，卻仍要面對新一輪的征購。1942年8月，河南省災情調查委員會公推劉基炎、任劭魯、楊一峰三位代表組成災情請願團，前往重慶謁見蔣介石。但蔣不僅拒絕見他們，還禁止他們在重慶公開活動。之後，楊一峰發現當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報告，竟說河南的糧食收獲還好。
蔣介石並未注意到他的前線戰場上正在發生的災荒，或者說對這一切視而不見。他最關注的事情「一是徵兵，二是征糧」。
河南處於中原主戰場，駐扎著湯恩伯、蔣鼎文率領的40萬軍隊。在這次糧政會議上，河南省官員和國民政府糧食部長徐湛討價還價的結果是，將河南1942年軍糧配額減為250萬石。但會後徐湛大筆一揮，將250萬石改為250萬包，於是實際徵收軍糧數額變為335萬石。
蔣介石並不相信河南官員的報告，他當時的一份批示明確表露了個人態度。
「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紳，文電紛馳，申報水旱災況，或稱赤地千里，或稱田廬漂沒，一方請求豁免徵購，一方請求巨款賑濟，然究其實際，則其間多數地區，雖或略有災歉，大都以少報多，以輕報重，過甚其詞，張皇入告。操其心跡，官吏則藉報災荒，豫圖減輕征課之責任，或竟假以結好於富豪，士紳則藉報災荒以期市惠於鄉里，或竟假以規避其本人納課之義務……」
當年9月6日，在西安王典召開軍政會議時，蔣介石更在演講中痛斥各地軍糧辦事人員不努力。並當場規定：以後縣長的考績，軍糧佔35%，兵役也佔35%，其他佔30%。軍糧局以後不準向部隊發給軍糧券，必要交給實物，並且要如期如數交到兵站，不得借口糧食缺乏，來推諉責任。在蔣介石看來，「軍隊謊報欺矇之習，現在到處難免，流弊所及，不僅騙上官，騙同事，騙部下，而且他還要騙自己 。」
河南省糧政局秘書於政洲當時跟隨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和河南糧政局局長盧郁文赴西安參會，一路上眼見人民紛紛西逃，沿途餓殍載道——「李主席目睹此況，始覺災情問題之嚴重，會後歸來，雖會商種種救災辦法，可惜為時已晚，多屬緩不濟急。」
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後來跟《大公報》總編王芸生說：「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緩免。」
國民政府農林部、糧食增產委員會之後的統計顯示，1942年河南的稻穀收成在四成上下，而實際收成僅有一成，這個數字則是河南當局虛報而至。
河南的確在瞞報，蔣介石猜對了開頭，但卻猜錯了結果。
於是，在災情快速蔓延的同時，河南省政府指派大員分頭出發，一面督催軍糧，一面視察災情。時任河南省建設廳廳長張仲魯後來回憶說，前一任務才是主要目的。他從洛陽出發，一路調查滎陽、鄭縣、新鄭等六縣征糧與災情。在滎陽的官紳會上，縣長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糧任務而哭起來。在鄭縣，縣長魯彥談到李姓一家把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後全家投河自殺時，痛哭失聲，跪地叩頭，求免軍糧。
張仲魯更親眼目睹方城城外的人市，「一對夫婦，無法生活，妻被出賣，當分手時，妻呼其夫說：「你來，我的褲子囫圇一些，咱倆脫下換一下吧。」夫聽此話，大受感動，抱頭痛哭說：「不賣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成千上萬的災民開始逃離故土，遠在重慶的《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得到不少傳教士發來的消息，他在這一年10月26日發出的報道中稱，「兩萬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區正陷入飢餓之中。男人和女人們正在吃樹皮和草根，腹部腫脹的孩子們被賣掉換取糧食。數千人已經死去，數十萬人走投無路，千萬人面臨著一整個漫長冬天的大飢荒的折磨。其原因為：1.日本人，他們在撤退前毀掉了地里的莊稼。2.上帝，他拒絕給麥田降雨。」
他忘了加上第3個原因——「國民政府」，當災難向著更為嚴峻的方向發展時，國民政府高層的一系列錯誤判斷和決策，更像是火上澆油。
用不了多久，白修德就會發現：這最後一根稻草是如何加上去的。
白修德經過一個縣接一個縣，一個村接一個村的統計，發現40個受災最嚴重的縣仍然有800萬百姓活著，他估計有200萬到300萬難民從鐵路線逃出了災區，另外200萬人則已經死去。如果新糧到五六月份還不能接上，那麼還將有200萬到300萬人被餓死。
官僚機構層層掩蓋著災荒的真相，文件一層層上報到重慶後，呼聲已經變得十分微弱。被正義感和良心所折磨的白修德決心設法要見到蔣介石並告訴他河南發生的一切。
「我完全無法控制心中的憤怒。」白修德後來回憶說，「我幾乎像是發了神經病一般地吼叫著說：『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
回到重慶的白修德四處求見國民政府的高官。國防部長何應欽坦率地告訴他：要麼是白修德在撒謊，要麼是別人對白修德在撒謊。司法部長謝冠生則告訴他，只有蔣介石才能解決問題。花了5天時間，白修德最終通過宋慶齡得以見到中國的最高統帥。
一張狗吃死屍的照片，最終令蔣介石行動起來。
1943年4月11日，蔣介石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道：「公務員生活窮困萬狀，妻室以產育無錢多謀墮胎者，有醫葯無費，病貧亦深者。華僑在粵，有鬻子女過活者。河南災區餓莩在道，犬獸食屍，其慘狀更不忍聞。天呼！若不使倭寇從速敗亡，或再延長一二年，則中國勢難支撐。余將不能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矣！奈何蒼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這位國民政府的掌舵者終於承認了河南災荒存在的現實。他本應做更多事情來挽回一切，但這一天他暴露出自己的虛弱和無力，他祈求上帝來救他於危難之中。只是，這個國家留給他做試驗的時日無多。
促使國民政府最終行動起來的因素，除了真實的災情，恐怕還有顧慮國際影響，更實在的則是害怕影響即將開始的美國援助。但是當一個國家最終的決策者，要通過西方記者依靠私人關系突破重重障礙，才會重新判斷災情，做出救援舉措的時候，實際上則宣布了政府行政體系的失敗。沒有可靠的情報系統，沒有負責任的行政官員，也沒有行之有效的決策系統——這一切的責任最終需要蔣介石來買單。
運送糧食的火車終於加快了速度，但是蔣所掌控下的國度卻要沖出軌道了。
⑺ 求1943年中國所取得外交成就。
宋美齡1942-1943年訪美：中國對美關系史上一次精彩的外交宣傳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捲入二戰。與此同時，中國正式對日本宣戰，並對德國、義大利宣戰。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1942年1月1日，有26個國家簽字的《聯合國家共同宣言》發表，這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不久，盟軍成立了包括中國、印度支那、泰國等在內的中國戰區，由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但是，美、英主張「先歐後亞」的戰略，對中國戰場並未足夠重視。已經過五年半的抗戰的中國損失慘重，國民政府的經濟狀況惡化。特別是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系的唯一通道滇緬公路被切斷後，中國的抗戰更加困難。美國對中國的援助遠遠不能滿足中國戰場的需要。 不僅如此，盟軍的多次首腦高級會議均將中國領導人蔣介石排除在外，中國也未能參加盟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和軍火分配委員會。蔣介石對盟國忽視中國戰場的態度十分不滿，與美國派駐中國的軍事代表史迪威矛盾重重。
為了緩和中美之間的矛盾，羅斯福總統派上次總統選舉中的失敗者——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威爾基訪華。在威爾基的提議下，蔣介石於1942年11月派宋美齡出訪美國，希望美國能夠進一步重視亞洲戰場，加強對中國抗日的援助。宋美齡的這次美國之行，時間長達7個月，足跡遍及美國諸多大城市，接觸范圍包括美國政界人士、社會名流、新聞媒體、普通公眾等等。她在各地宣傳中國的抗日業績，呼籲美國加強對華援助。她成功地引導美國朝野重視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推動美國政府加強對華援助。宋美齡以其地位、美貌、智慧和才華在美國掀起了一股「宋美齡旋風」。宋美齡的這次訪美在中國對美外交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外交活動不但影響了美國領導人，而且成功地引導了美國的民意，堪稱各國對美外交之典範。
一、宋美齡1942-1943訪美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
1、 在宋美齡的美國之行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幾個美國人。
宋美齡1942-1943年訪美的提議者、訪美行程的主要制定者分別是美國人威爾基和盧斯。沒有威爾基的提議，宋美齡的1942-1943訪美難以成行；沒有盧斯的精心安排，宋美齡的訪美不會引發「宋美齡旋風」；而美國總統和夫人對宋美齡的高規格接待，使得宋美齡訪美從一開始就頗為引人注目。威爾基、盧斯和羅斯福總統或是基於宗教信仰，或是基於政策主張，或是基於實際利益，都主張美國政府更加重視亞洲戰場，並加強對中國的援助。他們是能夠直接影響政府決策或引導公眾輿論的重要人物，均在宋美齡訪美之際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美國之行的倡議者——威爾基
1942年秋天，威爾基以總統私人代表的身份訪問了中國。與蔣介石夫婦進行了一系列會談之後，威爾基向他們建議，在美國的政治制度下，要轉變政府目前的對華政策，必須設法影響並且引導美國的公眾輿論。與英國相比較，中國在美國的宣傳顯得相形見絀，因此，美國朝野不知道中國抗戰的艱難、犧牲的巨大，更不了解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以及獲得的援助太少等現狀。 他竭力主張宋美齡訪美，「我是多麼堅決地相信，讓我的同胞了解亞洲的問題和亞洲人民的觀點是非常重要的……必須從這個地區派出一個有智慧、有口才和有道義力量的人來進行幫助……」。他認為宋美齡必將成為「十全十美的大使」。
威爾基的極力倡導最終說服了蔣介石夫婦。不僅如此，威爾基回國後向美國公眾報告了他的中國之行。當威爾基先生於1942年10月26日晚上通過美國所有的電台向美國人民廣播他的報告時，聽眾之多是任何一個不擔任公職的公民前所未有的。《紐約先驅論壇報》在翌日的報道表達了全美國的情緒，該報說：「 威爾基先生宣傳的是一個崇高的真理，既牽涉到美國在世界上的責任，也牽涉到美國在國內的責任。」
威爾基的報告引發了美國公眾對中國抗戰的關注，為宋美齡訪問美國起到了很好的鋪墊作用。
美國之行的高參——盧斯
盧斯是宋美齡訪美能夠大獲成功的一個關鍵人物。宋美齡在美國的活動計劃大都「是那位編劇大師盧斯制定的」。 盧斯的父親是十九世紀後期來華的老傳教士，他本人在中國度過了童年，因而對中國懷有特殊的感情。更重要的是，盧斯是20世紀美國新聞界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創辦了《時代》、《生活》等著名刊物，成立了當時美國最大的雜志出版公司——《時代》公司。 盧斯是共和黨的重要人物，他主張美國實行「亞洲第一」的政策。盧斯多次訪華，並且與宋氏家族建立了密切聯系，「 宋氏家族使出版商、《時代》雜志公司的盧斯佩服得五體投地。盧斯在他自己辦的雜志上擴大了他們的名聲……」。 在20世紀40年代，《時代》周刊對中國抗戰的報道是非常廣泛和深入的。許多美國人正是通過《時代》周刊了解了抗戰中的中國，了解到宋美齡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國女性。因此，當宋美齡在美國各地巡迴演講時，公眾要去一睹其風采。
在宋美齡巡遊演講期間，盧斯利用個人影響在各大城市發動各界名流加入到歡迎宋美齡的活動之中，精心安排宋美齡與當地的政界人士、社會名流、新聞媒體和公眾進行接觸。盧斯利用自己控制的輿論工具，採用多種方式為宋美齡做宣傳。不僅如此，盧斯還直接參與對華捐贈的工作：他幫助過去的傳教士加賽德把八個援華慈善機構合並成為對華救濟聯合會，說服拉門德、保羅•霍夫曼、威爾基、塞爾茲尼克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同他一起擔任對華救濟聯合會理事會的理事。盧斯本人捐獻了六萬美元，他還親自向所有《時代》雜志的訂閱者發出捐款的呼籲。
總統和第一夫人
美國總統和第一夫人對宋美齡進行了高規格的接待。他們先後邀請宋美齡在白宮和私人住處海德公園小住，並分別陪同宋美齡出席國會演說和新聞發布會，這在美國接待外賓史上是破例的事情。宋美齡到達美國的第二天，羅斯福的夫人埃利諾就到醫院探望，並把宋美齡視為子女般親切款待。宋美齡展示了與美國總統和夫人的親密的私人關系，這擴大了宋美齡訪美的影響力，使得她的美國之行異常引人注目。
2、 游說美國國會議員。
美國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行政分支的決策要獲得國會的通過。如果宋美齡能夠說服美國國會議員，那麼她的求援行動就成功了一半。
宋美齡是第一個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的中國人，她的演說在美國朝野引起相當大的反響。她演說的主題是強調中美兩國人民的歷史友誼，控訴日軍在中國的暴行，歌頌中國人民的抗日業績，闡述正義戰爭必勝，呼籲美國朝野對中國抗戰予以更有力的支援，以求世界和平。宋美齡雖為求援，但她不卑不亢，慷慨激昂，充滿正氣，深深打動了國會內外的聽眾。「我中國人民根據五年又半之經驗，確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敗，較諸卑鄙可恥之接受失敗，更為明智。」 這句話在今天聽來依然令人鼓舞。
羅斯福夫人稱贊宋美齡的演說「不僅盛極一時，抑且舉世無雙」，「當我看到蔣夫人身著中國服裝，沿著階梯走向講台，被四周站立的人群包圍時，我不得不為她的成就而感到榮幸之至。當她演講時，她儼然是一位鬥士！」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勃羅姆說：「蔣夫人演講時態度之優雅，揭示世界局勢之透徹，運用英語之流利靈巧，不但使每一聽眾能了解其意義，且能與其抱取同一見解，蒞美外賓之影響美國民眾者，從無若蔣夫人之甚！」議員凡登堡被宋美齡的演說感動得流下眼淚，並說：「蔣夫人在參議院之即席演講，為本人列席國會17年以來最佳之演講詞，預料國會必能實際援華，不徒以空言塞責。」
她的演說通過美國的四大廣播網現場直播，各大報紙全文刊出，在美國公眾中間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美國朝野人士紛紛寫信向宋美齡致敬或邀請宋美齡去觀光、演講，每天收到信函多達三四千封。美國各界報刊雜志紛紛發表社論和評論，多達3000餘篇。
3、多次召開記者招待會，利用新聞媒體造勢。
在美國，記者被稱為「無冕之王」，新聞媒體被稱為「第四種權力」。美國的大部分媒體都是商業機構，擁有較大的獨立性。媒體多少具有傾向性的報道能夠影響公眾的態度，進而對政府決策施加壓力。
宋美齡非常重視借美國的「無冕之王」為自己造勢。在國會演講的第二天，宋美齡與羅斯福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聯合舉行記者招待會，美國各報記者出席人數達173人，人數之多，實屬空前。宋美齡每到一地，盧斯都安排她與新聞記者會談或者召開記者招待會，從而進一步擴大了巡遊演講所產生的宣傳效果。
宋美齡在白宮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的表現可以與她在國會的演說相媲美，她的個人才能和對西方文化的深刻了解在眾多記者面前發揮得淋漓盡致。
記者：輿論上對於援助中國，確無二致，但曾微聞有人說中國並未充分利用人力作戰，夫人對此有何見解？
宋：吾人不能徒手作戰，有若干配備，即用若幹人力，吾人毫無空軍掩護，便以抗戰4年，所謂中國未充分利用人力一說，完全不值一駁。
記者：在華美國空軍對於中國軍民之影響如何？
宋：戰事初期時，吾人只有飛機數百架，後隨戰事緊張與持久而逐漸喪失。…迨貴志願空軍來華，屢創日機，造成輝煌之戰績，…中國現所需要者為軍火，其要點在如何可使得到飛機與汽油，貴國總統已經克服了許多困難，余意此一問題，還須請總統解答。
記者：夫人有無具體辦法，使吾人對華援助可以迅速增加？
宋：頃間總統曾謂上帝許君等如何快，君等即如何快，余可補充一句：上帝助自助者。蓋中國戰士以血肉抵抗共同敵人，美國對華之援助，在中國觀之，乃在盡其友情與盟義。」
一位專欄作家對這次記者招待會做了這樣的評價：「總有一天，他們可能讓海倫•海斯來扮演這個角色，但是她決不會比蔣夫人演得好。」
4、 直面美國公眾——巡遊演講於美國各大城市。
美國公民一生要參加的選舉幾乎居於世界各國之首。他們手中的選票不僅能夠決定選舉中哪位候選人能夠當選，還能夠影響這位當選者在任期內的決策。聯邦參議員的某個決定往往受制於家鄉選民，眾議員的決定更是要看他所在選區的選民的臉色行事。因此，美國的公眾輿論雖然不能直接決定政府的決策，卻往往能夠對之產生相當大的制約或促進作用。
宋美齡在美國七個大城市進行巡迴演講，與美國公眾進行面對面的接觸，再一次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陳廷一的《宋氏三姊妹全傳》一書中比較詳盡地列出了宋美齡的行程安排：3月2日晚，紐約，宋美齡出席了在麥迪遜花園舉行的有2萬餘人參加的市民歡迎會；3月22日，宋美齡出席芝加哥市2萬余市民在大運動場舉行的歡迎大會；3月25日，宋美齡出席舊金山市政廳的群眾歡迎大會，並檢閱了群眾遊行隊伍；…4月4日，宋美齡參加了洛杉磯市民在好萊塢廣場舉行的盛大歡迎會。這是宋美齡訪美以來聽眾最多、最為輝煌、最為熱烈的一次歡迎會，是美國民眾歡迎宋美齡的最高潮。
在這一系列演說中，宋美齡運用廣博的中西文化知識、流利的英語，緊緊圍繞國會演講的主題，引發了美國公眾對中國戰場形勢的普遍關注。不僅如此，所到之處，宋美齡就到當地華僑中發表演講，向他們介紹國內抗戰的主要情況，喚起了廣大華僑的愛國熱情。
顧維均在回憶錄里記載：「他（孔令侃）說蔣夫人行程的主要目的是使美國公眾對遠東戰爭感到關心，從而促使美國採取積極支援中國的政策。蔣夫人預料如果能喚起美國大眾認識遠東戰區的重要性，他們可能受激發而給白宮施加壓力。…孔說新近白宮曾派人到全國各處去收集群眾對總統的反應。這些人回來報告說發現各地的人民，都對政府疏忽太平洋和遠東戰區的政策表示不滿。」
二、宋美齡訪美對中國抗戰的作用。
宋美齡成功地利用了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決策機制。她以其特殊的身份、出眾的才華游說美國總統和國會議員，縮短了國民政府與美國最高決策層之間的距離。她藉助新聞媒體和巡迴演說使美國人民對中國抗戰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並贏得了他們的同情和尊敬。「宋美齡旋風」使得美國朝野對加強對華援助事宜基本取得一致意見。
宋美齡離開美國回重慶時，羅斯福即致電給蔣介石稱，在與蔣夫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後，他感到兩國領導人有必要就亞洲的軍事合作及戰後一系列問題作認真商討。 不久，羅斯福極力說服丘吉爾，邀請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到1944年前後，中美兩國在援華飛機數量，空運物質噸位和廢除《排華法案》等問題的交涉上都有重大突破。1943年12月7日，美國正式廢除《排華法案》，1944年上半年，美國援華空軍飛機超過500架，下半年，通過「駝峰」的來華美援物質每月達到46600餘噸。
隨宋美齡回到中國的還有一筆筆或多或少的捐款。波士頓市市長贈給宋美齡一張支票，以救濟中國難童；好萊塢各界向宋美齡捐獻美金6千元；美國榮譽會南加省分會贈獻美金1千元；… 在美國的華僑更是慷慨解囊。如波士頓華僑抗日救援會一次就捐贈法幣30萬元；芝加哥各僑團捐美金6萬8千元，法幣2萬元；舊金山16人組成的募捐團一日捐得法幣23萬元；其餘團體及個人捐美金2萬余元，法幣35萬3千元；… 對華救濟聯合會收到的捐款總額在1942年底就達到了1700萬美元。有些捐款來自象盧斯這樣有才有勢的人物，但也有一些捐款來自美國的小城鎮。
宋美齡訪美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抗戰中的中國軍民。《新華日報》評論，「她為國家為民族贏得了無限的光榮盛譽，使中國六年抗戰，為世界和平和民主而奮斗的光輝戰績，在國際之間更加顯著，國際地位因此高揚，外援因此廣泛地開展，直接有助於中國的抗戰，有助於中國與盟邦的相互了解。這些功績，對抗戰的幫助是不可計量的。」
自日本侵華以來，國民政府一直孜孜不倦地尋求外援以約束日本的行為。「九•一八事件」之後，國民政府寄希望於國聯；日本退出國聯之後，國民政府又寄希望於《九國公約》和《非戰公約》的主要簽字國美國。國民政府試圖依靠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來對付挑戰東亞國際秩序的日本。然而，軟弱無力的國聯無法約束日本，美國無力也不願單獨對付日本。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建立以後，中國的抗日戰爭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這為國民政府爭取外援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當時，中國已經堅持抗日達5年半之久，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盟國的援助對中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宋美齡的訪美使國民政府一直追求的「外交救國」路線達到了成功的頂點。
三、對宋美齡個人作用的評價。
宋美齡長達7個月的訪美活動使她幾乎成為全美家喻戶曉的人物。她被評為時代年度人物，而在過去的75年中，女性只有5次獲得過這份殊榮。西格雷夫說過這樣一段話：蔣宋美齡成了歷史上最著名最有權勢的女人之一。她影響了兩代美國人，美國人多年來一直把她列為世界上最受歡迎最受尊敬的10個婦女之一。她影響了美國領導人做出的決定，並通過這些決定影響全世界整整30年。
西格雷夫對宋美齡的評價難免有誇張之嫌，因為宋美齡訪美之所以能有如此成果，還得益於其他的因素。首先，1943年上半年，中國戰場被美國視為結束對日作戰的最佳陸上基地。而且，羅斯福預計中國在抗日戰爭後能夠成為一個軍事強國，他將中國視為戰後美國在亞洲的合作者。美國政府在當時實行「聯華抗日」的政策。其次，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美國人民剛剛經受了戰爭的創傷。中國人民堅持抗戰長達5年多之久，表現出了頑強不屈的犧牲精神，因而贏得了美國朝野的同情和尊敬。
盡管如此，宋美齡的個人作用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被忽視的。如果把宋美齡訪美比作一場話劇，盧斯集編劇和導演的角色於一身，而宋美齡則是一個最出色的演員。在當時的中國，沒有第二個人能比宋美齡更好地擔負起這個艱巨的使命。她是當時中國的第一夫人，較之一般的外交官員有更大的活動能量。以爭取美國飛機援助為例，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宋子文長期在美國活動，終不見成效，原因之一是「無法與羅斯福見面」，只得轉請自己的小妹出面在白宮逕與總統交涉，這才獲致具體結果。 她從小接受西方教育，在美國求學長達10年之久，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產物。「蔣夫人對東方可以代表西方，對西方可以代表東方，吾人能有蔣夫人其人，深信雙方必能入弟兄手足，真誠合作，達到最後勝利」。 她集美貌與才華於一身，在由男性主導的政治舞台上游刃有餘。
歷史賦予了宋美齡一次難得的機遇。作為一個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國人，宋美齡成功地把一個新的中國帶給了西方世界，成為當時中西文化溝通的一座「橋梁」。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呈現給外部世界的是一種可任人宰割的形象。宋美齡以她自己的嶄新的風貌和對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日的大力宣傳，改變了外部世界對中國的陳舊看法。
在中國抗日戰爭相當艱苦的時期，宋美齡成為了中華民族反侵略戰爭的一位特殊的代言人，卓有成效地在美國進行了一次外交宣傳。在一些美國人的幫助下，她巧妙地利用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決策機制，不僅影響了美國的決策者，而且還成功地引導了美國的公眾輿論。近代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實行「以夷制夷」的弱國外交，苦求生存。宋美齡1942-1943年訪美是中國第一次影響世界強國的內政，在我國對外關系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一些成功經驗對我國當前的外交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943年1月11日 中英中美簽訂新約廢除在華治外法權
1943年1月11日，重慶國民政府和英國、美國分別簽訂了取消英美兩個國家在華治外法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與換文；同時取消1901年9月7日在北京與中國政府簽訂的議定書（即《辛丑條約》），該議定書及其附件給予英美兩國的一切權利應予終止；將上海及廈門公共租界之行動與管理權交與中國政府，凡關於上述租界給予英美政府之權利應予終止等。
新約的簽訂表明中國國際地位有所提高。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日趨明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軍在東、西方各主要戰場被迫轉入戰略防禦，同盟國則由戰略防禦開始轉入戰略反攻。隨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曙光的出現，戰後世界安排問題逐步被提上同盟國的議事日程。雖然美、英、蘇等國都從各自利益出發來規劃戰後世界的秩序，但有一點它們的認識卻是相同的，即同盟國在戰後應繼續保持合作。在羅斯福看來，這種合作既要通過一個相應的國際組織，又要通過大國之間適當地劃分勢力范圍。為此，羅斯福很想舉行一個美、英、中、蘇4大國首腦會議，與從未謀面的斯大林、蔣介石一起商討有關戰爭和戰後安排的問題。蔣介石非常歡迎羅斯福的提議，但斯大林因蘇聯並未處於對日戰爭狀態，不願參加討論對日作戰的會議，丘吉爾又反對中國過問歐洲事務，這樣羅斯福最後決定，美、英、中3國首腦先舉行會議，討論遠東問題，之後再舉行美、英、蘇3國首腦會議，以討論歐洲及其他有關問題。
1943年10月，美、英、蘇3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會議，為3國首腦的會晤做准備。會議准備就成立戰後國際組織問題發表一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美國國務卿赫爾認為，除美、英、蘇3國外，還應將中國作為宣言的簽字國。但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對此持冷淡態度，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則認為，既然中國外長沒有參加會議，會議的宣言自然是3國宣言，不能將中國作為宣言的簽字國。赫爾強調：「為了維護聯合國家統一的精神，把中國包括在內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將在戰爭中作出重要貢獻的大國排除在外，則對聯合國家的統一將產生極為有害的心理效應」；而且「我國政府認為，中國在戰爭中已經作為4大國之一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如果在宣言問題上由美、英、蘇3國將其當面摒棄，那就極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區在軍事和政治兩個方面都引起極為不利的反應」。赫爾花了近一個星期的時間來做說服莫洛托夫的工作。美國方面之所以堅持將中國作為原始簽字國，首先是因為其承認和重視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地位和作用，除此之外還同其對戰後世界安排的構想有重要關系。
美國認為，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老牌的殖民主義國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和削弱，社會主義蘇聯的力量與日劇增，將成為戰後同美國爭奪霸權的唯一強勁對手。為了維持戰後美國在中國和遠東的優勢地位並同蘇聯抗衡，進一步削弱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在亞洲的勢力范圍，遏制可能東山再起的日本，美國需要一個穩定的、統一的、對其「友好」的中國。早在1943年3月，羅斯福在接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時就指出：未來的國際組織（即後來的聯合國）應有3個機構：其一是所有聯合國家都有代表參加的全體代表大會；其二是由4大國代表組成的執行委員會，這一機構將決定一切重大問題，並擁有和行使聯合國警察的權力；其三則是處於上述兩個機構之間的咨詢委員會。羅斯福還特別強調，在4大國中除美、英、蘇外，還應有中國，「中國既不會侵略，也不會成為帝國主義，而將成為抵消蘇聯有用的平衡力量」。9月，羅斯福在同其摯友、副國務卿韋爾斯的談話中又指出：「遠東問題的關鍵是中國」，戰後「美國的遠東政策應以中美兩國政府密切的工作關系為基礎」。而蔣介石也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不論戰時還是戰後，中國都願意接受美國之領導。既是如此，赫爾的努力也就不難理解了。最後，英國和蘇聯方面同意中國作為原始簽字國。10月27日，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外交部分別致電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授予其簽字全權。
10月30日，中、美、英、蘇4國政府代表在莫斯科正式簽署了4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向全世界庄嚴宣告：4國將遵照《聯合國家宣言》採取聯合行動，繼續對法西斯軸心國的戰爭，直到其無條件投降。另外，宣言還明確宣布：4國將在盡快可行的日期內，根據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在新的國際組織成立之前，4國將彼此磋商，並在必要時與聯合國家中其他國家磋商，以便代表國際社會採取共同行動。該宣言第一次正式宣告4大國一致贊成戰後成立一個維護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並已粗略地描繪出了未來國際組織的輪廓，從而邁出了創建聯合國的關鍵一步。
4國宣言是繼《聯合國家宣言》後，中國第二次以大國身份與美、英、蘇共同簽署的有關國際事務的重要文件，它使中國的大國地位得以進一步提高。中國參與簽署4國宣言，表明中國對建立新的國際組織已正式承擔義務，同時也就決定了中國將在其中處於特殊的地位。其後，中國一直以4大國之一的身份活躍在國際舞台上，並積極參與新的國際組織的創建工作，為聯合國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⑻ 近代中國出現了哪些社會救助團體主要進行哪些工作
近代中國的社會救濟制度
到了近代，中國的福利思想一方面承繼了儒家思想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受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西方福利思想的影響，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中國式的「補救型」社會福利思想。「補救型」社會福利思想將社會福利看成是一種在常規的社會機制不能正常運轉或者不能滿足一部分社會成員某些較為特殊的社會需求時而採取的應急措施，因此，社會福利的目標被鎖定為「為社會弱者服務」，即濟貧。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中國近代史上的國家濟貧制度形成於上個世紀初，中華民國建立後的第四年（1915年），政府便仿照英國的「伊麗莎白濟貧法」頒布了《遊民習藝所章程》。1928年，政府又頒布《管理各地方私立慈善機構規則》，翌年，頒布了《監督慈善團體法》。1930年政府在全國推行救災准備金制度。這些立法顯示，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嘗試用法律手段來規范濟貧行為。
1941年政府組織了一些專家學者，准備制定《社會救濟法》。1943年《社會救濟法》公布實施。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國家濟貧大法。同時，政府認為以前制訂的相關法規已經不合實際，接著又公布了一系列法規，如《社會救濟法施行細則》（1944年）、《各省市縣市地方救濟事業基金管理辦法》（1942年）、《社會部獎助社會福利事業暫行辦法》（1944年）、《救濟院規程》（1944年）、《管理私立救濟設施規則》（1945年）、《賑災查放辦法》（1947年）等等，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與濟貧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
1943年的《社會救濟法》規定，社會救濟的對象為：「一、年在流失歲以上精力衰耗者。二、未滿十二歲者。三、妊婦。四、因疾病傷害殘廢或其他精神上身體上之障礙不能從事勞作者。五、因水旱或其他天災事變致受重大損害或因而事業者。六、其他依法令應予救濟者。」
《社會救濟法》規定的「救濟方法」有十二種：「一、救濟設施處所內之留養。二、現款或食物衣服等必需品之給予。三、免費醫療。四、免費助產。五、住宅之廉價或免費供給。六、資金之無息貸予。七、糧食之無息或低息貸予。八、減免土地賦稅。九、實施感化教育及公民訓練。十、實施技能訓練及公民訓練。十一、職業介紹。十二、其他依法所定之救濟方法。」[5]
但是，遺憾的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上述法律法規並沒有得到認真貫徹。在實踐中，政府只是敷衍了事，措施不力。尤其是救濟機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只是沿襲封建時代的舊制和作派，難有作為。針對當時的現狀，在民間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
本世紀20年代，西方現代社會學及社會工作理論和方法傳入中國。1911年步濟時先生在北京組成的「北京社會服務俱樂部」，這個組織數年後發展到有600名學生參加。1921年，燕京大學成立了社會學系，1929年擴大為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他們廣泛開展社會調查和社會救助的實踐。在他們的推動下，有一批知識分子在中國發起了「鄉村建設運動」。其中，以梁漱溟先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和以晏陽初先生的「平民教育促進派」最為著名，並且在山東鄒平和河北定縣進行了實驗。但是，由於當時社會環境惡劣，中國知識分子進行社會改良的嘗試都沒有取得實際效果。
當時，國外教會和慈善機構也曾在中國開辦了一些慈善活動。教會組織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基督教青年會（YMCA）。在30—40年代，美國的一些慈善組織，如紅十字會、救世軍等，也來華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賑災活動。他們一度雄心勃勃，試圖以善舉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但是不久以後他們就發現，中國的問題非常復雜，不是外國慈善家們能夠管得了的。
綜上所述，在舊中國始終是「剩餘型」思想占據主導地位。因為處在政府腐敗、戰爭頻乃、災荒連年的歷史環境下，即使是「剩餘型」的濟貧也無法實現。
只有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將勞動人民的社會福利問題放在一個重要的地位上。在1922—1948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召開的歷次全國勞動大會上，都將救災救濟作為黨的重要政策提出，並在當時的革命根據地、抗日根據地或解放區，為貫徹落實這些政策作出了努力，由蘇區、邊區或解放區政府頒布了有關法令。
1945年7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會上通過決議，成立了以周恩來、董必武為首的中國解放區臨時救濟委員會（簡稱「解救」，1946年改稱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簡稱「救總」），並制定了《解放區臨時救濟委員會組織和工作條例》。救總的任務主要是調查和統計抗日戰爭時解放區所受的損失，接收和分配聯合國的救濟物資，並且與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相配合，為解放區的災民和戰爭難民提供了大量的救濟款項和物資。救總的工作實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救災救濟工作打下了基礎。
⑼ 羅斯福上台後做了哪些努力
羅斯福上台伊始,便宣布實施"新政",教材指出:"羅斯福在提出'新政'這個詞的時候,並沒有具體的政策計劃.但為了復興危機中的美國經濟,他執政後推進了一系列大膽的改革,並根據形勢變化和政策執行情況,不斷進行調整,加強了國家對金融,農業,工業,社會救濟,公共工程及財政等方面的干預,使美國政府承擔起保障經濟穩定和發展的責任."這樣的表述比較實事求是,說明羅斯福開始實施"新政"時雖然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政策計劃,但改革的決心已定,而改革又是全方位的,且在改革過程中不斷調整國家對經濟的干預.
羅斯福新政的內容,教材首先概括了三個方面,可以用"三R"來概括,即復興(Recover),救濟(Relief),改革(Reform).救濟——指救助急需幫助的大批失業者和貧民;復興——是指為失業者提供工作機會,使陷入蕭條的經濟恢復運轉;改革——是指採取長遠措施改善全國總體經濟狀況.教學中教師應要求學生把握這三個方面的內容.
為了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以上三個方面的內容,教材還設計了一張《羅斯福新政的主要內容》表,將新政的措施具體分為四個項目加以列敘:
整頓銀行與金融業.主要措施有下令銀行暫時休業整頓,逐步恢復銀行信用;放棄金本位制;實行美元貶值;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分業經營;建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擴大聯邦儲備委員會(中央銀行)的權力;管制證券業.國家公布的法令有《緊急銀行救濟法》《聯邦證券法》《銀行存款保險法》和新的銀行法等.羅斯福採取的這些非常措施,對收拾殘局,穩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眾輿論評價,這個行動猶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現的一道閃電".到1933年4月,存回銀行的通貨已達10億美元,這說明羅斯福整頓銀行與金融業的措施,很快起到了恢復銀行信用的作用,促進了金融體系的正常運作,為工農業生產的恢復提供了前提保證.教學時建議讓學生看教材《羅斯福》像和【歷史縱橫】關於"爐邊談話"的材料,讓學生明白,由於大蕭條是由瘋狂投機活動引起的金融危機而觸發的,當時國家整個銀行信貸體系陷入癱瘓,羅斯福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必須盡快恢復公眾對銀行的信任,改革也首先從整頓銀行與金融業開始,而羅斯福向公眾發出這一重要信息則是通過與公眾"拉家常"式的"爐邊談話",成為後來他向公眾闡述政府政策的一種有效的方式.這不能不說是羅斯福的一個創造,在很大程度上贏得了美國公眾對新政的支持.
調整農業政策.主要措施有成立農業調查局;減耕;政府為農業提供補貼;調整農產品結構;提高並穩定農產品價格;保護土壤.調整農業政策的目的是擺脫農業危機,緩和農民的斗爭.國家調整農業生產的中心措施是公布《農業調整法》,通過政府的獎勵和津貼,以縮減耕地面積和農產品產量,從而提高農產品價格和農場主收入.
復興工業.主要措施有制訂了包括工資,工時,禁止童工及保障工會談判集體合同權利條款的行業公平競爭法規,要求工業各行業遵守;管制公用事業控制股公司;加強對通訊和海,陸,空運輸的管制.國家復興工業的中心法令是1933年6月16日國會通過的《國家工業復興法》,以藍鷹為標志,其執行機構是新建的國家復興署.接受這一法令的企業可以免除根據反托拉斯法而被起訴,其產品則貼上"藍鷹"標志.公布此法令的目的就是試圖依靠國家和壟斷組織聯合的力量,把資本主義生產的無序狀態納入有控制的軌道,加強國家對工業的計劃與指導.教學中建議教師引導學生看教材《藍鷹標志》圖和【歷史縱橫】關於《國家工業復興法》的材料.
社會救濟與公共工程.主要措施有建立聯邦緊急救濟署,工程進展署,公共工程局等機構;發放緊急救濟金;推行"以工代賑";興辦築路,市政,水利,軍用設施及田納西河流域改造等公共工程;為老年人,殘疾人,失業者和兒童提供社會保障.教學中教師可引導學生看教材《國土資源保護隊中的青年》圖,並適當補充一兩則材料加以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