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學西方學者

A. 西方學者對社會的概念解釋主要有哪幾種

西方學者對社會的概念解釋主要有：馬克思分類法、社會倫斯基分類法和社會通用分類法。

馬克思分類法：
卡爾·馬克思以物質生產方式為依據提出：「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並預見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出現。後來馬克思主義者將社會基本形態概括為5種：
1、原始社會；
2、奴隸社會；
3、封建社會；
4、資本主義社會；
5、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為其初級階段）。

社會倫斯基分類法：
美國社會學家倫斯基（Gerhard Lenski），結合科技、信息交流和經濟等幾個方面把社會分類為：
1、捕獵社會；2、低級農業社會；
3、高級農業社會；
4、工業社會。
捕獵和採集為主的部落，定居下來成為農耕村鎮，而村鎮又會逐漸發展為城市，城市最終成為城邦，或者國家。

社會通用分類法：
倫斯基分類與人類學家Morton H.Fried和綜合理論家Elman Service的早期分類相似。而後者又根據社會不平等的變革和國家制度的地位，創建了人類文明通用的社會分類系統。這個分類系統分為以下幾個類別：
1、捕獵採集者的組合，通常人人平等；
2、部落或種族形式，有一定地位權力的高低區別，有首領等權力分級形式；
3、文明社會，擁有不同級別的政府機關和制度，復雜的組織和級別；
4、人性社會，建立在人類本身之上的社會，包括信仰；
5、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文明朝著更為復雜的組成形式發展。這種文明的發展變革對團體的模式有著深遠的影響。

B. 西方社會學對社會的解釋有哪兩大派

在現代西方主要國家中，法學的基本理論學科通稱為「法理學」（英語jurisprudence的一義）或「法律哲學」。這里講的「現代」泛指自20世紀開始，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迄今。現代西方法理學的思想淵源主要是以下兩個方面：一個是自古希臘羅馬以來的法律思想；另一個是西方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影響。因此，在現代西方法理學中較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就其專業而論，除主要是法學家外，還有哲學家、社會學家等。就階級性來說，現代西方法理學主要是資產階級的法理學，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為資本主義法律制度進行辯護的。

一、現代西方法理學的特徵

1．派別繁多。在西方法理學史上，17~18世紀時自然法學佔主導地位。19世紀時以歷史法學、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哲理法學三派為主。進入19世紀末20世紀初，派別逐漸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迄今，更為增多。這種派別繁多的特徵不僅體現在各派之間或同一派別內部紛亂雜陳的理論觀點，而且還體現在不同的研究對象、不同研究方法以至不同的術語等方面。這一特徵之所以出現，主要是為了適應資產階級或這一階級中特定集團在特定時期的需要；反映了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傳統，不同法律制度以及法學家的不同政治傾向或其他思潮的影響。當然，派別繁多也體現了一般資產階級國家在其統治還比較穩定時的一個方針，學術自由以不危害其統治為限，超過這一限度是不容許的。

2．自然法學在戰後的復興。隨著法西斯政權的崩潰和對戰爭罪犯的審判，傾向法西斯主義的新黑格爾主義法學迅速消失，對正義等道德准則持有否定或懷疑態度的實證主義法學、新康德主義法學也有所動搖，強調道德准則的新自然法學或與此類似的價值論法學則迅速復興或興起。同時它們的復興或興起也適應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戰後對外政策的需要。很多西方法學家在論述資產階級人權學說時是以新自然法學和價值論法學為理論基礎的。

3．三大派鼎立。現代西方法理學雖然派別繁多，但以新自然法學、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法律社會學三大派為主。20世紀50年代後期直到60年代，分別以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哈特和哈佛大學法理學教授富勒為首的實證主義法學和自然法學兩大派法學家展開了熱烈的、長期的論戰。哈特在這一過程中對原先的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作了重大修改，創立了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從而與富勒等人的新自然法學相抗衡。早在20世紀初就已興起的社會學法學戰後繼續存在，在基本理論上也無甚大的變化。但其中大部分作品已逐步趨向以定量分析為主的應用法學，其名稱也通稱為法律社會學。這里應注意的是，現代西方法理學以三大派為主，但這三大派中又都有各種支派。例如新自然法學中有神學的（新托馬斯主義法學）和非神學的之分。有的著名的法理學說（如羅爾斯的正義論、德沃金的權利論、拉斯威爾的政策論等），雖然不講自然法，但卻都以某種價值作為核心，因而在理論傾向上是接近新自然法學的。又如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中既有凱爾森首創的純粹法學，又有哈特新創立的新分析法學；新一代的分析法學家中又有拉茲的淵源論法學、麥考密克的制度法學等。在社會學法學或法律社會學中，既有戰前的社會連帶主義法學、美國現實主義法學、斯堪的納維亞法學、歐洲自由法學、利益法學等等；戰後又有強調價值的法律社會學和以行為科學、系統論為特徵的法律社會學。此外，也還有些較難列入以上三大派的派別，例如戰前就有的新康德主義法學、新黑格爾主義法學，20世紀70年代以來興起的經濟分析法學、批判法學、新修辭學法學等。

4．三大派相互靠攏。現代西方法理學以三大派為主，形成鼎立之勢，但三派又相互靠攏，相互吸收。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有少數西方法理學家提倡綜合法學（或稱統一法學）。他們主張，這三大派分別以研究法的價值（自然法學）、法律規則（分析法學）和法的社會實際（社會學法學）為主，但這三種因素是不可分割的，應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但他們的主張並未被普遍接受。我們認為，三大派不僅對法的本質的解釋是錯誤的，而且在研究對象的理解上也是片面的。法律規則可以說是法本身的結構，法的價值和法的社會實際都涉及到法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作為一門科學的法理學，既應研究法本身的內容和結構，也應研究法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但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三大派的劃分不是偶然的，它們相互靠攏是為了取長補短，加強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使自己消失，讓位於綜合法學。

5．非學法學思潮的影響。西方法理學歷來就受哲學、倫理學和政治學的影響。在20世紀，特別是戰後，非法學思潮的影響更為擴展。其中較新的影響有邏輯實證主義、語言哲學對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滲入；新修辭學推動了對法律推理問題的研究。存在主義和現象學哲學對個別法理學家雖有影響，但總的來說影響很小。功能結構主義、系統論和行為科學對法理學也僅稍有影響。近年來，主要來自經濟學的經濟分析法學也促進了以資源、成本、效用等經濟學術語來研究法律的方法；主要來自各種社會學新思想的批判法學更掀起了批判傳統法學的運動。

二、現代西方法理學的主要理論觀點

1．社會和人性。現代西方法理學家研究的對象並不是社會和人性，但他們在論述自己的學說時往往會涉及到對社會和人性的理解，往往會以對社會和人性的某種假設作為立論的基礎。例如早在20世紀初社會連帶主義法學創始人狄驥就提出，社會連帶關系是一切人類社會的基本事實，因為人們為了生存必須相互促進共同的需要並交換服務；國家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體現這種連帶關系的客觀法。社會連帶關系的思想和概念至今在現代西方法理學中還是相當流行的。美國哲學家羅爾斯是近年來在西方思想領域中包括法理學中具有較大影響的一個人物。他在《正義論》一書中認為，社會是人們為實現相互利益而進行合作的事業，其中既有利益的一致，又有利益的沖突，因此必須要有一批確定利益分配的原則，即社會正義的原則，法治即形式主義。

與這種抽象的社會概念密切聯系的抽象的人性概念。例如哈特認為，構成法和道德的共同因素是有關人性和人類生存世界事實的一些公理，其中一個是人的無限的利己主義與有限的利他主義，再一個是有限的自然資源，因而沒有法和道德，就不可能有社會。又如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經濟分析法學的創始人波斯納提出，構成他的學說的一個假設是：人是對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現代西方法理學家所宣揚的人性論，一般來源於18世紀英國哲學家休謨等人關於人性和私有財產的學說。奧裔社會學家海克在論證「福利國家」與自由、法治對立時就是直接以休謨的人性論作為論據的。

我們認為，社會和人性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現實的，而且是以一定物質生產關系為基礎的；在階級社會中，又是以一定階級關系為基礎的。現代西方法理學家所講的社會和人性多半是抽象的社會和人性，是離開物質生產和階級關系的社會和人性，實際上是將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的階級性當作永恆的社會和共同的人性。

2．什麼是法？這是自古以來西方法律思想中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主題，在現代西方法理學中，這一爭論不僅更為激烈，而且更為混亂。在講什麼是法時，首先應指出，現代西方法理學家對法這個詞所指的范圍，往往有不同理解。有的可以作很廣的理解。例如美國社會學法學首創人龐德認為法的概念包括三種意義：（1）法律秩序；（2）作出司法、行政決定的根據；（3）司法、行政過程。以上第二種意義上的法又包括了三種成分：（1）律令；（2）技術和（3）理想。其中律令又包括了四種形式：（1）規則；（2）原則；（3）概念；（4）標准。但有的法理學家，特別是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家往往將法這個詞的范圍主要指法律規則（或規范）。此外，他們還根據各自的學說，對法本身作了一些與眾不同的劃分，除了原先就有的自然法和實在法之分外（在新托馬斯主義法學中還有上帝的永恆法），在現代通常有法的理念和法的概念之分；客觀法和實在法之分；活法和國家法之分；書本上的法和行動中的法之分；應當是這樣的法和實際上是這樣的法之分，等等。由於對法這個詞的范圍以及劃分如此眾多，就必然使什麼是法的解釋更為復雜化。

在眾多的解釋中，有些法的概念和定義是經常被人引用的。例如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富勒提出的：「法是使人的行為服從規則治理的事業。」從這一定義中，很難看出法的本質是什麼。但從他的整個學說來看，他主張法「飲食了它自己的道德性」。這也就是說，法的本質是道德。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哈特認為，法是設定義務的第一位規則和授予權利或權力的第二位規則的結合。而其中最重的是最終承認規則，其他規則的效力都來源於它。實際上他所講的最終承認規則是指國家的立法權，也就意味法的本質在於國家權力。社會學法學派龐德，如上所述，對法這個詞的范圍作了很廣的解釋，並將它稱為社會工程或社會控制，實際上將法的本質歸結為抽象的社會。美國另一個著名法學家、大法官霍姆斯認為，「法是對法院實際上將做什麼的預言」。法院將做什麼是指法院怎樣判決，這種判決又是怎樣作出的呢？按照美國現實主義法學家弗蘭克的解釋，判決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是法官的個性，這實際上是將法的本質歸結為某種心理因素，甚至是非理性因素。從以上現代西方法理學家關於法的概念或定義中可以看出，盡管他們對法的解釋各有不同，但卻都否認法的階級性，否認法最終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因而同馬克思主義對法的解釋是根本對立的。正因此，他們對法的功能、作用和任務的解釋也都是從超階級的概念出發，例如：預防或鼓勵行為、調節利益沖突、促進合作、維護和平、解決爭端、為私人事務提供便利、發揮人的創造性才能促進人類文化，等等。

3．「應有」和「現實」；道德和法。在西方法理學史中，在19世紀就出現了實證主義法學和自然法學之間的爭論。其中一個重大的哲學爭論是「應有」（英語中的ought）和「現實」（英語中的is或being）二者的關系。具體到法學中，就有「應當是這樣的法」（the law as it ought to be）和「實際上是這樣的法」（the law as it is）的關系。戰後，隨著自然法學的復興，這一爭論也更趨勢烈。實證主義法學家認為，「應有」和「現實」是截然分開的，法學家僅研究「實際上的法」。有的更認為，「應有」只是一種主觀價值判斷，只有先驗的或形而上學的法律學說才研究自然法或理想法，即應當是這樣的法。他們主張應有和現實截然分開的根據主要引自康德和休謨的不可知論，即「應有」是不可認識的，一個「應有」只能來自另一個「應有」，而不可能來自「現實」。與此相反，新自然法學家則反對「應有」和「現實」之分，認為這種劃分模糊了對法的本質的認識，甚至導致對專制和暴政的支持。

我們對這一爭論又怎樣認識呢？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在柏林大學學習法律 時就評論過這一爭論，他在1837年致他父親的一封信中就講到，他在學習法律哲學時的一個使他感到是嚴重障礙的問題是「應有」和「現實」之間的對立。就哲學上講，他當時還是一個唯心主義的青年黑格爾派，但他已明確指出，「應有的東西」和「現實的東西」的對立「是唯心主義者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錯誤的劃分的根源」。他主張，在研究法、國家等哲學方面，「必須從對象的發展上細心研究對象本身決不應任意分割它們；事物本身的理性在這里應當作為一種自身矛盾的東西展開，並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統一」（2）。我們也認為，在研究法的過程中，會存在對法的價值判斷（即它應當怎樣）和法的現實（即它實際上怎樣）這兩種認識形式之間的矛盾。但我們不應將它們截然割裂開來。法是代表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使現實的符合這一階級的理想或價值判斷自然會有一個認識和實踐的過程，但應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求得二者之間的一致。

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家往往將「應有」和「現實」之間的對立同道德和法之間的對立等同起來。他們主張，法與道德無關，至少並無必然的聯系，因而法學僅研究法律，而不問這一法律是否合乎道德。因此，他們主張廣義的法律概念，即法就是法，良法和惡法都是法。狹義的法律概念則主張只有良法才是法。我們認為，現代西方法理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主要錯誤也在於不具體地歷史地分析法和道德。問題的關鍵是：這是指哪一階級的法，哪一階級的道德。統治階級的法和被統治階級的道德，一般來說，當然是對立的。統治階級的法和道德則是一致的，相互配合的。但法和道德畢竟是有區別的。將法和道德等同起來或將法的本質歸結為道德都是錯誤的。

4．什麼是法制或法治？這也是現代西方法理學中經常討論的一個主題，也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和爭論。這里應注意，英語中的法制（legality）和法治（rule of law）二詞往往是通用的。但法治一詞往往同「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這一提法連用。

有的思想家、法學家從19世紀流行的自由個人主義觀點出發，認為法治旨在保護個人自由、權利，限制政府權力。因而在戰後，有些資本主義國家推行所謂「福利國家」政策並擴大政府的經濟職能時，在法學領域中曾發生過法治與「福利國家」是否對立的爭論。少數人認為，法治是指政府的一切行動都受已公布的法律規則的約束，人們可以根據這種了解安排個人的事務。因而政府擴大經濟職能必然會侵犯個人自由、權利以及保護他們的法治。但大多數人認為，在現代，國家的經濟職能必須擴大，要倒退到19世紀的最小限度國家職能的概念是不可能的。法治可以用來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因而個人自由、權利、法治同「福利國家」並不是對立的，而是可以相互適應的。但在具有社會民主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傾向的法學家中，也有人主張，資產階級法治僅存在於自由資本主義時代。

自20世紀60年代富勒提出法制的八項原則，即法的一般性、公開性、不溯既往、明確性、沒有矛盾、有遵守可能、穩定性、官方行為與法律規定的一致性後，法制或法治原則已成為法理學著作中的一個重要主題。但一般都在以上八個原則上加以修改、擴充。例如主張應補充司法獨立、司法審查，一般人接近法院的可能性、公開審理、律師咨詢、防止警察機構濫用機力、歪曲法律等。有的法學家還論述法治的價值有對專橫地行使權力實行制約，為人們選擇生活目標和形式提供可靠框架，尊重人的尊嚴等。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家一般也同意富勒所提出的法制原則，但他們反對富勒將這些原則稱為程序自然法或法的「內在道德」。結果在法制原則問題上又展開了關於法與道德關系的傳統爭論。有的實證主義法學家認為，法制或法治固然有很大價值，但這種價值是消極的，即限制專橫地行使權力，而且這種專橫本身也是法律造成的；也有人認為，法制或法治只是使法取得實效的手段符合法制也可能使法服務於邪惡的目的。總之，對法制的作用不應誇大，因為法治本身畢竟不是一個最終目的。

一般法學家認為，在希特勒統治下，法制極端敗壞，如制定溯及既往的刑法，實行秘密法，在審判中根本不顧法律，甚至不顧納粹黨人自己制定的法律，他們在感到法律形式不方便時，乾脆直接使用暴力等等。但也有個別法學家主張，法治僅代表一種「公共秩序」，因而任何社會，包括法西斯統治的國家，都處於法治之下。

我們認為，現代西方法學家在法制、法治問題上，就像什麼是法一樣，形式上是講抽象的法制和法治，實質上只是講資本主義代議制民主的法制和法治。他們對法制原則等問題的分析，對我們進一步理解資本主義法制的運行機制也是有一定幫助的，但每個國家的法制既不是像自然法學家所講的什麼先驗觀念的體現，也不是像實證主義法學家所宣稱的單純的現實存在，它是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下形成和發展的。

5．正義、自由、平等、安全、共同幸福。這些詞在西方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中是常見的。在西方法理學中，也充斥著關於法與正義、自由等關系的論述。根據唯物史觀，我們應該在經濟關系決定社會生活的一般過程這一基礎上來分析法與正義、自由等觀念的關系，從而就會發現這些觀念都是歷史的產物，在階級社會中，它們都是有階級性的。但很多現代西方法理學家卻將正義、自由等觀念看作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都是抽象的、超階級的。

有的西方法理學家主張正義是非理性的價值判斷，因而不應將它作為法學的研究對象，但大多數人認為法與正義的關系是法學中的重大或甚至是核心問題。但他們對正義的含義，卻眾說紛紜。較多的人強調平等，也有的強調自由、安全、共同幸福，也有的主張這些含義的綜合。他們對什麼是自由、平等等概念又都有不同的理解。

現代西方法理學家一般都認為，自由不是絕對的，法律既保護個個自由、權利，但也對濫用自由、權利的行為實行制約。但在這一問題上，經常出現國家主權與個人自由的關系問題。他們一般認為國家主權與個人自由或人權是有矛盾的。法治是保護個人自由、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的，因此主權與法治也是有矛盾的。我們認為，國家主權和人權這兩種觀念都是在中世紀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和市民階級的發展而興起的，在歷史上都起過巨大的進步作用。在現代，對一個國家來說，主權和人權都是不可少的。關鍵問題是，必須注意這是指哪一階級的主權和人權，這是在什麼具體歷史條件下的關系，現代西方法理學鼓吹主權和人權的矛盾是有不同的動機的。

三、怎樣評價現代西方法理學

從以上所介紹的主要理論觀點看，現代西方法理學在論述社會、人性、法、法制（或法治）、道德、正義、自由、平等、安全、共同幸福等概念及其相互關系時，盡管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一個基本的共同點是：在形式上講的是抽象的社會、人性、法、法制等等，但實質上都是指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資產階級代議制民主、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人性。並且對它們加以肯定和頌揚。這種理論觀點是同馬克思主義根本對立的，這里體現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斗爭。

為此，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分析和批判現代西方法理學，從而提高我們的識別能力和馬克思主義水平。對現代西方法理學採取閉目塞聽的態度是不可取的，對它不加分析批判地介紹甚至加以推崇，更是錯誤的。當然，這也不是說對現代西方法理學應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從總體上講，它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是與馬克思主義根本對立的，但其中有些因素也還是可以批判地借鑒的，有些知識性的東西固然有參考價值，有些理論觀點也是有啟發意

C. 法社會學的多元主義法律觀

在西方語匯中，「法」和「法律」是有著明顯區別的。如拉丁文中表示「法」的詞是「jus」，含有抽象意義上的法、權利和公平等意味；而表示「法律」的詞是「Lex」，含有規范、規則之義，原指羅馬王政時期國王制定的法律和共和國時期各立法機構通過的法律，即制定法。在希臘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等西方語言中，也都有類似的區別。故而，西方學者常常把「法」和「法律」二元化：「法」指永恆的、普遍有效的正義原則和道德公理，即自然法；而「法律」是由國家機關制定與頒布的具體行為規則，即實在法。法律是法的真實或虛假的表現形式。但這種意義上的法律二元化，很難說與法律社會學有直接的關系。
在法社會學中，法律多元主義（Pluralism）意指法不只是出自國家，國家的法只是社會法律秩序的一部分，而且不必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只要是由權威機關——國家、教會、公司、學校或其他社會團體確認並保障實施的規則，就是法律。法律多元主義突出地體現在埃利希的「國家法」（「審判規范」）和「活法」，現實主義法學派的「書本上的法」與「行動中的法」，法人類學者的「國家法」和「非國家法」等理論中。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刑、法、律可以互訓。「從時間順序上看，今天稱之為古代法的，在三代是刑，在春秋戰國是法，秦漢以後則主要是律。」「法」與「律」復合，作為「法律」獨立合成詞，最早出自《莊子?徐無鬼》：「法律之士廣治」。除了個別情況外，上述的刑、法、律和法律，基本上都是在國家法的意義上來講的，因而都不屬於法律多元主義。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歷史上就沒有法律多元主義。范忠信教授認為，中國古代法律實際上是一種二元體制：一種是國家制定法，古稱「刑」、「法」、「律」或「刑法」；另一種是社會生成法（由國家默認、容許者），古稱「禮法」或「德法」。它們之上的共同指導原則是「天理」、「道」或者「德」。元代蘇天爵（1293～1352）就曾指出：「法者，天下之公，所以輔乎治也；律者，歷代之典，所以行乎法也。古自昔國家為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者必制一定之律。」在蘇天爵看來，「律」指的是成文法，是「行乎法」、即以「法」為內容的。這顯然也是一種「法」和「律」的二元化觀念。事實上，除了國法以外，古人還常談到家法、宗法、族法、習慣法等等。也就是說，在古人心目中，除了國家法之外，還有民間法。
將法和法律混為一談，既導致了法學理論的混亂和貧弱，又極大地局限了法理學的研究視野；在法律實踐中，則一方面不利於對自然生成的社會秩序的關注與尊重，另一方面也不利於對國家制定法的認識、評價與完善。因此，最好是將「法」視為類（屬）概念，即用「法」這一概念來指稱自然法、民間法（包括習慣法、宗教法）、國家法（包括成文法和判例法）、超國家法、世界法等等的集合；而將「法律」視為種概念，即用「法律」來特指國家法，尤其是國家成文法。

D. 中國，法社會學有哪些有名的研究人員

郭星華，周孝正

E. 法律社會學中的弗里德曼是誰

應當是Lawrence M. Friedman，他研究的領域是美國法歷史，法與社會的關系。

Lawrence M. Friedman美國著名回法學家、斯坦福大學法學院教答授，早年畢業於芝加哥大學法學院，他著述等身，學識淵博，在美國法學界享有很高的學術聲望。Friedman教授曾長期擔任美國法律史學會、美國法律與社會學學會等重要學術組織的主席，對美國司法實踐和法學研究的發展發揮了深遠的影響。

弗里德曼的主要著述有：《美國契約法》(1965年)、《美國法的歷史》(1973年美國年度最優秀法學著作獎Scribes Award)、《法律制度：從社會科學角度觀察》(1975年，獲美國三年一度的法科圖書大獎)、《法與社會導論》(1977年)、《總體的正義》(1985年)、《選擇的共和國》(1990年)。他與麥考利(Stewart Macauley)共同編著的《法與行為科學》是戰後美國法社會學研究的集大成者，至今仍是這一領域最好的入門指南。

另外一個是國際法學者弗雷德曼Wolfgang Friedmann，著有《變動的國際法結構》。

F. 西方學者關於社會心理學的代表性看法有哪些

1，西方社會心理學的萌芽與誕生（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
1908年，美國社會學家羅斯（Ross)的《社會心理學》和英國心理學家麥獨孤（McDougall)的《社會心理學導論》[1] 不約而同地發表。西方把這一年作為社會心理學誕生的年代。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和蘇聯的社會心理學家先後把科學實驗方法引進這一學科，才使得社會心理學從描述對象轉向探索和揭示規律，社會心理學才成為一門獨立科學。其奠基人公認為F·奧爾波特。
1924年，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Allport)以實驗為基礎的《社會心理學》一書的出版，宣告了社會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正式開始。[1]
社會心理學成為一門科學的基礎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原因：
1）開始運用實驗；
2）用數量分析補充對現象的質的分析；
3）從描述現象轉向揭示和利用規律。
2，西方社會心理學科學體系的建立（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
早在1898年特里普利特關於社會促進的實驗研究，可多年來，這個很有價值的提議並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和德國心理學家默德開創了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在他們之後，實驗社會心理學才開始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成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流。
1928年瑟斯頓提出了態度測量法，把由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開始並成為當時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的態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諾提出了社會測量法，用以測量群體內人際吸引和排斥問題。1938年勒溫把場論引進社會心理學，
這些研究方式集中體現在，依託數學和物理學的原理，為「社會心理學」構建起嚴謹的科學體系，從而，奠定起它的定量精確研究方向。
3，西方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的擴展
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要課題隨著時代的演變而有所不同。

G. 綜述西方學者關於社會學研究對象的主要觀點

西方學者太多了
而且
西方也有很多社會學家
我們早先是沒有社會學的
社會學正是從西方傳過來的
所以西方
優秀的研究對象太多了
每個社會學家
他們的主要觀點有可能是正好相反的

H. 法社會學的問題

、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什麼？
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關系」
2、哲學基礎是什麼？
古希臘哲學家透過問問題來進行哲學實踐，他們所提的問題大概可以歸類為三類，這三類問題分別形成了哲學的基礎學科， 形而上學(metaphysics)，知識論(Epistemology)以及倫理學(Ethics)。
最初的三類問題分別是:
* 有關世界的本質與真理的問題。
* 有關我們如何知道或認識真理的問題
* 有關生命意義與道德實踐的問題

3、法社會學興起的歷史背景？
西方法律社會學產生的背景分析
1：從19世紀未開始，西方主要資本主義社會經歷了由自由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壟斷資本主義的出現使各種社會矛盾趨向激化，戰爭、經濟危機等災難頻繁來臨；舊的利益結構急劇變動，新的利益結構正在形成，新舊利益的沖突不可避免；這些社會問題都需要法律進行回應與解決。法學家和社會學家感到用17、18世紀形成的傳統思想已不可能解釋日益變化著的社會需要，必須沖破傳統的概念法學、分析法學的束縛。通過調整法學的結構，創立新的理論，如果法學與社會脫節，仍然在傳統的思維空間和法律范疇內工作，仍然只是注釋現有的法律，不為國家的立法和司法服務，不為政府解決蜂湧而至的社會問題出謀劃策，不去考察法律的實踐效果，法律就沒有多大用處。

2：資本主義法律制度與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民主法治理想之間產生的空距越來越大，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關注以往法律沒有涉及的領域，如勞動、福利、教育、經濟等方面的問題，於是勞工法、社會保障法、環境保護法、公共交通法、經濟法等社會立法不斷制定出來，「法律的社會化」成為時代的潮流。「法律的社會化」的主要內涵是：古代和中世紀的法律精神是義務，強調人民服從國家的權力。從17、18世紀「天賦人權」的觀念流行以來，法律精神轉向強調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進入20世紀後，資產階級要求充分利用國家權力和各種法律手段來加強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和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法律不僅要注意保護個人利益，而且更應強調保護社會利益，因此用「社會化的法律」代替強調個人權利、自由的法律。法律社會化的結果產生了大量的社會立法，如勞工法、最低工資法、環境保護法、住房法等，這是20世紀初席捲西歐、北美的法律制度的重大改革。

這些社會化問題和法律實踐當然要求對法學理論作出調整，如果法學研究依然與現實生活脫節，象分析法學那樣局限於現有法律制度的要素和結構分析，進行純粹的法律探討，機械地注釋成文法和判例法，不為國家運用法律手段解決社會問題提供指南或提出意見，就不能適應社會和法律實踐的需要。社會法學就是在這種強烈的和積極的社會推動下，並藉助於社會學家提供的新觀念和方法應運而生的。

3：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一貫主張把法放在社會關系中進行理解。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亞里斯多德的社會觀念，從中世紀的阿奎那到啟蒙學者對人和社會本質的看法，都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學因子。自17-18世紀開始就有不少學者認識到應在法與社會的關系中或在法的社會背景下研究法律。如英國哲學家休謨在《人性論》一書中就認為，法是不斷變化的社會制度，它起源於社會常例，而不是人性。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學家孟德斯鳩一直試圖探討社會環境對法的影響，強調地理、氣候、國土和人口等自然條件對法律制度的影響，注意在社會現實中研究法與其他社會的相互關系，並把法的精神解釋為「法律同各種政制、風俗、氣候、宗教、商業等等應有的關系」。正因為如此，孟德斯鳩被奉為法社會學的先驅。德國法學家薩維尼和英國法學家梅因等歷史法學家也很重視探討法的發展動力，強調法與社會環境和在社會環境與社會歷史中發現法的真諦，當然，休謨、孟德斯鳩和歷史法學家們的論述只是預示著社會法學，還不能把他們的學說冠以「社會法學」之名。

4、法律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來源於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和社會學。他們認為確保知識內容可靠或科學的唯一途徑，是將知識建立於觀察經驗的基礎之上，哲學不應以抽象推理而應以「社會學」為根據,知識的進步只能通過觀察和實驗。社會學的目的論和方法論啟發了一大批學者運用社會學的原理與方法觀察和研究法與和法律制度。

I. 如何認識法社會學

1、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什麼？
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關系」
2、哲學基礎是什麼？
古希臘哲學家透過問問題來進行哲學實踐，他們所提的問題大概可以歸類為三類，這三類問題分別形成了哲學的基礎學科， 形而上學(metaphysics)，知識論(Epistemology)以及倫理學(Ethics)。
最初的三類問題分別是:
* 有關世界的本質與真理的問題。
* 有關我們如何知道或認識真理的問題
* 有關生命意義與道德實踐的問題

3、法社會學興起的歷史背景？
西方法律社會學產生的背景分析
1：從19世紀未開始，西方主要資本主義社會經歷了由自由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壟斷資本主義的出現使各種社會矛盾趨向激化，戰爭、經濟危機等災難頻繁來臨；舊的利益結構急劇變動，新的利益結構正在形成，新舊利益的沖突不可避免；這些社會問題都需要法律進行回應與解決。法學家和社會學家感到用17、18世紀形成的傳統思想已不可能解釋日益變化著的社會需要，必須沖破傳統的概念法學、分析法學的束縛。通過調整法學的結構，創立新的理論，如果法學與社會脫節，仍然在傳統的思維空間和法律范疇內工作，仍然只是注釋現有的法律，不為國家的立法和司法服務，不為政府解決蜂湧而至的社會問題出謀劃策，不去考察法律的實踐效果，法律就沒有多大用處。

2：資本主義法律制度與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民主法治理想之間產生的空距越來越大，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關注以往法律沒有涉及的領域，如勞動、福利、教育、經濟等方面的問題，於是勞工法、社會保障法、環境保護法、公共交通法、經濟法等社會立法不斷制定出來，「法律的社會化」成為時代的潮流。「法律的社會化」的主要內涵是：古代和中世紀的法律精神是義務，強調人民服從國家的權力。從17、18世紀「天賦人權」的觀念流行以來，法律精神轉向強調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進入20世紀後，資產階級要求充分利用國家權力和各種法律手段來加強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和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法律不僅要注意保護個人利益，而且更應強調保護社會利益，因此用「社會化的法律」代替強調個人權利、自由的法律。法律社會化的結果產生了大量的社會立法，如勞工法、最低工資法、環境保護法、住房法等，這是20世紀初席捲西歐、北美的法律制度的重大改革。

這些社會化問題和法律實踐當然要求對法學理論作出調整，如果法學研究依然與現實生活脫節，象分析法學那樣局限於現有法律制度的要素和結構分析，進行純粹的法律探討，機械地注釋成文法和判例法，不為國家運用法律手段解決社會問題提供指南或提出意見，就不能適應社會和法律實踐的需要。社會法學就是在這種強烈的和積極的社會推動下，並藉助於社會學家提供的新觀念和方法應運而生的。

3：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一貫主張把法放在社會關系中進行理解。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亞里斯多德的社會觀念，從中世紀的阿奎那到啟蒙學者對人和社會本質的看法，都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學因子。自17-18世紀開始就有不少學者認識到應在法與社會的關系中或在法的社會背景下研究法律。如英國哲學家休謨在《人性論》一書中就認為，法是不斷變化的社會制度，它起源於社會常例，而不是人性。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學家孟德斯鳩一直試圖探討社會環境對法的影響，強調地理、氣候、國土和人口等自然條件對法律制度的影響，注意在社會現實中研究法與其他社會的相互關系，並把法的精神解釋為「法律同各種政制、風俗、氣候、宗教、商業等等應有的關系」。正因為如此，孟德斯鳩被奉為法社會學的先驅。德國法學家薩維尼和英國法學家梅因等歷史法學家也很重視探討法的發展動力，強調法與社會環境和在社會環境與社會歷史中發現法的真諦，當然，休謨、孟德斯鳩和歷史法學家們的論述只是預示著社會法學，還不能把他們的學說冠以「社會法學」之名。

4、法律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來源於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和社會學。他們認為確保知識內容可靠或科學的唯一途徑，是將知識建立於觀察經驗的基礎之上，哲學不應以抽象推理而應以「社會學」為根據,知識的進步只能通過觀察和實驗。社會學的目的論和方法論啟發了一大批學者運用社會學的原理與方法觀察和研究法與和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