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法的發展與展望

A. 將來中國社會發展趨勢

21世紀中國社會工作發展新趨勢

21世紀是一個「文明大轉換」的世紀。21世紀的中國社會在變革：社會成分日益復雜，社會結構再度調整，社會利益重新分配，社會生活急劇變化。在社會職能不斷轉變與完善的過程中，社會工作是現代社會里涉及到在包括物質領域和精神領域的生活、醫療、教育、服務、調節等廣泛領域中去實現人與社會和諧一致，促進社會進步的專業與實踐。社會工作研究與實踐者，面對社會變革帶來的新情況、新變化、新問題，必須去了解、去適應、去解決。

中國社會工作政策研究上的新發展

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具現代意義的社會工作產生之日起，各國的社會制度如社會保障制度等都需要經過專門訓練的掌握專門知識的人去具體實施，並使社會福利等朝著社會工作研究指引方向發展。在此過程中，作為活動的准則、作為調動和約束人們行為規范的社會工作相關政策，有了長足進展。政策理論研究，亦結合各國的實際正逐步深入。中國的社會工作開展尤其是政策的研究，自20世紀初，中國的歐美留學志士，就對社會工作開展及政策作了探索。但牽涉面是局部的，發展是緩慢的。新中國成立尤其是80年代以來，在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社會保障、教育、保健、服務、行政等社會工作政策上，一方面注重對個性的政策規定，另一方面更重視諸多方面的政策理論研究。發展意味著在現實基礎上的提升。隨著社會各層面的深度改革，穩定、和平、公平、效率等成為全體社會成員包括弱勢人群追求，這促使社會穩定機制的必然完善，更意味著作為有效機制的社會工作新政策、新制度的必然安排。根據社會工作的鮮明的自身特點和發展規律，針對我國社會工作現狀遠遠不能滿足客觀需求的事實，借鑒國外先進的經驗模式和政策研究水平，21世紀，中國社會工作在政策上必將有一新發展。

一是根據不同內容，建立規范化、制度化的工作保障體系。如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社會保障體系「在『九五』期間，要加快養老、失業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初步形成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個人儲蓄積累保障相結合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今後15年要「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存在城鄉差別的社會救濟制度將向法制化、制度化、規范化的方向發展。在21世紀，社會互助政策、法規將臻於完善，工作機構和運用體系趨於完整，形成規范化的社會互助制度。加強社會工作考量及服務評估制度。確立社會工作者應有的職業定位，在法律（制度）保證下開展工作，制定社會工作者職業道德教育規劃規則等等。

二是鑒於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現實，採用靈活的政策制定形式。從東部到西部，從城市到海島、到農村、到山區，我國社會工作的開展與發展是很不平衡的。而我國各項政策面向法制化，是21世紀一個發展趨勢。在利用現有的政策資源，在引進、消化、本土化的過程中，社會工作政策可以制定比較規范的法律、法規，以國家行政機關頒布的形式固定並實施。社會工作政策也可以針對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結構存在的差異性，以全國性的法律、法規為依據，制定實施范圍相對限制的相關政策。社會工作政策還可以注重專項政策的研究與制定，如結合社會工作資源與特點，民間群眾團體制定一些適用於團體內部的條例、規定、指示，具化為符合社會工作對象特點，操作性強的要求、方法與措施，並在實踐中完善。如中國志願者活動，經過幾年的發展與運作，就很有必要將之制度化，健全機制，有明確的章程制度、志願服務站、扶貧接力、社會招募等志願服務項目完整的運行規則和制度。

三是提高社會工作政策的實施能力。改變多頭管理的現狀，向統一管理機構發展。改變政策制度的實施機制與監督制度較為薄弱的現狀，執行與監督分設，加強法制責任制度。改變當前政策實施范圍大部分局限於城市的傾向，面向廣闊的農村新天地，擴大政策有效覆蓋面。在實施過程中，時刻接受社會工作實踐的評判與檢驗，及時作原有政策修訂、補充與豐富。及時注意與社會各項政策的配套與銜接。

中國社會工作地域研究上的新擴大

一是城市社會工作新生長點、新領域、新天地研究。當前學術界普遍認為，目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但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卻未達到工業化初期水平。調整社會結構已是當務之急，亦是趨勢。國家也要加大力度，採用適當的政策加快城鎮建設。在城市化過程中，隨著工業化程度的不斷加強，個體心靈封閉日益加深，心靈對可以產生共鳴的空間需求日益強烈。每個人在生活中都不能保留原來的自我，他們增加「人」與「人」之間的認同，增加「人」與「域」之間的契合，這對社會工作的研究與實踐提出了新的要求。21世紀，作為城市基本細胞之社區，隨著其功能的完善，人們對社區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無論採取諸如「新老樓區結合」、「現代化小區」、「高層建築」、「企業封閉小區」等模式，社區都離不開地域條件，因地理環境（自然的、文化的、經濟的）、人員結構的差異而各不相同，社區工作要正常化、健康化、持久化。這是社會工作新的生長點、新領域、新天地。

二是農村（包括海島、山區、水鄉）區域社會工作新生長點、新領域、新天地研究。在側重都市社會工作研究同時，另一個現今常被研究者所忽視的社工領域佔地球版圖相當大比例的城市之外的農村，包括海島、山區、水鄉等區域社會工作研究，在21世紀，將成為社會工作研究的重要領域。各個社區將要根據不同的區情、縣情、鄉情來確定自己的特色定位，探索建立具有海島特色、山區特色、水鄉特色的社會工作新路子。同時，為大多數人謀求利益的社會活動必須在各地方得以實踐，像健全農村保障制度的建立，切實保障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者的合法權益，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社會服務等農村區域社會工作模式的探究等，都將是社會研究的重要內容。

中國社會工作社會化研究新趨勢

一是加強社會工作對象社會化研究。人的社會化，是人在社會生活中通過與周圍他人的聯系與互動，不斷反映並調適與他人關系，形成人的社會屬性，促其從生物人向社會人轉變。21世紀人的社會化的內容形式將更為廣泛。從20世紀的「單位人」轉向「社會人」乃至更高層次的社會活動家，21世紀人的社會化，突出表現首先是融入市場，在更為激烈、更為成熟的市場競爭中，具備更深蘊意；其次是走向社會，21世紀將改變20世紀以來的個體在社會上有單位行政領導，在家庭中依靠家長親友的狀況，跳出行政與家庭親屬網路的社會支持體系，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中，實現文化的融合、心理的歸依，尋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新的和諧。社會工作一個突出功能是整合新的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網路，協調關系，擺脫困境。因此，在人社會化的過程中，社會工作針對上述特點，針對人們在教育、生活、就業、成才、社交等方面的需求，應使「多數人為少數人服務」與「少數人為多數人服務」相結合，遵循個人目標與組織相一致的原則。如社區工作的開展採取聯合體、聯絡站、聯誼會等多種形式，不僅僅從管理性、保護性上服務，更從發展性服務著手。

二是強調社會工作的社會化工作程度。社會工作主動參與性與社會化工作程度有待提高。如作為21世紀文明標志的環保問題，其關鍵是建立公眾參與的社會環境與社會機制。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不僅是一種有效的社會監督，更是一種有效的自我教育與社會教育。社會工作的社會化理論，重要一個方面是意欲尋找社會工作的主動參與的准確契合點，以提高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三是探索社會工作的社會化工作模式。這是近年來形成的創新思路。針對人們的衣、食、住、游、購、娛生活領域的無限拓展，社會工作模式值得探討。如今後社會工作中，政府突出作用相對減弱，但其作用發揮在今後較長一段時間內存在並持續，因此，要發展社會化的、具有一定獨立資金與資源的民間機構並探索新型的工作機制。如社會保障體系，要逐步形成獨立於企業事業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渠道，管理服務社會化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又如社區服務的可持續發展，要增加感召力、號召力與影響力，建立社區工作社會化、自治化的工作模式，形成行政化向自治化發展的態勢。

中國社會工作「網上社區」研究新動向

21世紀，更加豐富多彩的Internet吸收越來越多的各階層人士尤其是青少年成為「網友」，使他們沉湎於「網上世界」。他們為了過網癮毫不吝惜地加大投資電腦硬、軟體。「網上一代」在網路中獲得知識、交流思想、參與活動。一個「虛擬」的社會大群體現實地存在著。面對由此形成的更機械的、冷漠的和功能的人際，如何建構「網上社區」結構、機制和功能，把「網上一代」引向高雅而不粗俗、通俗而不庸俗的方向發展？

社會工作必須結合自身特點和「網上社區」的特殊性，突破行政管理區域，通過建立「網上社區」，發揮其正面效應。社會工作介於以法律、法規、行政力量等對個人與社會實行強制性干預和以輿論宣傳、思想信仰、倫理道德等力量對個人與社會產生導向性干預這兩者之間，而網路，其涉及領域寬廣，很難用完全一致的法令法規去約束網民的行動，何況，「網民」更具有匿名性、間接性等特點。社會工作「網上社區」社區工作的開展由此更具挑戰性。「網上社區」社會工作因此更應注意強化對策性研究，找問題、擺原因，更要解決問題，克服困難，緩解矛盾。「網上社區」的工作思路要突破傳統在封閉環境中建立的說教式的意識形態，結合傳統的工作方式與思維模式，採取靈動活潑的形式，融入「網民」生活，激活「網民」的主動性與參與性，不斷放大、增加認同感與歸屬感，並可探索在新領域建立相應專業化的「網上社區」的有效途徑。在這方面，廣東深圳市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架設在互聯網路上的「深圳青少年網」，面向青少年，面向全社會，通過開放各種學習培訓、法律輔導、心理咨詢、就業指導、婚戀家庭、健康生活等信息網點，設立「網上文學社」、「網上學院」、「網上義工站」，將這納入大范圍的、普及的社會工作渠道。浙江湖州團市委推出的「湖州之窗」、「讀書網」等，亦發揮強大先發優勢、領域優勢，「寓教育於服務」，做好引導青年、教育青年與服務青年的工作。

「網上社區」的社會工作必須利用互聯網的技術優勢，提高其響應速度、服務效率。將計算機管理、信息網路技術、中介服務、城市救助、再就業等內容引進社會工作服務領域，提高服務的科技含量，以最快捷方式，最大程度滿足成員要求，使信息資源、服務資源利用率大幅度提高。

中國社會工作者專業化與職業化研究新態勢

目前，政府部門、專家學者、社會工作實踐者對社會工作的認識是有距離的。政府部門多從社會工作管理層面來考察，專家學者多從學術、理論高度進行分析，社會工作實踐者多從教育、服務細節入手。如何使這三方面有機糅合，使理論研究、實際操作與對策性研究相結合，形成「三位一體」的統一狀態？根據國情，應經常組織由黨、政、團、院、所等人員參加研討座談會；組織省、市、區社會工作的經驗會、理論會、觀摩會等，使中國的社會工作者達到感性與理性的統一，培養造就既具有科學理論，又具有實踐經驗的成功職業工作者。

社會性工作必然以人為本，以前述的社會化為基礎，以法制化為保障，以社會工作專業化、職業化為方向，全面注重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人才效益。

一是院校的專業建設。建立並擴展專門從事社會工作教育的院校，安排實用可行的系列訓練課程，加強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素養，加強社會工作專業在學科領域的地位和影響。培育學術環境、氣氛與條件，為人才的成長與學術的成熟做一些實質性的工作。目前，我國社會工作教育尚處於恢復發展初期，專業教育的現狀遠未達到現實對專業的需求（如浙江省）。在高等院校中，應大力加強學科建設，拓展學科領域，擴大招生對象，廣泛吸引有志於社會工作的青年學生，使之真正地掌握扎實的專業知識，用社工的方法和價值觀去應對實際問題，從而走專業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

二是專門機構建設。建立有專門從屬的社會工作團體及下屬從事各類福利服務的機構。既讓專業教育的社會工作者有專門的實踐部門，又為社會工作者提供職業崗位，壯大專門從事社會工作專業的骨幹隊伍，並為社會上熱心於社會工作的義務者，創造他們投身於社會的大服務中去的有利環境，使之在參與和體會中得以成熟。

三是專業制度建設。建立公認的職業守則和保證守則被執行的審核與證照制度。建立保證工作順利進行的工作程序和必要的職業權利保障。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工作者的錄用與聘任制度，建立激勵機制與制約機制等等。唯有如此，社會工作者才能不是單憑愛好、興趣而業余的、義務的，亦使社會工作的開展與發展有切合實際的政策依據、法律依據，更讓政府行政機構依法管理、監督如社區等的工作與對象。在歷史發展潮流中，社會工作者以其專業化、職業身份得到社會的認可。從而使社會工作不只是專業化的解困救難手段，更為保障良好的社會秩序與社會環境，維護社會穩定發揮專業功能。

B. 大陸法系的發展趨勢

（一）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淵源多元化
傳統的大陸法系將法典化的制定法作為調整婚姻家庭關系最重要的法律淵源，但時至今日法律淵源多元化已經成為發展趨勢。調整家庭關系的法律是一個規范體系而不再局限於一部民法典中親屬編的規定。人權法、民法典親屬編、單行法規、聯邦法院的判例和解釋都是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重要淵源。
歐洲大陸法系國家都承認婚姻家庭權利是基本人權，各國憲法、基本法有關婚姻家庭關系的原則以及理念的發展變化是親屬法變革的立法基礎和法律依據，而歐洲人權法則在所有締約國已經轉換為國內法，可以直接引用。保護婚姻和家庭原則、男女平等原則、不歧視原則、子女最佳利益原則已經內化為各國親屬法及其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具體規定。此外，單行法規也是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重要淵源，具有特殊性的法律關系或者需要通過單行法規解決的特殊問題都可以通過單行法解決。如德國 1976 年頒布的《婚姻法和家庭法改革第一號法律》設立了專門的家庭法院，對家庭事件進行管轄。2000 年頒布的《生活伴侶登記法》規定了同性戀可以通過登記結為生活伴侶，具有與婚姻類似的法律地位。而上一級法院特別是最高法院的判例也正在逐漸成為大陸法系家庭法的淵源之一。較高審級法院所作的判決，哪怕是孤立的判決，也總是讓人感到敬畏。在德國民法典的發展史上，法官通過判例法而對法的續造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被理解成判例法的，是那些由法院在解釋和適用法律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可作為日後裁判的基礎的法律規則。
（二）父權為主導的家庭模式淡出歷史舞台
20 世紀以來，隨著人權理念進入大陸法系各國憲法和親屬法，兩性平等原則以及子女最佳利益原則成為各國親屬法的重要指導原則。傳統的夫權、父權甚至親權觀念遭到清算，以父權為主導的家庭結構日趨瓦解，代之以平等伴侶型的家庭結構，家長制家庭逐漸退出歷史舞台。200 多年來大陸法系各國親屬法在民法典體系的各編中均屬於變動最多，且不斷持續修訂的部分，在架構、體系、制度甚至是具體概念、用語上均作出了重大修改。比如在親子關系中，從早期的父權至上到男女平等的父母親權再到強調子女權利的父母照顧責任，各國親屬法不斷地對親子關系進行修改。德國民法典從 1979 年《重新規定父母照顧的法律》開始，最終以確認父母責任的「父母照顧」一詞取代了傳統的確認父母權力的「親權」一詞，子女最佳利益原則作為決定父母責任的首要考慮因素。此外，尊重兒童的自治、充分考慮並聽取兒童的意願、父母平等享有和共同行使父母責任，都成為親子關系的主要內容。
（三）國家公權力介入家庭力度增加
在大陸法系的現代親屬法中，私法自治理念受到了社會國家或者說福利國家的挑戰。「個人自由受制於連帶地兼顧價值更高的利益的原則，因為個人自由並不是孤立的，它只能在社會的共同體中受到保護。由這項原則出發，同時得出了信賴利益保護原則：作為權利主體，每一個市民理應能夠盡可能地信賴他人和由他人建立起來的關系，並且以此為行動的基礎。在這一意義上，現代民法典已經從古典的自由主義的私法，發展成為用自由主義的眼光來看具有社會性的私法，兼顧了社會國家原則。國家基於福利保護的理念，依法介入家庭自治的范疇，對家庭關系中的弱勢者，依法給予必要之協助，以防衛其他家庭成員之不法侵害。比如各國親屬法均在規定離婚自由的同時，加強了對弱勢一方利益的保護，法國民法典規定了離婚的補償性給付，德國民法典規定了離婚後的扶養，瑞士民法典規定了離婚損害賠償及撫慰金等等。
（註：《法國民法典》第 270 條第 2 款：「配偶一方可能有義務向另一方配偶進行補償性給付。補償性給付的目的是僅可能補償因婚姻關系中斷而造成的雙方各自生活條件上的差異。此項給付屬於一次性給付，採用本金的形式，數額由法國確定。」
參見羅結珍譯：《法國民法典》，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年 6 月版。文中以下簡稱「法法典」。
《德國民法典》第 1569 條規定：「配偶一方在離婚後不能自行維持生計的，僅依照下列規定對另一方有受扶養請求權。」參見陳衛佐譯：《德國民法典》（第 3 版），法律出版社 2010 年 6 月版。文中以下簡稱「徳法典」。
《瑞士民法典》第 151 條規定: 「因離婚，無過錯的配偶一方在財產權或期待權方面遭受損害的，有過錯的一方應支付合理的賠償金。」
參見殷生根、王燕譯《瑞士民法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版。文中以下簡稱「瑞法典」。）
對家庭暴力的國家公權力介入是親屬法私法公法化的重要標志。家庭暴力在傳統法律和文化中均視為家庭隱私，遭受暴力的妻子和子女難以得到法律救濟。1992 年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通過的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明確地將性別暴力界定為針對婦女的、由於她是女性而實施的、或不合比例地影響到婦女的暴力。這是國際社會第一次以公約的形式禁止針對婦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其後，聯合國通過一系列的國際公約和聯合國文件明確了婦女問題是人權問題，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是侵害婦女人權的社會問題，而不是個人問題、家庭隱私。制止家庭暴力是締約國的國家責任。
1994 年之後，120 多個國通過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等單行法規或修改親屬法的方式明確規定家庭暴力的概念及其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措施，履行其國家責任。本世紀初修訂的《義大利民法典》親屬編在第 9 章中增加了「針對家庭暴力的保護命令」一節，通過民事保護令的方式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為的升級。包括：安排申請人離開造成其損害的配偶或共同生活者的家；責令施暴者不得靠近受害人經常出入的地方，特別是工作的地方、其原來家庭的住所或者其親屬或朋友的住所、其孩子就讀的學校等。
（註：參見費安玲等譯《義大利民法典》，中國政法大學 2004 年 11 月版第 342 條。文中以下簡稱「意法典」。

C. 法律在推進當前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是什麼

作用是:維護經濟發展秩序，維護社會發展中個體和單位的正規合法化的行為！甚至在某些方面，指導社會發展！

D. 20年內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法發展的展望

我是陳子建 哈哈哈 同學你傻了吧 小朋友 自己的事要自己做 這樣不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E. 論社會發展與法律的進化

法律局限性問題是自法律產生以來就一直困擾著人類且至今尚難有定論的社會課題。秦國榮在《法學》二○○五年法律局限性矯正：基本思路與對策

由於法律及其運作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諸多局限性，因而我們在肯定和強調法律乃是現代社會最具權威和效率的社會調控手段的同時，需要注意理順法律運作過程中的各種社會關系，注意運用社會綜合控制手段矯正法律的局限性。具體而言：

第一，在建設法治社會過程中，應特別重視道德、教育以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社會控制手段功能的充分發揮。

法律及其調整手段所固有的局限性，決定了僅靠法律運行是難以對整個社會系統進行有效調控的。所以，對於過去那種摒棄法治、否定法治功能的法律虛無主義思想，我們固然要從根本上予以批判，但那種認為有了法律就可以萬事大吉，只要實行了法治就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思想同樣是非常幼稚和有害的。事實上，過分依賴法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和社會病態已引起了西方社會深刻的反思。比如海外學者余英時就曾指出，西方法治觀念已經給西方社會帶來了「過度發展的個人主義、漫無限止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復的訴訟制度、輕老溺幼的社會風氣、緊張沖突的心理狀態」等不良影響，他理智而深刻地指出，上述現象均屬社會病態而決非現代社會所要追求的目標。（註：參見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頁。）

對於法律局限性以及單純依靠法治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此有著自己的獨到理解。強秦因法制完備而致興盛，也因法律過於殘苛而致敗亡的教訓，給了後世歷代統治集團以深刻的思想啟迪。漢代以後，經過儒法之爭，主張「禮法」並舉的儒家文化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而成為古代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應當說並不是偶然現象。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重視「法治」的同時特別注重「德治」，強調「德法並舉」、「出禮入刑」，諸種社會控制手段綜合運用的做法早為實踐證明為高明理智之舉，它對於維系社會共同體的內部穩定起到了巨大作用。歷史與現實均已證明，這是在東方國傢具有普適性的治國之道，它反映了中國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對人性與法治本質的深刻領悟，反映了中國古代政治家們經過世代傳承所積累的治理多民族大國的成熟經驗和高超技巧。我們說，古代中國之所以能夠長期領先世界，保持其文化上的先進性，甚至在近現代仍然能對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在內的東方國家的法制文明發展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應當說與此不無關系。

事實上，法律與道德以及與其他社會控制手段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與相互促進的關系，法律只有與包括道德在內的各種社會調整手段有機結合，形成彼此協調互動的運行機制，才能真正有效地發揮其內在功能。因為人類社會畢竟是由每個活生生的個體所組成的有機集合體，人類在需要物質生活維系生存的同時，更需要精神生活維系社會有機體的存在。那種離開了道德、文化等精神生活內涵的社會則決不是人類社會，只能是「動物世界」。而盡管法律與道德在內容上是相互包容涵蓋的，但再完善的法律都並不能自動提升社會的精神風尚與人們的道德水平。所以，要保證法律得以良性運作，我們就要在提高公眾法律意識的同時，著力提高公眾的道德素質。因為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公眾整體素質與文明狀況往往並不僅僅取決於該民族、該社會的法律意識情況，而恰恰在於整個社會的道德素養水平。從行為心理學的角度說，道德素養較好的人，雖然法律知識欠缺，但因其恪守內心的價值信念和道德底線，往往能夠做到嚴守自己的做人准則，其違法的概率一般相對較低。而那些法律意識較強但道德素質很差的人，由於沒有起碼的道德防線和規則意識，不能用道德信念來克制與約束自己的行為，往往難以抵制誘惑，容易滋生犯意和邪念，其違法犯罪的概率一般相對較高。比如那些窮凶極惡的刑事犯罪分子，其實施故意犯罪時應當說完全知道自己的行為後果，其不僅有很強「法律意識」，而且懂得如何鑽法律的漏洞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要建設現代法治文明社會，我們就應當要將社會公眾法律意識和道德素質的同步提高作為基本標尺，在重視法治的同時，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反映社會進步的價值觀念，提升社會公眾的道德水準，形成積極健康向上的社會道德環境和良好社會風氣氛圍；必須將法治與道德等社會控制手段緊密結合在一起，將法律和道德所內蘊的價值理念轉化為社會公眾內心牢固的思想信念，使之自覺以此來反省、判斷和約束自己的行為，從而縮小乃至消除法治理想與法律運作效果之間的落差，實現法律效益的最大化。

第二，既要重視法律的形式理性，更要重視法律的價值理性，在保證法律形式正義實現的同時，實現法律的實質正義。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強調「德主刑輔」的同時，雖然建構起了龐大的行政司法體制，但其法律的內在精神和功能在於維護皇權專制統治，而不是維護普通民眾的基本權益，因而中國傳統法制充滿了殘暴、腐敗和黑暗。新中國建立後，由於我們長期忽視法制建設，使得法律虛無主義盛行。「文革」期間，法制更是遭到嚴重破壞，使得包括國家主席和開國元勛在內的公民基本人權都不能得到保障。所以，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任務特別繁重艱巨。這就要求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中，首先應當要按照法治運作的要求架構體系完備的現代法制模式，實現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在立法上建構概念科學、邏輯嚴密、內部結構相互和諧統一的法律體系；在司法上建立程序嚴格、運作規范、各司法機構相互制約與配合的司法機制；在執法上建構嚴格執法、依法辦事，既保證國家公權力的有效運作，又使這種權利能得到有效監督的執法體制；等等。只有建立起形式合理完備的法律機制，才能為現代法治社會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建構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是確保法律能夠實現平等與規則正義的前提，而要使法律能夠實現良性運作，我們還必須對立法進行價值選擇與定位，實現法律的價值合理性。歷史反復證明，法治既可以正向價值為依歸，成為維護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正義，保障社會公眾福祉及其正當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害的有效手段；也可以負向價值為取向，成為推行專制和壓制、維護特權和私利、實行暴政和法西斯專政的工具。只有實現了法律的價值合理性，法律才能真正成為社會安定的保障器，公民合法權益的保護器，社會文明的推進器。

法律價值理性和形式理性的有機統一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有效途徑。法律形式理性指向的是法律自身的結構或程序意義，它著眼於法律的操作功能，注重法律的邏輯嚴謹性，從技術層面說明了法治是一種「真法之治」。法律價值理性指向的是法律所內蘊的價值目標，它著眼於法律的精神理想，注重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和普遍性。它從客觀的角度，從社會的層次上，說明了法治是一種「良法之治」。現代社會中的法律只有實現了形式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和諧統一，才能真正贏得全體民眾從內心深處對法律心悅誠服的信任和信仰，真正使法律成為令人信服的社會理想信念和社會民眾自覺遵行的行為規則。

法律形式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是法律具有權威性的保證，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我們在進行法律制度設計時，應當要注意從古今中外吸取既適合於我國現實國情，又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法制運作的成功經驗，精心架構結構精巧、程序完善細備、運作精良的法律機器；應當能夠敏銳洞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與要求，准確把握社會前進的脈搏和主線，將那些反映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氣質，反映中華民族特有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反映人類文明發展的共通要求和一般道德觀念，反映世界各國所共同接受的通行規則和一般價值理念的內容納入到立法之中，真正使立法能夠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與時俱進」地注意防止法律出現「時滯」現象，及時改良法制運作中存在的弊端，剔除與社會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內容，始終保持法律的先進性與科學性。

第三，既要重視法律的制度建設，更要重視司法執法人員素質的提高，做到法治的「硬體」與「軟體」相配套。

建國以來，由於我們長期忽視法制建設，使得執政黨以及黨的領導人失去了有效的法律監督與制約，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了巨大損害並直接導致了「文革」浩劫的發生，小平同志對此透闢地分析道，「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繼續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趨向反面。」（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他認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繫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這就告訴我們，我們能否真正有效地防止權力濫用，能否真正做到保障公民合法權益，能否最終建立井然規范的社會秩序，關鍵在於能否建立完善、系統、嚴密的法律制度體系及其運作機制。

更應看到的是，再完美無缺的法律制度畢竟都是人所設計出來並靠具體的人去推動和實施的。法律地位越重要，它對立法、司法和執法者的素質要求就越高。從某個角度說，「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註：《荀子·君道》。）實踐證明，法律的實際運行狀況與法律操作者素質之間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制度如果有了高素質法律人的操作，必然能充分發揮其強大的「善法」功能。而如果沒有素質良好的法律操作者，則再好的法律制度都可能會或形同虛設，或變形走樣。

在建構現代法制過程中，一方面要加強「硬體」法律制度建設，形成完整配套的對公權力行使進行有效監督與制約的權力制衡機制、對權力行使者進行問責落實的責任追究機制、對非法公權力行使對社會主體侵權造成損害時予以賠償的司法救濟機制、對法律操作者進行遴選、考評、提拔、監督、獎懲、淘汰的組織用人機制，將公權力行使嚴格限制在法定范圍內，確保法律操作者能夠按照法律規定的內容和程序嚴格依法辦事；另一方面，我們更應注重法律人才的「軟體」建設。必須在思想意識上加強對法律操作者的道德素質教育，使其養成忠於法律，信仰法律，願為神聖的法律獻出一切的意志品質；在業務素質上加強對使其進行業務素質教育，使其能夠做到精通法律、熟諳法律的正當程序和操作技巧，成為法律實務上的行家裡手，等等。只有使法製做到制度「硬體」精良精巧，人才「軟體」優品高質，法制才能得到良好的實施與運作。

第四，既要加強法制建設，更要重視法制運作的社會環境和基礎條件建設。

近現代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脫離社會現實基礎和客觀條件的法制變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對於法律與現實社會生活條件的內在關系，馬克思指出：「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恣意橫行。」（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39頁。）所以，盡管法制變革對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具有推動作用，但從根本上說，法律的內容和性質是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條件所決定的，法制變革能否成功也往往取決於後者。中國戊戌變法的失敗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其關鍵之處並不在於變法者的態度是否堅決，也不在於變法的內容是否先進，而在於這種變法具不具備必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眾支持等現實社會條件。

在中國以現代法治社會為建構目標的法制現代化進程，有著極為特殊而復雜的國情背景和阻礙因素。中國古代社會長達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統治和落後封閉的小農經濟，嚴重窒息了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生長發育，「官本位」、「義務本位」等傳統觀念則時時侵蝕著現代法治文明理念的形成。這就決定了在中國建設現代法治模式將是一個極為漫長艱難的過程，我們決不能企望僅靠法制變革就能一蹴而就地實現現代法治社會，而必須要在加強法制建設的同時，加強法制的外在運作環境建設，使已經建構起來現代法制模式能夠獲得良性運行和實施的社會基礎條件。

我們所說加強法律制度建設，是指要加強對立法、司法及執法的內在規律研究，在立法上應當要革除現有立法體制中的弊端，促進立法活動本身的法治化、民主化和公開化，推動高度透明、高效運作的現代立法體制模式的建立，從而迅速提高我國立法的科學性、先進性和實施的有效性，並使我國的相關立法實現與國際先進立法和通行規則相接軌；在司法上應當要在法律上和體制上真正賦予司法機關以司法獨立權，堅持司法運作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同時要完善對司法機關的法律監督機制，從而有效地遏制和防止司法腐敗，切實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在執法上要使各級政府部門養成嚴格按照法律和法律的正當程序辦事的習慣，遵循政府行為「法無授權即非法」的理念，堅決擯棄過去那種不按法律法規和程序規定，而只按上級「紅頭文件」、「會議紀要」甚至是「領導批示」來辦事的做法，做到行政行為的適法、公開和透明。

加強法制的外在運作環境建設是指要按照建設現代法治社會的要求，改革和完善現有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體制，形成良好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現代文化氛圍，從而為現代法制運行提供強大的社會力量支持。具體而言，要做到：

要加快現代民主政治建設，形成和完善權力相互制衡的政治體制，建立健全一整套完善先進的對公務員進行遴選、考核、評價、迴避、升降、淘汰等管理制度，以及形成相對完備的對公務員非法行政行為進行責任追究與處罰的法律制度；應當要通過法律明確規定各級政府機關的權力范圍、義務內容和角色定位，在賦予其行使公共行政權力的同時，要明確其應承擔的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和服務的義務與責任，切實改變行政機關存在的「官僚主義」、「衙門作風」等惡習，使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牢固樹立服務公眾的「公僕」意識；應當要求形成高效順暢和法治化的政府運作機制，建立廉潔精乾的公務員隊伍，培養行政機關注重行政行為的公開合法性和依法行政的習慣，從而能夠做到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權力行使進行有效的監督與制約，以確保一切權力的行使都必須依據法律和法律的正當程序才能作出，任何社會主體的正當權益因行政權力的非法行使而致損害的都能依法得到救濟，一切違法違紀的官員都應受到法律追究。

要加快市場經濟建設，建立能夠對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市場管理和市場秩序等進行有效調控的現代市場運行機制，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證券金融監管體系、市場管理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等法律制度，將一切市場主體的營利行為都納入法律所設定的規則范圍內，使其在享有法定范圍內最大限度的經營自主權和自由競爭權的同時，能夠做到公平競爭和守法經營。如果其行為擾亂了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侵害了其他市場主體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就必須要受到法律的追究與制裁，並使受害當事人能夠依法得到補償，從而確保市場經濟的健康安全運行，使市場主體的正當合法權益能夠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

此外，還要在社會民眾中培育和普及現代法律意識，大力建設與現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法律文化。從根本上說，法制改革與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的改革之間既互為內容與目標，也互為手段與途徑。因為現代文明社會乃是法治社會、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高度和諧統一，而現代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建設乃是傳統法制實現向現代法治嬗變的最重要保證，是中國最終建成現代法治文明社會的最深刻或最根本的標志。惟有大力推動現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以及法治文化建設，現代法制才真正得以建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才能真正得以建成。

F. 中國社會主義法是什麼的繼續和發展

中國社會主義的法制應該是可以繼續和發展的，但是必須是人民能夠擁護他們，這樣才能夠繼續發展

G. 我們依法治國的方略的成就與展望

二0一四十八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主要從下面五點來分析： 一. 依法治國同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完全一致。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通過國家權力機關制定憲法和各種法律，把黨的主張變為國家意志，實現黨的主張、國家法律與人民意志的統一。這樣就把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執行，保證黨的領導核心作用。這是中國共產黨治國方式的重大發展，也是黨更加成熟的表現。 二. 實行依法治國，是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保證。 社會主義法制將人民的民主權利以及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結構、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用系統的法律和制度固定下來，並確保其實施。只有這樣，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受破壞和損害，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實現，保證全國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事業的權利，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實行依法治國，保障人民民主，既有利於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又有利於保障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有序進行。 三. 實現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市場主體的活動，市場體系的維系，市場對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的發揮，國家對市場的宏觀調控，都需要法律的規范、引導、制約和保障。在對外經濟交往中，也需要按國與國之間約定的法則和國際慣例辦事。實行依法治國，就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這種內在要求，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 四. 實現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 從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看，從封建專制國家，到資產階級民主法制國家，體現了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吸收一切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實行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是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有力保障，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實現依法治國，是中國邁向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選擇。 5. 實現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社會穩定、人民安定團結是各項事業順利發展的前提。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項需要幾代人艱苦奮斗才能實現的偉大事業，在改革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前進的道路上也必然還有不少矛盾和困難。要保持一個穩定的局面，就必須保障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權利，各種破壞、犯罪活動能受到有力打擊和有效控制，各種人民內部矛盾能得到正確有效地處理。要做到這一點，最關鍵最靠得住的辦法就是實行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保證國家的一切工作都依法進行。 一、依法治國的基本內涵： (一)人民民主 (二)法制完備 (三)樹立憲法法律權威 二、"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可以用一陸個字來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有法可依就是制定出完備的法律，使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章可循。有法必依就是法律制定出來後，必須遵守和執行。執法必嚴就是嚴格執法，它要求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使國家行政執法權和司法權。違法必究就是對一切違法犯罪行為都要遵照"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給予懲處。 依法治國理念的基本含義是依據法律而不是個人的旨意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實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確立以憲法和法律為治國的最具權威的標准，樹立法高於人、法大於權的觀念。依法治國理念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基本內涵: 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的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具有三個方面的含義，即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組織和個人郡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任何組織和個人的違法行為都必須依法受到追究。 第二，樹立和維護法律權威。這是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迫切需要。法律權威就是法律所具有的尊嚴、力量和威信。維護法律權威，必須確立法律是人們生活基本行為准則的觀念;維護法律權威，必須首先維護憲法權威;維護法律權威，必須努力維護社會主義法治的統一和尊嚴;維護法律權威，必須樹立執法部門的公信力。 第三，嚴格依法辦事。這是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區別於人治的重要標志。嚴格依法辦事，就是要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對於一切國家機關特別是專門履行執法、司法職責的政法機關來說，嚴格依法辦事要求必須做到職權由法定、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 "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可以用一陸個字來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有法可依就是制定出完備的法律，使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章可循。有法必依就是法律制定出來後，必須遵守和執行。執法必嚴就是嚴格執法，它要求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使國家行政執法權和司法權。違法必究就是對一切違法犯罪行為都要遵照"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給予懲處。 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必然要求。 首先，依法治國是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民主與法治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密不可分。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社會主義法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保障。只有人民掌握政權，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才能把自己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法律，建立起自己的法律制度，才能使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同時，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公民的基本權利，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民主制度、民主結構、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都需要有法律加以確認、規范，並通過國家的強制力來保證實施。 其次，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離不開法制的保障。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比較完備的法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進一步完善法制建設，顯得更加緊迫。當前我國經濟領域出現不少混亂現象，如失信毀約、制假販假、偷稅漏稅、欺行霸市等，破壞了市場秩序，干擾了國家建設，損害了群眾利益。這些都與我們相關法律不夠健全以及執法不力有直接關系。 再次，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只有實行依法治國，才能更好地促進思想道德建設、科學技術進步、文化教育發展。比如，我國的民法通則、婚姻法、收養法等法律，體現了社會主義道德要求，把道德義務轉化為公民的法律義務，從而增加了道德規范的約束力，這無疑有助於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形成和改善。又如，我國刑法、行政法等法律把嚴重破壞精神文明建設的行為規定為犯罪或行政違法行為，並對違反者施以不同程度的制裁和處罰，直接保證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發展。 最後，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可靠保障。當前，國際國內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矛盾比較突出。這就要求我們要依靠法治來協調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同時還要依法嚴厲打擊各種犯罪活動，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創造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 宏大的系統工程 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需要多方面努力。 實行依法治國，必須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通過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幹部，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依法執政，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現在，我們黨的中心任務、所處環境和隊伍結構已經發生許多重大變化。這些重大的變化，客觀上要求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把黨對國家的領導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保證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同時，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要帶頭遵守並維護憲法和法律，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嚴格依法辦事。 為什麼要依法治國 人類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秩序之中，在我國封建社會時期，人們生活在封建秩序之下，那時已經有了許多的法律條文，但它們大多都是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所有的大權都在君主的手中，君主容易憑一時的好惡來決斷國策，隨意按自己的意志制定與修改法律，造成政策上的反復法律成為統治階級謀取私利的工具，從而造成了社會混亂，乃至崩潰。這一點從我國封建社會不斷的更換便可以看出來。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個人的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權利控製法律。而統治階級的行為得不到約束。即使是出現一時的"明君"什麼的，也只是一時的現象，因為利用統治者自己約束是不現實的，在我國建國初期，雖然制定了憲法，卻並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來制約領導人的權力，在文革時期甚至出現了"要人治不要法治"的權威思想，領導人的權威大於法的權威，林彪，四人幫正是利用人治的政治運作機制，犯下了令人發指的罪行。 歷史的進步總是建立在災難上，文革證實了人治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一9漆吧年，社會主義法制的確立，使中國慢慢開始了法制的建設，一99漆年黨中央又確立了"依法治國"的戰略方針政策，依法治國與依法制國有什麼區別呢?法治不是簡單的執行法律來治理國家，法治更重要的是其法律的運行方式，程度和過程。它包括了法律的至上權威性，法律的公平性、普遍性等基本要求。同時也是以法律來約束統治者，對權力的限制。只有在法治的條件下，才能對權力的執行者實行著有效的監督及懲罰手段。法制是法治的基本條件，沒有法制也就談不上法治，但法制的卻不足以表達法治的實質。法制的焦點是秩序，而法治的重點則在有效的制約和合理的運用權力，也就是說法制是用來規定國家的秩序的而法治通過對權力的制約與合理利用使法律真正能夠得到應用與發揮。 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市場經濟的建設更是離不開依法治國，市場經濟的建設與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律來規范和保證，建立一套完善的機制來規范市場經濟活動，引導經濟主體，維護市場秩序實現 政府對市場的調控與管理，並確保社會公正，沒有法制市場經濟是難以運轉與發展的，但有了法制並不代表市場經濟能夠建立與發展，最終還是需要法治，法治並不單純的強調市場經濟，而且還調整各種市場行為使其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確立了合法的原則，法在市場經濟中有著最高的權威性。 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前提，依法治國的主體便是廣大的人民群眾，這表明依法治國與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是緊密相連的，回望歷史文革便是由於沒有將黨內民主以及國家社會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這樣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國家的權力過於集中於個人，黨內的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滋長，也就使黨難以防止與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與發展。因此發展民主的時候還要注意法在其中的作用，通過法治使民主制度化程序化，加強的同時法律也會有了穩定性，不會因領導人看法與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因此民主又可以保正法治的行之久遠。 社會主義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 要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法律體系的完整與否是一個國家的法律健全與否的前提，如果所立的法非常糟糕或者漏洞很多，不僅會給壞人提供為非作歹的機會，還會使好人無從依法行事。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社會的需要和時代的精神的法。不僅要求立各種各樣的法，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社會的需要和時代的精神的法。立法時要做到真正反映廣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做到尊重和保護公民的各項人格尊嚴、人生自由、民主權利、政治自由、經濟權利和其他社會權利。社會主義法在實質上應當實現人民性、合理性、公正性、合規律性幾個方面的深刻統一，這也正是社會主義法的生命力與優越性之所在。要經由民主的、科學的立法程序制定，這是保障法律科學性、民主性的程序基礎。民主的、科學的立法程序有助於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力量參與立法，廣泛集中民意民智，避免立法工作單純受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驅使，或者完全依領導人個人的意志而立法。要講究立法技術，注意借鑒歷史上的和國外的立法經驗，更要注意總結自己的立法經驗。 健全民主制度和監督制度。社會主義的依法治國要切實做到：公民的民主權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國家權力的配置，包括中央與地方、領導者個人和領導集體、執政黨和國家機構、其他政黨和社會組織的關系，都要充分體現民主原則。人民應能通過法定的民主程序當家作主，進行重大決策，管理國家大事。司法與執法體制和程序的各個環節，也都要貫徹民主原則，保證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與民主制度相連的是監督制度。我國當前應加強對國家權力的立法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和人民群眾的監督(包括輿論監督)。如果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就難以保證國家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完全按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辦事，也很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參政、議政的權利。 要繼續加強嚴格的行政執法制度與公正的司法制度。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按法定程序實施，嚴格依法行政;行政權力不得濫用，必須接受法律的制約;濫用行政權力造成的損害必須經過法定程序予以救濟。同時，還應建立對行政違法責任人的追究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是對受到侵害的人民權利給予補救的關鍵一環，也是維護社會公正、保障法律得以正確實施的最後一關。在健全公正的司法制度時必須注意以下幾點：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都不得干涉;司法機關依法享有的地位應當得到保障;要有公正的審判制度，保證案件的審理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立嚴明的冤案、錯案責任追究制度 要繼續培養高素質的執法隊伍。我們必須建設一支數量足、素養高的執法隊伍，包括公務員隊伍、行政執法隊伍、法官隊伍、檢察官隊伍。同時，還要建立從事高質量法律服務的律師、公證員隊伍。所謂素養高，包括三層含義：一是要有較高的政治覺悟和道德素質，要忠於人民、忠於法律、忠於事實、大公無私、廉潔奉公和具有以身殉法的精神;二是要有較高的業務素質，避免一些庸才濫竽充數;三是要有崇高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不僅要廉政，而且要勤政。 依法治國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大計，是社會政治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一場深刻的變革，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進程。同時，我們還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情況仍然相當嚴重，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現狀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期望和要求相比還是相當大的差距。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為增強"依法治國"的思想觀念，擴大"依法治國"的民主基礎，完善"依法治國"的制度保障，強化"依法治國"的監督機制，加強和改善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做出更大的努力，從而朝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想目標前進

H. 對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看法

一

我國現階段正處於全面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隨著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社會階層出現迅速的分化。首先，農民階級出現重大的裂變及分化，其經濟地位、職業結構、社會分層都發生了大的變動。其次，工人階級內部結構出現了新的變動組合：一是工人階級隊伍得到不斷發展壯大。除原有公有制企業的工人階級外，又出現了許多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工人階級隊伍；二是工人階級內部產生了許多新的相對獨立的階層。再次，一些新的社會階層已經形成。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出現了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出現了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以及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由於社會階層的分化，經濟差距明顯拉大，原來隱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後的各種具體利益的沖突和矛盾逐步暴露出來，新形勢造成的新矛盾不斷出現。

首先，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實際上就是利益關系不斷調整的過程。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在由原來單一計劃經濟結構向市場契約型的多元結構的轉變過程中，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社會利益主體結構呈多元化趨勢。傳統階層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社會地位受到威脅；新的社會階層不斷出現，提出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各種要求；在經濟增長中被邊緣化的社會成員面對不平等的分配存在著「相對被剝奪」的離心情緒。由此，一元社會到多元社會的轉變改變了各類人群的社會角色和地位，無論處於何種階層的社會成員，出於自身現實利益的考慮都希望看到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政治利益權利能在民主氣氛下高透明度地流動，希望得到更多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擁有較多的機會表達自己的利益願望和要求。特別是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社會成員，存在著社會心理失衡加大傾向。這種社會結構變動中不同階級、階層經濟利益和政治社會地位帶來的摩擦與激盪的背後蘊涵著復雜而深刻的社會政治內涵。

其次，社會階層分化以及利益多樣化的趨勢不可避免導致價值取向的多元化。由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客觀條件和社會變革的復雜性，我國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分配和就業方式日益呈現出多樣化趨勢，這種多樣化也導致了社會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結構的日益分化，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不同利益群體在價值趨向上形成了不同的社會態度和對社會生活的理解，使社會價值和社會意識多樣化趨勢表現得日益明顯。不僅如此，在當前錯綜復雜的社會環境下，在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盪，以及各種思潮相互沖突和碰撞的背景下，人們開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評價政治現實，人們的價值取向正朝著個性化、現實化的端點移動。這種思想結構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主流意識形態受到影響，客觀上使主流意識形態維持社會向心力的凝聚因素受到削弱,使得社會公眾的價值觀念日益多樣化。

第三，人們對政治民主提供保證及表達渠道的要求進一步提高。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現代化的推進，現實生活中不同階層、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各種差別、差異、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現象，依然客觀地存在著。這種現象不可能很快消除，並且會在一定時期和一定范圍內有所加大。當這種現象超越一定限度，人們的期望長期受挫折，就會構成政治不穩定的心理基礎，並在其他偶發條件的影響下，導致政治騷亂的社會氛圍。由於歷史的原因和種種現實因素的作用，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參與公共事務、政治事務的空間還很小，還處於自發狀態向自覺狀態的過渡之中。大多數群眾的民主參與主要以維護其經濟權益為目的，尚未把政治參與當作一種目標、一種價值自覺地去追求，因而導致社會民主參與的方式五花八門：有正當的參政議政、民主選舉、反映情況；也有在正常渠道不通或問題無法解決時採取極端方式來表達自己要求的，以致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二

各國政黨處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之中，所經歷的變革過程肯定不盡相同，但是也可以發現一些普遍性的規律。首先是政黨變革必須維持和增強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的變革與轉型。與階級對立時代不同的是，現在各國政黨都強調經濟建設的重要性和階級調和，政黨為了贏得更多的支持，而不斷擴大政黨代表性，擴大執政的階級基礎。一方面擴大政黨開放性，黨員構成由相對封閉的、排他性的、只容許特定階級或階層加入，轉變為向更廣的階級范圍開放；另一方面，政黨盡量代表大多數甚至全體選民的利益，提出讓更多人受益的政策主張。其次是增強政黨能力，對於執政黨來說，就是增強執政能力。西方國家大多數實行政黨競爭體制，政黨要想取得執政地位或者連續執政，必須不斷提高政黨競爭力，提高執政績效。為此，各執政黨十分注重培養和選拔黨內精英，吸引和發展高素質人才充實政黨。最後是加強黨內民主建設。黨內民主不僅對於一黨制國家的政黨來說十分重要，對於多黨制國家的政黨同樣重要，如何推進黨內民主建設是世界各國政黨面臨的共同問題。

在當今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作為唯一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被賦予了主導和組織現代化運動的使命，黨和政府是發展的計劃者和推動者，擔負著促進增長、社會動員、公平分配、國家整合、政治參與等繁重的任務，因而也就承擔著相應的多重責任。隨著社會結構的分化和利益關系的調整，轉型期中國社會歷史條件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也給中國的政黨制度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對黨的政治權威帶來新的挑戰。黨能否容納不同的階層？能否整合不同的社會力量？能否緩和社會沖突和不安定因素？這些都亟待我黨給予戰略性回應。黨應從各個方面不斷整合資源和強化優勢，這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首先，政黨變革必須維持和增強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強化黨的政治權威。中國共產黨的權威地位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確立起來的，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黨的政治權威得到進一步強化和確立。現今，隨著社會轉型期經濟利益的分化與新興階層的出現，強有力的政治權威則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市場體制是一種競爭型機制，競爭是社會成員以社會稀缺資源，如財富、權力、聲望等為對象進行利益博弈。這種博弈必然引起已有利益格局的調整以及社會結構的變動，因而對社會秩序體系形成壓迫。而要實現現代化的趕超性，既要有防止社會失范的剛性，又要提供滿足社會良性發展的彈性空間，這就要求國家一方面具有強大的權威，另一方面又能靈活反應，運籌帷幄。政黨是國家和社會關系有效協調和互動的紐帶，面對轉型過程中大量的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需要有一個具有強大凝聚力的政黨通過強有力的政治權威發揮其導向、組織、協調功能，並通過必要的政府行為調動、集合、配置、優化社會有效資源，以保持社會的穩定和秩序。

其次，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在全社會形成高度的政治價值認同。意識形態是政治權威合法性資源結構中最為基礎的部分，它為政治權威的合法性提供道義上的詮釋。民眾對執政黨所倡導的價值觀念予以認同,意味著執政黨贏得了合法性的思想基礎。為此，必須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要在現代化的新形勢和背景下對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為主導的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不斷進行豐富、發展和創新，使黨所倡導的政治價值理念具有兼容並蓄其他意識形態合理、科學成分的能力，擴大其包容性、滲透性，增強其內涵底蘊。在當今， 隨著社會轉型向縱深拓展，人們對現有的政治體系和經濟生活期望急劇膨脹，尤其要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轉化為人民的主流意識形態，讓人們產生與黨相互依存、共生共榮的認知，贏得人民群眾對黨的政治思想的認同和支持。為此，有必要建立起符合時代特點和要求的現代思想教育體系，利用多維度、多層次、多渠道的方法和手段向人們灌輸占社會主導地位的政治價值觀念，從思想認同上構建黨的政治權威基礎。

第三，構建系統的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機制，合理地協調和整合社會利益。一個強大的政黨體系可以為吸收新的集團進入體系提供製度化的組織秩序，這是社會政治安定的保障。黨作為維持社會和國家平衡的杠桿，在社會結構變遷的歷史背景下，應不斷拓展與社會的鏈接通道，及時地將現代化產生的新的社會階層、社會群體成功地吸納到政治系統中來，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參與的各項法律，完善公民政治參與的各種體制與機制，為新興社會階層、社會群體的利益表達提供合法的、制度化的、便捷寬松的渠道，開發黨的政治權威合法性的新的政治資源和力量。此外，黨必須以社會公正為准繩進行社會利益整合，應通過完善體制和政策供給合理地協調社會各個階層、各個群體的利益，所有的政策措施盡可能地反映和兼顧不同階層的利益和要求，在承認各群體差別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公共權力的職能，利用宏觀調控、社會保障、法律法規等手段編織社會利益協調機制，要鼓勵公平競爭，體現效率優先，更要重視和關心生活處於貧困狀態和失業、半失業的弱勢群體，努力縮小貧富差距，促使社會利益分配的相對公平。

最後，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必須進一步擴大。執政黨領導和推動的社會轉型是一場深刻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這種變革必將影響和沖擊現存的體制而誘發政治問題的產生，進而推動社會政治轉型，最終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從黨內和社會兩方面看，首先是黨內民主，因為它對人民民主起著示範和帶動作用。加強黨內民主建設，對於增強政治合法性和執政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必須在黨內黨的各級領導機關之間、領導班子成員之間、領導幹部和黨員之間、黨員和黨組織之間建立起更加民主的關系，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個人的積極性。其次是人民民主。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階層的逐步分化和利益群體的不斷壯大，必將產生廣大民眾更加迫切的政治參與要求。如果這些階層的政治要求長期得不到滿足，就可能形成一定政治壓力的積累，而這種壓力則直接影響到執政黨地位的鞏固。要按照黨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因此，政黨制度的不斷完善，必須與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聯系起來。

一個社會是否能夠良性的運轉和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是否能夠獲得協調各種矛盾和利害沖突的政黨制度。就中國而言，隨著社會轉型向縱深拓展，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建立以及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給當代中國社會帶來全面而深刻的變化，促成不可逆轉的社會結構變遷。隨之而來的是新舊思想的激烈沖撞，原有階級結構的日益分化，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矛盾和利益關系的日趨復雜。如此，獲得一個與社會變遷相適應的社會整合機構——政黨制度，對超大規模的中國轉型社會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關繫到中國社會現代化變遷的成敗。歷史和現實的實踐充分證明了當代中國政黨制度是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成長起來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和適應性，擁有巨大的政治資源，為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為實現政治發展，保障政治穩定，為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發揮著巨大的能動作用。展望未來，它必將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征程中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

I. 中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歷史、現狀及發展趨勢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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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社會主義法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有哪些特點

1、社會主義法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特點：

• 中國的法律體系體現社會主義性質，這是它的本質特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以憲法和法律的形式，確立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地位，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確立了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

• 中國的法律體系體現改革開放的要求，這是它的時代特徵。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中國的法律體系與改革開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不斷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這個法律體系的形成，因為是同改革發展進程相協調的，因此既不能滯後，也不能過於超前。一方面它要反映和肯定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經驗，另一方面又要適應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的需要。

• 中國的法律體系是統一而又分層次的，這是它的結構特徵。中國的的法律體系是由不同效力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這個構成是由我國的立法體制決定的。立法體制主要涉及立法許可權在中央與地方、立法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之間的劃分。從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單一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各地方經濟、文化、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國情出發，憲法和立法法確立了我國實行統一而又分層次的立法體制。

2、關於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個要求，作為黨的正式文件，是1997年十五大報告第一次提出來的。十五大報告是在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治國基本方略的同時，提出「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3、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不是聯邦制；政治制度上實行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是三權分立；從法律傳統講屬於成文法國家，沒有普通法傳統。中國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根據立法法規定的立法體制，除憲法外，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經濟特區所在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經濟特區法規，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此外還包括國務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較大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