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應該加入鹿特丹規則國際經濟法

① 我國為什麼不加入《鹿特丹規則》

1、《鹿特丹規則》取消了「航海過失」免責和「火災過失」免責、改變了承運人的賠償責任基礎、要求船舶全程適航、大幅度提高了賠償責任限額、擴大了承運人賠償范圍、延長了責任期間，打破了現行的船貨雙方利益平衡機制，會給我國航運企業增加難以承受的責任與風險。
2、《鹿特丹規則》關於控制權、權利轉讓的規定，使得控制方享有的權利和承運人承擔的義務嚴重不對等；關於貨物交付制度的規定，使承運人承擔尋找被通知人的過多過重義務，等等。這些義務，都將加重航運企業的負擔，並容易誘發海事欺詐，使航運企業遭受重大的損失。
3、《鹿特丹規則》允許批量合同條款背離公約而享有合同自由權，表面上平等自由，但由於船貨雙方背離公約的權利和條件不對等，在實務上將主要有利於居於市場壟斷地位的歐美大承運人和大貨主（貨主聯盟等）通過批量合同自由的規定，濫用優勢地位。
4、《鹿特丹規則》過分擴大了海運公約的適用范圍，並排除了國內法的適用，會造成法律適用的混亂，沖擊我國現有的運輸法律體系。產生《鹿特丹規則》與其他法律之間多種法律制度並存的復雜局面，使承運人和有關方難以預期自己行為的法律後果。
5、《鹿特丹規則》賦予貨方過大的管轄選擇權，降低了協議管轄權的優先效力。同時，《鹿特丹規則》賦予貨方很大的仲裁地點選擇權，排除了仲裁協議中的仲裁地點的優先效力，與我國法律相沖突，也不符合目前的司法實踐和航運慣例。

② 《鹿特丹規則》對我國的影響有哪些

盡管《鹿特丹規則》有值得肯定和借鑒的地方。但是，《鹿特丹規則》沿用了《漢堡規
則》的基本立法理念，對承運人的要求更加苛刻，與當今國際航運實踐和普遍適用的國際海運法律相沖突，與現行國際貿易慣例和航運慣例不協調，與我國國際貿易和航運業的發展現狀相脫節。
中國所擁有和控制的班輪運力已在世界班輪市場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中國港口處理國際貿易貨物的數量已居世界之首, 中國近半數的出口貨物和絕大部分的進口貨物都是由對方派船。雖然看上去《鹿特丹規則》主要是提高和加重了承運人和履約方所承擔的風險和責任, 因此對中國的船東不利; 其實, 在目前條件下, 中國的貿易商, 無論是作為托運人還是收貨人, 也並不能從該規則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和保護。因此, 如果實施這個規則, 對中國的港口及內陸運輸和倉儲等行業將要承擔的風險和責任的影響, 也同樣很大。也就是說, 這個規則所將影響的已經絕不僅僅只限於中國的遠洋運輸行業, 它對中國港口、外貿以及與國際門到門運輸相銜接的中國內陸運輸企業和其他相關行業的影響程度也將毫無遜色。
由於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中國進出口貿易、國際班輪運輸船隊和外貿港口群的長足發展, 使得世界其他國家或許會從《鹿特丹規則》中獲取比中國更多的利益; 中國的港航企業以及其他相關的內陸運輸企業, 可能將會因此承擔更大的風險和更重的責任; 即使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商, 目前也難以從這個規則中獲取更多的利益和保護。總體而言, 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 與中國進行班輪貿易的其他非海運國家,主要是西方國家, 可能會從這個規則擬建立的海運新秩序中獲得更多的利益, 但那將可能是建立在向中國成功轉移他們原有風險的基礎之上的。總之, 我們不應過分誇大《鹿特丹規則》對世界海運的作用, 不應忽視《鹿特丹規則》對中國的影響。

③ 國際經濟法問題~

在加拿大投資的情況，一般來說，如果是很久以前，不能要求美國的外交保護，因回為對於加拿大來說，答加拿大籍是湯姆的內國國籍，國際通行內國國籍優先。如果是當代的問題，可以說，現在流行的是國際仲裁，當地救濟也可以，基本沒有外交保護一說。
在中國投資的情況，在國籍積極沖突下確定國籍一般有5種方法，中國採用了第3種與第4種結合的辦法，根據《民通意見》第181條，有雙重或多重國籍的外國人，以其有住所或者與其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為其本國法。

④ 鹿特丹規則與三大規則的比較 跪求詳細內容 望高人相助

李洋先生。。。

⑤ 關於《國際經濟法》的問題

內容摘要：《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自1988年生效以來，已成為調整國際貨物銷售合同關系的最重要的一個統一法公約。與我國有貿易往來的發達國家，除日本和英國外，均是公約的成員國。可以預計，公約在未來將會得到更為廣泛的應用。因此，研究公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於公約的第一部分（適用范圍和總則）是理解和運用整個公約的前提和基礎，本文就此展開論述，以求教於學界同仁。

the analysis on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hereinafter called cisg)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substantative convention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relations since its effect in 1988.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have a wide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states parties to cisg, excluding england and japan.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ing cisg is very obviou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part one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because this part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he whole convention.
key words: cisg sphere of application general provisions

一、 公約的適用范圍概述。
公約作為統一的國際實體法，可以被當事人直接採用和在一定條件下自動適用，克服了利用沖突法規
則選擇准據法的間接性和不確定性，但是公約不能解決所有與國際貨物銷售相關的法律問題，不僅它本身規定不適用於某些合同爭議，而且就銷售合同法應有的范圍看，公約也僅僅規定了一些主要問題，「本公約只適用於銷售合同的訂立以及買方和賣方因此種合同產生的權利義務」（公約第4條）。至於其他法律問題，如合同的效力、違約金定金條款的效力等，都不屬於公約的調整范圍，要由相應的國內法去解決。
二、 公約的適用范圍中容易引起爭議的地方。
1、 公約以營業地位為標准來決定銷售合同是否具有國際性，遺憾的是公約沒有給營業地下定義，盡
管「公約」起草過程表示永久性的企業是必須的，貨棧和賣方代理所都不算「營業所」。由於各國代表對「營業所」有不同的理解，最後的意見是由裁判機關考慮可以界定營業地的相關因素（如組織許可權、營業活動情況），在個案（case by case）的基礎上確定「營業所」。
當乙方或雙方都有一個以上的營業所時，這個「營業所」標准就會引起麻煩。公約第10條第1款規
定：「如果當事人有一個以上的營業地，則以與合同及合同的履行關系最密切的營業地位其營業地┈」以此表明哪一個營業所應被用來確定一項交易的國際性。但即使這樣也可能會含糊不清――「營業所指與合同和履行合同關系最密切的那個營業所」（下劃線處即筆者強調處）。這樣，在有一個營業所與合同的簽訂關系比較密切而另一個與履行合同義務關系比較密切的地方，關於那個營業所是相應的「營業所」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秘書處評論①指出，「其中的短語『合同及合同的履行』是指交易的整體，包括與要約承諾及合同履行相關的所有因素。」但是秘書處的評論並非公約的正式評論，實際上，公約沒有任何正式評論，因此實踐中不同的法院、仲裁庭是否會採納秘書處評論中所說的從整體性的角度來確定營業所是個未知數。然而，第10條第1款的後一句「但書」又限定了在從多個營業所進行選擇時可用的事實，范圍定在「當事方」都了解的事實基礎上，才能簽訂有約束力的合同。這就要求謹慎的當事人在合同內明確說明他們認為各方的哪一個營業所與「合同有最密切的關系」，以解決可能的指代不明問題。
2、 根據公約第95條，締約國可以聲明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以防止公約的擴大適用。中
國做出了保留，因此，中國的「公約」版本就是，當某個合同是由在不同國家有營業所的當事人簽訂並且只有一個國家是締約國時，「公約」就不適用了，雖然根據國際私法規則應該實施締約國的法律。例如：中國一方與在英國（非締約國）的另一方簽定的銷售合同不受公約的制約，即使根據國際私法規則可以適用中國的法律。如果中國法律適用，是由國內的《涉外經濟法》或《合同法》而非公約來調整雙方當事人的合同。即使訴訟是在法國，即一個沒有提出這種保留條款的締約國，為了說明第1條第1款b項，中國不是一個締約國。但是，如國締約國沒有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則公約可以通過國際私法規則得以間接適用。例如：當事人甲的營業所在締約國a而當事人乙的營業所不在締約國內，a國沒有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合同中也沒有法律適用條款，如果仲裁庭根據國際私法規則決定適用a國法律，則應適用公約而非a國的國內法。
3、 公約沒有給「銷售合同」下定義，因此，它在用於某些種類的交易時就會產生問題。已知的問題
包括「寄售」，即買方可以把任何賣不掉的貨物退還；易貨貿易或對銷貿易，用這種方式把貨物兌換成其他貨物而不是貨幣；租賃合同，規定一方將其財產使用權在一定時期內轉讓給另一方，而收取預定租費的合同。
寄售合同屬於委託銷售，由於買方沒有買斷貨物，因而貨物所有權不發生轉移，雙方當事人之間不存在買賣關系，公約不適用。
關於易貨貿易能否適用公約，則有很大爭議。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聲明是否將其納入公約的調整范圍，以避免爭議。
至於租賃合同，由於租賃期間出租方轉讓的是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所以，公約不適用。即使是融資租賃合同，承租方在租賃期屆滿時有優先購買租賃物的權利，也不能掩蓋在這種交易中將貨物讓於他人使用的因數是最重要的這一事實。而且，不管是國內法還是國際法上都發展了一套區別於貨物買賣制度的租賃規則。例如，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便制定有「國際融資租賃公約」（1988年5月28日）。
此外，關於特許權合同。一般來說，此種合同本身不適用公約的規定，因為此種合同通常並不將貨物買賣義務規定為合同的中心，而其中心問題是權利的轉讓。但是，依據此種合同所進行的貨物買賣則屬於公約的適用范圍。
4、 公約沒有給「貨物」下定義，而是以排除法，從反面確定公約的貨物銷售范圍。公約第2條分別
按買方購買貨物的目的(a項)、貨物交易的方式（b、c、d項）、貨物自身的性質（e、f項）做出了排除。從公約制定的歷史可以看出，公約立法者希望對「貨物」作更廣泛、更有彈性的解釋，以適應國際貨物貿易的發展。
5、 公約第三條排除了兩種類型的貨物銷售合同，即第1款的「但書」和第2款的內容，但其用語過
於含糊。第1款中的「大部分」（substantial part）如何判斷？是以材料的數量還是以材料的價值來確定呢？有學者認為，確定供應材料的多少一般應以材料的價值來確定。筆者亦同意此種觀點。至於多少屬於大部分難以預計，應根據具體案件進行衡量，而不應僵硬的堅持以某一個百分比（如50%）為標准。
第2款排除的是供貨方的絕大部分義務在於提供勞務或其他服務（如技術知識產權）的混合合同（mixed contract）。「絕大部分義務」（preponderant part of obligations），指的是提供義務的經濟價值占整個合同的絕大部分，如果服務部分的價值超過合同總價的50%，公約不適用。例如：計算機軟體的賣方為滿足客戶特殊需要提供經過改制的軟體產品，則賣方的主要義務是提供服務，不應由公約調整。但想使公約調整混合合同，除滿足上述一個條件外，還須使得供應貨物、提供勞務的義務必須同規定在一個合同中，而且兩者之間要有緊密的聯系，不可分割。公約在這里並沒有涉及合同的可分割性的問題，一個合同是否可分割，應由合同適用的國內法解決。秘書處評論公約草案第3條亦表明了這種觀點。
6、關於第4條（a）項與第9條第1款規定的關系問題。
公約第4條規定公約不適用於任何慣例的效力，而第9條第1款確認了當事人同意的貿易慣例有約束
力，兩者看似矛盾，其實不然。第9條的規定實際上不受第4條規定的影響。第4條（a）項的含義是公約不負責解決貿易慣例的法律效力問題。慣例的法律效力留待合同適用的國內法去處理，如同合同的效力由國內法而非公約決定一樣。如果慣例不違反國內法的強制性法律規則以及該國的公共政策，它們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否則當事人即使選擇了慣例也無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代替公約或相應的國內法的規定。而第9條體現的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約自由」的精神，一項慣例的有效性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當事人同意採用。由此可見，這兩條規定同時存在並不矛盾，調整的是不同方面的內容。我們也可以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慣例對合同是否有約束力，首先要看當事人是否將其引入自己的合同之中；其次，要看該慣例與合同所適用的某個國內法是否抵觸，是否被該國內法承認。實際上，使用慣例的最大障礙是它在法律上的性質以及各國法院依據本國法對同一慣例所形成的不同解釋。
7、 公約第5條規定：「本公約不適用於賣方對於貨物對任何人所造成的死亡或傷害責任。」這一條將
公約的調整范圍與產品責任法、侵權法區別開來。但公約並未排除缺陷產品給買方造成的財產損失問題，而很多國家的產品責任法也調整財產損失的賠償。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應適用相應的國內產品責任法，還是應適用公約呢？公約第7條第1款，「在解釋本公約時，應考慮到本公約的國際性質和促進其適用的統一」，可見應該適用公約，否則會損害公約的統一法的功能。此外，如果買方根據國內的產品責任法或侵權法，可能負有沉重的舉證責任（如證明賣方有過錯），而適用公約則減少了買方的這種舉證責任（無須證明賣方有過錯）。
8、 公約第6條允許當事人通過協議使本來可以由公約調整的合同關系不適用公約，相反的問題是，
當事人能否通過協議使不符合公約條件的合同關系適用公約？這就是所謂的參加公約（opting in cisg）問題。筆者認為，應當區分不同情況。對於公約第2條（a）項、第4條(a、b)項以及第五條所規定的事項，因為會涉及到有關國家的強制性法律，所以當事人不能通過共同約定來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否則會造成約定無效的後果。至於當事人明確排除第2條（d、e、f）項或第3條的規定，使上述條款中規定的銷售適用於合同的管轄，在不違反公共政策、強制性國內法的前提下，似乎應該准許。如果交易與締約國無關，並且不符合第1條第1款b項規定的情況，此時當事人之間約定適用公約，可能要遭到那些要求交易與當事人選擇的法律有「合理聯系」的國家的反對。再假如只有合同一方在締約國內，雙方約定適用公約，能否得到允許？筆者認為，由於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在不違反強行性國內法的前提下，已為多數國家所承認，因而這種情況下公約可被允許約定適用。在我國的實踐中，內地公司企業與香港、澳門的公司企業之間簽訂的合同也被視為涉外經濟合同，那公約是否可以適用呢？有仲裁裁決表明，這種情況下，公約不能自動予以適用。雖然香港、澳門屬於中國，但根據公約第93條，我國政府並未聲明公約可用於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因而，香港、澳門的公司企業與營業地位於公約其他締約國的公司企業之間的貨物買賣合同，不適用公約。但如果雙方在合同中明確約定適用公約，則會被允許。

⑥ 中國有沒有加入提單有關的國際公約海牙、漢堡、維斯比、鹿特丹規則，有沒有加入

好像都沒有

⑦ 關於《海牙規則》《維斯比規則》《漢堡規則》《鹿特丹規則》和中國海商法的比較！求助！！

你沒有司玉琢老師的海商法嗎？那個裡面關於這些內容講的再詳細不過了。自力更生，印象更深刻！我不要你的加分，只是提個建議！

⑧ 中國外商投資法是否屬於國際經濟法的范疇

發達國家，一般都是採取「大出大進」的政策，所以一般不曾在對投資的管制問題，此外還在信貸優惠、避免雙重征稅、其他援助等方面給與發展中國家優惠待遇。
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管制，主要表現在一下幾個方面：
1、外國投資項目的審批。這是發展中國國家在吸收外資構成中獨立自主地行駛經濟主權的突出變現，也是在吸收外資過程中趨利避害的首要關鍵。在我國，負責審批外商投資的主管機構是國務院商務部以及他所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經濟特區人民政府的主管部門。
2、投資范圍和出資比例的限制。這是對國民待遇的合理例外。加入世貿組織後，我國放寬了對外商投資的股權比例限制，具體見《知道外商投資方向規定》。
3、經營管理權和僱傭職工的限制。發展中國家一般都是為了利用外國的先進技術和資金，所以通常都會要求使用本國的職工，只有在本國人不能勝任的情況下才用外國 人。我國也不例外。
4、投資期限的限制。在我國，期限銀行業而異，屬於服務性行業、土地開發和房地產、資源勘探的一般都有法定的期限。
5、對外國投資本地化的要求，通常會讓外國在一點年限范圍內轉讓部分股權給發展中國家，而且發展中多數都要求在本國市場上購買所需的原料，只有本國沒有時，才在國際市場上購買，我國即使這樣。
6、對外商投資企業行為的管理監督。這只要是為了防止外商投資企業非法牟利。
希望 這個對你有幫助。

⑨ 看國際經濟法有一個問題，我們中國為何接受歐美的游戲規則，不自己制定游戲規則

你要有實力啊，硬實力、軟實力都要夠強。不要以為現在就經濟發展挺好的就覺得專自己很厲屬害了。歐美人家搞這行百來年了早就是千年老妖了，國內現代化建設才多久小鮮肉就要超車啊。國內現在不是搞了一個亞投行試點制定規則了嗎？

⑩ 國際私法及國際經濟法對中國的重要性及發展趨勢

國際法這個概念在中抄國國際法學界與國襲際法教育領域有兩種理解

第一種是廣義理解，也就是教育部學科劃分的依據，國際法大學科包含了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三個學科。但這種學科劃分方法的科學性被國內高校國際法學者所質疑。

第二種是狹義理解，也就是傳統理解，國際法=國際公法，
國際法和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分別是獨立的學科，比如傳統的經典教科書，《奧本海國際法》，中國國際法開山鼻祖周鯁生先生的教材都取名《國際法》。
而國際法則包括了國際法總論，國際主體法，條約法，國際海洋法，國際空間法，領土法，戰爭法，武裝沖突法，領事與外交關系法，國際組織法，國際環境法等諸多分支學科

至於外層空間法和領土法之類的，是屬於國際公法的分支學科。也就是說國際公法包含了外層空間法和領土法等

至於三者的關系，三個法學學科本來是相對獨立的，但是最近有相互融合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