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最新發展

『壹』 新中國後中國合同法律制度發展

一、中國合同立法的回眸
我國古代合同法的表現形式為禮制中的有關規定及民事習慣,現代意義上的合同法始於1911 年第一次民法草案,從1911 年到1929 年國民黨民法典通過並公布,是我國民事立法的主要時期。此期間我國合同法完成了由習慣法到成文法的過渡。中華民國民法具有現代資本主義民法及債法的特點,能夠適應資本主義經濟需要。 （ 1 ） 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作為舊法統在祖國大陸被廢止,現在僅在台灣地區有效。
新中國的成立揭開了合同立法史嶄新的一頁。半個世紀來我國合同法的發展表現出了明顯的階段性。與經濟發展的進程相適應,合同法的發展呈現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建國初至70 年代末,是合同法艱難徘徊的時期,合同法表現為法規性或規章性文件,效力層次低下,其發展陷入「前進—停滯」的怪圈。第二個階段從80 年代初開始至90 年代初,是合同法取得實質進展的時期,整個80 年代我國合同立法蔚為壯觀。《民法通則》及三大合同法以及有關規章、司法解釋相繼頒布,中國合同法體系初具規模。第三個階段從黨的十四大召開一直持續到現在,並包括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此間發生了兩件對合同法的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即十四大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確立以及十五大依法治國方略的實行。市場經濟要求統一市場活動的法律規則,重新構建合同立法的基本內容;依法治國方略使人們充分認識到合同法在建設法治國家中的重要地位及樹立合同法權威的迫切性。可以說進入90 年代以後,擺在立法機關和民商法學者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制定一部集科學性、統一性、現代性為一體且系統明確的合同法。圍繞著合同法的制定,學者和司法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從而使合同法成為民商法各具體制度中理論研究最為成熟的領域。經過長期的醞釀、探討與論證,在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確立後的第7 年即1999 年的3 月15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終於誕生。
50 年來合同立法的實踐充分表明:包括合同法在內的民商法的產生和發展是一國社會生活諸條件互動作用的結果,其中以經濟生活條件的影響最為深遠。合同法是涉及財產或勞務的私人轉讓的法律。 （ 2 ） 合同法調整動態財產關系,本質上是交易法,而交易關系只是在商品(市場) 經濟條件下才會發生,因此合同法與商品(市場) 經濟有著不可割捨的關系。合同法與商品(市場) 經濟同命運共興衰,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商品(市場) 經濟的基本關系。人類文明史已經充分昭示:一部合同法史即一部商品經濟發展史。商品(市場) 經濟經歷了由古代→近代→現代的發展,合同法也隨之實現了從古代→近代→現代的過渡。從制度角度而言,合同法的規范只是商品交換關系的內在要求在制度上的反映;從觀念層面論之,契約精神只是商品交換關系的本質要求在觀念上的體現。我國古代私法制度的粗陋、私法觀念的淡薄與商品經濟的缺失關系甚大。建國後實行排斥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體制,20 多年基本上未有變化。雖因社會分工的存在時有物資讓渡關系的發生,但它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商品交換關系;雖然仍採用合同的形式,但合同並非當事人追求利潤的手段,沒有絲毫的平等、自由、權利的色彩。合同法經過了一段艱難曲折的歷程。近20 年的改革,實質上是一個對市場重要性的認識逐步深化從而對商品市場經濟由有限承認到無限承認的過程。市場體制的確立在中國歷史進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換關系是最普遍的社會關系,合同法從而成為市場經濟社會的基本法。市場制度的確立與實行,使合同法的繁榮不可避免。以至於當我們在展望下一世紀中國合同法前景的時候,能夠滿懷信心與希望。
二、統一合同法的進步性
我們認為,統一合同法是中國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律。與現行民法的其它組成單元相比,它最具進步性。甚至可以斷言,這部合同法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我國未來民法典的某些面貌。合同法的進步性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 立法模式上的進步。計劃經濟體制下財產流轉關系實際上被分割為兩部分,即納入計劃范圍的財產流轉關系和與計劃無關的財產流轉關系;與之相適應,在立法上實行經濟合同法與民事合同法分開立法的二元立法模式。各具體合同實際上被分割為兩部分,分別受不同法律調整。統一合同法的出台廢止了此種立法模式,取消了經濟合同與非經濟合同的劃分,實現了對各種具體合同統一的規范和調整。
2. 立法體繫上的進步。改革開放後,我國先後制定了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三部合同法律適用於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合同關系,相互獨立並行不悖,在立法層次上是同一層次的單行法,除受憲法統率外,誰也不統率誰,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這種局面的形成是與80 年代我國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分不開的,其根本原因是經濟起飛時期發展不平衡所致。三足鼎立的弊害可謂眾人皆知,統一合同法的出台使得三足鼎立的格局不復存在,實現了合同立法天下一統的局面。
3. 立法技術上的進步。廣義的立法技術包括立法體制技術、立法程序技術與立法表達技術。在這幾個方面,統一合同法較過去均有很大改進。以往的三部合同法均由國務院所屬部委起草,這些機關往往不可能從全局考慮,而是較多考慮本部門利益,導致法律規范互不協調、相互抵觸、規定重復。統一合同法的立法工作由全國人大法工委承擔,從而克服了上述弊端。 並且此次立法系由學者提出立法方案並擬定建議草案,學者參與此次立法所受到的重視遠非以往所能比。值得一提的是,1998 年9 月,《法制日報》及《人民日報》分別刊登了合同法草案第五稿全文,公布法律草案進行「全民公決」並非我國立法必經程序,將一個尚未生效的法律草案公諸報端,給公眾提供一個實實在在地參與立法的機會,這一舉措本身即蘊涵著巨大而深遠的意義! 合同法在立法體例上沿襲了傳統民法的樣式,從而具有科學性;在立法語言上,通俗而不失規范,易懂而不失嚴謹,用語准確清晰,文字流暢;立法內容的歸納分布和條目的排列基本上依從了從一般到特殊、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順序。特別是在起草學者建議草案時,立法者一方面較嚴格地依循了立法方案的要求,條文規整、條理清晰、邏輯線索明確,另一方面,每個條文都撰擬了相應的立法理由,為後來的立法在技術的操作上提供了較大便利,也肯定會對今後合同法適用、解釋等實務活動提供若干依據,顯示了立法的較高水準。
4. 法律規范內容上的進步。在具體制度上,合同法的進步性表現在以下方面: (1) 吸收、借鑒、移植國外的先進制度,力求完備。合同法大量採納了反映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共同規則,從而基本上能適應建立成熟市場經濟體制後對法律調整的需要。合同法構築了許多嶄新的制度,其數量之巨,不勝枚舉。如僅就合同履行而言,即創設了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負擔合同、同時履行抗辯權、先履行抗辯權、代位權、撤銷權等制度。並且合同法在繼受具體制度時不拘於嚴格區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而是兼容並蓄,凡實用優越的制度通通拿來為我所用。此點在總則中表現尤為明顯,如根本違約、預期違約等均為英美法系的固有制度,合同解除中引入了根本違約,嚴格限製法定解除權的濫用;將預期違約納入違約行為形態,使非違約方獲得了即時尋求法律救濟措施的權利;不安抗辯權的適用要件及法律效力上吸收了默示毀約制度的合理內核,從而使我國法上的不安抗辯權制度成為世界各國相應制度中最為完善的制度。即使是分則,也採納了英美法系的某些制度,如委託合同中規定的委託人的介入權與第三人的選擇權系英美代理法中的特有制度。(2) 對於過於原則、簡略的規范予以具體化,增強其可操作性。如合同轉讓中,明確規定了債權轉讓、債務轉讓、債權債務概括轉讓三種形式,就債權轉讓而言,詳細規定了其成立要件及對內對外效力等內容。(3) 廢止過時、錯誤、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規范。如以往立法對無效合同的規定極為寬泛,合同法明確地將欠缺有效要件的合同分為三類,與傳統民法趨於一致,並且擴大了可撤銷合同、效力未定合同的范圍。這既避免了財產不必要的損失和浪費,又有利於尊重當事人意志、保護當事人利益,並且有利於市場經濟條件下鼓勵交易目標的實現。(4) 對於發生矛盾、沖突的規范予以整合協調。如對於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民法通則、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表述互不相同。 （ 3 ） 誠如王澤鑒先生所言,合同的基本原則是否是因其為一般合同、經濟合同、涉外經濟合同或技術合同而異? 上述規定的不同,究竟僅是文字上的差異,強調的不同,抑或具有實質的意義? 經濟合同是否不受誠實信用的規范? （4 ） 在具體制度的構建上,合同法充分發揮了後發優勢盡享後發利益。如合同法對格式合同的規制是較為先進的,在日本,至今還沒有制定出有關約款的一般性質的法律,就是說,日本不存在類似德國法約款規製法這樣的法律,只是在證券交易法、分期付款銷售法、住宅房屋交易業法等特別法中,對約款進行一定的規制。 （ 5 ） 再如合同法規定了締約過失責任、附隨義務、後契約義務、融資租賃合同等制度,這些規定都是20 世紀民法實務和理論的較新成果,迄今只有很少幾個國家將之納入民法典中。 （ 6 ）
5. 立法精神上的進步。舊法過多的反映計劃經濟要求,計劃色彩濃厚,如1981 年經濟合同法明確將「保障國家計劃執行」作為立法的基本目標之一,該法的諸多制度、規定都體現了這一要求, （7 ） 合同只是執行國家計劃的形式。當然1993 年修改經濟合同法,刪除了大部分有關計劃的條文,使之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狀況有所改善,但此次修改僅觸及皮毛,還遠遠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合同法以保障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為使命,因此市場經濟社會所應倡導、弘揚的鼓勵交易、維護合同自由、注重兼顧交易便捷與安全等價值在合同法中均有其體現。這里著重探討合同自由原則。因為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生命和精髓,正是由於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我國合同法才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決定合同法基本原則的重要因素是經濟體制。 （ 8 ） 與上述「保障國家計劃執行」的立法目的相適應,計劃體制下合同法的基本原則為計劃原則。市場經濟體制則要求實行合同自由原則,因為合同自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換關系發展的基礎和必要條件。契約自由的概念包含了兩層緊密聯系但卻又有區別的意思。首先,它表明契約是建立在相互意見一致的基礎之上;其次,它強調契約的產生是不受諸如政府或立法干涉等外來因素影響的自由選擇的結果。 （ 9 ） 契約自由在19 世紀以來,隨個人主義及市場經濟的興起,成為私法理念,使個人從身分的束縛中獲得解放,發揮其聰明才智,從事各種經濟活動,對社會進步,具有重大貢獻。 （ 10 ） 中國合同法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這是無可置疑的。合同法領域的最大思想解放就是合同自由成為市場交易規則的基本精神以及誠信原則及制度對信用危機的制約。 （ 11 ） 在世界其他國家的契約法出現了一種反自由主義傾向的同時,在契約自由的衰落被認為是現代契約法相對於古典契約法最重大發展的時候,我國合同法卻毅然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似乎是不趨潮流的。然而,這個原則的確立對我國這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並有深厚底蘊的傳統文化背景從而極端缺乏經濟自由、政治民主的國度將有極其深遠的意義! 當然,合同法不能無視現代的社會生活條件而不得不對當前契約法領域發生的一些重大變化有所反映,如對格式合同的規制、承運人強制締結義務的確立、擴張性的合同義務的認可等。因此,合同法所確立的合同自由是建立在具體人格基礎上的實質的自由,而不是建立在抽象人格基礎上的絕對的自由; （12 ） 是從社會本位出發受有一定限制的自由,而不是從個人本位出發的絕對的自由。由是觀之,中國合同法一方面在補上已經拉下的近代合同法的課程,另一方面又肩負著迎頭趕上現代合同法的使命。一部合同法,卻要完成西方合同法近兩個世紀走完的路程,似乎承受了太多太多的重負,飽含了太多太多的期冀。

『貳』 中國合同法經歷了怎樣的發展

1999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並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廢除了「三法」鼎立的局面。合同法統一的原因：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現代經建設的不斷發展，這三部有關合同的法律在實施中暴露出一些問題：第一，國內經濟合同，涉外經濟合同，技術合同分別適用不同的合同法律，有些共性問題不統一，某些規定較為原則，有的規定不盡一致，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發展的要求，有必要制定一部統一的合同法。第二，近年來，在市場交易中利用合同形式搞欺詐，損害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較為突出。在防範合同欺詐，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方面，需作出補充的規定。第三，調整的范圍已不能完全適應，同時近年來，也出現了融資租賃等新的合同種類，委託、行紀合同也日益增多，客觀也需要作也相應規定。縱觀新中國合同法的歷史發展，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凡是在我國承認並發展商品經濟的時期，合同立法就發達，反之，合同立法就停滯，甚至被取消。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迎來了合同法的春天，與此同時，合同法為市場經濟和微觀管理提供了基本遵循，必將更加有力地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叄』 中國合同法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於其許可權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准用於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准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許可權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並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並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託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託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託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託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託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託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於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後果直接歸屬於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僱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繫上考慮，合同法在委託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於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並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並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採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後，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於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並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後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託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託人訂立合同的意願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託人和第三人。
最後，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後果直接約束委託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託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第二、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何人所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託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託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託人是誰。〔41〕最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麼，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託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麼，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是受誰人之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麼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後，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後，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託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於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託人的介入權。
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介入受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不能向委託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託人的原因，則委託人可以直接向受託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託人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託人向委託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託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無法向委託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託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託人的問題。這是受託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託人不願意披露第三人或委託人，則只能由受託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後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託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託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託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託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託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託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託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託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裡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後，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託人同謀惡意侵害委託人的利益，在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於委託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託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後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後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託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於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於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託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託人已經與受託人了結了債務，則委託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於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並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後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於代理制度的討論並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僱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僱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於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許可權范圍。於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僱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後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於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僱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採用過失標准。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並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於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後，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於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託人接受了委託人的履行後，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於債權債務的處理出於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並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於，本人基於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並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於，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並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於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後，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並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於本人在接到通知後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

『肆』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簡介

『伍』 勞動合同法發展簡史

自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先後推出了若干涉及勞動合同制度的規章制度，但是關於勞動合同關系方面的規范卻屈指可數。《勞動法》中涉及勞動合同制度的內容僅有17條，這顯然是無對當前的勞動關系進行有效協調的，所以，當務之急就是要針對勞動合同成立相應的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是為了完善勞動合同制度，明確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制定本法。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於2007年6月29日修訂通過，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的決定》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於2012年12月28日通過，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
《勞動合同法》不僅對勞動合同的形式、主體資格、必要條件、約定條款進行了規定，同時還詳細的介紹了訂立、變更、履行、解除、終止、續訂勞動合同的程序和對應的法律後果。不僅如此，這兩部法規還特別說明了監督本法實施的相關機構，闡述清楚了觸及本法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

『陸』 我國的合同法產生於何時

我國由計復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制過渡。原〈經濟合同法〉(1981年)、〈涉外經濟合同法〉(1985年)、〈技術合同法〉(1987年)已不適應新的形勢發展。特別是在加入世貿組織前夕(2001年11月10日加入WTO)，中國急需制定統一的合同法，與國際接軌。
意義：《合同法》對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規范市場交易行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與《物權法》、《侵權責任法》並稱為三大框架性法律。

『柒』 中國合同法發展狀況如何

與歷史上西方國家合同立法的發展相比，古代東方國家的立法就暗淡了許多。
在我國，因為長期處於封建社會，在法制上具有「重刑輕民」特點，雖然在西周時期已經出現了「質劑」、「傅別」等契約制度，但與商品經濟低水平發展的社會狀況相適應，合同法在我國的發展處於比較緩慢的狀態。
新中國成立以來，合同法的發展雖然經歷了一些曲折的過程，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實行，為合同法的健康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合同法迎來了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
從 1950至1956 年，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的方針政策是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方針。 1950年9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頒布了我國第一個合同規章 ---- 《機關、國營企業、合作社簽訂合同契約暫行辦法》，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 1957至1966 年，我國合同法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1958至1960 年，取消了合同制度， 1961 年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准八字方針以後開始，加強了對合同的行政管理。從 1966 年 5 月至1976 年 10 月，合同法再次被廢棄了。1976 年粉碎 「四人幫」以後，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1981 年 12 月由五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是我國合同法的重大成果，標志著我國合同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85 年 3 月，六屆人大十次常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 1987 年 6 月六屆人大二十一次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至此我國合同法體系呈現出以民法通則為基本法，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三足鼎立的局面。
1999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並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廢除了「三法」鼎立的局面。合同法統一的原因：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現代經建設的不斷發展，這三部有關合同的法律在實施中暴露出一些問題：第一，國內經濟合同，涉外經濟合同，技術合同分別適用不同的合同法律，有些共性問題不統一，某些規定較為原則，有的規定不盡一致，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發展的要求，有必要制定一部統一的合同法。第二，近年來，在市場交易中利用合同形式搞欺詐，損害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較為突出。在防範合同欺詐，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方面，需作出補充的規定。第三，調整的范圍已不能完全適應，同時近年來，也出現了融資租賃等新的合同種類，委託、行紀合同也日益增多，客觀也需要作也相應規定。
縱觀新中國合同法的歷史發展，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凡是在我國承認並發展商品經濟的時期，合同立法就發達，反之，合同立法就停滯，甚至被取消。
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迎來了合同法的春天，與此同時，合同法為市場經濟和微觀管理提供了基本遵循，必將更加有力地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捌』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最新修訂實施是什麼時間

合同法從1999施行至今沒有修改。

中國的合同法是1999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該法通過的同時廢止了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

只是在1999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090次會議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 》。解釋二還沒有出來。

(8)合同法最新發展擴展閱讀：

我國於1999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在我國，合同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交易關系的法律，它主要規定合同的訂立、合同的效力及合同的履行、變更、解除、保全、違約責任等問題。

一、訂立原則：

1、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

2、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

3、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

4、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守信的原則。

5、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循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干擾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二、合同的含義：

雙方或多方當事人（自然人或法人）關於建立、變更、消滅民事法律關系的協議。此類合同是產生債的一種最為普遍和重要的根據，故又稱債權合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所規定的經濟合同，屬於債權合同的范圍。

合同有時也泛指發生一定權利、義務的協議。又稱契約。如買賣合同、師徒合同、勞動合同以及工廠與車間訂立的承包合同等。

三、合同的法律特徵：

①合同是雙方的法律行為。即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當事人互為意思表示（意思表示就是將能夠發生民事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現於外部的行為）。

②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須達成協議，即意思表示要一致。

③合同系以發生、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為目的。

④合同是當事人在符合法律規范要求條件下而達成的協議，故應為合法行為。合同一經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就發生了權利、義務關系；或者使原有的民事法律關系發生變更或消滅。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未按合同履行義務，就要依照合同或法律承擔違約責任。

『玖』 最新的合同法是什麼時候修訂的

《中華人抄民共和國勞動合同襲法》是為了完善勞動合同制度，明確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而制定的法律（參見該法第一條）。2007年6月29日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目前正在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是在1999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 此後沒有修改過，這是最新的合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