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法的發展看經濟法的價值

『壹』 從經濟法的發展歷史看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歷史軌跡和差異
一、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
「經濟法」一詞最早見於法國空想主義者摩萊里的著作《自然法典》中,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出現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盛行重商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主張政府對本國經濟給予扶助,甚至不惜通過戰爭以打擊?排擠外國的同業競爭者?這一時期,經濟法缺乏產生的現實基礎?自18世紀到19世紀末,資本主義處於自由市場階段,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崇尚亞當·斯密古典市場經濟理論和理性主義國家職能說?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經濟領域國家充當「守夜人」的角色,政治統治成為國家的中心職能?國家雖然也要對一些社會經濟進行管理,但從屬於國家的政治統治[1]?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的行政法尤其是民商法得以高度發展,行政法和民商法的發展沒有為國家干預意義上的經濟法留下多少餘地?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各種矛盾日益激化,經濟危機連續發生?特別是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使不少國家遭到重創?各國政府為了解決危機帶來的問題,紛紛打破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絕對界限而全面介入經濟生活?這時期主流經濟學是國家干預主義說,代表人物為凱恩斯?他在1936年發表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系統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系列觀點和政策主張?可見,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階段以後,「看不見的手」已不能完全適應市場需要,要解決市場中存在的問題,只能運用國家干預經濟的手段?由於政府介入經濟生活,打破了傳統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劃分界限,在經濟生活中出現了單純的公法和私法手段都不能解決的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需要一個新的法律部門來調整,這就是經濟法?20世紀70年代後,國家干預主義遭到質疑,以供給學派為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卷土重來時期,凱恩斯主義的統治地位被新經濟自由主義所取代?供給學派不反對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必要的干預,但堅決反對國家過多和全面的干預?認為經濟生活應以市場直接的自我調節為主,國家間接的宏觀調節為輔?
(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產生發展概況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法產生之前,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是民商法?最初,資本主義國家十分重視市場秩序規制立法,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國家都強調對經濟實行宏觀管理與監督,著手制訂各種不同的計劃,試圖在「無形之手」和「國家之手」之間找到一個最佳點[2]?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市場競爭自由與政府調控權威相得益彰?德國經濟法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世紀末至一戰前),這時期的主要立法是1894年德國頒布了反不正當競爭的第一部法律——《保護商標法》,1896年出台了《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斗爭法》?第二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頒布的經濟法有《一般授權法》?《關於限制契約的最高價格的通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當時的魏瑪共和國為了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一方面廢除了戰時經濟統製法,另一方面又沿襲戰時經濟法的立法原則,先後頒布了《卡特爾規章法》?《煤炭經濟法》?《鉀鹽經濟法》?《防止濫用經濟權法令》等一系列經濟法,從而開創了把經濟法這個概念明確用於立法本身的先例[3]?第三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戰後德國分裂為東德和西德?西德在美國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下,走上了「第三條道路」,實行社會市場體制?戰後初期,根據佔領軍的指令,實行《反卡特爾法》?1966—1967年德國發生了經濟危機,為了保障經濟持續增長,頒布了《促進經濟穩定和增長法》,該法是實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法律?日本政府藉助經濟法通過兩種方式介入市場,亦即經濟法通過兩種方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其一,維持競爭秩序,發揮市場機能;其二,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及市場運行予以規制,發揮政府調控作用[4]?日本經濟法產生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20世紀初期,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壟斷資本主義逐漸形成和壯大?日本的卡特爾在明治中期已產生,最初,日本對卡特爾採取保護與扶植的政策?日本政府先後頒布《出口組合法》和《重要出口商品生產組織法》,它們屬於規制未加入卡特爾的組織使之從屬於卡特爾的強制卡特爾法,1931年《重要產業統製法》和1932年《工業組合法》也是促進卡特卡的法律[5]?第二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戰後,日本統治者在恢復和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非常重視運用經濟手段調整和管理經濟,制定了大量的經濟法?為了防止已被解散的財閥復活壟斷資本,日本政府於1947年頒布了《關於禁止私人壟斷和確保公正交易的法律》,還頒布了《排除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1952年始,日本進入20年高速發展期,這時期的重要立法有《企業合理化促進法》?《中小企業基本法》?《農業基本法》?《消費者保護基本法》等?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圍繞擺脫危機?振興經濟?通過立法活動不斷完善原有的各種經濟法,這一時期主要的立法有《投機防止法》?《穩定國民生活緊急措施法》?《石油供應適度化法》?《關於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中小企業破產互助法》?美國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世紀末至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前),產業革命完成後,美國出現了對自由競爭產生極大妨礙的壟斷,引起了人們普遍憂慮和不滿?美國政府審時度勢,主動出面干預,頒布了一系列反壟斷和反限制競爭的法律?主要經濟立法有:1890年國會通過了《保護貿易和商業免受非法限制與壟斷之害法》,後又通過了《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二階段(自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使美國經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羅斯福上任後,通過頒布經濟立法全面干預經濟生活?這期間,美國頒布了70多部經濟法令,如《緊急銀行條例》?《金融改革法案》?《產業復興法案》?《土壤保護法》?《新農業法》?《國家勞動關系法》?《恢復和救濟法》等[6]?第三階段%26lt;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26gt;,二戰後,美國運用凱恩斯主義理論,自覺用經濟立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手段則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一種經常性和必然性手段?這時期的主要經濟立法有1981年《經濟復興稅法》?《經濟復興法》和1986年《稅法》等?
二、中國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中國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當時,計劃是國家用來配置資源的唯一方式?事實證明,在建國初期我國選擇計劃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符合當時社會要求,它有利於集中有限的資源去辦急需的事業,使我國迅速從經濟廢墟里恢復過來?但在計劃經濟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後,我國沒有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人類20世紀的經濟實踐和理論研究顯示了計劃經濟的失敗源於它的兩大內在的弊端:一是信息機制障礙,二是激勵機制障礙?經驗表明,計劃經濟體制也許具有學習別人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的能力,但自身卻不具有創造新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的能力?計劃體制除其內在的缺陷外,其不足之處還在於它的實施有賴於計劃的主體——政府官員的高效性和無私性?由於政府內各行為主體按照自己的利益來行動,具體負責的公務員又缺乏競爭意識和對成本的關心,政府的活動無法如人民所期望的那樣做到有效率,政府官員的「經濟人」本性,使政府幹預的結果往往背離其初衷,從而導致「政府失靈」?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和缺乏民主的政治體制相結合,誘發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國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就是黨和政府面對「合法性危機」而重建嚴重受損的合法性基礎的過程,它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求,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下,由計劃作為唯一的資源配置手段必然會使我國經濟體制失去效率和發展動力,引發社會危機?國家干預的失敗必然要求在計劃體制中引入市場力量,在「國家之手」和「市場之手」的結合過程中,中國的經濟法也就產生了?隨著人們對計劃和市場兩種調節手段認識的不斷深化,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改革初開始認識到單一的計劃經濟的不足,從而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模式;第二階段:從十二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四大,實行共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三階段:黨的十四大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製度保障的經濟法也相應地經歷了由產生初期的不成熟到逐步走向成熟的過程?
(二)中國經濟法的產生發展概況
中國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歷程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9年至1992年),這是中國經濟法的產生和初步發展時期;第二階段(1992年以來),這是中國經濟法勃興和走向成熟時期?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轉換,經濟法在中國誕生了?1979年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首部經濟法?這期間的經濟法還有《統計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此外還有大量由國務院制定的經濟行政法規?隨著經濟法的興起,民商法也產生和發展起來,《經濟合同法》?《民法通則》?《婚姻法》?《繼承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民事法律相繼通過?黨的十四大在對國內外形勢作了正確分析後,做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的

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歷史軌跡和差異
歷史性選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抓住法制建設的契機,重視經濟立法,從而使我國經濟法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時期,初步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法體系?這一階段,市場規製法異軍突起,和先前發展起來的宏觀調控法組成了我國經濟法的主體部分?這時期的經濟法主要有《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廣告法》?《招標投標法》?《稅收徵收管理法》?《預演算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審計法》?《價格法》?《勞動法》等?

三、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差異性及啟示
中西方經濟法的基本特徵是相同的,都是國家為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矯正市場機制的不足,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進行干預?協調?平衡和調節,實現社會公平和效率的兼顧,實現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7]?中西方經濟法賴以生成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異,從而決定了中西經濟法生成差異,通過對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歷史軌跡的分析,筆者認為中西方經濟法的差異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從經濟法的生成背景及啟動因素而言,我國經濟法並非脫胎於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並非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水到渠成的產物,而是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作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時亦是國家作為主體在應對外部挑戰與時代要求時的一種積極回應[8]?所以,中國經濟法並非社會內部自發產生,其產生實際上是政府自覺地從無微不至的管理到不斷放權的過程,屬於政府推進型?而西方經濟法則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向壟斷市場經濟轉變的背景下產生的,其具體途徑為市場失靈——民商法無以彌補——為限制自由主義國家進行干預——經濟法產生,其為市場經濟內部不斷完善的產物,屬於自然演進型?
其次,經濟法生成的法制環境也有很大的區別?我國由於漫長的封建專制統治及相應的自給自足封閉的經濟形式,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市場經濟的扼殺存在觀念的影響,導致我國市場經濟基礎薄弱,橫向經濟關系萎縮,反映在法律和受蘇聯否認私法上,即為民商法缺位?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微觀經濟日漸放開,政府職能也不斷轉變,民商法?經濟法等幾乎同時上馬?西方的市場經濟是不斷發展逐漸自然成熟的,故與此相對應,各種調控經濟行為的法律制度也經歷了從孕育?分離,到獨立?成熟的不斷發展的過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發展之後,經濟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經濟法是在民商法發達的基礎上形成的,其產生是為了彌補民商法行政法調節經濟關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條「反民法」?「異民法」的道路?而中國經濟法是民商法缺位下發展起來,其產生並非為彌補民商法不足,而是與民商法同生同榮?共同發展?
最後,經濟法生成的路徑存在很大差異?在西方經濟法體系形成過程中,市場規製法先於宏觀調控法產生?市場規製法產生於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宏觀調控法產生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而在中國經濟法體系中,最先產生的是宏觀調控法,市場規製法是在經濟法得到初步發展後才產生的[9]?兩者社會本位形成路徑也完全不同?西方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在個體本位上發展起來,是對個體本位的揚棄,中國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由國家本位發展而來,是對國家本位的修正?中國經濟法產生於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政府幹預經濟行為;西方經濟法產生於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換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市場競爭行為?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中西方經濟法存在很多的差異,有著不同的產生發展歷史軌跡和規律,所要面對的問題和肩負的任務是不同的?中國經濟法矗立的現實基礎是還不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既要克服市場失靈也要培育和發展市場,同時,由於我國市場經濟屬於政府推進型的,加之我國經濟法發源於計劃經濟體制,為了發揮市場經濟基礎作用和警惕干預的濫用,我國經濟法還肩負規范和約束政府的經濟行為的重任?歷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在可能的選擇[10]?我們不能忽視中西方經濟法的差異的客觀存在?目前,我國經濟法學界大多從中西方經濟法一致的假設出發,僅以西方經濟法為參照系來論證經濟法的一般規律?如果不結合中國國情,則完全有可能導致以西方經濟法的個性來代替中國經濟法的個性,進而以西方經濟法的個性代替整個經濟法的共性[11],因而分析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特殊性應成為研究中國經濟法理論的起點,只有把握了中國經濟法成長的獨立性才能獲得對中國經濟法的正確認識,也只有從這里入手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國的經濟法理論體系?對於中國經濟法的發展路徑來說,正確的選擇應該是拋開西方經濟法學說對我們的束縛,從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基礎出發,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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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http://www.law-jlu.com.cn/benke/jjf20051216-1.ppt#305,41,第三節 稅收法律制度

『貳』 經濟法的社會價值

IRR是財務凈現值為零時的收益率，一般用試演算法求得。求的正實根與負實根中間無限接近零的值才是內部收益率

『叄』 經濟法產生的功能和價值是什麼

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不但應當有其獨特的調整對象，而且也應當有自己獨立的作用范圍。經濟法的作用首先在於彌補民法公平觀念之不足。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最高准則，它既體現了民法的任務、性質和特徵，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執法的准繩和行為人守法的基本指南。甚至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活的靈魂。不僅如此，公平原則又與一切具體的民法原則不同，它具有對一切市民社會普遍適用的效力，且貫穿於整個民法的立法、執法和守法過程的始終。在公平原則與其他民法基本原則的關繫上，公平原則既是其他原則的高位原則，對其他民法基本原則起到指導作用，同時公平原則又可具體化為平等原則、自由原則、自願原則和禁止權利濫用原則，並以這些原則作為其實現方式。但民法公平強調的是個體公平、條件公平和形式公平。這種公平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對於市民社會觀念的確立、社會的進步、人性的解放、人格的尊重等許多方面都發揮了其他任何法律部門都難以比擬的重大作用。不僅如此，作為私法代表的民法是以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為己任的法律規范，它所作用的社會生活的范圍決定了它只能是私人利益的維護法，它承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都是「經濟人」，承認市場主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即是說民法只是從市場規則角度對市場行為進行規范，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只要市場主體沿著民法預先制定的行為規則去追求自身利益最愛貓撲.愛生活對於追求的結果就予以承認並加以保護，至於由此所產生的諸如人類生存危機、社會不公等問題，民法通常無能為力。民法所追求的平等也是社會條件的平等，對此列寧曾指出：「社會主義者說平等，一向是指社會的平等，指社會地位的平等，決不是指個人的體力和智力的平等。」由此可見，民法所倡導的公平、平等的價值理念僅局限於經濟個體之間的公平和平等，它僅僅是形式上的公平和機會上的平等，而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去追求實質的公平和平等。民法只能是個人利益的本位法和個人權利的維護法，如果硬要牽強附會地將民法建立在社會公共利益基礎上去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那隻能是削足適履，是民法的異化。傳統的民法既然難以擔當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那麼這一任務就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與民法相比，經濟法強調的是社會公平、結果公平和實質公平，謀求的是社會的穩定發展，追求的是社會的整體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並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能讓全體社會成員受益的整體利益，它既超越於個人利益之上，但又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關，與個體利益之間是一種既統一又有矛盾的關系。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們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彼此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因而從整體上協調市場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以推動社會發展已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因此經濟法的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廣闊的作用空間。
其次是彌補商法效益觀念之不足。按照一般理解，商法所調整的主要是商人及其行為。而商人作為市場主體，又以追求利潤作為自己一切行為的主要目的和存在的唯一依據，是不折不扣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按照古典經濟學家穆勒的觀點就是會計算、有創造性、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⑤並且還應當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謂理性的人或人的理性是指經濟人能夠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分析比較和優化選擇。馬克思指出：「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人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政治動物。」但同樣應當強調的是，在作為政治動物的同時市場主體又是作為經濟動物即經濟人而存在的。政治人和經濟人雖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卻有相同的價值行為准則，即無論是作為經濟人還是作為政治人，都無時不在既定約束條件下以最小代價去獲取最大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人無非是活動在政治領域內的經濟人。作為經濟人，其最主要的特點是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商法的主要作用就在於將經濟人的這種逐利行為合法化、規范化，並為商人的營利行為營造良好的法律環境。但商法中的效益側重於對個體效益的張揚和保護，注重的是個人意識的尊重。其主要原因在於，商法中的效益原則是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商法上的效益原則、自由原則或意思自治原則不過是經濟自由原則的法律體現。而經濟自由主義又是現代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石。古典重農學派認為，人類社會和物質世界一樣，都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就是自然秩序。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是自然秩序所規定的人類的基本權利，是天賦人權的基本內容。自然秩序的實質在於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的統一，而這種統一隻能在自由經濟體制下才能得以實現。作為古典經濟學思想集大成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將這種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發揮和完善，將個人主義作為「天賦自由經濟制度」的基礎。認為個人是其本人利益的最好明斷者，明智的做法就是讓每一個個人在經濟活動領域中自主地抉擇自己的道路。在這種一切聽其自然的社會中，其規律性力量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控的。自由放任意味著經濟領域是一種只服從於自身規律運動和變化的獨立經濟體系，它獨立於作為政治領域的國家之外，且政治國家不應干涉經濟領域的活動。社會利益是在個人追逐私利的狀態下實現的，個人的逐利過程同時也可以促進社會的整體進步。但這種效益至上和意思自治通常僅局限於個人，當個人的利益與社會利益、個人意思自治與社會的意思自治發生沖突時，商法首先選擇的是尊重個人的利益和意思自治。換言之，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商法側重於尊重個人的意思自治和保護個人利益，而不能站在社會整體利益的高度對個人利益進行限制，對個人意思自治予以充分集中。因此，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實現社會效益和社會整體利益追求的目的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
最後是彌補行政法國家利益至上觀念之不足。行政法是關於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其調整對象是行政主體在行政管理活動中和其他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公民之間的關系即行政關系。嚴格意義上的行政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它以國家權力的有效劃分、國家機關的嚴格分工作為條件。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大體上包括幾方面的內容：關於行政組織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行為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法制監督的法律規范。行政法的主要特點是：內容極其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公安、民政、科技、衛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因其內容與社會生活關系十分密切，而社會生活經常發生變化，因此行政法規范常有變動；沒有一部統一、完整、系統的行政法典，而由分散的一系列法律文件組成；法律文件數量特別多，在各個法律部門中居於首位；立法是多元的，不同國家機關的行政立法，其性質和效力均有所不同。行政法之所以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主要原因在於行政法主要體現的是國家意志，而在階級社會中，國家意志又主要體現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因此國家有時雖然能兼顧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但從根本上說主要維護的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不能從社會公共利益出發維護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即是說，以國家利益為本位的行政法既難以同時兼顧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也不能把社會利益作為主要或唯一的價值追求。行政法主要調整和保護的是國家的政治生活，現代行政法的立足點應是限制國家的行政權力，即如何將國家的管理行為限制在合理范圍內，制定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因此國家的一切只能包括其經濟行政職能也應以實現這一目標為其存在目的。也就是說，行政法的主要內容是如何將行政機關的行為限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政法律規范也主要表現為限權性規范。因此，從其作用領域和存在目的來看，行政法並不負有克服市場調節機制缺陷及維護市場條件的職能，也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

『肆』 經濟法理念、功能與價值的關系

經濟法是適應生產社會化及其引起的社會經濟調節機制和國家經濟調節職能的需要而產生的，它調整國家經濟調節中的社會關系，以維護和促進社會經濟總體結構和運行的協調、穩定和發展。
經濟法價值的基本取向，是社會總體性的和經濟性的秩序、效率、公平和正義。
經濟法理念是相信通過經濟法價值釋放，能夠實現社會總體經濟方面的那些價值目標即理念的理想目標

『伍』 從個人所得稅法看經濟法的價值

一、我國經濟法原則的基本內容概括

經濟法原則是貫穿在經濟法律、法規之中，用於指導經濟行為的准則。據此，構成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要素：(1)普遍性，即經濟法基本原則必須貫穿於經濟法的全部實踐過程，能夠指導經濟立法，規制經濟執法和司法，並保障和促進經濟守法；(2)法律性，作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應當是具有規范性的內容和可以作為執法和適法之依據，即任何違反經濟法基本原則的行為，均會導致一種直接的法律後果，其行為被確認為無效，不會導致上述法律後果的原則，不應作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3)經濟法特性，經濟法基本原則應是經濟法所特有的原則，而且能從現有法律規范中抽象和概括出某一類社會經濟關系的共同本質特性；(4)可操作性強，原則雖然抽象，但原則一經確定總是要為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提供明確的行為導向。

二、個人所得稅法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1.計稅手段缺乏調節性：在我國諸多稅種中，個人所得稅是唯一直接擔任個人收入調節重任的稅種，對縮小貧富差距、緩解收入的兩級分化意義十分重大，現在一些人的收入不僅包括合法收入，還包括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但是個人所得稅只調節個人合法收入，那些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還得靠公安、司法、紀檢、監督等部門去處理，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增收成本。

2.計稅內容缺乏公平性：2007年1月1日實行的新企業會計准則中明確規定了職工薪酬的內容，不僅包括工資、獎金、津貼、補貼，職工福利、社會保險費、工會經費、職工教育經費，還包括免費用車、免費住房等費用，而稅法中的計稅內容是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並沒有明確指明免費用車、免費住房等費用屬於個人所得，從而沒有納稅，目前來看這對於一般沒有享受此待遇的人來說是不公平的。

3.計稅單位缺乏科學性：個人所得稅以個人為計稅單位缺乏科學性，而以家庭為計稅單位的徵收方法更為合理，也更為經濟，因為它不僅充分地照顧到納稅人的納稅能力，而且還能有效地減少納稅人數，提高征管效率。

4.計稅標准缺乏適應性：從今年3月開始，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准（免徵額）提高到2000元，僅僅幾個月後，建議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的呼聲再次響起。原因何在？主要是目前全國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工資收入水平和物價水平也參差不齊，「一刀切」的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准不能適應各地的具體情況。

三、個人所得稅法如何體現經濟法原則

（一）個人所得稅法應符合經濟法國家干預原則的基本要求

國家干預原則作為經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具體要求有二，即正當干預和謹慎干預。

1.正當干預：正當干預是國家干預的最基本要求。必須做到：（1）國家干預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國家只能在經濟法事先確認的市場失靈的范圍內干預經濟，不得隨意擴張。（2）國家干預必須依據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現代經濟法十分關注程序的法制化建設，強調國家干預之程序化運作。（3）國家干預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方式。國家干預經濟往往要綜合運用多種手段，需要在運用法律、貨幣、財稅、金融等通用手段的同時，兼用經濟計劃、產業外貿政策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因此，個人所得稅在修訂中就應該充分借鑒外國經驗，實施正當干預，既可以照顧到各地的實際情況，又不會發生地方制定政策影響中央稅收利益的現象。

2.謹慎干預：謹慎干預是對國家干預更高層次的要求。具體講，這主要是指：（1）國家干預不可取代市場的自發調節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型力量。（2）國家干預不可成本大於收益。（3）國家干預不可違背經濟法所追求的經濟自由、經濟公平、經濟效率、經濟安全等價值目標。由於我國工薪所得中的高收入者大多是掌握最新科技知識並能帶來大量資金的高層次人才，他們是推動新興的高科技產業發展，維持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因素，故為提高效率、增強國家競爭力，我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改應當考慮把有關工薪所得適用的稅率降至與其他國家大體相當的水平，以免由於稅負過重而造成人才和資金的外流，危害我國經濟發展後勁。

（二）個人所得稅法應符合經濟法優化資源配置原則的基本要求

國家征稅有二個目的：一是增加財政收入，二是實行社會宏觀調控。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最主要的任務，而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必須講求效率。因此，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必須注重效率和公平的有機結合，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中，效率是我們關注的主要方面。把效率放在優先地位，就是要求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應當以能夠刺激納稅人對效率的追求為前提，把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放在優先地位考慮，讓勤奮努力者因其工作或經營具有較高的效率而取得較多的收益，這樣就不會出現計稅內容上所謂的不公平了。

（三）個人所得稅法應符合經濟法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原則的基本要求

我國個人所得稅的開征並不是要讓富人向窮人看齊，而是首先要允許和鼓勵人們致富，然後讓先富起來的人通過向國家納稅來幫助窮人致富。而伴隨「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機制的打破，收入檔次的拉開，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貧富差距的拉大，特別是憑借勤勞和才智獲得的所得遠遠不及那些非勤勞所得，不僅挫傷了人們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影響國民經濟健康穩定發展，還有可能激化社會矛盾，引起社會不穩定。如果全體社會成員都長期處於貧困狀態，那麼即使收入分配再公平也是毫無意義的。所以只有先建立鼓勵人們致富的激勵機制，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此外，針對一些納稅人和扣繳義務人依靠假合同、假協議，少報經營、資本或勞務報酬等收入，共同實施偷逃個人所得稅的行為，個人所得稅法有必要引入企業所得稅法中的作法，以防止關聯交易損害稅收公平公正，同時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最大限度的減少灰色和黑色收入。

因此，根據我國國情及世界各國個人所得稅法改革的趨勢，現階段我國開征個人所得稅的主要目的，是要通過對納稅人、稅基、稅率、減免等方面的設計直接調節社會成員的收入水平，以此縮小貧富差距，維護社會公平，實現社會收入的宏觀調控！

『陸』 經濟法的立法價值

論經濟法的立法價值

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是國家干預和調整經濟關系的重要手段，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關系的日益復雜化的客觀需要而產生並逐漸發展起來。現代意義的經濟法產生於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可以說，經濟法的產生既是客觀經濟生產的需要，也是法發展的必然結果。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發展使社會關系更加復雜，經濟關系亦是如此。在這個實行市場經濟的時代，大多數的市場調節都由市場本身來進行，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經將它比作 「看不見的手」，並且認為如果沒有任何外力的干預，這只手可以引導人們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使社會利益最大化，這就是所謂的無形之手理論。①然而雖然市場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發現的最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但它並不像無形之手理論所描述的那樣是萬能。以庇古等人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家通過規范分析得出，由於壟斷、外部性和社會不平等是內生於自由競爭市場而市場自身又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市場是存在缺陷的，無形之手是會失靈的。這時就需要政府這個強有力的組織機構採取一定的手段和措施來干預市場內部的關系，協調市場秩序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矛盾，而制定相應的法律就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說，經濟法的產生是客觀經濟生產的需要。另一方面，新興的法律部門產生並不是一蹴而就，其往往有個發展過程；但也正是在這些過程中，法律部門體系逐步發生巨大演變。從諸法合體到刑民分裂，進而出現民商分離……如前所述，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立法已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根據其調整的對象、手段等來看，這方面的法律法規我們都沒有充足的理由把它歸入民法或行政法等法律部門中。所以經濟法也在法律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與其他法律相分離，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這是法發展的必然，也是法學理論發展的必然。

現在多數觀點對經濟法下這樣的定義：經濟法是調整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② 由此可見，經濟法是一個不同於國內法體系中的其他法的重要的法律部門。在此僅討論其與民法的差異性。首先，就調整對象而言，經濟法調整的是特定的經濟關系，主要指生產領域中的資源分配關系，包括宏觀經濟調控關系、企業組織管理關系、市場管理關系、社會經濟保障關系等。而民法雖然也有調整經濟關系，但是這個經濟關系並不在經濟法所調整關系范圍內，他們並不是重疊或交叉的。民法所調整的是流通領域中的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及非財產的人身關系，如夫妻關系等。其次，從經濟法的調整方法來說，民法採取自願、平等、等價有償和誠實信用的原則來調整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而經濟法除採取命令與服從的方法外，還採取命令與平等自願相結合的方法，強調強行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提倡性規范的結合。再次，從救濟手段來說，民法採用民事制裁方法，承擔民事責任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險、返還財產、恢復原狀、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賠禮道歉等。經濟法採用追究經濟責任、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刑事責任相結合的綜合的制裁方法。同時，經濟法除了採用經濟法責任和經濟法制裁等否定式法律後果的調整方法以外，還實行了獎勵辦法（包括精神獎勵與物質獎勵），對履行經濟法規定義務做出顯著成績的單位或個人給與獎勵，以激勵和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經濟的協調、穩定和發展。第四，民法與經濟法的作用或稱調整宗旨或立法價值不同，民法強調法人和公民權利的自治，在於滿足私人權利，體現的是個人本位思想；經濟法則強調國家對全局經濟活動的干預，在於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它體現的是社會本位的思想。但是經濟法與民法也有一定的聯系。它們調整的都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其作用緊密相關，民事權利的行使往往受到經濟權利的制約，而經濟權利的行使又要充分尊重民事權利。另外，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許多社會關系，需要經濟法與民法的相互共同作用才能建立特定的權利和義務關系。所以經濟法的獨立性並不意味著對其它法律部門的否定。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降低交易費用的法律方法可以有多種選擇。作為市場失靈催生的法律部門，民法、商法、經濟法有其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有不同的側重和取捨。經濟法的價值雖不能脫離公平、自由、秩序、效率等作為法律的基本價值范疇，但經濟法的社會法性質決定了經濟法獨特的法律價值觀，並以特有的制度規范實現其實質公平、理性自由、整體秩序、社會效率等法律價值。

這里的公平是指經濟生活的公平，並且注重的是社會總體的經濟公平。③經濟法的公平觀是一種和諧的社會公平觀，社會總體公平要求絕大多數個體和團體間必需公平，但並不是要求所有個體和團體間都絕對公平。它在重視形式公平、機會公平、代內公平的同時，還強調分配公平、結果公平、代際公平。所以說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的有機統一。形式公平是經濟法公平價值的基礎，是在追求實質公平的條件下的形式公平。經濟法重視個體差異，將市場主體按一定的標准細化為不同類型，屬於同等條件的，同等對待。如同樣的消費者，享有的權利相等；同樣的生產者，所擁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也相等。民法則忽視市場主體的經濟實力、技術經驗等方面的個性特徵，而對他們一視同仁的規定，勢必造成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盛行，產生實質不公平。經濟法以實質公平為其更高公平價值目標。實質公平是在承認經濟主體的資源和個人稟賦等方面差異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種結果上的公平。④實質公平要求一方面對具備特殊條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場主體的某些行為進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義務或減少其權利。以反壟斷為例，從現代反壟斷法實現來看，（一個企業）單純的市場控制力通常並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評價，只有當特定的具有市場控制力的企業將其控制力濫用時，法律才對其進行限制或禁止。而企業僅僅具有市場控制但未行濫用，或企業之行為雖有濫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場控制力，則兩者均不違反反壟斷法。另一方面，實質公平對遭受或易於遭受經濟特權侵害的弱小主體進行特別保護，賦予其更多的權利，而承受較少的義務。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銷售者在銷售中存在欺詐，消費者可以商品價格的兩倍向銷售者索賠。為方便消費者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消費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要求賠償，也可以向生產者要求賠償。屬於生產者責任的，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屬於銷售者責任的，生產者賠償後，有權向銷售者追償。這些規定，從形式上看在生產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他們的權利義務是不公平的。但是，生產者有責任生產出質量合格的商品，生產者和銷售者有誠實信用的義務。與消費者相比，他們具有較多的專業知識，消費者處於弱者地位。由此可見，經濟法的實質公平體現了對弱者進行保護的實質公平，剝去了所謂人格抽象平等、權利機會平等的外衣，而對於「人」進行真實具體的價值關懷。

自由源於人的本性，康德宣稱：「自由乃是每個人基於人性所擁有的一項唯一的和原始的權利。」洛克認為：「法律的目的並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擴大和保護自由。」傑斐遜確信：「自由是人人與身俱來和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話語無不顯示出人們對自由的渴望。但是，在現在這個社會中，絕對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正所謂完全的自由就是沒有自由。倘若每個人都無所顧忌的追求自己的權利，處處侵犯他人的權利，最終將導致所有人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也就無自由可言了。因此，經濟法的自由強調的是理性的自由、規則的自由。為了維護一種理性的自由秩序，必須對個體自由的發展予以限制，這就是經濟法的自由價值觀。他所強調的是社會整體的自由。例如，競爭法對不正當競爭與壟斷行為的規制，就是對經濟自由的一種限制。雖然壟斷的形成是自由發展的產物，但由於這種自由已經限制阻礙了競爭、破壞了社會整體的市場環境，所以必須受到競爭法的約束規制。社會整體的自由不僅是經濟法獨特自由價值取向追求的結果，更可以認為其表現為一種秩序，這是關於經濟領域和經濟生活的秩序，重在維護社會經濟總體結構和運行的秩序，更強調社會整體經濟的發展應有廣闊的空間。在經濟法秩序下，個體雖然仍是自由的，享有充分的權利，但不得妨害和損害他人和其他公眾的自由和權利，不得損害社會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個體自由和權利的行使受到社會必要限制。要協調個體與團體、與社會之間的矛盾沖突，社會尊重個體，個體服從社會。所以這里的秩序也是整體的秩序。可見，經濟法所追求的自由與秩序的價值取向並不是割裂的，而是統一的、和諧的。現代經濟法更是保障和實現經濟自由的法律手段，經濟自由是其出發點和歸宿，通過為保障和實現經濟自由而採取干預、限制的手段，以達到一種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從而實現自由與秩序之平衡，維護使社會經濟得以良好發展的良好環境。經濟法中的效率指經濟效率（即經濟效益），包括勞動生產效率、經營效率、資源利用效率、利潤率等等；並且這主要是指社會總體經濟效率。⑤社會總體效率為價值取向是經濟法自身的要求。從經濟法的法律體系構成來看，經濟法主要由市場規制方面的法律規范和宏觀調控方面的法律規范兩部分組成。經濟法所調節的是整個市場的秩序，所追求的是社會整體的自由，保障的是大多數主體的權利，故其目的是實現社會總體效率的最大化。這里的社會總體既指靜態，也含動態。經濟法的效率雖然直接是指經濟效率，但它不僅指經濟量的增長，還包括經濟質的提高。經濟的質不局限於經濟性指標，還包括如對環境、人的思想精神等的影響；後者即人們所謂同經濟效益相對應的社會效益。所以，經濟效率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經濟法是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統一的法。具體而言，經濟法把對經濟主體行為的評價視角從自身延展到整個社會，也就是說，經濟主體追求效益的行為，必須置於社會效益之中來認識和評價，只有符合社會效益的行為，才能得到肯定。經濟法從社會效益的需要出發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即通過經濟法的一些強制性規范來規制經濟生活，重新確立經濟主體的行為模式，界定經濟個體活動領域和行為方向。

綜上所述，經濟法與一般意義的法以及民法、行政法的價值取向定位差異，是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在法律體系中必然分野的根源所在。這不僅決定了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各自迥然有異的法律精神與基本觀念，從而使它們在根本價值取向或法律理論上大異其趣。由此也突顯和驗證了經濟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地位和在現代法律體系中的獨特的存在價值與意義。

參考資料：
① 亞當斯密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227頁。

② 楊紫煊 徐傑主編《經濟法學》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P10

③ ⑤漆多俊：《經濟法價值、理念與原則》，載於《經濟法論叢》第2卷,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10月

④ 李昌麒：《經濟法學》[Z]，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頁。

希望能夠幫上忙：）

『柒』 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有哪些

論經濟法的公平價值

摘要：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以社會本位為基礎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的統一，也是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相統一的可持續發展的公平。

關鍵詞：公平 社會本位

一、以社會為本位是經濟法公平價值的基石

經濟法以社會為本位是指經濟法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社會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相對，但又不是後者的集合或某種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後者合力的結果或有機總和。〔1〕經濟法的公平價值具有獨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它建立在以社會為本位的基石之上。

經濟法是在公法對私法的介入，以國家之手對市場失靈的干預中產生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法學上形成了孟德斯鳩、霍布斯為代表的自然法學派。自然法學派從天賦人權的哲學思想出發，認為法就是由人類理性和由事物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聯系。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現，是客觀存在的普遍規律。在經濟學上，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佔主導地位。他認為在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客觀經濟規律會自發實現「自然秩序」。人是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即理性人，在這種「自然秩序中」，當理性人在追求其個人利益的目標時，他好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實現公共最好福利。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他認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策，政府對經濟的任何干預都是有害的，政府的權力應主要用於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全，即「夜警國家」的模式。自然法學派和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對近代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這個時期，以國家干預為主要特徵的經濟法受到削弱，民法得到了充分的發展。〔2〕

然而，亞當·斯密所描繪的完全依靠市場調節，來達到的理性的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自然秩序」並沒有很好地實現，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這樣一幅圖畫：環境污染、資源過度開采、貧富分化、市場壟斷、公共產品短缺等。在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後，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也桎梏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市場調節的盲目和滯後，個體組織生產的有序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序，個體利益的局部性與短期性，往往使個人利益得以彰顯，社會公共利益受到忽視。對此，以個人為本位的民法是無能為力的。尚須「國家之手」的干預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進而恢復經濟的自由與有序、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格局。經濟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會公共利益的公平。它強調人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必須對社會的經濟發展而不只是對個別人的特定利益承擔義務。〔3〕有些行為，在民法來看，也許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這種行為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或造成威脅時，就會受到經濟法的規制。如微軟收購Intuit軟體公司，可謂是個互贏的商業行為。Intuit的股東希望通過其企業被收購而獲得微軟的投資，並利用微軟龐大的國際分銷網分得好處。微軟則希望獲得Intuit公司開發的已佔有個人財務軟體市場近70%分額的Quicken軟體。這場收購雙方平等互利，完全符合民法的條件要求。然而美國政府擔心收購完成後，微軟會獨霸全美的個人財務軟體市場，執意向法院起訴，最終導致了這場交易的流產。〔4〕經濟法總是以個別經濟活動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對比效果為參照，來評價公平價值的實現。

國家干預也應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宗旨。從某種方面講，政府因其本身的特點，在某些時候，也有產生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可能。首先政府幹預經濟，往往以國家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大多數情況下，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是一致的，例如，保護耕地與發展經濟佔用耕地是矛盾的。所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制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年度規劃，嚴格佔用耕地審批制度，遵照「佔多少，墾多少」的原則，徹底落實佔用耕地補償制度。這樣，就會既有利於保護耕地，維護農民的權益，又保障了國家的建設用地，達到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統一。但是，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也會有沖突。如國家為快速發展經濟，過度佔用耕地，則可能暫時有利於國家利益，而損害了社會利益。其次，政府幹預手段的落後，反應的遲鈍，往往難以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形勢。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有優勢，而微觀管理方面不足。政府處於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機構，信息廣泛，但也難免會有偏差，導致決策的失誤。最後，政府作為社會的一個組織，在發揮經濟職能，對社會進行規劃、引導、控制、調節和監督的同時，難免會有尋租現象。且由於目前監督機制不完備，在我國官本位歷史傳統影響下，易滋生腐敗。有鑒於此，在政府幹預社會經濟生活的過程中，干預的程度、方式、方面，都應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宗旨，加強政府幹預的科學性，提高政府人員的素質。

二、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的統一

羅爾斯認為，形式正義執行法律和制度時應當平等適用於屬於它們所規定的各種各樣的人。由形式正義產生形式上的公平。在民法上，公平主要是指形式公平。它意味著機會平等。而機會平等至少要有四個方面的規定性：即社會資源平等地向市場主體開放；競爭的起跑線均等；市場主體同等的不受歧視；市場主體平等的擁有實現其經濟目的的手段。〔5〕民法所強調的機會公平，是以實現抽象的人格平等和個人自由為條件，將作為民事主體的人視為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視客觀存在的人所處的環境和其自身所具備的一切具體特徵，給予民事主體同樣的法律保護。

但是，法律的普遍性並不能應對社會生活的復雜組合。在以競爭為主導的市場經濟中，市場經濟主體形式上的公平卻產生著實質上的不公平。就如一個億萬富翁不可能與一個乞丐具有的條件一樣，經濟法認為，一個經濟巨人與一個經濟侏儒也是不在一個起跑線上的，即使法律賦予他們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由於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諸如行政壟斷、地方保護、信息偏差、經濟實力、地理位置、基礎設施等一系列差別因素的存在，給市場經濟帶來的實質不公，使得民法的形式公平難以實現。形式公平，也是經濟法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標。每個市場經營主體，不論其所有制形式、所在區域的不同，都有進入市場進行平等競爭的機會。經濟法既不為某個市場經營主體在競爭中獲勝創造特別優越的條件，也不特別給某個市場經營主體製造障礙，使其在市場競爭中失敗。〔6〕

形式公平是經濟法公平價值的基礎，是在追求實質公平的條件下的形式公平。民法忽視市場主體的經濟實力、技術經驗等方面的個性特徵，而對他們一視同仁的規定，勢必造成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盛行，產生實質不公平。經濟法恰恰重視個體差異，將市場主體按一定的標准細化為不同類型，屬於同等條件的，同等對待。如同樣的消費者，享有的權利相等；同樣的生產者，所擁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也相等。

經濟法以實質公平為其更高公平價值目標。實質公平是在承認經濟主體的資源和個人稟賦等方面差異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種結果上的公平。〔7〕實質公平要求一方面對具備特殊條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場主體的某些行為進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義務或減少其權利。以反壟斷為例，從現代反壟斷法實現來看，（一個企業）單純的市場控制力通常並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評價，只有當特定的具有市場控制力的企業將其控制力濫用時，法律才對其進行限制或禁止。而企業僅僅具有市場控制但未行濫用，或企業之行為雖有濫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場控制力，則兩者均不違反反壟斷法。另一方面，實質公平對遭受或易於遭受經濟特權侵害的弱小主體進行特別保護，賦予其更多的權利，而承受較少的義務。如各國的產品質量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如銷售者在銷售中存在欺詐，消費者可以商品價格的兩倍向銷售者索賠。為方便消費者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消費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要求賠償，也可以向生產者要求賠償。屬於生產者責任的，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屬於銷售者責任的，生產者賠償後，有權向銷售者追償。這些規定，從形式上看在生產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他們的權利義務是不公平的。但是，生產者有責任生產出質量合格的商品，生產者和銷售者有誠實信用的義務。與消費者相比，他們具有較多的專業知識，消費者處於弱者地位。由此可見，經濟法的實質公平體現了對弱者進行保護的實質公平。

經濟法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還相統一於社會本位的基石之上，體現在：經濟法為社會公共利益，不同時期調整內容也不同，其公平價值取向也不同。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為鼓勵吸引外商來投資，加速我國經濟發展，促進改革開放的步伐，就出台了許多優惠政府，使得那些在資本、管理經濟上比我國企業雄厚、豐富得多的外國企業，享受到了中國企業都享受不到的有利條件。這對我國企業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是不公平的。在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並初步完善，作為WTO的成員，我國的市場競爭規則要同世界接軌，就要求市場經營主體平等地參與競爭，就需要逐漸減少外資企業的優惠條件，讓他們享受國民待遇。再如，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壟斷企業的經濟力量非常強大，所以，反壟斷法是這些國家經濟法的核心。而在我國目前，為增強經濟全球化中我國企業的競爭力，發揮企業的規模效應，應鼓勵、支持建立大型企業集團，實現同我國企業間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

經濟法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條件下同等對待；又追求實質公平，即不同等條件下不同等對待，二者是統一的。形式公平是實質公平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形式公平的實質公平是平均主義。平均就是在機會的擁有和財富的分配上，無視能力和特殊需要的存在而曲解為簡單的按份分攤，是與平等背道而馳的。〔8〕實質公平是經濟法的更高目標。實質公平是形式公平的必然發展。沒有實質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標也不能最終實現。

三、經濟法的公平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

隨著人類文明的加速發展，尤以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以來，人類面臨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問題。世界財富的增長並沒有使所有的國家以及每個國家中所有的地區受益，相反，卻加大了他們之間的貧富差距。人類生產力的極大提高，人口大爆炸，使得他們能夠而又不得不向大自然攫取更多的資源。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采和利用，導致人類生態環境的惡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積銳減、礦產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延續。在對傳統的工業文明和發展模式進行深刻的反思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新的發展和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目前，可持續發展的比較權威的解釋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9〕其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涵：第一，人類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權利，但這些權利必須通過與自然相和諧的方式爭取；第二，當代人在創造與追求自己的發展時，應承認並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機會和後代人的機會平等；第三，為了今世和後代的利益，環境必須成為發展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10〕

經濟法的公平觀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觀，既體現當代人間的公平，又蘊涵代際人間的公平，是追求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公平。當代人間的公平，即維護所有當代人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並滿足其為此的基本需要。它要求一國內地區間有平衡的發展。在一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由於區位條件、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等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不同，造成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等。在某些特定時期，國家為了整體發展的需要，甚或對一些條件好的地區予以政策優惠，來推動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從而加劇了不平等的存在。我國東部和中、西部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區域經濟不平衡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關系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關系地區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重大舉措。」〔11〕代際間的公平，即當代人不能因為自身的發展與需要而損害人類世世代代滿足需求與發展的條件，要給子孫後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的能力的權利。科技的發展，使得後代人有可能開發出新的能源並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但其發展仍然離不開大量的自然資源。環境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我們應留給下一代一個清山綠水的世界。因而當代人既要考慮自身的發展，也要考慮後代人的發展。經濟法還為實現公平的可持續發展作了具體的規制，如土地環境保護法、礦產資源法、水法、漁業法等，都有所體現。

經濟法可持續發展的公平價值觀，是注重社會效益的價值觀。效益是指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效益之間的比較。經濟法的公平價值，不僅限於經濟效益，更強調社會效益。沒有西部地區的現代化就沒有我國的現代化，也就沒有社會效益。在消除地區經濟差距上，東部地區要加強與中西部地區全方位的經濟技術合作，支持和參與西部開發，更好地發揮中西部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中央也應多給予政策、稅收、財政上的支持，如鼓勵外商到中西部投資，加強中西部水利、交通、通信、電網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建立相關的稅收減免和財政補貼、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社會效益必然要求可持續發展的模式，經濟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來換取經濟的短期高速發展。我們應走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路，將簡單粗放的消耗型經濟轉變為高技術含量多的集約型經濟，進行產業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注重生態效應與經濟利益的統一。「經濟法的效益觀所追求的社會效益，在於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經濟成果最大化，同時更是宏觀經濟成果、長遠經濟利益以及社會福利、人文和自然環境、人的自由和自身價值等諸多因素的優化和發展，微觀經濟成果的優化和發展也是社會效益的組成部分之一。」〔12〕只有注重社會效益，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才有保障。

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確立在社會公共利益基礎上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它不只強調代內公平，更將視野擴展到代際公平，顯示了其對整個人類發展的終極關懷。它也是經濟法作為一門獨立法律部門的產生、發展、繁榮的重要的活力源泉。

注 釋：

〔1〕程寶山：《經濟法理論的新思考》[J]，《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2〕李昌麒：《經濟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頁。

〔3〕江合寧：《對經濟法與行政法價值定位的思考》[J]，《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

〔4〕美國司法部將微軟收購之舉提交法院[N]，《國際電子報》，1995年8月7日，轉引自：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總論》[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頁。

〔5〕公丕祥：《論當代中國法制的價值基礎法制與社會發展》[J]，法制與社會發展，1995年第2期。

〔6〕王保樹：《經濟法原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頁。

〔7〕李昌麒：《經濟法學》[Z]，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頁。

〔8〕卓澤淵：《法理學》[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頁。

〔9〕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7年。

〔10〕程信和、李摯萍：《可持續發展———經濟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創新》[J]，廣州：學術研究，2001年第2期。

〔11〕摘自《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12〕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的價值和基本原則芻議》[J]，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賴達清 李文軍

『捌』 急！100分急求談經濟法的重要性，要1500字以上，被採納按質量+100以上！

在我國經濟法屬於新生事物，也屬於熱點事物。法學界對於經濟法理論的研究、討論非常熱烈，而且經濟法也以其熱門程度成為近幾年從業人數最多的法學專業之一。雖然如此，在某些基礎理論問題的研究上與西方國家相比顯然還很不到位，還存在許多模糊認識，追本溯源，其原因主要產生於以下幾個方面：1、經濟基礎不同。經濟法產生於20世紀初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重商主義的影響下，經濟完全自由化，市場經濟高度發展，出現了自身所不能調節的壟斷、不正當競爭等一系列問題，要求國家出面予以調節，以彌補市場自身的缺陷，由此產生了以政府幹預，調節市場失靈為主要功能的經濟法。而對於我國來說，在經歷了長期的計劃經濟後，正在向市場經濟轉變，市場經濟體制尚未發展成熟與完善，對於什麼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缺陷等問題，還處於摸索階段，有的甚至是將國外的某些理論生搬硬套。這就決定了我國對經濟法理論的研究仍然存在著許多不甚明了的地方。2、在我國法學領域的研究中，存在著封閉性、政治性（為政治服務）和非實踐性（重理論輕實踐的特點）等特點。因此對經濟法的研究往往不注重與其他部門法的比較分析，且不考慮經濟法實踐的效果問題，使得經濟法雖然在研究人數上占優勢，但仍然很難成熟起來。因此，在經濟法的理論問題上依然存在許多爭論。

下面筆者僅就經濟法的獨立存在問題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和經濟法的價值兩方面發表一下個人觀點。在闡述之前，先讓我們來明確一個問題，即經濟法究竟是什麼——經濟法的本質問題。

經濟法的本質是經濟法的一個基本范疇，也是經濟法最基本的理論問題之一，它是所有從事經濟法學研究的人都無法迴避的問題。可以說經濟法的本質是討論其他理論問題的前提。

在法學界對經濟法的本質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1]1、需要干預經濟關系論；2、社會公共干預論；3、協調主義論。而對經濟法本質最激烈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干預主義與協調主義」。

持干預主義觀點的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宗旨和理念就是干預市場經濟運行，是對市場運行的盲目性和局限性進行的規制，是運用國家權力干預自然狀態的市場活動以避免不完全競爭，外部性等市場失靈的問題，以及重新分配社會財富以求經濟公平。

筆者更多的傾向於協調主義。不錯，經濟法確實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市場不能克服自身缺陷、強烈呼籲以國家之手予以干預的前提下而產生的（其產生確實有一定的國家干預性），但是，對於經濟法的本質，我們不僅要從資本主義經濟法產生的實質來看，更要結合我國經濟法產生的社會背景——在經濟體制改革後才出現。如果說經濟法的本質是干預主義，那麼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前的那種計劃經濟，不正是完全的國家干預嗎？為什麼那時卻沒有經濟法產生呢？干預主義，它過分的強調了經濟法對「市場失靈」的方面調控，認為市場對自身的缺陷無法彌補，需要國家的參與來對其進行補正，通過政府的政策來干預經濟。是「以『國家之手』來代替『市場之手』[2]（無形的手）來滿足各種經濟性的，及社會協調性要求而制定之法」。這就要求國家或說政府是「純理性」的，是「完美無瑕」的。但實際上，政府本身仍然存在許多不能克服的致命缺點。第一、官僚主義。政府部門屬於非盈利性機構，並沒有像盈利性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提高生產效率的需求，其工作效率與利益沒有直接聯系，使他們並不存在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因此互相「扯皮」、「踢球」的現象層出不窮，無形中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又達不到管理的效果；第二、信息滯後性。與市場一樣，政府在對市場運行進行調節或規制時，必須要先以一定的市場信息為基礎，來判斷該採取哪種方法來調整以及調整之後要達到一種什麼樣的結果。但政府的信息來源主要靠各個基層機構層層傳遞，這就決定「市場失靈」現象的出現與政府制定相關政策之間有一個時間差，不能很好地及時調整；第三、利益非普遍性。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可能照顧所有人的普遍利益，必然會使某些人得利，而對另一些人不利。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就會為了自己能在政府政策中處於利益優勢，「拉關系，走後門」，浪費市場資源，嚴重干擾了政府做出政策的准確程度和可信性，而不是用於生產上，產生了資源浪費。另外，對於政府來說也有其自身的利益，並且由於政府任期較短的原因，使得每屆政府在對市場進行管理時，著眼點往往固定在本屆政府執政時期內的政績，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視甚至妨礙了市場的長期利益。因此使得某些時候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參與不僅不能彌補市場的缺陷，反而更加降低了市場的效率，使人們在對市場失靈迫切需要政府幹預的同時，對政府自身的問題憂心忡忡。因此，對於經濟法來說，不能片面的強調「國家之手」或「市場之手」，其本質應是平衡協調，即一方面，經濟法是市場存在缺陷情況下的一種法律救濟；另一方面，它必須在確認政府對市場失靈的干預的同時，對政府幹預的缺陷加以糾正和限制，在市場和政府之間求得平衡，協調兩者關系，兼顧兩者的利益。

經濟法這一協調本質對經濟法的其它理論產生著深刻的影響，而且通過經濟法的本質我們也可以看出，經濟法在現實生活中的獨特意義。

一、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看經濟法的獨立存在

調整對象在很大程度上標志著此部門法與彼部門法的區別。簡單來說「調整對象」就是該法律所調整的一定的社會關系。

許多否定經濟法獨立存在的法學家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包括在民商法和行政法領域中的，因此應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分解開來，分別劃入民商法和行政法門下。我們說這種觀點是不能被接受的。誠然，在現實中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表面上確實與民商法、行政法的調整對象類似，但並不能據此否認經濟法具有獨立的調整對象。況且，現實社會是紛繁復雜的，大量的社會關系需要不同部門法從不同角度予以調整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而且的確存在某些「獨立」的社會關系，已有的老部門法（如民商法、行政法）已經不能對其進行有效的調解，而必須由一種新型部門法——經濟法調整。在這里所說的「獨立」並不意味著「絕對專有」，而應被理解為是一種「共性」[3]，相當於同一類型的社會關系。也就是說，在社會生活中存在同一類的社會關系需要經濟法予以調整，這「同一類型的社會關系」就是經濟法調整對象。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著一類與民法所調整的平等、自願的財產關系相區別的經濟關系。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單一的受國家計劃的指導，國家對企業讓利放權，企業的自主權進一步擴大，但追求利潤的特性使得企業更願意從事那些獲利豐厚、負擔風險較小、成本較少的行業。因此便產生了一種兩極分化的趨勢，對於那些社會公共事業，那些高風險、高投入、基礎性行業，由於商人追求利益、規避風險的天性而缺乏投資慾望，企業不願意經營；另一方面，那些盈利好，回報好的行業，企業經營相對過於密集，迫使市場資源分配極不均衡，造成社會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為了維護社會的基本秩序，保護全體社會的公共利益，國家擺脫了高高在上的地位，搖身一變作為市場經濟的參與者投入到這些行業中來，動用財政力量對社會投資比例進行再分配，暗中調整、控制市場的運行，對市場經濟進行間接的管理，以達到平衡社會利益目的。「而這種具有社會性和管理性內在結合的性質的經濟關系，已經超出了民法（私法）調整的原則；同時又兼具行政法（公法）調整對象類似的某些特點，確切地說，它是一種公私利益協調兼顧與融合的產物」。是國家運用「宏觀調控之手」對市場運行進行間接調控的表現，而這種經濟關系只能有經濟法來調整。

此外，對於市場上為數眾多的經營者，一方面他們的組織形式、產權責任等經濟組織內部的經濟關系，需要國家制定明確的法律、法規予以規制；另一方面，他們嚴格遵守「有競爭，就會有壟斷，就會有不正當競爭」這一市場辯證法。市場「無形之手」造成的惡果必然要求「國家之手」給予調節。在這一領域中往往要求國家直接針對個案，制定相關法律，杜絕以後該類案件的發生。但這種干預並不是行政法意義上「基於國家公共權利」作用的政府行政行為，而是對社會進行調控。是基於社會公眾的長期、持久利益的保護而著眼的一種經濟管理行為，是政府運用指導、監督、計劃等手段，對市場運行在微觀上予以直接規制。

當然，總的來說除了上述各種經濟關系外，對於在市場經濟中政府過度運用權利傾向，政府自身利益和偏好的擴張性、官僚性等政府經濟行為，經濟法更應予以規制，以防止因權利過渡膨脹和權利至上而損害市場主體利益。

總之，雖然立法者為了達到對某一類社會關系的有效調整，往往在同一法律中將民事、行政、刑事等各種調整方法根據需要進行有機結合、綜合使用，但仍不妨礙各部門法擁有自己獨特的調整對象。經濟法則主要調整國家和政府、生產經營者、消費者之間涉及社會公共利益的社會關系。當然，並不是說只要是有關社會公共利益的社會關系，經濟法都要予以調整，對於那些市場能有效調整，經濟法不能克服市場缺陷的情況，或經濟法克服市場缺陷成本過高的情況，就沒有經濟法予以調整的必要了。

二、從經濟法的價值看經濟法的獨立存在

「單純的實在法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只有當它能夠符合人們的主觀願望，符合它的存在基礎時，它才能實際的對社會發生效用和影響，此時法律面臨的問題，是它能否符合人們的主觀評價，及法律能否滿足社會主體的需要，及法律是否能夠發揮社會效用，這就是法律的價值問題」。[4]則經濟法的價值就是人們當初在設置經濟法成文法時最初的動機，為了滿足當時社會的那些需要而設立的，及經濟法設立之後運用到社會實踐生活中來所起到的作用，達到的效果。

首先，經濟法的產生是為了滿足人們對社會總體效益的追求。在近代，人們曾經認為個體效益與社會整體效益是一致的，社會整體效益只是全部個體效益簡單的相加，只要達到了個體效益最大化就能促進社會總體效益最大化的實現。人們為了追求個人效益的最大化，對個人權利進行絕對保護，使得個人本位的民商法統領經濟生活，財產所有權絕對和契約自由的原則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因此，個人行為只要是雙方基於合意產生，法律一般是不給予限制的。由於每個經濟主體均只從自己的利益、認識能力出發進行意思自治，不可避免的是資本和生產過分集中，很快便出現了壟斷，不正當競爭的現象。當人們通過這種方式去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他們雖然表面上並沒有傷害了某個公民、法人的利益，而實質上卻妨礙了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損害了社會整體利益，也就是說他們是通過侵犯社會整體利益，侵害市場秩序，而侵害公民、法人的個人利益。實際上，對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明顯不能是社會總體利益最大化，進而還有可能妨礙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因此，經濟法為了滿足人們對社會整體利益的渴求，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與均衡，而代替民法對經濟領域進行調整。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經濟法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個體利益和社會利益平衡基礎上的社會利益至上，並最終體現為社會公正、效益、經濟安全這三個具體價值目標。l、社會公平——社會利益的核心。經濟法不像民法那樣以個體權利的保護為邏輯，追求個體在權利上、地位上的絕對平等，是競爭條件和利益獲得的機會公平，它要求市場競爭的維護者建立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秩序，使每個經營主體，不管是強者或弱者，均有平等的機會進入市場，參與到競爭中來，並且所擔負的經濟代價和取得收益回報的條件是相同的，以至於在關系國計民生的特殊領域、特別行為和經濟弱者的具體人格予以傾斜性保護，通過干預、協助，增強弱者地位，使弱者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時能同強者抗衡（如承認優勝劣汰與實行公力扶持，鼓勵自由競爭與反對市場壟斷等），是以形式上的不平等達到實質結果的平等，從實質上為實現社會主體生存、發展機會均等創造條件，使大家在競爭中處於同一起跑線；2、效益———社會利益的基礎。它要求經濟法必須保障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實現對特定資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益最大化。用有限的資源生產更多的社會產品，為全部社會成員個體謀求更多的社會福利，從而通過對社會利益的促進而實現對個人利益、集體利益乃至國家利益的保護和增長，即只有在全社會總體效益增長的前提下，個體利益的增長才是真正高效益的增長，從而實現最大的公平、整體的公平；3、經濟安全———社會利益的保障。要求經濟法在運用國家之手對社會經濟進行積極干預，克服市場機制本身的缺陷，維護促進市場機制本身的積極因素，在抑制和克服市場機制的消極因素的同時，更要重視強調政府幹預經濟的安全性和合理性，也就是說要更加註重對政府權利的限制，使國家經濟權利介入市場活動必須符合法定的目的和程序，要依法調制、適度調制，防止以社會利益至上為借口，隨意侵犯市場主體私人利益。

總上所述，經濟法具有與舊部門法相區別的獨特的調整對象和法律價值，經濟法超越了民商法的局限性，成為一個全新且獨立的法律部門，對於民商法及行政法所不能調整的領域給予規制，完善了我國的法律體系，並且與其他部門法一道為繁榮現代市場經濟做出自己的貢獻。

『玖』 經濟法的價值和基本原則是什麼

構成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要素：(1)普遍性，(2)法律性，(3)經濟法特性。其兩大基本原則是適當干預原則和合理競爭原則。它們反映了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特殊性，體現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的本質要求；同時科學地概括了經濟法具體規則的內在連結和精神，較好地實現了經濟法中價值與具體規則的匯合和融通。並且二原則已為大量經濟法規所昭示，凸顯了公權和私權的有機統一，准確地揭示了經濟法基本原則之特質。
學者對經濟法基本原則的揭示，大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缺失，這主要反映於： 1、將非法律的原則表述為一種法律原則，如資源優化配置原則。
2、將法律的一般性原則表述為經濟法所特有的原則，如責權利相統一原則。依史際春、鄧峰先生的觀點，「責權利相統一原則主要是指在經濟法律關系中各管理主體和公有制主導之經濟活動主體所附的權利（力）、利益、義務和職責必須相一致，不應當有脫節、錯位、不平衡等現象存在。」但是，責權利相統一原則固然是經濟法應當確立的一項准則，但其並未反映或體現經濟法之特質，將其納入其他部門法之界域，如行政法，同樣也言之有據。
3.將經濟法部門法的原則錯位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如邱本先生的「計劃原則」或「反壟斷原則」。雖然經濟法基本原則取決於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知，但即使就邱本先生所主張的經濟法體系包括計劃法和反壟斷法兩部分的觀點來看，計劃原則與反壟斷原則也僅僅是經濟法部門法之原則，而無法函蓋經濟法之全部和整體。
4.將經濟法價值作為經濟法原則。正如前述，經濟法價值與經濟法基本原則是迥然有別的，但在李先生之諸原則中，如經濟民主、經濟公平、經濟效益等，將其納入經濟法價值范疇，頗為恰切，但如果作為經濟法基本原則，則難以契合作為原則本身的內質和要求。
5.將經濟法的調整方法作為經濟法原則，如史際春、鄧峰先生所主張的「平衡協調原則」。在他們看來，「平衡協調原則是指經濟法的立法和執法要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來調整具體經濟關系，協調經濟利益關系，以促進引導或強制實現社會整體目標與個體利益目標的統一。」從其表述中，不難看出平衡協調原則主要強調的是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所使用的方法或手段，史先生等將其納入經濟法基本原則，有所不妥。這一是因為在法的一般意義上，法律原本就是利益之調節器，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樣，「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乃是調整和調和種種相互沖突的利益，無論是個人利益還是社會利益」。耶林也同樣指出：「法律的目標是在個人原則與社會原則之間形成一種平衡。」因而，平衡協調各種關系和利益，不僅經濟法使然，其他部門法亦同樣如此。民法對民事主體相互利益關系之衡平，行政法對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利益之調整均概莫能外；其二，平衡協調就其本質而言，作為一項調整方法更為恰切，納入經濟法基本原則的范疇未免有方圓木鑿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