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的抽象性

Ⅰ 如何理解經濟法的現代性特徵

經濟法同各類傳統部門法相比，具有突出的現代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在精神追求上的現代性 ①伴隨著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巨大變遷，新興的經濟法與傳統部門法在精神追求方面的差異日顯，並尤其體現在經濟法的價值取向或宗旨等方面。 ②經濟法既不同於更側重於保護私人利益的傳統私法，也不同於更側重於保護國家利益的傳統公法，它更追求一種「和諧」或稱「協調」，這是經濟法不同於傳統部門法的一種基本精神。 ③經濟法的價值取向不同於傳統的部門法，經濟法本質上是社會本位法，以社會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之維護為目標。 (2)在背景依賴上的現代性 ①經濟法賴以產生的經濟基礎不同於傳統的部門法，經濟法產生於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積極的調控與規制，這就使得經濟法產生的經濟基礎為現代的市場經濟。 ②經濟法賴以產生的社會基礎不同於傳統部門法，經濟法產生於高度社會化的時代，社會分工的細化，社會的多元化和抽象化都使得經濟法的價值目標為社會本位。 ③上述的經濟與社會基礎，是經濟法賴以產生的重要背景，而這一背景與傳統部門法是不同的。 (3)在制度建構上的現代性 ①制度形成上的現代性。經濟法制度的形成，與經濟政策的聯系十分密切，具有很強的「政策性」，這是以往的傳統部門法所不具有的。 ②制度構成上的現代性。從制度構成上看，經濟法不僅包含了大量的實體法規范，而且還有越來越多的程序法規范不斷滲入。這是經濟法所要解決的日益復雜的現代問題對程序性的要求，同時也是對效率價值的追求。 ③制度運作上的現代性。經濟法的制度運作主要是體現在行政領域，而不是司法領域，這與傳統部門法的案件大量有司法機關來審理是有很大不同的

Ⅱ 簡述經濟法屬性有哪些

經濟法作為一種社會經濟主體關系和經濟利益的分配方案,其運行機制及其機制的機理蘊涵著經濟法最基本的四對相關屬性,即社會公共性與政治偏好性、公共認同性與法律強制性、普遍性與回應性、應然性與實然性.

Ⅲ 經濟法有哪些基本屬性

關於經濟法的概念、法律屬性及其與其他的法律部門(特別是與經濟法又諸多相似的社會法) 有著何種關系等問題,在經濟法理論界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迄今為止仍未形成比較一致的認識。從傳統的法律部門劃分的立足點切入,分析經濟法產生的基本假設和原因,最後得出經濟法的法律屬性是第三法域法、現代法。

關鍵詞:經濟法;公私二元結構;第三法域;社會本位

1 傳統法律部門劃分的立足點從人類的慾望出發,來研究各個學科的問題,往往被認為是一個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起點和入口。在基本的人類慾望方面,可以分為公共慾望和私人慾望兩類。私人慾望是獨立的私人主體為滿足自身的某種需要而產生的願望;公共慾望則是在各種私人慾望的基礎上而形成的各類私人主體所共有的願望。在政治學、社會學領域,同私人慾望與公共慾望的「二分法」相聯系,存在著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結構。其中,政治國家的存在,往往被認為是實現人類公共慾望的需要;而市民社會的存在,則至少在客觀上具有同政治國家相抗衡的功用,從而有助於保護私人慾望的實現,進而使市民社會成為實現私慾的主要領域。

傳統法律部門劃分是以公私二元結構為基礎的,公法和私法的劃分是大陸法系的歷史傳統,起源於古羅馬法。

近代法體系關於公法和私法的區分雖然是對羅馬法的繼受,但更應該說是19 世紀以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分離為背景的產物,是為了確保與國家支配相對立的市民社會為基礎的自由的私法秩序的自主性。公法和私法的劃分背後,是法學家們對國家權力的恐懼和反感。最富於代表性的是霍布斯,他將國家比作是「利維坦」,以及孟德斯鳩提出的「三權分立」、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出的權利屬於人民,托克維爾、盧梭、伏爾泰這些偉人毫無例外對國家和極權持一種對抗的態度。一般認為公法主要是調整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權利稱為公權,公法通常包括憲法、行政法、刑法、訴訟法和軍事法等;私法主要調整私人之間的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權利稱為私權,私法特指民法。以公私法劃分為基礎的傳統法律體系的特點就是:高度抽象的主體制度,整個法律體系中只有兩個主體,私人(包括法人) 和國家。

通過美國學者梅利曼的論述,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公法和私法:「在私法關系中,當事人彼此平等,國家作為公斷人;在公法關系中,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或作為君王權力的繼承者,他是一方當事人,但具有高於其他人的權威) 。公法、私法這兩個極不相同的觀念的發展進一步把這種區分牢牢地紮根於法律制度中」。

2 經濟法學的基本假設法學研究之深入,端賴於範式轉換,對於假設的重要價值,紐拉特曾指出:「在社會科學中,我們看到的只是假設之網。」第一部分所論述「公私二元結構」可以認為是法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中的共通性的基本假設。而在經濟法學領域還有獨特價值的基本假設。

2. 1 雙手並用假設雙手並用假設的基本含義是:調節經濟或配置資源的手段有兩個,一個是市場的無形之手(通稱「看不見的手」) ,另一個是國家(或稱政府) 的有形之手( 通稱「看得見的手」) ,一個國家對於經濟的調節需要雙手並用,從而構成一個二元結構假設。我國得憲法修正案實際上已經默認了這一假設。我國憲法修正案第七條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這些規定表明,我國已經在憲法上承認了市場經濟體制,因而也就承認了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以及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於宏觀調控的普遍需求和國家規制的不可或缺。即要使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發揮基礎性作用,而國家則要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在現代國家雙手並用的情況下,才會產生協調雙手、解決其中可能存在的雙手失靈等不足的經濟法。絕對的計劃經濟不需要經濟法,絕對的市場經濟容不得經濟法。通過雙手並用假設,可以更清楚地說明在經濟學上長期爭論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也有助於更好地說明私法和公法的關系、民法與經濟法的關系等問題。

2. 2 兩個失靈假設在運用市場的無形之手進行調節的情況下,隨著市場經濟向縱深發展,妨害競爭、外部效應、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從而使市場調節的無形之手很難有效地發揮作用;與此同時,諸如公平分配、幣值穩定等問題,也是市場機制不能有效解決的,由此提出了市場失靈的假設。一般認為,市場的缺陷只能由市場以外的力量來彌補。

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講,市場失靈為政府進行某種形式的干預提供了空間。但「對那些提議對市場失靈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採取政府幹預的人們,經濟學家提醒他們也不要忘記政府同私人市場一樣有缺陷」,「當政府政策或集體行動所採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經濟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時,政府失靈便產生了。」正是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邏輯下,才有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餘地。

3 經濟法的產生在論述經濟法學的基本假設時,其實已經可以看出經濟法產生的原因。這里筆者試圖從社會結構的角度闡述這個問題。

3. 1 社會結構的變化為什麼需要經濟法? 這個答案非常簡單:是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社會結構的變動,導致傳統法律部門無法正確有效地應對社會現實,促使了經濟法的出現。

隨著社會化分工,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之間出現了融合的地帶。著名的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描述到,新的社會經濟思想,即國家義務或者在於有規律地干預各種力量的自由放任,從而保護經濟上的弱者,這種思想雖然還沒有深入到私法觀念。一種新結合的經濟形式,不再使個人主義經濟力量任意發生作用,而是通過愈益包容廣泛的經濟單位組合聚集而加以組織和確定的經濟本身,已經躊躇遲疑地、偶爾不時地向新的社會法律思想伸出。市場的擴展,大規模的生產成為可能,大規模的資本聚集,在資本主義發展到19 世紀末產生了巨型的企業或組織。

「經濟結構的迅猛迅猛變化和新的利益的組織和成員,兩者的結合給政策議程和政治特性帶來了顯著的影響。盡管許多群體都支持改革,它們的具體目標差別顯著。所有的群體都認為地方市場體系的衰落和大公司的不斷增長的權力,構成了對財產權的重大威脅」。正是這些大型組織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導致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對於傳統法律體系而言,二元結構形成的公法和私法是其根本立足點和基礎,傳統法律中不考慮組織的大小,而當社會基礎性結構發展到政治國家———團體社會———市民社會的三元結構,主體變為國家———組織———私人時,法律的調整就顯得力不從心了。

Ⅳ 經濟法的屬性是什麼

大陸法系的劃分方法。經濟法中管理性法律法規屬於公法部分；自治性法律法規屬於私法部分。在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中，經濟法的公法部分強於私法部分。

Ⅳ 經濟法中的法人和自然人到底是什麼太抽象了@

法人特指為某個單位，具體指能夠獨立承擔責任的單位，例如某某有限公司專，但某某有限公司屬分公司就不是法人單位，這個可以從分公司的定義看出。
自然人就是活生生的人，例如你我，自然人的范圍廣於公民，例如中國公民，是指具有中國戶籍的人，但你我也可能沒有戶籍，但這不影響我們成為自然人。
我所做的定義是我自己理解的，不作為正式考試的答案，呵呵

Ⅵ 如何理解經濟法的邊緣性

論經濟法的邊緣(一)

所謂經濟法的邊緣，是指經濟法學的研究范圍，其核心是廓清經濟法與民法、經濟法與行政法的界限。這是經濟法學理論研究的老問題，本文擬從新的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以確定經濟法學的研究領域。
一、問題的提出過去經濟法學理論研究，關於經濟法的研究范圍都是與研究者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界定緊密聯系的。在此筆者將其稱之為"調整對象說"。這一學說有多種觀點①，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優秀的觀點是以劃分經濟法與民法、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為前提，將它們之間的關系表述為既有密切聯系又有區別的不同法律部門，然後確立經濟法的獨立地位②。這一理論，看似對經濟法與民法、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作了劃分，但深入考察便不難發現：它並沒有真正闡明經濟法與民法、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也不可能劃清它們的界限。這里明顯的問題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什麼？至今仍無統一認識。以一個不確定的概念來作為劃分法律部門的標准，就不同學者所認識的不同的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而言，經濟法與民法、經濟法與行政法的界限或經濟法的范圍絕非毫釐之差。本文無意於批判或非難某種理論，且筆者也是調整對象說的贊成者。但是，這種研究方法作為一種既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研究的深入，阻礙了縱深思維。因此，有必要跳出既定模式的簡單框架。
筆者認為，現存的調整對象說在闡述經濟法的獨立性時，至少存在如下難題：
1、作為區分民法與經濟法、行政法與經濟法的的調整對象究竟是什麼？是經濟關系還是社會關系？這些關系的特點是什麼？2、經濟關系能否分割？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在調整經濟關系時是共同調整還是分別調整？如果是共同調整，不同的法律部門劃分以什麼為標准？如果是分別調整，不同的法律部門又以什麼為劃分標准？
3、法律部門的分類與學科分類是否同一概念？以調整對象為標准所劃分的法律部門是學理概念還是法律形式概念？
這些問題，都是十分艱難卻又表現解決的經濟法學基礎理論問題。
二、調整對象與法律部門的劃分
經濟法具體的調整對象是什麼，筆者將另文討論，這里僅研究調整對象對於確立經濟法部門即經濟法學研究范圍的意義。調整對象說的基本觀點是將經濟法有無獨立的調整對象作為經濟法能否取得獨立的法律部門的基本標志。綜觀經濟法學理論研究的諸流派及觀點，關於經濟法的獨立地位可分為兩大派，即肯定派與否定派，但兩大派的基本論據是一致的。否定派認為："經濟法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是一個十分必要的法律學科。"因為"經濟法沒有統一的調整對象和方法，所以，無論是單個的經濟法規或是這些經濟法規的總合，都不能構成獨立的法律部門"。"誰要想建立一個經濟法部門，就必須指出這些經濟法規在調整對象上的同類型，或者指出我國現階段已產生了一種新的經濟關系，並應找到在這種經濟關系中起作用的特殊規律，找出不同於其他部門法的調整原則和方法。如果只是簡單地把已經受到其他法律部門調整的諸種經濟關系都歸由經濟法調整，並以此建立經濟法部門，這不僅違背了唯物主義法學關於以社會關系本質屬性作為劃分部門法的基本理論，而且必然是以否定或者貶低其他部門法為代價的。"③肯定派則是以肯定經濟法有獨立的調整對象為國為依據，認為經濟法是獨立的法律部門。肯定派關於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又有多種觀點。但均認為經濟法是調整一定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這里可以看到：無論哪個流派、哪種觀點關於經濟法的調整對象都反復使用了兩個概念，即"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這兩個概念是否可以等使用？它們的內涵與外延是否一致？確定它們的涵義直接關繫到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界定，對於確定經濟法的概念具有直接影響。首先，我們考察一下"社會關系"。法理學認為："劃分法律部門的標准，主要是法律所調整的不同的社會關系，即調整對象。社會關系即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不同的社會關系實際上是指社會的不同領域，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宗教、家庭、民族等各個領域。""社會關系涉及到各個領域，就是在某一個領域中，其范圍也是十分廣泛的。例如：經濟領域就存在各種社會關系，絕非一個法律部門所能囊括的，除民法外，還有經濟法、勞動法等。④"據此，社會關系的不同屬性是劃分法律部門的標准。那麼，作為法律調整對象的社會關系應該是怎樣的呢？是"法所調整的一定的能夠體現為意志關系的具體的社會關系。"其特點為："一是一定范圍的社會關系，是統治階級認為最重要的，體現和反映國家、組織和個人重要利益的社會關系，而不是全部社會關系。二是可以體現為意志關系和意志行為的社會關系，是人們為了實現一定的目的而自覺努力的心理狀態支配下所形成的社會關系和行為，而無意志的行為不能成為法律調整的對象。三是現實中具體存在的，具有明確的主體、客體和具體權利義務的社會關系，而抽象的、觀念的社會關系是不能成為法律的調整對象的。⑤"至此可以認為，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社會關系也應具備上述特徵。其次，我們再來考察一下"經濟關系"。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經濟關系是人們在以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為基本內容的經濟活動中結成的社會關系。馬克思將經濟關系或生產關系的產生論述為："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系，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⑥"斯大林則對經濟關系的內容作了如下說明："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這里包括：（1）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2）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3）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⑦"顯然，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經濟關系就是指社會關系。但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經濟關系卻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學概念，它所反映的是經濟運行規律或諸經濟因素間的相關性以及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⑧。這時的經濟關系絕不是社會關系。根據以上考察可以認為，"社會關系"與"經濟關系"在法學中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及西方經濟學中都是有明確涵義的，似乎可以肯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某些概念與法學中的概念是不應該也不能混同的。正如所有制與所有權在經濟學與法學上的涵義一樣，它們分屬不同的范疇，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中的經濟關系均不是法學上的社會關系。然而，在諸多經濟法理論研究中卻出現了這些概念混同的現象，使人們難以理解某一概念的真正涵義和范疇，如有的學者對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作了如下表述："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一定的經濟關系。""而經濟關系包括生產關系和具體的社會關系兩種，""由於生產關系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所以經濟法對於它無從調整，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一定經濟關系，是存在於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受生產關系制約的一定范圍的具體的經濟關系。⑨"這里的"經濟關系"顯然是指社會關系，但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關系就是生產關系。那麼，根據以上觀點，具體的經濟關系如何產生？它又如何與生產關系相區別？既然經濟法不調整生產關系，那麼它調整的又是什麼關系呢？以上種種均反應出概念使用方面沒有劃清范疇或學科的問題。

Ⅶ 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經濟法從產生到發展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盡管如此，法學界對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仍然爭論不休。否定派認為由於經濟法不存在獨立的調整對象與調整方法，因此它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肯定派則主要從社會實踐角度尤其是克服市場失靈來論證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新興的法律部門。從表現上看，兩大不同觀點的爭論似乎只是局限於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問題上；其實，從更深層次上看，二者實際上是對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認識上存在截然相反的觀點。本文擬對傳統經濟法理論有關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研究進行修正與完善來進一步論證經濟的產生與發展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
一、市場失靈現象分析
（一） 市場存在失靈情形
市場，原本意義上是指人們交換物品的場所，後來逐步演化為一種社會資源配置機制。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經將它比作 「看不見的手」，並且認為如果沒有任何外力的干預，這只手可以引導人們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使社會利益最大化，這就是所謂的無形之手理論。[①]雖然市場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發現的最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但它並不像無形之手理論描述的那樣是萬能。以庇古等人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家通過規范分析得出，由於壟斷、外部性和社會不平等是內生於自由競爭市場卻又市場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市場是存在缺陷的，無形之手是會失靈的。[②]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又翻譯為市場失敗，它一般是指市場機制在一定場合下會導致資源不適當配置，使自由的市場均衡背離帕累托最優狀態。市場出現失靈的情形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從哲學角度來講，事物的兩面性以及發展變化原理說明市場不可能一直是完美無暇的，當市場運行環境變化發展達到一定階段時，市場本身存在的缺陷必然會暴露出來，市場也就出現失靈情形；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和社會實踐也證明：在現代經濟環境下，由於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包括自然壟斷）、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均衡等因素的作用，單一的市場資源配置機制不可能完成良性市場秩序的建設任務。[③]現代市場失靈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⑴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公；⑵外部負效應問題 ；⑶競爭失敗和市場壟斷的形成 ；⑷失業問題 ；⑸區域經濟不協調問題 ；⑹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⑺公共資源的過渡使用等等。這些表現形式都是市場內部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市場失靈也是客觀存在的經濟規律之一。
（二） 市場失靈是一種抽象的表述
市場失靈是人們對市場無法完成全部社會資源配置的經濟現象所作地一種抽象語言概括。它雖然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的，但其各自內容卻往往具有相對的特定性。這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不同階段的市場失靈的程度與具體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作為一種社會資源的配置機制，市場本身的功能是有限的。當市場運行的環境對市場本身的要求越來越高時，市場的相對缺陷也就暴露的越多，市場也就越發顯得失靈甚至出現完全的癱瘓。西方國家的的社會發展過程就是最好的證明。當西方資本主義剛剛擺脫封建制度的約束時，由於當時的經濟運行環境要求相對較低，市場幾乎能夠完成所有的社會資源的配置。正是在這種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催生了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理論，它濫觴於整個古典經濟學時代。好景不長，伴隨著商品經濟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市場失靈日益嚴重，例如弱性的交易規則導致欺詐泛濫逐步上升到商行為的不規范導致交易費用的大幅度增加直至出現1933年資本主義的經濟大危機。第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市場失靈也有差異。由於各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有所不同，因此市場失靈在這些國家和地區間表現的也有很大的差異。有的國家或者地區的市場失靈已經達到了政府公權必須赤裸的光明正大的進行干預的地步，目前世界上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或者地區大部分屬於這種類型；而有的國家或者地區尚還處於市場自由配置的末期階段，這種情形一般發生在經濟比較落後的中小國家。值得指出的是，即使經濟發展水平基本處於同一層次的國家或者地區，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它們之間市場失靈具體情況也是不盡相同的，往往表現出帶有個性色彩。研究市場失靈的相對特定性對於我們界定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產生與發展有著深刻的意義，它表明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具體時間是不盡相同，對經濟法產生時間進行籠統下結論的做法是不科學的。
市場失靈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的抽象表述，它本身具有客觀性，它不以人們的發現與否而改變存在。人們能夠認識到市場也會失靈的意義就在於能夠充分發揮人類的主動性去創造條件來逐步改變市場失靈的存在形式，逐步減輕其給社會帶來的副面影響。但人類不可能徹底的消除市場失靈，除非人類社會不存在商品交換。認識與肯定市場失靈的客觀性對於我們研究經濟法的產生必然性具有根本性的意義。我國傳統的經濟法理論一般都是以公共福利理論的「市場失敗」論作為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的最基本理由。筆者認為，雖然我國傳統的經濟法理論基本上清楚闡述了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但是其本身的表達方式和推理邏輯上需要進行局部的修正與完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學科之間的爭論。
二、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
（一）市場失靈催生相應的法律部門產生
市場失靈是對社會資源優化配置機制的反動，它往往會給經濟的發展帶來巨大的副面影響。因此當市場秩序與社會經濟發展出現明顯的不協調時，政府必然會採取一定的措施與手段進行的干預，制定相應的法律便是其中重要手段之一。由於市場失靈在不同階段有著不同表現，因此不同時期針對市場失靈的立法也有所不同。有的學者對此進行作了一定的歸納與總結，他認為「伴隨著商品經濟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交易費用逐漸增大，民法、商法、經濟法相繼產生。其產生的軌跡具體呈現為：首先，平等交易主體之間因欺詐、違約等行為導致的交易費用增加，不具體強制性的交易規則演變成具有強制性的民法規范，以保證交易規則被遵守，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費用；其次，市場主體規模擴大，內部交易費用增加，商行為不統一、不規范導致交易費用增加，商法產生並從民法中獨立出來；再者，交易費用繼續增加、市場經濟秩序崩潰，以政府公權力直接干預市場交易行為和間接調空宏觀經濟的經濟法產生。」[④]依據上述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市場失靈催生了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三個法律部門的相繼產生這樣的結論。
（二）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不可替代的法律部門
通過前面的分析，市場失靈理論已充分的證明了相關法律部門產生的必然性。目前，雖然法學界對民法與商法的關系還存在一定的爭議，但總體上還是沒有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爭論的那麼激烈。肯定派與否定派是針鋒相對，各執一詞。從爭論的結果上來看，如果從純粹的傳統理論分析，否定派則佔有很大的優勢；如果從社會實踐來看，肯定派則佔有上風。這場爭論實質反映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因此，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刻反思與檢討並試圖尋求新的理論來論證經濟法部門的存在。筆者認為，既然市場失靈理論已經證明相關法律部門產生的必然性，那麼我們就應該從社會現實來討論經濟法的存在情況，而不是固守和套用傳統的理論。由於所謂的法律部門本質上只不過是學者根據大量已經存在某類法律規范而在理論上對它們所作的一種抽象上的歸納與表述，因此討論一個法律部門是否存在，其最直觀有力的依據就是看看相關法律規范是否大量存在；如果社會現實客觀存在大量的某類法律規范，那麼該法律部門就是獨立存在的。民法和刑法兩個法律部門的形成與發展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以此為標尺，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則是客觀存在的，因為從目前社會現實來看，無論是我國還是其它相對發達國家都現實的存在數量相當多經濟法律規范。理論源於實踐。既然社會實踐中客觀的存在經濟法部門，那麼理論上則一定可以得到論證。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市場失靈必然催生一大批法律和一系列法律部門的產生與發展，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新老法律部門的分離和新興的法律部門的獨立。雖然新興的法律部門產生並不是一蹴而就，其往往有個發展過程；但也正是在這些過程中，法律部門體系逐步發生巨大演變。從諸法合體到刑民分裂，進出現民商分離……。社會環境的變化發展註定法律部門體系不是一成不變。當社會發展到傳統的法律部門無法包容時，新興的法律部門則應孕而生。民法如此，經濟法亦是如此。自19世紀後半葉開始到20世紀30年代，西方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現存的法律對現實的調節與控制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社會現實呼籲新類型法律的產生以彌補現存法律的漏洞與不足。這種現象最先出現在美國的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中，羅斯福新政就是最好的證明。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政府制定了大量的與傳統立法風格迥異法律。學者將這些眾多而且帶有政府幹預內容這一共性的法律籠統稱為經濟法。經濟法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本身的內容都是民法、商法等傳統法律部門無法包容。對於這點，我國很多學者的著作已經做了很多的比較與論述，這里就不贅述了。但值得補充的是有關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問題。在討論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時，我國曾經出現經濟行政法論之說。筆者認為，該理論的最大缺陷就在於混淆經濟法與行政法產生的根源。行政法產生的根源與刑法一樣，主要基於顯示國家主權；而經濟法的產生則是基於市場失靈。政府因市場失靈而所做的行為與政府基於國家主權而所做的行為在本質上有著根本的差異。前者是政府與市場的博弈；而後者是政府對公民的統治。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活動主體的競合而否定經濟法的獨立性。
經濟法的獨立性並不意味著對其它否定法律部門的否定。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降低交易費用的法律方法可以有多種選擇。作為市場失靈催生的法律部門，民法、商法、經濟法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
(三)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與相對偶然性
市場客觀上是會失靈的，市場失靈需要大量的法律來矯正，而這些法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傳統的法律部門所無法涵蓋，這些法律又被很多學者命名為經濟法。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經濟法的產生是客觀必然的，而且具有絕對性。它是市場失靈的抽象普遍性的重要表現和必然結果。只要當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市場失靈達到一定的程度時，經濟法必然應社會發展需求而產生。認識到市場失靈與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對於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超前立法有很大的指導意義。但值得指出的是，超前經濟法立法並不意味著對市場失靈導致經濟法產生理論的否定，因為超前的經濟法立法目的還是在於規制市場失靈。
哲學原理告訴我們，絕對的必然性與相對的偶然性是有機統一的。肯定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並不能否定其產生的相對偶然性。所謂經濟法產生的相對偶然性是指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法產生時間和方式往往因各種具體因素的影響呈現很大的差異，它是市場失靈的相對特定性的表現與必然結果。認識到經濟法產生的相對偶然性對於我們解決經濟法產生的時間爭議問題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經濟法產生具有相對偶然性說明了籠統討論經濟法產生時間的做法非科學性。

結束語
掐指一算，有關經濟法獨立性之爭已有將近上百年的歷史。適度的理論崢嶸能夠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但如果忽視現實而過度的進行理論爭議則適得其反。客觀規律和現代社會實踐已經證明了經濟產生與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因此從理論研究的社會目的角度來看，有關經濟法的獨立性問題有必要畫上一個相對完美的句號。

Ⅷ 經濟法的形式是什麼

1.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法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內
3.行政法規容（僅次於憲法、法律）：國務院；
4.地方性法規：地方國家機關；
5.部門規章：國務院部委及其直屬機構；
6.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
7.國際條約或協定。

Ⅸ 經濟法主體有哪些特徵

經濟法主體亦稱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專中，依法享受屬權利（權力）和承擔義務的社會實體。它是經濟法律關系構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法律關系的直接參與者，既是經濟權利（權力）的享有者，又是經濟義務的承擔者，是經濟法律關系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

基本特徵
范圍的廣泛性
地位的層級性
角色的變動性

Ⅹ 經濟法中有哪些行為性質

論經濟法的公平價值

摘要：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以社會本位為基礎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的統一，也是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相統一的可持續發展的公平。

關鍵詞：公平 社會本位

一、以社會為本位是經濟法公平價值的基石

經濟法以社會為本位是指經濟法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社會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相對，但又不是後者的集合或某種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後者合力的結果或有機總和。〔1〕經濟法的公平價值具有獨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它建立在以社會為本位的基石之上。

經濟法是在公法對私法的介入，以國家之手對市場失靈的干預中產生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法學上形成了孟德斯鳩、霍布斯為代表的自然法學派。自然法學派從天賦人權的哲學思想出發，認為法就是由人類理性和由事物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聯系。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現，是客觀存在的普遍規律。在經濟學上，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佔主導地位。他認為在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客觀經濟規律會自發實現「自然秩序」。人是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即理性人，在這種「自然秩序中」，當理性人在追求其個人利益的目標時，他好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實現公共最好福利。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他認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策，政府對經濟的任何干預都是有害的，政府的權力應主要用於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全，即「夜警國家」的模式。自然法學派和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對近代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這個時期，以國家干預為主要特徵的經濟法受到削弱，民法得到了充分的發展。〔2〕

然而，亞當·斯密所描繪的完全依靠市場調節，來達到的理性的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自然秩序」並沒有很好地實現，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這樣一幅圖畫：環境污染、資源過度開采、貧富分化、市場壟斷、公共產品短缺等。在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後，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也桎梏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市場調節的盲目和滯後，個體組織生產的有序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序，個體利益的局部性與短期性，往往使個人利益得以彰顯，社會公共利益受到忽視。對此，以個人為本位的民法是無能為力的。尚須「國家之手」的干預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進而恢復經濟的自由與有序、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格局。經濟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會公共利益的公平。它強調人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必須對社會的經濟發展而不只是對個別人的特定利益承擔義務。〔3〕有些行為，在民法來看，也許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這種行為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或造成威脅時，就會受到經濟法的規制。如微軟收購Intuit軟體公司，可謂是個互贏的商業行為。Intuit的股東希望通過其企業被收購而獲得微軟的投資，並利用微軟龐大的國際分銷網分得好處。微軟則希望獲得Intuit公司開發的已佔有個人財務軟體市場近70%分額的Quicken軟體。這場收購雙方平等互利，完全符合民法的條件要求。然而美國政府擔心收購完成後，微軟會獨霸全美的個人財務軟體市場，執意向法院起訴，最終導致了這場交易的流產。〔4〕經濟法總是以個別經濟活動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對比效果為參照，來評價公平價值的實現。

國家干預也應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宗旨。從某種方面講，政府因其本身的特點，在某些時候，也有產生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可能。首先政府幹預經濟，往往以國家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大多數情況下，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是一致的，例如，保護耕地與發展經濟佔用耕地是矛盾的。所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制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年度規劃，嚴格佔用耕地審批制度，遵照「佔多少，墾多少」的原則，徹底落實佔用耕地補償制度。這樣，就會既有利於保護耕地，維護農民的權益，又保障了國家的建設用地，達到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統一。但是，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也會有沖突。如國家為快速發展經濟，過度佔用耕地，則可能暫時有利於國家利益，而損害了社會利益。其次，政府幹預手段的落後，反應的遲鈍，往往難以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形勢。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有優勢，而微觀管理方面不足。政府處於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機構，信息廣泛，但也難免會有偏差，導致決策的失誤。最後，政府作為社會的一個組織，在發揮經濟職能，對社會進行規劃、引導、控制、調節和監督的同時，難免會有尋租現象。且由於目前監督機制不完備，在我國官本位歷史傳統影響下，易滋生腐敗。有鑒於此，在政府幹預社會經濟生活的過程中，干預的程度、方式、方面，都應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宗旨，加強政府幹預的科學性，提高政府人員的素質。

二、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的統一

羅爾斯認為，形式正義執行法律和制度時應當平等適用於屬於它們所規定的各種各樣的人。由形式正義產生形式上的公平。在民法上，公平主要是指形式公平。它意味著機會平等。而機會平等至少要有四個方面的規定性：即社會資源平等地向市場主體開放；競爭的起跑線均等；市場主體同等的不受歧視；市場主體平等的擁有實現其經濟目的的手段。〔5〕民法所強調的機會公平，是以實現抽象的人格平等和個人自由為條件，將作為民事主體的人視為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視客觀存在的人所處的環境和其自身所具備的一切具體特徵，給予民事主體同樣的法律保護。

但是，法律的普遍性並不能應對社會生活的復雜組合。在以競爭為主導的市場經濟中，市場經濟主體形式上的公平卻產生著實質上的不公平。就如一個億萬富翁不可能與一個乞丐具有的條件一樣，經濟法認為，一個經濟巨人與一個經濟侏儒也是不在一個起跑線上的，即使法律賦予他們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由於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諸如行政壟斷、地方保護、信息偏差、經濟實力、地理位置、基礎設施等一系列差別因素的存在，給市場經濟帶來的實質不公，使得民法的形式公平難以實現。形式公平，也是經濟法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標。每個市場經營主體，不論其所有制形式、所在區域的不同，都有進入市場進行平等競爭的機會。經濟法既不為某個市場經營主體在競爭中獲勝創造特別優越的條件，也不特別給某個市場經營主體製造障礙，使其在市場競爭中失敗。〔6〕

形式公平是經濟法公平價值的基礎，是在追求實質公平的條件下的形式公平。民法忽視市場主體的經濟實力、技術經驗等方面的個性特徵，而對他們一視同仁的規定，勢必造成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盛行，產生實質不公平。經濟法恰恰重視個體差異，將市場主體按一定的標准細化為不同類型，屬於同等條件的，同等對待。如同樣的消費者，享有的權利相等；同樣的生產者，所擁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也相等。

經濟法以實質公平為其更高公平價值目標。實質公平是在承認經濟主體的資源和個人稟賦等方面差異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種結果上的公平。〔7〕實質公平要求一方面對具備特殊條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場主體的某些行為進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義務或減少其權利。以反壟斷為例，從現代反壟斷法實現來看，（一個企業）單純的市場控制力通常並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評價，只有當特定的具有市場控制力的企業將其控制力濫用時，法律才對其進行限制或禁止。而企業僅僅具有市場控制但未行濫用，或企業之行為雖有濫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場控制力，則兩者均不違反反壟斷法。另一方面，實質公平對遭受或易於遭受經濟特權侵害的弱小主體進行特別保護，賦予其更多的權利，而承受較少的義務。如各國的產品質量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如銷售者在銷售中存在欺詐，消費者可以商品價格的兩倍向銷售者索賠。為方便消費者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消費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要求賠償，也可以向生產者要求賠償。屬於生產者責任的，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屬於銷售者責任的，生產者賠償後，有權向銷售者追償。這些規定，從形式上看在生產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他們的權利義務是不公平的。但是，生產者有責任生產出質量合格的商品，生產者和銷售者有誠實信用的義務。與消費者相比，他們具有較多的專業知識，消費者處於弱者地位。由此可見，經濟法的實質公平體現了對弱者進行保護的實質公平。

經濟法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還相統一於社會本位的基石之上，體現在：經濟法為社會公共利益，不同時期調整內容也不同，其公平價值取向也不同。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為鼓勵吸引外商來投資，加速我國經濟發展，促進改革開放的步伐，就出台了許多優惠政府，使得那些在資本、管理經濟上比我國企業雄厚、豐富得多的外國企業，享受到了中國企業都享受不到的有利條件。這對我國企業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是不公平的。在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並初步完善，作為WTO的成員，我國的市場競爭規則要同世界接軌，就要求市場經營主體平等地參與競爭，就需要逐漸減少外資企業的優惠條件，讓他們享受國民待遇。再如，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壟斷企業的經濟力量非常強大，所以，反壟斷法是這些國家經濟法的核心。而在我國目前，為增強經濟全球化中我國企業的競爭力，發揮企業的規模效應，應鼓勵、支持建立大型企業集團，實現同我國企業間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

經濟法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條件下同等對待；又追求實質公平，即不同等條件下不同等對待，二者是統一的。形式公平是實質公平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形式公平的實質公平是平均主義。平均就是在機會的擁有和財富的分配上，無視能力和特殊需要的存在而曲解為簡單的按份分攤，是與平等背道而馳的。〔8〕實質公平是經濟法的更高目標。實質公平是形式公平的必然發展。沒有實質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標也不能最終實現。

三、經濟法的公平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

隨著人類文明的加速發展，尤以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以來，人類面臨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問題。世界財富的增長並沒有使所有的國家以及每個國家中所有的地區受益，相反，卻加大了他們之間的貧富差距。人類生產力的極大提高，人口大爆炸，使得他們能夠而又不得不向大自然攫取更多的資源。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采和利用，導致人類生態環境的惡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積銳減、礦產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延續。在對傳統的工業文明和發展模式進行深刻的反思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新的發展和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目前，可持續發展的比較權威的解釋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9〕其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涵：第一，人類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權利，但這些權利必須通過與自然相和諧的方式爭取；第二，當代人在創造與追求自己的發展時，應承認並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機會和後代人的機會平等；第三，為了今世和後代的利益，環境必須成為發展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10〕

經濟法的公平觀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觀，既體現當代人間的公平，又蘊涵代際人間的公平，是追求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公平。當代人間的公平，即維護所有當代人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並滿足其為此的基本需要。它要求一國內地區間有平衡的發展。在一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由於區位條件、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等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不同，造成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等。在某些特定時期，國家為了整體發展的需要，甚或對一些條件好的地區予以政策優惠，來推動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從而加劇了不平等的存在。我國東部和中、西部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區域經濟不平衡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關系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關系地區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重大舉措。」〔11〕代際間的公平，即當代人不能因為自身的發展與需要而損害人類世世代代滿足需求與發展的條件，要給子孫後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的能力的權利。科技的發展，使得後代人有可能開發出新的能源並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但其發展仍然離不開大量的自然資源。環境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我們應留給下一代一個清山綠水的世界。因而當代人既要考慮自身的發展，也要考慮後代人的發展。經濟法還為實現公平的可持續發展作了具體的規制，如土地環境保護法、礦產資源法、水法、漁業法等，都有所體現。

經濟法可持續發展的公平價值觀，是注重社會效益的價值觀。效益是指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效益之間的比較。經濟法的公平價值，不僅限於經濟效益，更強調社會效益。沒有西部地區的現代化就沒有我國的現代化，也就沒有社會效益。在消除地區經濟差距上，東部地區要加強與中西部地區全方位的經濟技術合作，支持和參與西部開發，更好地發揮中西部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中央也應多給予政策、稅收、財政上的支持，如鼓勵外商到中西部投資，加強中西部水利、交通、通信、電網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建立相關的稅收減免和財政補貼、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社會效益必然要求可持續發展的模式，經濟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來換取經濟的短期高速發展。我們應走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路，將簡單粗放的消耗型經濟轉變為高技術含量多的集約型經濟，進行產業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注重生態效應與經濟利益的統一。「經濟法的效益觀所追求的社會效益，在於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經濟成果最大化，同時更是宏觀經濟成果、長遠經濟利益以及社會福利、人文和自然環境、人的自由和自身價值等諸多因素的優化和發展，微觀經濟成果的優化和發展也是社會效益的組成部分之一。」〔12〕只有注重社會效益，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才有保障。

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確立在社會公共利益基礎上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它不只強調代內公平，更將視野擴展到代際公平，顯示了其對整個人類發展的終極關懷。它也是經濟法作為一門獨立法律部門的產生、發展、繁榮的重要的活力源泉。

注 釋：

〔1〕程寶山：《經濟法理論的新思考》[J]，《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2〕李昌麒：《經濟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頁。

〔3〕江合寧：《對經濟法與行政法價值定位的思考》[J]，《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

〔4〕美國司法部將微軟收購之舉提交法院[N]，《國際電子報》，1995年8月7日，轉引自：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總論》[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頁。

〔5〕公丕祥：《論當代中國法制的價值基礎法制與社會發展》[J]，法制與社會發展，1995年第2期。

〔6〕王保樹：《經濟法原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頁。

〔7〕李昌麒：《經濟法學》[Z]，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頁。

〔8〕卓澤淵：《法理學》[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頁。

〔9〕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7年。

〔10〕程信和、李摯萍：《可持續發展———經濟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創新》[J]，廣州：學術研究，2001年第2期。

〔11〕摘自《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12〕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的價值和基本原則芻議》[J]，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賴達清 李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