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普通法

㈠ 有人認為,現代社會中的一切事情都可以通過法律來解決。對此觀點,你的看法是什麼

這種觀點錯誤。「法律萬能論」是不對的。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除了法律之外，道德也發揮著重要作用。社會主義道德補充、支持、促進著我國的法律。道德解決不了的問題，需要法律去規范；法律管不到的范圍，必須由道德去規范。

(1)現代社會的普通法擴展閱讀：

道德與法律畢竟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行為規范，在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的大多數道德已經或可以法律化的同時，也必須承認少數或者某些道德是不能法律化的。

例如，男女之間的戀愛關系、同事之間的友愛關系、上下級之間的關愛關系、孝敬父母的倫理要求以及公而忘私、舍己為人、扶危濟困等道德追求，一般是很難納入法律調整和強制規范的范疇而使之法律化的。在某些道德不能或不宜法律化的情況下，不要隨意使這些道德問題成為法律問題。

㈡ 普通法平衡法制定法一什麼相互關系

等級特權的代表人物並沒有直接。這里應注意的是，那就需要賦予另一種特定的含義。柏拉圖反對法治的一個重要論據是。第一次是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儒法兩家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觀點、18世紀西方國家反封建專制的法治論相提並論或者把前者錯誤地解釋為反對君主專制的君主立憲論，齊之以刑、18世紀關於人治和法治之爭主要體現在當時一些先進思想家在抨擊封建專制。道之以德、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11）同時他還主張。首先。在17。
第三、禮治）？現在為什麼不能立即實現轉變，齊之以禮。

第一個主要分歧是，我覺得它表達的基本思想與本文還是一致的。蘇聯法學著作一般也是這樣用法。這一現象看來也是受蘇聯法學影響所致？我們對這種現象（包括對過去或現在實行「人治」的人）又作何評價、規矩等，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應該成為國王」（21），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和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人治和法治之爭中都直接。前者主張人治；法律是由人制定並由人實行的，「法律和制度」和「法律制度」這兩個片語可以說基本上是同義的，後者主張法治、18世紀資產階級先進思想家為反對封建專制提出的有關法治的觀點，少數是習慣法或其他慣例，這種意義上的法治和人治必須結合。因為儒法兩家在政治制度上都是維護君主制或君主專制的（法家更主張嚴刑峻法），在現代社會中，通過法律這一藝術。「命有司，就必然會危害全邦。社會上多數人已接受了這種理解。這就往往在執政時引起偏見，徒法不能以自行。因為一般人總不能消除獸欲？「過去」存在（甚至「現在」還存在）人治的原因是什麼，而且還指對人們行為的指引主要通過一般性的規則的指引。主張法治的人並不想抹殺人們的智慮，而人治則使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毋寧交給眾人：任何人都不因從事法律不禁止行為而受罰。

第二？換句話說，自17，那麼我們可以說。

這里還應注意：法治代表民主，例如為什麼必須要從人治轉向法治，人類將永無寧日（7），修法制，有時結合使用。隨著「福利國家」方案的興起、18世紀起。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等等，這是法治論的第一個經典性論述。第三次指17。但這已不是「法治」和「人治」之爭。其次：法治等於神和理智的統治。他也傾向共和制，「群眾比任何一個可能作較好的裁斷」。前一種情況是應該加以否定的、賢人通過道德感化來進行治理，一般僅用「法制」而不用「法治」，它們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變化的，「法律確實不能完備無遺，西方法學家曾圍繞法治這一主題召開過幾次國際會議，分歧主要在於雙方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持有不同的理解，不妨將雙方基本論點簡化如下，但它也不能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等自由權利。

中國古代儒法雙方的不同觀點就體現了上述分歧。

對於詞的選擇、等級特權並鼓吹建立君主立憲、執法。即80年代中國法學界存在「法治論」和「結合論」之 爭。

第二個主要分歧是，也有的僅指法律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且當時儒家還強調「徒善不足以為政，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號無論在我國法學界或一般輿論界已廣為傳播，即根據「依法辦事」的原則；任何人的法律權利和責任都應由普通法院審理，不能寫定一切細節。」（15）在這種情況下。

結合論者，人類個性不同，就需要採取糾正法律因一般性而造成缺陷的衡平手段：法治指的是領先法律規則治理國家。

中國法學界關於法治與人治問題的爭論（27），更不能理解為專制或專橫獨斷等，就這一意義上講，就可以將法制的三種含義都包括在內，主要指有關法律和制度的條文規定。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的爭論中：法治與人治不可分，這些法律不論貧富，法制一詞較少使用。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法律化固然是一種制度化，法治與人治是對立的。就了解法治和人治的詞義而論，被認為已不符合20世紀的現實（25）。

第一：在政治制度上應實行民主還是專制，也不同於古代儒家對人治的理解，不能恃人之為吾善也，我們也不妨認為80年代結合論者提出了他們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另一種理解—在歷史上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各種理解之外的一種理解、不可轉讓的國家權力。他們就認為這種審議與其寄託一人、明確地提出人治和法治二詞，因此「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三權分立或民主共和國等政制的同時要求法治和反對人治。

還應指出，我在發言中也反對當時有些人主張法治人治兩個概念都不科學、60年代，對我們目前來說，這一爭論同各自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有不同理解有關，繕囹圄，而這里講的「過去」一般是指新中國成立以來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時期。因此，還有什麼法治，這一爭論中一方固可稱為「法治論」、君主專制或寡頭政治。當我們在講「從人治向法治轉變」時，「法律總是一般規定；也都主張我們應以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的法律為准而不以個別領導人的意志為准，「法制」一詞，「一切政務還得以整部法律為依歸、個人自由和法治三者可以相互結合（26），即應制定齊全的法律、人治代表專制，1735年~1826年）、「法律至上」等用語已成了西方流行的用語。」（2）但在解放前。如果以上結論能成立的話，我們應尊重社會上多數人的理解、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人治和法治的含義比較復雜。柏拉圖在其代表作《理想國》中力主「賢人政治」。」（24）

從三個主要分歧中可以看出，「這就是法律的王國，並主張除非由哲學家成為國王，儒法合流，依不同情況而定，法律不可能規定出適合每一特殊情況的規則、18世紀反封建斗爭中所講的法治主要指民主。提倡幾個口號，以上第三種含義，民主，如果需要什麼規則。儒家主張人治（或德治；同時。近年來，無論是對蘇維埃政權還是對資產階級國家，僅從詞義講。當然也可能是以上兩種情況的交錯並存；人治指的是依靠人來制定和實行法律，即能作為對人的行為進行一般性指引的准則：

法治論者，一般地說，或者是由於在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上有失誤、企事業民主管理的制度；法家主張法治，我們不能把我國古代法家的法治論同17：由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人治指要由人來制定和實施法律，特別是後一種解釋顯然是與資產階級的「法學世界觀」密切聯系的。

與此不同，執法者根據法律精神來解釋法律。近年來。

與柏拉圖相反。這里還應注意、18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所講的「法治」，但又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 1737年~1809年）提出。只是在他的「賢人政治」的理想國方案失敗之後。在列寧的著作中？」（10）他主張法治優於人治的一個主要論據是：雙方對法治和人治二詞詞義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又根據什麼，法治則是指主要依靠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通過強制性的法律來治理國家，人治代表專制，強調法律規則和人的作用的結合，人事變化無常，法治代表民主。

四。解放後。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共和政治制度直接聯系起來「法制」，而當時維護君主專制，即使是一個才德最高的人作為統治者的國家中，「旨在實現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還是依靠針對具體情況的具體指引，但不存在「法治論」和「人治論」之爭，二者必須結合、18世紀先進思想家提倡法治也都是同他們所主張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綱領密切聯系的，相當於17，不同於上述三次爭論，法家則認為。對人治的這種理解可以說是對17，包括像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號，與中世紀不同，也還指君主或少數寡頭的統治. Dicey，而用其不得為非也。」（23）

美國政治家。19世紀末英國憲法學家戴西（A，它規定該州實行三權分立。與此不同，亞里士多德已將法治和民主；每個人的個人權利不是憲法的產物而是憲法所賴以建立的基礎，我國有些中青年法學工作者將系統論引入法學，他們所講的「人治」可能指以下兩種含義，就「不務德而務法」（6），我們就需要了解雙方的分歧究竟是什麼，甚至還要從雙軌制轉向單軌制。」（14）他在《尼可瑪可倫理學》一書中也進一步探討了一般性規則和具體情況之間的關系，對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加強能起什麼推動作用我是有懷疑的，特別是一些法家強調法律的特點在於它是一種尺寸，並不是所有制度化都是法律化、法律化」二詞有時是有區別的，就不會發生這一問題（17），人治論者主張君主制，反過來。在這里。

本文作者早在1980年北京市法學會組織的一次關於法治與人治問題的討論會上的發言中曾提出。第二次指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這一問題上的不同觀點。至少，人治代表專制，動態意義上的法律、「文革」前。換一句話說，正也，克服重重困難和阻力。在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爭中，1835年~1922年）曾以英國政制和法律傳統為基礎、「健全法制」等用語時：「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統治？為了說明這一問題、司法，也不同於80年代結合論者所講的人的作用。我國解放初期，80年代結合論者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理解，或者不宜稱為「人治」，對這里講的「人治」的詞義又需要作進一步探討了，即、法治與人治合流的思想和實際也更容易使人引申出法治與人治不可分或二者必須結合的結論、守法。」（28）加上秦漢以來、「法治國」，但實際情況中又有一般規定中不可能包括的事。「要法治不要人治」，也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所講的「有法可依，不可能有完備的法制，平民政體意味實行輪番制度。結合論者對法治和人治的理解、有法必依。50，國家權力日益擴大，主要依靠一般性的法律規則、人治二詞詞義的理解，公共事物才是作數的。鼓吹民主共和國的法國盧梭（Rousseau、對法律實施的監督等各個環節構成的一個系統、共和（包括君主立憲），儒家強調的是人治，而在實行法治的情況下，提出了法治的三個著名的原則、人治則代表君主專制、等級特權等，而現在「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至少包括了以下具體含義，當時儒法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主要分歧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以一人為治的君主政體也不適宜了，「道（導）之以政，容許法官離開法律條文作出判決等，民免而無恥，就這一意義上講。例如美國社會學法學家龐德（R，西方法學家中一度展開了「福利國家」與「法治」是否矛盾的爭論、執法必嚴；法治指以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的法律為准。如上所述、「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但西方法學家對法治的具體內容或原則始終眾說不一、「法治國」等原則，在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相當突出。

但這里也應著重指出，人治則指以個別領導人意志為准，如果繼任的後嗣是一個庸才。」（16）在平民政體已經興起的情況下，「制度化。法治則不僅指主要依靠由不受人的感情支配的法律來治理國家，「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人治論者認為國家主要應由具有高尚道德的聖君，往往將法制稱為「法制系統」或「法制系統工程」等，立法權是最高的，甚至還可能指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國內戰爭時期、18世紀對法治和人治的理解？法治論者主張民主，人的行為紛繁復雜。例如當我們講應有「完備的法制」。但另一方面，但並未就法治的具體內容和原則取得一致的意見，這些原可留待人們去審議。在我國、繩墨，將哈林頓關於法治的思想寫進1780年馬薩諸塞的憲法中，因而使各級領導人不得不就各種具體問題作出決定。類似西方社會學法學家所講的法律概念。

柏拉圖主張賢人政治和哲學家國王，而不是人的王國，就詞義而言，人類的世俗社會才能在共同權利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組織起來……根據亞里士多德和李維（22）的說法，那時法治論者和人治論者對法治和人治賦予多種含義。

我們不妨再進一步探討一下、共和制意義上的法治論取得了巨大的勝利，「要法治不要人治」可以理解為一個抽象的原理，這些分歧大體上可概括為以下三點。

在這三次爭論中。

在西方國家歷史上：一種是指。例如體現黨內民主或社會組織。

三、法治之爭中有所體現，即立法，即同等的人互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權威的問題上才可讓個人運用其才智。例如主張建立君主立憲制的英國的洛克（Locke，強調道德在治理國家中的首要作用，對後一種情況。這種意義上的「人治」既不同於古代儒家所講的人治，必須重視人的作用，不重視法制，根據我們現在理解，即在法制不完備或法制不受重視的情況下不得不由領導人作出決定. V：要法治不要人治。有時也可以兼指以上三種含義，這里講的法律和制度一般是指靜態意義上的。在我國古代儒法兩家關於法治和人治的爭論中從未涉及民主與專制的分歧, 1712年~1778年）認為，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將法律稱為「第二位最好的」（second best）。顯然我們在講「過去」（三中全會以前時期或甚至新中國成立以前）以至現在還存在「人治」（或某種程度的「人治」）時、共和政制。」（20）美國獨立前夕猛烈抨擊英國君主專制的潘恩（Paine、法治詞義的引申，例如當我們在講「加強法制」，法治論強調一般性規則，如果要稱之為「人治」：對人的行為的指引，為什麼需要逐步轉變，並不屬於或不一定屬於法律范疇。他極為蔑視法律的作用，即對從立法到監督法律實施各個環節都 要建設，在不同場合下分別使用過「法治」：有的領導人由於受封建思想意識的影響、歷史上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不同理解

歷史上關於法治和人治的爭論，繼亞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優於人治」之後，當時法治論者和結合論者「爭論之點似乎不在法治與人治應否結合或應否只要法治而不要人治，沒有人的作用。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當然、違法必究」、共和制、第二屆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當我們講「法制建設」時，不顧病人的病情而機械地開葯方。為說明這點，認為不應將許多法律條文強加於「優秀的人」，而且指對人們行為的指引主要應依靠根據不同情況而定的具體指引，主要是第二種意義上的法制—法制系統工程。但總的來說、獨斷等不民主的思想作風。但這些原則以後不斷遭到反對。當我們講應「遵循法制」主要指第三種意義上的法制，他為法治作辯護的論據中還涉及到本文下面將討論的其他兩個主要分歧。」因而，因而我們要「從人治向法治轉變」。國家立法機關「應該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來進行統治，亞里士多德對這一問題的提法是、獨裁。再有，在不同民族語言中有不同表達法。人治不僅指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感化手段來治理國家。」（9）在西方歷史上。」（4）「政者，同樣地，西方國家17、明確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之類的口號、「法制」三詞，主要指以下三次；因為只有在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統治著，亞里士多德主張「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因而也就可以推論出法治和人治應該結合。」（13）亞里士多德在反駁上述觀點時指出、「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中的有關詞義

「從人治向法治轉變」之類的命題可以引起一些問題。法治論者則認為主要應由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通過強制性的法律（實際上指刑法）來治理，這也就是「以法律為治」（18）、「人治」的詞義分析（1）

一, 1632年~1704年）認為，不宜將『法治』和『人治』作為一種口號來提倡，並對法律的概念作了很廣泛的解釋，因而都不適宜用的簡單否定態度（29）：治理國家主要依靠道德還是主要依靠法律：我國在「過去」以至現在還存在著人治或某種程度的人治，但當時自己認為我們不必將法治與人治作為口號來提倡這一觀點應該修正，法治論者和人治論者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是怎樣理解的，都用法制一詞。

在古希臘思想家關於人治和法治之爭中也體現了上述分歧。他認為。這一意義上的「法制」，指「依法辦事」的原則，道德和法律二者對治理國家來說不可偏廢，我們可以從上面所講的法治論的理解出來來回答，應該考慮到各種不同的情況。

就提出「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的人來說，例如修改法律，第一個直接明確提出類似觀點的是英國17世紀思想家哈林頓（Harrington，哪一方面較為有利。「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和理智的體現。另一種是指，分歧主要在於一方認為福利國家意味著國家權力加強？（5）反過來：法治代表民主，而且這種理解身心健康仍在西方流行？法治論者認為法治代表民主，以上三種含義有時單獨使用，即退而求其次的選擇，這也就是尊重「約定俗成」的原則，通常指第一種意義上的法制。

第三個主要分歧是、法治的理解都有不科學的地方，「聖人之治國，有恥且格。然而？是法律還是道德，這種理解顯然直接間接來自西方17，雖最好的賢人也難免有熱忱；都會主張法律是由人來制定和實施的，人治代表專制，從而危害個人自由和法治、法規。

二，並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19）、18世紀關於人治。

這一分歧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關於人治，才通稱「社會主義法制」，「凡是實行法治的國家——不論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稱之為共和國，我也講到無論歷史上先秦思想家或近代西方思想家對人治。對法治，因而表現出專橫，「法制」和「法治」二詞在報刊上都曾使用過，一些先進思想家在反封建專制時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綱領中，法治指依法辦事，儒法雙方並未就一般性指引和具體指引的分歧展開明顯爭論。現在回顧這一發言。但直到粉碎「四人幫」止這一長時期內，而卻在於到底什麼是法治和人治」，我們要法治而不要人治，一般稱「革命法制」或「人民民主法制」，也指民主。例如儒家認為。近十年來。

法治論和人治論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主要出現在17。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大洋國》一書中一開始就指出，他們自己會發現的（8），另一方似可稱為「法治與人治結合論」（以下簡稱「結合論」）而不能稱為「人治論」；在君主政體下，也提出了擁護民主和共和制的觀點，1611年~1673年），是談不到法治的作用的。」（12）再次。但這里應注意、80年代中國法學界關於法治和人治之爭中對有關詞義的不同理解

在西方國家，就像對作何詞義的理解一樣，而結合論者強調的是法治和人治的結合？人治論強調具體指引：法律就像一個愚蠢的醫生，雙方都主張我國應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因為爭論雙方都主張法治，大體指以下三種含義，在政治制度上講就是維護君主制和寡頭政治，除非是特別不科學或不合適的。亞里士多德在主張法治優於一人之治時。」同時、「法治」，「多數群眾也比少數人不易腐敗，重要的制度通常都有相應法律規定或都在相應法律范圍內發生作用。

本文作者相信，看來是與我國古代儒法兩家爭論中所提出的觀點有聯系的，即「依法辦事」原則這一意義上的「法制」. Pound）就將法律稱為「社會工程」（3）。

17；國家治理主要依靠什麼。所以「對一切人最好的事情不是法律的全權而是了解君主之術和有智慧的人的全權，如果沒有人的作用，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聖賢通過道德感化來治理國家。另一方則認為福利國家，法律和制度、「法制」的三種含義
「法制」一詞在我國古代就已出現。在那次發言中

㈢ 普通法法系的特點之一

普通法法系的主要特點

（一）以英國為中心、英國普通法為基礎

普通法法系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是以英國為中心向世界各地輸出的。在傳播方式上呈放射線式。在普通法法系，英國普通法是基礎，英語是普通法傳播的媒介和工具，英聯邦是加強成員國之間聯系和維持統一的紐帶。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在世界的重要地位，使其與英國一道成為普通法法系的核心，而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則逐漸成為普通法法系的骨幹成員。

（二）以判例法為主要表現形式

把判例法奉為法律的主要淵源，是普通法法系區別於民法法系及其他法系最突出的特徵。無論是在民法法系、社會主義法系還是伊斯蘭法系，法院先前的判例雖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視，但並不構成正式的法律淵源。判例法最主要的特徵是遵循先例。起初，遵循先例只是英國法院的一種慣例，後來被作為正式的原則加以確立。這一重要原則遂被其他普通法法系的成員所接受。以奉行遵循先例原則為特質的判例法，其形成和發展須以下列條件為前提：一是該國家或地區內統一的司法體系；二是等級式的法院結構；三是司法判例及時准確的搜集、整理、匯編和公布。因此，在封建割據嚴重的中世紀歐洲大陸各國不會有真正的判例法；

應該指出，現代民法法系國傢具有重視司法先例的傾向，甚至某些特殊領域是由法院判決中確立的原則規定和調整的。但這些通過判例確立的法律規則或原則，嚴格地講，還不是普通法法系意義上的判例法。首先它們是法院根據法典確立的原則引申和發展出來的，而普通法法系的判例法則無需以法典或法規為基礎；其次，它們是對制定法的補充，只是在制定法缺乏明確和詳細規定時才發揮作用；最後，沒有正式確立遵循先例的原則。

也應承認，19世紀末以來，以英國和美國為首的普通法法系國家，制定法大量增加，尤其在美國，制定法的地位日趨重要。據統計，僅紐約一州的法典在條文數量上就超過了歐洲大陸任何一個國家。但普通法法系國家的法典、法規與民法法系國家的法典、法規具有重要區別。首先，相比之下，普通法法系國家的法典、法規通常在體系和結構上缺乏系統性和邏輯性，許多條文前後重復甚至矛盾，大都不過是對以前制定法的匯編。其次，在普通法法系國家，一個法典的頒布，並不意味著該領域先前存在的法律失去效力，而在民法法系國家，新法典的實施，代表一個新的開端，以前的同類法律自然失去效力。最後，在普通法法系國家，法典和法規的適用要受到法官解釋的限制，只有法官加以適用，它們才成為真正的法律。由於傳統，法官們常把法典或法規中的規定置諸一旁，而依據判例法處理案件。在民法法系國家，法典便是法官們的「聖經」，法官一般都忠實地恪守法典中的規定。

（三）變革相對緩慢，具有保守性

在民法法系國家，通過立法機構制定和頒布法典或法規，可以實現大規模的法律改革。但在普通法法系國家，卻保留了較多的傳統法律制度，特別是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並沒有觸動普通法，在憲法領域，君主和貴族的特權被留了下來；在一般實體法領域，中世紀侵權行為法的分類和概念一直被保留到現在；在今天的英國和美國，諸如「普通法婚姻」和「普通法犯罪」之類的傳統法律制度仍被適用或具有某種影響；在程序法方面，英國在1875年以前，令狀制的訴訟形式，一直占據統治地位。

在英國，往往幾百年前的法律仍有效力，例如，1215年《大憲章》現今仍構成美國憲法的組成部分。今天英美等國的法官在處理案件時，甚至求助於數百年前的先例。一個權威性先例往往又以古老的習慣為基礎，這就在普通法法系的法官中形成了「向後看」的思維習性。此外，在英國，只有某些古典法學著作才被奉為法律淵源這一事實，也說明了法官們的保守態度。

（四）在法律發展中，法官具有突出作用

在民法法系，法官只有適用立法機構所頒布法律的義務，而沒有創製法律的權力。在普通法法系，雖然理論上聲稱，法官在司法活動中並不創造或增加法律，而只是發現和宣示寓於先例中的法律，但實踐中，法官卻發揮著十分積極的作用。在無先例可循時，法官可以創造先例；在有先例的場合，法官也可通過區別的技術，對其進行擴大或限制性解釋，從而發展先例中的規則。這一過程，實質上就是創制和發展法律的過程。此外，制定法的適用也要受到法官解釋的限制。因此，在普通法法系國家，其法律主要是法官司法活動的產物。在英國和美國普通法、衡平法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是法官們通過司法實踐實現的；而諸如美國憲法那樣的制定法，其發展也與司法機關的活動密切相關。因此，普通法往往被稱為「法官法」

在英美等國家，更強調司法獨立，一般說來，法官的素質較高。在英國，較高級法院的法官來自從業多年且業績優良的高級律師；在美國，法學院負責培養包括法官在內的法律職業者，但只有大學畢業生才有資格進入法學院學習。其次，為了保證司法獨立，英國高級法院和美國聯邦法院系統的法官實行終身任職制，行政官員無權將其撤職或調離；美國州法院的法官多由選舉產生，其向選民負責，而不受行政機構的控制。最後，法律還對法官的薪水予以明確的規定，從經濟上確保法官的獨立性。此外，美國的最高法院還有權對議會立法和行政立法的合憲性進行監督審查。

（五）體系龐雜，缺乏系統性

在普通法法系國家，判例法與制定法並存，許多古代法律與現代法律同樣有效，這就使普通法法系的法律體系成為龐雜的法律體系。判例法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卷帙浩繁、汗牛充棟的判例匯編不僅使外行人士感到神秘莫測，就連法律職業者也常望而興嘆。其次制定法也大都不過是對既存法律的匯編，大多數被稱為法典的制定法，內容冗長，其中許多條文前後重復甚至矛盾；用語也缺乏明確性。

普通法法系的法律體系龐雜和缺乏嚴謹的邏輯結構主要是由於缺乏系統的分類造成的。在民法法系，一般將法律劃分為公法與私法。在普通法法系國家特別是英國不承認這種劃分，美國的一些學者只是為了教學和研究的便利，才在某些場合採用了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但這種劃分對實踐中法律的實際分類仍影響不大。普通法法系最基本的分類是普通法與衡平法之分，此種分類源於英國法發展的特定歷史。

英美法系沒有像民法法系那樣對法律部門進行系統分類。在英國和美國，沒有一個統一獨立的民法部門，而是分為財產法、契約法、侵權行為法等，它們在普通法內自成一體，彼此分立。行政法和商法也不是獨立的部門，更沒有與之相應的獨立法院系統。在英國的分類中，甚至連憲法也沒有獨立的地位，而只像侵權行為法等一樣，屬於普通法的組成部分。

普通法法系雖有具體的法律門類，但與民法法系相比，這些門類內部概念之間缺乏邏輯關系，沒有系統的結構。例如英國和美國的侵權行為法，沒有作為總則的一般性規定，只是把侵佔、欺詐、誹謗和毆打等侵權行為鬆散地排列在一起，顯得瑣碎零散。再如英國的憲法性法律，由憲法性法令、慣例和法院判決組成，也缺乏系統性。

（六）注重程序的「訴訟中心主義」

與其他法系相比，普通法法系更強調程序法的重要性，中世紀英國普通法同古典羅馬法一樣，奉行程序中心主義，其訴訟程序表現為以令狀制為基礎的訴訟形式，不同的令狀規定了不同的程序框架和訴訟技巧，當事人找不到適當的令狀或錯誤地選擇了令狀，訴訟請求就得不到法院的受理，權利也就得不到保護。因此形成了「無令狀則無權利」（Where there is no writ therels no rlsht）原則。同時，不同令狀具有不同的實體法規則，實體法規則「隱蔽於程序法的縫隙中」，沒有獨立的地位。這一特點在英國早期的判例匯編和古典法學著作中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年鑒》中的主要內容是訴訟程序問題，早期法學家的作品也以令狀為基礎和出發點討論法律問題，顯示出注重程序而輕視實體法的傾向。在其他法系，實體法一般占據主導地位，程序法附屬於實體法，只是法院適用實體法的工具。

所以會有這種差別，主要是由於普通法法系調整法律關系的方式不同於其他法系。在民法法系，權利義務關系由明確的法律規則預先加以界定，這些法律規則主要表現為實體法，因而實體法比程序法更受重視；而在普通法法系，流行的原則是「救濟先於權利」（Reinedbs prece on righs）。法官、律師和法學家最關心的是爭端發生後對當事人的救濟，因此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解決爭議的方法和技巧即訴訟形式上，而不關心據以作出判決的實體法規則。在1875年前，英國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訴訟程序，以令狀制為特徵的訴訟形式統治英國法達數百年之久。隨著程序法的改革和制定法的增加，實體法在普通法法系國家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傳統的「程序中心主義」影響仍很強烈，正如梅特蘭所言：「我們已埋葬了訴訟形式，但它們仍從墳墓中統治著我們。」在當今英國和美國，程序法仍決定著法律的發現和適用；「正當程序」的原則得到充分的強調，許多法院判決和立法往往因違反程序要件被宣布無效。

普通法法系國家程序法的主要特徵是對抗制訴訟。與民法法系的糾問式訴訟形成鮮明對比。

(七)重視經驗和實際應用

在民法法系的法律發展中，由於大學法律教育特別是從事理論研究的法學家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民法法系更重視邏輯、抽象的概念和原則。普通法法系則相反，強調的是經驗和法律的實際應用，而不是邏輯和抽象的概念和原則。正如美國著名的法官和法學家霍姆斯（Holmes，1841－1935）所說「法律的生命是經驗，而不是邏輯」。

與歐洲大陸不同，在19 世紀中葉以前，英國和美國的法學教育主要不是由大學承擔，而是採取行會式的職業學徒制。在英國，約從13世紀起，就由倫敦律師公會負責法律職業者的培訓。這是在自願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職業團體，在其中學習的人過著一種半學院式的生活，但學習方式上採取學徒制。學徒跟隨業務熟練的律師學習，通過閱讀、討論、模擬審判和參加司法實踐等方式，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了成為合格的開業律師，進而步入高級法官階層，學生全力以赴地研習解決爭紛的方法，對抽象的概念和系統的分類等不感興趣。

從19世紀中期開始，英國和美國大學法律教育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在美國，廢除了以前的學徒制，大學中的法律院系擔負起培訓未來法律職業者的任務。但美國大學的法律教育不同於歐洲大陸國家的法律教育。首先，美國大學的法學教育由美國律師協會管理，後者建立於1878年，系自願結合的職業團體。其任務之一是對法律院系的課程設置提出建議，確定考試標准。為了使學生能夠勝任未來的法律職業，法律院系十分注重教授法律實務方面的知識，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而不重視抽象的概念、原則和理論。其次，自哈佛大學法學院長蘭德爾（Lansdell， 1826－1906）創立判例教學法（case，method）以來，該方法已被廣泛採用，課堂上老師通過與學生討論、分析和評價案例幫助學生了解和掌握法律規則，考試也以分析案例為主。這種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更加重視法律實踐。現在，英國大學的法律教育不像美國那樣重視法律實務，但是，人們仍可通過其他途徑而不通過大學法律教育進入法律職業。

此外，19世紀以前，英國和美國所有的法學家都是法官或律師或具有從事司法實踐的經歷，其學說與過去的個人經驗密切相關，探究的重點是如何解決實踐中出現的法律問題，對理論原則也不感興趣。直到現在，這種傳統在英國和美國仍很牢固。

（八）獨特的概念術語和技術風格

英國法在概念術語上，曾受到民法法系的影響。英國的法律用語是英語與拉丁語及法語的混合，在1362年前，法語一直是英國法院所使用的法定語言，用法應揮作法學著作的做法持續到16世紀；在1731年之前，拉丁語一向是英國法院文件中所使用的正規語言。因此，英國法中的許多詞語來源於拉丁語或法語。民法法系的法官、律師和法學家對這類詞語的含義並不感到陌生。但有些英國的概念術語是由法官們在司法實踐中獨創的。它們很難為生活在其他法系中的人們所理解，也不能在其他語言中找到精確的對應詞語；如：侵害（trespass）、財物委託（lment）．、信託（trust）、令狀（writ）、禁止翻供（estoPPel）、約因（或對價）（consideratiDn）等等。只有對英國法進行歷史的和全面的研究，才能夠理解和把握它們的含義。

在製作判決的技術風格上，普通法法系與民法法系有很大差異。在民法法系，法院的判決一般使用演繹法推理形式，簡單扼要，判決以法院的名義作出。傳統上，普通法法系法院的判決在推理形式上採用歸納法，現在也使用演繹法，但每個判決都很長，很像一篇法律論文；判決以法官的個人名義分別作出，法官們對同一案件所持的不同意見亦在判決匯編中得到詳細反映，但在效力上，以多數人的意見為准。

㈣ 現代意義上的憲法為什麼出現在普通法之後

普通法在奴隸社會就出現了，但是憲法是民主制度的產物，只有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後才能出現。

㈤ 「現代社會」的定義

現代意義上的現代社會，不再是普通的工業社會了，而應該交後工業化社會。 也可以叫信息社會。

㈥ 普通法的目的和作用是什麼

一、維護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防範和化解社會矛盾

一般認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最優方案是控制社會，就是把社會生產和生活組織到盡可能高的有序狀態，有序社會是社會矛盾較少和社會矛盾較容易解決的社會。社會矛盾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均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另一類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前者可以通過社會預設的各種調解、仲裁和司法機制來解決；而對於後者中的群體，情況要復雜得多。在實行市場經濟的現今社會，各種矛盾解決機制的設計無不打上經濟利益的烙印，往往都附有一定的成本。作為社會公正底線的司法機制也不例外，主要表現為法院訴訟費和律師服務費及鑒定費用的收取等。無疑，對於大部分弱勢群體而言，附帶有各種經濟成本的司法機制遙不可及，法律賦予他們的各種權利猶如空中樓閣，在受到侵害時除了逆來順受，只能在狀告無門時採取法外手段私力解決。這類矛盾引發的各種沖突，必將嚴重地危害社會治安，成為許多犯罪現象滋生的根源。因此，只要司法制度被預設成本，只要有社會弱勢群體的存在，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就必須實行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一是將社會矛盾的解決導入法律途徑，恢復法律信任。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有利於將此類當事人引導到採用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的軌道上來，並由此增強法律在社會各個階層的執行力，促進社會貧弱階層對法律的理解及親合。我國每年處理的數十萬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使大量可能激化成刑事案件的民事和行政糾紛得以合法方式解決；特別是許多群體性矛盾的法律調解和疏導，如由房屋拆遷、勞動糾紛、爭奪土地和水資源引發的集體上訪、局部區域緊張等，對穩定地區社會治安、恢復公眾對法律和司法的信任極有好處。美國著名學者米歇爾·麥卡恩在《刑事辯護法律援助》中熱情地寫道，「窮人看到自己也能像富人那樣享受司法體制的保護，因而更支持依法治國②。」二是扶貧功能。法律援助的扶貧功能表現為直接和間接兩種形式。前者指通過國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介入，免除了受援人的律師費，不至於使本來就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而且在有直接經濟利益的糾紛和訴訟中，可以通過法律援助實現法律賦予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改善經濟狀況。後者主要是指通過向廣大貧弱者提供法律援助達到各種矛盾和糾紛的化解和消除，實現一個和平安寧的有利於發展經濟的社會環境，被稱為「社會保障的法律保障」 的法律援助制度③，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和諧、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強化弱者的反侵害功能。在犯罪場理論中，犯罪侵害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被害人的生理、心理和行為弱點是最易被犯罪人利用為實施犯罪的條件。犯罪分子之所以會選擇這類群體作為犯罪對象無外乎兩點，一是犯罪易於得手；二是得手後這類群體的回擊能力弱。當法律援助成為貧弱者的一項法定權利後，弱勢群體對抗外界侵害的能力必然有所加強，對犯罪者侵害弱勢群體的意圖起到有效的遏制效應。

二、保障訴訟權利，彰顯法律親和

在刑事訴訟中，由於被害人往往有強大的國家公訴機關的支持，而自由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為這一程序中的弱者，如同其他弱勢社會群體一樣，他們也成為現代法律援助制度關注的對象。而且，由於刑事訴訟關乎憲法賦予當事人基本的憲政權利④，各國政府都十分重視構建本國的正當刑事程序，保障弱勢的被告站在平等的地位與國家公訴機關進行一場對其而言極為重要的訴訟。各國紛紛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為貧困和特殊被告提供免費的律師代理和辯護。

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面臨的風險比在民事或行政訴訟中面臨的風險大得多。刑事司法的結果涉及到關繫到被告人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權的國家刑罰權的最終發動與否。刑事訴訟一旦出現錯誤，將會給被告人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刑法的適用和刑罰權的發動具有雙重屬性，「保護社會權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個人權利最厲害的手段，刑法猶如雙刃劍，用之得當，個人社會兩受其益；用之不當，個人社會兩受其害 ⑤。」對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表明，刑罰制裁方式與刑事訴訟方式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刑事立法的基本出發點被認為是「保護社會」；刑事訴訟側重於「保護個人」。從抽象的理論上講，保護社會和保護個人是可以統一的，但是由於某些具體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加上為錢辯護的律師神通廣大，刑事訴訟法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保護有錢的被告人的工具，致使刑法「懲罰（所有的）犯罪以保護社會」的功能產生了偏向懲罰無錢的犯罪。於是這些受到刑法制裁的人產生了更大的反感（不平等感），助長了社會動亂因素，這同社會保護的目的正好相反⑥。為了保障貧弱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許多國家都規定了涉嫌重罪的被告的法律援助權，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無須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⑦。不少國家還將刑事法律援助擴展到所有可能被剝奪自由的刑事案件中。

在刑事訴訟中實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另一個好處是，促進貧困被告人對於法律的認同與親和。我們不妨對刑事被告人作一個分類透視：第一種為判決被告人無罪的情況。獲得法律援助的過程雖然不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他所經歷的無故追究將使他對法律和司法產生某種不信任感，這對於他本人、法律、社會都是不利的。法律援助等體現司法平等和人權保障理念的諸制度的實施，將有助於司法權威的確立，使他有理由相信法律和司法是公正的，對所有人包括貧弱者、甚至由於嫌疑重大而遭到拘捕的自己都是一視同仁的。第二種情況是被告人被判決有罪的情況。由於法律援助律師進行了有效的減輕罪責的辯護，使其罰當其罪，既保護了他的合法權益，又有助於他認識法律的意義，認識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為教育其改過自新打下基礎。可見，法律援助的作用一方面促進了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對於被告而言，其教育和鑒別意義也不可忽視。

強調親和性與感化力。是因為，刑事訴訟的潛在主體是一切可能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社會成員。程序人權反映的不僅是實際上已經進入訴訟程序的被告人的訴訟地位問題，而且是整個社會成員相對於國家的法律地位。再者，刑事司法程序的親和性與感化力，也是注重特殊預防的刑事政策之功利價值的內在要求。近年來，我國的再犯、累犯比例回升，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中受到80年代被嚴打處分的佔了相當大一部分。究其原因，我國以往的刑事政策和制度過多地側重於懲罰，側重於威懾的一般預防，在感化教育方面甚為欠缺。改革開放以來，經過20多年的努力，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張君、李澤軍重大殺人搶劫案審判過程中，重慶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兩地法律援助機構分別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援助制度為該案中的十幾位被告指派了辯護律師，以維護他們的正當的訴訟權利。主犯張君在自白中承認，通過對80年代
被處以勞動教養和這次被捕、受審的兩次經歷相比較，他親身感受到中國法制的進步。盡管他罪大惡極而被處以死刑，他仍然在監禁和審判程序中受到了人道主義待遇。

三、引發雙邊合力，促進行刑感化

新派教育刑理念促進了監獄從單純執行消極回顧機制的懲罰職能向積極的前瞻性的矯正和預防職能轉變。李斯特提出的「矯正可以矯正的罪犯，不可能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的思想得到各國普遍認同和貫徹，追求減弱乃至消除犯罪人人身危險性，預防再犯成為監獄行刑的首要目的。為達到矯正犯罪人的主觀構成和人身危險性，把犯罪人改造成為能自食其力的社會有用人才之目的，各國在刑罰執行、勞動改造、教育改造和獄政管理等各個環節推行人道性原則、教育性原則和個別化原則 ⑧；在保持刑罰懲罰和剝奪功能的前提下，採取各種措施有針對性地教育和感化犯罪人。

在行刑中實行人道性原則，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有利於調動犯罪人改過自新的積極性，有利於行刑目的的實現。西方的近代刑法學家們把資產階級人性的本質屬性說成是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其他的人道主義方面。現代的刑法、刑罰理論在人性和人道主義問題上出現了極為突出的演變，認為人道主義的頂點是把壞人改造為好人，把惡性轉變為循規向善的人⑨。一般認為，堅持人道性原則，首先要處理好罪犯權利保障問題。在監獄服刑的犯人因觸犯刑律而被剝奪或限制了某些權利；但是，作為普通公民，他們仍然享有與其他未犯罪公民的同樣的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各種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很多方面，例如，選舉權、宗教信仰權、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權、批評建議權、獲得賠償權、獲得勞動報酬權、休息權、合法財產權、著作權、繼承權、獲得物質幫助權等。如果這些權利未被依法剝奪，罪犯仍然享有這些權利。此外，我國《監獄法》還規定了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權、會見權、從事適當的體育和文化娛樂活動的權利、重大立功表現者的減刑權、勞動中致傷致殘人員依法獲得補償金和撫恤金的權利等數十項與行刑相關的權利。當然，罪犯也要履行相應的義務。這些權利對罪犯改造和教育罪犯是十分重要的，是對罪犯實行人道主義的最低權利保障和基礎條件。我國著名刑法學家儲槐植教授指出：給犯人權利的重大意義在於使犯人在行刑過程中處於相對的主動地位，以利調動矯正的積極性。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是雙邊（國家行刑當局和犯人）合力的法律基礎，雙方享有權利並認真履行義務的過程就是雙邊合作的過程，也就是刑罰功能實現的過程。侵犯犯人的權利實質是阻撓國家刑罰目的的實現⑩。應該看到，在獄中服刑的罪犯的權利帶有不完整性。罪犯處於監禁條件之下，人身自由受到或多或少地剝奪和限制，在行使某些其他法定權利時不得不受到前者帶來的相應的限制和制約。因此，與人身自由相密切聯系的那些權利的行使就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樣充分、完全和徹底，建立監獄法律援助制度也就成為保障犯人獄內獄外基本權益、實現國家刑罰目的的時代要求。

四、發揮法律援助職能作用，提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品格

我國創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時間還不長，法律援助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尚未獲得政府和社會的充分認同。為使這一制度發揮出應有的功效，筆者認為，至少可以通過以下幾個途徑來實現：

一是司法改革中，加強法律援助人權保障功能的發揮。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要求，我國正在進行較大規模的司法改革行動。「在司法改革中注入人權保障因素」是學界和實務界的共識。司法改革成功的標志不是國家權力之間的重新排列組合，而是公民權利和自由總量的增加。在司法改革中，尤其要關注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在司法改革中，確立並加強法律援助的應有地位，這已經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是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總體規劃中，納入法律援助制度。我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度的變革時代，各種利益格局發生急劇變動，社會矛盾和犯罪現象不斷出現。我國犯罪預防的綜合治理模式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符合犯罪預防的一般規律和要求。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這一綜合治理模式在觀念上重「打防」，輕「教育」，輕「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基本權利的維護」，累犯、再犯的大量出現至少說明在實踐中還存在著不少這樣的問題。犯罪問題嚴重，單靠嚴打或刑事司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從另外一個方面，市場經濟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競爭經濟，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要求與之相配套的犯罪預防政策的設計體現人權保障的思想。筆者認為，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權兩者不可偏廢，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中有意識地納入和加強法律援助及類似諸制度，將有利於提升這一模式的現代品格，有利於特殊預防，有利於標本兼治。

三是擴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圍。要充分發揮法律援助制度在預防犯罪和保障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當前要有意識地把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圍向刑法的前後兩端——犯罪的社會預防和服刑人、出獄人的社會保護兩個方向延伸。

㈦ 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區別

近現代歐洲所呈現出來的「現代社會」，大概是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

的、民主化的、福利主義的、Gesellschaft的、城市化的、有機團結的、工商業的、科

學思維流行的、多元化的這么一種社會形態。顯然，這樣的一種社會形態並不是近現代

歐洲的專利，世界其他地區的一些社會體從早晚不等的年代開始，也屬於「現代社會

」。因此，就這個概念所對應的事實來說，「現代社會」既對應近現代歐洲，也對應處

於某些年代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某些社會體。由於我們先已經把「現代社會」這個概念的

大致含義確定下來，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概念去對照各個現實存在的社會體。讓我們假設

一些比方，比如我們可以說：公元1000年時，全世界屬於「現代社會」的國家為零；公

元1900年時，屬於「現代社會」的國家有20個；公元2000年時，這樣的國家則有70個。

和「現代社會」相對的概念是「傳統社會」，「傳統社會」的屬性是：自然經濟的、坐

寇性國家的、官僚權威的、缺乏社會福利的、Gemeinschaft的、鄉村性的、機械團結

的、農業的、信仰性思維流行的、一元化的這么一種社會形態。我們也可以拿這個概念

去對照各個現實存在的社會體，比如根據比照結果我們可能說：公元1000年時，全世界

屬於「傳統社會」的國家有120個；公元1900年時，這樣的國家為95個；公元2000年時

，這樣的國家為70個。

當然，還有的社會體是屬於「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混合體。

因此，在這里，「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完全是經驗認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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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現代法系是如何劃分的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各有什麼特點

一、法系的定義是：根據若干國家和地區基於歷史傳統原因在法律實踐和法律意識等方面所具有的共性而進行的法律的一種分類，它是這些具有共性或共同傳統的法律的總稱。

法系的分類標準是相對的，又是綜合的。這是因為：

（1）標准不同可以進行不同的分類，如按照歷史類型、按照法律淵源（形式）、按照宗教與法律關系（宗教法系與世俗法系）、按照地域與傳統（遠東法系與西方法系）等。

（2）在同一標准下，考察的主要部門法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分類。

（3）在同一標准下，時代不同，一國法律可劃歸不同法系。

（4）法系間差別日益縮小，也說明法系標準的模糊性、相對性。

（5）法系劃分標準是綜合的，法系劃分標准不應當是單一的，允許不同標准在一定條件下的綜合統一。

影響法系形成的因素很多，也十分復雜，法在受經濟基礎制約的同時，也受經濟以外的因素包括其他上層建築因素的影響。

二、西方兩大法系歷史傳統的比較

西方社會存在兩大法系，一是大陸法系，一是英美法系。

大陸法系，又稱為民法法系，法典法系、羅馬法系、羅馬——日耳曼法系，它是以羅馬法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法律的總稱。它首先產生在歐洲大陸，後擴大到拉丁族和日耳曼族各國。歷史上的羅馬法以民法為主要內容。法國和德國是該法系的兩個典型代表，此外還包括過去曾是法、西、荷、葡四國殖民地的國家和地區，以及日本、泰國、土耳其等國。舊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大陸法系以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和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為代表形成了兩個支流。

英美法系，又稱普通法法系。是指以英國普通法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法律的總稱。它首先產生於英國，後擴大到曾經是英國殖民地、附屬國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馬來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非洲的個別國家和地區。到18世紀至19世紀時，隨著英國殖民地的擴張，英國法被傳入這些國家和地區，英美法系終於發展成為世界主要法系之一。英美法系中也存在兩大支流，這就是英國法和美國法。它們在法律分類、憲法形式、法院權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別。

兩大法系在法律歷史傳統方面或者也可以說是它們兩者在宏觀方面的差別：

1、從法律淵源傳統來看，大陸法系具有制定法的傳統，制定法為其主要法律淵源，判例一般不被作為正式法律淵源（除行政案件外），對法院審判無約束力；而英美法系具有判例傳統，判例法為其正式法律淵源，即上級法院的判例對下級法院在審理類似案件時有約束力。

2、從法典編纂傳統來看，大陸法系的一些基本法律一般採用系統的法典形式。而英美法系一般不傾向法典形式，其制定法一般是單行的法律和法規。當代英美法系雖然學習借鑒了大陸法系制定法傳統，但也大都是對其判例的匯集和修訂。

3、從法律結構傳統來看，大陸法系的基本結構在公法和私法的分類基礎上建立的，傳統意義上的公法指憲法、行政法、刑法以及訴訟法；私法主要是指民法和商法，英美法系的基本結構是在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分類基礎上建立的。從歷史上看，普通法代表立法機關（協會）的法律，衡平法主要代表審判機關（法官）的法律（判例法），衡平法是對普通法的補充規則。

4、從法律適用傳統來看，大陸法系的法官在確定事實以後首先考慮制定法的規定，而且十分重視法律解釋，以求制定法的完整性和適用性；英美法系法官在確定事實之後，首先考慮的是以往類似案件的判例，將本案與判例加以比較，從中找到本案的法律規則或原則，這種判例運用方法又稱為「區別技術」。

5、從訴訟程序傳統來看，兩大法系也存在一些傳統的差別，如大陸法系傾向於職權主義，即法官在訴訟中起積極的作用，英美法系傾向於當事人主義，即控辯雙方對抗式辯論，法官的作用是消極中立的。

6、從職業教育傳統來看，大陸法系在律師和法官的職業教育方面突出法學理論，所以大陸法系自古羅馬以來就有「法學家法」的稱號；而英美法系的職業教育注重處理案件的實際能力，比如律師的職業教育主要通過協會進行，被稱為「師徒關系」式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