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學社會大變
⑴ 法律社會學的基本思想
第一，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並對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發生實際作用的社會規范。這首先意味著法與國家是不可分的，所有的法都是「國家的」。至於那些在功能上與法相似或相同，對法起著輔助和加強作用的社會規范（如政黨、社團的章程及鄉規民約等），可以稱之為「准法」，但不能歸屬於法的范疇。否則，就會導致法的不確定性，甚至可能出現把法律沒有禁止、但其它社會規范禁止的行為作為「非法行為」處治等擾亂和破壞法治的現象。其次也意味著那些僅僅停留在書面文字（法典、法律、法規）上，長期不對社會生活發生實際作用的規則、原則，並不能算作法，正象一台根本不起計時作用的「鍾表」不能算作鍾表一樣。
第二，法是一種復雜的體制。這種體制代表著國家對權利和義務（即社會合作的成果和負擔）所進行的權威性分配。所以，法的核心內容是權利和義務。這是法區別於宗教、道德和習慣的主要之點。宗教以人對上帝的義務（信仰和服從）控制社會，道德以人際之間的義務和責任調整社會關系，習慣則表現為行為的經常性，依一定習慣模式活動是無所謂權利和義務的，法律則是以「權利」和「義務」這對對應范疇來調節社會關系的。法既是一種體制，自然就包括硬體和軟體兩部分。「硬體」指制定和實施法律的國家機構，軟體指國家機關的各種指令。如果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是由一定的國家機構按照事先確定好一定的規則和程序進行的，這種法定權利和義務的配量就具有權威性和合法性。
第三，法是一種秩序。秩序意味著在社會生活中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關系的穩定性、結構的一致性、行為的規則性、進程的連續性、事件的可預測性以及人身財產的安全性。秩序的存在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必要前提，所以，除了極少數試圖從混亂中漁利的壞蛋，大多數人都希望有某種秩序的存在。秩序是與無序（混亂）相對的。當無序（混亂）發生或將要發生時，人類必須採取措施去保護受到危害的秩序。在文明社會中，法是預防和制止無序（混知）發生的首要的、經常起作用的手段，因而也是秩序的標志。
法是秩序，它突出地表現於以下各方面，即：現代民主社會的階級控制秩序，社會生產和交換秩序，社會生活秩序，以及權力運行秩序。所有這一切都表現為法律秩序。
第四，法是實現一定社會目的或價值的工具。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工具。就現代法來說，法的工具性表現為：賦予個人從事某種活動，實現某種利益的資格、機會、條件，維護個人期待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為不使用私人武力解決糾紛和沖突提供權威機構和正當程序，以維護公共秩序、和平和安寧；授於政府合法權威，使之能夠公平地、有效地配置資源，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教育和促進公民參與政治程序和法律秩序，並為公民參與提供保障；引導社會變遷或為社會變遷開辟道路，等等。既然法是工具，人們就可以根據確定的目的來評價法，並按照不斷變化的環境和價值標准對法進行解釋和修改。
⑵ 簡述法律社會學和法律人類學之間的區別
法社會學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關系的學科，是法學與社會學相互結合的產物。西方許多國家又把這門學科稱為「法律與社會」（Law and Society），或「法學與社會科學」（Law and Social Science）。
法律人類學
legal anthropology
在費孝通學習人類學的年代裡，「法律人類學」（legal anthropology）尚未成為研究與教學的專門類別（據說這個概括是20世紀40年代初才出現的），且費孝通本人一向不願輕易將自己的研究視作是某一學科...
法律人類學連接"法律條文"與"社會"
法律人類學從不同文化間相互理解的角度，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解釋法律問題。一般認為，1926年馬林諾夫斯基的《原始社會的犯罪與習俗》的發表，是法律人類學在學界取得獨立地位的標志。「從馬林諾夫斯基的著作開始，法律人類學家開始運用人類學方法對法律領域拓荒。」貴州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吳大華表示。
法律人類學強調法律多元，強調對法律進行動態性的研究，主張通過綜合運用國家法律與非國家法律來解決糾紛，維護社會秩序。法律人類學家注重田野調查，通過個案研究，將法律條文與社會相連接。
「活的法」：立足於經驗和感受
傳統法學重視規范的意義，將「法」限定為國家意志，而人類學方法的引入拓展了傳統法學的視域。法律人類學多立足於經驗和感受。吳大華認為，這種對傳統法學從概念、體繫到方法的全方位的批判引發了法學理論的革命。
法學不再僅僅表現為法律條文與規范的狹窄框架，法律多元為人們理解人類社會的法律運作行為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視角。人類學展現了非西方社會的法律及其文化背景的多樣性，法律不僅僅是國家意志的表現，初民社會同樣存在規則與秩序。在不同的地域，法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內容。比如，東方社會的法具有禮的內容，有時會「禮法不分」；西方社會的法含有宗教的元素，教會法與世俗法並行。學者表示，如果把所有爭端都訴諸法律，定會產生訴訟成災、效率低下的後果。在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謝暉看來，作為交叉學科的法律人類學，更關注人們實際的法律（規范）生活是怎樣的，以期「開發」出人類法律（規范）生活的多種面目、多個面向。
學者表示，法律人類學習慣於進行比較研究，對存在於不同時間、地點和社會形態中的各種法律文化進行比較研究，整體化地看世界，在動態的過程中把握法的實質及其發展，關注法律行為及其相互之間的變化過程，關注「活的法」。
吳大華認為，注重以參與觀察為特徵的田野調查方法是法律人類學的一個基本特徵。只有對法律制定之前的准備工作和實施之後的後續調查工作進行細致的研究，才能避免出現法律與社會脫節的情況，這正是注重田野調查的法律人類學的優勢。不過，田野調查不能走過場，不能拿著結論尋找有利的數據與案例，應當擬定調查提綱，選擇采訪方式與技巧，最大限度地克服先入為主的主觀因素，獲取第一手資料並通過科學分析獲得結論。吳大華認為，20世紀60年代後期，法律人類學從研究原始法、部族法的模式轉換成研究糾紛及其解決的方式，人們將研究國家法律定式化的規則演變為研究糾紛及其解決與處理的「過程」，關於處理糾紛的典型案例分析正是開拓新的法律人類學研究疆域的重要工具。
超越「問題個案」研究
法律人類學的研究史就是個案的研究史。所謂個案研究，就是以一個整體的單位作為觀察和描寫對象，其目標在於了解被研究的單位，重復發生的生活事項或重要部分，進行深入探究與分析，以解釋現狀或描述探索足以影響其變遷及成長諸因素的互動情形。
法律人類學家將傳統「案例教學法」通過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進一步發展成為「問題個案」分析法，這是早期法律人類學研究法律問題的一種重要方法。但也由此限制了法律人類學的發展，使它變成了對沖突和糾紛處理過程的專門研究。
以格拉克曼為代表的曼徹斯特學派是新功能主義的重要力量，他們倡導的延伸個案研究法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問題個案的困境。延伸個案研究法是曼徹斯特學派在非洲研究中開創的研究路徑，這種方法注重對個案進行歷史學意義上的分析，要求對個案涉及的原則與價值進行持續性分析，把糾紛視為一種社會過程，把主要的研究點從社會組織轉移到了社會過程。
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趙旭東表示，將案例放在一個相互影響的社會關系網路裡面，放到它所涉及的社會經濟地位、歷史發展脈絡、文化背景中去分析才有意義，才能更好地推動法律人類學研究的發展。
⑶ 法律社會學的內容結構
法律規則無疑具有重要性，與我們的生活緊密相關；同時也對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如羅斯福新政、里根改革等。
但是，相關的一點是，法律的重要性能到什麼樣的程度？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有些法律變革並不是很成功甚至很不成功。有時候相似的法律變革卻引起了不同的結果。（如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的對比。）這種現象存在於不同國家、地區以及同一國家地區的不同時期中。為什麼會這樣？難道是因為法律本身制定的好壞的問題嗎？顯然很難這樣回答。
法律決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法律社會學正是要研究社會的基本條件對法律制度的影響。這是從宏觀的角度研究法律，是法律社會學最主要的研究內容之一，也是歐洲法律社會學的主要內容。比如，熟人社會和陌生人社會，其法律制度必然不可能是相同的。為什麼農村不容易搞法治？也許有一個社會生活環境的問題。我們發現許多復雜的法律制度是配合陌生人社會即現代商業社會設計的。
另外，法律社會學也從微觀的角度進行研究，把法律的實施看作是社會博弈。一項法律制定出來後，必然會引起人們的社會博弈，不可能要求人們完全的毫無反應的依法律而為。（「法律必須被信仰」，這句話所描述的狀態永遠不可能完全達到。）每個人對法律都會有所反應。
法律社會學是對法律形式主義的糾正。法律形式主義雖然作了奠基，但是它不能解決大量的社會問題。如最高院關於「姦淫幼女」罪的司法解釋，如果單從刑法理論的角度考慮的話，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但一旦放到社會中去，問題就出現了。比如，有可能觸犯這一條罪的人可能是哪些人呢？律師、法官和檢察官的迴旋餘地大了之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呢？舉證責任會有什麼變化由此檢查機關的資源配置又會有什麼變化呢？但願這只是杞人憂天。（見蘇力《一個不公正的司法解釋》）
法律社會學當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是，法律社會學可以看到社會條件、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乃至微觀上的個人的行動對法律的影響。
很多問題都可以納入法律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如女權主義、同性戀問題，以及在國際交往中出現的不同社會的不同做法如對待安樂死的態度問題，西方由於基督教的傳統和某些技術問題而對安樂死相當慎重。（再如人工流產問題，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問題，等等。）我們僅僅通過概念法學的角度都很難理解這些問題。只有把部門法的邊界打破，把學科的邊界打破，問題才能達到很好的認識和解決。
正因為以上的原因，關於法律社會學，本課程旨在介紹一種思路、方法性的東西。而不是過多的實質性內容。
二、
法律社會學既是一門新的學科，又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它的萌芽在最古老的思想家的思想中就存在。早期的思想家都是雜家，他們的思考不是按照現代意義上的學科的邊界來進行的，而是依靠他們的直覺和？如柏拉圖是從社會正義的角度考慮法治的問題的，強調哲學王的統治，但他後來又發現這種哲學王在現實世界中是不存在的，於是又提出法律的重要性。亞里士多德對政體的考慮也是關注了與政體相關的國家疆土問題以及中產階級問題等。孔子曰：德在刑先。奧古斯丁、阿奎那講自然法。再到霍布斯和洛克，他們雖然是談法律，但其文章德主要內容竟是非法律本身的問題。（如《利維坦》雖然說的是自然法，卻主要談的是國家。）
真正意義上的法學產生於十九世紀，它是隨著律師和法官職業的出現而形成的。在這個意義上，法律社會學的先驅是孟德斯鳩和歷史法學派的薩維尼等。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提到了法律與地理、氣候、政體、國家大小以及人種等的關系，雖然其某些結論看起來是很荒謬的，但是其分析問題的思路是正確的，揭露了很多人們沒有注意到的聯系。歷史學派的薩維尼認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體現。這里的民族精神，雖然有些抽象化，但是也可以在一定意義上理解為社會綜合條件。
近代意義的法社會學的兩大傳統實在19世紀中葉產生的。
在歐洲是一個傳統。即宏觀角度的傳統，關注大的宏觀的結構。其創始人是馬克思、韋伯和迪爾凱姆。他們從自己的知識傳統出發，揭露了法與其它社會現象的關系；雖然其有些結論比較粗糙或者太一般化。但是其思路對後世是有重大影響的。糾正了法律職業化所帶來的對法律自身過多的關注的狀況。此外，人類學、心理學以及自然科學的發展對法學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現在又有哈貝馬斯等代表人物。
另一個傳統是英美特別是美國的法律社會學。它是從法官的傳統中發展出來的，經驗的色彩很濃。即使理論化較濃的法律經濟學也是從判例中發展起來的。這個傳統的發展主要是在1864年以後，當時，美國開始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問題的增加使得原有的法律不在適應，由於在侵權法、刑法、公司法等傳統的普通法領域制定法並不加以干涉，法官就面臨著改革法律的迫切任務。他們必須面對現有的社會條件和狀況。霍姆斯說：「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不是邏輯」、「將來法律的主宰是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以及卡多佐說「法律的終極目的是社會福利」等，都是體現了對法律形式主義、法條主義的反動。他們注意把非法律學科與法律結合，如心理學的知識，認為法官的審判是受他的心理因素的影響的。20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乃至整個世界上出現了很多的問題，比如女權主義、環境問題、種族問題等，促進了法律社會學的發展。在這一時期，馬克思、韋伯、和迪爾凱姆被重新發現，此外還有福柯以及闡釋學被重視，現代意義上的法社會學更加強調一個學科依靠多種學科知識解決某一個問題，被稱為法律和社會科學（law and social sciences）。
總的來說，從宏觀的角度講，法律社會學是作為一個單獨的學科而存在的，有自己的研究對象和方法，主要研究法律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它往往限於理論，對部門法雖有啟發性，但對適用法律並無太大影響。這種意義上的社會學在現代社會比較弱化。而微觀意義上的法律社會學並沒有明確的學科界限，它是研究一個具體的法律問題與相關學科的關系，包括具體關系和綜合關系。它又包括兩個傳統：一是以問題的方式出現，圍繞具體的問題展開研究；二是跨學科的法學研究，如法律經濟學、社會生物學、法律人類學、哲學特別是分析哲學、統計學等（如心理學對刑事訴訟結構提出了新的挑戰）。當然，這些劃分都不是絕對的。
中國正處於社會變革的重大時期，單靠法條主義不可能是中國法治發展的最佳路徑。我們要深入思考這個問題。 第二講 馬克思的貢獻 上
法學研究中，經驗的研究、因果關系的研究非常重要。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停留在那些似是而非的解說上。比如說法律文化，真的有什麼永恆不變的文化嗎？如果說中國人厭訟是一種文化的表現，那麼文化又是什麼呢？顯然，它又不得不歸結為厭訟等表現形式。沒有什麼意義。我們的研究，應當剔除概念的東西，應當觀察一個現象對另一個現象的影響，而不是一個概念對另一個概念的影響。任何一個概念都可以變成一個可觀察到的現象。（比如男女誰比較心軟，「心軟」這個比較抽象的概念就可以變得非常經驗化，支持女性比較心軟的人會舉出很多有關女性心軟的實例，比如女性關心人，看見別人的悲傷會表示同情，等等。又如「這個人太壞」，為什麼？肯定有一些事實讓你這么認定。又如刑法上的犯罪意圖，其實也是通過對犯罪人的行為推測出來的。所以，在姦淫幼女的罪名上，似乎就不應該太過強調什麼是否明知十四歲。）
我們這一講主要來談馬克思。馬克思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對法律與社會的關系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論述。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都沒有看到經濟對法律的影響，把法律看作是永恆的。黑格爾看到了變化（絕對理念的變化），馬克思則認為一切都處在流變之中，這一觀點被達爾文的研究印證。
馬克思關於法律的觀點主要有以下一些內容：把社會看成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是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 把社會看成一個整體，法律是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而發揮作用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具有同構性。 法律從實質上是統治階級或佔主導地位的群體的利益、意志、情感的表現。（不要否認這一點，正因為我們大多數人是異性戀者，所以我們才視同性戀者為異端。）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正因為生活條件允許了，才會有保護動物的善舉。 我們無法想像一個飢寒交迫的農民會參加什麼保護動物組織。又如，古代社會為什麼會株連九族，並不能簡單的歸結為刑罰殘酷，實際上這跟當時人們的生活背景如一個家族的人往往生活在一塊、容易互相包庇，跟當時國家力量弱小，只能以這種方式維持社會秩序有關。而現代社會為什麼強調罪責自負，也應從這個角度去研究）。 我們研究任何社會的法律問題，都要結合當時的生產方式、政治結構等綜合考察分析。（以後的結構主義、功能主義、及譜系學的研究中其實就有馬克思的方法論在里頭。如譜系學，把思想放到社會結構中研究而不認為是前人思想的影響。有如經濟學中的「路徑依賴」，正是馬克思的所說的：人是創造歷史，但他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歷史。） 運用階級分析、利益群體的分析。（「是我們禁止流浪，但問題是誰流浪」。又如所謂「自由選擇」，真的嗎？）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自由平等原則的解釋。
為什麼自由平等成為市場經濟社會的核心原則？許多人認為是人類理性的突然發現；馬克思對此作出了分析。
馬克思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的交換需要雙方都是自由人，是獨立的個體，不依附於對方和第三人。只有這樣才能保障交易的正常進行。所以，意思自治受到了特別的強調。工人的勞動力是商品而不是工人個人，工人個人是自由的。不僅如此，交換過程也應當是平等的（古典經濟學由於強調「主觀價值」而對這一命題持不同意見），每個人都關注自己的利益，因為交換而發生聯系。？
恩格斯從經驗的角度，從更廣泛的社會的角度做了分析，他指出，國際貿易要求商品所有者的流動不受限制，也要求他所接受的法律在各地應當是大致相同的，即平等的。要求資本主義法律的相同，與資本、勞動力的流通有很大的關系。資本主義法律塑造出了現代意義上的人（赤裸裸的利益、金錢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社會整個刑法發生了變化，開始強調個體形，不再株連九族。（考慮一下「父債子還」、「株連九族」的存在背景或原因）。資本主義原則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強調獨立、自由的法律制度。這是資本主義經濟中隱含的原則，這就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同構性。（可以看到計劃經濟的組織形式與計劃經濟的意識形態相聯系。）
但馬克思並沒有停留在這一步（否則只是為資本主義唱贊歌）。馬克思是批判者。他認為，由於法律是佔主導地位群體的情感、意志的表現，必然不可能是真正平等的，它源於經濟上的不平等。資本主義只有創造出一個無產階級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才能延續下去，才能實現自我的再生產。兩個階級之間的這種對立是必然的。資本主義的人權等觀念是隨著資本主義向全世界的推廣而得到正當性的。
※關於猶太人問題。
猶太人流落歐洲各國。受到了歧視和排擠。法律禁止他們從事某種行業，不允許他們做農民，只讓他們做商人、從事金融業。（基督徒是不能放貸的。由此可以看出歧視不是天生的，而是社會結構促成的。又如唐人街的形成。）18世紀末，西歐的猶太人享有了許多權利，出現了許多傑出的人物。為什麼？
是啟蒙運動的影響嗎？但是同時代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為什麼沒有獲此待遇？
是因為猶太人從事貿易，其生產方式符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法律平等的規范剔除了種族、地域、文化、教育程度等等方面的差異，人被一般化了，而猶太人由於從事的是資本主義的工商業，最早介入了這個一般化的過程。由此猶太人最早獲得了解放。而且猶太人得到解放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完善的西歐國家。
問題的產生不是哪個觀念的產物，而是社會力量綜合起作用的過程。這正是譜系學的方法。
※美國的民權運動。
1865年南北戰爭之後，美國制定了三條憲法修正案。（13、14、15），規定了禁止畜奴和選舉權利等等。在南方，隨著北方軍的撤離，南方開始了種族歧視、種族隔離。以投票稅、文化考試等方式剝奪黑人的選舉權。1896年的普蘭西訴弗格森案，最高院判決隔離但平等。後來美國社會也曾多次提出異議，1954年，最高法院的另一個判決指出：隔離不平等。1964年，民權改革。
為什麼同樣的法律會在不同時期發生不同結果？
美國社會學者研究認為：歐洲的國家都是小國，而美國則是個大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生產方式實際上是不同的。內戰發生時，北方已工業化，而南方還是農業社會，北方自然而然的對奴隸的歧視少；內戰後，雖然試圖改變南方，但沒有有效的進行。南方的大土地生產方式需要的正是依賴和服從，而不需要自由的工人。這樣，種族歧視就在南方有著深厚的基礎。只要大農業的生產方式不改變，黑人就沒有辦法免於歧視。
20世紀以後特別是二戰後，許多原因促成了美國的變化。經濟的發展，南方農業科技的發展，技術工人、黑人跑到北方。社會發生了許多變化，農業災害對南方大農場的破壞，另外還有冷戰時期針對蘇聯的攻詰必須作出行動。所有這些都使得民權運動得以發展。
（對我國的啟示：現代，農村與城市）
※刑罰形式的變化
兩個德國學者在1930年做了一個研究，指出刑事懲罰的形式也是受到了經濟基礎的影響。
19世紀以前，刑罰形式是罰金、鞭笞、肢體刑、放逐等。而現代社會卻主要是監禁等自由刑。
學者們拒絕認為這是啟蒙思想的作用。他們調查了許多檔案，認為刑罰形式是與勞動力的需求相適應的。當經濟發展過快時，勞動力需求多，刑罰便輕。反之則重。而最早的監獄首先是用來使用勞動力的，勞動力的需求與監禁有明顯的關聯。
但為什麼勞動力過剩時監獄還能存在呢？兩位學者認為是路徑依賴。認為監獄既然已經建立就很難再撤銷。這又掉入了意識形態的窠臼。
美國的學者進一步研究。指出：不僅刑罰形式與經濟相關，刑罰的嚴厲性與經濟也有關。成反比。他們做個一個實證實驗：失業率和監禁率之間有著共變關系。（頭一年失業率增加，第二年監禁率增加。）
蘇聯的尤金認為：監獄的懲罰形式與以前不同。以前是重質量，但不可計算；而監獄卻按照數學方式進行處罰，講求精確。這種處罰方式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不常見。監禁刑體現出一種賠償，這種懲罰與人們在一定時期內創造出的價值相聯，與資本主義商品交換、強調數目字的管理相一致。由於資本主義對價值的抽象化，人們也以抽象的價值、用抽象的時機那計算社會上的一切。總之，監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人權是一體而變的，乃是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這不是偶然的事件。貨幣化構成了社會基本的思維格式。資本主義生產是理性化的定量化的生產方式。
※ 19世紀英國的刑罰變革
主要內容是：法律統一，改革不人道的刑罰，廢除許多死刑。
大部分學者認為這是貝卡利亞、邊沁觀點的流行。把其看作是觀念的產物。
有一位學者指出：其實我們把封建社會理解的太殘酷了。其實中世紀英國適用的死刑並不多，大概50多種。資本主義發展起來後才嚴酷起來，大概200多種死刑。根據國會的立法，至少有100多種罪可立決。這是由於當時英國走向工業化，社會轉型，農業社會的社會控制體系遭到了破壞，許多農民湧入城市，成為罪犯。政府只好用死刑遏制犯罪率。後來，由於條件的變化，罪行的變化，（如犯罪量的增加、財產特別是動產犯罪的增多），同時陪審團由於宗教傳統和社區情感也不太滿意，商業城市也反對，商業組織（而不是邊沁）要求在刑事司法上變革，使刑罰更加確定而不那麼嚴厲。這些變化是經濟上的因素，是社會變遷的要求。
第三講 馬克思的貢獻 下
參考文章：《為什麼朝朝暮暮》
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看婚姻制度。
第四講 馬克斯。韋伯 上
參考文章：蘇力，「市場經濟需要什麼樣的法律」，《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第74頁。
韋伯，德國經濟學家。其主要興趣不在於法律，但他的觀點對法律有很大的影響。
1、要理性的預演算法律的後果。法律制定出來後，到底有那些影響，又會影響誰？
2、文化、精神、思想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特殊的，其特殊性在於參與市場經濟的人是以特定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獲得利潤的。資產者、經濟參與者特別注重對長期利潤的精細的系統的計算，即數目字的管理。資本主義經濟是規模經濟，注重長期收益而不是短期投機。這種長期的投資和規模性的經濟，使得機會成本和風險增大，於是要求有一定的預期和規則，從而對各種可能的風險作出預測並提出對策，保證收到預期利益。
法律和法律文化就在形成這種市場經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統一的法律使得人們的預期在原則上得到了滿足。反過來，這種市場經濟又要求法律必須是理性的，即堅持邏輯原則的始終如一，不管其是否合理，要保證市場經濟的參與者都有預期。因此，法律就不能太講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事實求是，而是要法治化、理性化。
而之所以在歐洲產生這種理性化的法律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乃是因為在西方社會理性主義的文化傳統非常久遠，同時業已形成的統一的民族國家對於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有著保障作用。
3、法律的類型
形式理性
實質理性
形式非理性
實質非理性
形式：帶有普遍性的東西。相當於我們所說的原則、原理。
實質：具體的，個別的，不系統的。
理性：運用法律的狀態，在目的明確的條件下，對於最佳手段的合理選擇。特別強調法官運用各種手段調整沖突。這種理性應該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公認的理性。換言之，理性就是指規則的適用是否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接受的，而其結論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
（1）、實質非理性
例子：所羅門國王對於兩個婦女爭奪一個孩子的判決。
分析：沒有人知道國王運用的是什麼規則，以及為什麼運用之。只知道結果是非常合理、公道的。（沒有人知道其規則和推理）
（2）、形式非理性
例子：神明裁判
分析：有規則，但推理過程沒辦法預測。
（3）、實質理性
例子：張金棟案。法院似乎把公憤也帶了進去。
分析：推理過程是理性的。但規則是不明確的，或只是一些道德的規則和政治原則。法律的原則變得模糊不清了。換言之，法律規則不是明確的，確定的。
（4）、形式理性
例子：1931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了一個案子。A偷了一架飛機，從一州飛往另一州。被判刑，法律依據是：禁止盜竊機動運輸工具。但A上訴至最高法院，聲稱自己偷的是飛機。不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最高法院最後同意了A的說法。釋之。
分析：有固定的規則，推理過程也很明確。但結論未必是合理的。
韋伯本人比較偏好形式理性。認為形式理性是資本主義最好的選擇。但他也認為無法論證形式理性就比其他的更合理。韋伯承認相對主義的文化觀，認為形式理性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所不同。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四種分類，不是絕對的。這只是一種從現實中抽象出來的理想型的概念，幫助我們理解各時代、各民族的法律。事實上，每個法院都在不同程度上集幾種類型於一身。
但總體上來說，西方法律與東方還是不同的。
4、行為的意義和理解
韋伯強調意義和理解。先看一個人的行為是不知道他在作什麼的，一定要努力理解行為人賦予行為什麼意義。（對刑法也有作用）
這並不是說我們都能知道其中的意義，但我們要盡量的去理解之。
這對於理解一個法律文化的產生有助。
5、法治、法律及官僚化
（1）法律是由專門人員負責實施的一種合法的秩序。
首先，法律是一種秩序。這帶有行為主義的意味。強調法律的社會性，而不僅僅是君主或人民的意志。
其次，法律是一種合法的秩序。強調人的主觀的下意識的認同。由此區分了基於認同的秩序和基於暴力的秩序。
再次，強調了專門人員的作用。強調法律的職業化。現代的法律職業是與現代的官僚制聯系在一起的。
（2）官僚制
官僚制和現代法治是同義語。就是管理上的理性化。所有的官員根據工作能力決定其位置，其活動根據組織規則和國家法律，其許可權有法律規定，並同時負有相應的義務和責任。下級要服從上級，但不是服從作為上級的那個個人，實際是服從法律。（注意這也不是絕對的。）
只有這樣，現代經濟、政治才能大規模的、理性而有計劃的運作。現代法治的重要部分就是現代的官僚制，它是維持現代經濟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
韋伯對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則：
○公務是連續的，不因個人的原因而中斷
○機構是依明確的規章組織進行的
a. 官員適用非個人化的標准。
b. 給予官員執行公務的必要權力，並不受追究
c. 權力和實行權力的手段要受到限制
○每個官員的職責和權威都是等級的構成部分
○雇員都不擁有行使職權必要的物質，但可使用之
個人收入和公務收入是嚴格分開的。可以使用執行公務所必須的物質條件，但必須對使用負責。
○官員沒有權力處理他的職務，無權出售和繼承
○所有的公文必須通過文件，保證機構能夠運轉起來
（3）官僚制的優點是可預測，有效、穩定。缺點是沒辦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乃至形成一個鐵籠。（韋伯是最早預見到現代性的危及的人之一。）
（4）對於中國的啟示。
第五講 馬克斯。韋伯 下
參考文章：《認真的對待人治》
第六講 迪爾凱姆
迪爾凱姆，近代法國最著名的社會科學家。主要著作有：《論社會的勞動分工》、《社會學方法的准則》、《論自殺》等。
迪爾凱姆的研究方法與馬克思和韋伯不同。馬克思的方法是哲學的方法，韋伯強調的是解釋（個體解釋學的傳統），而迪爾凱姆則注重實證研究和宏觀把握。把個人看作是社會當中的個人。（與韋伯不同，迪爾凱姆認為在社會學研究中不應考慮行為人的感覺，其實很多人是自己給自己找理由，不能當真的。迪爾凱姆強調總體特徵，必須把群體特徵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否則只是看到了表象，而不能看到功能。這正是功能主義的觀點。）
其實證主義和功能主義的研究方法對後世產生重要影響。人類學上的結構功能主義也有迪爾凱姆的影響。
迪爾凱姆非常強調人的社會性。認為只有把人放到社會中才能理解。最重要的還是要研究社會是怎麼維系的。由此，他非常關注整個社會是怎麼連在一起的，這就是社會的一體化問題或社會的團結問題。
與此相適應，迪爾凱姆的研究方法的特點是：反個體主義，總是在把握總體的情況下研究個體。
比如他對於自殺的研究。個別看來，似乎自殺總是一個個人的事情，與個人的經歷、情感等等有關，但迪爾凱姆卻把歐洲各國的的自殺統計數據總結起來進行研究。發現地域、宗教信仰、年齡、性別等等因素對於自殺都有影響。這樣自殺就不是一個個人選擇的問題，不是一個個人想不開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
社會事實。
迪爾凱姆強調從經驗和事實研究社會，這是可能的。但事實並不是可以直接觀察的到的，只是可以感覺到。不是我們看到了什麼東西，而是我們理解了某些特定的社會關系。所以我們才理解社會、國家、家庭、教授等等現象。這些事實與我們看到的太陽、石頭等不同，它們是社會事實。
社會事實，就是不易改變的、對個人有強制的、對人的行為有社會制約的、凌駕於個人或某個集團之上的一種固定的或不固定的對社會具有制約性的方式。
比如社會學意義上的法律並不需要明文規定和執法，卻還是存在的。這對我們理解法律是很有益的。不可能所有的規范都寫在法條上。
那麼怎麼觀察和研究社會事實呢？藉助可見標志。通過這種可見標志來觀察之。（仍可以男女誰有同情心為例，把同情心轉化成可測量的事實。）
那麼法律是什麼呢？
法律是一種社會事實，兵不一定需要通過法條規定、法律執行來表徵。
法律同時又是一個社會的可見標志。可以用來觀察一個社會的連帶關系，一體化過程。
社會整合問題
迪爾凱姆認為，傳統社會是一種機械性一體化的社會，而現代社會是一種有機一體化的社會。
在傳統社會，沒有太大的社會分工，人們是通過社區的、每個個體的宗教、文化、種族、語言等因素聯系在一起的。一致性是這個社會的核心標准。人們缺乏個性，關系親密，有共同的集體良知代表特定社會的共同觀念、情感。這種集體良知不是個體能改動的，是一種保守勢力，任何人侵犯之都會受到懲罰。
在現代社會，表面上看去每個個人都是自由自在的，但其實不是。由於城市的形成和發展，人口流動的增加，交通、通訊的發展等，使得社會分工成為一種必然和必需。人們日益專業化的同時履行著不同的社會職能。在這種情況下， 人們缺少普遍分享的良知，集體良知碎裂化，個人主義取代了原來的集體主義。但集體良知的碎裂並不必然導致社會瓦解，因為現代社會由於分工的專業化使得人們必須聯系在一起，相互依賴。社會仍然能保持連帶，這種連帶對維系社會更有力，是一種有機連帶。
不過，我
⑷ 法社會學的社會力量的對比狀況決定著法的產生
恩格斯在談及法律的起源時曾經說過：「在社會發展到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表達過類似的看法：「如果一種（生產）方式持續了一個時期，那麼它就會作為習慣和傳統固定下來，最後被作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聖化。」這樣，生產方式就「取得了有規則和有秩序的形式」，「這種規則和秩序，正好是一種生產方式的社會固定的形式」。其實，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可以說法是人類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規則化。這不僅體現在民事和商事等領域，而且也體現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及其他領域。這種狀況盡管只是法的產生的一種情形，卻已初步說明社會力量對比狀況決定著法的產生。因為一種行為方式發展成為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進而成為規則化的法律，足以說明其掌握的社會力量之大。「法是人類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規則化」，不僅初步說明社會力量對比狀況決定著法的產生，而且意味著這種規則化的法體現了法的合規律性以及社會一致性。
在另一方面，甚至可以說是更為重要的方面，法又是社會內部分化的產物。這一點主要體現的是法的合意志性和基於社會對立基礎上的社會強制性。所謂社會內部分化，是指在一個原先是單純的、一體性的社會內部，分化出若干個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甚至對立的不同的社會派別，這些不同的社會派別也就是一些不同的社會力量。而後起的國家正是這些不同的社會力量相互矛盾斗爭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的產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對國家起源的那段經典性論述就已揭示了這一點。在此補充說明三點：其一，社會力量的這種分化，首先很可能僅僅是一些個別性的不滿與反抗，隨後逐漸發展成為群體性和集團性的不滿、抗爭與對立。其二，正是社會力量的這種分化，決定了法的產生。因為沒有分化，就不會有反抗性力量，人們就會全體一致地遵循原始的習慣，而不需要強制，因而原始習慣也就僅僅是一種習慣，不會成為習慣法。理查德?斯瓦茨20世紀50年代對兩個以色列定居點的實證研究也證明，小的面對面的社會經常可以沒有正式法律而存在下去，而在任何中間分裂厲害的社會（即大規模的非面對面交往的社會）中卻行不通。J?R?格斯菲爾德也認為，當意見一致最難達成時，建立法律准則的壓力似乎最大。168-170其三，國家乃是分化了的社會力量相互矛盾、對立達到白熱化程度時的產物，這意味著法的起源並不是與國家的產生同步的。更明確地說，法的起源先於國家的起源。對此，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一文中早已指出過：「隨著法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問題是，是否法律一產生，國家就立刻出現了呢？對此，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並沒有說得很清楚，現有的考古學和人類學資料也還難以完全證明這一點。
⑸ 法社會學的問題
、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什麼？
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關系」
2、哲學基礎是什麼？
古希臘哲學家透過問問題來進行哲學實踐，他們所提的問題大概可以歸類為三類，這三類問題分別形成了哲學的基礎學科， 形而上學(metaphysics)，知識論(Epistemology)以及倫理學(Ethics)。
最初的三類問題分別是:
* 有關世界的本質與真理的問題。
* 有關我們如何知道或認識真理的問題
* 有關生命意義與道德實踐的問題
3、法社會學興起的歷史背景？
西方法律社會學產生的背景分析
1：從19世紀未開始，西方主要資本主義社會經歷了由自由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壟斷資本主義的出現使各種社會矛盾趨向激化，戰爭、經濟危機等災難頻繁來臨；舊的利益結構急劇變動，新的利益結構正在形成，新舊利益的沖突不可避免；這些社會問題都需要法律進行回應與解決。法學家和社會學家感到用17、18世紀形成的傳統思想已不可能解釋日益變化著的社會需要，必須沖破傳統的概念法學、分析法學的束縛。通過調整法學的結構，創立新的理論，如果法學與社會脫節，仍然在傳統的思維空間和法律范疇內工作，仍然只是注釋現有的法律，不為國家的立法和司法服務，不為政府解決蜂湧而至的社會問題出謀劃策，不去考察法律的實踐效果，法律就沒有多大用處。
2：資本主義法律制度與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民主法治理想之間產生的空距越來越大，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關注以往法律沒有涉及的領域，如勞動、福利、教育、經濟等方面的問題，於是勞工法、社會保障法、環境保護法、公共交通法、經濟法等社會立法不斷制定出來，「法律的社會化」成為時代的潮流。「法律的社會化」的主要內涵是：古代和中世紀的法律精神是義務，強調人民服從國家的權力。從17、18世紀「天賦人權」的觀念流行以來，法律精神轉向強調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進入20世紀後，資產階級要求充分利用國家權力和各種法律手段來加強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和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法律不僅要注意保護個人利益，而且更應強調保護社會利益，因此用「社會化的法律」代替強調個人權利、自由的法律。法律社會化的結果產生了大量的社會立法，如勞工法、最低工資法、環境保護法、住房法等，這是20世紀初席捲西歐、北美的法律制度的重大改革。
這些社會化問題和法律實踐當然要求對法學理論作出調整，如果法學研究依然與現實生活脫節，象分析法學那樣局限於現有法律制度的要素和結構分析，進行純粹的法律探討，機械地注釋成文法和判例法，不為國家運用法律手段解決社會問題提供指南或提出意見，就不能適應社會和法律實踐的需要。社會法學就是在這種強烈的和積極的社會推動下，並藉助於社會學家提供的新觀念和方法應運而生的。
3：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一貫主張把法放在社會關系中進行理解。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亞里斯多德的社會觀念，從中世紀的阿奎那到啟蒙學者對人和社會本質的看法，都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學因子。自17-18世紀開始就有不少學者認識到應在法與社會的關系中或在法的社會背景下研究法律。如英國哲學家休謨在《人性論》一書中就認為，法是不斷變化的社會制度，它起源於社會常例，而不是人性。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學家孟德斯鳩一直試圖探討社會環境對法的影響，強調地理、氣候、國土和人口等自然條件對法律制度的影響，注意在社會現實中研究法與其他社會的相互關系，並把法的精神解釋為「法律同各種政制、風俗、氣候、宗教、商業等等應有的關系」。正因為如此，孟德斯鳩被奉為法社會學的先驅。德國法學家薩維尼和英國法學家梅因等歷史法學家也很重視探討法的發展動力，強調法與社會環境和在社會環境與社會歷史中發現法的真諦，當然，休謨、孟德斯鳩和歷史法學家們的論述只是預示著社會法學，還不能把他們的學說冠以「社會法學」之名。
4、法律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來源於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和社會學。他們認為確保知識內容可靠或科學的唯一途徑，是將知識建立於觀察經驗的基礎之上，哲學不應以抽象推理而應以「社會學」為根據,知識的進步只能通過觀察和實驗。社會學的目的論和方法論啟發了一大批學者運用社會學的原理與方法觀察和研究法與和法律制度。
⑹ 法社會學的法是調整社會行為的規范
法的調整對象是什麼？人們對此通常有兩種回答：一曰社會關系，即法調整社會利益資源在版各社會主體間的分權配；二曰社會行為。應該說這兩種觀點都是對的，它們是從不同的層面上所作的回答。不過，更准確地說，法是通過調整人們的社會行為這一中介來實現對社會關系的調整的。
⑺ 法社會學與社會法學的異同
一，法社會學是以社會法的方法研究法律現象，代表人物有塗爾干、埃利希、韋伯、霍姆斯、龐德等。
塗爾干、韋伯等人強調法律的社會化，反對將法視為國家的唯一產物，認為應當從組織化社會，或社會本身，或人們社會行為中去探尋法的真諦。
龐德的法哲學的核心的社會利益說，認為社會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他明確反對純粹邏輯推理的僵化的概念主義或形式主義法學，認為法哲學要從單純歷史的和實證主義的思維方式中徹底解放出來。龐德的社會法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
理論，他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社會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實際內容，並且注重法律與社會利益之間的聯系。龐德認為，法律是發達政治組織化社會里高度專門化的社會控制形式，即通過有系統有秩序地運用這種社會的暴力而達到的社會控制。在這一意義上，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是協調利益沖突的手段；法律的作用就是承認、確定、實現和保障各種利益，尤其是社會利益；提出法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
法社會學的結構沒有統一的安排，因為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實在是一個大框架，幾乎所有與法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可以放在其中，究竟構建一個什麼樣的框架比較合適，完全取決於研究者的學術興趣和注意中心。
二，社會法學現代大陸法系的國家首先提出了「社會法」的概念。社會法是什麼呢？比如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環境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金融法、計劃和產業政策法、國有企業法，等。這些現代法律主要是解決經濟規劃、環境保護、就業、社會保障等社會性的問題。這些法律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因此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就有了「社會法」的提法。
社會法是我國近年來在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大潮中應運而生的新興法律門類和法律學科。
社會法是與社會主義制度最為契合的法。社會法在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方面能夠發揮積極作用，和諧社會的建立尤其離不開社會法的發展。隨著社會建設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被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社會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傳統的法律部門中，民商法和經濟法主要調整一國的經濟生活，側重於保護公民的民事權利；憲法和行政法主要規范國家的政治生活，保護公民的政治權利。傳統的法律部門對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關注是遠遠不夠的。作為與經濟相並列的社會領域的事務需要法律的調整和保護，公民政治權利和民事權利之外的權利（可以稱之為「社會權利」）的保障也需要新的法律部門加以保護，社會法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
社會法的主旨在於保護公民的社會權利，尤其是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在社會關系中，有天生的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分，而且市場經濟會自發的導致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此時如果沒有公權力的介入來保護弱者的利益，將使社會關系的失衡狀態加劇並最終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通過法治途徑即制定和完善社會法是改變這種失衡局面的必然選擇，尤其在當前我國深化改革而社會法理論與實踐又比較薄弱的環境下，完善社會法，保障公民的社會權，使人們實現真正的解放——社會解放，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當然，社會法的概念、定位和體系、社會法不同內容之間的相關性、社會法的基本制度在短時間內，恐怕難以取得一致，社會法可謂任重而道遠。
[編輯本段]我國現行的社會法
《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工會法》、《未成年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殘疾人保障法》、《礦山安全法》、《紅十字會法》、《公益事業捐贈法》
⑻ 當前我國法律社會學研究有何重要意義
一、促進了法學理論在價值觀、方法論等方面的變革
隨著社會的變革及法學研究的進步，我國的法學理論逐漸走出了蘇聯的模式，開始尋找自己的發展路徑。但是，仍然存在過多注重研究「應當是怎樣的法」，而忽視「實際上是怎樣的法」；過分強調「書本上的法律」，而忽視「行動中的法律」等缺陷和不足。
20世紀80年代，法社會學逐步走入中國法學研究的視野，它注重法的社會性，重視研究法的社會功能和社會效益，強調法與民族傳統模式及心理結構的關系，要求法學家走出書齋，改變繁瑣的注釋方式，從事社會實證的考察分析，致力於解剖社會的「活法」，這些對舊有的法理學的僵化模式和教條化理論不啻是一種強有利的沖擊和改造。受法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影響，我國出現了一批傾向於社會學研究的法學家，他們從社會對法的實際需要出發，將「習慣法」、「民間法」等概念納入法學研究的范疇，並試圖從「本土資源」、「本土文化」中探索適合於中國的法治之路，提出了很多大膽而創新的觀點，逐漸推動著法學理論在價值觀和方法論等方面的變革。
二、促進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出
法社會學在中國起步雖然較晚，但是發展的卻很迅速。隨著法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廣泛傳播與運用，法學理論在價值觀和方法論上的變革及我國法制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很多學者看到了我國社會中實踐與理論嚴重脫節的現象，在對原因進行探討的同時也在積極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
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其基本內涵可以概括為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這是對我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法律等現狀進行綜合分析得出的結論，體現了法及法治的最終目標和追求。在這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不是善、功利、義，也不是將法治理念單單界定為正義，而是將其概括為五個方面。從內容上來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法治的大背景下，結合我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在平衡了法與社會的關系的前提下而得出的。這種分析問題並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一種法社會學的方法。
法社會學不但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同時本身也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法社會學理論及方法與中國法治實踐相結合而取得的成果，它看到了法與社會的互動和制約關系，並將這種關系進行處理和總結，從而得出一個適合於中國社會的法治理念。自從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被提出來以後，全國各地除了理論上認真學習和體會以外，還將其與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聯系起來，採取各種方法和途徑將該理念貫徹於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並取得了很多切實的成果，使我國的法治進程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三、為解決價值沖突提供了廣泛的途徑
法的價值沖突是我國司法實踐的困境之一。法的價值沖突導致實踐中出現很多有爭議的案件，甚至冤假錯案的出現。沖突的解決必須從社會入手，必須將法與社會融合起來以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法社會學的研究在這個時候就更顯得必要和重要了。
首先，法社會學者為我們提供的解決價值沖突的基本原則---最佳利益原則。
在當代中國，解決價值沖突的原則包括法定價值優先原則、合階級性原則、綜合測評原則等等。但這些原則在適用的時候往往會遇到很多問題，需要其他原則作為補充，最佳利益原則可以作為其中一個。權利沖突是價值沖突的表現形式，而權利沖突實際上是一種利益沖突。最佳利益原則是利益原則和效益原則的統一，是解決價值沖突的有效途徑。利益原則源於龐德關於法律任務的理解。他認為，法律的任務在於以最小的浪費來調整各種利益的沖突，保障和實現社會利益。龐德的社會利益理論受到了耶林社會功利主義法學的影響，可以說這種社會利益理論，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另外，當利益發生沖突時，需要對利益進行一種權衡，同時還要考慮一種成本，這也是功利主義的應有之意，這里被稱為是效益原則。當然，現實中的沖突往往很復雜，而且很多時候不是一個原則就可以解決的，在必要的時候將利益與效益統一結合，從而實現一種最佳的利益。至於選擇的方法問題，龐德的理論是立足社會利益，通過經驗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和權威性觀念的方法在最小的阻礙和最少浪費的情況下給予整個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
其次，關於價值沖突的解決途徑。就我國目前價值沖突的解決途徑來看，有學者將其概括為主體認同方式和外在統一方式、民主方式與專制方式、不違法方式與違法方式。在法治實踐中，這些價值沖突的解決方式確實存在，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這些方式還不夠具體。法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為我們提供了更廣泛更理性的途徑。
（一）謹慎立法。這不但是解決價值沖突的有效途徑，也是預防價值沖突的前提。謹慎立法的關鍵在於立法者。首先立法者要有正確的、統一的法價值觀。在價值多元的時代，要建立法的信仰，立法者就必須要明白法的價值是什麼，法追求的是什麼。在我們國家，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著立法者的價值觀，也指導著我國的法治實踐。謹慎立法還要求立法者在正確、統一的價值觀的指導下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法律一定是適合於一國實際的可以被普遍實施的法律。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不能脫離一國國情而採取簡單的「拿來主義」。法的價值寓於「法的精神」之中，立法者一定要在正確的價值觀的指導下充分的理解法的精神，根據法的精神去挖掘法治的「本土資源」，變「送法下鄉」為「下鄉尋法」，然後制定出適合於本民族、本國家的法律，這樣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在正確的價值觀基礎上制定出的良好的法律，可以預防並解決法的價值沖突，也才能被普遍的實施並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發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這是解決法價值沖突的必要途徑。
在我國，關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可以說是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到現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我國的司法審判中並沒有真正的發揮。長期以來，法官只能嚴格依法辦事，被動地適用法律，使法律適應已經變動的社會需要那是立法機關的事，法官只是一個沒有意志的生靈。事實上，法官的作用和地位不止於此，作為最重要的法律職業者之一，在一個國家的法制建設、法治實踐中，法官發揮著舉足輕重地作用。埃利希作為自由法學的創始人，主張「自由判決」，發揮法官個人對法的創製作用。他在《法律的自由發現和自由法學》一書中說：「法律是社會有機的基礎，法官只適用國家制定的法律是不夠的，法律適用的任何學說都不可能擺脫下面這些困難，即：第一次制定出來的規則，從本質上說，都是不完整的，一旦當它被制定出來時，它在實際上就變成了舊的東西了。這種規則，既難治理現在，更不用說治理將來了……負責適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時代的人，它就會根據本民族的時代的精神，就不會根據立法者的意圖，用以往世紀的精神來適用法律」。霍姆斯，美國一位重要的法社會學家，也是法官，他認為「法律的發展不是來自歷史，也不像分析法學家認為的完全來自自身邏輯的演繹，而主要是來自執法者自身的經驗。也就是說，發展法律的任務主要落在法官身上」。以上兩位法社會學家的論述，充分說明了法官的作用。法律的具體生命需要法官來賦予，法律的血肉最終隱藏在法官的具體判決中，在沒有制定法和司法解釋予以規范的情況下，要充分發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來解決價值沖突。
（三）正視類法律規范的作用。
類法律規范包括黨的政策、組織紀律、習慣規范和道德規范等等。這些類法律規范就是「活的法律」、「行動中的法律」。龐德說社會控制的手段除了法律還有道德、宗教和教育等。在法律不能或者不及時，我們需要通過其他方式來解決問題。在我國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政治和經濟發展不平衡、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相互撞擊，以及社會生活復雜性和多樣性等原因， 在社會生活中，類法律規范在規范組織和個人行為、彌補制定法的不足、調解矛盾和沖突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正視類法律規范的作用，不但可以健全我們的法制，還可以在價值沖突時多一種選擇，從而使法制建設和法治實踐更順利地進行。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⑼ 法律社會學的發展歷史
法律社會學主要是從法學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19世紀後,因受4種思潮的影響，西方法學界內形成了法律「社會學派」。這 4種思潮是：①歷史主義。強調追溯法律思想和立法制度的歷史根源，認為法律發展的模式是各種社會勢力行動的意外產物。代表人物有英國法學家和法律歷史學家H.J.S.梅恩、美國法律史學家和法哲學家O.W.霍姆斯等。②工具主義。號召將社會知識與法律結合起來，研究什麼是法律及實際上法律在起什麼作用。代表人物有英國法學家J.邊沁、德國法學家 R.von耶林和美國法學家R.龐德。③反形式主義。貶低法律規范的重要性和有效性，鼓勵人們充分認識行動的非理性動機、人對社會支持的依賴和自身具有活力的社會制度的出現。代表人物有奧地利法學家E.埃爾利希。④多元主義。認為法律不僅存在於正式的政府機構之中，還存在於習俗、社會組織、群體生活的現實規定之中。代表人物有埃爾利希。這 4種思潮的法學家都感到有必要越出傳統的法學界限，在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研究法學問題。法國的□.迪爾凱姆、德國的M.韋伯、美國的E.A.羅斯和W.G.薩姆納等社會學家有關法律、犯罪和懲罰問題的大量論述,促進了法學中的社會學派的形成,推動了法律社會學理論的發展。此外，英國的H.斯賓塞、奧地利的L.龔普洛維奇、法國的G.塔爾德和美國的L.F.沃德等社會學家分別從生物學、人類學和心理學等角度研究法律和解釋法律現象，被稱為早期社會法學的代表人物和法律社會學的奠基人。1892年，義大利法學家、社會學家D.安齊洛蒂首先提出「法律社會學」的說法。
20世紀以來，隨著新興的社會學不斷向古老的法學滲透，一批熱衷於將這兩個學科結合起來的社會學家和法學家形成了以實證主義哲學為基礎的陣容龐大、支派繁多的社會學法學派。主要支派有：自由法學派、利益法學派、現實主義法學派、社會連帶主義法學派、社會心理法學派和斯堪的納維亞法學派。社會學法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埃爾利希1913年發表的《法律社會學的基本原理》一書，為法律社會學奠定了理論基礎，使它趨向成熟。他強調法律來源於社會，揭示了法、法律規范及法院判決的社會基礎，提出作為法律結構所有不同因素總和的「活的法律」，主張社會學與法學結合。自由法學派的倡導者H.坎托羅維奇對法律社會學的發展也有突出貢獻。被稱為法律社會學權威的龐德，力求綜合各有關學科的知識以解釋法律現象，認為法律是一種社會工程，能有條不紊地促進社會與經濟秩序的安定，並提出法律概念的社會利益說；他認為法律社會學著重於法的作用而不是它的抽象內容，強調法的社會目的而不是它的制裁，認為法律規則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指針，而不是永恆不變的模型；他將法律當作一種社會制度，認為可以通過人的努力予以改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律社會學內部逐漸出現了統一的趨向,在美國尤其明顯。美國的法律社會學著重探討在法律思想與法律現實之間、「書本上的法律」與「行動中的法律」之間的差距，強調法律是不完善的，是可以改進的一種解決沖突的機制。這一研究方向在法律社會學中得到了普遍的肯定。
70年代，在社會學沖突理論的影響下，西方激進的法律社會學家集中研究法律在使沖突制度化方面的作用，法律如何為統治者的經濟利益服務，以及法律的理想和實踐對意識形態的影響。他們打破了與激進的犯罪社會學和異常行為學說的界限，更加註重對司法系統和審判制度的研究。70年代後期，激進的法律社會學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影響，對19世紀和20世紀的法律發展進行了以經驗為依據的歷史研究。此後，西方的主流法律社會學日益變得注重微觀經驗研究，注重行為分析，借鑒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技術。
美國是當代法律社會學研究最活躍的國家，在考察法制在個別社會部門內的發展和法律對社會制度的影響，對法律機構的職能、法律的社會監督和調節作用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進展。蘇聯的法律社會學注重研究法律意識的形成和發展，認為法律意識、人們有目的性的法律活動能對社會發展進程起調節作用，因此強調通過法律的宣傳和教育，提高全社會的法律知識水平。波蘭、聯邦德國、英國、荷蘭、義大利、日本等國，都有專門人員研究法律社會學，並在一些大學開設了法律社會學課程。當代世界各國的法學和社會學、法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都缺少真正的合作，研究者各執己見，自行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法律社會學同以美國社會學為基礎的法律社會學，在觀點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
⑽ 社會學的發展對於法律研究產生了哪些重要影響
法學與社會學存在著相當密切的相互交錯的關系.一方面,法學要研究社會中的法,把法作版為社會現象權的一部分研究;另一方面,社會學要通過法律研究社會,把法律作為社會內容的形式.因而,法學和社會學有很廣泛的共同課題.例如,法律的社會根源,法律的社會功能,法律規范的效力的社會標准,法律實效的社會條件,法律的社會化,人在法律方面的社會化,法律行為的社會基礎心理基礎和道德基礎,社會變遷中的法律變遷.
社會學在一百多年前出現,它把全社會作為它的研究對象,隨著社會學的發展,研究更加深入,法學後來從社會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法學專門研究社會中有關法律規范與社會關系人的行為的學科,而社會學則把研究對象定位於研究社會的運行規律,社會結構,社會運動等其他宏觀的問題.
總的來說,社會學為法學做了重大的貢獻,法學從社會學中分離出來,獲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