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集體合同法
『壹』 我國第一部集體合同規定頒布時間是九幾年
我國第一部集體合同規定頒布時間是2004年，《勞動合同法》第54條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於2004年頒布的《集體合同規定》第47條均作出類似規定。
即集體合同的生效時間是在勞動行政部門收到集體合同文本後15日內沒有異議，那麼從第16日開始就生效。對於有異議的，自再次提交並通過審查15日內沒有異議後生效。
(1)德國集體合同法擴展閱讀：
19世紀中葉，工人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的罷工斗爭日益強烈，資本家為避免罷工損失，不能不與工人組織談判，同意簽訂集體合同。從此，簽訂集體合同的范圍逐漸擴大。但它並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也不受理集體合同案件。
到20世紀初，經過工人階級的斗爭，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才被迫承認集體合同的法律效力，並頒布了關於簽訂集體合同的法律。德國在1918年發布了《勞動協約、勞動者及使用人委員會暨勞動爭議調停令》，並於1921年頒布了《勞動協約法（草案）》。
法國於1919年頒布了《勞動協約法》後，又將其編入《勞動法典》。1935年美國公布了《國家勞工關系法》(《華格納法》)，承認了集體合同的法律效力。
20世紀60年代以來，集體合同內容普遍擴大，除過去規定的工作時間、工資標准和勞動保護等項內容外，還規定了錄用、調動和辭退職工的程序、技術培訓、休假期限、辭退補助金、養老金和撫恤金的支付條件以及工人組織的權利和工人參加企業管理辦法等項內容。
但有些國家還沒有關於休假待遇、病假待遇、懷孕和分娩待遇的立法，甚至沒有關於成年男子勞動時間和職工休假的立法，工人的勞動條件也缺少保障。
『貳』 孟鍾捷的發表論文
《再論「安史之亂」的歷史轉折性》，載《歷史教學問題》2000年第2期，第47-49頁；後收入《時代·史學·青年——<青年史學>六十期紀念文集》，第64-70頁。
《墨爾本的社區教育》，載《社會》2001年第12期，第42-43頁。
《略論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的歷史性》，載《青年工作論壇》2003年第1期，第16-17頁。
《試論魏瑪共和國的社會政策》，載《德國研究》2003年第4期，第66-70頁。
《納粹陰霾下的德國體育運動》（第二作者），載《體育文化導刊》2003年第6期，第61-62頁。
《墨爾本社區發展的歷史考察》，載《歷史教學問題》2004年第3期，第76-80頁。
《現代性與社會政策改革——1890-1933年間德國社會政策探析》，載《安徽史學》2004年第5期，第10-15頁。
《鄉鎮教會及其現代困境：塘棲基督教會初探》，載《當代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第27-30頁。
《20世紀中國體育史研究的再反思——兼論21世紀體育史研究的發展方向》（第二作者），載《體育文化導刊》2005年第2期，第33-35頁，後轉載於人大復印資料《體育學》。
《在戰爭罪責與民族自豪之間的「正常化」之路——六十年德國「第三帝國史」研究回眸》，載《甘肅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第190-192頁。
《作為歷史文本的新聞》（第二作者），載《甘肅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第169-170頁。
《勞資利益團體合作與一戰結束前後的德國社會——試論<斯廷內斯－列金協議>的起源及其意義》，載《世界歷史》2006年第1期，第92-99頁；後轉載於《下筆須論二百年：王養沖先生百歲華誕獻壽文粹》，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276頁。
《試論德國<企業代表會法>（1920）的緣起》，載《歷史教學問題》2006年第5期，第40-42頁。
《社會政策在德國：理論與實踐歷史的回顧（1873－1945）》，載《甘肅社會科學》（輯刊）2006年第5期，第152-154頁。
《納粹黨的企業代表會政策與德國經濟民主的消亡》（第一作者），載《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7年第2期，第248-253頁。
《「經濟民主」在德國的確立：試論胡戈·辛茨海默與<魏瑪憲法>第165條》，載《歷史教學問題》2007年第6期，第45-47頁。
《「完全控制權」與「共決權」之爭——試論德國1918/19年革命中的經濟性代表會運動及其歷史地位》，載《世界現代史新論》，第3編，華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121頁。
《試論德國魏瑪時代企業代表會體制的興衰（1920－1933）》，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8年第3期，第55-60頁。
《試論魏瑪「福利國家」的早期實踐（1918－1920）》，載《安徽史學》2008年第5期，第5-11頁；後轉載於人大復印資料《世界史》2008年第5期，第47-54頁。
《試析德國魏瑪時代集體合同制的興衰》（摘要論文）‚載《中國的未來：問題與挑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284頁。《<冷戰：1947－1991：一段激進時代的歷史>簡介》‚載《冷戰國際史研究》第6期‚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248頁。
《世界史學科發展30年大事記（1978-2008）（上）》，載《歷史教學問題》2009年第1期，第105-109頁。《世界史學科發展30年大事記（1978-2008）》（下），載《歷史教學問題》2009年第2期‚第99-104頁。
「The Conceptions of the Futur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German Labor Union after WWII「‚ Ost-West-Review‚2009‚No.1‚Bonn‚Germany。
《二戰後德國企業代表會體制的重建（1945-1952）》，載《世界歷史》2009年第4期‚第43-51頁‚後轉載於人大復印資料《世界史》2009年第12期‚第59-65頁。
《「獨特道路」：德國現代歷史研究的範式轉變與反思》，載《歷史教學問題》2009年第4期‚第56-59頁。
《試析魏瑪德國集體合同制的興衰》‚載《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9年第6期‚第677-681頁。
《試析二戰後聯邦德國工會聯盟的重建及其意義》，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9年第6期‚後轉載於人大復印資料《工會工作》2010年第3期。
《共同記憶的形成：德法合編歷史教科書——訪愛蒂安·弗朗索瓦教授》，載《歷史教學問題》2010年第3期‚第36-39頁。
《兩德統一與「社會夥伴關系」的東擴：1990-1992》，載《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第21-25頁。《試析聯邦德國集體合同制的發展（1949-1990）》，載《安徽史學》2010年第6期‚第97-102頁。
《全球化時代的歷史教育——訪[德]蘇珊·波普教授與尤塔·舒曼博士》，載《歷史教學問題》2011年第2期，第26-31頁。
《1918-1924年階級合作模式的嘗試與一戰後德國勞資關系的起伏》，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第117-124頁。
《德國歷史上的住房危機與住房政策（1918-1924）——兼論住房統制模式的有效性與有限性》，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第133-138頁。
《一戰後德國勞資利益團體合作》，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6月2日，第8版。
《德國媒體對「和諧觀」的釋讀（2004-2007）——以《明鏡》周刊為中心》，載《探索與爭鳴》2011年特刊。
《試析魏瑪德國勞資關系的演變——以8小時工作制的興衰為中心》，載《世界歷史》2011年第4期，第48-58頁。
《歷史思維素質培養的深度與廣度：來自德國的經驗》，載《歷史教學》2011年第19期，第53-56頁。
『叄』 名詞解釋---集體合同
集體合同 collective agreement
又稱勞動協約、團體協約、集體協約或聯合工作合同，是企業與工會簽訂的以勞動條件為中心內容的書面集體協議。集體合同與勞動合同不同，它不規定勞動者個人的勞動條件，而規定勞動者的集體勞動條件，一般適用於企業行政（或企業主）和全體工人、職員，也有的適用於企業行政（或企業主）和參加簽訂集體合同的工會成員。
資本主義國家的集體合同 工人或職員的組織（一般是工會）與企業主或企業主聯合會簽訂的關於出賣勞動力的條件的協議書。在18世紀末葉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英國僱傭勞動者團體與工廠僱主簽訂的勞動協定，是資本主義國家集體合同的萌芽。它是工人為反對個人僱傭契約苛刻的勞動條件而要求簽訂的。
19世紀中葉，工人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的罷工斗爭日益強烈，資本家為避免罷工損失，不能不與工人組織談判，同意簽訂集體合同。從此，簽訂集體合同的范圍逐漸擴大。但它並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也不受理集體合同案件。到20世紀初，經過工人階級的斗爭，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才被迫承認集體合同的法律效力，並頒布了關於簽訂集體合同的法律。德國在1918年發布了《勞動協約、勞動者及使用人委員會暨勞動爭議調停令》，並於1921年頒布了《勞動協約法（草案）》。法國於1919年頒布了《勞動協約法》後，又將其編入《勞動法典》。1935年美國公布了《國家勞工關系法》(《華格納法》)，承認了集體合同的法律效力。20世紀60年代以來，集體合同內容普遍擴大，除過去規定的工作時間、工資標准和勞動保護等項內容外，還規定了錄用、調動和辭退職工的程序、技術培訓、休假期限、辭退補助金、養老金和撫恤金的支付條件以及工人組織的權利和工人參加企業管理辦法等項內容。但有些國家還沒有關於休假待遇、病假待遇、懷孕和分娩待遇的立法，甚至沒有關於成年男子勞動時間和職工休假的立法，工人的勞動條件也缺少保障。
蘇聯、東歐國家的集體合同 企業行政和工會為保證完成或超額完成生產計劃、加強勞動保護和改善職工物質文化生活條件而簽訂的雙方相互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集體協議書。蘇聯於1918年7月2日頒布的第一個集體合同法令是《確定工資定額（工資率）和勞動條件的集體合同批准程序》。1922年《俄羅斯聯邦勞動法典》第4章,1970年《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勞動立法綱要》第2章,都對集體合同作了專門規定。在蘇聯，簽訂或修訂集體合同按法律規定程序進行。合同期限一般為一年。企業行政、工會依靠職工群眾定期檢查合同執行情況。企業行政違反集體合同的，負經濟責任、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職工個人違反集體合同的,亦要追究其責任。在東歐國家，如保加利亞(1951)、匈牙利(1967)、羅馬尼亞（1972）、南斯拉夫(1976)等國所頒布的勞動法典中，都有關於集體合同制度的條款。
中國的集體合同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於1922年擬定的《勞動法案大綱》，就提出了「勞動者有締結團體契約權」的斗爭綱領。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於1930年公布《團體協約法》，承認僱主或僱主團體與工人團體有締結團體協約的權利，但為了反對工人斗爭，又規定「團體協約當事團體對其團員有使其不為一切斗爭，並使其不違反團體協約規定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後，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私營工商企業勞資雙方訂立集體合同的暫行辦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等文件中規定，在私營企業（或同行業）中，工會有權代表工人、職員與資本家簽訂勞資集體合同，以發揮職工勞動熱忱或資方經營生產的積極性。在一些國營、公營和合作社經營的企業中，也曾一度實行集體合同制。但它和私營企業的集體合同性質根本不同，集體合同由工會代表工人、職員與企業行政締結。其主要內容是：合同期間總的生產任務；在生產上行政與工會雙方應保證的事項；生產定額、工資制度和獎勵處分辦法；工作時間和假期，改善工人和職員的物質文化生活設施的具體計劃等。集體合同的種類，主要有產業集體合同和企業集體合同兩種。期限一般為一年。
『肆』 哪個國家最先實行勞動法求大神幫助
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產生於19世紀，與產業革命的出現及工人運動的聲勢日益壯大密切相關。 18世紀末～19世紀初，隨著西方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逐步興起，工人階級強烈要求廢除原有的「工人法規」，頒布縮短工作日的法律；要求增加工資、禁止使用童工、對女工及未成年工給予特殊保護以及實現社會保險等。資產階級政府迫於上述情況，制定了限制工作時間的法規，從而促使了勞動法的產生。英國在1802年通過《學徒健康和道德法》，這就是現代勞動立法的開端。到1864年，英國頒布了適用於一切大工業的工廠法。1901年英國制定的《工廠和作坊法》，對勞動時間、工資給付日期、地點以及建立以生產額多少為比例的工資制等，都做了詳細規定。德國於1839年頒布了《普魯士工廠礦山條例》。法國於1806年制定了工廠法，1841年頒布了《童工、未成年工保護法》，1912年制定了《勞工法》。進入20世紀以後，西方主要的國家大都相繼頒布了勞動法規。從1802年以後的百餘年間，西方國家的勞動立法從民法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勞動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國際無產階級斗爭的高漲，西方國家陸續制定了不少勞動法。德國1918年頒布《工作時間法》，明確規定對產業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制，還頒布了《失業救濟法》、《工人保護法》、《集體合同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勞動者的利益，對資本家的權益作了適當的限制。 到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勞動立法出現了兩種不同傾向：一種是以德、意、日為代表的法西斯國家，不僅把已經頒布實施的改善勞動條件的法令一一廢除，而且把勞動立法作為實現法西斯專政、進一步控制工人的工具。另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它們為了擺脫經濟危機，對工人採取了一定的讓步政策。英國於1932～1938年間，先後頒布了縮短女工和青工勞動時間，實行保留工資年休假以及改善安全衛生條件的幾項法律。美國在1935年頒布的《國家勞工關系法》（《華格納法》），規定工人有組織工會和工會有代表工人同僱主訂立集體合同的權利。1938年又頒布了《公平勞動標准法》，規定工人最低工資標准和最高工作時間限額，以及超過時間限額的工資支付辦法。 俄國十月革命後，在1918年頒布了第一部《勞動法典》，1922年又重新頒布了更完備的《俄羅斯聯邦勞動法典》，體現了工人階級地位的轉變和國家對勞動和勞動者的態度。它以法典的形式使勞動法徹底脫離了民法的范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勞動立法 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進一步加深，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一批現代的反工人立法。如1947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塔夫脫-哈特萊法》，把工會變成一種受政府和法院監督的機構，禁止工會以工會基金用於政治活動；規定要求廢除或改變集體合同，必須在60天前通知對方，在此期間，禁止罷工或關廠，而由聯邦仲裁與調解局進行調解；規定政府有權命令大罷工延期80天舉行，禁止共產黨人擔任工會的職務等。又如1947年法國國民議會通過的《保衛共和國勞動自由法》，同樣是鎮壓工人運動的法律。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的勞動立法出現了新的趨勢。在工人運動的壓力下，各主要國家相繼頒布了一些改善勞動條件和勞動待遇的法律，如法國頒布了關於改善勞動條件、男女同工同酬、限制在勞動方面種族歧視的法律，日本於1976年重新修訂了《勞動標准法》，還制定了關於最低工資、勞動安全與衛生、職業訓練、女工福利等方面的法律。 70年代以後，蘇聯的勞動立法也有了很大的變化。1970年頒布了《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勞動立法綱要》，其後，各加盟共和國又根據這一立法綱要頒布了自己的勞動法典。東歐國家在50年代先後頒布了勞動法典，到60～80年代，除有的國家如保加利亞，對他們的勞動法典進行了修訂和補充外，大部分國家如羅馬尼亞、匈牙利、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波蘭、南斯拉夫等，都曾再次頒布了勞動法典。經過近2個世紀的歷程，勞動法越來越受到重視，在世界各國的法律體系中已經佔有了重要的地位。 中國的勞動立法 中國的勞動立法，出現於20世紀初期。中華民國時期 ，北洋政府農商部於1923年3 月29日公布了《暫行工廠規則》，內容包括最低的受雇年齡、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對童工和女工工作的限制，以及工資福利、補習教育等規定。國民黨政府則沿襲清末《民法草案》的做法，把勞動關系作為僱傭關系載入1929～1931年的民法中；1929年10月頒布的《工會法》，實際上是限制與剝奪工人民主自由的法律。 為了維護工人利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1922年發動了大規模的勞動立法運動，並提出《勞動法大綱》19條等等。這一代表工人利益的《勞動法大綱》並未得到當時政府的確認。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才產生了真正代表職工利益的勞動立法。1931年11月7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抗日戰爭時期，各邊區政府也曾公布過許多勞動法令，如晉冀魯豫邊區1941年11月1日就曾公布過《晉冀魯豫邊區勞工保護暫行條例》。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1948年8月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對解放區的勞動問題提出了全面的、相當詳盡的建議，對調整勞動關系提出了基本原則。各個解放區的人民政府，也曾先後頒布過不少勞動法規。這一切，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勞動立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同年，勞動部公布《關於勞動爭議解決程序的規定》，1951年2月，政務院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1953年1月經修正後重新公布），1952年8月，政務院發布《關於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1954年7月，政務院公布《國營企業內部勞動規則綱要》，1956年6月，國務院公布《關於工資改革的決定》，1956年國務院公布《工廠安全衛生規程》、《建築安裝工程安全技術規程》和《工人職員傷亡事故報告規程》。 在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中國的勞動立法有了進展。1958年，國務院公布了《關於工人、職員退休處理的暫行規定》等4項重要規定。1966～1976年，勞動立法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1978年5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原則上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安置老弱病殘幹部的暫行辦法》和《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同年5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實行獎勵和計件工資制度的通知》。1982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礦山安全條例》、《礦山安全監察條例》、《鍋爐壓力容器安全監察暫行條例》等3項法律文件。1982年4月，國務院發布了《企業職工獎懲條例》。1986年7月，國務院發布了《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辭退違紀職工暫行規定》和《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1986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1987年7月，國務院發布了《國營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暫行規定》，同年勞動部發出了《關於禁止招用童工的通知》。1988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1992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1992年11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礦山安全法》。1993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1994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這些勞動法規在調整勞動關系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1956年，中國曾起草《勞動法》，由於歷史原因，中途夭折。1979年第二次起草《勞動法》，1983年7月曾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草案》，但因很多問題難以妥善解決，未提交全國人大審議。90年代初期第三次起草《勞動法》，1994年7月5日經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頒布標志中國勞動法制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勞動法》共13章107條，包括總則；就業促進；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工資；勞動安全衛生；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護；職業培訓；社會保險和福利；勞動爭議；監督檢查；法律責任；附則。《勞動法》是中國的基本法，為勞動法制建設奠定了基礎。《勞動法》的立法指導思想是：①充分體現憲法原則，突出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②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③規定統一的基本標准和規范。④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盡量與國際慣例接軌。這一指導思想保證了《勞動法》的制定工作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
麻煩採納，謝謝!
『伍』 德國的勞資關系的現狀
立法明確勞資權利義務關系
德國民法典對勞資雙方的權利義務作了原則性規定。此外，德國還制定了70多部全國性法律、法規來規范僱主與雇員之間的勞動關系。法律和法規內容涉及勞動關系的確定、勞資協議管理規定、工作時間及帶薪假、解僱保護、企業共決權和勞動保護等內容。
德國勞動法律強調對雇員與僱主權利義務的平衡以及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性。雇員的義務，也就是僱主的權利；僱主的義務，也就是雇員的權利。雇員的義務包括3方面內容：勞動義務、忠誠義務和競業禁止義務。與此相對應，僱主也有3方面義務：支付報酬義務、保護義務和其他附隨義務。
集體合同制穩定勞資關系
在雇員與僱主的長期斗爭與談判中，德國積累了許多平衡勞資關系的經驗，集體合同制便是德國處理勞資關系的秘密武器之一。
在德國，勞資協議以勞資雙方的談判形式來確定。代表資方和勞方開展談判的最主要的兩大機構為僱主協會和工人工會，一般都是按照行業進行組織。每隔一段時間，分別由僱主協會與工會組織代表開展勞資談判，達成勞資協議。
多數協議都使勞資雙方的權益達到最大化的平衡，比如在規定給予雇員更有利的工資、休假及各類補貼的同時，在工作時間安排等方面，僱主也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權。協議對勞資雙方具有強制約束力。另外，企業與雇員也可根據自願原則，單獨約定工資收入及其他權益。根據有利適用原則，比勞資協議更有利的契約式約定不受勞資協議影響。
『陸』 集體合同的什麼規定了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履行的有關規則
集體合同（Collective contract）是指企業職工一方與用人單位就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等事項，通過平等協商達成的書面協議。
集體合同 collective agreement
也稱為勞動協約、團體協約、集體協約或聯合工作合同，是企業與工會簽
集體合同的協商與簽訂
訂的以勞動條件為中心內容的書面集體協議。集體合同與勞動合同不同，它不規定勞動者個人的勞動條件，而規定勞動者的集體勞動條件，一般適用於企業行政（或企業主）和全體工人、職員，也有的適用於企業行政（或企業主）和參加簽訂集體合同的工會成員。[1]
資本主義國家的集體合同工人或職員的組織（一般是工會）與企業主或企業主聯合會簽訂的關於出賣勞動力的條件的協議書。在18世紀末葉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英國僱傭勞動者團體與工廠僱主簽訂的勞動協定，是資本主義國家集體合同的萌芽。它是工人為反對個人僱傭契約苛刻的勞動條件而要求簽訂的。
集體合同的協商與簽訂
集體合同（Collective contract）是指企業職工一方與用人單位就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等事項，通過平等協商達成的書面協議。《勞動合同法》第51條規定：企業職工一方與用人單位通過平等協商，可以就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等事項訂立集體合同。集體合同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勞動合同。又稱團體協約、集體協議等，是指工會或者職工推舉的職工代表代表職工與用人單位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就勞動報酬、工作條件、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社會保險福利等事項，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進行協商談判所締結的書面協議集體合同草案應當提交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通過。
集體合同
1、 集體合同的簽訂應建立在集體協商的基礎上。集體協商是指企業工會或職工代表與相應的企業代表，為簽訂集體合同進行商談的行為。集體協商應遵守法律、法規的規定和平等、合作的原則。
2、 集體協商的內容、時間、地點應由雙方共同商定。在不違反有關保密規定和不涉及企業商業秘密的前提下，協商雙方有義務向對方提供與集體協商有關的情況或資料。
3、 集體合同的期限為一至三年，合同期限內，雙方代表可對集體合同內容進行變更或解除。由於簽訂集體合同的環境和條件發生變化，致使集體合同難以履行時，集體合同任何一方均可提出變更或解除集體合同的要求。一方提出變更或修訂或解除集體合同時，另一方應給予答復，並在七天內雙方進行協商 .
4、 集體合同的簽訂應建立在集體協商的基礎上。由企業工會（未建立工會的由職工民主推舉的代表或上級工會組織委派代表）代表職工一方與用人單位指派的代表，就勞動條件、勞動報酬、福利待遇等進行協商，達成一致後形成集體合同草案，提交職工代表大會或全體職工討論，經討論通過，由協商雙方首席代表簽字。並在簽字後10日內將集體合同文本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審查。集體協商的內容、時間、地點應由雙方共同商定。在不違反有關保密規定和不涉及用人單位商業秘密的前提下，協商雙方有義務向對方提供與集體協商有關的情況或資料。集體合同的期限一般為一至三年，合同期限內，雙方代表可對集體合同內容進行調整。雙方協商代表協商一致或由於簽訂集體合同的環境和條件發生變化，致使集體合同難以履行時，可以變更或解除集體合同。[2]
2基本特徵
集體合同首先具有一般合同的共同特徵，即是平等主體基於平等、自願協商而訂立的
集體合同和勞動合同
規范雙方權利和義務的協議。除此以外，集體合同還具有其自身特徵：(1)集體合同是特定的當事人之間訂立的協議。在集體合同中當事人一方是代表職工的工會組織或職工代表；另一方是用人單位。當事人中至少有一方是由多數人組成的團體。特別是職工方．必須由工會或職工代表參加，集體合同才能成立。(2)集體合同內容包括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等事項。在集體合同中，勞動標準是集體合同的核心內容，對個人勞動合同起制約作用：(3)集體合同的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不均衡．其基本上都是強調用人單位的義務，如為勞動者提供合法的勞動設施和勞動條件。(4)集體合同採取要式合同的形式，需要報送勞動行政部門登記、審查、備案方為有效。(5)集體合同受到國家宏觀調控計劃的制約，就效力來說，集體合同效力高於勞動合同，勞動合同規定的職工個人勞動條件和勞動報酬標准，不得低於集體合同的規定。（6）集體合同是一項勞動法律制度；（7）集體合同適用於各類不同所有制企業；（8）集體合同的訂立，主要通過勞動關系雙方的代表或雙方的代表組織自行交涉解決；（9）集體合同制度的運作十分靈活，沒有固定模式，並且經法定程序訂立的集體合同，對勞動關系雙方具有約束力；（10）集體合同制度必須遵循的一項重要原則，就是勞動關系雙方在平等自願的基礎上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
3協商主體
集體合同中的集體協商：勞動社會保障部2004年頒布的《集體合同規定》第4條規定用人單位與本單位職工簽訂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以及確定相關事宜，應當採取集體協商的方式。
集體合同簽訂集體協商學習
集體協商主要採取協商會議的形式，它比一般的民事合同訂立要復雜得多．它是一種高度規范化、程序化的商談。嚴重違反集體談判的程序性規范而簽訂的集體合同應認定為無效。訂立主體：集體合同的訂立主體是職工和用人單位：(1)職工是集體合同的主體，其共同要求代表其利益的工會或者職工代表與用人單位進行協商。需要注意的是。此處的職工代表和工會都是勞動者的代表，代表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進行協商，實際的主體是勞動者，其和勞動合同不同的是，集體合同是全體勞動者作為訂立的一方。(2)用人單位也是集體合同的主體之一。
4訂立程序
制定集體合同草案
集體合同應由工會代表職工與企業簽訂，沒有建立工會的企業，由職工推舉的代表與企業簽訂。一般情況下，各個企業應當成立集體合同起草委員會或者起草小組，主持起草集體合同。起草委員會或者起草小組由企業行政和工會各派代表若幹人，推行工會和企業行政代表各一人為主席或組長和副主席或副組長。起草委員會或者起草小組應當深入進行調查研究，廣泛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和要求，提出集體合同的初步草案。
審議
集體合同審核工作流程
將集體合同草案文本提交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審議。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審議時．由企業經營者和工會主席分別就協議草案的產生過程、依據及涉及的主要內容作說明，然後由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對協議草案文本進行討論．作出審議決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於2004年頒布的《集體合同規定》第36條規定：經雙方協商代表協商一致的集體合同草案或專項集體合同草案應當提交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集體合同草案或專項集體合同草案，應當有2/3以上職工代表或者職工出席，且須經全體職工代表半數以上或者全體職工半數以上同意，集體合同草案或專項集體合同草案方獲通過。
簽字
集體合同草案經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後，由雙方首席代表簽字或蓋章。
登記備案
集體台同簽訂後，應將集體合同的文本及其各部分附件一式三份提請縣級以上勞動行政主管部門登記備案。勞動行政部門有審查集體合同內容是否合法的責任，如果發現集體合同中的項目與條款有違法、失實等情況，可不予登記或暫緩登記，發回企業對集體合同進行修正。如果勞動行政部門在收到集體合同文本之日起15日內，沒有提出意見．集體合同印發生法律效力，企業行政、工會組織和職工個人均應切實履行。
公布
集體合同一經生效．企業應及時向全體職工公布。
5法律效力
集體合同的產生除要經過雙方代表協商、職代會審議通過、首席代表簽字程序以外，部門依法對集體合同進行審查，是集體合同生效的必經程序。集體合同簽訂後，應在10日內將集體合同文本及有關說明材料報送勞動保障部門。勞動保障部門在收到集體合同文本後15個工作日內未提出異議的，集體合同即日生效。報送單位應以適當方式予以公布。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異議，用人單位就異議事項經協商重新簽訂集體合同的，應按照報送程序重新報送勞動保障部門審查。[3]
集體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指集體合同的法律約束力。[4] 《勞動法》第35條規定：依法簽訂的集體合同對企業和企業全體職工具有約束力。職工個人與企業訂立的勞動合同中勞動條件和勞動報酬等標准不得低於集體合同的規定。《勞動合同法》第54條第2款規定：依法訂立的集體合同對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具有約束力。行業性、區域性集體合同對當地本行業、本區域的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具有約束力。
可見，凡符合法律規定的集體合同，一經簽訂就具有法律效力。集體合同的法律效力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集體合同對人的法律效力：集體合同對人的法律效力是指集體合同對什麼人具有法律約束力。根據中國《勞動法》的規定，依法簽訂的集體合同對用人單位和用人單位全體勞動者具有約束力。這種約束力表現在：集體合同雙方當事人必須全面履行集體合同規定的義務，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變更或解除集體合同。如果集體合同的當事人違反集體合同的規定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勞動者個人與用人單位訂立的勞動合同中有關勞動條件和勞動報酬等標准不得低於集體合同的規定。(2)集體合同的時間效力：集體合同的時間效力是指集體合同從什麼時間開始發生效力，什麼時間終止其效力。集體合同的時間效力通常以其存續時間為標准，一般從集體合同成立之日起生效。如果當事人另有約定的，應在集體合同中明確規定。集體合同的期限屆滿，其效力終止。(3)集體合同的空間效力：集體合同對空間的效力是指集體合同規定的對於哪些地域、哪些從事同一產業的勞動者、用人單位所具有的約束力。
6變更解除
所謂集體合同的變更，是指雙方當事人在集體合同沒有履行或雖已開始履行但尚未完全履行之前，因訂立集體合同的主客觀條件發生了變化，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與程序，對原合同中的部分條款進行修改、補充的法律行為。所謂集體合同的解除，是指集體合同依法簽訂後，未履行完前，由於某種原因導致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提前終止集體合同的法律效力，停止履行雙方勞動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行為。
集體合同政策問答
一般而言，就集體合同的變更或者解除可以分為法定和約定的變更和解除：(1)就約定變更和解除而言，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於2004年頒布的《集體合同規定》第39條的規定，只需要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以變更或者解除集體合同。(2)就法定變更和解除而言，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於2004年頒布的《集體合同規定》第40條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變更或解除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①用人單位因被兼並、解散、破產等原因，致使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無法履行的；②因不可抗力等原因致使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無法履行或部分無法履行的；③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約定的變更或解除條件出現的；④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其他情形。
此外，就變更和解除集體合同的程序而言，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於2004年頒布的《集體合同規定》第41條規定：變更或解除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適用本規定的集體協商程序。
集體合同的終止，是指雙方當事人約定的集體合同期滿或者集體合同終止條件出現，以及集體合同一方當事人不存在，無法繼續履行勞動合同時，立即終止勞動合同的法律效力。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於2004年頒布的《集體合同規定》第38條規定：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期限一般為1～3年，期滿或雙方約定的終止條件出現，即行終止。
合同意義
第一、在簽訂勞動合同時，單個勞動者處於弱勢而不足以同用人單位相抗衡，因而難以爭取到公平合理的勞動條件。由工會代表全體勞動者同用人單位簽訂集體合同，就可以規定集體勞動條件，集體勞動條件是本單位內的最低個人勞動條件。因此，集體合同能夠糾正和防止勞動合同對於勞動者的過分不公平，使之比較公平合理，也使勞資雙方在實力取得基本的平衡。
第二、許多在勞動合同中難以涉及的職工整體利益問題，可通過集體合同進行約定，如企業工資水平的確定、勞動條件的改善、集體福利的提高等。根據工資方面的法律規定，用人單位在制定工資分配和工資支付制度時應當聽取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的意見，這實際上就是工資集體協商的基礎。
第三、在勞動合同的有效期內，如果企業經營狀況和社會經濟形勢等因素發生了較大變化，那麼可以通過集體合同調整和保障勞動者的利益。根據勞動法的有關規定，用人單位需要裁減人員，應當徵求全體職工意見。因此，在集體合同中明確規定這方面的內容，實際上是將經濟性裁員規范化，有利社會的穩定。
第四、勞動關系的內容涉及方方面面，如果事無巨細均由勞動合同規定，那麼每份勞動合
集體合同政策
同都將成為一本具有相當篇幅的小冊子，訂立一份勞動合同將成為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通過集體合同對勞動關系的內容進行全面規定之後，勞動合同只需就單個勞動者的特殊情況作出規定即可，這樣就會大大簡化勞動合同的內容，也會大大降低簽訂勞動合同的成本。由於集體合同和勞動合同具有上述作用，集體合同被認為是勞動合同的「母合同」。
第五，實行集體合同制度，有利於從整體上維護職工的勞動權益，更好地保護勞動者個人的合法權益，調動職工生產勞動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增強職工的企業主人翁意識，實現中國《勞動法》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根本立法宗旨，體現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優越性。
第六，實行集體合同制度，在勞動關系的調整上可以在國家勞動法律法規的調整與勞動合同的調整中間增加集體合同的調整這一層次，實現對勞動關系的多方位、多層次調整。集體合同對勞動關系的調整，同一般的勞動法律法規相比對不同企業勞動關系的針對性比較強，同時也有利於消除或彌補勞動合同存在的某些隨意性，給企業勞動關系的調整提供一種新機制，從而使企業勞動關系更和諧、更穩定、更鞏固，更有利於促進企業發展。
第七，實行集體合同制度，有利於更好地發揮工會在穩定企業勞動關系中的積極作用，使工會在協調勞動關系和維護職工勞動權益的職能發揮得更直接、更生動、更有效，使工會的「維權」職能實現法制化。
第八，實行集體合同制度，有利於緩和和解決勞動爭議和勞動矛盾，有利於勞動爭議案件的減少和處理，有利於職工和企業之間的溝通和理解有利於維護和發展企業生產經營的良好秩序，促進企業的穩定和發展。
第九，實行集體合同，有利於政府從救火隊到裁決者的角色轉變。當前很多勞動糾紛，勞動者權益受到侵害，比如礦難問題，社會把予頭都指向政府，認為政府沒有盡到責任。但是平心而論，政府在這方面是花了很多功夫，發了很多的文件，三令五申，卻沒有收到實效。糾其原因，是因為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的事，而該管的事卻沒有管。如果國家有健全的集體合同法律制度，如果在用人單位實行集體合同，勞動者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力量維護自身權力，政府居中裁決，就不會發生這么多悲劇，政府的壓力也將大大減速輕。
7管轄機構
是指由哪些有權機構管理因集體合同所發生的爭議：(1)集體合同處於協商爭議階段產生的糾紛，按照《集體合同規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於2004年頒布的第51條規定：集體協商爭議處理實行屬地管轄，具體管轄范圍由省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規定。中央管轄的企業以及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用人單位因集體協商發生的爭議，由勞動保障部指定的省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組織同級工會和企業組織等
集體合同政策問答
三方面的人員協調處理，必要時，勞動保障部也可以組織有關方面協調處理。(2)集體合同履行階段產生的糾紛，如果是申請仲裁的，按照於．2001年10月27日修訂的《工會法》第20條第4款規定：企業違反集體合同，侵犯職工勞動權益的，工會可以依法要求企業承擔責任；因履行集體合同發生爭議，經協商解決不成的，工會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機構提請仲裁，仲裁機構不予受理或者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於2004年頒布的《集體合同規定》第55條也規定：因履行集體合同發生的爭議，當事人協商解決不成的，可以依法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此處應該由有權的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受理。(3)如果提起訴訟的，則按照訴訟法所規定的訴訟管轄來執行。
8發展
19世紀中葉，工人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的罷工斗爭日益強烈，資本家為避免罷工損失，不能不與工人組織談判，同意簽訂集體合同。從此，簽訂集體合同的范圍逐漸擴大。但它並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也不受理集體合同案件。到20世紀初，經過工人階級的斗爭，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才被迫承認集體合同的法律效力，並頒布了關於簽訂集體合同的法律。德國在1918年發布了《勞動協約、勞動者及使用人委員會暨勞動爭議調停令》，並於1921年頒布了《勞動協約法（草案）》。法國於1919年頒布了《勞動協約法》後，又將其編入《勞動法典》。1935年美國公布了《國家勞工關系法》(《華格納法》)，承認了集體合同的法律效力。20世紀60年代以來，集體合同內容普遍擴大，除過去規定的工作時間、工資標准和勞動保護等項內容外，還規定了錄用、調動和辭退職工的程序、技術培訓、休假期限、辭退補助金、養老金和撫恤金的支付條件以及工人組織的權利和工人參加企業管理辦法等項內容。但有些國家還沒有關於休假待遇、病假待遇、懷孕和分娩待遇的立法，甚至沒有關於成年男子勞動時間和職工休假的立法，工人的勞動條件也缺少保障。
蘇聯、東歐國家的集體合同 企業行政和工會為保證完成或超額完成生產計劃、加強勞動保護和改善職工物質文化生活條件而簽訂的雙方相互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集體協議書。蘇聯於1918年7月2日頒布的第一個集體合同法令是《確定工資定額（工資率）和勞動條件的集體合同批准程序》。1922年《俄羅斯聯邦勞動法典》第4章，1970年《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勞動立法綱要》第2章,都對集體合同作了專門規定。在蘇聯，簽訂或修訂集體合同按法律規定程序進行。合同期限一般為一年。企業行政、工會依靠職工群眾定期檢查合同執行情況。企業行政違反集體合同的，負經濟責任、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職工個人違反集體合同的，亦要追究其責任。在東歐國家，如保加利亞(1951)、匈牙利(1967)、羅馬尼亞（1972）、南斯拉夫(1976)等國所頒布的勞動法典中，都有關於集體合同制度的條款。
中國的集體合同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於1922年擬定的《勞動法案大綱》，就提出了「勞動者有締結團體契約權」的斗爭綱領。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於1930年公布《團體協約法》，承認僱主或僱主團體與工人團體有締結團體協約的權利，但為了反對工人斗爭，又規定「團體協約當事團體對其團員有使其不為一切斗爭，並使其不違反團體協約規定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後，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私營工商企業勞資雙方訂立集體合同的暫行辦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等文件中規定，在私營企業（或同行業）中，工會有權代表工人、職員與資本家簽訂勞資集體合同，以發揮職工勞動熱忱或資方經營生產的積極性。在一些國營、公營和合作社經營的企業中，也曾一度實行集體合同制。但它和私營企業的集體合同性質根本不同，集體合同由工會代表工人、職員與企業行政締結。其主要內容是：合同期間總的生產任務；在生產上行政與工會雙方應保證的事項；生產定額、工資制度和獎勵處分辦法；工作時間和假期，改善工人和職員的物質文化生活設施的具體計劃等。集體合同的種類，主要有產業集體合同和企業集體合同兩種。期限一般為一年。
9區別
1、主體不同：集體合同的當事人一方是企業，另一方是工會組織或勞動者按照合法程序推舉的代表。勞動合同的當事人是企業和勞動者個人。
2、內容不同：集體合同的內容是關於企業的一般勞動條件標準的約定，以全體勞動者共同權力和義務為內容。勞動合同的內容只涉及單個勞動者的權利義務。
3、功能不同：協商訂立集體合同的目的是規定企業的一般勞動條件，為勞動關系的各個方面設定具體標准，並作為單個勞動合同的基礎和指導原則。勞動合同的目的是確立勞動者和企業的勞動關系。
4、法律效力不同：集體合同規定企業的最低勞動標准，凡勞動合同約定的標准低於集體合同的標准一律無效，故集體合同的法律效力高於勞動合同。[5]
10內容
集體合同應當包括以下內容：
(一)勞動報酬；
(二)工作時間；
集體合同
(三)休息休假；
(四)保險福利；
(五)勞動安全與衛生；
(六)合同期限；
(七)變更、解除、終止集體合同的協商程序；
(八)雙方履行集體合同的權利和義務；
(九)履行集體合同發生爭議時協商處理的約定；
(十)違反集體合同的責任；
(十一)雙方認為應當協商約定的其他內容。
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特別規定
第五十一條集體合同的訂立和內容
企業職工代表與用人單位通過平等協商可以訂立集體合同。合同內容涉及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等事項。集體合同草案應當提交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通過。
集體合同由工會代表企業職工一方與用人單位訂立；尚未建立工會的用人單位，由上級工會指導勞動者推舉的代表與用人單位訂立。
第五十二條專項集體合同
企業職工一方與用人單位可以訂立勞動安全衛生、女職工權益保護、工資調整機制等專項集體合同。
第五十三條 行業性集體合同、區域性集體合同
縣級以下區域內，建築業、采礦業、餐飲服務業等行業可以由工會與企業方面代表訂立行業性集體合同，或者訂立區域性集體合同。
第五十四條集體合同的報送和生效
集體合同訂立後，應當報送勞動行政部；勞動行政部自收到集體合同文本之日起十五日之內未提出異議的，集體合同即行生效。
依法訂立的集體合同對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具有約束力。行業性、區域性集體合同對當地本地行業、本區域的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具有約束力。
第五十五條集體合同中勞動報酬、勞動條件等標准
集體合同中勞動報酬和勞動條件不得低於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標准；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訂立的勞動合同中勞動報酬和勞動條件等標准不得低於集體合同規定的標准。
第五十六條集體合同糾紛和法律救濟
用人單位違反集體合同，侵犯職工勞動權益的，工會可以依法要求用人單位承擔責任；因履行集體合同發生爭執，經協商解決不成的，工會可以依法申請仲裁、提起訴訟。
11訂立終止編輯
集體合同的訂立，是指工會或職工代表與企事業單位之間，
深圳某企業員工簽訂集體合同
為規定用人單位和全體職工的權利義務而依法就集體合同條款經過協商一致，確立集體合同關系的法律行為。集體合同按如下程序訂立：(1)討論集體合同草案或專項集體合同草案。經雙方代表協商一致的集體合同草案或專項集體合同草案應提交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2)通過草案。全體職工代表半數以上或者全體職工半數以上同意，集體合同草案或專項集體合同草案方獲通過。(3)集體協商雙方首席代表簽字。集體合同的變更，是指集體合同生效後尚未履行完畢之前，由於主客觀情況發生變化，當事人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對原集體合同進行修改或增刪的法律行為。集體合同的解除，是指提前終止集體合同的法律效力。經雙方協商代表協商一致，可以變更或解除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勞動法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變更或解除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1)用人單位因被兼並、解散、破產等原因，致使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無法履行的;(2)因不可抗力等原因致使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無法履行或部分無法履行的；(3)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約定的變更或解除條件出現的;(4)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其他情形。變更或解除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適用本規定的集體協商程序。
集體合同的終止，是指因某種法律事實的發生而導致集體合同法律關系消滅。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期限一般為1—3年，期滿或雙方約定的終止條件出現，即行終止。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期滿前3個月內，任何一方均可向對方提出重新簽訂或續訂的要求。
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簽訂或變更後，應當自雙方首席代表簽字之日起10日內，由用人單位一方將文本一式三份報送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審查。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自收到文本之日起15日內未提出異議的，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即行生效。[6]
1要。在科技發達的當今社會仿製模仿的技術非常高了，清潔條款對於避免糾紛發生很重要。
『柒』 德國勞動法的優點
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產生於19世紀，與產業革命的出現及工人運動的聲勢日益壯大密切相關。
18世紀末～19世紀初，隨著西方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逐步興起，工人階級強烈要求廢除原有的「工人法規」，頒布縮短工作日的法律；要求增加工資、禁止使用童工、對女工及未成年工給予特殊保護以及實現社會保險等。資產階級政府迫於上述情況，制定了限制工作時間的法規，從而促使了勞動法的產生。英國在1802年通過《學徒健康和道德法》，這就是現代勞動立法的開端。到1864年，英國頒布了適用於一切大工業的工廠法。1901年英國制定的《工廠和作坊法》，對勞動時間、工資給付日期、地點以及建立以生產額多少為比例的工資制等，都做了詳細規定。德國於1839年頒布了《普魯士工廠礦山條例》。法國於1806年制定了工廠法，1841年頒布了《童工、未成年工保護法》，1912年制定了《勞工法》。進入20世紀以後，西方主要的國家大都相繼頒布了勞動法規。從1802年以後的百餘年間，西方國家的勞動立法從民法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勞動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國際無產階級斗爭的高漲，西方國家陸續制定了不少勞動法。德國1918年頒布《工作時間法》，明確規定對產業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制，還頒布了《失業救濟法》、《工人保護法》、《集體合同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勞動者的利益，對資本家的權益作了適當的限制。
到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勞動立法出現了兩種不同傾向：一種是以德、意、日為代表的法西斯國家，不僅把已經頒布實施的改善勞動條件的法令一一廢除，而且把勞動立法作為實現法西斯專政、進一步控制工人的工具。另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它們為了擺脫經濟危機，對工人採取了一定的讓步政策。英國於1932～1938年間，先後頒布了縮短女工和青工勞動時間，實行保留工資年休假以及改善安全衛生條件的幾項法律。美國在1935年頒布的《國家勞工關系法》（《華格納法》），規定工人有組織工會和工會有代表工人同僱主訂立集體合同的權利。1938年又頒布了《公平勞動標准法》，規定工人最低工資標准和最高工作時間限額，以及超過時間限額的工資支付辦法。
俄國十月革命後，在1918年頒布了第一部《勞動法典》，1922年又重新頒布了更完備的《俄羅斯聯邦勞動法典》，體現了工人階級地位的轉變和國家對勞動和勞動者的態度。它以法典的形式使勞動法徹底脫離了民法的范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勞動立法 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進一步加深，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一批現代的反工人立法。如1947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塔夫脫-哈特萊法》，把工會變成一種受政府和法院監督的機構，禁止工會以工會基金用於政治活動；規定要求廢除或改變集體合同，必須在60天前通知對方，在此期間，禁止罷工或關廠，而由聯邦仲裁與調解局進行調解；規定政府有權命令大罷工延期80天舉行，禁止共產黨人擔任工會的職務等。又如1947年法國國民議會通過的《保衛共和國勞動自由法》，同樣是鎮壓工人運動的法律。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的勞動立法出現了新的趨勢。在工人運動的壓力下，各主要國家相繼頒布了一些改善勞動條件和勞動待遇的法律，如法國頒布了關於改善勞動條件、男女同工同酬、限制在勞動方面種族歧視的法律，日本於1976年重新修訂了《勞動標准法》，還制定了關於最低工資、勞動安全與衛生、職業訓練、女工福利等方面的法律。
70年代以後，蘇聯的勞動立法也有了很大的變化。1970年頒布了《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勞動立法綱要》，其後，各加盟共和國又根據這一立法綱要頒布了自己的勞動法典。東歐國家在50年代先後頒布了勞動法典，到60～80年代，除有的國家如保加利亞，對他們的勞動法典進行了修訂和補充外，大部分國家如羅馬尼亞、匈牙利、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波蘭、南斯拉夫等，都曾再次頒布了勞動法典。經過近2個世紀的歷程，勞動法越來越受到重視，在世界各國的法律體系中已經佔有了重要的地位。
中國的勞動立法 中國的勞動立法，出現於20世紀初期。中華民國時期 ，北洋政府農商部於1923年3 月29日公布了《暫行工廠規則》，內容包括最低的受雇年齡、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對童工和女工工作的限制，以及工資福利、補習教育等規定。國民黨政府則沿襲清末《民法草案》的做法，把勞動關系作為僱傭關系載入1929～1931年的民法中；1929年10月頒布的《工會法》，實際上是限制與剝奪工人民主自由的法律。
為了維護工人利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1922年發動了大規模的勞動立法運動，並提出《勞動法大綱》19條等等。這一代表工人利益的《勞動法大綱》並未得到當時政府的確認。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才產生了真正代表職工利益的勞動立法。1931年11月7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抗日戰爭時期，各邊區政府也曾公布過許多勞動法令，如晉冀魯豫邊區1941年11月1日就曾公布過《晉冀魯豫邊區勞工保護暫行條例》。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1948年8月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對解放區的勞動問題提出了全面的、相當詳盡的建議，對調整勞動關系提出了基本原則。各個解放區的人民政府，也曾先後頒布過不少勞動法規。這一切，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勞動立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捌』 關於如何完善集體談判權制度
集體合同制度成為調整勞資關系的一種產生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集體協商即集體談判的行為最早出現在十八世紀末。1791年美國的費城和紐約等城市的印刷業工人、製鞋業工人和木製業的工人都成立了行業組織，大家以這樣的組織形式團結起來反抗僱主方面的剝削。據史料記載，最早的集體談判是在1799年，美國費城的製鞋業工人為維護其合理的經濟利益而與僱主就勞動標准問題進行過集體談判，後來費城和紐約等城市的印刷業等行業的工人也開始了這種談判，集體談判若是不能達成協議就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罷工斗爭以示對僱主方面的抗議和威脅。僱主也想盡辦法對工人和工人組織進行指控，但是這樣的指控往往既難以達到其殘酷剝削的目的也難平息此起彼伏的罷工浪潮。在這種斗爭與妥協中，開始出現通過更認真的集體談判解決問題的方案。雖然當時談判的內容還比較簡單，但是，這種行為卻開啟了集體談判的先河。
十九世紀初英國工會合法化，1850年英國的紡織業、礦山業、冶鐵業的工會便代表勞工與僱主進行集體談判就有關勞動標准問題達成協議，到1870年，涉及工資等勞動標準的協議越來越多。1910年英國商務院第一次發表集體合同調查報告。在1696件集體合同中關於工資標準的集體合同就有563件，一般僱用條件的集體合同有1103件，其它的有30件。
集體合同法制化出現在十九世紀初。1904年紐西蘭頒布了最早的集體合同法律，制定了各種有關集體合同的法律。1907年奧地利和荷蘭也相繼制定了有關集體合同的法律制度。1911年瑞士頒布的《債務法》也有兩條是關於集體合同內容的。這個時期的集體合同多被視為民事法律關系，其內容也相對比較簡單，但是這卻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集體合同立法，開啟了調整勞資關系的法律制度。集體合同制度的產生是資本主義社會勞資斗爭的成果之一，波瀾壯闊的工人運動迫使僱主方面不得不正視工人作為一個最重要的社會力量的存在。為了避免更多的經濟利益的損失，僱主方面必須緩解勞資矛盾，這個緩解矛盾的有效方式就是通過協商談判的辦法，一方面對勞工提出的要求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同時，通過這個協商談判也對勞工的行為做出某種程度的約束。正是這種斗爭與妥協帶來的勞資關系的相對穩定更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集體談判進而簽訂集體合同的制度得到了國家的認可與肯定，於是便產生了集體合同法律制度。
隨著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高漲，迫於工人運動的壓力德國在1918年底頒布了《集體合同、勞工及使用人委員會和勞動爭議仲裁法》。這個法律文件對集體合同制度做了比較詳細的規定，此後，1921年4月又頒布了《集體合同法》，把該法納入了德國統一勞動法之中。1919年法國制定了集體合同特別法，也納入了勞動法典當中。芬蘭在1924年也制定了集體合同法，瑞士在1928年也頒發了集體合同法。美國1935年頒發的《國家勞資關系法》中也對集體合同的內容做了專門的規定。英國是集體談判和集體合同產生比較早的國家，但是由英國的判例法的法律體系本質所決定，其集體合同立法相對滯後於其它國家，甚至滯後於其殖民地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對戰爭和社會的動盪深惡痛絕，緩和勞資矛盾眾望所向。歐美國家開始積極干預勞資關系，制定了一系列的勞動法律，集體合同這種調整勞資關系的有效制度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和發展。二戰後各國都在不斷地制定和完善勞動法律，許多國家都對集體合同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給予認可。1946年到1950年的四年間，法國就頒布了多項涉及集體合同的法律。集體合同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發達的國家受到發達國家的影響也有一些發展。1958年非洲的迦納也制定了國家《勞資關系法》，1967年盧安達制定了《勞工法》，1971年尚比亞制定了《勞資關系法》；阿拉伯世界國家如伊拉克在1970年制定了《共和國勞工法》，同年利比亞也制定了《利比亞勞工法》，同年阿拉伯葉門共和國也制定了自己的《勞工法》等等，所有這些國家的勞工法或勞資關系法，其中都有關於集體合同的專門性規定。蘇俄十月革命以後，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國家調整勞資關系的集體合同制度的經驗，實行了按產業不同簽訂集體合同的做法，逐步在企業內部也開始實行集體合同制度。東歐國家照搬蘇聯的經驗建國後也開始在企業內部實行集體合同制定，用集體合同制定來調整勞動關系。
集體談判產生於十八世紀末，集體合同制度形成於十九世紀初中葉，現代意義的集體合同制度實際上是完善於二十世紀中葉，業已成為世界各國調整用人單位和員工之間關系的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手段，被各國普遍採用。
『玖』 集體合同的發展
19世紀中葉，工人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的罷工斗爭日益強烈，資本家為避免罷工損失，不能不與工人組織談判，同意簽訂集體合同。從此，簽訂集體合同的范圍逐漸擴大。但它並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也不受理集體合同案件。到20世紀初，經過工人階級的斗爭，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才被迫承認集體合同的法律效力，並頒布了關於簽訂集體合同的法律。德國在1918年發布了《勞動協約、勞動者及使用人委員會暨勞動爭議調停令》，並於1921年頒布了《勞動協約法（草案）》。法國於1919年頒布了《勞動協約法》後，又將其編入《勞動法典》。1935年美國公布了《國家勞工關系法》(《華格納法》)，承認了集體合同的法律效力。20世紀60年代以來，集體合同內容普遍擴大，除過去規定的工作時間、工資標准和勞動保護等項內容外，還規定了錄用、調動和辭退職工的程序、技術培訓、休假期限、辭退補助金、養老金和撫恤金的支付條件以及工人組織的權利和工人參加企業管理辦法等項內容。但有些國家還沒有關於休假待遇、病假待遇、懷孕和分娩待遇的立法，甚至沒有關於成年男子勞動時間和職工休假的立法，工人的勞動條件也缺少保障。
蘇聯、東歐國家的集體合同 企業行政和工會為保證完成或超額完成生產計劃、加強勞動保護和改善職工物質文化生活條件而簽訂的雙方相互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集體協議書。蘇聯於1918年7月2日頒布的第一個集體合同法令是《確定工資定額（工資率）和勞動條件的集體合同批准程序》。1922年《俄羅斯聯邦勞動法典》第4章，1970年《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勞動立法綱要》第2章,都對集體合同作了專門規定。在蘇聯，簽訂或修訂集體合同按法律規定程序進行。合同期限一般為一年。企業行政、工會依靠職工群眾定期檢查合同執行情況。企業行政違反集體合同的，負經濟責任、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職工個人違反集體合同的，亦要追究其責任。在東歐國家，如保加利亞(1951)、匈牙利(1967)、羅馬尼亞（1972）、南斯拉夫(1976)等國所頒布的勞動法典中，都有關於集體合同制度的條款。
中國的集體合同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於1922年擬定的《勞動法案大綱》，就提出了「勞動者有締結團體契約權」的斗爭綱領。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於1930年公布《團體協約法》，承認僱主或僱主團體與工人團體有締結團體協約的權利，但為了反對工人斗爭，又規定「團體協約當事團體對其團員有使其不為一切斗爭，並使其不違反團體協約規定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後，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私營工商企業勞資雙方訂立集體合同的暫行辦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等文件中規定，在私營企業（或同行業）中，工會有權代表工人、職員與資本家簽訂勞資集體合同，以發揮職工勞動熱忱或資方經營生產的積極性。在一些國營、公營和合作社經營的企業中，也曾一度實行集體合同制。但它和私營企業的集體合同性質根本不同，集體合同由工會代表工人、職員與企業行政締結。其主要內容是：合同期間總的生產任務；在生產上行政與工會雙方應保證的事項；生產定額、工資制度和獎勵處分辦法；工作時間和假期，改善工人和職員的物質文化生活設施的具體計劃等。集體合同的種類，主要有產業集體合同和企業集體合同兩種。期限一般為一年。
『拾』 哪個國家最先實行勞動法
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產生於19世紀，與產業革命的出現及工人運動的聲勢日益壯大密切相關。
18世紀末～19世紀初，隨著西方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逐步興起，工人階級強烈要求廢除原有的「工人法規」，頒布縮短工作日的法律；要求增加工資、禁止使用童工、對女工及未成年工給予特殊保護以及實現社會保險等。資產階級政府迫於上述情況，制定了限制工作時間的法規，從而促使了勞動法的產生。英國在1802年通過《學徒健康和道德法》，這就是現代勞動立法的開端。到1864年，英國頒布了適用於一切大工業的工廠法。1901年英國制定的《工廠和作坊法》，對勞動時間、工資給付日期、地點以及建立以生產額多少為比例的工資制等，都做了詳細規定。德國於1839年頒布了《普魯士工廠礦山條例》。法國於1806年制定了工廠法，1841年頒布了《童工、未成年工保護法》，1912年制定了《勞工法》。進入20世紀以後，西方主要的國家大都相繼頒布了勞動法規。從1802年以後的百餘年間，西方國家的勞動立法從民法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勞動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國際無產階級斗爭的高漲，西方國家陸續制定了不少勞動法。德國1918年頒布《工作時間法》，明確規定對產業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制，還頒布了《失業救濟法》、《工人保護法》、《集體合同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勞動者的利益，對資本家的權益作了適當的限制。
到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勞動立法出現了兩種不同傾向：一種是以德、意、日為代表的法西斯國家，不僅把已經頒布實施的改善勞動條件的法令一一廢除，而且把勞動立法作為實現法西斯專政、進一步控制工人的工具。另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它們為了擺脫經濟危機，對工人採取了一定的讓步政策。英國於1932～1938年間，先後頒布了縮短女工和青工勞動時間，實行保留工資年休假以及改善安全衛生條件的幾項法律。美國在1935年頒布的《國家勞工關系法》（《華格納法》），規定工人有組織工會和工會有代表工人同僱主訂立集體合同的權利。1938年又頒布了《公平勞動標准法》，規定工人最低工資標准和最高工作時間限額，以及超過時間限額的工資支付辦法。
俄國十月革命後，在1918年頒布了第一部《勞動法典》，1922年又重新頒布了更完備的《俄羅斯聯邦勞動法典》，體現了工人階級地位的轉變和國家對勞動和勞動者的態度。它以法典的形式使勞動法徹底脫離了民法的范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勞動立法 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進一步加深，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一批現代的反工人立法。如1947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塔夫脫-哈特萊法》，把工會變成一種受政府和法院監督的機構，禁止工會以工會基金用於政治活動；規定要求廢除或改變集體合同，必須在60天前通知對方，在此期間，禁止罷工或關廠，而由聯邦仲裁與調解局進行調解；規定政府有權命令大罷工延期80天舉行，禁止共產黨人擔任工會的職務等。又如1947年法國國民議會通過的《保衛共和國勞動自由法》，同樣是鎮壓工人運動的法律。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的勞動立法出現了新的趨勢。在工人運動的壓力下，各主要國家相繼頒布了一些改善勞動條件和勞動待遇的法律，如法國頒布了關於改善勞動條件、男女同工同酬、限制在勞動方面種族歧視的法律，日本於1976年重新修訂了《勞動標准法》，還制定了關於最低工資、勞動安全與衛生、職業訓練、女工福利等方面的法律。
70年代以後，蘇聯的勞動立法也有了很大的變化。1970年頒布了《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勞動立法綱要》，其後，各加盟共和國又根據這一立法綱要頒布了自己的勞動法典。東歐國家在50年代先後頒布了勞動法典，到60～80年代，除有的國家如保加利亞，對他們的勞動法典進行了修訂和補充外，大部分國家如羅馬尼亞、匈牙利、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波蘭、南斯拉夫等，都曾再次頒布了勞動法典。經過近2個世紀的歷程，勞動法越來越受到重視，在世界各國的法律體系中已經佔有了重要的地位。
中國的勞動立法 中國的勞動立法，出現於20世紀初期。中華民國時期 ，北洋政府農商部於1923年3 月29日公布了《暫行工廠規則》，內容包括最低的受雇年齡、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對童工和女工工作的限制，以及工資福利、補習教育等規定。國民黨政府則沿襲清末《民法草案》的做法，把勞動關系作為僱傭關系載入1929～1931年的民法中；1929年10月頒布的《工會法》，實際上是限制與剝奪工人民主自由的法律。
為了維護工人利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1922年發動了大規模的勞動立法運動，並提出《勞動法大綱》19條等等。這一代表工人利益的《勞動法大綱》並未得到當時政府的確認。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才產生了真正代表職工利益的勞動立法。1931年11月7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抗日戰爭時期，各邊區政府也曾公布過許多勞動法令，如晉冀魯豫邊區1941年11月1日就曾公布過《晉冀魯豫邊區勞工保護暫行條例》。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1948年8月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對解放區的勞動問題提出了全面的、相當詳盡的建議，對調整勞動關系提出了基本原則。各個解放區的人民政府，也曾先後頒布過不少勞動法規。這一切，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勞動立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同年，勞動部公布《關於勞動爭議解決程序的規定》，1951年2月，政務院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1953年1月經修正後重新公布），1952年8月，政務院發布《關於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1954年7月，政務院公布《國營企業內部勞動規則綱要》，1956年6月，國務院公布《關於工資改革的決定》，1956年國務院公布《工廠安全衛生規程》、《建築安裝工程安全技術規程》和《工人職員傷亡事故報告規程》。
在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中國的勞動立法有了進展。1958年，國務院公布了《關於工人、職員退休處理的暫行規定》等4項重要規定。1966～1976年，勞動立法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1978年5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原則上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安置老弱病殘幹部的暫行辦法》和《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同年5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實行獎勵和計件工資制度的通知》。1982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礦山安全條例》、《礦山安全監察條例》、《鍋爐壓力容器安全監察暫行條例》等3項法律文件。1982年4月，國務院發布了《企業職工獎懲條例》。1986年7月，國務院發布了《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辭退違紀職工暫行規定》和《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1986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1987年7月，國務院發布了《國營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暫行規定》，同年勞動部發出了《關於禁止招用童工的通知》。1988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1992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1992年11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礦山安全法》。1993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1994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這些勞動法規在調整勞動關系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1956年，中國曾起草《勞動法》，由於歷史原因，中途夭折。1979年第二次起草《勞動法》，1983年7月曾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草案》，但因很多問題難以妥善解決，未提交全國人大審議。90年代初期第三次起草《勞動法》，1994年7月5日經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頒布標志中國勞動法制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勞動法》共13章107條，包括總則；就業促進；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工資；勞動安全衛生；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護；職業培訓；社會保險和福利；勞動爭議；監督檢查；法律責任；附則。《勞動法》是中國的基本法，為勞動法制建設奠定了基礎。《勞動法》的立法指導思想是：①充分體現憲法原則，突出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②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③規定統一的基本標准和規范。④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盡量與國際慣例接軌。這一指導思想保證了《勞動法》的制定工作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