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法的產生

1. 國際經濟法產生的基礎

國際經濟法產生的基礎是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指的是貫穿於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類法律規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導思想，指的是這些法律規范的基礎和核心。
經濟主權原則
國家經濟主權原則
公平互利原則
全球合作原則
有約必守原則

2. 論述題： 國際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

由於對於經濟法的概念眾說紛紜，而對經濟法的產生也有不同的見解，因此在展開本文的討論之前，我想先對本文中所稱的經濟法及經濟法的產生作一界定。所謂經濟法法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及其政府為了修正市場運行的缺陷，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可持續發展而履行各種現代經濟管理職能時與各種市場主體發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關系的總稱。 這以界定表明所謂經濟法是以市場經濟為前提的，國家對經濟的管理是以市場規律為基礎，旨在修正市場缺陷而非取代市場的作用。關於經濟法產生的含義由三種基本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經濟法的產生及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另一種觀點認為，經濟法的產生即經濟法的制定；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經濟法的產生及經濟法律部門的形成。 本文所稱經濟法的產生是指經濟法律部門的形成。
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是法學史上令人矚目的事件之一，也是20世紀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成果。中國經濟法學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末，它是隨著中國體制改革的推進而同步發展起來的，中國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是社會主客觀條件成熟和發展的結果。
一、 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客觀條件
（一）、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中國經濟法產生、發展的經濟基礎。
法是社會關系的反映，社會關系特別是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人們各種物質利益關系及經濟關系，是法的本源。馬克思說：「無論是政治立法或是市民立法，都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 經濟法是與現代市場經濟相對應的，缺少需要進行調控的市場經濟這一基礎，經濟法就沒有產生和發展的必要和理由。在體制改革以前，我國對經濟主要依靠革命措施、執政黨和國家的政令、領袖及各級黨政領導人的權威和指示，實施組織管理。總的來說並不重視法律調整，即使制定了一些管理經濟的法律也帶有濃厚的行政法色彩，體現的是國家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中國在70年代末開始體制改革，雖然在體制改革的不同階段使用了「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以及最終採用「市場經濟」的提法，中國改革在總的方向上一直是沿著減少國家計劃，增強市場作用前進的。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的不斷得到發展，適應國家管理經濟需要的經濟法也就應運而生，並蓬勃發展。雖然改革開放已有二十多年，我國確定將「市場經濟」作為改革的最終目標也有十多年，但我們還只能說初步形成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與此相適應，我國的經濟法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也只能說是在迅速的的完善之中。
（二）大量的經濟法律規范的制定是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規范基礎。
所謂法律部門是人們為了更好的研究和運用法律的學術分類，是指具有同一性質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任何法律部門的產生和獨立都必須以大量的同類法律規范為基礎。否則就失去了研究的對象和存在的價值。但是，一國的經濟立法與一國的經濟法並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一國單有經濟法的立法並不足以產生本國的經濟法學，美國即是如此；沒有本國的經濟法立法也有可能產生以他國的經濟法為研究對象的經濟法學，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並無真正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法，卻產生了經濟法學。 盡管如此，如果沒有本國的經濟法立法，中國經濟法的發展將會因沒有本土性的資源而停滯。我們無法想像中國的經濟法學者能夠遠隔重洋很好的研究美國的問題，我們同樣無法想像，中國的學者對純粹的他國法律現象保持旺盛的熱情。法律規范的制定是中國經濟法學蓬勃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從1979年到1992年是中國經濟法的產生時期。這一時期，中國開始改革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體制的，重視以法律為手段調控經濟，這一時期頒布了大量管理經濟的法律法規，如不同所有制的工業企業法，外商投資企業法等，這一時期的經濟法立法總的來說與民商法、行政法的區分不明確，宏觀調控的計劃色彩明顯，並且經濟法中非常重要的市場秩序法立法缺位。從1992年至今是中國經濟法迅速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中國正式提出了要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以來，國家圍繞推進改革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框架頒布了大量法律法規，以頒行《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為起點，進入了制定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法的階段，出台了有關產業政策、財政、金融等宏觀調控的法律法規以及有關市場規制的法律法規，《反壟斷法》的制定也擺上了議事日程。中國經濟法體系正在迅速形成。與此相適應，中國的經濟法部門也迅速發展起來。
二、 中國經濟法產生、發展的主客觀條件
對經濟與法律關系的認識以及對經濟法的認識的加深，是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主觀條件。從1979年起，「經濟法」一次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葉劍英同志早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就曾提出「我們還需要各種經濟法」，這被很多學者認為是經濟法概念首次在領導層提出。當人們對經濟法的認識普遍是模糊的，隨意性大，與民商法和行政法的區別也不甚明確。隨著經濟法的發展，各種經濟法現象不斷豐富，層出不窮，壟斷問題，不正當競爭問題，損害消費者權益問題以及社會保障和宏觀調控問題等等，用法律手段來解決這些問題，促使市場經濟的發展已成為社會各界的共同呼聲。同時，隨著對市場經濟認識的深化以及對國際經驗的借鑒，在經濟法的研究和實踐中越來越注重市場規律和國際慣例，經濟法的理論研究也擺脫了純粹的抽象爭論，經濟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歷程。

3. 日本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就日本的經濟法理論而言，對其討論大致可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兩個階段。戰前的日本經濟法受德國經濟法理論的影響，以統制經濟法為基本特徵。戰後受美國經濟民主的自由競爭思想的影響，以維持市場競爭秩序法為基本特徵。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統制經濟為中心的經濟法思想

經濟統制是指國家在確定了某一目標後，對經濟活動施加權力干預使之朝著既定的方向發展，以實現國家的特定經濟目的。而以經濟統制為基本特徵的法律，可以說在日本擁有百年的歷史土壤。日本社會是極其容易地接受這樣的法律制度的。

1、二戰結束前的統制經濟法立法活動

從近代日本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盡管明治維新選擇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並為此建立健全了市民法體系，如明治23年（1890年）就頒布了《民法》《商法》等。但是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的市場經濟體制並沒能通過自由競爭一步步地走向成熟，而都是在特殊的國內外環境下被統制經濟所代替，而統制經濟法[2]正是國家實現統制經濟的最有效的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雖處於戰局之外，但卻是參戰國的市場，這為日本國內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契機。為適應戰時需要，保護經濟的繼續發展，日本政府一方面採取了強權的戰時經濟統制，如大正3年（1914年）制定的《有關戰時工業源料出口取締事宜》，大正6年（1917年）制定的《黃金出口禁止令》和《戰時船舶管理令》等；另一方面又對與戰爭有關的產業進行特殊的保護措施，如《軍需工業動員法》、《戰時海上保險法補救法》、《染料醫葯製品獎勵法》等。二戰爆發，日本社會又進入了所謂的戰時經濟時期，日本政府重操戰時經濟統制政策，頒布了《國家總動員法》，以保證人力、物力資源投入戰爭，同時還頒布了各種戰時臨時經濟統製法令。

2、經濟法概念的引入及其影響

正如大家所知，經濟法這一用語最初是從德國法中的「Wirtschaft srecht」一詞中翻譯過來的，並且是以經濟統制為其基本特徵的。

日本對經濟法的理論研究是從大正末年到昭和初開始的。孫田秀春於大正14年（1924年）發表的「勞動法與經濟法的關系」中最早把經濟法的概念介紹到日本。由於歷史上日本法律對德國法律的依存性，加之戰時統制經濟政策的共性以及本國在統制經濟體制下所存在的上述大量的經濟立法活動，使日本各界非常容易接受當時德國的以經濟統制為基本特徵的經濟法理論，將經濟法與經濟統製法視為同一概念，從國家強權介入經濟活動以實現特定目標這一立法目的來認識經濟法的現象。

善長邏輯思維的德國學者曾從不角度來定義經濟法的內涵，他們的理論對日本的經濟法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日本學者們也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經濟法的各種含義。一些行政法學者們從政府的「公共福利」目的來認識經濟法，並使用過「經濟警察」這一概念[3]；民商法學者也對政府所實行的官民企業一體化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行政權力的企業組織和事業者團體組織十分關注。

當時針對這一普遍的社會現象，各部門的法學家發表了許多論文和著作以闡明各自的觀點。如公法學者田中二郎的《經濟統製法的發展及現狀概況》，民商法學者末川博的《加強統製法與對私法的關心》、川島武宜的《經濟統製法與民法》等[4]，都是從經濟統制的角度來認識經濟法。可以說當時日本經濟法的核心概念是「經濟統制」。

總之，明治維新以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日本社會一直是處在統制經濟體制之下，這種否定私人企業經營自由的統制經濟，必然要影響立法目的。強調國家的特定經濟目標、壟斷特權，忽略甚至不允許私人企業自由競爭，集中代表了這一時期日本經濟法的立法思想和價值取向。所以，日本經濟法學者稱這一時期的經濟法是以統制經濟為中心的經濟法時期。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經濟法思想

如前所述，日本在從德國引入經濟法概念時，曾對經濟法問題展開過大討論，但對經濟法是一個新興的獨立的法律部門的研究卻是在二戰結束之後才開始的。

1、經濟法的新理念與經濟法理論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佔領軍根據美國的經濟思想，要求日本經濟非軍事化、民主化，並頒布了一系列的經濟民主化法，其中重要標志就是1947年4月《禁止私的壟斷與確保公正交易法》（以下簡稱《禁止壟斷法》）的制定。

隨著《禁止壟斷法》的制定和實施，有的學者開始主張要以的競爭理念為中心開展對該法律制度的研究，並積極地去思考如何建立一個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新的經濟法理論體系。當時為九州大學副教授的丹宗昭信在1958年的《經濟法》雜志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經濟法（學）的獨立性――試論由「統制」概念而形成的經濟法的統一體系》的論文，作者以帶引號的統制概念為基礎，提出應當把《禁止壟斷法》體系中自立性的「統制」這一本國的經濟法與戰時經濟統製法體系中他律性的「統制」這一外來的經濟法區分開來。並進一步指出：經濟法既不是什麼行政法，也不是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我們有必要將經濟法從行政法、商法中獨立出來進行單獨地研究。[5]但是，由於長期受戰時統制經濟法思想的影響，在許多從事經濟法學研究的學者中政府與經濟一體化的意識依然很強，為此要建立一個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經濟法理論，並使其成為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正式的新的經濟法理論，無論是在觀念上，還是在時間上都需要有一個適應期。尤其是由於「統制」是一個包含著對多種經濟活動加以規制的、內容極為豐富的概念，所以，新的經濟法在形式上往往表現為是涉及到各個領域的法律制度。為此，如何將戰時以統制經濟為中心的經濟法與新的以《禁止壟斷》為中心的經濟法聯系起來，進行繼承性的研究，如何將新的經濟法與既存的法學領域中的商法、行政法、民法、勞動法相區別來認識經濟法的獨立性，如何具體地整理出具有統制特性的新的經濟法的概念，均成為這一時期重要的理論課題。

在日本的戰後經濟恢復時期，美國佔領軍想將日本建成像美國那樣的小政府型的自由競爭式的市場經濟體制，而為了將支撐這一經濟體制的重要的法律制度――《禁止壟斷法》的基本理念能被人們廣泛地接受，於是就有「禁止壟斷法是日本的經濟憲法」這一說法，同時試圖來確立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日本經濟法理論體系。但是，關於在美國干預下制定的《禁止壟斷法》在經濟法中的地位問題，一開始就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後來由於東西冷戰的日益尖銳、朝鮮戰爭的爆發以及1952年日本從美國的佔領政策下獨立出來，日本經濟又很自然地轉向了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並制定了大量的有關禁止壟斷法適用除外的保護壟斷的產業政策法，[6]而且政府用於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基本法律不僅僅是《禁止壟斷法》，還包括財政金融法以及各個不同時期的某些「產業振興臨時措施法」。因此主張應當平衡地把握促進競爭與適當地限制競爭的關系，於是「禁止壟斷法是日本的經濟憲法」的說法也漸漸地不再提起了。即使是被認為日本市場經濟體制已達到一定的成熟度的今天，在重談如何建立小政府、如何建立以競爭為中心的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當前日本經濟的重要課題，並提議應當恢復以往經濟法有關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理念時，也沒有人再度用「禁止壟斷法是日本的經濟憲法」的提法。因為從日本戰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更多地發揮積極作用的是產業政策法，而《禁止壟斷法》卻一直處在不正常的「冬眠」狀態，他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產業政策的抗衡上。也就是說當政府過度地利用產業政策法去保護某一產業而有損於市場競爭機制時，公正交易委員會和有關的經濟法學者就用《禁止壟斷法》的規定來抵抗政府有關產業政策法議案的通過。[7]所以說，如何處理好反壟斷與公共利益的關系，在今天依然是日本經濟法學的重要話題。

2、有關經濟法理論體系中的「中心說」與「非中心說」

在經濟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進行研究的同時，形成了兩大經濟法理論。這就是以丹宗昭信、正田彬為代表的「中心說」（即經濟法是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和今村成和、金澤良雄為代表的「非中心說」（即不認為《禁止壟斷法》是經濟法的中心）。

就「非中心說」而言，以金澤良雄教授的觀點為例，他認為：所謂的經濟法是應經濟性＝社會協調性的要求，用社會協調的方式來解決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矛盾和困難（即因市民法自動調節的局限性而產生的困難）。它要求用「國家之手」，從國民經濟的立場出發制定各種經濟政策，並為實現這些經濟政策而進行的國家干預。經濟法的出現是為了彌補市民法所不能涉及的空白的法的領域，能夠這樣來把握經濟法的本質特性，我們就不難理解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在各種社會環境下，經濟法的內容既可以是促進壟斷法，也可以是維護競爭秩序法。作為經濟社會協調要求說，金澤教授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解決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矛盾，維持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法律。為此，一方面為了維護社會的安定，就需要有促進壟斷和維持供求關系的法律。另一方面，為了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則需要禁止壟斷法。因此，國家在這兩方面的規制同樣重要，不贊同經濟法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8]

就「中心說」而言：以代表競爭法核心說的丹宗教授為例，他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即在市場出現限制競爭的情況下，國家為了維持競爭秩序而對市場加以介入，這是經濟法最基本的特性。這樣定義經濟法是為了說明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把現實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存在的市場支配的各類現象（不能維持市場競爭秩序的狀態及可能性）作為自己獨自的調整對象（調整的目的、方法也是多樣的），從而形成經濟法自身的體系並與相鄰的行政法、民法、商法及勞動法等法律部門加以區別。在競爭法中，有關於禁止市場支配維護競爭秩序的法，如《禁止壟斷法》。也有促成市場支配而限制競爭的法，如禁止壟斷的適用除外法和經濟統製法，他們都與競爭法有著密切的聯系。為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法的核心是競爭法，有關競爭的法律在經濟法中占據核心地位。

3、兩種觀點對日本經濟法理論研究的影響

從兩種不同學說中我們不難看出：「非中心說」認為經濟法的理論體系應當由《禁止壟斷法》和產業政策法二部分內容構成，政府依法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對市場活動的規制包括鼓勵與促進，也包括禁止與限制。經濟法的功能對「市場失靈」即有事前的御防性，也有事後的糾正性。與之相反，「中心說」則認為，經濟法是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而產業政策法僅僅是在禁止壟斷法適用除外的特殊情況下才存在的，不應當與禁止壟斷法擁有同等的地位，國家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法律只能是以《禁止壟斷法》為主，只有在市場出現限制競爭的情況下，國家為了維持競爭秩序而對市場加以介入，在此之前國家不應當對市場的競爭活動加以干預。由於兩種觀點的分歧使日本經濟法的教科書也分為兩個版本，一個是由競爭法與產業政策法二部分內容構成的經濟法學教科書，一個是由以《禁止壟斷法》為主，在該法的適用除外中介紹產業政策法的、直接以《禁止壟斷法》命名的經濟法教科書。但是有關「事後介入說」[9]在日本始終沒有被政府所接受，而且在學術上也是少數人所堅持的觀點。

三、經濟法學會的成立與各時期經濟法學的研究課題

1、 經濟法學會的成立及前期的研究活動

如前所述，《禁止壟斷法》頒布實施之後，如何理解經濟法的競爭新理念，如何使日本的經濟法理論從戰前的以統制經濟為中心的統制經濟法的影響中擺脫出來，成為研究經濟法學的一項重要課題。日本經濟法學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於1951年5月4日在東京成立。經濟法學會的成立大大地推進了經濟法學的研究。學會通過一年一度的學會研討會，事先確定大會報告議題，並廣泛地展開討論。如第一次的研究會（1952年）的議題就是《我國禁止壟斷法中的諸問題》。這一時期大家所關心的重點是經濟法自身理論的建設，學術界力爭明確經濟法的概念，並試圖建立起一個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現代經濟法理論體系。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隨著日本經濟完成戰後的重建而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學者們開始注意對與《禁止壟斷法》相關聯的法律問題進行研究。這些研究不僅拓寬了經濟法學的研究領域，也為社會實踐活動提供了理論上的幫助。作為日本經濟法理論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就是1961年有斐閣出版的法律學全集中的金澤的經濟法和今村的禁止壟斷法及第二年出版的正田的經濟法，這些經濟法學專著在質與量上都有了一個較大的飛躍，並且在他們三者之間分別形成了具有代表意義的三學說，即以金澤為代表的縱觀對經濟活動進行全面規制的金澤經濟法說，以今村為代表的全面解釋《禁止壟斷法》的今村《禁止壟斷法》機能說以及從社會法的立場入手對金澤說與今村說持批判態度的正田社會法說。

2、新一代經濟法學者的研究課題與相關學會的成立

進入七十年代中葉，出現了直接從經濟法學入手研究經濟法理論的一代研究者。他們在業已建立的日本經濟法基本理論的指導下，展開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以及與《禁止壟斷法》有關聯的各種事業規製法與競爭法的關系研究，如電氣事業法、郵電通訊事業法、道路運輸法與競爭法的關系等。

八十年代後半期，隨著日本限制政策的緩和化，也同時帶來了限制政策下的競爭行為的普遍化，這為經濟法的理論研究提供了更加廣闊的領域和更加活躍的氣氛。這一時期，由於日美貿易磨擦不斷升級，美國強烈批判日本政府幹預市場經濟活動的行為；產業界也利用美國的壓力，要求政府放鬆對企業的控制及對國際貿易的管制。面臨國內外的壓力，日本政府於1993年12月16日公布了《關於經濟改革的最終報告》，提出了規制緩和的基本思路：「原則自由，例外規制」。社會的規制[10]應當是「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規制」。圍繞著政府的行政改革及由經濟規制轉向社會規制的規制緩和化，經濟法學界及時提出了在規制緩和中導入競爭理念，一方面有必要針對過去產業政策法中的有關促進壟斷發展的傾向，提出縮小《禁止壟斷法》適用除外立法的范圍；另一方面強調必須處理好社會公共利益及安全與競爭法的關系，因為這是《禁止壟斷法》終極目的（――確保消費者的利益和國民經濟民主、健康的發展）的本質要求。這些理論為改革過程中的立法活動提供了依據，為進一步地完善日本市場機制及時地提供了法律保障。從90年代開始日本終於逐漸出現了規制日益緩和，競爭日益強化的傾向。

伴隨著國際貿易磨擦的激烈化和美國關於對不公正貿易制裁的措施的運用，促使人們注重對外國經濟法的比較研究。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九十年代初，國際經濟法從經濟法學會分離出來，由研究國際經濟法和經濟法的學者共同成立了新的國際經濟法學會，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國際貿易與關稅、國際通商法等。

在日本，知識產權由知識產權研究會專門研究；證券法、銀行法等由商法學會加以研究；消費者權益保護由經濟法和私法學會共同研究；稅收法律由稅收法學會進行研究。此外，公益事業學會主要研究事業規製法。在這些學會里，既有經濟學者、經營學者，也有法學者。最後是公法學會，他們主要是研究財政法，但其研究活動很少。

近來，日本經濟法學研究的新動向表現為研究法與經濟的關系，這主要是受美國關於「法律與經濟」（Low and Economics）的影響，運用價格理論來研究法律現象，並且在研究《禁止壟斷法》中引入產業組織論[11].

進入二十一世紀，日本經濟法學的研究課題仍然是探索運用數學的方法，在現實中能對禁止壟斷法做出何等程度的解釋，並繼續討論「規制緩和」政策的有關問題。具體地講，日本雖然確立了以市場體制為中心的經濟體制，但在必要的公益事業規制中，如何處理好產業政策法與競爭法的關系。或者說，在日本不斷趨向高齡社會和逐漸喪失國際競爭力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實施競爭法，是日本社會的最大政治課題。在國際經濟法方面，討論建立亞洲自由貿易協議的可能性，是該領域的中心話題。

參考文獻：

[1] 本文的許多歷史性資料是由橫濱國立大學國際社會科學研究科科長來生新教授提供，並將他新寫的、尚未發表的著作提供給作者進行參考，在此作者對來生教授為了中日經濟法學的交流而在學術上表現出的無私精神表示衷心的謝意。

[2] 「統制經濟法」是指為維持統制經濟體制的法，或者說是對經濟進行統制的經濟統製法。經濟統制主要表現為國家對整個經濟活動，特別是對企業的經營活動加以行政作用。（參《新法學辭典》第三版 有斐閣 1055頁）

[3] 作為行政法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經濟警察，是指本來原則上講對國民的經濟活動應當給予充分的自由，但政府對其某些方面如若放棄不管就會產生社會弊端（如損害公民的生命安全等）的經濟行為，在事先就加以必要的一定限度的限制，以預防這一社會弊端的發生的行政活動。如餐飲業經營許可制度、汽車駕駛的行車執照制度等。如果對此活動事前若不加以必要的政府介入，就會出現因不衛生的設備與不規則的操作以及無一定技術水準的操作而帶來損害國民身體健康、引發交通事故等社會問題，因此對那些不能滿足一定設備基準的人和尚未掌握一定技術水準的人應限制其經營或駕車。

[4] 《經濟法概論》金澤良雄著 達滿人譯 甘肅人民出版 1985年5月 14頁

[5] 《經濟法》第一期 1958年 第19頁

[6] 由於1947年在美國佔領軍支配下制定的《禁止壟斷法》（又稱「原始禁止壟斷法」）加入了美國人理想化的反壟斷規定從而超越了日本[現實，於是1953年日本對《禁止壟斷法》進行了較大的「緩和性」修改，主要是認可了「不景氣卡特爾」、「合理化卡特爾」、「維持再銷售價格合同」、「公司間相互持股及合並」等。以此為契機，日本政府進行了一些個適用別除外的立法，就此《禁止壟斷法》便被認為失去了經濟憲法的地位。有學者認為這次修改是日本《禁止壟斷法》的大倒退。

[7] 詳細內容請參閱1963年日本政府向國會提出《振興特定產業臨時措施法案》及該法案最終成為廢案的有關資料

[8] 參《現代經濟法入門》丹宗昭信、厚谷編 法律文化社 1981年12月8頁、《經濟法》丹宗昭信 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1996年，38頁。

[9] 「事後介入說」強調：市場經濟是以價值規律為中心，國家不應當對市場經活動加以干預，只有在出現「市場失誤」之後，政府才可以針對糾正市場的失誤而介入市場經濟活動。

[10] 政府以確保消費和勞動者的安全與健康、保護環境、防止災害為目的的規制。

[11]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興起的產業組織論是以應用價格理論為中心所構成的產業組織理論體系（lnstrial Organiztion），將市場結構、市場行動及市場成果作為判斷市場競爭狀態的三要素。但是，最近產業組織法又引入了博弈（game）這一經濟學界新的成果，出現了新的產業組織論。本注所說的產業組織論即為「新產業組織論」。如何運用新產業組織論的研究成果來解釋《禁止壟斷法》是日本更年輕一代的經濟法學者關心的問題。

4. 國際經濟法案例分析

產生和發展
國際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國際經濟法，是泛指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它是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法律規范的總稱。 何謂國際經濟關系？學者界說可分為兩大類。一說認為國際經濟關系專指國家政府之間、國際組織之間或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由於經濟交往而產生的各種關系；其主體，限於國家、國際組織以及在國際公法上具有獨立人格的其他實體。另一說則認為國際經濟關系不僅包含上述內容，而且包含屬於不同國家的個人之間、法人之間、個人與法人之間以及他們與異國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間由於經濟交往而產生的各種關系；其主體，包括在國際民商法、國際私法上具有獨立人格的個人或組織，即屬於不同國家的國民個人（自然人）及各種法人。 國際經濟法，就其廣義的內涵而言，是各國統治階級在國際經濟交往方面協調意志或個別意志的表現。各國的統治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總是盡力把自己所需要的各種秩序建立起來和固定下來，使它具有拘束力、強制力，於是就出現了各種法律規范。法律就是秩序創建的固定化和強制化。法律與秩序兩者之間的這種密切關系，是具有普遍性的。為維護各個歷史時期的國際經濟秩序制訂了具有一定約束力或強制性的國際經濟行為規范，即國際經濟法。它是鞏固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促進變革舊國際經濟秩序、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 衡諸歷史事實，上述第二種見解是可以接受的。迄今為止 ，國際經濟法經歷了萌芽、發展、轉折更新三大階段，而每一個大階段又可劃分為若干個時期。

5. 國際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是從何時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國際經濟法是隨著兩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的一個新的法律部門------經濟法而出現。
國際經濟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經濟大發展的產物。

6. 簡述國際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背景和現實動因

從宏觀上分抄析，迄今為止國際經濟襲法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萌芽、發展、轉折更新三大階段。
歷史背景：際經濟秩序建立和變遷，取決於國際各類成員間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實力對比。各國統治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建立於有利於自己的秩序，使這種秩序成為具有約束力、強制力的法律規范。秩序是內容，法律是形式；秩序是目的，法律是手段。
現實動因：國家，法人，個人相互間在長期的國際經濟交往與合作中，經過反復的斗爭和妥協，逐漸形成了各個歷史時期的國際經濟秩序。與此同時，各國統治階級在相互妥協，斗爭與合作的基礎上也逐步形成維護這種秩序的，具有一定約束力和強制力的國際經濟行為規范，即國際經濟法。

7. 國際經濟法包括哪幾個方面的內容

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稱，是隨著國際經濟關系的發內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容個法律部門和法律學科。
國際經濟關系主要包括國際貿易關系、國際投資關系、國際技術轉讓關系、國際貨幣金融關系和國際稅收關系，是由於貨物、技術、服務、資金和人員的跨國流動所形成的。調整這些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分別形成了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貨幣金融法、國際稅法和國際經濟組織法，這些實體法規范和解決國際經濟貿易爭議的程序法規范構成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內容。
國際經濟法的存在形式，包括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兩大類。其中，國際法規范包括國際條約、國際經濟慣例，以及有關國際組織的規范性決議等；國內法規范主要是各國調整涉外經濟關系的國內立法，在某些國家還包括法院判例。國際經濟法的主體是自然人、法人、國家和國際經濟組織。197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列舉了15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經濟關系的基本原則，其中國家經濟主權、公平互利和國際合作以謀發展三項基本原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8. 國際經濟法的問題

（一），請分析可能涉及到哪些法律問題和國際慣例？

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主要涉及的法律有三類：

第一類是國際條約主要有：

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時效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法律適用公約》、1924年《關於統一提單若干法律規則的公約》（海牙規則）、《維斯比規則》、1978年《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等等。其中，1980《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是迄今為止有關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一項最為重要的國際條約。

我國對《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關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有兩項保留：1，必須採用書面形式；2，在我國，該公約的適用范圍僅限於營業地點分處於不同的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貨物買賣合同。

第二類是國際貿易慣例主要有：

《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和《華沙---牛津規則》。對於前者，我國在外貿業務中也大量使用。

第三類是有關國家的國內法：

我國對於貨物買賣合同所產生的各種關系，主要由《民法通則》、《合同法》來調整。但是，對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尤其是外國當事人，上述規定就很難適用了。

（二），這些法律問題和國際慣例的效力如何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怎樣？

解答：國際條約是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最重要淵源。我國和美國均為《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締約國，因此，如果合同中沒有排除該條約的適用，即使沒有約定也適用該公約。

國際貿易慣例是國際貨物買賣法的另一個重要淵源。在國際貨物買賣中，如果雙方當事人在合同內規定採用某項慣例，它對雙方當事人就具有約束力。在發生爭議時，法院和仲裁機構也可以參照國際貿易慣例來確定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

我國對於貨物買賣合同所產生的各種關系，主要由《民法通則》、《合同法》來調整。但是，對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尤其是外國當事人，上述規定就很難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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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完整的法理簡述》

國際貨物買賣法的淵源有三：一是國際條約；二是國際貿易慣例；三是 有關的國內法。

一、國際條約

國際條約是國際貨物買賣法的重要淵源。有關國際貨物買賣法的國際條約主要有：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時效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法律適用公約》、1924年《關於統一提單若干法律規則的公約》（海牙規則）、《維斯比規則》、1978年《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等等。其中，1980《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是迄今為止有關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一項最為重要的國際條約。

我國是該公約的成員之一。我國對該公約的態度是：基本上贊同公約的內容，但在公約允許的范圍內，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以下兩項保留：

1、關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必須採用書面形式的保留。

按照該公約的規定，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不一定要以書面方式訂立或以書面來證明，在形式方面不受限制。這就是說，無論採用書面形式、口頭形式或其他形式都認為是有效的。這一規定同我國涉外經濟合同法關於涉外經濟合同（包括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必須採用書面形式訂立的規定是有抵觸的。因此，我國在批准該公約時對此提出了保留。我國堅持認為，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必須採用書面形式，不採用書面形式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是無效的。

2、關於《公約》使用范圍的保留。

《公約》在確定其使用范圍時，是以當事人的營業所處於不同國家為標準的，對當事人的國籍不予考慮。按照《公約》的規定，如果合同雙方當事人的營業地是處於不同的國家，而且這些國家又都是該公約的締約國，該公約就適用於這些當事人間訂立的貨物買賣合同。即《公約》適用於營業地處於不同的締約國家的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買賣合同。對於這一點，我國是同意的。

但是，該公約又規定，只要當事人的營業地是分處於不同的國家，即使他們的營業地的所屬國家不是《公約》的締約國，但如果按照國際私法的規則指向適用某個締約國的法律，則該公約亦將適用於這些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買賣合同。

這一規定的目的是要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使它在某些情況下也可適用於營業地處於非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買賣合同。對於這一點，我國在核准該公約時亦提出了保留。根據這項保留，在我國，該公約的適用范圍僅限於營業地點分處於不同的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貨物買賣合同。

二、國際貿易慣例

國際貿易慣例是國際貨物買賣法的另一個重要淵源。在國際貨物買賣中，如果雙方當事人在合同內規定採用某項慣例，它對雙方當事人就具有約束力。在發生爭議時，法院和仲裁機構也可以參照國際貿易慣例來確定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關於國際貨物買賣的國際慣例主要有以下幾種：

1、國際商會制訂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INCOTERMS)。該通則制定於1935年，1953年做了修訂，近年來為了適用國際貨物運輸方式的變化和電子技術的發展，又於1980年和1990做了兩次修改。現行的文本是1990年修訂本。該通則在國際上已獲得了廣泛的承認和採用，我國在外貿業務中也大量使用。

2、國際法協會1932年制訂的《華沙---牛津規則》。該規則是針對CIF合同制定的，它對CIF合同中買賣雙方所應承擔的責任、風險與費用做了詳細的規定，在國際上有相當大的影響。

3、國際商會制訂的《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1993年修訂本）和《托收統一規則》。這是兩項有關國際貿易支付方面的重要慣例，它們確定了在採用信用證和托收方式時，銀行與有關當事人之間的責任與義務，在國際上有很大的影響，我國在外貿業務中也普遍使用。此外，還有一些慣例，此處不一一列舉。

三，國內立法：

我國對於貨物買賣合同所產生的各種關系，主要由《民法通則》、《合同法》來調整。但是，對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尤其是外國當事人，上述規定就很難適用了。

9. 對國際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有何疑問

影響國際經濟法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國際條約、國際經濟管理、重要國際組織的規范性決議和國內涉外經法立法。國際經濟法的主體是指在國際經濟法律關系中能夠行使權利、承擔義務並具有法律人格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國家和國際組織。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指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並貫穿於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類法律規范的主要精神和指導思想。主要有：（1）國家經濟主權原則；（2）公平互利原則；（3）國際合作以謀發展原則。

10. 國際經濟法是如何產生和法展的

國際經濟法，是泛指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它是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法律規范的總稱。
何謂國際經濟關系？學者界說可分為兩大類。一說認為國際經濟關系專指國家政府之間、國際組織之間或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由於經濟交往而產生的各種關系；其主體，限於國家、國際組織以及在國際公法上具有獨立人格的其他實體。另一說則認為國際經濟關系不僅包含上述內容，而且包含屬於不同國家的個人之間、法人之間、個人與法人之間以及他們與異國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間由於經濟交往而產生的各種關系；其主體，包括在國際民商法、國際私法上具有獨立人格的個人或組織，即屬於不同國家的國民個人（自然人）及各種法人。
國際經濟法，就其廣義的內涵而言，是各國統治階級在國際經濟交往方面協調意志或個別意志的表現。各國的統治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總是盡力把自己所需要的各種秩序建立起來和固定下來，使它具有拘束力、強制力，於是就出現了各種法律規范。法律就是秩序創建的固定化和強制化。法律與秩序兩者之間的這種密切關系，是具有普遍性的。為維護各個歷史時期的國際經濟秩序制訂了具有一定約束力或強制性的國際經濟行為規范，即國際經濟法。它是鞏固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促進變革舊國際經濟秩序、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
衡諸歷史事實，上述第二種見解是可以接受的。迄今為止
，國際經濟法經歷了萌芽、發展、轉折更新三大階段，而每一個大階段又可劃分為若干個時期。
一、萌芽階段的國際經濟法
這一階段，大約在公元前數世紀到公元16世紀，其中包括：
（一）羅得法
公元以前，地中海沿岸就已出現國際經濟往來和國際貿易活動。各國商人約定俗成，逐步形成了處理國際商務的種種習慣和制度，並逐步形成了有拘束力的商事法規或商事習慣法，實質上就是國際經濟法的最初萌芽。由於位於地中海東部的羅得島是當時亞、歐、非海上交通要沖和國際貿易中心，長年實踐積累形成的商務習慣常為當地的商務法庭斷案時所援引適用，並且逐漸被匯輯為法典，這就是傳說中的「羅得法」。
（二）羅馬法中的「萬民法」
在古代的羅馬法中，有「市民法」與「萬民法」之分，後者即是專門用來調整羅馬公民與非羅馬公民之間以及非羅馬公民相互之間的貿易和其他關系的法律。羅馬法中有關國際商務往來的規定，在古代即已逐步推行於西歐大陸，後來對世界許多地區影響甚大。
（三）中世紀的國際性商事法典
公元10-15世紀間，歐洲許多自治城市國家各有立法的局面日益不能適應頻繁商務往業的需要。必須設法排除各地法律歧異，遵守共同的行動准則，於是逐漸形成獨立於東道城市或東道國立法的另外一套行為規范。行會組織設置自己的特殊法庭，或由本地商人與外國、外地商人組成混合法庭，依據商業習慣或共同的行為規范所作出的判決，往往被編纂為各種商事習慣法法典，成為日後處理同類案件的依據。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大約編纂於13世紀的《康索拉多生活費商法典》。
（四）「漢薩聯盟式」的商務規約
歐洲中世紀時期城市國家之間締結條約以建立共同商法規則，其中某些重要的商約作為近現代國際商務條約的萌芽和先河具有一定的意義，最引人注目的是「漢薩聯盟」的商務規約，其目的在於互相保護它們的貿易利益和從事貿易的公民，並且共同對付聯盟以外的 「商敵」。對於聯盟內部各盟員城市之間的商務爭端，則應當按有關規定交付仲裁。
二、發展階段的國際經濟法
17世紀以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逐步形成，相應地，用以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國際條約、國際習慣和國內立法，大量出現，日益完備。
（一）雙邊國際商務條約
這個歷史階段的各種雙邊商務條約可以大體區分為兩類，即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如果締約國雙方都是主權完全獨立、國力大體相當的國家，締約時雙方都完全出於自願，條款內容是互利互惠的，這就是平等條約。反之則是不平等條約。
（二）近現代國際習慣
與雙邊國際商務條約並存的，還有許多用以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國際習慣，都貫串著強烈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精神。這是強者用以維持當年國際經濟秩序的一種「惡法」。
（三）多邊國際商務專題公約
除了雙邊性商務條約和協定之外，這個歷史階段的後期又陸續出現了多邊性的國際商務專題公約。各締約國對於專門針對某些常見的商務問題作出的統一規定都有遵循、執行的義務，其中影響較大的，如《關於保護工業產權的巴黎公約》；《關於保護文學藝術作品的伯爾尼公約》；《關於商標國際注冊的馬德里協定》，等等。
（四）多邊國際專項商品協定
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使各利害沖突的有關國家為了避免兩敗俱傷，針對某些「商戰」激烈的專項商品，達成多邊性的國際協定。這就是國際卡特爾專項商品協定。早在19世紀末葉20世紀初期就已陸續出現，特別是經歷了1929年世界性的「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以後，更是層出不窮。其獨特之處：第一，內容和范圍具有特定的專題性或專項性；第二，作用和效果實際上主要用來調整私人之間的涉外經濟關系；第三
，以國際公約的形式出現，對締約國政府具有法律拘束力。
（五）近現代國際商務慣例
為了減少和避免誤會和紛爭，提高國際商務活動的效率，有些國際組織或者學術團體，歸納和整理商務活動中的某些習慣做法，制訂和公布各種商務規則，供各國商事當事人自由選擇採用。一經採用，就成為對合同當事人具有拘束力的經濟行為規范。例如，1860年《格拉斯哥規則》；1928-1932年《華沙-牛津規則》；1933年，《商業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1936年《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等等。其特色在於：第一，有關文本都是由國際性民間團體或非政府組織制訂的；第二，所定各項規則，本身並不具備法律上的拘束力或強制力，僅供各國商務當事人立約參考和自由選用，但當事人一旦採用並訂入正式合同條款，即產生法律約束力；第三，國家政府機關或國有企業如以一般法人身份參加國際商務活動，而且在有關經濟合同中明文規定選用某種國際民間商務條規，即同樣要受它約。
（六）近現代各國商事立法
近現代各個民族國家中商事立法逐漸完備，是因為：第一，近現代較大規模的商事活動向來具有越出一國國境的特性，各國國內商事立法大多參考和吸收了國際商務活動中所約定俗成的各種慣例；第二，由於主權國家享有屬地管轄權和屬人管轄權，因此各國的商事法規也同時適用於本國商人涉外的商務活動或商事行為，從而成為國際經濟法規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在前述歷史階段時的許多事實表明：近現代各民族國家的商事法制中，不論是「民商分立」、 「民商合一」，還是英美方式，其共同趨勢有二：第一，作為國內法的商事法規，內容日益豐富完備，並逐步走向國際統一化；第二，這些國內法同時被用來調整一定的國際經濟關系，成為此類涉外商務活動的行事准則或行為規范，從而大大豐富了國際經濟法的內容，推進了國際經濟法的發展。
三、轉折更新階段的國際經濟法
自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40多年來，國際社會產生了並繼續產生著重大的變化，第三世界作為一支新興的、獨立的力量登上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的舞台。它和第一、第二世界，既互相依存和合作，又互相抗衡和爭斗，異致國際經濟關系逐步發生重大轉折，出現機關報的格局，相應地，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出逐步進入「除舊布新」的重大轉折時期。
（一）布雷頓森林體制和關貿總協定
戰後「布雷頓森林體制」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在國際經濟關系領域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1944年7月，在美國的布雷頓森林召開了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訂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在1945年12月分別正式成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1947年10月，在日內瓦簽訂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關隨即成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迄今為止，參加前兩項協定的國家和地區已達178個以上，參加後一項協定的國家和地區已達125個以上，從而使這三項協定及其相慶機構都具有全球性的影響。
國際社會開始進入以多邊國際商務條約調整重大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階段，具有不同於以往階段的新特點：第一，上述三個多邊協定所調整的對象，是國際貨幣金融、國際關稅壁壘和國際貿易往來等牽動整個體制的重大問題、要害問題，影響到各國經濟生活和國際經濟關系的全局和根本。第二，過去許多雙邊性的商務條約只簡略地涉及到關稅、貿易、貨幣匯兌問題，其有關規定的廣度和深度，遠遜於上述三個多邊專項協定。第三，過去這些雙邊性商務條約，規定不一，其適用范圍也只限於締約雙方，而上述三個多邊專項協定具有廣泛得多的國際統一性和普遍性。
但從本質上和整體上看，它是舊時代國際經濟舊秩序的延續，不能認為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創立國際經濟法新規范的斗爭
二戰結束50年來，全世界眾多弱小民族始終不渝地為改造國際經濟舊秩序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廢除國際經濟法舊規范和創立國際經濟法新規范而進行斗爭，有幾個重大回合，是特別引人注目的：
1.第一次亞非會議（萬隆會議）
1955年4月，包括中國在內的28個擺脫殖民統治的亞洲和非洲國家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下，討論了弱小民族的切身利益問題，並以《亞非會議最後公報》，首先吹響了發展中國家共同為改造國際經濟舊秩序而團結戰斗的號角。
2. 《關於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宣言》
在眾多發展中國家的聯合斗爭下，聯合國大會於1960年底通過了《關於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的宣言》，庄嚴宣布「必須迅速和無條件地結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在1962年底又通過了《關於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宣言》。它們為發展中國家徹底擺脫新、舊殖民主義的剝削和控制，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提供了法理上的有力根據。
3.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在發展中國家的積極倡議下和大力推動下，1964年底組成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以逐步改變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亞非拉許多發展中國家以及南斯拉夫在1964年聯合組成了「77國集團」，在許多重大的國際問題上，特別是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問題上，都採取統一行動。
4. 《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以及《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
50年代和60年代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經濟法在除舊布新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就，為70年代國際經濟法的重大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71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70年代以來，南北矛盾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發展中國家開始要求對現存的國際經濟結構，從整體上逐步實行根本變革。
聯大於1974年4月召開了第6屆特別會議，圍繞著「原料和發展」這一主題，一致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和《行動綱領》。這是發展中國家戰後多年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各項基本要求的集其大成，其確立的基本法律觀念和基本法理原則，是新型的國際經濟法基本規范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今後進一步建立新型國際經濟法規范體系的重要基石。
（三）多邊國際商務專題公約的發展
二戰結束以來，又增添了相當數量次要的、帶技術性的國際商務專題公約，體現了國際范圍內商事法規統一化日益加強的客觀趨勢。1952年簽訂了《世界版權公約》；1964年簽訂了《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公約》以及《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成立統一法公約》；1966年，聯大第21屆會議設立了「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並在其主持下，制訂通過了一系列國際商務專題公約，諸如1974年的《國際貨物銷售時效期限公約》、1978年的《聯合國海上貨物運輸公約》（通常簡稱《漢堡規則》）、1980年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及《聯合國國際貨物多式聯運公約》，等等。從此以後，國際商事法規的統一化和法典化，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四）區域性或專業性國際經濟公約的出現
二戰結束以來，形形色色的區域性或專業性的國際經濟條約及其相應組織不斷出現，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為締約國的國際經濟條約及其相應組織，第二類是以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為基本締約國的國際經濟條約及其相慶組織，第三類是以發展中國
家為締約國的國際經濟條約及其相應組織。
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4月間，「77國集團」中的46個國家在南斯拉夫正式通過並簽署了《全球貿易優惠制協定》。這有助於它們在經濟上實現集體的自力更生，減少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在政治上也可以提高它們在南北談判中的地位。這將對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和格局產生一定的影響
，並將推進整個世界貿易的健康發展。
（五）國際商務慣例的發展
二戰結束以來，國際商務慣例的編纂成文，不斷更新並日趨完備。例如，國際商會《國際貿易術語解釋》歷經多次修訂補充，內容大為豐富發展，適用范圍也更加廣泛；1933年公布的《商業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歷經五度修訂，並自1962年起改名為《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又於1958年草擬、1967年修訂公布了一套《商業單據托收統一規則》，並於1978年再次修訂，並改名為《托收統一規則》。這對於減少國際商務紛爭、促進國際商務發展，都起著重大的作用。
（六）各國涉外經濟法的發展
各國分別制定的涉外經濟法也有重大的發展和轉折，主要表現是：
第一， 發達國家中，各國的經濟立法，包括涉外經濟法，層出不窮，日益細密；
第二， 戰後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互相滲透和逐步交融，內容和形式上常互相吸收和互相參照。歐洲共同體已進一步發展成為「歐洲聯盟」，今後聯盟內部兩系各成員國涉外經濟立法的互相滲透與交融，勢必更加廣泛和深化。
第三， 戰後各種區域或專業性的國際經濟組織的有關條約、規則和章程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促使這些國家各自對國內的經濟立法作出相應的調整，從而這些成員國的涉外經濟法在有關地區或有關領域內漸趨一致或統一。
第四，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戰後相繼擺脫殖民統治、取得政治獨立的眾多弱小民族，都極其注重創建自己的涉外經濟立法體系，在投資、貿易、金融、稅收等各個方面制定有關有法律和條例，藉以保衛國家經濟主權，維護民族經濟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