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合同法的發展

⑴ 中國合同法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於其許可權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准用於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准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許可權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並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並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託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託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託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託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託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託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於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後果直接歸屬於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僱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繫上考慮，合同法在委託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於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並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並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採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後，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於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並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後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託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託人訂立合同的意願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託人和第三人。
最後，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後果直接約束委託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託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第二、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何人所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託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託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託人是誰。〔41〕最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麼，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託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麼，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是受誰人之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麼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後，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後，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託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於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託人的介入權。
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介入受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不能向委託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託人的原因，則委託人可以直接向受託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託人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託人向委託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託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無法向委託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託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託人的問題。這是受託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託人不願意披露第三人或委託人，則只能由受託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後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託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託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託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託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託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託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託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託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裡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後，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託人同謀惡意侵害委託人的利益，在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於委託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託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後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後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託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於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於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託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託人已經與受託人了結了債務，則委託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於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並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後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於代理制度的討論並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僱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僱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於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許可權范圍。於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僱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後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於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僱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採用過失標准。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並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於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後，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於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託人接受了委託人的履行後，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於債權債務的處理出於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並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於，本人基於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並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於，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並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於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後，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並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於本人在接到通知後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

⑵ 我國的合同法產生於何時

我國由計復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制過渡。原〈經濟合同法〉(1981年)、〈涉外經濟合同法〉(1985年)、〈技術合同法〉(1987年)已不適應新的形勢發展。特別是在加入世貿組織前夕(2001年11月10日加入WTO)，中國急需制定統一的合同法，與國際接軌。
意義：《合同法》對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規范市場交易行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與《物權法》、《侵權責任法》並稱為三大框架性法律。

⑶ 合同法的起源是什麼

大約在12世紀西歐出現了羅馬法的復興，這一過程一直延續到約18-19世紀。

在此基礎上，1804年法國制訂了資產階級的第一部民法典，對於調整商品關系的合同法律制度作了詳細規定，標志著大陸法國家的近代合同法的正式形成。

1900年德國制訂了《德國民法典》，這部民法典在合同法律制度方面相對於法國民法典作了某些調整，成為大陸法國家近代合同法的另一個標志。從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關於合同的內容及歷史發展來看，近代合同法主要有以下的基本原則：合同自由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平交易原則。

第一，合同自由原則，近代合同自由有三層含義：當事人地位平等;當事人意思自願;當事人行為自由。《人權宣言》發布後，人人平等已成為資產階級的憲法性原則，當事人地位平等也就不言自明。因而合同法上的合同自由主要是針對當事人意思自願和行為自由，法國民法典第1101條規定：「契約是一種合意，以此合意，一人或數人對於其他一人或數人承擔給付、作為和不作為的債務」，德國民法典定第154條規定：「必須全部事項取得合意，契約方始成立的，如果當事人雙方對契約中所有各點意思未全部趨於一致，在發生疑問時，應認為契約未成立」， 這些規定充分體現了當事人的意思自願和行為自由，從而奠定合同自由原則的基石[1][1]。

第二，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法律術語的誠信原則源於古羅馬，近代民法中，誠信原則被保留下來，《法國民法典》第1134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前項契約應以善意履行之」， 《德國民法典》第157條規定：「對合同的解釋、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並考慮交易上的習慣」，其他大陸法國家也有類似規定。

第三、公平原則。在社會生活中由於當事人在信息佔有、資金等方面的不對等，討價還價能力不同，如果機械的要求平等自願，則交易難以完成或交易成本大增，因此在實際中對於平等自願則並不是絕對要求，同時作為補充，強調合同公平。格式合同便是一個典型例證，對格式合同一般以公平原則進行嚴格審查與解釋，如德國規定，凡共同條件不能按照誠意原則妥善安排雙方當事人的利益的。

差不多在大陸法國家形成近代合同法的同一時期，英美法國家通過法院的判例和制定法也奠定了近代合同法的基礎，其基本原則與大陸法國家相似。

一是合同自由原則。英美國家的近代合同法起源於19世紀的英國，而19世紀的英國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經濟方面自由競爭理論占統治地位，在法律方面梅因的《古代法》揭示了從身份到契約的發展趨勢，在這一背景下合同自由主義得到空前強化，英國著名的法官喬治.傑塞爾伯爵在Printing and Numerical Registering CO. V. Sampson一案中稱：「如果有一件事比公共秩序所要求的另一件事更重要的話，那就是成年人和神志清醒的人應擁有訂立合同的最充分的自由權利。如果他們所訂立的合同是自由的或自願的，那麼就應當認為這些合同是神聖的，並應由法院強制執行」[2][2]。在美國，獨立宣言和1787年憲法將公民自由作為法律保護的重要對象。

二是誠信原則。英美法認為誠信就是誠實、公平地對待合同當事人的方式。在英國，衡平法早期主要處理涉及欺詐的合同案件，在這些案件中就已經確立了誠實信用原則[3][3]。美國則在《統一商法典》中以制定法的方式明確確認了誠實信用原則，法典第1-203條規定，本法所涉及的任何合同和義務，在其履行和執行中均負有遵循誠信原則之義務。當然具體到個案中，誠信原則的理解還存在分歧，如在一假設案件，一地質學家檢查一片土地，發現有極具開發價值的地產，於是買下地產，但未告知真實情況，對於是否違背誠信原則有不同意見，科隆曼認為沒有，方斯.沃斯認為違反了[4][4]。

三是公平原則。衡平法中有獲利不公制度，如允許當事人擁有某種利益，顯然不公正，將允許對方取回該利益，決定是否構成獲利不公時，受損人自身是否存在合理的機會避免這種不公現象是一個需考慮的重要因素。在格式合同方面，美國法律授權法官拒絕執行他認為「不公正」的合同。

合同自由、誠信、公平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則，這一點是無可爭辯的，但是卻存在三個問題：一是這三項原則定義十分抽象，要將其運用到具體案件中需要進一步澄清其內涵及其適用范圍;二是如何認識這三項原則的內部關系;三是它們為什麼會成為合同法的基本原則。運用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對上述問題給予解答。

⑷ 19世紀的勞動法發展狀況

18世紀末～19世紀初，隨著西方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逐步興起，工人階級強烈要求廢除原有的「工人法規」，頒布縮短工作日的法律；要求增加工資、禁止使用童工、對女工及未成年工給予特殊保護以及實現社會保險等。資產階級政府迫於上述情況，制定了限制工作時間的法規，從而促使了勞動法的產生。英國在1802年通過《學徒健康和道德法》，這就是現代勞動立法的開端。到1864年，英國頒布了適用於一切大工業的工廠法。1901年英國制定的《工廠和作坊法》，對勞動時間、工資給付日期、地點以及建立以生產額多少為比例的工資制等，都做了詳細規定。德國於1839年頒布了《普魯士工廠礦山條例》。法國於1806年制定了工廠法，1841年頒布了《童工、未成年工保護法》，1912年制定了《勞工法》。進入20世紀以後，西方主要的國家大都相繼頒布了勞動法規。從1802年以後的百餘年間，西方國家的勞動立法從民法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勞動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國際無產階級斗爭的高漲，西方國家陸續制定了不少勞動法。德國1918年頒布《工作時間法》，明確規定對產業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制，還頒布了《失業救濟法》、《工人保護法》、《集體合同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勞動者的利益，對資本家的權益作了適當的限制。

到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勞動立法出現了兩種不同傾向：一種是以德、意、日為代表的法西斯國家，不僅把已經頒布實施的改善勞動條件的法令一一廢除，而且把勞動立法作為實現法西斯專政、進一步控制工人的工具。另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它們為了擺脫經濟危機，對工人採取了一定的讓步政策。英國於1932～1938年間，先後頒布了縮短女工和青工勞動時間，實行保留工資年休假以及改善安全衛生條件的幾項法律。美國在1935年頒布的《國家勞工關系法》（《華格納法》），規定工人有組織工會和工會有代表工人同僱主訂立集體合同的權利。1938年又頒布了《公平勞動標准法》，規定工人最低工資標准和最高工作時間限額，以及超過時間限額的工資支付辦法。

俄國十月革命後，在1918年頒布了第一部《勞動法典》，1922年又重新頒布了更完備的《俄羅斯聯邦勞動法典》，體現了工人階級地位的轉變和國家對勞動和勞動者的態度。它以法典的形式使勞動法徹底脫離了民法的范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勞動立法 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進一步加深，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一批現代的反工人立法。如1947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塔夫脫-哈特萊法》，把工會變成一種受政府和法院監督的機構，禁止工會以工會基金用於政治活動；規定要求廢除或改變集體合同，必須在60天前通知對方，在此期間，禁止罷工或關廠，而由聯邦仲裁與調解局進行調解；規定政府有權命令大罷工延期80天舉行，禁止共產黨人擔任工會的職務等。又如1947年法國國民議會通過的《保衛共和國勞動自由法》，同樣是鎮壓工人運動的法律。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的勞動立法出現了新的趨勢。在工人運動的壓力下，各主要國家相繼頒布了一些改善勞動條件和勞動待遇的法律，如法國頒布了關於改善勞動條件、男女同工同酬、限制在勞動方面種族歧視的法律，日本於1976年重新修訂了《勞動標准法》，還制定了關於最低工資、勞動安全與衛生、職業訓練、女工福利等方面的法律。

70年代以後，蘇聯的勞動立法也有了很大的變化。1970年頒布了《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勞動立法綱要》，其後，各加盟共和國又根據這一立法綱要頒布了自己的勞動法典。東歐國家在50年代先後頒布了勞動法典，到60～80年代，除有的國家如保加利亞，對他們的勞動法典進行了修訂和補充外，大部分國家如羅馬尼亞、匈牙利、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波蘭、南斯拉夫等，都曾再次頒布了勞動法典。經過近2個世紀的歷程，勞動法越來越受到重視，在世界各國的法律體系中已經佔有了重要的地位。

中國的勞動立法 中國的勞動立法，出現於20世紀初期。中華民國時期 ，北洋政府農商部於1923年3 月29日公布了《暫行工廠規則》，內容包括最低的受雇年齡、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對童工和女工工作的限制，以及工資福利、補習教育等規定。國民黨政府則沿襲清末《民法草案》的做法，把勞動關系作為僱傭關系載入1929～1931年的民法中；1929年10月頒布的《工會法》，實際上是限制與剝奪工人民主自由的法律。

為了維護工人利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1922年發動了大規模的勞動立法運動，並提出《勞動法大綱》19條等等。這一代表工人利益的《勞動法大綱》並未得到當時政府的確認。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才產生了真正代表職工利益的勞動立法。1931年11月7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抗日戰爭時期，各邊區政府也曾公布過許多勞動法令，如晉冀魯豫邊區1941年11月1日就曾公布過《晉冀魯豫邊區勞工保護暫行條例》。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1948年8月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對解放區的勞動問題提出了全面的、相當詳盡的建議，對調整勞動關系提出了基本原則。各個解放區的人民政府，也曾先後頒布過不少勞動法規。這一切，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勞動立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同年，勞動部公布《關於勞動爭議解決程序的規定》，1951年2月，政務院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1953年1月經修正後重新公布），1952年8月，政務院發布《關於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1954年7月，政務院公布《國營企業內部勞動規則綱要》，1956年6月，國務院公布《關於工資改革的決定》，1956年國務院公布《工廠安全衛生規程》、《建築安裝工程安全技術規程》和《工人職員傷亡事故報告規程》。

在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中國的勞動立法有了進展。1958年，國務院公布了《關於工人、職員退休處理的暫行規定》等4項重要規定。1966～1976年，勞動立法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1978年5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原則上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安置老弱病殘幹部的暫行辦法》和《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同年5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實行獎勵和計件工資制度的通知》。1982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礦山安全條例》、《礦山安全監察條例》、《鍋爐壓力容器安全監察暫行條例》等3項法律文件。1982年4月，國務院發布了《企業職工獎懲條例》。1986年7月，國務院發布了《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辭退違紀職工暫行規定》和《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1986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1987年7月，國務院發布了《國營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暫行規定》，同年勞動部發出了《關於禁止招用童工的通知》。1988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1992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1992年11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礦山安全法》。1993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1994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這些勞動法規在調整勞動關系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1956年，中國曾起草《勞動法》，由於歷史原因，中途夭折。1979年第二次起草《勞動法》，1983年7月曾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草案》，但因很多問題難以妥善解決，未提交全國人大審議。90年代初期第三次起草《勞動法》，1994年7月5日經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頒布標志中國勞動法制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勞動法》共13章107條，包括總則；就業促進；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工資；勞動安全衛生；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護；職業培訓；社會保險和福利；勞動爭議；監督檢查；法律責任；附則。《勞動法》是中國的基本法，為勞動法制建設奠定了基礎。《勞動法》的立法指導思想是：①充分體現憲法原則，突出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②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③規定統一的基本標准和規范。④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盡量與國際慣例接軌。這一指導思想保證了《勞動法》的制定工作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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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合同義務的歷史演變

早在羅馬法時期，就有了附隨義務的雛形。在羅馬法中，合同領域的誠信是課加於合同主體的具有明顯道德內容的義務，該誠信雖然要求使用客觀的標准評價當事人的行人，但並不排除對主體故意或者過失等主觀因素的考慮。羅馬法中的誠信（bona fides）[1]契約要求債務人除了履行契約規定的義務外，還要履行誠實、善良的契約外義務。與之對應的訴訟稱為誠信訴訟，審判員可以而且應該根據善意（ex fide bona）去探究當事人達成的是什麼東西[2]，對合同義務予以擴張，以補充合同內容，使當事人的合同利益得到法律全面的保護。在誠信訴訟中當事人可以向審判員提出任何涉及誠信的請求，而不必採用抗辯等方式[3].承審員可斟酌案情，根據當事人在法律關系中應該誠實信用，按公平正義的精神為適當的判決，不必嚴守法規。除某些約定的不公正性，在法律關系中依誠信應為的標准調整當事人的權利義務。誠信契約和誠信訴訟要求當事人承擔善意、誠實的補充義務，而且承審員還根據正義、衡平的原則對契約的內容進行干預，對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予以衡平。在這種契約及訴訟中，基於誠信而要求當事人承擔的義務用現代法的眼光來看，即為附隨義務。
附隨義務進入到立法的規定中最早是在《法國民法典》中。《法國民法典》第1134條第3款規定：「契約應以善意履行之。」第1135條規定：「訂約人不僅要履行他明確承諾的義務，而且要履行根據契約的性質，發生公平原則、習慣或法律賦予的義務。」也就是說羅馬法在司法實踐中衍生的善意、誠實的補充義務在《法國民法典》中得到立法的規定。在法國法中，公平、習慣和法律是善意、誠實的補充義務的法源基礎。如法國法中醫生的義務就包括「告知對方以必要信息」義務，尤其是外科醫生，應向接受手術的病人說明手術的危險性。[4]善意、誠實的補充義務從羅馬法的司法義務到《法國民法典》的法定義務，應當是一個重大進步，然而法國法院並沒有在審判活動中明確適用它，而是在對合同義務進行分類來擴張合同義務，以實現對當事人利益的保護。當時法國處於啟蒙運動時期，理性的光輝照耀一切，意思自治原則主宰一切。因此法官在審判中，更多的是依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來處理案件。附隨義務因此與法國司法實踐失之交臂。
《德國民法典》中關於附隨義務（Nebenpflicht）的第242條被稱為現代契約法的一般條款。它再次闡述了《法國民法典》中關於善意、誠實補充義務的規定。該條款的內容是：「債務人有義務依誠實和信用，並參照交易習慣，履行給付。」用這一條確定和補充契約當事人的義務，甚至是契約履行後的義務，是立法者制定該條款的目的所在[5].與《法國民法典》不同的是，德國的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充分運用了這一條款，並在此基礎上創設了注意義務、合作義務、告知義務等，大大豐富了附隨義務的內涵。1902年第二屆德國法學家大會上律師H.Stanb發表了名為《論積極侵害契約及其法律效果》的論文，1904年再度刊行時，改稱為《積極侵害契約》，該文列舉了瑕疵履行的情況，即為積極侵害契約。當時的德國民法關於侵權行為的規定不足以進行救濟，因此提出積極侵害契約理論來保護瑕疵履行時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予以補充此法律漏洞[6].德國法院通過判例建立了積極侵害債權制度，從而彌補了原有法律的不足，使得附隨義務獲得法律上的認可，在對契約當事人利益的保護上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隨著概念法學的衰落，利益法學的興起，受社會本位思潮的影響，人們逐漸開始在對主給付義務之外的其他的附隨義務進行研究，以此作為擴大對受害人利益的保護。所以說「附隨義務的理論發源於德國，並為各國判例及學說接受。」
從司法上的善意誠實的補充義務到成文化的法定義務的曲折過程，附隨義務走了一段漫長的過程。羅馬法為適應經濟生活的變化，在司法實踐中通過「承審員」的自由裁量權，發展出善意、誠實的補充義務。但19世紀契約自由原則霸佔著契約法理論以及實務，附隨義務被掩埋在契約自由的呼聲中。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出現了「法律的社會化」。現代關系契約主張根據當事人在契約關系中的不同地位要求他們承擔不同的義務，而所有這些義務可歸納為一個原則，即誠實信用和公平法則。誠信原則的崛起使古典契約向著關系契約發生位移。可見，壟斷是附隨義務出現的經濟情勢，判例應用是附隨義務出現的技術前提，法學學說是附隨義務出現的理論基礎，社會本位思潮的興起是附隨義務出現的思想基礎，附隨義務獨特的社會利益平衡功能則為其發展提供了餘地。
（一） 附隨義務的涵義
各國立法對附隨義務並沒有明確規定其涵義，故學界對其表述也並不一致。有人認為，附隨義務是依誠實信用原則，債務人於契約及法律所定內容以外，尚負有的義務[9].有人認為，附隨義務是為使債權能圓滿實現，或保護債權人其它法益，債務人除給付義務之外，還應負的義務[10].還有人認為，附隨義務是法律無明文規定，當事人亦無明確約定，但為維護對方當事人的利益，並依社會的一般交易觀念，當事人應負擔的義務[11].從眾多對附隨義務涵義的表述來看，附隨義務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附隨義務包括先合同義務、合同履行中的附隨義務、後合同義務。這種附隨義務勢力范圍涉及合同的訂立、履行、變更和終止的整個過程。狹義的附隨義務是指合同履行過程中，為協助實現主給付義務，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而履行的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後者排除了先合同義務與後合同義務，理由在於這三者在義務功能、違反義務的責任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筆者傾向於採用前者，即廣義的附隨義務涵義。先合同義務、合同履行中的附隨義務、後合同義務雖然在一些方面存在差異，但它們在維護合同當事人的利益，實踐誠實信用原則，保護交易的安全性和穩定性上更多的是一種共同性。因此應將其統一在附隨義務的涵義中，以構建完整的現代合同法義務群。
在合同義務群中，給付義務是合同義務的核心。在學理上給付義務分為主給付義務和從給付義務。前者指合同關系所固有、必備的，並用以決定合同類型的基本義務，如租賃合同中出租人交付租賃物承租人支付租金的義務。從給付義務簡稱從義務，是不具有獨立意義，對主給付義務的履行起輔助作用的義務。附隨義務與主給付義務的區別，在學理上可分為三點：1.主給付義務自始確定，並決定債之關系的類型。附隨義務是隨著債之關系的發展，於個別情況要求當事人的一方有所作為或不作為，以維護相對人的利益，對任何債的關系（尤其是合同）都可以發生，不受特定債的關系類型的限制。2.主給付義務構成雙務合同的對待給付，一方當事人在對方履行之前有權拒絕其履行要求。而附隨義務原則上非屬對待給付，不發生同時履行抗辯。3.因給付義務的不履行，債權人可以解除合同。附隨義務的不履行，債權人原則上不得解除合同，但就其所受損害，得依不完全給付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關於如何區別附隨義務與從給付義務，應以能否獨立以訴請求履行為判斷標准，能夠獨立以訴請求的為從給付義務，不能夠以訴請求的為附隨義務（德國通說）[13].換言之，從給付義務是可以請求履行的，與此不同，對於附隨義務通常僅發生請求損害賠償之問題。
附隨義務種類很多，就其功能而言，可以分為兩類：第一，促進實現主給付義務，使債權人的給付利益獲得最大可能的滿足（輔助功能），例如花瓶的出賣人應妥為包裝，使買受人能夠安全攜回；牛肉麵店的出租人不得於隔壁再行開店，從事營業競爭等等。第二，維護對方當事人人身或財產上利益（保護功能），例如僱主應注意其所提供的工具的安全性，避免受僱人因此而受損害；又如油漆工人應注意不要污損定作人的地毯。須注意的是，附隨義務兼具上述二種功能者，亦屬有之。如鍋爐的出賣人應告知其使用上應注意事項，一方面使買受人給付上的利益獲得滿足，另一方面，亦維護買受人的人身或財產上利益不因鍋爐爆炸而遭受損害
（二） 附隨義務的理論基礎
通說認為，附隨義務的形成，其理論基礎為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起源於羅馬法中的誠信契約和誠信訴訟，《德國民法典》第一次將誠實信用原則規定為債法的基本原則，為法官解釋及補充合同當事人權利、義務提供了法律前提。在現代民法中，誠信原則被奉為民法的最高原則，有「帝王條款」、「超級調整規范」之稱。為了平衡當事人的利益，維護法的公平正義精神，當合同所約定的內容不能通過合同解釋的方法加以明確時，法官應依誠信原則，對合同義務予以擴張，以補充合同內容，使合同當事人的合同利益和人身、財產安全得到周全保護。誠信原則偏重於以社會利益為本位，彌補了合同自由原則以個人利益為本位而引發的不正當競爭乃至當事人事實上的不平等等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達到衡平當事人的利益，維護法律的公平正義精神的目的，它是道德價值在法律上的具體化。誠信原則是附隨義務的理論基礎，附隨義務是誠原則在合同法領域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
附隨義務具有可變性和不確定性，因而合同當事人很難在合同中約定附隨義務的內容，而誠實信用原則的內容具有抽象性和效力的強制性，從而為確認與履行擴延合同義務提供了相應的模式。誠實信用原則使得合同中當事人應當履行的義務從給付義務擴張到以前僅停留在道德層面的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甚至還擴張到合同關系以外的第三人，即特定合同一經成立，不但在當事人之間發生權利義務關系，同時債務人對於與債權人具有特殊關系的第三人，亦負有照顧、保護義務，從而在債務人與第三人之間產生了一種以誠實信用為基礎，以照顧及保護等附隨義務為內容之法定債之關系[16].在誠實信用原則的指導下，先合同義務、履行中的附隨義務及後合同義務相繼確立，使附隨義務有了完整的理論基礎。因此誠實信用原則既是擴延合同義務產生的源泉，也是確認和[判斷擴延合同義務的依據

⑹ 英美合同法中的「對價」(consideration)的歷史發展過程誰知道啊 請問！急~

對價（Consideration），也稱約因，它是英美法上所獨有的概念。在英美法上，對價最初來源於合同法上的對價原則。按照1875年英國高等法院在Currie V. Misa案的判決中所下的定義，所謂對價是指合同一方得到的某種權利、利息、利潤或其他利益，或是合同另一方克制自己不行使某項權利或遭受某項損失，或由此而承擔的某種責任。
約因學說的確切起源一直是個有爭議的問題。英美法上的約因學說起源於16世紀中葉，經過17-18世紀的發展至19世紀集其大成。關於約因的起源，有人認為，約因產生於債務的補救；也有人從英國合同法的交易性質方面尋找其起源；有人認為，約因是由關於損害賠償訴訟的原始侵權性質決定的。在霍姆斯之前，一般認為約因是由衡平法院從羅馬法中借用、在做了修正後引入了普通法；但是，霍姆斯認為這是有疑問的。他認為，最早是以quid pro quo的形式將約因和公平聯系起來的。科賓也認為，「當今的著述者們都相信，從來沒有人找到過任何具體而明確的『起源』，也沒有一個單獨的定義可以被說成是唯一『正確』的定義，而且，也從未有過一個可用以推論地確定強制執行性的簡單而統一的『學說』。」不管怎樣，基於上述觀點，可以肯定的是，約因學說在某種程度上是衡平法的產物。
自產生以來，約因學說在其發展過程中，主要有兩種代表性的理論：由19世紀英國法官們提出的「獲益—受損規則」和由霍姆斯提出的互惠交易理論；之後又產生了允諾禁止反言原則，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約因學說的衰落。

⑺ 法律是如何起源和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主義關於法的起源的學說：

（1）法不是從來就有的，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而產生的，法的產生經歷了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

（2）在原始社會，社會組織的形態經歷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發展，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是道德規范、宗教規范和習慣，它們與階級社會的法是根本不同的。

（3）在原始社會後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的產生、階級的分化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產生的根源有以下三個：

（1）經濟根源：私有制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2）階級根源：階級的產生。

（3）社會根源：社會的發展。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導致原始社會既有的社會規范無法適應社會沖突，為了維護新的社會秩序，國家產生了，法也產生了。

(7)19世紀合同法的發展擴展閱讀：

法律的歷史和文明的發展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連。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約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這部民法典是基於瑪特的概念，傳統、修辭語法、社會公平為其特色。

西元前約1760年時，在漢謨拉比的統治下，古巴比倫法成文法了，並將寫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場上供眾人觀看；此一法典現被稱為漢謨拉比法典。但和埃及法律是由歷史學家從爭訟紀錄中拼揍出來一樣，漢謨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許的文獻殘留下來，且大部份都已經隨著時間而流逝掉了。

舊約聖經大概是仍然和現今法律系統有關的最古老的法律體系，可追溯至公元前1280年。它採取道德責任的模式，作為對良好社會的建議。古雅典（古希臘的小城）是第一個由除了婦人和奴隸之外的廣大公民所組成的社會，時間約在公元前8世紀時。

當時的雅典並沒有法律科學，且古希臘也沒有和「法律」有關的字眼以做成指涉的抽象概念。但古希臘法包含了對雅典式民主發展政制上的革新。

羅馬法很大程度受到了希臘學說的影響。它形成了當代法律世界的橋梁，在羅馬帝國的盛衰之間的時代里。羅馬法在查士丁尼一世時進行了主要的成文法工程，編成了《民法大全》。這部法典在黑暗時代時遺失了，直到11世紀才被重新地發現。

中世紀的法律學者自此開始研究羅馬法規，並使用其中的概念。中世紀時的英國，國王權威的判決開始發展成了先例的體系，這成為了英美法系。同一時間，在全歐洲，《商人法》形成了，使得商人可以用相似的規范，而非零碎的地方法來交易。

作為當代商業法先趨的《商人法》強調著合同的自由和財產的可讓與性。當18世紀、19世紀，國家主義興起之後，《商人法》即並入了國家新的民法典之中。法國的法國民法典和德國的德國民法典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民法典。

相對於英國的一般法之中充滿了大量的判例法，可以寫在小本書籍中的法典較易於輸出以及供法官使用。然而，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有會同的趨向。歐盟法即以條約作為其成文法典，但又由歐洲法院發展其判例。

古印度和古中國有不同的法律傳統，且在歷史上也有不同的法理學派和實務。《政事論》（約編於公元100年左右，雖然也包含一些較早的資料）和《摩奴法典》（公元100年至公元300年）是印度的基本條約，被認為是可信賴的法律指引。

摩奴的中心哲學為容忍和多元，並流傳在整個南亞之中。印度教傳統和伊斯蘭法在印度變為大英帝國的一部份時被一般法取代掉。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和香港也在那時接受了一般法。東亞的法律傳統則反應了對世俗與宗教影響的一種獨特的混血。

日本是這之間第一個開始將其法律系統依西方世界現代化的國家，引進了少許的法國及大量德國民法典的概念。這也部份反映了德國民法典在19世紀末期逐漸興起的實力。相似地，傳統中國法律也在清朝末數年開始轉向西化，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參考日本民法典，引進了德國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中國當代第一部民法典。

該法典仍然適用於中國台灣地區。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廢除了中華民國時期所制定的六法全書，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架構很大程度地受到蘇聯的社會主義法律所影響，其型式主要在於犧牲私法而擴大了行政法的領域。

不過隨著工業化的加速進行，中國的法律架構已經開始出現變革，至少在經濟上（若非在社會和政治上的話）的權利上面。1999年的新合同法顯示出其對行政優先的立場轉向。更甚者，在歷經了十五年的協商，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而隨著合同法、物權法等法律的制定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制定將指日可待。

⑻ 中國合同法的發展歷史

合同也稱為契約，是一種合意或者協議，我國《民法通則》給出了合同的定義，即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協議。合同通常包括民法上的合同、行政法上的合同、勞動法上的合同。在合同主體之間的關系方面，民法上的合同主體是平等的，而行政法和勞動法上的主體則是不平等的。按照《合同法》的規定，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不適用《合同法》，而適用其他相關法律的規定。
合同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交易（即合同）關系的法律規范。

作為法律規范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在英美法系、還是在大陸法系，或者是在我國，合同法與其他法規范一樣，在不同歷史階段和條件下經歷了產生、發展和不斷完善的發展歷程。
從世界法制發展史上看，合同法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特點，根據合同法的特點、作用及其在法制體系中的地位，我們可以將合同法的發展劃分為古代合同法、近代合同法和現代合同法。
在這里，古代合同法主要是指奴隸制和封建制合同法。
合同作為財產流轉的法律形式，其產生必須基於財產流轉的事實，沒有財產流轉就沒有合同及其立法。人類社會最早的合同法是由習慣發展而來的，稱為習慣法。它與氏族習慣中的規則的根本區別，首先在於訴權的發生。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時，對方當事人便獲得訴權。《漢漠拉比法典》直接規定合同或與買賣有關的規范有 120 余條。其特點是：第一，奉行嚴格的形式主義；第二，合同種類較多，適用范圍較廣；第三，對違約行為進行嚴格的懲罰。古羅馬的《十二銅表法》中關於合同的規定比《漢漠拉比法典》還有進步：第一，其合同規范更接近於近代大陸法系在理性主義支配下的概念化立法方法，用抽象的、具有一般特徵的概念表述合同，從而使合同上升為民事法律行為，具有了明文規定的法律效力。第二，將合同視為當事人之間的法律，用合同作為確定當事人相互間的債權債務關系的「法鎖」，以保證交易的安全與穩定。第三，規定了物的所有權轉移的條件，從而使合同可能脫離物的實際交付而單獨存在，這意味著諾成合同開始同實踐合同相分離，成為一種新的合同形式。
公元五世紀，隨著日耳曼各部族聯盟大舉入侵羅馬帝國，產生了各王國根據本部族的習慣編纂而成的法典。這時，合同擔保制度很發達。日耳曼法雖然晚於羅馬法，其中合同規范也遠不及羅馬法那樣巧妙精深，邏輯嚴密。但因它發達於前資本主義社會，表現了由日耳曼人生活習慣所決定的立法上的實用主義的態度。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羅馬時代概念立法技術的同時，卻從實踐的角度對合同法作出了貢獻。第一，它在立法指導思想上注重強調個人權利對公共利益的服從，這就在限制當事人合意的同時，發展了訂立合同以維護社會公益為宗旨的思想。第二，它在立法技術上注重採用業已存在的日耳曼人的習慣，盡量使法律條文通俗實用，避免用概念替代習慣作法，這可以說是經驗主義的立法方法佔據主導地位，它對近代英美法系立法體系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第三，它在制度上有創新，保證、違約金制度即為例證。
在英美法系，合同法產生的較晚。大約自十三世紀開始，英國普通法通過債務和合同兩種訴訟形式解決合同問題。但這些合同不適用非要式合同。在十五世紀，普通法法院開始推行一種使非要式合同得以執行的訴訟形式。在十六世紀，確立了相互允諾原則。這些為合同法的繼續發展和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總的說來，古代合同法是簡陋的，欠缺許多具體且重要的制度，合同主體僅限於少數人，不要說奴隸不得訂立合同，妻子兒女在羅馬法上也無人格，重形式而輕內容，只要形式上符合法律要求，即使內容違反道德，合同是在欺詐或脅迫的情況下簽訂的，也仍然有效。所有這些均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終將被近代或現代合同法所取代。
近代合同法，是指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的合同法，以 1804 年的法國民法典中的合同制度為典型代表，以合同自由原則為明顯標志。但近代法時期卻是從十五、十六世紀開始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結束的相對較長的歷史階段。
近代合同法在合同主體方面，認為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合同法律人格，唯一有所限制的是人自身的行為能力。在合同的內容方面，認為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自由意思的選擇或真實意思的表現。在合同形式方面，主張當事人自由選擇合同的形式，嚴格的形式主義被拋棄。在合同的適用范圍上非常廣泛，連夫妻財產制、收養關系都進入了合同領域。
現代合同法是指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的合同法。在基本原則等許多方面，較近代合同法有所變化。第一，定式合同普遍化；第二，「強制締約」在公用事業中普遍存在；第三，「團體協約」應運而生；第四，表示主義取代意思主義；第五，合同解釋原則發生了重大變化，對當事人意志的探尋逐漸為維護社會公正的需要所代替。當代合同法具有統一化的趨勢。國際貿易在當代越來越發達，各種合同不限於只在一個國家內部適用。誠實信用原則一直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則，在現代合同法上的地位更高，發揮的作用更大。
與歷史上西方國家合同立法的發展相比，古代東方國家的立法就暗淡了許多。
在我國，因為長期處於封建社會，在法制上具有「重刑輕民」特點，雖然在西周時期已經出現了「質劑」、「傅別」等契約制度，但與商品經濟低水平發展的社會狀況相適應，合同法在我國的發展處於比較緩慢的狀態。
新中國成立以來，合同法的發展雖然經歷了一些曲折的過程，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實行，為合同法的健康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合同法迎來了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
從 1950至1956 年，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的方針政策是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方針。 1950年9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頒布了我國第一個合同規章 ---- 《機關、國營企業、合作社簽訂合同契約暫行辦法》，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 1957至1966 年，我國合同法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1958至1960 年，取消了合同制度， 1961 年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准八字方針以後開始，加強了對合同的行政管理。從 1966 年 5 月至1976 年 10 月，合同法再次被廢棄了。1976 年粉碎 「四人幫」以後，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1981 年 12 月由五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是我國合同法的重大成果，標志著我國合同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85 年 3 月，六屆人大十次常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 1987 年 6 月六屆人大二十一次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至此我國合同法體系呈現出以民法通則為基本法，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三足鼎立的局面。
1999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並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廢除了「三法」鼎立的局面。合同法統一的原因：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現代經建設的不斷發展，這三部有關合同的法律在實施中暴露出一些問題：第一，國內經濟合同，涉外經濟合同，技術合同分別適用不同的合同法律，有些共性問題不統一，某些規定較為原則，有的規定不盡一致，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發展的要求，有必要制定一部統一的合同法。第二，近年來，在市場交易中利用合同形式搞欺詐，損害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較為突出。在防範合同欺詐，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方面，需作出補充的規定。第三，調整的范圍已不能完全適應，同時近年來，也出現了融資租賃等新的合同種類，委託、行紀合同也日益增多，客觀也需要作也相應規定。
縱觀新中國合同法的歷史發展，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凡是在我國承認並發展商品經濟的時期，合同立法就發達，反之，合同立法就停滯，甚至被取消。
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迎來了合同法的春天，與此同時，合同法為市場經濟和微觀管理提供了基本遵循，必將更加有力地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⑼ 合同的發展演變

合同，亦稱契約，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合同形式，是指體現合同內容，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的方式，是雙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外在表現。人類社會最早的合同法的來源是習慣。古代合同法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它的形式主義。沒有具備法定的形式，合同就不能成立，法律保護也無從談起。進入資本主義時期以來，商品經濟迅速發展，交換規模和范圍逐漸擴大，但合同形式與法律效力之間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古代合同形式各異。公元前十八世紀兩河流域古巴比倫王國的《漢謨拉比法典》第七條規定：「自由民從自由民之子或自由民之奴隸買得或為之保管銀或金、或奴隸、或女奴、或牛、或羊、或驢、或不論何物，而無證人及契約者，是為竊賊，應處死。」強調訂立合同必須有證人在場合同才有效，嚴格保護合同的形式。法蘭克王國時期（公元五—九世紀），交付標的物，要用一定的語言，象徵性的動作配合，違反法定的程序則合同無效。訂立土地轉讓合同，在證人面前，雙方當事人要用語言公開表示轉讓的意思。由於土地不可直接交付，出賣人把象徵土地的草皮、護手甲、長矛等代替標的物，交付給買受人，合同方告成立。有的民族用身體某部位接觸或用舌頭舔標的物，用以表示交換順利完成。

合同在我國產生很早，其形式因朝代、種類不同而有差異。西周時期，借貸合同稱傅別，寫於木片或竹片上，一劈為二，雙方各執一半為據，合則見清其全文。買賣合同稱質劑，在木牘（狹長的木板）或竹間正反面各書寫一遍，一劈為二，各執一半，每半皆見合同全文。質劑有長短之分，最長二尺四寸，最短六寸。牛馬、奴隸買賣用長券，兵器、珍寶買賣用短券。贈予和收受合同稱書契，書寫於兩片木牘或竹簡上，邊緣刻上一定數目的齒形標記，防止驗證困難。雙方各執一片。三國曹魏以後出現「合同契」的合同形式，在每張合同上各帶「合同」兩個半形字，表明締約雙方意思一致。隋唐以後不限於「合同」二字，使驗證標記更加嚴密。兩漢時期，合同里出現畫指。當事人用中指或食指（男左女右）的二到三節簽約。因為指紋可顯示人的年齡和身高。唐代以後，押字用於合同。有文化者書其名，不識字者畫「0」、「十」、「七」等字樣。

合同形式的完備當數羅馬法。羅馬法要求合同的成立，必須以形式為要件。例如：訂立買賣合同時，一人拿天平，在五個證人面前，買方念規定的套語，拿塊金屬片敲一下天平，然後把金屬片交付賣方，合同於是成立。羅馬共和國早期，合同種類較少。帝國後期，合同形式日益增多，共分為四種。（1）要物合同：由一方把合同規定的標的物轉移給另一方，合同成立。（2）口頭合同：當事人以一定的語言約定交付標的物。不按規定次序問答，答非所問，不連貫或遲延答復，合同都不能成立。（3）文書合同：以文字擬成書據。（4）合意合同：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告成立。羅馬法中還有一種准合同，雖然合同沒有訂立，但其行為與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也發生債的關系，包括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等。

古代對違反合同形式要求的法律制裁極為嚴厲，並且往往採用刑罰手段。之所以如此，一則是經濟發展要求法律明確規范合同行為；二則，在古代商品交易中，當事人注重的是安全和可靠。為此，寧願履行繁瑣和嚴格的程序。

隨著社會的發展，商品經濟的規律性日益顯現出來。因此，要求訂立合同的法律行為趨於簡便。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之後，合同自由原則便成為近代民法中的三大原則之一（另兩個為所有權原則和過失責任原則），古代合同法中形式主義的束縛隨之被沖破。當事人「合意」成為合同成立的前提，合同的內容和形式當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合同自由給資產階級廣泛的、隨心所欲的權利，他們憑藉手中佔有的生產資料剝削勞動人民，但同時也應該承認，合同自由在客觀上促進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繁榮。

十九世紀晚期以來，社會化大生產中行業分工的精密化和專業化，國家職能的加強和社會生活的復雜化，合同自由原則難以繼續適應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需要，從而導致合同形式由任意性走向標准化，法律從保障合同自由逐漸轉變到限制這種自由。規定某些合同必須採用特定的形式。這些合同的訂立，不再是雙方「合意」，而是由經濟上強有力的一方提出，他方只能接受。這類合同叫標准合同。如：鐵路、電力、煤氣等部門同其他當事人訂立的運輸、供電、供氣合同。合同中的價格、使用程序、違約責任等都是事先規定的。堅持履行本是合同自由的重要內容，但現在規定：如果情況發生變化，可不堅持履行合同。這種情況大陸法系叫「情勢變遷」，英美法系叫：「合同落空」。

試舉兩例作佐證。其一，法國行政法院最高機關一一參政院，1916年審判波爾多煤氣公司一案確認：原料、勞動力價格上漲，煤氣使用費可以提高。其二，1901年，英王愛德華七世繼位前夕，某乙為了觀看登基典禮，在遊行的必經之路租某甲屋一天，但登基典禮因故取消，某乙便拒付房屋租金。某甲起訴，法院認為合同目的已落空，某乙已無支付房租的義務。此外，不管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都規定：一旦發生來自社會或自然的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雙方都可以遲延履行或解除合同義務，任何一方不得請求損害賠償。

國家用行政手段對締結合同的干預也日漸增長。法國1940年法律規定：土地被拋棄或荒蕪兩年以上，按強製程序訂立租賃合同租給他人，以轉移土地所有者的使用權。英國1947年《農業法》宣布，農業用地的租借期限由法律規定，雙方不得協議。有的合同由國家規定主要條款，細節部分雙方當事人才能自由協商。

在法律形式上，合同可分為要式合同和非要式合同。要式合同是指必須按照法定的形式或手續訂立的合同。非要式合同是指在法律上不要求特定的形式訂立的合同。在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為了簡化手續，在合同形式問題上，大多採取非要式原則，只是某些標准合同除外。這是因為這些特定的標准合同，有的是作為合同生效的條件，有的是作為合同存在的證據。《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對合同形式並無特定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加入該《公約》時，對此提出了保留，堅持在訂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時，必須採取書面形式，並由當事人簽字。理由是涉外經濟合同往往金額較大，具有涉外因素，規定書面形式以示慎重。再者，一旦糾紛產生，書面合同可作為解決分歧的依據。我國《合同法》第十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在合同形式上持靈活的態度，符合現代商業社會的特點。

縱觀合同形式的歷史發展過程可見：合同由繁瑣、復雜走向任意性，形成合同自由原則，爾後又出現某些合同的標准化，對合同自由加以限制，但又不消滅合同自由，而且現代資本主義合同法體系還有不斷詳細、精緻、完備和復雜的趨勢。我們應該看到，合同法的發展同時也有統一化、國際化的趨勢，這正是社會矛盾運動規律的外在表現。無容置疑，從簡單到高度發達的商品生產是合同形式演變的動力。

⑽ 中國合同法經歷了怎樣的發展

1999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並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廢除了「三法」鼎立的局面。合同法統一的原因：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現代經建設的不斷發展，這三部有關合同的法律在實施中暴露出一些問題：第一，國內經濟合同，涉外經濟合同，技術合同分別適用不同的合同法律，有些共性問題不統一，某些規定較為原則，有的規定不盡一致，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發展的要求，有必要制定一部統一的合同法。第二，近年來，在市場交易中利用合同形式搞欺詐，損害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較為突出。在防範合同欺詐，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方面，需作出補充的規定。第三，調整的范圍已不能完全適應，同時近年來，也出現了融資租賃等新的合同種類，委託、行紀合同也日益增多，客觀也需要作也相應規定。縱觀新中國合同法的歷史發展，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凡是在我國承認並發展商品經濟的時期，合同立法就發達，反之，合同立法就停滯，甚至被取消。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迎來了合同法的春天，與此同時，合同法為市場經濟和微觀管理提供了基本遵循，必將更加有力地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