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就存在嚴格意義的經濟法

Ⅰ 經濟法的任務是什麼

經濟法的根本任務是（ ABC)。
A促進經濟發展
B維護市場整體的自由競爭秩序
C維護市場整體的公平、高效、安全運行

Ⅱ 經濟法是在怎麼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調整國民經濟管理和社會組織在經濟活動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相當一部分中外法學家認為，經濟法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基礎部門。在不同國家中，根據其調整范圍的大小，可分為廣義經濟法和狹義經濟法。前者指調整國家機關、各種社會組織相互之間以及它們與公民之間，在物質資料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及與之相應的交換、分配、消費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全部法律規范。後者指國家直接干預、管理國民經濟，以及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
經濟法概述一、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
經濟法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期，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在經濟生活中佔主導地位，對法律的要求是承認絕對所有權和契約自由，不需要國家干預經濟，因而也就不存在現代意義的經濟法概念和經濟法律。當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後，壟斷組織的出現及壟斷組織對經濟的壟斷，加深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自發的市場調節機制受到很大影響，國家必須放棄原來的「自由放任」原則，承擔起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進行宏觀調控等職能。為達到上述目的就需要制定有關法律，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直接的管理和干預，於是在20世紀初，就誕生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
「經濟法」這個概念，是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摩萊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法國另一名空想共產主義者德薩米在1842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並且發展了摩萊里關於經濟法的思想。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謝爾曼法》，這部法律標志著資本主義國家直接運用法律手段干預經濟的開始。進入20世紀以來，德國學者萊特在1906年創刊的《世界經濟年鑒》中首先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用來說明與世界經濟有關的各種法規，但並不具有嚴格的學術意義。1919年德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以經濟法命名的法《煤炭經濟法》，1923年頒布了《防止濫用經濟權力法令》等經濟法規。德國經濟法的實踐與理論對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有很大的影響，首先是日本全面借鑒德國的經驗，隨後，歐洲其他國家也開始使用經濟法這個概念。原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很重視經濟立法，捷克斯洛伐克於1964年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經濟法典。但隨著東歐形勢劇變，法律體系也隨之發生變化。
國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人民政府進行了大量的經濟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規。這些經濟法規以土地法和勞動法為核心，輔之以其他經濟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廢除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濟立法的基礎上，開始制定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法。尤其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工作重點轉移，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經濟立法得到迅速發展。 國逐步制定實施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勞動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破產法、商標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對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推進，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經濟法的概念
對於經濟法概念如何定義，國內外理論界爭論較大。西方國家的學者特別是對經濟法理論頗有研究的德、日學者中，大多數認為經濟法是經濟秩序法、經濟干預法，屬於公法范圍；但也有人認為經濟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叉，或屬於社會法性質。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學者中，大多數曾認為經濟法是體現國家意志的，調整國家與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間關系的法。
在 國，法學理論界較一致的認識是：經濟法是調整一定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首先，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它由一系列經濟法律、法規按一定的特徵構成一個整體，成為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部門；其次，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經濟法所調整的是具有經濟內容的物質利益關系；最後，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因為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和經濟活動眾多，經濟關系也是復雜多樣的，所以需要整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各個部門法共同調整，經濟法只調整其中的一部分。
至於「一定經濟關系」的具體內涵， 國學者一度分歧較大，有主張經濟法綜合調整縱向(管理)和橫向(協作)經濟關系的，也有主張僅調整縱向或經濟行政關系的，還有主張以縱向關系為主兼及橫向關系的。如徐傑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和經濟協作中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陶和謙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與經濟管理密切相關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楊紫垣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潘靜成、劉文華教授認為，經濟法是確立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其他經濟實體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法律地位，調整它們在經濟管理和與管理、計劃密切相聯系的經濟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王榕、馬紹春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活動中發生的兼有商品性(財產)和行政性(權力)雙重因素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潘念之、王峻岩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組織國民經濟中、國家在管理企業中、企業在內部管理中以及企業相互之間的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或者說，經濟法是以企業為核心的法；李昌麒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以及與經濟管理關系有密切聯系的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等等。但隨著以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入，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提出，對經濟法定義的認識正趨向一致。
根據經濟法伴隨市場經濟孕育，發展的歷史事實和實際作用，根據不同市場經濟中經濟法的社會公益性、宏觀性的共同特徵，根據市場經濟對經濟法的內在要求， 們可以對經濟法作如下定義∶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協調和干預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由以上經濟法的定義可見，經濟法調整的一定經濟關系就是由國家對經濟進行協調、對市場進行干預而產生的經濟關系。 們認為，協調與干預並列，范圍可更廣些、程度也可更深些；既可包括間接調控、也可涵蓋直接管理，既可體現國家作為社會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權的特徵，也可適合國家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行使所有權的需要，更符合 國的實際情況。協調與干預並列，還可照顧到不同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法的共同特點，又可兼顧學術界的一般觀點。
三、 經濟法的特徵
經濟法與其他法律部門相比較，除具備一般法律的基本特徵外，還有自己的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性：經濟性是經濟法的本質特徵。作為上層建築的經濟法是直接反映經濟基礎、調整經濟關系的，因而它不僅要對各種經濟問題做出明確的法律規定，而且必須直接體現、反映和符合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為經濟基礎服務。同其他法律部門相比，它同經濟關系有著更為廣泛和直接的聯系。
(二)綜合性：經濟法的綜合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規范的構成上，經濟法既包括若幹部門經濟法，又包括若干經濟法律規范；既包括實體法規范，又包括程序法規范；既包括對內經濟法律規范，又包括對外經濟法律規范。其次，在調整主體上，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既包括法人主體，也包括自然人主體，既包括國家機關，也包括各類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還包括各種不同身份的個人。再次，在調整范圍上，既包括宏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調控關系，也包括微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協作關系。
(三)指導性：經濟法的指導性是通過經濟法規所具有的促進和限制兩種功能、獎勵和懲處兩種後果表現出來的。國家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不同的經濟法規。有的法規側重於限制，有的法規側重於促進，有的法規則兼而有之，來引導各項經濟活動走上正確的軌道。

Ⅲ 經濟法概念

對經濟法概念、對象、體系的再認識
石少俠 （吉林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內容提要】在市場經濟體制和與之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法制日趨完善的新形勢下，必須重新認識我國經濟法的概念、對象與體系。基於對傳統的經濟法基本理論的深刻反思，我國的經濟法應以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以宏觀調控法、市場管理法、資產資源管理法及涉外經濟管理法等為基本框架，從而構成我國經濟法的科學體系。
【關鍵詞】經濟法、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經濟法體系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法制的日趨完善，為經濟法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條件，迎來了中國經濟法空前發展的新紀元。在新形勢下，反思過去，面對現實，展望未來，對經濟法的若干基本理論問題必然會形成某些新的認識。為進一步促進對經濟法基本理論問題的研討，筆者擬就經濟法的概念、對象、體系等若干基本理論問題略抒淺見，以就教於法學界同仁。
一、關於經濟法的概念
經濟法的概念是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是經濟法學體系和結構的支柱，也是經濟法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能否科學地揭示和界定經濟法的概念，不僅關繫到經濟法理論框架的構築，而且直接決定著經濟法能否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存在。因此，對於經濟法概念的揭示與探討，是經濟法學研究不可迴避的、最基本的理論問題之一。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得到圓滿的解決，無論經濟法在形式上是如何的繁榮，在實踐中是多麼的重要，其結果都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成為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
有鑒於此，自經濟法概念被引入我國後，二十年來，對經濟法概念的研討始終是我國經濟法學界乃至整個法學界所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人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經濟法的概念作出了種種不同的界定，並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經濟法學說。（註：對經濟法概念的不同認識，形成了種種不同的經濟法學說，舉其要者，大致有三，即「縱橫統一說」、「經濟行政法說」、「學科經濟法說」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特別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逐漸完善，某些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頗有影響的經濟法學說已經逐漸地被放棄。順應時代的潮流，經濟法學家們對經濟法的概念又重新進行認識並另行作出界定。
盡管經濟法產生的歷史條件和因素錯綜復雜，但考察經濟法概念產生的歷史過程，在筆者看來，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實際上就是對既存法律的一種分類和再分類的活動。在大陸法系國家，經濟法概念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是對法律突破了傳統公法與私法分類狀況的認可與折衷。由於資本主義壟斷的形成，為了適應國家對經濟的統制，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秩序，資本主義國家從對經濟活動的自由放任並依靠「看不見的手」來調整經濟關系，開始走向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國家干預。與此相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頒布了大量的體現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這些法律的出現，一方面打破了傳統的私法自治的局面，使私法關系滲透了國家干預的痕跡；另一方面，也突破了大陸法系國家關於公法與私法劃分的傳統理論，使公法融入了對私權關系調整的內容。這種法律性質及其內容的演變，被法學家們概括為「私法的公法化」。正是為了適應這種法律性質及其內容的變化，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們將那些介於傳統公法與私法之間的法律概括為「經濟法」。由此可見，無論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產生的動因如何復雜，表現在法理上，則是因應變化了的法律，對原有法律體系的一種重新分類活動。
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出現雖然也是對法律的重新分類，但其產生的基礎卻與資本主義國家有著天壤之別。由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管理國民經濟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職能，特別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無時無刻不在參與、干預和管理著社會經濟活動，甚至具體到某份經濟合同。加之社會主義國家不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因此，規范國家行政活動的行政法最大量的是國民經濟管理法規。這種情況在以行政法作為典型公法的資本主義國家裡是不可思議的，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傳統行政法所不能包容的。盡管我國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干預和管理社會經濟的手段、方式和程度有了根本的變化，但由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決定了國家對於市場經濟的介入和干預的程度是資本主義國家所無法比擬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出現，同樣是對傳統法律分類的再分類，但這種分類的基礎不是對公法與私法劃分的折衷，而是對內容龐雜的行政法的再分類以及對其他相關法律的重新概括。
綜上可見，無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都意味著對法律體系的重構。既然經濟法是法律重新分類的活動和結果，而法律分類又是一種人的主觀抽象概括活動，那麼，在對法律重新分類的過程中，基於主觀認識的不同，對經濟法概念的理解就必然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差異。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本身就是對法律的重新分類，但這種分類絕不是主觀的隨意活動，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對已有科學分類的充分尊重，而不是隨心所欲的歸納和概括。否則，經濟法就永遠無法獲得應有的獨立地位。
縱觀我國經濟法概念產生與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不僅受制於經濟體制，而且還受制於法制的發展水平。首先，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受制於一定的經濟體制。在我國，雖然經濟法的概念被正式接受至今僅僅有著20年的歷史，但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下產生著對經濟法概念的不同認識。在計劃經濟體制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下，產生著「縱橫統一說」等經濟法學說，而且這些學說在當時的經濟體制下亦不無道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也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法學說，目前經濟法學界正在致力於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科學的經濟法學說的建立。這一狀況恰恰證明了經濟與法的關系，表明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其次，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還受制於法制的發展水平。在我國《民法通則》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尚未出台前，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存在著極大的隨意性，有些經濟法學說無節制地擴大經濟法領域，將傳統民法與商法的內容視為經濟法，有的甚至主張用經濟法取代民法。這樣做的結果，不僅無法使經濟法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相反還導致了法律學科與法律體系的嚴重混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中國法制建設的步伐。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日趨完善，特別是隨著我國《民法通則》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的制定與頒布，那些「大經濟法」的主張及「綜合經濟法說」等觀點都相繼退出了法學舞台，也相應地凈化了經濟法理論。我們認為，除了內容龐雜且沒有統一法典的行政法外，凡是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業已被確定地歸屬為某一獨立法律部門的法律，都不應再列入經濟法的范圍。不僅民法如此，商法作為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其獨立性亦應受到經濟法的尊重，也不宜納入經濟法的領域。否則，經濟法就無法擺脫「綜合症」的困擾，難以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法制建設的發展與法律體系的完善，我國的經濟法理論研究亦日趨深化，人們越來越傾向於經濟法就是調整國家（政府）干預或管理社會經濟關系之法。盡管在具體的認識和表述上仍有差異，但在原則問題上可以說已經形成了最基本的共識。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認為，我國的經濟法是指調整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國家干預或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法律表現，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
二、關於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毫無疑問，經濟法的概念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密不可分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任何對經濟法概念的定義都直接源於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研究實質上也是在深化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在邏輯關系和認識順序上，定義本應結論於對事物本質的揭示之後或同時。本文對經濟法概念所作出的定義同樣不能違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般規律，只是為了敘述的便利，才將對經濟法定義的結論交待於對調整對象研究的過程之前。
把有無獨立的調整對象作為劃分法律部門的主要依據，是為法理學所確認的一項普遍適用的原則。因而，經濟法要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必須有其獨立的調整對象，即特定的經濟關系。從經濟關系的法律性質上考察，以經濟為內容的社會關系可以分為兩類，即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和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根據《民法通則》等有關法律的規定，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由民法和商法統一進行調整，這就從立法上排除了經濟法直接調整此類關系的可能性。因此，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就只能是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亦即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發生於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以行政管理性為其基本特徵，可以把它簡單地概括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
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發生在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行政管理關系。根據在此類關系中經濟行政機關有無上下級之間的隸屬性，還可以將這類關系細分為兩類，即不同層次的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隸屬關系和不同職能的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業務范圍上的管理關系。前者即上級經濟行政機關與下級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關系，如上級稅務機關與下級稅務機關之間的關系；後者則是由於職能分工的不同，某一政府機關在業務職能上與其他政府機關之間發生的管理關系，如財政機關的決定對同級政府機關的約束。第二類是發生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行政管理關系。根據引發此類關系產生的政府行為的不同，可以把這類關系細分為兩類，即因抽象行政行為發生的行政管理關系和因具體行政行為發生的行政管理關系。前者是特定政府機關向市場主體實施抽象行政行為所形成的管理關系，如特定政府機關向不特定市場主體頒發的行政法規或規章；後者則是特定的政府機關按照法律規定並依其職權向特定市場主體實施具體的行政行為所形成的管理關系，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者的處罰。就上述兩類行政管理關系的性質而言，第一類行政管理關系中的上下級隸屬關系並不都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有的是行政法的規制內容；而第二類行政管理性的經濟關系則是經濟法的主要調整對象，並構成經濟法的基本內容。
要正確認識由經濟法調整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性質，必須澄清以下問題：
首先，必須搞清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與行政隸屬性經濟關系的區別。有的同志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概括為行政隸屬性經濟關系，或者認為隸屬性是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的基本特徵。（註：李中聖：《經濟法：政府管理經濟的法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1 期。）我們認為這種概括並不確切。如前所述，嚴格意義上的隸屬性只存在於上下級經濟行政機關之間，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並無隸屬性可言，存在的只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因此，我們認為將經濟法調整的對象概括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較為准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不僅包括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也包括那些應由經濟法調整的具有行政隸屬性特徵的經濟關系。
其次，必須搞清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與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的聯系。有的同志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管理主體包括國家機力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註：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07～213頁。）誠然， 廣義上的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可以具體化為國家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職能活動，也就是說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和途徑是多種多樣的，但是絕不能因此便得出國家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都是經濟管理機關的結論，更不能把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活動看作是經濟管理行為。國家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活動由憲法、訴訟法和有關的組織法等予以調整，此類關系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無干，不能混為一談，否則必將重蹈「大經濟法說」之覆轍。國家立法機關主要是以經濟立法的形式去表現和實現國家的經濟意志，要實現國家權力機關的經濟立法意圖，離不開政府的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也就是說國家的經濟管理活動都是由政府來完成的，都要轉化或表現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因此，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國家經濟管理關系實質上就是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
再次，必須搞清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與市場主體行為的聯系，即與平等主體關系的聯系。有人認為既然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既然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應由民商法來加以調整，經濟法就不應涉足於平等主體之間的市場關系，其實這是不應產生的誤解。必須看到，經濟法所調整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基礎就是平等主體之間的市場活動。一般說來，只要市場主體的行為在民法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就可以排除經濟法的介入，而由民法來加以調整。在民法調整的范圍內，主體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權。但當市場主體的行為超出了民法調整的范圍，導致市場機制失靈、民法無所作為時，即可能引起經濟法的介入，而當作為經濟法主體的政府機關依據其管理職能及管理許可權介入該經濟關系時，此種經濟關系即成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並隨之成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例如，當市場主體依法公平競爭時，其相互關系為民事關系；當市場主體實施商業賄賂、降價排擠、強行搭售等不正當競爭行為時，就會引起有關管理機關的介入，在有關管理機關與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市場主體之間就會形成反不正當競爭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並受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由此可見，那種認為經濟法不能作用於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觀點是不切實際的，完全擯棄經濟法對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作用，無疑是拆除了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賴以存在的基石，使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無所指向，從而實質上導致了對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否認。有人把國家通過政府根據經濟法的規定對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評價比作體育競賽的裁判，我們認為不無道理，體育競賽的裁判雖不能直接參與競賽，但裁判的對象卻是競賽場上運動員的競技活動。在運動員違例犯規時，裁判員就要主動干預，對犯規的運動員及時判罰，以恢復競賽秩序並保證競賽的公平進行。經濟法對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作用情同此理。
復次，必須搞清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手段及其相互關系。有人認為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就會過分強調國家行政權力因素，使經濟法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其實這種認識至少存在著兩個誤解，一是將經濟法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混為一談，二是將經濟法的調整手段簡單地等同於行政手段。對此，我們認為，其一，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並不會過分強調國家對經濟的行政干預。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幹預或管理經濟的方式、方法和程序等都已被經濟法所固定化，政府幹預或管理經濟的廣度與深度已被法律所限定。其二，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並不等於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來管理經濟。那種認為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的觀點，直接源於對經濟、行政、法律三種手段關系的誤解。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將三種手段視為並列關系。然而，從經濟法的角度觀之，這種認識並不科學。因為健全完善的經濟法制必然要求把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律化，而經濟法就是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化的集中表現。在經濟法中，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集中地表現為法律形式。例如，稅收、稅率、利率、價格等作為經濟杠桿是實現國家調控的重要經濟手段，但這些經濟杠桿在經濟法中都已被法律化，理所當然地又成為法律手段；又如，計劃、命令、禁止、許可、確認、撤銷、罰沒等都是國家管理經濟的行政手段，但這些行政手段在經濟法中也被制度化、法律化，上升為法律形式，自然也是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手段。因此，法治國家干預和管理經濟應當一準於法。經濟法作為國家管理經濟之法，是對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綜合運用，並非單純或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強調經濟手段、行政手段的法律化並不是抹煞這兩種手段在性質上的區別，而是強調它們在經濟法形式上的統一。
最後，要正確認識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必要性，還必須搞清經濟法規制此類關系的內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市場經濟的局限性，始終存在著市場主體自利行為失控的可能。為確保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和市場活動的有序進行，就必須有效地強化政府權威，充分發揮政府幹預和管理經濟的職能，以防止市場主體自利行為的失控。同時，由於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享有充分的經濟自由，為防止對市場主體權利的侵犯，還必須嚴格地限定政府的權力，保證政府依法行政，不允許政府對市場主體活動的法外干預。這就決定了經濟法不僅是國家或政府幹預社會經濟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干預政府之法。經濟法既要為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設定權利和義務，也要界定政府幹預或管理經濟的權力和責任，這就是經濟法規制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根本宗旨，也是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全部內容。
三、關於經濟法的體系
經濟法體系是指對已有的或應有的經濟法律、法規，按一定的邏輯關系建立起各個經濟法部門，由各個經濟法部門所組成的有機聯系的經濟法系統。對於經濟法體系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是實然的經濟法體系，即由已有的經濟法部門有機組合所形成的經濟法系統；二是應然的經濟法體系，即由已有的和應有的經濟法部門有機組合所形成的經濟法系統。就二者的關系而言，應然的經濟法體系是對實然經濟法體系的理論指導，而實然的經濟法體系則是對應然的經濟法體系的現實反映。無論建立實然的經濟法體系，還是構築應然的經濟法體系，實質上都是對經濟法律、法規按其內部邏輯關系（或依其特有的調整對象，或依其作用的不同領域）進行的一種分類或再分類。建立應然的經濟法體系的目的是用來指導經濟立法活動，確立一個科學的立法規劃，使之成為內部和諧統一的法律整體；構築實然的經濟法體系的目的是通過對現有的經濟法律、法規的分類，使龐雜的經濟法律、法規條理化、部門化，以便於市場主體知法、守法，並便於經濟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對經濟法的准確適用。
經濟法的體系是由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決定的。這一方面說明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識不同，將直接決定經濟法體系在結構上的差異；另一方面也表明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界定在建立經濟法體系中的決定作用。例如，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縱橫統一經濟關系」的經濟法學派，勢必將經濟合同法作為經濟法體系的組成部分；主張經濟法調整綜合經濟關系的「綜合經濟法學派」，甚至把民法中的所有權制度、法人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等都視為經濟法體系的組成部分。顯然基於此種認識所建立起來的經濟法體系，不僅無助於經濟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地位的確定，而且還人為地造成了現存法律體系的混亂。可見，能否建立起科學的經濟法體系，首先取決於對經濟法概念與調整對象的正確認識。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經濟法學界對於我國經濟法的概念和調整對象的認識也日趨一致，這就為科學的經濟法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基礎。由於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因而經濟法首先應當包括宏觀調控法與市場管理法這兩個最重要的經濟法部門。對此，我國經濟法學界已經基本取得了共識。此外，我認為，資產資源管理法和涉外經濟管理法也應當成為我國經濟法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一）宏觀調控法
應當指出的是，所謂宏觀調控法並不是以法典形式表現出來的部門經濟法，而是對調整國家在宏觀調控過程中發生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調節是基礎層次的調節，但是由於市場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與滯後性，因而當市場主體的自利行為失控時，就會出現「市場失靈」，「看不見的手」就會無所適從。為此，就必須建立必要的宏觀調控體系，用國家的自覺調節來彌補乃至於在必要時取代市場的自發調節。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與市場主體發生的經濟關系就是宏觀調控關系，調整此類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就是宏觀調控法。宏觀調控法調整宏觀調控經濟關系的目的是為了彌補市場調節的缺陷，防止或消除經濟發展中的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通過綜合運用法律化了的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優化資源配置，優化政府的經濟管理行為，衡平市場經濟中的公平與效率，引導經濟活動與社會發展。
作為經濟法部門的宏觀調控法，主要包括計劃法、財政法、稅法、金融法、價格法等，它們分別採用或綜合運用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對宏觀經濟關系進行卓有成效的調整。

（二）市場管理法
市場管理法亦稱市場規製法，是對調整國家管理市場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因而市場管理法也不是統一法典化的經濟法，而是概括同類經濟法律、法規所形成的經濟法部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必須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為市場主體合法、公平地競爭創造必要的外部環境。然而，由於競爭存在著副作用以及市場主體自利本能的驅動，在市場活動中主體破壞公平競爭的壟斷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生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些行為的出現，都會妨礙市場功能的發揮，擾亂市場秩序。壟斷與不正當競爭行為不僅是市場自身所無力消除的，也是調整平等主體關系的民法所無能為力的。這就需要國家的干預，需要加強國家對市場的管理。國家在管理市場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就是市場管理法的調整對象。市場管理法調整市場管理關系的目的是反對壟斷，制止不正當競爭，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以確保市場經濟的有序運行。
作為經濟法部門的市場管理法，主要包括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證券管理法及房地產管理法等，是對統一的市場管理關系進行整體的法律調整。

（三）資產資源管理法
資產與資源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廣義的資產不僅包括經營性資產、非經營性資產，還包括資源性資產，即能給主體帶來收益與財富的自然資源；而狹義的資產則僅指經營性資產與非經營性資產。盡管對資源性資源也要實行資產化管理，但由於資源性資產在價值量化上的特殊性，以及在管理上的特殊要求，故本文采資產的狹義概念，並將其與資源並列。
資產與資源是物權的基本客體，是主體賴以進行經濟活動的基本條件。而國有資產與國有資源則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物質基礎，是國有財產的基本構成。如何管好用好國有資產與國有資源，不僅關繫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鞏固和完善，同時與國計民生也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為了加強對國有資產與資源的管理，國家十分重視這方面的立法，在經濟法體系中已經基本形成了國有資產資源管理法這一相對獨立的經濟法部門，成為經濟法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作為經濟法部門的資產資源管理法，主要包括國有資產管理法和國有資源管理法，其中國有資源管理法還可進一步細分為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及礦產資源法等。

（四）涉外經濟管理法
涉外經濟管理法是對調整涉外經濟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盡管我國復關在即，有關的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地與國際上通行的慣例接軌，涉外國內法漸趨國際化，但為了維護國家主權的獨立和對外貿易秩序，我國對涉外經濟的管理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們認為涉外經濟管理法因其調整對象的特殊性，仍可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法部門。
作為經濟法部門的涉外經濟管理法，主要包括對外貨物貿易管理法、涉外服務貿易管理法、涉外技術轉讓管理法及涉外投資管理法等。
綜上，就是我對我國經濟法體系的基本認識。對經濟法體系的這一構築，既在經濟法體系中排除了本應歸屬於民法的合同法，使之適應即將出現的調整合同關系「三法歸一」取代「三法鼎立」的新格局；同時，也否定了將經濟組織法或企業法視為經濟法體系組成部分的觀點，因為按照新的企業分類標准，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和獨資企業法在傳統的法律體系中都有著它們確定的歸屬。這樣就徹底凈化了經濟法，使經濟法名正言順、名副其實，從而結束了法學教育中長期存在的課程內容重復交叉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經濟法體系也不是一個封閉、僵化、一成不變的系統，它不僅在部門法的劃分上是開放的、變化的，就是在部門法要素的構成上也應當是開放的、變化的。特別是由於我國仍處於體制改革時期，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法律體系尚未完全形成，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封閉經濟法體系的觀點，都無異於在否定發展中的經濟法。
（原載於《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5期）

Ⅳ 對經濟法的認識

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歷史軌跡和差異
一、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
「經濟法」一詞最早見於法國空想主義者摩萊里的著作《自然法典》中,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出現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盛行重商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主張政府對本國經濟給予扶助,甚至不惜通過戰爭以打擊?排擠外國的同業競爭者?這一時期,經濟法缺乏產生的現實基礎?自18世紀到19世紀末,資本主義處於自由市場階段,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崇尚亞當·斯密古典市場經濟理論和理性主義國家職能說?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經濟領域國家充當「守夜人」的角色,政治統治成為國家的中心職能?國家雖然也要對一些社會經濟進行管理,但從屬於國家的政治統治[1]?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的行政法尤其是民商法得以高度發展,行政法和民商法的發展沒有為國家干預意義上的經濟法留下多少餘地?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各種矛盾日益激化,經濟危機連續發生?特別是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使不少國家遭到重創?各國政府為了解決危機帶來的問題,紛紛打破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絕對界限而全面介入經濟生活?這時期主流經濟學是國家干預主義說,代表人物為凱恩斯?他在1936年發表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系統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系列觀點和政策主張?可見,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階段以後,「看不見的手」已不能完全適應市場需要,要解決市場中存在的問題,只能運用國家干預經濟的手段?由於政府介入經濟生活,打破了傳統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劃分界限,在經濟生活中出現了單純的公法和私法手段都不能解決的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需要一個新的法律部門來調整,這就是經濟法?20世紀70年代後,國家干預主義遭到質疑,以供給學派為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卷土重來時期,凱恩斯主義的統治地位被新經濟自由主義所取代?供給學派不反對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必要的干預,但堅決反對國家過多和全面的干預?認為經濟生活應以市場直接的自我調節為主,國家間接的宏觀調節為輔?
(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產生發展概況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法產生之前,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是民商法?最初,資本主義國家十分重視市場秩序規制立法,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國家都強調對經濟實行宏觀管理與監督,著手制訂各種不同的計劃,試圖在「無形之手」和「國家之手」之間找到一個最佳點[2]?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市場競爭自由與政府調控權威相得益彰?德國經濟法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世紀末至一戰前),這時期的主要立法是1894年德國頒布了反不正當競爭的第一部法律——《保護商標法》,1896年出台了《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斗爭法》?第二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頒布的經濟法有《一般授權法》?《關於限制契約的最高價格的通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當時的魏瑪共和國為了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一方面廢除了戰時經濟統製法,另一方面又沿襲戰時經濟法的立法原則,先後頒布了《卡特爾規章法》?《煤炭經濟法》?《鉀鹽經濟法》?《防止濫用經濟權法令》等一系列經濟法,從而開創了把經濟法這個概念明確用於立法本身的先例[3]?第三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戰後德國分裂為東德和西德?西德在美國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下,走上了「第三條道路」,實行社會市場體制?戰後初期,根據佔領軍的指令,實行《反卡特爾法》?1966—1967年德國發生了經濟危機,為了保障經濟持續增長,頒布了《促進經濟穩定和增長法》,該法是實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法律?日本政府藉助經濟法通過兩種方式介入市場,亦即經濟法通過兩種方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其一,維持競爭秩序,發揮市場機能;其二,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及市場運行予以規制,發揮政府調控作用[4]?日本經濟法產生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20世紀初期,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壟斷資本主義逐漸形成和壯大?日本的卡特爾在明治中期已產生,最初,日本對卡特爾採取保護與扶植的政策?日本政府先後頒布《出口組合法》和《重要出口商品生產組織法》,它們屬於規制未加入卡特爾的組織使之從屬於卡特爾的強制卡特爾法,1931年《重要產業統製法》和1932年《工業組合法》也是促進卡特卡的法律[5]?第二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戰後,日本統治者在恢復和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非常重視運用經濟手段調整和管理經濟,制定了大量的經濟法?為了防止已被解散的財閥復活壟斷資本,日本政府於1947年頒布了《關於禁止私人壟斷和確保公正交易的法律》,還頒布了《排除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1952年始,日本進入20年高速發展期,這時期的重要立法有《企業合理化促進法》?《中小企業基本法》?《農業基本法》?《消費者保護基本法》等?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圍繞擺脫危機?振興經濟?通過立法活動不斷完善原有的各種經濟法,這一時期主要的立法有《投機防止法》?《穩定國民生活緊急措施法》?《石油供應適度化法》?《關於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中小企業破產互助法》?美國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世紀末至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前),產業革命完成後,美國出現了對自由競爭產生極大妨礙的壟斷,引起了人們普遍憂慮和不滿?美國政府審時度勢,主動出面干預,頒布了一系列反壟斷和反限制競爭的法律?主要經濟立法有:1890年國會通過了《保護貿易和商業免受非法限制與壟斷之害法》,後又通過了《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二階段(自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使美國經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羅斯福上任後,通過頒布經濟立法全面干預經濟生活?這期間,美國頒布了70多部經濟法令,如《緊急銀行條例》?《金融改革法案》?《產業復興法案》?《土壤保護法》?《新農業法》?《國家勞動關系法》?《恢復和救濟法》等[6]?第三階段%26lt;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26gt;,二戰後,美國運用凱恩斯主義理論,自覺用經濟立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手段則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一種經常性和必然性手段?這時期的主要經濟立法有1981年《經濟復興稅法》?《經濟復興法》和1986年《稅法》等?
二、中國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中國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當時,計劃是國家用來配置資源的唯一方式?事實證明,在建國初期我國選擇計劃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符合當時社會要求,它有利於集中有限的資源去辦急需的事業,使我國迅速從經濟廢墟里恢復過來?但在計劃經濟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後,我國沒有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人類20世紀的經濟實踐和理論研究顯示了計劃經濟的失敗源於它的兩大內在的弊端:一是信息機制障礙,二是激勵機制障礙?經驗表明,計劃經濟體制也許具有學習別人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的能力,但自身卻不具有創造新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的能力?計劃體制除其內在的缺陷外,其不足之處還在於它的實施有賴於計劃的主體——政府官員的高效性和無私性?由於政府內各行為主體按照自己的利益來行動,具體負責的公務員又缺乏競爭意識和對成本的關心,政府的活動無法如人民所期望的那樣做到有效率,政府官員的「經濟人」本性,使政府幹預的結果往往背離其初衷,從而導致「政府失靈」?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和缺乏民主的政治體制相結合,誘發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國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就是黨和政府面對「合法性危機」而重建嚴重受損的合法性基礎的過程,它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求,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下,由計劃作為唯一的資源配置手段必然會使我國經濟體制失去效率和發展動力,引發社會危機?國家干預的失敗必然要求在計劃體制中引入市場力量,在「國家之手」和「市場之手」的結合過程中,中國的經濟法也就產生了?隨著人們對計劃和市場兩種調節手段認識的不斷深化,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改革初開始認識到單一的計劃經濟的不足,從而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模式;第二階段:從十二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四大,實行共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三階段:黨的十四大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製度保障的經濟法也相應地經歷了由產生初期的不成熟到逐步走向成熟的過程?
(二)中國經濟法的產生發展概況
中國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歷程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9年至1992年),這是中國經濟法的產生和初步發展時期;第二階段(1992年以來),這是中國經濟法勃興和走向成熟時期?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轉換,經濟法在中國誕生了?1979年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首部經濟法?這期間的經濟法還有《統計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此外還有大量由國務院制定的經濟行政法規?隨著經濟法的興起,民商法也產生和發展起來,《經濟合同法》?《民法通則》?《婚姻法》?《繼承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民事法律相繼通過?黨的十四大在對國內外形勢作了正確分析後,做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的

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歷史軌跡和差異
歷史性選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抓住法制建設的契機,重視經濟立法,從而使我國經濟法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時期,初步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法體系?這一階段,市場規製法異軍突起,和先前發展起來的宏觀調控法組成了我國經濟法的主體部分?這時期的經濟法主要有《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廣告法》?《招標投標法》?《稅收徵收管理法》?《預演算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審計法》?《價格法》?《勞動法》等?

三、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差異性及啟示
中西方經濟法的基本特徵是相同的,都是國家為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矯正市場機制的不足,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進行干預?協調?平衡和調節,實現社會公平和效率的兼顧,實現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7]?中西方經濟法賴以生成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異,從而決定了中西經濟法生成差異,通過對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歷史軌跡的分析,筆者認為中西方經濟法的差異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從經濟法的生成背景及啟動因素而言,我國經濟法並非脫胎於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並非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水到渠成的產物,而是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作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時亦是國家作為主體在應對外部挑戰與時代要求時的一種積極回應[8]?所以,中國經濟法並非社會內部自發產生,其產生實際上是政府自覺地從無微不至的管理到不斷放權的過程,屬於政府推進型?而西方經濟法則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向壟斷市場經濟轉變的背景下產生的,其具體途徑為市場失靈——民商法無以彌補——為限制自由主義國家進行干預——經濟法產生,其為市場經濟內部不斷完善的產物,屬於自然演進型?
其次,經濟法生成的法制環境也有很大的區別?我國由於漫長的封建專制統治及相應的自給自足封閉的經濟形式,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市場經濟的扼殺存在觀念的影響,導致我國市場經濟基礎薄弱,橫向經濟關系萎縮,反映在法律和受蘇聯否認私法上,即為民商法缺位?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微觀經濟日漸放開,政府職能也不斷轉變,民商法?經濟法等幾乎同時上馬?西方的市場經濟是不斷發展逐漸自然成熟的,故與此相對應,各種調控經濟行為的法律制度也經歷了從孕育?分離,到獨立?成熟的不斷發展的過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發展之後,經濟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經濟法是在民商法發達的基礎上形成的,其產生是為了彌補民商法行政法調節經濟關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條「反民法」?「異民法」的道路?而中國經濟法是民商法缺位下發展起來,其產生並非為彌補民商法不足,而是與民商法同生同榮?共同發展?
最後,經濟法生成的路徑存在很大差異?在西方經濟法體系形成過程中,市場規製法先於宏觀調控法產生?市場規製法產生於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宏觀調控法產生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而在中國經濟法體系中,最先產生的是宏觀調控法,市場規製法是在經濟法得到初步發展後才產生的[9]?兩者社會本位形成路徑也完全不同?西方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在個體本位上發展起來,是對個體本位的揚棄,中國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由國家本位發展而來,是對國家本位的修正?中國經濟法產生於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政府幹預經濟行為;西方經濟法產生於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換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市場競爭行為?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中西方經濟法存在很多的差異,有著不同的產生發展歷史軌跡和規律,所要面對的問題和肩負的任務是不同的?中國經濟法矗立的現實基礎是還不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既要克服市場失靈也要培育和發展市場,同時,由於我國市場經濟屬於政府推進型的,加之我國經濟法發源於計劃經濟體制,為了發揮市場經濟基礎作用和警惕干預的濫用,我國經濟法還肩負規范和約束政府的經濟行為的重任?歷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在可能的選擇[10]?我們不能忽視中西方經濟法的差異的客觀存在?目前,我國經濟法學界大多從中西方經濟法一致的假設出發,僅以西方經濟法為參照系來論證經濟法的一般規律?如果不結合中國國情,則完全有可能導致以西方經濟法的個性來代替中國經濟法的個性,進而以西方經濟法的個性代替整個經濟法的共性[11],因而分析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特殊性應成為研究中國經濟法理論的起點,只有把握了中國經濟法成長的獨立性才能獲得對中國經濟法的正確認識,也只有從這里入手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國的經濟法理論體系?對於中國經濟法的發展路徑來說,正確的選擇應該是拋開西方經濟法學說對我們的束縛,從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基礎出發,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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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一般認為，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產生於

謝爾曼法.

謝爾曼法1890年制訂，德國的煤炭經濟法1919年制訂.但德國的煤炭經濟法是世界上第一個以經濟法命名的法規.

謝爾曼法
1890年，美國國會制定的第一部反托拉斯法，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授權聯邦政府控制、干預經濟的法案。
該法規定：凡以托拉斯形式訂立契約、實行合並或陰謀限制貿易的行為，均屬違法，旨在壟斷州際商業和貿易的任何一部分的壟斷或試圖壟斷、聯合或共謀犯罪。違反該法的個人或組織，將受到民事的或刑事的制裁。
該法奠定了反壟斷法的堅實基礎，至今仍然是美國反壟斷的基本准則。但是，該法對什麼是壟斷行為、什麼是限制貿易活動沒做出明確解釋，為司法解釋留下了廣泛的空間，而且這種司法解釋要受到經濟背景的深刻影響。
現代經濟法的概念 形成於20世紀初期。1906年，德國學者在《世界經濟年鑒》中使用了經濟法這一名詞，用來說明與世界經濟有關的各種法規，但並不具有嚴格的學術意義。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德國政府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加強對重要物資的控制，頒布了大量的法規。1914年8月帝國議會通過了14項戰爭經濟法規,其中最重要的是《授權法》，授權參政院在戰爭期間准予"發布對於防止經濟損害所必要的措施"，繼之又頒布了《關於限制契約最高價格的通知》(1915)、《確保戰時國民糧食措施令》(1916)等。戰敗後的德國，為了擺脫經濟上的困境，制定了一些重要的產業統治法和卡特爾法，如《煤炭經濟法》（1919世界上第一個以經濟法命名的法規）、《防止濫用經濟權力法令》（1923）等。這些法規,表現為行使國家權力直接干預和操縱經濟,試圖把實施社會化政策同保護私有財產制度、契約自由原則結合起來。這些法律的出現，引起了法學界的重視。一些學者認為這些法律即是經濟法；研究經濟法應是法學中的一門新的學科。

Ⅵ 急求 大學選修課 《宏觀經濟微觀企業與個人發展》的論文 要求2000字 謝謝各位了

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一樣，經濟法不是自古就有的「神話」，而是法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注1）作為法律家族的一個新成員，經濟法誕生於現代社會，其產生有著深刻的經濟、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發展的必然性，對此不少學者已做過各具特色的論證，本文不再贅述。（注2）而關於此一點我們的表述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從自由競爭時期進入壟斷階段，生產力不斷提高，令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深層矛盾進一步激化，使復雜多變的經濟生活產生了市場機制難以調和的矛盾，要求國家機器結合價值規律作出職能調整，對經濟生活進行直接干預、參與和協調。正是這種市場「無形之手」和國家「有形之手」的互動，推動了傳統法律體系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出現內部的分化和重組；同時法哲學和經濟學理論等相關思想文化的發展，也為經濟法律觀念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准備，最終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導致經濟法作為一個嶄新部門法的產生。（注3）

（一）西方經濟法（資本主義經濟法）的發展歷程

學界一般認為，經濟法產生於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世界，正式肇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注4）當時美國和德國的經濟實力在資本主義工業國家中名列前茅，一貫奉行自由放任經濟的美國雖然屬於英美法系，沒有劃分部門法的傳統，卻在之前制定了反壟斷性質的《謝爾曼法》，並在德國經濟法產生的同期對此類法律進行增補，促使它們得以真正施行，開創了從總體上由國家對經濟進行消極干預的先河；（注5）而屬於大陸法系的德國，一開始走的則是經濟統製法的路子，且在相關的法律中正式使用了「經濟法」這個詞，並由以思維嚴謹著稱的德國法學家對這種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的形式進行研究，提出了經濟法的概念，創立了經濟法學。（注6）雖然初期的經濟立法在不同國家形態內容各異，因各國經濟、政治、文化傳統的不同有著各自鮮明的特色，各國對經濟法的認知程度和范圍界定也有差別，但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共通的問題，亟需政府放棄「守夜人」的角色，通過更多強有力的手段（特別是社會化的法律調控手段）干預經濟活動，同時也引起了（大陸法系國家）職業法學家的關注和重視，則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了比較一致的現象。（注7）

經濟法真正轉入相對成熟期，成為現代法律體系的重要成員或者說是「後現代法」的起點，則應當是資本主義國家經過長期的市場經濟發展實踐，發現不但存在「市場失靈」，而且也存在「政府失靈」問題，遂開始放棄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理論的主流地位，有意識地以新經濟學理論為指導來協調市場自律和政府幹預的矛盾，並嘗試從法律上共同糾正來自市場和政府兩方面力量的缺陷。（注8）盡管西方國家在不同時期法律調整經濟的側重點都不盡相同，對經濟法本質的認識也並非完全一樣，但是經濟法社會本位法的屬性（或曰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卻在現代社會政府幹預經濟生活和法律社會化運動的歷程中開始明晰起來，（注9）昭示了一種立足於現代社會之上的、與傳統截然不同的「時代精神」。（注10）

（二）東方經濟法（社會主義經濟法）的發展歷程

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道路可謂一波三折，經歷了辛亥革命所引發的第一次法律革命，新中國成立所形成的第二次法律革命，和與改革開放相伴而生的第三次法律革命。（注11）在當代中國社會產生並迅速發展起來的經濟法，遂成為由「發展現代市場經濟」和「建設現代民主政治」匯合而成的改革與發展的時代主旋律的積極回響。（注12）

社會主義中國是東方經濟法的代表國家，中國經濟法的概念發端於黨和政府的理論家胡喬木同志根據其1978年7 月在國務院一次會議上的發言整理成的長篇論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注13）其後一系列政府文件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的要求制定經濟法律法規的言論中頻繁使用的「經濟法」字眼，使得相關的立法實踐和理論研究開始啟動。由於當時中國剛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經歷了之前那個「無法無天」的時代，正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未來發展方向還不大明朗，學術研究中姓「社」還是姓「資」的敏感問題也令學者們不敢放開手腳，所以在蓬勃發展的各種經濟法理論中，比較有影響力的學說多半跟政治、經濟制度基本相同的前蘇聯經濟法學說「原樣照搬，如出一轍」。（注14）當然，這也算是一種學術上「省時省力」的權宜之計。

隨著1986年我國《民法通則》的頒布及權力機關一紙《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草案）>的說明》的出現，（注15）日益壯大的民商法獲得了其應有的地位，而經濟法的地位雖然也得到了正式承認，但其界限卻被人為劃定了大致的圈子，使得經濟法基礎理論的各種學說觀點發生改變。學者們因之在一件事情上基本達成了共識：經濟法只調整一定范圍內的經濟關系，與民商法的調整范圍是有區別的。到了90年代初，隨著東歐劇變和前蘇聯解體，以及我國決定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很多經濟法的理論結合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和調節機制再次隨勢而動，出現明顯的調整。但經濟法理論界對內於一些基本問題分歧仍然比較嚴重，對外則與行政法的研究領域發生了較大的摩擦。（注16）

在實踐中，我國到目前為止雖然在經濟法主體、市場規制、宏觀調控方面頒布了大量的經濟立法，初步形成了一個經濟法律群落，卻仍然缺乏統一的理論指導，立法層級不高並且體系不完善，而且直到現在還沒有出台單獨的《反壟斷法》、《國有資產法》，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隨著1999年《合同法》的頒布施行，以及原來的《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同時廢止，宣告了合同制度對經濟法體系的排斥，也發出了一個初步的信號：經濟法的理論和實踐出現了脫節的跡象。（注17）而在法院進行機構改革的過程中，更是把原來的經濟審判庭撤銷改為民事審判庭，表明了司法機關在審判實踐中的一種極端不合理的狹隘的「小民事」傾向，（注18）一切似乎都在朝著不利於經濟法的方向行進，令經濟法的理論和實踐發展暫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頓境地。

我們必須承認，自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後，與在中國相對平穩發展的民商法理論和實踐相比，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可以用「峰迴路轉」這個詞來形容。這也從某種角度上說明了其本身的不成熟和不穩定以及發展的迅速性和曲折性。這些年形形色色經濟法理論的層出不窮和大多數理論的「短命」狀態，已經說明學者們在中國研究經濟法現象這個新生事物是多麼復雜和不易的事情。

但是，作為經濟法理論的研究者，我們要對未來充滿信心，因為「對於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它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注19）我們不奢望這篇文章可以建立起一種研究經濟法的新體例，但卻希望能夠藉以拋磚引玉，將經濟法的理論研究從陳舊的傳統思維和浮躁的學術風氣中喚醒，則幸莫大焉。

一、經濟法的缺位問題

這里所說的經濟法缺位，主要指自經濟法於現代社會產生後在各個方面上地位（位置）的缺失，使得經濟法應該具有的價值和功能在經濟生活中無法得到充分實現，有些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有些則在我國表現得更加突出。由此在社會主義中國造成的某些問題已經引起了經濟法學者的注意，（注20）但大多數問題我們還重視不夠或者沒有進行系統研究，這與經濟法作為獨立部門法的地位是不相符的。以下將主要從經濟法的歷史發展、社會本源、理論研究、法律實踐和價值體系五個方面來論述經濟法的缺位問題，但在展開論述之前，我們先來探討一個重要的關於如何認識經濟法本質的小問題：

（一）寫在缺位之前 - 一個邏輯前提的「缺位」

從馬克思主義法哲學的角度看，經濟法橫空出世的實質是經濟發展和法律發展互動的產物，即「經濟發展最終決定著法律發展，法律發展又對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反作用，經濟與法律是互動發展的辯證統一體」。（注21）進一步從經濟與法律互動的角度看：經濟法的產生、興盛和發展，就是要回應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抑制現實經濟生活中愈演愈烈的經濟個體權利自由有害擴張和政府權力意志無限膨脹，平衡和協調國民經濟的運行。經濟法的功能就是法律對經濟關系能動性反作用的突出表現，是經濟與法律和諧統一的需要，這可以成為我們理解時下頗有人氣的「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市民社會－政治國家」）認知模式和「政府幹預－干預政府」調整模式局限性的一種重要途徑。

筆者認為，這些認知和調整模式都是建立在傳統的「市場（社會）－政府（國家）」二元理論框架下的，其基本特點是將政府和市場作為對等的非此即彼的兩個主體、兩方面的力量、兩種基本的資源配置方式。當市場出現缺陷時，需要政府權力適當介入和干預；而當政府對市場的調節失靈時，又需要對其行為加以限阻和規制。政府對市場的正確干預需要法律的確認和引導；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又需要法律的禁止和糾正。唯因市場不能形成自己的獨立意志，只是一種經濟規律的體現，而致政府身兼「規律認識主體」和「意志執行主體」雙重角色，由此簡單邏輯可以或明或暗地推導出經濟法的本質就是「規范政府幹預之法」而不可能是其它。（注22）時下流行的國家（政府）xx論、經濟行政法論皆與該理論邏輯相聯系，只是在這個邏輯構造的基礎上又加上了不同的國外經濟學理論預設模式而已，敘述的角度和側重點自然就有較大差異了。（注23）

當然，此種理論分析框架本身並無大錯，它是經由總結西方各國經濟學和經濟法發展歷史得來的經驗產物，（注24）有其特殊的存在合理性（尤其是方便於對歷史上和當代的西方經濟法作定性定量分析）甚至具有局部真理性。但要在21世紀的社會主義中國繼續套用這個「萬能公式」研究經濟法，我們恐怕就該費一番思量了。

該理論框架或者說邏輯構造強調了一個重要前提：市場（社會）與政府（國家）必須永遠處於一種制衡狀態，它們是兩種獨立對抗之「力」；卻忽略了另一個重要前提：市場（社會）與政府（國家）良性互動的現實性及相互協調的可能性，因此這個理論框架是有潛在邏輯缺陷的，而它偏偏又是在總結西方經濟和經濟法的發展歷史基礎上得來的。進一步說，所保留的市場和政府「對抗制衡」前提是與西方講求分權與制衡的憲政制度及文化傳統相聯系的，所以該邏輯前提無形中在西方倍受重視，也符合西方的思維習慣；而所忽略的市場和政府「互動協調」前提，則由於資本主義私有制本質和經濟發展模式的局限，西方學者相對認識不足，直至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沉痾積重難返，可持續發展戰略在全世界的提出才得以好轉。再從世界兩大法系來看：大陸法系「公私分野」的傳統，突出了大陸法系經濟法律調整框架的這個邏輯前提缺陷，雖然「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進程淡化了「公」、「私」的界限；英美法系「民行不分」的做法，使得經濟法律調整框架中的這個邏輯前提缺陷轉為隱性，卻也同時緩和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迫切性。這或許可以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大陸法系國家富有經濟法的理論卻致經濟法實踐不彰，而英美法系國家盛行經濟法的實踐卻不給經濟法正名的「難解之謎」。（注25）

我們認為，市場和政府「互動協調」這個邏輯前提的「缺位」，恰恰正是歷史上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法制度構造缺位的集中表現，也可以成為我們理解為什麼在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不存在真正經濟法的一條重要門徑。經濟法的五大缺位問題，從根源上講都是從這個邏輯前提「缺位」而來。

（二）經濟法的歷史發展缺位

隨著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開始，生產方式的改進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商品經濟獲得了充分的發展，同時也導致了生產社會化與以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為基石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並拓展到經濟生活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開始導致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期，壟斷加劇，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廣大民眾的經濟環境和生活狀況惡化，階級矛盾進一步升級。

一方面，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通過法律對社會經濟進行調控和規范，在一定限度內改良經濟基礎，以期緩和經濟和社會矛盾，穩定政治統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集中表現就是國家主動通過法律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由於大陸法系嚴格「公私」分野的傳統，無法通過原有法律自身的修正突破私權至上的傳統民商法難以維護正常競爭秩序和對經濟宏觀調控不力的局限，在這樣的背景下資本主義經濟法便作為一個新的法律部門產生了。（注26）資本主義經濟法在二戰後逐漸走向理性和成熟，擺脫了為應付戰爭需要和經濟危機的「隨機、被動的實用主義性質」（注27），把立法的重點放在了宏觀調控、社會福利和促進科技進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後，西方國家為了渡過難關，對市場和國家的關系認識更加趨於合理化，對運用法律等手段綜合調控經濟運行的技術和經驗也更加豐富，完全值得我們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加以大膽吸收和借鑒。

但是，資本主義國家自經濟法產生之初就側重於把經濟法當作一種執行經濟政策的工具，（注28）由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本身的局限性，因此從理論上缺乏對經濟的法律調整本質的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也決定了資本主義國家法律體系的天平始終是向私有制傾斜的，（注29）不論法的社會化浪潮如何來勢兇猛，也不論混合經濟如何興盛發展，這些表面現象背後的語言是：一旦國家為了私人資本的利益需要調整經濟政策，以代表社會全體成員面目出現的公權力觸角就會迅速轉向，堅決讓位於私權領域甚至幫助個別私權的擴張，與此種並非完全理性的經濟政策聯系緊密的經濟法自然要受到沖擊。（注30）例如日本是公認的經濟法比較發達的國家，其經濟法師承於有著濃厚學術傳統的德國而又根據本國經濟的特色有所創新，對於二戰後日本經濟奇跡的創造居功至偉，但處於核心地位的競爭政策法的發展意向卻是不穩定的，經歷了支持壟斷到反對壟斷數次反復，最終才在廣大民眾的強烈聲討下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對其本國經濟法理念的形成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注31）而許多西方國家在「滯脹」後根據不斷興起又迅速衰落的各種新經濟學說，經濟政策的重心已經圍繞著市場和政府做了多次調整，並且步伐不甚統一，這種面對時好時壞的經濟狀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和「各人自掃門前雪」的作風，在客觀上也加劇了經濟法統一理念形成的難度，使得經濟法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缺乏協調度和穩定性，很難同傳統法律有一個清晰的界限。（注32）

經濟法這種定位飄忽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國家本身難以完全解決的，經濟法雖然為社會本位法，卻在私人所有權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受到「私權警戒線」的困擾和局限，難以真正客觀穩定地居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這一基本點。（注33）或者說，雖然資本主義經濟法仍然在發展，其中的非經濟因素也在逐步減少，但它的「社會本位」中所摻入的異質並不能徹底清除，令其在法律體系中應有的地位未能完全顯現出來。

另一方面，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改良主義思潮」，在資本主義統治基礎比較薄弱的國家，無產階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為指導，通過暴力革命推翻了原來的政治制度，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基本上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注34）但是在初期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後，這種「以單一公有制和權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經濟體制為本質特徵的」（注35）經濟基礎開始顯露出「後勁不足」的毛病，成了相對低下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也是前蘇聯各界領導人不停地搞經濟體制改革以求振興國民經濟的根本原因（包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處於不斷的改革和嘗試中）。前蘇聯雖然曾於70年代擬定過《蘇聯經濟法典》要點草案，但是由於國家根本不承認任何「私」的東西，（注36）理論界出現的也不過是對經濟關系幾乎無處不包無所不容的「大民法」和「大經濟法」之爭，連社會主義民法都成了公法，反而沒有了經濟法的合適位置。只有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於1964年頒布了世界上惟一一部經濟法典《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經濟法典》，調整國民經濟領導和社會經濟組織活動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可以說是前蘇聯拉普捷夫縱橫統一的經濟法觀點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實踐。（注37）

「有一種觀點只承認西方國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因干預而產生了經濟法，而社會主義國家是在沒有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因為創設經濟制度而產生了經濟法。其實不然，創設經濟制度的不一定是經濟法（往往是憲法），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更多地採用行政命令和政策規范經濟活動，即使有個別經濟法律規范，也只是經濟法的萌芽，尚不能是真正意義上（作為部門法）的經濟法。」（注38）這個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進一步說，由於沒有客觀地分析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僵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系，過分強調國家對經濟的直接管理職能，政府運用行政手段深入到經濟的微觀領域甚至企業內部，成了企業的「管家婆」，同時對市場調節機制的性質認識不清，排斥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作用，反而造成效率低下，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注39）而隨後國家進行的改革又沒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市場調節機制與國家調節相配合，呈現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極端狀況，最終導致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發展不甚成功。隨著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各國的經濟改革也向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徹底轉向，並讓社會和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僅從非嚴格意義上看，雖然原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兩國官方認可了經濟法，（注40）但總體來看這個時期的社會主義經濟法是缺位的，性質更類似於經濟行政法，因為它所體現的這種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全面組織管理絕非通常意義所講的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國家干預，經濟法沒有真正獨立的空間。（注41）

我國歷經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後，黨和國家痛定思痛，決定將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逐步將原來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變革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隨著對經濟規律認識的深入，最終於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改革目標，提出了完善市場經濟法制環境的要求。（注42）而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中又明確提出：「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後，正式開始了與世矚目而又任重道遠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建設。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接下來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如何理解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的改革要「注重製度建設和體制創新」，進而確立經濟法在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位置。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還是原來社會主義國家所遺留「經濟法」思維的一種延續？或者乾脆為這種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結合另闢蹊徑？經過我們剛才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實前兩種經濟法模式都存在缺位問題，這是造成我國經濟法缺位的歷史根源。（注43）由於真正的經濟法在我國的產生和發展時間不長，我們要明確它的定位和發展方向，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種「騎虎難下」的困境。相比較而言，資本主義經濟法的功能在80年代後更具有完整性，從經驗和技術上值得我們借鑒，但又不能盲目迷信、排斥創新，忽視我國市場經濟不同於西方的制度傳統和發展過程，以及政府在其中無以替代的導向作用。（注44）以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性質的市場經濟以及分別在各自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濟法將長期存在，互相取長補短，從形式上存在一種趨同的方向。（注45）但完整意義上的更能發揮其應有功能的經濟法，應當出現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中國，這絕對不是口號，而是一種必勝的信念和理性的預期。

（三）經濟法的社會本源缺位

學者們一般認為，經濟法為社會本位法，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己任，（注46）對此少有異議。但一個新的問題也產生了，那就是任何利益都應該有明確的承載主體，社會（公共）利益來自於全體社會成員，那麼其承載主體或者說代表主體是誰呢？（注47）隨著國家和社會向現代化的演進，人們已經逐步認識到在實現個體利益的過程中應當注意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的實現也應當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得益彰。但由於個體利益的偏狹性和經濟個體的逐利性，它們不可能成為社會（公共）利益的真正維護者，（注48）於是國家藉著其超越社會的形象代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干預人們的生活。可惜國家畢竟是一個抽象的主體，它也應當具體化為一些現實的政府部門或行政人員，這就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集團利益、政黨利益對政府機構的滲透與干擾及我國的地方利益、部門利益獨霸一隅提供了條件，反而令國家能夠切實公正地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立場值得懷疑。（注49）事實上國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必不可少，要不然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的經典論述。（注50）但政府畢竟不是萬能的，也有幹得不太出色的地方，甚至在某些方面政府可能表現得完全不能讓人滿意，同時還需要法律限定其職權的過度擴張。（注51）所以僅憑政府這柄「雙刃劍」的一己之力，其代表社會（公共）利益行使各種管理職能的效率和可信度必將大打折扣。（注52）

我們先把目光投向西方社會，西方在「社會國家化」和「國家社會化」的相向運動中，沖破了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藩籬，雖然產生了一個既不是純粹私人的也不是真正公共的領域，（注53）但在社會層面上並未出現權力真空或者權利真空。其主要原因是在西方還有一個與政府和市場這兩種力量相平衡的「包括各種社會團體、民間非營利組織、宗教團體等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民間組織」之第三部門存在。這些組織具有組織性、志願性、非營利性、民間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的特點，（注54）它們是協調個人利益和個人利益、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社會中堅力量。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非政府組織在從事經濟社會發展事業中異軍突起，發揮了政府和市場難以替代的巨大作用，填補了社會經濟發展領域上的一些空白，諸如環境保護，消除貧困和落後地區的教育等。雖然很多工作政府也在做，但事實證明，非政府組織往往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有效率。」（注55）

而且「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日益證明，政府和市場的力量固然重要且不可或缺，但政府與市場之外的領域越來越凸顯，它是與社會的多元化相伴而生的並生發出政府與市場都無法有效解決的新需求。這一空白點迫切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去填補。」（注56）特別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為市場經濟體制後，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正處於轉變和調試之中，新興市場主體的經濟權利尚待進一步確認和伸張，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力量都存在「缺位」和「越位」並存的現象，發展新興社會力量以填補需求空缺，抑制各方「非法越界」的問題便顯得更加突出和迫切。

「 在我國改革開放的20年中，國家通過縮小控制范圍、改革控制方式、規范控制手段，逐步擴大了社會的自由活動的空間，促成了國家與社會間的結構分化，尤其是以產權的多元化和經濟運作市場化為基本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則直接促進了一個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形成。它表現在社會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提供發展和機會的源泉，個人對國家的依附性明顯降低，相對獨立的社會力量逐步形成；民營企業以及較為獨立的企業家階層、個體戶階層以及知識階層，都有明顯的發展；民間社會組織化程度增強，工會、商會、保護消費者協會等一些中間組織已開始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注57）

但是，我們並不能就此樂觀地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獨立的第三部門，經濟法等以社會為本位的法的制定和實施就此具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注58）因為「與西方第三部門的生存與發展空間相比，中國第三部門生存發展空間具有很大的不同。」（注59）

首先，從中國的傳統觀念來看，占統治地位的是家族本位和倫理本位觀，缺乏西方社會自基督教興起以來所具有的教會集團生活特質和公益思想。家族本位和倫理本位都與血緣關系密切，造就了中國人重人情，講關系的「熟人社會」傳統，一切養老恤幼等公共福利主要來自於家族內部，國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很少。而本來具有較強公益性質，可以影響人們思想觀念的宗教則一直處於政權的重壓之下難以翻身，也沒有西方宗教曾經有過的與王權平起平坐的輝煌經歷，無法促成人們公益思想的形成。至於曾存在於中國古代和近代的民間團體同樣活動范圍狹小、比較封閉，公益性不足，而且由於當權者視它們為異己力量，經常將這些團體置於非法狀態，它們也難以蓬勃發展。

Ⅶ 經濟法』這個概念，最早由哪國人提出 A、中國 B、美國 C、德國 D、奧大利牙 請好友幫我一個。謝謝

最早提出經濟法這一概念的是法國的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莫雷利在1755年出版的《自回然法典》一書中，答首先使用了經濟法這一詞語。現代經濟法的概念形成於20世紀初期 。1906年 ，德國學者在《世界經濟年鑒》中使用了經濟法這一名詞，用來說明與世界經濟有關的各種法規，但並不具有嚴格的學術意義。

Ⅷ 一些關於經濟法的問題

A.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就是需要需要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
它包括①，市場主體調控關系；②，市場秩序調控關系；③，宏觀調控關系；④，社會分配關系
B，單方解除·合同應當具備的條件
根據我國《合同法》第94條的規定，在下列法定條件下，當事人可以行使解除權以解除合同：

1．不可抗力：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可克服的現象，包括某些自然現象，如地震、台風等；也包括某些社會現象，如戰爭等。[4]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該合同應該消滅。但通過什麼途徑消滅，各國立法並不一致。德國法系是採取合同當然且自動消滅的原則。基本上由債務人承擔風險，而不是通過合同解除的方式。這種立法表面上不拖泥帶水，解決問題乾脆利落，但實際上卻沒有顧及當事人如何採取救濟措施，把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有將復雜問題簡單化之嫌。英美法系採取合同落空原則解決不可抗力及其他意外事故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問題，確認合同解除。但這種解除不經過固有意義上的程序，即不是通過當事人的解除行為，而是由法官裁決。[5]我國現行民事立法允許當事人通過行使解除權的途徑解除合同。對此，《合同法》第94條第1項明文規定。總之，當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時，合同失去繼續存在的意義，允許當事人通過行使解除權的方式將合同解除。

2．拒絕履行（預期違約）：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

拒絕履行，又稱為毀約，是指債務人能夠履行卻不法地對債權人表示不履行。在履行期限屆滿前，債務人拒絕履行的行為又稱為預期違約。[6]所謂預期違約，又稱為先期違約，在我國《合同法》上主要有兩種類型。[7]一是根據《合同法》第94條第2項的規定，在履行期限屆滿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8]對方當事人得取得法定解除權。二是根據《合同法》第68、69條規定，應當先履行債務的當事人，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存在經營狀況嚴重惡化；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喪失商業信譽；有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債務履行能力的其他情形的，可以中止履行，並及時通知對方。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並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有權解除合同。

3．遲延履行：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後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

遲延履行，又稱為債務人遲延，是指債務人能夠履行、但在履行期限屆滿時尚未履行債務的現象。它作為合同解除的條件，因合同的性質不同而有不同的限定。一方面，根據合同的性質和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履行期限在合同的內容上不特別重要時，即使債務人在履行期限屆滿後履行，也不至於使合同目的落空。在這種情況下，原則上不允許債權人立即解除合同，而是由債權人向債務人發出履行催告，給他規定一個寬限期。債務人在該寬限期屆滿時仍未履行的，債權人有權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根據合同的性質和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履行期限在合同的內容上特別重要，債務人不予此期內履行，就達不到合同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債務人未在履行期限內履行的，債權人可以不經催告而徑直解除合同。[9]

顯然，《合同法》第94條第3項說規定的「遲延履行」是指上述第一種情形。上述第二種情形屬於第94條第4項規定的「遲延履行」。為便於理解，筆者將前者稱為「二次遲延」，將後者稱為「一次遲延」。一次遲延產生解除權，必須是合同目的落空，達到了根本違約程度，無須催告，下文詳述。在二次遲延中，僅有一次遲延尚不能產生解除權，必須經催告後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即發生「二次遲延」）時方可產生解除權。由此可見，在「二次遲延」法定解除條件的情形，當發生一次遲延時，必須指定相當的期間進行催告。

催告，是債權人催促債務人履行債務的意思表示。作為解除權的發生要件，必須提示對方應該履行的債務，並且給對方相當的猶豫期間催促其履行。對於催告的方法則無限制。結合民法學理論及相關國家立法及判例經驗，催告的大致規則可以歸納如下：[10]

（1）催告必須可以判明債務的同一性。在過度催告場合，即在作出履行催告時，提示的數量超過債務人應該履行給付數量的場合，如果債務人應該給付的數量已經確定，即使債權人錯誤地進行了超出該數量的過錯催告，如果債務的同一性可以判明，則催告有效。不過，解除權當然僅就債務人應該履行的數量發生。[11]相反，如果債務人應該給付的數量沒有確定，但債權人在催告中提示的數額超出客觀上的恰當數額不是過多，催告仍然有效，但如果請求額遠遠超過客觀上的恰當數額，則催告無效；不足催告的場合，在可以判明債務同一性的場合當然是有效的。不過，在這種場合下，原則上解除權就催告中提示的數量發生。原因是債權人可以催促債務人對應為給付的一部分，特別應該盡快履行（並且也僅就該部分進行解除）。但是，如果在不足催告中不足的數量很輕微，債權人的意思顯然是就全部債務進行催促的場合，從誠實信用原則出發，應該解釋為就全部債務發生解除權。

（2）催告的內容，只要表明在一定的日期或者一定的期間內應該履行的意旨即可，沒有必要註明如果不履行將解除的意旨。

（3）作為解除的要件之一，催告應該實施的時期，沒有必要將其限制為在債務人發生履行遲延責任之後。如果定有確定期限，在此期限後即可。另外，在未定有期限的場合，任何時候都可以催告。

（4）債權人在進行催告時，必須提示「相當的期間」。相當的期間，是指債務人作出履行准備與作出履行的必要期間，依據債務內容以及其他客觀情勢決定。債務人外出履行或者罹病等主觀情勢則不被考慮。如果期間不夠「相當」，催告是否完全無效？有種有力學說認為無效，判例前也採取這種態度。其主要理由是在期間不夠相當的場合，如果仍然解釋為催告有效，並且在催告後經過客觀上相當期間發生解除權，則債務人需要負擔判斷期間是否相當的風險，這是不公平的。我妻榮先生認為，對負有債務卻不履行的人，加以如此的保護，反而是不公平的。如果由於期間不夠相當，即認為催告不發生任何效果，極端而言，如果催告指定的期間不夠相當，無論重復多少次也不發生解除權，是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

太不正義了，你連分都不給~~~~~~

Ⅸ 論述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條件

對經濟法產生的兩種不同觀點的評價 在進行評析之前，我們有必要指出經濟法律、經濟的法律規范、經濟法是具有不同內涵的概念；我們有必要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律的制定、經濟法部門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聯系和區別的范疇。經濟法部門是由經濟法律規范組成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相當一大部分是以經濟法律為表現形式。 但嚴格地說，我們不能把經濟法的產生理解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或經濟法律的制定，我們不能把一個或一些經濟法律規范等同於經濟法，不能把經濟法律或經濟法律的總稱視為經濟法，只有相當多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才是經濟法。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經濟法「就是從部門法意義上講的，是指作為**的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因此，把經濟法產生理解為經濟法這個**的法律部門的形成是正確的。[9] 我們還應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產生於古代社會，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產生晚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的產生早於經濟法學的產生。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認為「同時論」是錯誤的，它抹殺了經濟法律規范與經濟法之間的界限，將經濟法的產生等同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三、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古代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和發展 我們所說的古代經濟法律規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和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也可稱為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最早出現於奴隸制度古巴比倫國家。早在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奴隸制國家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就對土地的國家所有權和土地的法律保護作出了規定。《漢漠拉比法典》還有對農業、商業、質量、財政稅收等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規定。我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隸制國家土地國有的規定。西周中後期，還出現了土地流通的活動。我國從夏朝開始就有了徵收貢賦的制度，商朝的貢賦實行公田收入交國家，西周則按井田計畝徵收賦稅，西周的財政開支還實行了量入為出、專款專用等等內容，均體現了我國奴隸制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漢漠拉比法典》是奴隸制經濟法律規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存在的時期較長。在產生過程中，《羅馬法》及其復興起過一定的作用。西歐封建社會從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滅亡至18世紀，持續了1300多年。中國封建社會一般從春秋戰國之後算起，延續了2000多年。此時，中國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詳細地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定。秦簡《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須標明價格的規定，秦簡《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長，不得砍伐；春天土地乾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採摘剛發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獸、幼鳥；不得設置陷阱和網罟捕捉鳥獸；不得毒殺魚鱉」的規定，漢朝的發展對外貿易的規定，明朝的禁止私人開採金、銀、銅、鉛、錫和水銀礦的規定，唐朝的以戶稅、地稅為基礎的「兩稅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據各種開支總額確定兩稅的總額規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級管理，征解制度、財政監察制度和預算制度等財政管理制度，等等，均體現了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法律規范的相對全面和完善。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的特點是：反映奴隸主和封建主階級的意志，公開地維護等級特權，在協調本國經濟運行時主要運用直接手段，經濟法律規范以「諸法合體」的法典為主要表現形式。[10] （二）空想共產主義者的經濟法思想及其意義 18世紀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萊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學術名著——《自然法典》，該書反映了他對未來公有制社會的理想。作者在書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圖的法制藍本」，被作者稱為「法律草案」，共12類法律、117條。其中，第二類法律是：「分配法或經濟法」，有12條規則。從目前的資料反映，這是「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的地方。摩萊里看來，未來社會中的產品不發生買賣和交換，而是通過分配給予公民，「一切產品都要核算，其數量要與每個城市的公民人數相適應，或與使用它們的人數相適應，這些產品當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規則公開分配，如有剩餘則保管起來」[11]。摩萊里是在產品（財產）分配規則的意義上使用「經濟法」，並以此來表達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來社會的法律規范。[12]19世紀30—40年代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薩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冊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個概念，並發展了摩萊里的經濟法思想。 由摩萊里在18世紀提出的「經濟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產主義的社會公有制基礎之上的，至今「經濟法」的涵義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它對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概念的形成仍產生著影響。這種影響除了表現為援引「經濟法」這個概念的外殼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們把空想共產主義者那種具有萌芽狀態的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思想加以擴大，利用來作為建立現實經濟基礎之上的現代經濟法概念的一個合理內核。[13] 補充回答： （三）國外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 國外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實質上是隨著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時期，傳統民商法、行政法律制度不斷被突破，並演變乃至最終**的過程。[14]結合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性，我們將國外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經濟法的產生階段，從19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作為一種法律思想的經濟法，盡管早在資本主義壟斷初就被提了出來，法國著名政治家、經濟學家——蒲魯東於1865年就提出應由「經濟法」來構成新社會的基礎，[15]但其理論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反應。經濟法作為一種新的法律思想在實踐得到體現，應該是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壟斷階段改變了原來對資源和財富的配置機理，由原來原始資本主義積累階段主要憑借政治強權和經濟強制，自由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主要通過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和財富的機制，轉變成壟斷階段主要通過採取經濟集中排斥競爭的機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注意到經濟的社會意義，因為此時的經濟壟斷涉及諸多經濟參與者的利益，涉及到因壟斷導致競爭萎縮而發生經濟滯長。這時，需要有一種能夠平衡多元利益，限制不當壟斷的力量——國家的力量，[16]這就需要一種新的法律形態加以規范。經濟法作為這樣一種法律形態，就在19世紀末出現了，經濟法作為新質的法律部門產生就成為必然。 美國1869年的《反鐵路壟斷法令》、1887年《州際商務法》，特別是1890年頒布的《反對不法限制和壟斷，保護交易和通商的法律》，即《謝爾曼法》和1914年頒布的《克萊頓法》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成為經濟法最早出現的表現形式的法律標志。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為了戰爭需要，頒布了大量的經濟法，如1915年《關於限制契約最高價格的通知》，1916年《確保戰時國民糧食措施令》，1919年《煤炭經濟法》和《鉀鹽經濟法》，1923年《防止濫用經濟力令》等。1919年頒布的《魏瑪憲法》在奉行「經濟自由」的同時，確立了「社會化原則」，規定了許多對私有制進行限制的措施，並授權政府對全國經濟生活進行直接干預和管制。《魏瑪憲法》後的一系列法律，突破了公法與私法分離的原則，擺脫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原則，突破了長期被奉為金科玉律的經濟是私事，由私人自治的原則，確認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的直接干預、管理。這些法律引起了德國法學界的注意並積極展開了研究。1920年前後，一大批經濟法著作相繼問世，真正意義的經濟法就這樣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首先在德國出現了。[17] 第二階段，經濟法的發展階段，1929年—1933年經濟危機至第二世界大戰後 此階段的經濟法主要表現為國家運用法律手段調整特殊時期的整體經濟法，又可稱為「危機應付經濟法」。[18]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政府對經濟干預有所放鬆，1929年—1933年出現的經濟危機和經濟大蕭條，使資本主義國家更加註重對國民經濟進行更為全面和強有力的總體調節。一方面，實行資本主義國有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開始出現並得到發展，國家不僅以政權主導者身份對私人經濟進行干預，而且開始以資本所有者身份直接參與生產經營領域的活動。另一方面，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出現和興起，國家經濟職能全面強化，對經濟進行更加綜合性、全方位的調節，從而出現了又一次經濟立法的高潮。[19]此時，美國制定了一系列體現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法律，實施所謂「羅斯福新政」。先後頒布了170多部法令，如《全國產業復興法》、《農業調整法》、《緊急銀行法》、《金融改革法案》、《國家勞動關系法》、《恢復和救濟法》、《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等。 德國在此時期也先後制定了大量經濟法，如1930、1932、1933幾次修改了的《防止濫用經濟力令》、1933年《強制卡特爾法》、1934年《經濟有機結構條例》等。 這個時期的經濟法，是一種典型的「危機應付經濟法」。它從一個側面說明：「鑒於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強調國家公權力與市民社會嚴格分野，所以西方國家的經濟法往往是經濟危機或者社會矛盾激化時不自覺的產物。」[20]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加強了對經濟干預，有的國家頒布了對私有制企業實行國有化的法律。德、日作為戰敗國，被聯合部隊佔領，為了減輕經濟危機的沖擊，頒布了一些穩定經濟的法律，如《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促進法》、《穩定國民生活緊急措施法》、《穩定不景氣行業離職人員臨時措施法》等。[21]日本政府為了振興經濟，在實行經濟非軍事化、確立和平經濟、提倡經濟民主化等三項原則的基礎上，頒布了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一百三十多種經濟法規，內容涉及到企業管理、工業交通、通訊、農林牧水產、城市建設與計劃、商業、財政金融、證券、保險、外貿、外匯、科學技術、教育、環保、防止公害以及計量、會計、統計、測量等諸多方面。日本法學界對經濟法更是投入巨大的熱情，進行了范圍廣泛的研究。日本經濟法學者高田桂一教授認為：經濟法是界於公法與私法之間的法律，又稱：「社會法」。和商法相比，經濟法關注國民全體的公共利益。 從體繫上講，主要包括禁止壟斷法、業法、統製法和消費者保**四個部分，並指出日本這個新興的發達國家應在農業經濟法、產業經濟法、新興工業經濟法、知識產權法方面進行更加充實、完備的立法。[22] 第三階段，經濟法的完備成熟階段，20世紀七八十年代至今 此階段的經濟法主要表現為經濟法內容與體系逐漸完善，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不斷增強，對國民經濟的總體調節達到嚴密化和制度化程度，國家已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不可缺少的主體。[23]此階段的經濟法是「自覺維護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法」，又稱為「現代經濟法」。此階段，以經濟民主、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較成熟的經濟法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基本形成。其顯著標志是：經濟法據以解決社會經濟矛盾的宗旨和方式，由干預、管制市場主體的自由意志和行為，轉向盡可能創造充分、適度、公平的競爭環境以維護這種自由意志和行為上來。[24] 此階段經濟法體系更加完善和科學化。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冷戰局面結束，各國出於對本國經濟規律的認識和把握，在經濟學界對凱恩斯主義理論的不斷修正和批判，現代高新科技迅猛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各國從國內和國際兩個界面來對經濟進行重新審視和規劃，注重綜合應用各種經濟手段，建立科學的宏觀調控體系，使之逐漸成為經濟法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並且其他方面的立法，如反壟斷及限制競爭以及國有企業法也逐漸完善起來。[25]以西方七國集團中的義大利在1990年頒布的《反壟斷法》為標志，反壟斷所體現出的「自由+秩序」或者「市場經濟的活力+有條不紊的競爭」等經濟法理念被西方國家所公認，「現代經濟法」最終確立。[26] （四）我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 1、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法律規范 新中國成立以後，為了保護和促進國民經濟的建設和發展，我國先後在計劃、基本建設、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運輸、財政金融、勞動工資、自然資源和能源、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律法規，如《土地改革法》、《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關於統一全國國營貿易實施辦法的決定》、《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等。這些法律法規對順利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 20世紀50年代末期，由於受指導方針上的「左」傾錯誤和法律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經濟工作方面的立法和執法活動不僅沒有加強，反而有所削弱。[27] 在文化大革命中，隨著公、檢、法被徹底砸爛，國民經濟領域中的各種法規、制度被任意踐踏破壞，經濟秩序混亂，國民經濟頻臨崩潰的邊緣。[28] 2、中國經濟法的真正產生和發展 可以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還沒有產生現代意義的經濟法。中國經濟法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出現的。從時間上來說，我們可以將我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分為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經濟法的產生階段，從1979年—1992年。此階段，有的學者又稱為我國的舊經濟法階段。[29] 黨和國家領導全國人民在此階段，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經濟法制建設方面主要做了三件大事。[30]第一，注意把經濟法制建設與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緊密結合起來，「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保護改革開放，為經濟法制建設規定了明確的指導思想和任務。第二，我國的經濟立法活動按照國家立法的議事日程和國家既定的經濟立法規劃[31]的要求，緊密結合國民經濟調整改革的實際，對一些重要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准則及時地制定了一大批經濟法律、法規。從1979年到1992年14年間頒布的經濟法律就達52件；1979年以來，國務院頒布和批准頒布的400多件法規，經濟法規佔大多數，1984年—1986年就制定了50多件重要經濟法規。第三，把經濟立法與經濟司法結合起來，狠抓經濟法實施。此階段我國經濟法獲得了巨大發展，經濟法制建設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初步建立了重視以法律手段調節經濟的法律思想，為1992年經濟法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由於此階段處在以有計劃的商業經濟體製取代傳統的計劃經濟時期，經濟立法沒有市場經濟為基礎，國家的宏觀調整主要還依靠計劃手段，規制市場主體行為的反壟斷法、限制不正當競爭法還缺失，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不分離，還出現經濟立法不平衡，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可以說，此階段的經濟法還打下深深的計劃體制烙印。 第二階段，經濟的發展完備階段，從1992年至今。此階段，有的學者又稱為我國的新經濟法階段。[32] 1993年3月我國對憲法進行了修正，在修正案中明確提出了「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張，並明確提出要注重經濟立法。為此，我國先後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如《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利保**》、《農業法》、《農業技術推廣法》、《科技進步法》、《預演算法》、《會計法》、《審計法》、《稅收徵收管理法》、《中華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票據法》、《產品質量法》、《土地管理法》、《價格法》、《證券法》、《合同法》、《政府采購法》，等等。自1993年憲法修正案頒布以來，全國立法機關制定的300多件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800多件法規中與經濟法相關的佔了近一半。這些經濟法律法規的制定為中國經濟法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較為豐富的內核。為彌補市場缺陷，防止政府缺陷，維護社會公平和社會整體利益，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產生著其他部門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伴著中國加入WTO，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經濟法建設將會有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她將為我國法治建設作出自己重要的貢獻。 四、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條件 法是以社會為基礎的，其產生和發展是由多種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在這些因素中，經濟因素起著最終的決定作用。我們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法律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經濟法同樣應由經濟基礎來決定，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產物。因此，我們在研究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條件時，必須先從研究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入手。 （一）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經濟條件 「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的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隨著法律的產生便必然產生出以維**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33]恩格斯對法產生的分析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法是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產物。經濟法的產生，也應是如此，而且應是商品生產和交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具體說來，經濟法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社會化大生產和壟斷的產生，是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社會物質條件，經濟社會化是經濟法形成的根本原因。 就市場經濟而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機制的固有缺陷逐漸暴露出來。市場機制事後調節所具有的被動性和滯後性，以及市場存在的調節機制的障礙的特點，會使市場主體要麼限制競爭，要麼不正當競爭，從而形成無序競爭，使商品價格嚴重偏離價值，導致競爭秩序混亂，引起結構失衡、效率低下、公平缺失現象的發生。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國家就主動介入社會經濟，消除前進過程中的不足。而國家調節的手段主要通過法律制度的設計和運行的間接方式進行，在市場調節仍起基礎作用的基礎上，輔之以國家調節。我們可以說，經濟法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市場經濟階段的產物，並且必將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發展。 就社會化大生產而言，社會化大生產推動了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具體歸結於19世紀末開始的經濟社會化。經濟社會化是指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動態發展中逐漸形成的經濟利益多元化、經濟競爭激烈化、經濟壟斷普遍化、經濟結構規模化、經濟關系復雜化和經濟交往國際化的社會經濟格局。經濟社會化使得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名義上是個體經濟行為的同時，實質上是社會整體的經濟行為，其經濟行為的影響在經濟社會化的指導下將以倍增的方式不斷影響周圍的個體，影響一國局部的經濟運行，影響一國整體的經濟運行，有時甚至於會跨越國境，影響他國的經濟運行，從而導致對經濟秩序、經濟效率、社會公平和社會可持續穩定發展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在經濟社會化背景下，強化對主體行為的規范，實現對社會整體利益保護的價值，成為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主要緣由。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兩種不同制度的社會中，經濟法的內容、形式、作用領域和發展道路會有所不同，但依賴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體現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實現經濟法的價值方面應是趨同的。 （二）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政治條件 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導致作為上層建築核心的國家職能的變化，而國家職能的變化應是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政治條件。 我們知道，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是「守夜人」，對經濟採取放任態度，對社會經濟生活，國家干預很少。「干預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共識，國家為實現鼓勵自由競爭，維護經濟秩序，實現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目的的自由經濟狀態所承擔的經濟職能來承擔「夜警察」式的仲栽人。市場經濟主要由民商法調整。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壟斷對自由競爭的限制，使生產力發展受到阻礙。此時，民商法對此**為力。社會經濟生活發展的客觀實際要求國家要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全面干預，以求經濟能夠穩定發展。這種干預按照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亦必須在法定程序下合法進行。於是西方國家就制定了大量的國家干預、協調經濟生活的法律。新的**的部門法——經濟法，就應運而生了。簡而言之，反壟斷、促競爭、反危機及促發展的政治現實促進了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展，使國傢具備了干預、協調經濟的職能，這種職能成為經濟法產生的政治條件。 （三）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思想條件 社會本位的法哲學思想，是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法律基礎。[34]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條件下，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社會思想觀念的主流。以個人權利本位為核心的個人本位（又稱權利本位）獨行社會。個人本位強調把權利的地位放在實在法之上，放在國家最高權力之上，極力主張「天賦人權」，「私有財產權是從自然狀態帶進國家組織中去的自然權利，因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國家不能設置任何障礙，認為自由是人性的結果，人的自由、平等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國家權力應為保障自由、財產和安全服務；權利是法律的中心概念[35]。」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到來，資本家的壟斷行為排斥了自由競爭，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喪失，市場自發調節的盲目性、滯後性等缺陷就充分暴露出來，市場經濟逐漸失去了自律性，產生了重新調整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社會本位」的思想。社會本位的思想，強化以社會權為權利的核心；這種社會本位的法哲學思想不再以社會契約論和自然權利論為前提，它強調社會利益才是個人的真正利益，個人生存發展依賴於社會的生存發展；無限制的權利不符合社會關系原理，個人無限制的自由權、無限制的所有權必然因其行使而使人與人之間發生沖突，必然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法律控制社會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安全和平等。 社會本位的思想為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保證。以社會為本位，強化保護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出發點的社會權，正是經濟法作為社會法所追求的價值取向。 五、經濟法發展的新趨勢 經濟法從產生到逐漸完善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經濟法的發展呈現出許多新的情況和新的特點，體現出新的發展趨勢。 首先，從立法內容來看，其一，以國家干預經濟和反壟斷法為中心內容的各種經濟立法進一步發展起來。其二，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立法理念不斷地在經濟法中得到體現。其三，經濟法與科學技術發展、新興產業部門結合更加緊密，立法內容空前豐富，立法領域不斷擴張。其四，宏觀調控法成為經濟法重要內容，得到更加突出的重視。 其次，從重要程度來說，各國均將涉外經濟法放在重要位置，外貿法、外資企業法、海外投資法、涉外稅法、外匯管理法等成為一國經濟法中的重要內容。 最後，從立法層次來看，各國均在不斷提升經濟法的立法層次，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逐步將經濟立法以法律、法規並重的作法，轉向以法律形式為主的立法形式，一些國家還計劃在條件成熟後，學習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制定統一的《經濟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