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儒法合流產生的社會影響

⑴ 結合所學的知識談談商鞅變法產生了哪些社會影響

1、影響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封建經濟得到發展，逐漸成國七個諸侯國實力最強大的國家，為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2、簡介
戰國時期秦國的秦孝公即位以後，決心圖強改革，便下令招賢。商鞅自魏國入秦，並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為左庶長，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後兩次實行以「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斗，實行連坐之法」為主要內容的變法。
3、評價
①進步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推動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②局限
但是商鞅變法中輕視教化，鼓吹輕罪重罰，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廣大人民所受的剝削與壓迫，在一定程度上給廣大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並未與舊的制度、文化、習俗徹底劃清界限。「內行刀鋸，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輕視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顯的歷史局限。

⑵ 急求「中國傳統宗法制對中國社會結構的影響」1500字

a、「人道親親」（親愛自己的親屬）的人倫關系。「人道親親」指的是個人和群體的關系。在宗法觀念下，個人是被重重包圍在群體之中的，因此，每個人首先要考慮的，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類，個人的權力則顯得不那麼重要，這就是所謂「人道親親」。

b、家族本位。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關系的基本單元是宗族。在宗族內，每一個人都不被看作是獨立的個體，而起碼要和上下兩代人發生關系，各個家庭成員在經濟上不獨立，必須仰賴家庭的共同財產生活，家庭的命運也就是個人的命運。因此，家族是社會的基本單位。正是由於傳統文化重家族輕個人，重群體輕個體，因而總是強調個人在群體中的義務和責任，而忽略了個人在社會中的權利，也就使得「人人皆可以為堯舜」這樣的道德平等意識僅僅是一種理想，而「法制」在這樣的系統之內沒有用武之地。

c、修齊治平的政治學說。宗法制度與專制制度，思想上表現為儒法合流，文化上表現為「內聖外王」心態的形成。其作用是以倫理修養來溝通政治關系和家族關系，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價值追求。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強調從個人修身開始，由個人道德品質的完善，到家庭倫理關系的協調，最終到天下國家秩序的穩定它以個人的道德實踐為基礎，以實行道德為核心，從小到大，由近及遠。

d、宗法制和「家天下」形成了家、國同構的政治模式。在組織結構方面，「家國同構」，家族是家庭的擴大，國家是家族的擴大和延伸。這種模式，形成了忠孝兩全的政治倫理和傳統，宣揚孝悌為「忠」之本，忠是孝的極致。當然這種學說也形成了中國古代重道德、輕法律的局面，往往以德代法，以人治代替法治，從而影響了法律的效力。

e、專制主義的充分發展，導致中國傳統文化形成政治型範式。一方面使中華民族在心理文化上普遍認同整體利益和集體原則，因而成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得以產生的源泉；另方面也培植和強化了國人迷信權利、服從權威的官本位心態。

⑶ 中國的儒釋道合流特點及其對中國民間文化的影響

南懷瑾老先生論儒釋道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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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在一些地方講解《論語》，我就提起一個問題了。就是我們自「五四運
動」以來，有個口號，叫「打倒孔家店」的問題。

中國文化的演變發展，大致分兩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漢以前的中國文化，人們
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實所謂孔孟思想，只是中國文化中間主要的一環。另
外還有道家、墨家、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國文化一個系統下來的。如果
把它縮小范圍，則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尤其中國文化在政治上歷代引用的是
道家思想，這一點我們要注意。中國歷史上，每逢變亂的時候，撥亂反正，都屬道
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則用孔孟儒家的思想。這是我們中國歷史非常重要的關
鍵，身為中國人，這個歷史關鍵是應該知道的。

孔孟思想，本來與道家是不分家的，這種分家是秦漢以後的事，到了唐代，講
中國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釋、道三家了。

「釋」就是印度來的佛學，代表整個印度文化的精華，它從東漢末年開始傳入
中國，一直到宋代。宋朝以後，印度本身已沒有真正的佛學，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
斯蘭教思想及婆羅門教等所佔據，佛學思想在印度式微了。現在要研究真正的佛學，
只有到中國來。歐洲人乃至日本人講的那一套是不正確的。

三家店賣的是什麼

唐宋以後的中國文化，要講儒、釋、道三家，也就變成三個大店。

佛學像百貨店，裡面百貨雜陳，樣樣俱全，有錢有時間，就可去逛逛。逛了買
東西也可，不買東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會需要它。

道家則像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則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變亂時期，
要想撥亂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縱橫家的思想，乃至
天文、地理、醫葯等等無所不包，所以一個國家民族生病，非去這個葯店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則是糧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運動」的時候，葯店不打，
百貨店也不打，偏要把糧食店打倒。打倒了糧食店，我們中國人不吃飯，只吃洋面
包，這是我們不習慣的，吃久了胃會出毛病的。要深切了解中國文化歷史的演變，
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會如此，還要知道將來怎麼辦，這都是當前很重要的問題，因
此我們要研究四書。

研究中國固有文化並不是開倒車，而是要以最新的觀念去理解它。並且，我們
要了解中國上下這兩千多年的文化、思想、歷史，不管它是什麼政體，大致都以司
法為中心，司法與行政是分不開的。談到司法就講到法律，現在我們只講兩大法系，
所謂海洋法系與大陸法系。司法方面的立法，也根據這兩個法系的精神而來。我們
卻忘記了中國自秦代以來，漢、唐、宋、元、明、清，有我們「中國系統」的一個
法律系統。這個中國法律系統的哲學背景，就是以四書五經作基礎，例如過去中國
許多判例的根據，就是根據四書五經中的道德觀念而來。所以這部四書五經，在過
去無憲法觀念時代，嚴格說來就是一種憲法思想，也就是政治哲學思想的中心，法
律思想的中心。其他各種哲學思想也都歸之於它，這是講好的一方面。

冤枉的一打

講壞的一方面，孔家店為什麼會被人打倒？「五四運動」當年，人們要打倒它，
這是必然的。但為什麼道理呢？後來才發現，實在打得很冤枉。因為這個店，本來
是孔孟兩個老闆開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還加上一些伙計曾子、子思、荀子等等，
老闆賣的東西貨真價實。可是幾千年來，被後人加了水賣，變質了。還有些是後人
的解釋錯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學家為然。這一解釋錯，整個光輝的孔孟思想被蒙上
一層非常厚重的陰影，因此後人要推倒孔孟思想。

現在我們有個更重要的課題，那就是如何了解文化的寶庫。因為現在中年以下
的人，對此幾乎一無所知。尤其現在中學以上到大學的青年，根本不知道中國文化
的寶藏。由於這個原因，所以今天開始講四書，並從《論語》講起。

⑷ 儒家思想對漢代司法的影響有哪些

淺談漢代法律儒家化及其影響與意義
一法律儒家化的起源
1） 漢代是法律儒家化的起源法律儒家化一說從陳寅恪開始，見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但真正指出法律儒家化的起源於漢代的是瞿同祖，但他認為漢代已有端倪。美國學者布迪與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華帝國的法律》一書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觀點，他們指出，雖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內容為中國法律所保留，但在整個帝國時代，真正體現法律特點的是法律的儒家化。關於法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認為，在秦漢時代，中國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漢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為法律不能被隨意變化，從而採用了以經義決獄的方法。梁治平卻認為，董仲舒的引經斷獄往往不是因為當時缺少可資援用的法律規范，而是另有緣故。這緣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們在適用法律過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純正精神，卻很難歸結為當時的法律是非儒學的乃至反儒學的。董仲舒援引經義都只是辨明事實，而不曾以經義否定成法。另外，漢代的大儒都寫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對者，他們為什麼對寫法律章句感興趣呢？究其因，這是他們以此對法律的適用施加影響，用儒家的思想觀點左右法律的實施的積極方式。梁治平等學者認為，古代的律學，不論採取何種形式，其要旨在於發掘律文的道德意蘊，其結果，一方面是保證且深化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強化了古代法律的反系統傾向，通過儒法合流形成了一個法制多元主義架構。
2）封建法制史中的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產生於先秦的春秋戰國之際，其締造者是歷朝歷代中國文人膜拜的孔子，當時社會處於從奴隸制走向封建制的劇烈動盪時期。在思想領域，西周以來的天賦神權觀念已經動搖，反映並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也已崩潰。孔子對這些變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復周代以禮為准則而構築起來的社會制度，及其於這種制度而產生的社會秩序。為了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義禮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愛之心，施於政治便成為仁政，「義」指的是公直、正義；「禮」則指的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規范，「智」則指的是智慧及其運用，而「信」則指信用、信譽。該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後世儒家弟子奉為常理，常理——即不可違反的真理，時時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後世從政的儒家學者更是將這種信條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現了後面的「引禮入法」。但以「禮」做為社會行為規范在那個思想動盪，戰亂紛爭的時代顯然是不實際也不可能的。於是經過戰亂過後，秦因其商秧變法而產生的強大國力統一中國脫穎而出，秦統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給其帶來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統治的殘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統治者傾向於法家思想也同時給儒家思想以——「焚書坑儒」這一重創，到了漢代，經大儒董仲儒，才又將儒家思想重新振作，並成統治者和社會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為思想統治之工具。
二淺談漢代法律的儒家化
法律的儒家化始於漢武帝期，這是中國歷史上儒家思想成為主流思想的開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影響范圍之大，歷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無可比擬。從法律到社會思潮，從人們的社會行為規范到家庭倫理甚至個人行為無處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一直影響著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
1）漢代法律儒家化開端與背景
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的統治思想是從漢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並為漢武帝採納，進而董仲舒更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又為漢武帝採納開始的。
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的原因在於經歷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漢之爭的多年戰亂後，漢初統治者著重於重建社會生產力，實行以修養生息為主的「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作為統治。經過七十年的恢復發展，生產力和社會財富世大的發展和積攢，達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而漢初分封的諸侯王也因此而勢力強大起來，構成對中央集權的威脅，至此漢初「無為而治」的思想對這種威脅已沒有較強的約束力，而單純依靠法家思想的統治又會引至秦朝滅亡悲劇的重演。因此，統治者急需一種比黃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溫柔的手段來施行統治。這就孕育出順應當時時代潮流的中庸化的思想，儒家思想。漢武帝提出「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的詔書，而董仲舒對以《春秋》大一統之思想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大德施教化，輔之以刑罰，即德主刑輔，為武帝採納，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國政治歷史舞台。
董仲舒將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和法家的「三綱」結合，更系統地將「三綱」論述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等思想賦之以陰陽家神秘化的表述結合起來滿足統治的需要。也就是說董仲舒以儒家經典思想為基礎，結合了法家、陰陽家和道家順應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並將儒家的家庭倫理、理想社會形態納入了統治思想的范疇，進而在法律上影響了漢律以至歷朝歷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習慣、道德規范，進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漢代法律儒家化的具體表現
1、在立法指導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君權神授思想，將皇權神化。認為「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皇帝是百姓與上蒼的中介，可以代天行賞或行罰。皇帝的至尊權威不受任何侵犯，並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最嚴厲的刑罰。凡是侵害皇帝個人和皇權統治的行為均視為最嚴重的犯罪，均構成「死罪」。如「欺漫」、「詆欺」、「誣」、「誹謗」甚至「腹誹」和「阿黨」，等罪名。即皇帝個人代表了國家意志。這與以後儒家強調皇帝的權威是分不開的，而董仲舒則利用神化將其合法化。 本來法律是用以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漢律則首先賦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規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以行，甚至心理活動都不可以，如「腹誹」罪即在心裡誹謗朝政。這正是儒家重視內在修養這一特點在立法上的表現，而儒家化後的漢律也將心理因素做為犯罪與否和犯的是什麼罪的依據。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輔」的思想。他主張以教育和法律的手段相互補充，減少肉刑，給犯罪者以改過機會，而非將其處死做為處罰目的。以德教為主，興辦學校，提倡儒家教育，把犯罪苗頭從心理上消滅掉。而刑罰只是輔助之作用，而不象秦朝統治以刑罰多、刑罰重，一味強調「刑以殺為威」，並且以刑罰做為目的而忽視教育的作用。這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吸取了秦朝殘酷統治的歷史教訓，結合西漢初年統治階層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取其中間位置的德主而刑輔，即不單純採取法家單純的苛刑重典不近人情的懲罰目的學說，又不單純的以教育為唯一方式，而是採取了儒家所謂中庸之說有主有輔。孔子的刑罰教育目的學說在這里發揮了極大作用。孔子的認為教育以德禮教化百姓，便可達到「禮儀之邦」無為而治的目的。因此以德禮教育為主，刑罰為輔即可將統治推向仁政。所以在漢朝的立法上比秦朝更傾向於統治階級利益的維護和家庭倫理觀念的約束。其思想實質便是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這便引出了——禮律融合，三綱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導立法或者說是指導了法律的價值取向。
第三，「三綱五常」思想的形成。三綱二字最早見於《韓非子》這一法家著作，而「三綱五常」連用則是在董仲舒之後的《白虎通義》中。不過對「三綱五常」作全面、系統論述的還是董仲舒，可以看得出董仲舒是以儒家經典為基礎，結合了法家、陰陽家及道家之說，並為之所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順命》中說「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於天子，子受命於父，君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這種思想指導在很多漢律的條文都體現了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綱」除了做為一種道德規范外，更成為一種強制性的社會行為規范。 「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漢武帝一次策問中提出，其服務對象主要是維護大一統政治局面，他說：「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王者修飾，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外，延及群生也」（《漢書·董仲舒傳》）。可見「三綱」是用以約束臣民，而「五常」則延及范圍包括君主，以禮區分社會等級的尊卑制度和行為標准，而「仁、義、禮、智、信」則是整個社會的倫理本位和道德價值標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
董仲舒是以重道義，輕功利的思想來影響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統治者講求仁政，而對百姓施以德教、禮教，淡化功利之心。至此，由董仲舒根據儒家思想構建的整個社會的行為規范和價值雛形取向便初步顯現。
2、在律法方面的表現第一,刑事立法方面。在刑事立法的原則上，與現代不同，漢朝的刑事責任年齡規定的年齡與現代大有區別，它將年齡劃分為三段，即幼年、成年、老年，只有成年而未步入老年的人才負有刑事責任能力，而根據《漢書、刑法志》記載，「耆老之人，發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而七、八歲或以下的孩童又稚氣未脫不明世事，皆無刑事責任能力。 「親親得相首匿」原則，規定了卑幼匿尊長不負刑事責任。尊長匿卑幼除死罪上請減免外，不負刑事責任。儒家的家庭、宗族倫理觀念在這里以法律原則的形式得以明確表達。該原則拋棄了法家「一斷於法」的觀點。而是從個人與家庭的倫理綱常關系直接演變成了國家社會管理職能的法律手段。 「先告自除其罪」原則，這象現代法律中的自首情節，但不盡同，現代自首情節只做為一個可減免的酌定情節，不至於因自首而免除刑罰，但在漢律中先告自免其罪原則就帶有儒家注重內省內修的成份。對於一個犯了罪的人，儒家認為這是內修出了問題，只要能夠「先告」則已經從根本上解決了問題，因此也就可以免除對其的刑罰。也就使之近乎法定情節。
「先請制度」原則，兩漢時期公侯其子嗣和官史俸祿在三百石以上的在法律上都享受有罪「先請」的特權，凡經上請，一般都可以減刑或免刑。
「造意」與「非造意」的原則。在漢律立法中開始在「故意情節」中區分出「造意」與「非造意」，而究其思想根源，仍直指儒家的注重的心性之區分，「造意」即指犯罪前即有謀化、策動如何實施犯罪行為，即蓄謀；而「非造意」則指事先無計劃預謀的故意犯罪行為，從而可以看得出，而區分的目的直指主觀惡意的程度，而主觀惡意則直接表現了其心性的「惡」與「善」的區分。第二,刑罰方面，漢朝多次減輕刑罰，與秦朝廣泛使用死刑連以肉刑為主的刑罰制度形成了鮮明對比，並且為封建法制形成「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奠定了基礎。在刑罰上，漢代不依靠司法程序，而在儒家「三綱」「五常」的思想指導下，禮法合並，崇尚忠孝，對君要忠，對尊長則以孝為先，即百善孝為先。以禮治代替法治的儒家思想在法律「引禮入律」後的結果。其直接後果是將法律的行為與後果對等這一法律內在價值破壞無遺。
，董仲舒由「五常」之道所倡導的重道義輕功利思想，直接影響了漢代統治者重農輕商，形成了仕、學、農、工、商的階級秩序，進而在民商立法上產生了很大的導向作用。如漢代在財產法律制度的立法方面其取向並不重視規范市場秩序而是在交易合同方面依慣例或民間習慣，因此商人的社會地位極低（連馬車都不可以用）。漢代身份法律制度方面也多是將儒家的倫理綱常觀點制度化，道德法律化的表現。漢律劃分了社會等級制度，最上層是特權階層，即皇室親屬均封為貴族，還有軍功爵位制，官吏等級制，按照軍功大小不同可分為二十等爵位，爵位也可以錢糧換取；官吏按職位高低賦以不等的俸祿，平民可以通過學習或辟舉的途徑成為官吏；而犯罪也會使爵位、官職受到削減。家庭制度上 「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封建家長制在漢代家庭法中表現的淋漓盡致，在漢律中對家長不孝或觸犯父權者，要處以極刑，而家長毆打晚輩則一般不受法律管轄。在婚姻立法方面漢律規定了「一夫一妻多妾制」，男女之間在婚姻家庭權利上得不到真正的平等，婦女只能「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在繼承方面，財產的繼承與現代區別不大。
可見，漢律在民商法律中傾向於宗法家庭立法，重視倫理綱常的制度化家庭化，道德法律化，而輕視了商業秩序的制度化、規范化，這與儒家重義而輕利的思想是分不開的。
3在司法制度方面
漢代司法制度已擁有較完備的司法機構和訴訟程序，但在訴訟方面有幾點較明顯的封建禮教色彩。重大疑難宗件的最後裁決權，由皇帝獨攬，特別是涉及「先請」宗件則一律奏請皇帝，君權神授，君為臣綱的董氏儒家思想又次體現出來。
親親得相首匿原則規定卑幼不可告發尊長，否則以不孝論處，則體現了父為子綱的倫理觀，在這里，倫理綱常、禮制大於法律。 「春秋決獄」它是指在審判案件時，如無法律明文規定，則以儒家經義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如董仲舒的《春秋決事比》，「比」是漢代的一種法律形式，類似判例法，以及《春秋決獄》232事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漢代在司法斷案在無律可引時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奪。 三漢代法律儒家化的影響與意義 1） 法的失敗與儒的勝利，法律儒家化的原因。第一，法的勝利。從儒家學說與法家學說的內容本身，我們就能看到這兩個派別後來的遭遇。秦國採納了法家所提倡的那種充滿活力，並具有殘酷性的理論，從而在與諸侯國的競爭中，取得勝利，並於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第一個統一的封建集權制國家。法家所倡導的法變成帝國全境通用的法律。公元前213年，強制推行「焚書坑儒」政策，凡不屬於法家的著作以及秦國歷史以外的所有歷史書籍，一概焚毀。焚書坑儒標志著法家學說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第二，法的失敗與儒的勝利。令人驚訝的是，法家的勝利頗為短命。公元前210年，秦朝覆滅後，漢朝國對於秦朝所保留下來的官僚政府體制進行了改造和重建。與此同時，另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是：歷史出現翻轉，儒家學說取代法家學說，而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到公元前100年，儒家學說已開始獲得作為正統官學的承認。從此以後，法家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派別，在中國社會消失了。法家與儒家在秦朝與漢朝短短幾年中出現翻盤這實在讓人回味，還是讓我們先看看什麼是法的本質思想。第三，法的本質思想。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新學」。所謂「新學」是相對以儒家為代表的「禮治」主義的「舊學」而言的。「新學」與「舊學」的分歧歸結為「法治」主義與「禮治」主義、「德治」主義、「人治」主義的分歧。法家的「法治」主義有其特徵：主張干涉而反對放任；排斥「人治」主義而獨任「法治」主義；排斥「禮治」，不承認自然法的存在；主張國家至上，社會團體甚至血緣親屬團體的利益都得服從君主的國家利益；反對徒任「勢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論」為出發點，常常注意此時此地的環境，又深信政府萬能，而不承認人類個性的神聖。它的政治主張嚴格的干涉，但干涉須以客觀的「物准」為工具。這一「物准」就是被視為「規矩、權衡」的法律，不容許統治者任意的論心定罪。人們只有在法律容許的范圍內，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義的精神實質就是「物治」，所以又稱「法治」主義為「物治主義」。一方面，是用客觀的標准如規矩、權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樣的客觀的、人設的、固定不變的法來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當物來治理。也就是把人當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觀的規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確無礙地衡量的東西，而不考慮人的特殊能動性。同儒家的「禮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對宗法等級制和世襲制，要求平等守法，並且主張制訂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第四，儒的勝利，法律儒家化的原因。儒法的本質不同在於所以說「禮治」和「法治」，其主要分歧不在於制裁手段，而在於行為規范的內容本身。也就是講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異」的差異行為規范與一斷於法的統一行為規范之間的分歧。同「德治」相比，「法治」主義輕視或完全否認道德教化的作用，這和儒家多數主張人性善而法家主張人性惡有關。法家的「法治」主義，首先值得稱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歷史進化的法則，並且順應歷史進化的法則來創造，反對保守和空想。它的「實踐精神」和「功用主義」都由此而產生。但其缺陷也即其失敗的原因除了本文第一部分第2節的社會原因以外，其內在原因還在於過分忽略了「禮」、「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輔的作用。「法治」主義曇花一現，原因有二：一是由於禮治主義、人治主義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義為敵。「法治」主義雖一時占上風，但最終被「禮治」主義學說所征服。二是法家極端強調國家利益，而輕視個人利益，雖能救一時之弊，但不能確保社會的長治久安。這不僅是「法治」主義思想在漢以後不發達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學不發達的原因所在。其實，無論是儒家強調的德治還是法家強調的法治，歷史上都是君主的工具，其重心不在於「德」或「法」，而在於「治」。德、法其實都是「術」，「治」才是目的。而傳統中國的「治」是君主的治，是治民的「治」。民主即是民治，而不是治民。因此，民主時代必須超越傳統意義上的德治、法治。要實現從治民到民治，也許我們非得在儒法兩家之外另闢蹊徑，在傳統意義上的德治、法治之外謀求另類思維。
2）漢代法律儒家化的影響與意義
1、漢代法律儒家化的思想構成了中國封建統治思想的基礎。漢律儒家化是中國封建社會法律儒家化的開端，歷朝歷代統治者無不禮法並用，只是禮法何重何輕根據各歷史時期的社會情況有所不同，可「三綱五常之道」成為行為規范的核心這一點照搬不誤，引禮入律直至清律都未有改變，如「親親得相首匿」等。儒家思想不僅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主流思想，更直接將其經典條文化，法律化，「三綱五常、綱常倫理」近乎成為指導中國封建社會人們行為規范的習慣法，君權、父權、夫權、成為封建社會的權力核心，而法律對其維護倍至，「仁、義、禮、智、信」則成為人們的行為准則，這與封建制社會的經濟基礎基本適應。但到封建制後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有些內容已不盡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時有少部份改動，但其思想核心部份即「三綱五常」之道，「綱常倫理」之說和「陰陽天人」之論均未受到動搖，如清律中的「秋審」和家庭制度等。 2、漢代法律儒家化的思想導致了法家作為獨立思想而消失，成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在漢代法律儒家化後，法家思想作為獨立的思想逐漸消失，但其並沒有被消滅，而是深入了儒家思想的精髓，逐漸成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在漢代以後各個時代的代表人物及其後世傳人也要受此大環境的影響，在其思想深處某一派學說佔主導地位，但並不影響其他學說在其思想中的存在。宋代大儒朱熹是個重刑主義者，他在湖南任上親自上陣捉獲數千農民打入牢房。而且扣押了寧宗即位頒發的大赦令，直到殺死十幾名起義農民領袖後，才予以公布。儒法兩家思想已經溶入他的血液里，只不過時代需要他以儒者的面目出現在歷史舞台上。
瞿同祖認為「秦漢之法律為法家所擬定，純本於法家精神。」以其源自是李悝、商君、李斯之法。自漢代開始的法律儒家化，制律者多為「儒家」，如賈誼、陳寵、公孫宏、鄭沖、崔浩等等，陳寅恪也說：「司馬氏以東漢末年之儒學大族創造晉室，統制中國，其所制定之刑律尤為儒家化」。以立法參與者的出身來論法律的性質是不可靠的，商鞅、李斯的法律未必「純本」於法家，賈誼等的法律也未必就反映了「儒家」精神。特別如後世的朱元璋、洪秀全所立之法並不必然代表他所出身的階級一樣。況且，上述諸儒生，本身也多有法家背景，王充即指出「法律之家亦為儒生。」 許多方面儒法是相通的，只是其主張作為治國手段時的次序不同。法家主張法高於道德教化，因為他們不相信道德教化能「禁暴止亂」；而儒家主張在於禮教優先於法或刑，「出禮則入刑」，刑是實現禮義教化的保障。並不能說儒家反對法律手段，或法家反對道德教化手段。這只是一個優先選擇的問題。可以看得出，漢代法律儒家化後，法家思想已經深入儒家思想的精髓，並成為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3、漢代法律儒家化的法律思想構成了中華法系的基礎。中華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其他四個分別是：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伊斯蘭法系和印度法系，其中印度法系和中華法系都已經解體，現存的共三大法系。中華法系在歷史上不但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而且對古代日本、朝鮮和越南的法制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中華法系開始形成於秦朝及漢代初期，其明顯的標志就是漢代初期的法律儒家化，直到到隋唐時期才真正成熟。最初的國家與法產生於夏朝，以後經商朝到西周時期逐漸完備。經過春秋戰國時期法律制度的大變革，成文法在各國頒布，到秦朝時中華法系有了雛形。在漢代初期法律儒家化後的思想逐漸成為了封建統治主流思想。此後，經過東漢，以及三國兩晉南北朝長達八百多年的發展，到隋唐時，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很成熟，自成體系了。代表性的法典就是保存至今的《唐律疏議》，這是中華法系完備的標志。唐朝以後，宋元明清各朝都以此為藍本創制自己朝代的法律制度。日本所學的正是隋唐的法制，至今日本還用的省（相當於中國的部）、地方的縣（相當於中國的省）、府、道都是學習隋唐法制的結果。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過程中中華法系宣告解體，同時建立了中國近代法制的雛形。中華法系的特點有：第一，法律以君主意志為主。第二，禮教是法律的最高原則。第三，刑法發達，民法薄弱。第四，行政司法合一。從這四個特點中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法律儒家化的影子。

⑸ 宗法社會的社會影響

宗法制度的產生與確立
1、由於自然環境和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不同，血緣關系在居民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表現形態也有很大的差異。地中海沿岸國家較早從事海上的工商業貿易活動，形成了以地域和財產關系為基礎的城邦社會。中國人則過著與世隔絕、聚族而居的生活，較多地保留了血緣家族的社會組織形式。
2 、宗法制度是氏族社會的血緣關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演化而成的，產生於商代後期。主要內容包括嫡長子繼承製、封邦建國制和宗廟祭祀制。
3 、西周宗法制度的創立者是周公。
宗法制度影響下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特徵
1 、宗法制度影響下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特徵有四：一是家天下的延續，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家族統治史；二是封國制度不斷；三是家族制度長盛不衰；四是家國同構。
2 、戰國時期，一些不同於西周禮制的新制度不斷產生，而且已經相當成熟，如郡縣制、官僚制、俸祿制、符璽制、上計制、耕田制等。
3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實施中央集權，廢分封制，行郡縣制，實行編戶齊民。
4 、宗法制度一直深深影響中華民族的主要原因是小農自然經濟生活方式的一直延續。
5 、宗法制度的本質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
6 、中國封建時代，統治和束縛人民的有四權：政權、神權、夫權和族權。族權是從父系社會家長制演化而來的，即是政權的補充，又能起到政權無法起到的特殊的社會作用。宋代以後族權膨脹與宋明理學學發展宗法制度的推波助瀾是分不開的。
7 、家國同構是指家庭、家族和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面的共同性。中國傳統社會家與國的組織系統都是嚴格的父家長制。受中國長期以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小農經濟佔主導地位的影響，中國的國家結構一直有著很深的家族結構的印記。家與國的組織系統與權力配置都是嚴格的父家長制。
8 、宗族和宗法關系在中國長期存在，導致了「家國同構」的格局。
9 、商鞅制定連坐法，把百姓按5 家一伍，10家一什的戶籍辦法編制起來。
專制制度與中國社會政治結構
1 、歐洲政治與文化源於地中海沿岸國家，主要有古代埃及、兩河流域和古希臘。
2 、歐洲封建皇權的專制一直受到宗教力量的抗衡，宗教勢力一直制約著皇權。
3 、中國從邁向文明開始，統治者就憑借武力使神職人員成了它的奴僕，形成了以個人為核心的權力專制體制。
4 、中國君主專制的階級基礎是奴隸主和地主，所依賴的經濟基礎是小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統治者普遍採取對工商業和貿易壓制的態度，重農抑商成為歷代統治者的基本國策。
5 、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特點有四：一是以武力為先導，控制宗教勢力，專制時間漫長；二是經濟基礎穩固，土地國有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維護了專制者的統治；三是君主專制中央集權走向極端，以皇帝與以丞相為首的百官共同決策的機制逐步被皇帝獨斷所取代；四是對人身控制嚴密。
6 、從春秋時期開始，以郡縣制為其外在形式的君主官僚政體產生，這種新的專制一直持續到封建社會末期。
7 、以宗法色彩濃厚和君主專制度高度發達為主要特徵的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結構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有三：一是社會結構的宗法型特徵導致中國文化形成倫理型範式。其正面價值是使中華民族凝聚力增強，注重道德修養，成為禮儀之邦；其負面影響是使三綱五常的倫理說教，「存理滅欲」修身養性和排外心理等成為中國文化健康發展的障礙。二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專制型特徵導致中國文化形成政治型範式。其正面價值是造就了中華民族的整體觀念、國家利益至上的觀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認同；其負面價值是使國人存有嚴重的服從心態，對權威和權力迷信，缺乏個人自信心。三是宗法與專制相結合，在政治上表現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為倫理政治化和政治倫理化，突出地表現為內聖外王的心態，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⑹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禮」，即「仁者愛人」和「克
己復禮」，仁禮之道具體派生出家族主義，而家族又是中國法律所著重維護的秩序。

1、「仁」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貫徹給我們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恕」字。

我國古代歷代王君也正是意識到了仁義和寬恕的貢獻，才使得當時的法制不斷從野蠻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針對商紂王亂刑無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轉變為「明德慎罰」以達到保護臣民的目的。

歷史的見證無不體現了儒家思想的仁義道德對中國法制發展的巨大貢獻，這里的仁德思想與我們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所貫徹的以人為本理念也是一脈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為鑒，才能更好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禮」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禮」亦是孔子的儒家學說中極為重要的思想。

義在其中，義體現為禮，禮是人內心的義的具體實現形式。一方面，禮是統治者根據人民面臨的實際生活狀況也就是「中」的原則制定出來的，因此，禮就是「中」的哲學思想的體現。另一方面，禮，尤其是周禮，是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國法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法」的內涵不斷豐富 ，而且許多「禮」的內容也逐漸融入其中。西周時期， 周公制禮， 呂侯制刑， 禮與刑成為當時兩大部門法。禮是調整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各方面的綜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6)分析儒法合流產生的社會影響擴展閱讀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內容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1、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2、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

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3、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4、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

⑺ 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制的消極影響

（一）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歷程。
中國法律的儒家化運動由董仲舒等人發起，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兩漢時期，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開始階段。春秋決獄是儒家打破法律領域的法家統治的第一步，作為一種盛行於漢、波及魏晉南北朝的司法現象，它開啟了中國法律以禮入律從而走向禮法合一的先河。所以，春秋決獄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開端。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階段。這一時期，儒家思想開始滲透到立法領域，掀起了引經注律的高潮。「後人生意
各為章句。叔孫宣、郭全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三千二百餘言。」[24]規模之大，令人匪夷所思，諸儒引經注律的熱情可見一斑。漢儒極力將儒家學說的精義貫注到法律的每一條，每一字上，力圖改法家之律為儒家之律。這樣的律文與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國法律的儒家化向縱深邁出了具有實質意義的一步。三是隋唐時期，這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最後完成階段。中國法律的儒家化過程，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古代禮律關系密切，而司馬氏以東漢末年之儒學大族創造晉室，統制中國，其所制定之刑律尤為儒家化。既為南朝歷代所因襲，北魏改律復集之，輾轉嬗蛻，經由齊、隋以至於唐，實為華夏刑統不祧之正宗。」[25]這一過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為中國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議》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為一體，從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體系。另外，從兩漢至隋唐，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是逐步深入到最後完成的過程。
（二）中國法律儒家化對中國法律的影響
由上文可以看出，在中國法律儒家化從開端到發展再到完成的過程中，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也一步步深入，這種影響是全面的，主要表現為禮法合流、德禮並用、德主刑輔等法律思想的確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則和具體法律觀點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過程中對司法實踐領域的影響等等，不一而足。
1、儒家法律指導思想的確立。孔子主張「為政以德」，禮刑並用的法律觀，即「道之以致，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逆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助格。」強調德治。漢儒董仲舒根據孔子的「仁學」與「正名」思想，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道德，把仁、義、禮、智、信作為處理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永恆不變的准則，將孔子「為政以德」的思想發展為「德主刑輔」的法律思想。經過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後，儒家學說被確立為官方的指導思想，禮法結合、德刑並用成為統治者制定法律的理論依據與主流法律思想。到唐朝，封建傳治者總結了漢以來運用禮刑兩手進行統治的經驗，形成了德主刑輔的法律思想體系。在德主刑輔思想指導下，唐朝在立法上又形成了寬簡、穩定、劃一的原則，並且以綱常禮教為核心的倫理觀念成為法律的靈魂，立法中以「德禮」為本。《唐律》還將「虧損名教，毀裂冠冕」等封建倫理道德奉為信條，貫徹於法律中。
2、確立了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則，中國法律儒家化過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義注入法律中升華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則，主要有「八議」制度、「官當」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條」等。
（1）「八議」制度為《曹魏律》首創，是中國封建法律形成的維護皇親國戚、達官顯貴在訴訟中的法律特權的制度。所謂「八議」，即：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晉及南北朝各國修律，一直沿用魏之「八議」。北齊制律時，進一步完善「八議」的內容，規定凡犯有嚴重危實統治階級利益的「重罪十條」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
（2）「八議」入律之後，西晉統治者又規定了「官當」制度。晉律規定免官可當三歲刑。南朝《陳律》正式將「官當」入律，並創立了區分公罪與私罪的官當制度，規定：「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余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但因「公坐、過、誤，罰金。」[26]官當制度是「八議」制度的擴大與延伸，其目的在於維護不同等級的貴族官吏的法定特權。
（3）「晉律」首開以服制論罪的先例，明確提出「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的法律原則。中國古代以喪服為標志，來規定親屬的范圍、等級，亦即親屬關系的親疏遠近的制度，稱為「服制」。所謂「五服」就是將服制根據血緣關系的遠近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個度級。親屬相犯是以服制的輕重來確定罪與非罪，或刑罪的輕重。服制愈近：以尊犯卑。處置愈輕；以卑犯尊，
處置愈重。服制愈遠：以尊犯卑，相對加重；以卑犯尊，相對減輕。北齊修律時，吸收晉律的立法原則，單修《五服制》一卷，作為刑律的附則，《隋書•經籍志》將其列於刑法部分。「准五服以制罪」正是儒家綱常名教在刑法中的重要表現形式，反映了中國古代法律禮法合一的特點。法官判案，須先明服紀。從此，歷代法律均以此作為定罪量刑的重要標准。
（4）《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儒家宣揚的綱常倫理道德，核心是維護君權和父權，隨後各朝封建法律都把損害君權和父權的犯罪行為列為主要打擊對象。《北齊律》將嚴重危害封建政權和封建禮教的十種罪名列為「重罪十條」，置於律首，進一步集中了封建法律的打擊目標。這十種罪名是：「一曰反逆（謀危社稷、企圖推翻皇帝的統治），二曰大逆（指毀壞宗廟、山陵及宮闕），三曰叛（叛國投敵），四曰降（投降敵人），五曰惡逆（指毆打、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等謀害尊親屬的行為），六曰不道（指殘忍酷毒，如殺非死罪家人、肢解人體等），七曰不敬（指對皇帝、家長的各種失禮行為），八曰不孝（指子女不善事父母的行為），九曰不義（指卑下侵犯非血緣尊長的行為），十曰內亂（指家族內的犯奸行為）犯此十種大罪者，不在八議、贖刑之列，通常是極刑處死。」「重罪十條」進一步把禮與法律結合起來，使法律成為推行禮治的工具。「重罪十條」是我國法律史上的一項重要制度，《開皇律》在此基礎上稍加損益，把其定為「十惡」大罪，並為以後歷朝法律所因襲。
除了上述基本原則之外，在法律儒家化的過程中，還創制了上請原則、恤刑原則、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等刑罰適用原則。
3、在「引經決獄」、「引禮入律」的過程中，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逐漸形成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的具體法律觀點。
（1）「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指臣對君、子對父不允許有犯上作亂思想，即使只有犯上作亂的思想而無行為，也是大逆不道的犯罪。漢代其成為決斷觸犯皇權及皇帝尊嚴與安
全的犯罪的理論根據之一。這一法律觀點由儒家尊尊親親原則而引伸出來。
（2）罪止其身。指只應當懲罰犯罪者本人，不可懲罰因他人犯罪受牽連的無辜者。而漢武帝時期有族殊連坐，儒生桓寬提出反對意見。「《春秋》有雲，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聞惡惡及其人，未聞什伍之相坐。」這里根據《春秋》之義「惡惡及其身」而反對株連父子兄弟、親戚鄰里的法律觀點。
（3）「以功覆過」。此論點出自《春秋•僖公十七年》。漢代春秋決獄者常以此條經義為據，為有功於國者犯罪辯解，使他們免受法律追究。該觀點使有功者享有司法特權，為以後的法定「議功」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
除上述具體法律觀點外，在中國法律儒家化的過程中還形成了許多符合儒家思想的具體法律觀點。如「親親得相首匿」、「原心定罪」、「恕及婦孺」等觀點，前文已有涉及，在此不再贅述。這些在引經決獄，以經注律過程中形成的儒家法律觀點，對歷代封建立法、司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封建法律的禮、法融合奠定了基礎，充實了內容。
4、中國法律的儒家化促進了司法隊伍的儒家化。春秋決獄這一審判方法的推廣，使得大批具有儒家經義素養的官吏越來越受到重視。例如，《漢書•雋不疑傳記》記載：西漢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稱衛太子。詔使公卿大臣們辨識，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臣相御使中二千石等人都不改可否。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有人說：「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逃，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於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大批儒家進入司法機關，並且，在司法隊伍中，司法官也迫切需要學習儒家經義以提高儒家素養水平。因此，司法官的知識結構越來越儒家化，司法隊伍也越來越儒家化，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實踐產生了實際效果。

⑻ 儒，道，佛三大哲學思想對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有何影響

中華文明五千年源遠流長、薪火傳承。儒道佛三家思想體系在我國文明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也是世界文明的瑰寶。三家思想在發展上各有淵源，又互相影響，占據著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思想的主體地位，在古代尤其是近代知識分子不同的人生階段烙下深淺不一的印記。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就開始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儒學鼓勵人積極入世，通常所說的「三十而立」不僅是描述一種人生狀態，更是傳統文化對青年人的一種無形的要求。儒家思想下的年輕讀書人唯一願望就是「士優而仕」，十年寒窗讀破萬卷後能金榜提名，衣錦還鄉。他們憧憬著「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的風光；他們把「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高則優其民」當作自己的人生格言。多少年來多少讀書人皓首窮經、潛心於駢四驪六之文，去追尋書中的「顏如玉、黃金屋」且至死不渝。范進的故事在歷史上不知上演了多少回，不過范進與更多的人比較還算幸運的。多數人直接實現自己藍圖的理想遭到破滅之後，他們產生了這樣的念頭：通過把自己變成達官的心腹，貴人背後的智囊，慢慢按照他們的願望改造現實，於是他們退而求其次，充當幕僚師爺，為貴權們出謀劃策。即使如此能圓夢的人仍少之甚少，消極失落時他們選擇的精神寄託是道家的避世思想。
都知道老子思想消極，莊子思想更消極，但老莊的思想卻是最奧妙的，乃至成為世界哲學的源頭。有人曾問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受世界上哪位思想家哲學家影響大，托爾斯泰說：「受中國的孔子、孟子影響很大，受老子的影響巨大」。莊子認為道的境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進入的。與道同在者只是那些「聖人」、「神人」、「真人」、「至人」 他們超越了世俗，超越了是非，超越了時空，超越了生死，超越了物我界限，與天地精神融為一體，「無名」「無功」「無己」「無待」，成為真正的「自由人」。這樣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這樣的人是天人合一的人。無疑，道的境界是一虛構的境界，在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真人、神人是一理想人格，所以，對於世俗之士來說可望而不可及。我們所知道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活的悠閑自得，但這樣的大隱士、桃花源里這樣的生活方式在生產力不斷發展的社會里是找不見尋不著的，更不用說在飽受列強凌辱蹂躪的近代中國。
鴉片戰爭的炮聲震醒了睡意沉沉的封建文人，他們驚呆於世界的變化，在痛苦中反思，終於低下高貴的頭，承認了自己的落後。晚清的魏源是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天生異稟，魏源出生前，母親魏陳氏懷孕已11個月了，這日悄然入夢，恍惚間卻見一紫袍仙人頭戴紫金冠，一手持一支金色巨筆，一手拈一朵金色蓮花，盯她片刻，突將筆和花往她懷里一送，說：「且把這送與你做兒子」，第二天魏源出生了。魏源字默深，此字源於自他小時侯與常人相異的舉動。祖父見他小小年紀便離群索居，獨自呆坐，許字「默深」，期望他能寡言多思，成就一番事業。魏源寫下了《海國圖志》，提出了近代中國人最早的救國方案，其主張卻不被世人接受，而《海國圖志》一書卻飄洋過海，在日本落地生根大放光彩。象吉田松蔭、久間象山等給予明治維新重要影響的人士無不竟相捧讀，《海國圖志》成為日本統治階級「審強弱之勢，決勝敗之機」更新戰略意識的武器。這其中的反差，只源於那腐朽落後的國家，源於思想家往往是孤獨的先行者，他們的思想超越了世人。晚年的魏源因苦於中國近代步履困頓，舉步維艱的狀況，加上個人官場的不順屢遭坎坷，最後看破紅塵於1854年正式歸依佛門，終日里沉默不語，木魚聲中以譴殘年。1857年3月的一天，杭州西子湖畔夕陽西下的美景里，在杭州僧舍佛香繚繞中，魏源飛向了他嚮往的佛國天堂。每每講到魏源，一種悲哀的感覺油然而生，是為魏源，也是為了整個近代中國人。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一切皆苦,涅槃寂靜。」是佛教義的基本特徵，當一個人苦於改變不了現狀，擺脫不了世事，煩惱悲觀厭世時，可能很多人選擇最終的唯一寄託是佛，是佛教的最高境界：涅磐重生。近代文人萌生此意，與佛有關系的舉不勝數：梁啟超、梁漱溟、熊十力、章太炎、弘一法師，就是今天歌手李娜、名人陳曉旭不也是歸依佛門了嗎？
少林寺有一個供奉釋加牟尼、孔子、老子的地方，對聯是：「百家爭理，萬法一統；三教一體，九流同源」，少室山還有一幅對聯：「才分天地人總屬一理，教有儒釋道終歸一途」，其中的內涵也是說儒道佛相互影響，出現三教合流。但在現實中當人們奮進時接受的是儒家思想，出人頭地建功立業；頹廢時是道家的逃避現實清心寡慾，失望時看破紅塵只有佛了。從入世到避世再到出世，正是人對命運的思索，從抗爭到無奈，正是人在思想上的三重境界。
儒道佛影響著古人，仍在影響著今天，它們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它們的世界觀並不能改變我們的世界，美好的未來仍需要我們勤勞的雙手去創造。

⑼ 宗法制度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產生和傳統文化的形成有哪些影響

以宗法色彩濃厚和君主專制度高度發達為主要特徵的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結構對中回國文化的影響有三：
一是社答會結構的宗法型特徵導致中國文化形成倫理型範式。其正面價值是使中華民族凝聚力增強，注重道德修養，成為禮儀之邦；其負面影響是使三綱五常的倫理說教，「存理滅欲」修身養性和排外心理等成為中國文化健康發展的障礙。
二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專制型特徵導致中國文化形成政治型範式。其正面價值是造就了中華民族的整體觀念、國家利益至上的觀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認同；其負面價值是使國人存有嚴重的服從心態，對權威和權力迷信，缺乏個人自信心。
三是宗法與專制相結合，在政治上表現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為倫理政治化和政治倫理化，突出地表現為內聖外王的心態，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⑽ 中國文化史的論文，關於儒佛道對中國文化的影響，2000字左右，急急急~~~~~~~

儒佛道三教合流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㈠三教合流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影響。它強化了農業社會所必需的身心內外和諧的價值取向，維系著人與人的和諧，自然與人的和諧。儒家文化對於自然與人的和諧要領很少論及，而到家文化則將崇尚「自然」視為第一要義，這就恰好不久了儒家文化在這方面的缺略。同時，道家也從儒家那裡得到了人際和諧方面的理論成就。這兩種具有不同價值目標的觀念在佛教文化的斡旋下，為中國中世紀宗法經濟的延續與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文化支撐面。 ㈡三教合流對中國封建政治的影響。三教的歸一，不僅使得封建意識形態完全實現了政治、哲學、倫理的三位一體化，而且甚至呈現出政治、哲學、倫理、宗教的四維交織格局。可以這么說，三教合流格局的確立，使得中國封建集權專制空前強化，即政治呈現出獨裁化、暴虐化的傾向。並且，以政治作為社會本位從此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特徵。三教合流的對大一統的政治結構也有重要的作用。 ㈢三教合流對華夏文化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儒學，上承先秦，中經兩漢經學，魏晉玄學，旁及南北朝、隋唐佛、道二教，下啟宋明三教歸一割據，是中國文化發展重要時期的主題思想，中華文明垂數千年而不斷，歷諸更迭而不衰，始終保持自己的連續性和統一性發展，這顯然與儒學有極大的關系。在藝術，繪畫等等諸多方面，三教合一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值得我們認真研究。[7]244-250 儒、佛、道三者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其融合的過程中演繹得淋漓盡致。三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著重要的地位，貫穿了整個中世紀。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研究了解，以更好地分析其間的關系，更好地認識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