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團主義與當代中國社會

⑴ 法團主義和統合主義是一個意思嗎

法團主義試圖提供關於社會結構的若干理想型，用來描述國家和社會不同部分的體制化關系，它的重心在功能單位和體制的合法化關系。法團主義關注的不是個人的或非制度性的關系。
「法團主義，作為一個利益代表系統，是一個特指的觀念，模式或制度安排類型，它的作用是將公民社會中的組織化利益聯合到國家的決策結構中去」，「這個利益代表系統由一些組織化的功能單位構成，它們被組合進一個有明確責任（義務）的、數量限定的、非競爭性的、有層級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結構安排之中。這些功能單位得到國家的認可（如果不是由國家建立的話），它們被授予本領域內的絕對代表地位，作為交換，它們的需求表達，領袖選擇，組織支持等方面的行動受到國家的一定控制。」
根據這一界定，法團主義可以被視為一種對國家和社會間常規互動體系的概括。這個體系包含以下要點：
（1）有國家參與，社會參與則以功能團體的形式，它們互相承認對方的合法性資格和權利；
（2）它的中心任務是將社會利益組織、集中和傳達到國家決策體制中去，因而它代表著國家與社會的一種結構（制度化）聯系；
（3）進入體制認可的功能團體對相關的公共事務有建議、咨詢責任；
（4）進入體制認可的功能團體數量是限定的；
（5）進入體制認可的功能團體間是非競爭的關系；
（6）體制內的各功能單位以層級秩序排列
（7）功能團體在自己的領域內享有壟斷性的代表地位；
（8）對功能團體的領袖選舉、利益訴求和組織支持等行動，國家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以國家掌握的限度區分為「國家法團主義」或「社會法團主義」兩種最基本的形態。
很明顯，這種理念試圖的傳統的極權主義和多元主義框架之外尋求對利益整合的解釋，它拋開了體制內外的分野，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國家——社會」分化的視角，引起了研究者的廣泛討論。它幫助研究者觀察到了「國家——社會」框架容易忽略的問題，背後的理論假設，或者是「國家法團主義」，或者是「社會法團主義」，但已經不是「極權主義」或「多元主義」。這表明，多年來支配中國研究的主流模型正處在轉變之中，這種轉變對於研究者的意義在於，他們所關注的問題及其設問方式也在隨之轉變。
「統合主義」作為一種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強調了國家或政府在實現政治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推進社會公正方面的積極作用

⑵ 什麼是法團主義能否通俗地解釋一下

法團主義（corporatism）也被譯為「社團主義」、「統合主義」、「工團主義」以及「階級合作主義」等.
「法團主義,作為一個利益代表系統,是一個特指的觀念,模式或制度安排類型,它的作用是將公民社會中的組織化利益聯合到國家的決策結構中去」,「這個利益代表系統由一些組織化的功能單位構成,它們被組合進一個有明確責任（義務）的、數量限定的、非競爭性的、有層級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結構安排之中.這些功能單位得到國家的認可（如果不是由國家建立的話）,它們被授予本領域內的絕對代表地位,作為交換,它們的需求表達,領袖選擇,組織支持等方面的行動受到國家的一定控制.」

⑶ 法團主義理論是什麼

政治學和社會學中的「合作主義」是一個來自西方的概念。「合作主義」（corporatism）也被譯為「法團主義」、「社團主義」、「統合主義」、「工團主義」以及「階級合作主義」等等。通常情況下，這一概念指示一種特定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也被用來指示一種特定的市民社會形態，但是很少被用來描述一種民族國家的政治體制。
最早用「國家合作主義」解釋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學者是旅居澳州的陳佩華。在中國大陸，最早用法團主義研究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是我。在1997年出版的《創造希望》一書中，我就明確提出，對於中國來說，法團主義應該成為調整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目標模式。隨後，我又在一系列公開發表的論文和專著中宣揚這一觀點。張靜對法團主義做了一個出色的綜述。但是，她把法團主義作為一種學說或思潮來討論，而沒有討論它對於中國的現實意義。
對於我來說，「合作主義國家」首先是一種「理念」。這一理念所推崇的是一種有效、公正、穩定的社會合作秩序。它承認社會分化的事實，承認社會沖突的存在，同時也意識到合作是社會賴以存在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賴以發展的必要條件。其次，這種理念進一步體現為一組「原則」，即「自治」、「合作」、「制衡」與「共享」。在市場社會中，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知識階級、勞動階級是四個最主要的社會階級。因此，所謂「自治」是指四大階級的自治，所謂「合作」是指四大階級之間的合作，所謂「制衡」是指四大階級之間的制衡，所謂「共享」是指四大階級公平分享合作的成果。第三，這些理念和原則又進一步體現為一系列「制度」，即「權威主義」、「市場經濟」、「法團主義」、「福利國家」。「權威主義」保證統治階級自治。「市場經濟」保證資產階級自治。「法團主義」一方面保證勞動階級自治，一方面提供了階級合作機制。「福利國家」保證勞動階級能夠比較公平地分享社會合作的成果。而「權威主義」、「市場經濟」、「法團主義」保證了四大階級的分權制衡。第四，任何制度都需要「合法性理論」，所以我提出了「現代仁政論」。「現代仁政論」規定了權威主義政府的價值取向（民本主義）、行政原則（富民教民）、權力更替規則（禪讓制）和社會理想（大同世界）。「現代仁政論」一方面為合作主義國家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也為社會批判提供了「參照系」。最後，有效的合法性理論必須有民族文化淵源，所以我提出「文化民族主義論」。
可見，「合作主義國家」具有特定的理念、原則、制度、合法性理論、文化淵源，而「合作主義」僅僅相當於「合作主義國家」的制度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法團主義」），所以，我所提出的「合作主義國家」與社會學和政治學中流行的「合作主義」不可混為一談。

⑷ 人類公共產品需求結構經歷了哪兩次重要變遷

摘 要 ： 市場化改革以來，國家和社會、中央和地方不恰當的權力配置使國 家自主性的的權力基礎與合法性基礎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社會階層結構中出現的兩極分化趨勢沒有得到有效抑制。要抑制兩極分化趨勢，促使社會階層結構走上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發育之路，必須重建國家自主性。重建國家自主性的路徑主要有兩條：一條是深入推進行政改革，調整國家與地方的自主性維度；另一條是培育公民社會，促使各種社會組織自由積極地參與政治。
關鍵詞：國家自主性； 社會結構； 兩極分化；權力配置；公民社會

一、 研究的目的、意義與視角的一般性說明

在進入正文以前，先對相關問題進行闡述。
（一）研究的目的與意義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問題，是當前國內社會學界和政治學界的熱門話題之一。在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者都認為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是中國市場化帶來的必然現象，同時也大都指出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中存在著社會差別擴大的問題，甚至有人認為在中國已經出現兩極分化。在分析問題之後，學者們提出了如何應對的策略。
雖然人們認識到變遷中存在問題而且已經在相關研究中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對策，但客觀事實是，在過去一個較長的時間內，國家沒有採取有力的措施實現社會控制，及時而有效地解決差別擴大問題，而且在現在和未來實現這一目標也還有不少困難。這里，理性認識還需要繼續深化。筆者認為，近幾年，理論界對國家自主性的研究，給人們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徑。國家自主性的實質是什麼？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與國家自主性的演變有沒有關聯？如果有，它們是一種什麼關系？面對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中存在的問題，國家能不能自主地加以解決？在審視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過程後，筆者認為，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國家自主性問題密切相關，而國家自主性方面出現的問題也與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趨勢緊密相連。本文的目的在於理清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和國家自主性演變之間的關系，為研究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中的主要問題及其解決思路提供一種理論分析。
（二）國家自主性理論及其應用
馬克思之後，西方開始有一批學者從關於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相對獨立性的思考出發研究「國家自主性」問題，比如普蘭查斯、密爾本德、阿爾都塞、哈貝馬斯等都曾在自己的著作里或多或少地論述過這一問題。但他們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大都是對馬克思論述的展開或補充，而且基本上都是抽象思考，缺乏實證研究，因而影響並不大。在這一領域具有廣泛影響的是一個所謂「組織現實主義」（Organizational Realist Approach）的後馬克思主義流派。該理論流派的名稱來源於其代表人物西達·斯科波爾1979年出版的成名作《國家和社會革命》。她在書中建議研究國家的方法可以合適地標以「組織的」和「現實主義的」。該流派中學者眾多，其中有代表性的學者包括斯科波爾、吉安弗郎科·波吉、E·K特林伯格、A·斯蒂潘、埃文斯、F·布洛克等。
組織現實主義的理論核心就是國家自主性（他們用「可能」一詞來表示國傢具有自主性的場景）。組織現實主義認為，一個有意義的國家理論必須能夠在方法上將自主的某些因素結合進去。而所謂自主的某些因素指的是國家與資本之間歷史和政策上分離的可能性。更具體地講，國家的自主性指的就是國家機器所擁有的權力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組織生產關系的社會權力。如果國家能夠獲得行動的自主性，建立全面協調的機構來制訂政策，有效地壟斷暴力執行制度，有效地動員國內物力和人力資源，抑制市場自組織擴張秩序帶來的消極影響，從而使國家能夠成功地實現社會控制，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處於積極主動的地位，那麼這種國家的自主性就比較強。如果國家難以在市場自組織秩序中實現社會控制，不能創造出政治集中和高度整合的社會，無法獨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標，那麼，這種國家的自主性就比較弱。對現代國家來說，國家自主性的程度應該有一個限度，一方面，它不應該使自身強大到成為一種任意干預市場和社會生活的專制性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它也不應該使自己弱小到無法整合社會利益訴求而等同於某一特定階級或階層的自主性。現代國家自主性應該是一種在民主體制內獲得廣泛支持的具有合法性基礎的自主性。
組織現實主義的方法論是混合型的方法論，它從組織學的方法論來研究實現國家自主性的權力組織體系，從政治學的方法論來研究國家自主性的合法性基礎。
本文對國家自主性理論提以下幾點理解，作為立論的依據。1、對現代國家來說，國家的自主性就是國家對特定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利益的超越性，它反映的是國家與社會的權力關系。在現代社會，利益逐漸多樣化、民主日益成為價值共識的情況下，如果國家不超越於處於強勢地位的社會勢力，就不能進行統治，因而國家或者說「國家組織」不得不在它階級性的基礎上體現其植根於社會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市場和社會，用理性的態度來面對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以獲取更多的合法性資源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治理。在這個時候，國家就並不僅僅是統治階級的代表，它同時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行動者。2、如果一個國家形成了相對於市場和社會的自主性，那麼它應擁有相應的自主的權力（自主權）及權力的組織體系。國家權力的自主行使可以看作是國家自主性的標識，因此，自主性的發揮需要憑借自主行使的強大國家權力及相應的權力組織體系。但是，國家的自主性和自主權之間不存在某種正比關系。當國家排斥社會民眾的政治參與或成為某些社會勢力的工具時，可能發生國家權力相對社會權力的擴張或被侵蝕。這時，國家自主性就會出現所謂的「超強」或「過弱」的情況。3、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國家（權力）的自主性須以自身權力的合理組織為條件，同時，也以公民社會政治參與中的認同和支持為合法性基礎。國家應合理規范中央和地方以及政府部門之間的權力關系，以保證通過權力的自主行使為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的自主發展提供條件，同時應在公民及其社會組織的政治參與中獲取合法性資源，不斷增強自身的自主性。4、國家的自主性程度會對國家在現代化中能否有效地發揮作用產生重要的影響。因為國家超越於市場和特定社會集團的程度如何，直接關繫到這個國家的公共政策能否有效地付諸實施。馬梯斯對一些非洲國家農業政策所做的研究表明，那些缺少獨立於私人精英的自主性的國家，往往會同某些社會勢力相粘合，從而用一種妨礙社會發展的方式發揮作用。其主要目的是要在形成某種支持力量，以提高政府在直接經濟活動中的地位。結果是國家作為公共權力的自主性喪失或削弱，政府的作用只是為某些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類似的情況同樣可以見之於拉丁美洲。5、在現代社會里，如果一個國家的自主性程度比較高，那麼它就能依照自己的價值追求調節社會階層結構和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使其向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變遷；反之，它就不能依照自己的價值追求調節社會階層結構，社會階層結構就會在市場中自生自發，導致社會階層結構中出現兩極分化趨勢，從而打亂經濟社會的有序發展。
最後，針對國家自主性在本文的應用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國家自主性略去了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自主性因素。在使用國家自主性范疇研究問題時，國內在這一領域的主要學者把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自主性因素排除在國家自主性概念之外。這種排除是有道理的，因為它顯著地把國家自主性與國家主權區別了開來，本文承接這一做法。

二、 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趨勢與國家自主性演變
這章主要分析了國家自主性演變中存在的問題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趨勢的影響及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對國家自主性合法性基礎的影響。
（一）現階段階層結構形態及其變遷趨勢
1、現階段中國社會階層的結構形態
社會階層的結構形態是指的社會各階層在社會結構中的分布形態，它描述的是社會各階層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一般認為，現代社會或者工業化社會的階層結構形態應是一種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等級結構，它有龐大的社會中間層。這種社會階層結構形態是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自然形成的，是最穩定、最有利於社會持續有序地向前發展的。與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相反的是傳統社會階層結構：即頂尖底寬的金字塔結構。在這種階層結構形態里，極少數人居於社會的上層，而絕大部分人則處於社會的下層，整個社會呈現兩極分化。這種社會階層結構可能會引發社會動盪和社會危機，從而導致社會發展進程的中斷。
中國現階段社會階層結構是怎樣一種形態呢？要對此作出正確判斷，就必須弄清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層級分布。如果我們把中國社會階層等級結構劃分為上、中上、中、中下、底等五層的話，那麼，它們各自在中國總人口中的大致比例為：上層現有人數不到總人口的1%；中上層現有人數也不多，中層現有人數多於中上層人數，兩者相加不到人口總數的20%；中下層是人數最多的一個等級，占總人口的70%以上；底層現有人數不超過總人口的5%。（夏禹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展望和導向」，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政治》2003年7期）
研究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大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目前的社會階層結構尚未發育成橄欖型社會結構。有的學者把中國社會階層結構描述成生梨型結構形態。這個認識不僅有上面所列的微觀數據作為事實依據，而且從社會變遷形勢的宏觀分析上來說也是有道理的——中國現在正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其社會階層結構不可能是處於兩個極端，也就是說不可能是橄欖型或金字塔型的，而應該是介於兩者的一種。這就是說，把中國社會階層結構描述成生梨型切合實際，是可以成立的，本文贊成這一描述或者說判斷。
2、階層結構變遷中的兩極分化趨勢
生梨型社會階層結構本身是介於橄欖型社會結構和金字塔社會結構之間的社會結構類型，在這種結構形態里各階層都處在劇烈的分化重組中。生梨型社會結構明顯的特徵就在於它是一種運動型的社會結構類型，它有兩種可能的運動方向，一種是向橄欖型社會結構運動，另一種是向金字塔型社會結構運動。那麼，中國這種生梨型社會階層結構是在向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運動，還是在向金字塔社會階層結構運動？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估算， 在中國，2002年城鎮家庭實際收入是農村家庭的3.1倍，這一比值在1997年至2002年之間平均每年擴大4.4%。地區差別同樣令人矚目。2002年，最富裕的省級行政區上海的人均GDP是貧窮省份貴州的12.9倍。所以，雖然還不能下結論說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已經呈現兩極分化，但從中國人均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並將繼續擴大的情況來看，可以說中國存在著生梨型社會階層結構向金字塔型社會階層結構運動的趨勢。這就值得警惕。因為如果任由這種趨勢發展下去，中國社會就會真的發生兩極分化。而從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社會發展的經驗看，兩極分化就會引發社會危機和社會沖突，導致整個社會處於碎裂混亂之中，從而割斷現代化的進程。
因此，為了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發展，從國家自主性與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關系考慮，我們必須找出國家自主性演變中存在的問題與解決途徑，以遏止兩極分化，防止社會階層結構繼續向金字塔型運動，並進一步促使社會階層結構向橄欖型發育。
（二）國家自主性演變中的問題與階層結構變遷趨勢
國家自主性演變中究竟存在什麼問題？這些問題與當前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趨勢有什麼關系？概言之，地方政府在相當程度上沒有獲得超越於社會力量之上的自主性；而國家自主性也被不適當地削弱了。國家自主性的削弱導致了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兩極分化趨勢的出現。
1、「政策執行變通化」對國家自主性的削弱
「政策執行變通化」是指在實際運作中，地方政府基於地方的甚至是自身利益等原因對制度或政策的變通。政策執行變通化往往使國家制訂的制度和政策被扭曲，甚至違背國家制訂制度和政策的初衷。這必然會使國家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
在過去十幾年的 「放權讓利」 改革過程中，「放權」是沿著兩條不同的路線進行的，一條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權，另一條是政府向企業和社會的放權。這里,產生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沒有（一時也不可能）對它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權力關系作全面規范。這就使日益擴大的地方政府權力在許多方面缺乏有效控制。由於要集中力量快速發展生產力（這在指導思想上並不錯），國家在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察上強調經濟建設成就而相對忽視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其它方面的建設可以少搞或不搞，社會公平問題、各階層的利益差別以及兩極分化問題可以不問或少問。一方面是地方權力特別是經濟權力的擴大，地方「不作為」自由空間的獲得，另一方面是國家在經濟發展以外的諸多領域（包括經濟管理）對地方控制和約束的相對弱化，這樣，在較大范圍內，地方成了一個「准自治體系」，非大局觀和地方保護主義產生就是證明。在這樣的背景下，「政策執行變通化」的現象迅速普遍化和常態化。變通的運作方式在一些地方成了「對抗」國家的慣常手段。
地方政府是國家維持其國家自主性的重要組織基礎，它通過政策執行的變通化隱蔽地「對抗」國家，就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支持國家發揮其自主性的組織基礎，國家自主性因而不適當地被削弱了。
2、「准法團主義」現象對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削弱
地方政府的「政策執行變通化」是在一種利益驅動下形成的，而這種利益驅動又同一種特定的利益關系相聯系。隨著地方政府權力的擴大和經濟社會組織自主性的增強，中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准法團主義」的社會利益關系。盡管對於法團主義的概念存在種種歧義，但有一點獲得了共識，即所有的法團主義強調的都是利益分化基礎上的合作，以及在這種合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國家與社會利益群體之間新的結合關系。之所以說中國社會結構日益法團主義化，是基於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雖然改革以來理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一直是國家改革的始終如一的主題，雖然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之一就是政府從具體的經濟事務中脫離出來，並賦予企業以經營的自主權，但是出於地方經濟發展和地方利益的需要，實際上處於具體操作層面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員不可避免地要加深對經濟組織（企業）的依賴。他們往往把權力介入到經濟活動中去，從而使自己和經濟生活重新粘合起來；雖然改革的基本目標之一是從政府統制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但地方政府卻不是更加超越於市場之外，而卻日益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個積極的行動者和利益主體，自覺或不自覺地同資本利益集團逐漸結成利益聯盟。

⑸ 法團主義的主要體系

根據這一界定，法團主義可以被視為一種對國家和社會間常規互動體系的概括。這個體系包含以下要點：
（1）有國家參與，社會參與則以功能團體的形式，它們互相承認對方的合法性資格和權利；
（2）它的中心任務是將社會利益組織、集中和傳達到國家決策體制中去，因而它代表著國家與社會的一種結構（制度化）聯系；
（3）進入體制認可的功能團體對相關的公共事務有建議、咨詢責任；
（4）進入體制認可的功能團體數量是限定的；
（5）進入體制認可的功能團體間是非競爭的關系；
（6）體制內的各功能單位以層級秩序排列
（7）功能團體在自己的領域內享有壟斷性的代表地位；
（8）對功能團體的領袖選舉、利益訴求和組織支持等行動，國家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以國家掌握的限度區分為「國家法團主義」或「社會法團主義」兩種最基本的形態。

⑹ 什麼是法團主義能否通俗地解釋一下

法團主義（corporatism）也被譯為「社團主義」、「統合主義」、「工團主義」以及「階級合作主義」等。
「法團主義，作為一個利益代表系統，是一個特指的觀念，模式或制度安排類型，它的作用是將公民社會中的組織化利益聯合到國家的決策結構中去」，「這個利益代表系統由一些組織化的功能單位構成，它們被組合進一個有明確責任（義務）的、數量限定的、非競爭性的、有層級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結構安排之中。這些功能單位得到國家的認可（如果不是由國家建立的話），它們被授予本領域內的絕對代表地位，作為交換，它們的需求表達，領袖選擇，組織支持等方面的行動受到國家的一定控制。」

⑺ 法團主義的基本定義

法團主義試圖提供關於社會結構的若干理想型，用來描述國家和社會不同部分的體制化關系，它的重心在功能單位和體制的合法化關系。法團主義關注的不是個人的或非制度性的關系。
「法團主義，作為一個利益代表系統，是一個特指的觀念，模式或制度安排類型，它的作用是將公民社會中的組織化利益聯合到國家的決策結構中去」，「這個利益代表系統由一些組織化的功能單位構成，它們被組合進一個有明確責任（義務）的、數量限定的、非競爭性的、有層級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結構安排之中。這些功能單位得到國家的認可（如果不是由國家建立的話），它們被授予本領域內的絕對代表地位，作為交換，它們的需求表達，領袖選擇，組織支持等方面的行動受到國家的一定控制。」

⑻ 能否通俗地解釋什麼是「法團主義」

法團主義試圖提供關於社會結構的若干理想型，用來描述國家和社會不同部分的體制化關系，它的重心在功能單位和體制的合法化關系。

⑼ 法團主義的三種概念模型

（一）同意型
1、國家准許利益中介組織存在，反過來它們也准許國家享有對經濟和社會事務的行動權力；
2、合作系統內各組織在價值和目標方面有著較高程度的一致，因而國家只需實施有限的控制，中介組織和社會行動者有明顯的自主性； 3、合作結構建立為的是促進認同。
（二） 權威型
l、國家准許利益中介組織存在，反過來它們也准許國家的行動，否則社會行動者的經濟自由將受到限制；
2、合作系統內各組織在價值和口標方面存在有限度的 一致，國家控制的存在可以很大程度上改變經濟和社會秩序；
3、合作結構建立為的是盡可能地保證國家的控制權；
(三)鬆散的合約型
1、國家通過保證合約實施、或同生產者集團的談判取得支配權，功能團體的領袖保證召集其成員建立各種形式的合作約定(有時在國家的幫助下)，其中較弱的合約也可能缺少約束力；
2、各團體原則上同意支持現有秩序，但特別的需求和沖突不時威脅著秩序； 3、合作結構建立在很高程度的自主決定基礎上;與上面一匹種類型相比，.這禮朱掣的正式制度化程度較低。

⑽ 精英主義的基本含義是什麼 多元主義理論的基本特徵是什麼 法團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精英主義是從現實主義出發來理解和闡釋政治與社會的結構及其發展的一種理論。
精英主義認為一些特定階級的成員，或是特定人群，由於其在心智、社會地位或是財政資源上的優勢，應當被視為精英：這些精英的觀點應當被更加重視；這些精英的觀點及行為更可能對社會有建設性作用；或這些精英超群的能力或智慧令他們尤其適合於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