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社會分配的法

『壹』 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是通過什麼來實現的

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是通過法的規范作用和社會作用,以及立法、執法、司法幾個回環節的相互配答合來實現的。法的規范作用包括指引、評價、預測、強制、教育等作用，社會作用包括分配社會利益、解決社會糾紛、實施社會管理等。法律作用的發揮也離不開其它社會規范如宗教、道德、政策的配合與互動。詳細答案自己去查吧。

『貳』 什麼是保障人民生活 調節社會分配的一項基本制度

社會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調節社會分配的一項基本制度

十 八 大報告在指出，社會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調節社會分配的一項基本制度。要堅持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方針，以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為重點，全面建成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和完善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制度，逐步做好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工作，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社會保障待遇確定機制和正常調整機制。完善社會救助體系，健全社會福利制度，支持發展慈善事業，做好優撫安置工作。

『叄』 法社會學的法是調整社會行為的規范

法的調整對象是什麼？人們對此通常有兩種回答：一曰社會關系，即法調整社會利益資源在版各社會主體間的分權配；二曰社會行為。應該說這兩種觀點都是對的，它們是從不同的層面上所作的回答。不過，更准確地說，法是通過調整人們的社會行為這一中介來實現對社會關系的調整的。

『肆』 如何深化分配製度改革，建立合理的社會分配結構

一、中國分配製度現狀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經過20多年的探索與實踐，我國分配製度改革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從過去傳劃經濟體制下單一的按勞分配，發展到今天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從過去強調平均主義、反對貧富差距，發展到今天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對平均主義，防止收入懸殊。分配製度改革在不斷地深化，從政策層面上看，分配製度改革的不竭動力源自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從具體操作層面看，分配製度改革需要考察制度因素：;

1、正式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

按勞分配又稱按勞取酬，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范疇。最早提出按勞分配的是英國空想者約.弗.布雷,以後馬克思將它規定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原則或形式。馬克思所設想的按勞分配的「勞」，是指不存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直接社會勞動，勞動者按其向社會提供的勞動時間領取消費品。然而，在當今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勞動」不再是馬克思所規定的直接社會勞動，因為高度單一的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局面已經打破，那種除勞動以外，資本、土地等要素由國家或相關公有組織佔有、支配、使用的情況也隨著市場化改革而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按勞分配也由此失去了一統天下的基礎。與此同時，為了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使資源得到合理化配置，中央當局適時地提出了「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這有利於解決分配問題上的兩大難題——激勵與約束。從激勵方面看，讓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其貢獻取酬，改變了過去收入分配製度，尤其是國有經濟內收入分配製度平均主義的傾向，有利於調動生產、經營者的積極性，避免偷懶與自由散漫。從約束方面看，讓收入與所作的貢獻掛鉤，減少了過去由於激勵機制不足，使國有企業領導人無法得到應該得到的報酬而損公肥私、謀取非法收入的可能性，有利於理順收入分配關系，使國家財產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2、非正式制度：「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

效率與公平不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獨創，它是人類文明和社會發展的兩個基本目標。效率是指資源的有效配置，即經濟學意義上的以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產出。考慮到我國現階段特殊的所有制結構，特殊的城鄉二元經濟，特殊的區域經濟非平衡的矛盾，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是重中之重，效率便是深化分配製度改革重要的一極。與此同時，公平問題也同樣重要。二者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是對立統一的。一方面，效率要求個人收入與其對社會所作貢獻掛鉤，充分調動行為主體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積極性，因此受個人在年齡、性別、能力、機會等自身條件及外部環境的影響，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千差萬別，從而收入差距有拉大的必然，這一點與公平的要求沒有矛盾；另一方面，由於過分追求效率，大量侵吞公產、偷稅漏稅、走私受賄、非法經營等違法亂紀現象時有發生，甚至在不違犯的情況下也可能出現不少鑽政策空子的投機主義分子，不以誠實勞動、合法經營致富，嚴重損害了社會經濟秩序，扭曲了收入分配機制，影響社會公平。因此，深化分配製度改革要求在認真貫徹「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同時，「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大力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水平；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公平。;

二、中國分配製度的路徑依賴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分配製度的改革過程實質上是逐漸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而經濟體制改革又是經濟利益機制的轉換，涉及到兩方面積極性的發揮，即企業經營管理者和廣大職工階層的積極性。但是，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和分配製度自我增強機制的作用，分配製度出現了慣性發展從而難以退出的「路徑依賴」。「路徑依賴」概念源於W.布朗.阿瑟，他用這個概念說明技術演變過程中的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現象，後經諾斯推廣至制度變遷分析領域，他認為制度變遷過程同樣存在收益遞增、自我強化的機制，「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在經濟體制漸進式改革的進程中，分配製度改革一方面缺乏先驗理論的，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另一方面受制於其他配套改革的深度及速度，難免會出現所謂的「路徑依賴」特徵，要研究分配製度改革的路徑選擇，首先需要具體地探討這種依賴的本質。;

1、三大利益主體收入分配結構的定勢與分配製度改革的路徑依賴;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主要指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大利益主體的分配比重。近幾年來，三大利益主體收入分配結構趨穩，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的漸進與成功。隨著所有制改革的逐步推進，國有經濟在總產值中的比重逐漸減少，公有制經濟逐漸集中於關系國計民生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有效地實現了政企分開，使國有企業朝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目標邁進，成為市場經營主體；非公有制經濟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勞動、資本、技術、管理以及土地使用權等生產要素日益市場化，要素市場逐步建立，非公有制經濟成為推動國民經濟迅速前進的生力軍。各種不同性質企業工業總產值增幅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差異，由此決定了三大利益主體收入分配的格局。顯而易見，所有制結構決定了分配結構。於是，單一的分配製度難以做到生產要素投入的按貢獻取酬，同時諸多非勞動要素作用的日益加強也對按勞分配製度提出了新的考驗。正是在這一前提下，政府提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共存的指導性分配製度，而這一分配製度一旦確定下來，政府、企業、個人三大利益主體收入水平便相對確定下來，以和市場價格為調節手段的再分配，雖然可以適當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但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收入主體的收入分配格局。沿此思路，分配製度改革無疑還是霧里看花，難有重大突破。;

2、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沿襲與分配製度改革的路徑依賴;
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普遍採用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夠有效地解決發展中國家發展滯後，工業化程度不高，吸納就業有限的問題。因其要求的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優勢而成為就業人口的吸收器，對緩解發展中國家就業壓力，利用其資源優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於農產品需求彈性較小，較大幅度的價格波動無法帶來較大幅度的需求量變動，從而使農民經常處於增產不增收的困境。同時，農業收成又與自然資源、位置、氣候等條件密切相關，風險較工業要大。此外，農產品技術附加值低，價格水平便較工業品低廉。從長期來看，農民收入增加的幅度遠比城鎮居民的增幅要小。而現行的戶籍制度、「盲流遣返」制度等人為城市壁壘又不利於富餘勞動力的流動，即便流動也很難獲得城鎮居民同樣合理的合法就業待遇，只能得到較低的收入。特別幾年來，城鎮失業人口問題突出更是使農民進城面臨越來越多的限制。另一方面，城市的發展也處於瓶頸狀態，隨著技術的進步，產業結構的調整，體制改革的深入，城市失業率不斷提高，再加上農村大量過剩勞動力的湧入，大量城鄉中小學生輟學和大中專畢業生就業的逼攻，給城市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進一步發展的潛力有限。因此，與經濟原因造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將沿襲下去，使得我國分配製度改革依舊是城市一塊，農村一塊，各行其是。;

3、經濟發展差距的鴻溝與分配製度改革的路徑依賴;

眾所周知，自1978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以來，我國全面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並把效率擺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對區域經濟政策作出了重大調整，由過去注重均衡發展轉而實行人為劃分的三大塊——東中西部、並以沿海經濟發展為大局的非均衡，其目的是為了通過集中有限的、物力和財力優先發展經濟基礎較好，區位條件優越的沿海地區，使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能以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為突破口，在短期得到很大提高，進而騰出經濟力量來支援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的協調。實踐證明，這一戰略的實施達到了前半部分的目的，對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為落實非均衡發展戰略，國家給東部沿海地區較多的政策優惠，包括傾斜、減免、權利下放，超前等多方面的好處，而這一做法卻對中西部地區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如由於東部平均工資水平較高，在收入利益驅動機制的作用下，中西部地區人才大量「孔雀東南飛」，由此使東部地區生產效率較高，工資水平因經濟快速發展而螺旋上升，進一步挖掘中西部人才。同時，為支援東部建設，豐富的中西部資源受政策性調價的干預使中西部蒙受了重大損失。加上中西部地區人口多、落後、市場化程度不高、資金市場不活躍、技術水平較低以及改革進程較慢等諸多因素，使得中西部經濟結構硬體跟不上發展的需要，經濟機製得不到有效率的轉換。總之，區域經濟的非平衡發展留給的不僅是地區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而且是收入水平的宏大梯度，這制約著分配製度改革的深入。;

4、政府政策的承上啟下性與分配製度改革的路徑依賴;

市場經濟改革必然伴隨著政府政策的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製度的轉變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從1978年到1984年為第一階段，重點是農村分配製度的改革。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民收入的多少直接取決於他的勞動成果，真正實現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按勞分配的初衷，充分地調動了農民擴大再生產和增加農業投入的積極性。這一改革完整地貫徹了按勞分配原則；第二階段可從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算起，到1992年十四大的召開，重點是對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工資進行了重大的調整，打破了企業職工吃國家大鍋飯的局面，實現了報酬與經濟效益掛鉤的工資模式，為搞活企業，激發企業潛能找准了激勵的穴位，創造了形式多樣的分配格局，如結構工資制、崗位工資制、浮動工資制等。這一階段仍以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為主，理論上沒有勇氣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生怕落入庸俗關於「三位一體公式」的圈套；第三階段自1992年十四大的召開，嚴格地說應始於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在這一階段，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全面深入階段，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等要素市場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並逐步探索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大力推行股份制改造，深化企事業單位的工資改革，建立最低工資線和工資線，加征個人所得稅，改革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初步建立了完整的收入分配宏觀調控體系。不難看出，我國收入分配改革是逐步推進的，它原則上依賴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為經濟體制改革服務，這一漸進性的本質決定了分配製度改革並非改頭換面，而是循序漸進。;

5、意識形態上的障礙與分配製度改革的路徑依賴;

一直以來，按勞分配被看作是公有制唯一而且獨有的分配方式，而按生產要素分配等其他分配形式是的東西。一部分人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按勞分配的前提，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其他生產要素只能在勞動的組織與作用下生產使用價值，既然價值由勞動唯一創造，那麼，生產成果的按勞分配便成為必然。不言而喻，這里混淆了價值分配與價值創造的關系；另一部分人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按勞分配的基礎，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唯一屬於勞動者個人擁有的只有勞動，其他所有生產要素都歸國家或集體公有，又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不能實行按需分配，於是按勞分配便成為社會主義最為合理的分配方式；還有一部分人認為，按什麼分配勞動果實並不取決於價值創造，而跟生產方式和所有權的佔有有關，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論的萌芽，但按勞分配作為紅色分配理論仍佔主導地位，這是十六大報告依然強調的一點。

四、中國深化分配製度改革的路徑選擇;

分配製度改革走到今天已經有了實質性的突破，取得了喜人的成績，在強調效率的同時兼顧了公平，在激勵的同時注意了約束，在循舊的基礎上進行了維新。可以說，我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越來越朝著務實的方向發展，這也體現了分配製度的原始目的——為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服務。但是，由於分配製度改革過程中存在著「路徑依賴」的問題，深化分配製度改革便面臨著三大去向，一是沿已有的路徑繼續下去，如果原有的做法合理、符合歷史潮流，跟得上經濟體制改革的節奏，會推動經濟的良性運行；若不能滿足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則會成為經濟運行的桎梏，阻礙經濟向前發展。二是改善原有的路徑，在不符合經濟發展需要時作必要的修正，再逐步在實踐中。顯然，中國分配製度改革走的是這條漸進式的道路。三是突破原有的路徑，另起爐灶，或全盤引進國外先進的做法，或向經院經濟學家求經。基於前述路徑依賴的分析，本文作出如下路徑選擇的思考：

1、宏觀調控收入分配，理順分配機制，實現共同富裕;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實踐證明，運用市場手段能夠比較充分地解決資源配置問題和調節經濟運行，但是在三大利益主體——政府、企業和個人的收入分配方面，有許多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更為重要的是，三大利益主體的收入分配結構一旦形成，便不易由市場手段打破，從而使分配製度改革明顯觸礁。因此，有必要對收入分配進行宏觀調控。首先，應合理調整收入總量的分配格局，在總量既定的條件下，合理安排三大利益主體的收入份額或比例，避免因此消彼長關系肥了一方，瘦了另一方。其次，要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為了發展生產力而合理的拉大收入差距，實現多勞

多得，少勞少得，反對平均分配，同時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從而影響安定，制約的發展。再次，理順工資分配製度，建立相應的企事業單位和機關工作人員工資制度及相應的激勵機制。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防止國家的流失，確保政府收入的穩定；企業工資分配要以不影響企業正常運轉為限，做到在激勵員工的同時，使企業經濟效率有明顯的提高；個人收入分配應該在最低工資標准基礎上制定與執行。最後，完善的收入分配機制還需要建立相應的監督機制，使政府、企業與個人的收入在比例協調、互相促進的基礎上取得「三贏」局面。;

2、協調城鄉經濟發展、縮短收入差距，走全民小康之路;

如前分析，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特別是隨著我國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投入相對不足，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了合理的限度，對居民生活、農業經濟的發展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帶來了消極的影響。因此，如何提高農民收入，解決農村壓力；如何提高城鎮居民收入，在有帕累托改進的可能上實現城鄉居民收入的共同增長，合理縮小收入差距，走全民小康之路，便成為今後分配製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正是如此，我們的收入分配應該做好「兩手抓」的工作，一手抓城鎮居民收入改善，一手抓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首先，應加快城鎮建設，整治城市分配秩序，規范城鎮收入分配，理順分配關系，抑制某些行業或階層收入的畸形增長；同時逐步實現農村戶籍制度在有序的條件下松動甚至取消，加快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加快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當然也不反對城鎮人才到農村創業。還要花大力氣做好城鎮再就業工程，減少失業人口；其次，通過農業現代化、社會化、化、科技化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升級，增加農副產品附加值；再次，應加快市場體系的培育，力爭通過市場的辦法去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同時不能忽視政府的宏觀調控。深化企業體制改革，完善農村土地承包制度，大力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

3、全面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縮小東中西部貧富差距;

我國東部地帶與中西部地帶差距的擴大由因素的累積，政府政策資金在改革之初向東部傾斜，以及中部地區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等相互疊加所造成。改革開放20年後，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目標是促進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這符合發展的規律，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在西部大開發的過程中，政府與民間要做的事情非常之多，從深化分配製度的改革角度來說主要有幾點：第一，政府要調整區域經濟政策，加快利於中西部的政策的出台，加大支持基礎建設的力度。對外開放，通過「補血」與「造血」相結合的方針促進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第二，中西部地區也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舊工業、落後產業的轉產，憑借自身的資源優勢發展自己的特色產業、優勢產業、並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第三，廣泛推進東中西部三區之間多層次、多形式的經濟技術合作，加大發達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援力度；最後，大力發展，增加教育投資，盡快轉變觀念，揚長避短，發揮區位優勢，用足用好政府優惠政策性資金的投入和國內外的支持，化外部條件為內部條件，振興經濟，填平東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鴻溝，只有這樣，才能有資格談共同富裕，也只有在這一歷史發展進程中，才能更好地深化分配製度改革。;

4、轉變政府職能，依賴市場與政府「兩只手」相結合，共同完成分配製度改革的深化;

我們並不主張「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也不贊成「一切由政府包攬」，應該充分讓市場說話。分配製度改革本質上從屬於經濟體制的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每一步需要分配製度改革的配套，經濟體制改革一天不止，分配製度改革也就一天不能落後半步。當然，在分配製度改革的過程中，政府起到了主導作用，用制度變遷的觀點來說，這是非常明顯的強制性變遷過程。按勞分配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歷史以來主要的分配方式，在公有制經濟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三階段轉變的過程中，按勞分配在農村農業、城鎮工業以及後來的現代化企業制度的建立中均有建功，充分地調動了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按要素貢獻分配是近幾年，特別是十五大以來的幾年中十分強調的分配方式，它徹底地突破了價值分配與價值創造之間的糾纏，有利於調動要素參與生產的積極性，積極地作用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增添了動力。十六大報告還為我們探索分配製度改革留下了餘地，即「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為我們集思廣益、在實踐中發現和提出新分配方式留下了政策彈性空間。

『伍』 法律如何調整社會關系

法律和社會之間有著密切而且復雜的關系。歸納來說,法律來源於社會,由社會的經濟基回礎所決定答,同時反過來法律又維護著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
對於不同的時期或是對比不同的社會環境,法律有著各不相同的內容形態,通過這一點,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法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先說法律的起源,法律不是原來就有的,在原始公社制度解體以前,生產資料是公有的,產品實行平均分配,個人與集體渾然一體,利益基本一致,這使他們只需依靠傳統習慣就可以把經濟關系調整好了。
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產品有了剩餘,出現了私有制和階級剝削,原始社會的氏族聯盟和氏族習慣就逐漸被國家和法律所代替。
隨著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需要新的社會規范來解決社會資源有限與人的欲求無限之間的矛盾,解決社會沖突,維持社會秩序,為了適應這種社會結構和社會需要,國家和法律這一新的社會組織和社會規范就出現了。
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是社會的產物,是為了調整一定社會經濟關系,維護社會成員的權利義務應運而生的,法律不能脫離社會。

『陸』 社會分配關系由什麼法律規范調整

社會分配關系由（經濟）法律規范調整。
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可以概版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國家權干預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
現代經濟法的產生就是為了干預經濟的。
資產階級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主要以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為核心的。
此外，還有產品質量法、計量法、許可證法、資源法…
供參考。

『柒』 價值規律調節社會勞動分配比例的形式是

簡言之，供過於求，價格下降。（生產縮減）供不應求，價格上漲。（生產擴大）

『捌』 法律在社會關系調整中的作用

法律的社會作用就是調整社會關系的，但並不是能夠調整所有的社會關系！而是調專整法律化的社會關屬系，即法律關系。法律關系就是法律主體之間由於作為或者不作為而產生的利益分配、沖突。因此實體法中的每一條律條，都是調整某一個法律關系，也就是調整某方面的社會關系。所以，你看看法條，它規定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法律關系，就是在解決符合這種法律關系的社會上矛盾。

『玖』 社會調整分為（ ）（ ）

社會調整分為1.內在調整和外在調整
2.肯定性社會調整和否定性社會調整
3、正式內的容社會調整和非正式的社會調整
4.個別性調整和規范性調整
5.自己解決的社會調整和由第三方解決的社會調整

『拾』 社會分配機制三個層次

社會分配機制三個層次是一種社會分配機制。
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產要素對國民收入貢獻的大小進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場機制形成。
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把國民收入中的一部分拿出來通過稅收和社會保險系統進行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調控機制起作用。
第三次分配是指動員社會力量，建立社會救助，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願者行動等多種形式的制度和機制，是社會互助對於政府調控的補充，初次分配，即初次收入分配。
在社會分配中，初次分配注重效率，是按貢獻分配，該貢獻包括對創造利潤有益的各種因素，如資金，技術，管理，生產資料，勞動力，信息，市場，營銷等。由於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因此，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及非公有制經濟的各企業中分別進行的。
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1、以稅金形式上繳國家，成為國家集中的純收入，由國家統籌安排，在全社會范圍內使用；
2、用於企業發展生產、集體福利、職工獎勵等方面；
3、在生產部門以工資形式分配給企業職工，由職工個人支配和使用。
社會分配法給予一個全景的認識，這其中，重在實踐路向，即為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期社會分配不公問題的解決從法治的角度提供一條明晰的路向，明確社會分配法調整分配關系的路徑，方法，機制，理出社會分配法的制度體系，確立社會分配法制建設的總體思路並完善相關法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第三十三條 國家依法採取必要措施，保護海外中國公民、組織和機構的安全和正當權益，保護國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脅和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