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145

❶ 合同法所有權轉移和風險承擔！

（2006年）甲、乙來簽訂貨物源買賣合同，約定由甲代辦托運。甲遂與丙簽訂運輸合同，合同中載明乙為收貨人。運輸途中，因丙的駕駛員丁的重大過失發生交通事故，致貨物受損，無法向乙按約交貨。下列哪種說法是正確的？

A．乙有權請求甲承擔違約責任

B．乙應當向丙要求賠償損失

C．乙尚未取得貨物所有權

D．丁應對甲承擔責任

正確答案

A

答案解析

《合同法》第121條規定，當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違約的，應當向對方承擔違約責任。當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間的糾紛，依照法律規定或者按照約定解決。甲不能向乙按約履行義務是由於丙的原因，但是甲仍應承擔違約責任。乙和丙之間沒有直接的法律關系，基於合同的相對性，乙不能要求丙承擔賠償責任。甲在向乙承擔違約責任後，可向丙要求賠償，由於丁是丙的工作人員，因此丁不對甲承擔責任，而應由甲直接向丙主張。此外，標的物所有權自交付時轉移，在代辦托運的情況下，貨物交承運人即為交付，所以乙已經取得貨物所有權。綜上所述，本題的正確選項是A.

❷ 民法總則與合同法沖突有哪些

一、關於監護，取消了訴前指定及否定「按順序」指定

民法總則第31條規定：監護人的確定有爭議的，由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指定監護人，有關當事人對指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指定監護人；有關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請指定監護人。

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民政部門或者人民法院應當尊重被監護人的真實意願，按照最有利於被監護人的原則在依法具有監護資格的人中指定監護人。

依照本條第一款規定指定監護人前，被監護人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處於無人保護狀態的，由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法律規定的有關組織或者民政部門擔任臨時監護人。

監護人被指定後，不得擅自變更；擅自變更的，不免除被指定的監護人的責任。

本條第一款取消了《民法通則》第16條和《民通意見》第16條規定的訴前指定程序。同時，《民通意見》第17條規定，「有關組織依照民法通則規定指定監護人，以書面或者口頭通知了被指定人的，應當認定指定成立。被指定人不服的，應當在接到通知的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人民法院起訴。逾期起訴的，按變更監護關系處理。」而本款規定有關當事人對居委會、村委會或民政部門指定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由法院指定監護人。注意這里將起訴改變成了申請。

本法第28條明確具有監護資格的人按照順序擔任監護人，如果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具有監護資格的人，都願意擔任監護人，也可以按照該條規定的順序確定監護人，或者依照本法第30條規定進行協商；協商不成的，按照本條規定的監護爭議解決程序處理，由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民政部門或者人民法院按照最有利於被監護人的原則指定監護人，不受本法第28條規定的「順序」的限制，但仍可作為依據。

而《民通意見》第14條，規定了「將民法通則第十六條第二款及第十七條第一款的相關規定視為指定監護人的順序」，我們認為民法總則的規定是對其的否定。

二、實際上否定了宣告死亡的「順序」限制

民法總則第46條規定：第四十六條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該自然人死亡：

（一）下落不明滿四年；

（二）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滿二年。

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經有關機關證明該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申請宣告死亡不受二年時間的限制。

《民通意見》第25條規定，申請宣告死亡的利害關系人的順序是：（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四）其他有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人。對於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死亡的利害關系人，要不要有順序上的限制，歷來存在爭議。

三、違法是否導致行為無效

民法總則第143條規定：第一百四十三條具備下列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效：

（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實；

（三）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

本條第三項規定了「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關於違法與行為效力的關系，民法通則、合同法的規定不盡一致。

根據民法通則第58條第1款第5項規定，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民事行為無效。根據合同法第52條第5項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與民法通則將一切違法行為均認定無效的規定相比，合同法將違反任意性規范的合同排除在無效范圍之外，且將民法通則中的「法律」修改為「法律、行政法規」。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在合同法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強制性規定」作了限定，其第十四條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四、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民事法律行為的無效與不生效

民法總則第145條規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純獲利益的民事法律行為或者與其年齡、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效；實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為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認後有效。

相對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予以追認。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視為拒絕追認。民事法律行為被追認前，善意相對人有撤銷的權利。撤銷應當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民通意見》第67條規定，間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為，確能證明是在發病期間實施的，應當認定無效。行為人在神志不清的狀態下所實施的民事行為，應當認定無效。本條規定與其不同，規定為不生效，更加保護交易安全。

五、訴訟時效期間3年，特別規定以及保證期間

民法總則第188條規定：第一百八十八條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三年。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訴訟時效期間自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受到損害以及義務人之日起計算。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但是自權利受到損害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權利人的申請決定延長。

本條第一款將原來的訴訟時效2年調整為3年，同時「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是允許特別法對訴訟時效作出不同於普通訴訟時效期間的規定。如海商法第260條規定，有關海上拖航合同的請求權，時效期間為一年，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計算。保險法第26條第2款規定，人壽保險的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五年，自其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保險事故發生之日起計算。

另外，擔保法司法解釋第32條規定的保證期間2年，因是參考訴訟時效2年的規定，以後應該也會隨著民法總則的精神相應修改，但是在修改之前，仍應按照2年適用。

六、個人合夥的依據哪裡尋

民法總則第二章刪除了「個人合夥」。

本章刪除了民法通則的「個人合夥」一節。在起草過程中，對於是否刪除這一節，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個人合夥糾紛在實踐中大量存在，民法總則應當保留民法通則有關個人合夥的規定，以規范其入伙、退夥、債務承擔等問題。

另一種意見認為，普通的民事合夥是合同關系，應當由合同法調整，商事合夥如合夥企業可以歸為「非法人組織」，民法總則不應當再規定個人合夥。

經立法工作的同志研究，認為，民法通則對個人合夥作出規定，是為了適應當時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實踐中存在的合夥行為予以規范。民法通則將個人合夥分為起字型大小的與不起字型大小的個人合夥，二者區別在於起字型大小的個人合夥從事經營活動需經登記。

隨著我國民事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1997年頒布的合夥企業法對起字型大小的個人合夥已作了較為全面的規定，基本取代了民法通則關於這類合夥的規定，合同法也可以對民事合夥合同作出規范。

從境外立法例看，多將民事合夥作為合同關系放在債編中加以規定。基於此，民法總則不再專門規定個人合夥。

對現有的合夥，可以分兩種情況進行處理：一是對於民事合夥，可以考慮在民法典合同編專門規定「合夥合同」，對相關問題作出規范；二是對於商事合夥企業，民法總則已將其納入「非法人組織」一章予以規范，具體規則仍由合夥企業法等相關單行法規定。

❸ 在法律上使用合同法還是使用民法典的規定

民法典現在還沒有正式實施，到2021年1月1日起立案的才按照民法典規定。

❹ 簽訂涉外合同如何約定適用的法律

涉外合同，以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為例，在簽訂時應主要包括如下條款：標的物條款、價格條款、運輸條款、商檢條款、保險條款、支付條款、免責條款或不可抗力條款、法律適用條款、爭議解決條款。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合同當事人往往會忽略了「法律適用條款」的簽訂。

先看一下我國關於涉外合同的法律適用的相關規定：

1、涉外合同中若不另做法律選擇，將自動適用《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對外經濟貿易部《關於執行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第1條規定：「目前已經參加公約的國家除中國外，還有美國、義大利、尚比亞、南斯拉夫、阿根廷、匈牙利、埃及、敘利亞、法國和賴索托等國家。1986年，該10國與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已達92．3億美元，貿易合同的數量是相當大的。我國政府既已加入公約，也就承擔了執行公約的義務，因此，根據公約第一條（1）款的規定，自1988年1月1日起我各公司與上述國家（匈牙利除外）的公司達成的貨物買賣合同如不另做法律選擇，則合同規定事項將自動適用公約的有關規定，發生糾紛或訴訟亦須依據公約處理。故各公司對一般的貨物買賣合同應考慮適用公約，但公司亦可根據交易的性質、產品的特性以及國別等具體因素，與外商達成與公約條文不一致的合同條款，或在合同中明確排除適用公約，轉而選擇某一國的國內法為合同適用法律。」第3條規定：「公約並未對解決合同糾紛的所有法律都做出規定。我國貿易公司應根據具體交易情況，對公約未予規定的問題，或在合同中做出明確規定，或選擇某一國國內法管轄合同。」

2、涉外合同中未做法律選擇，公約中也未有相關規定時，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民法通則》第145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履行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勘探開發自然資源合同，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最密切聯系原則的運用，曾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涉外經濟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答》第2條第6款中有相關規定。其中，關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最密切聯系地的規定如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適用合同訂立時賣方營業所所在地的法律。如果合同是在買方營業所所在地談判並訂立的，或者合同主要是依買方確定的條件並應買方發出的招標訂立的，或者合同明確規定賣方須在買方營業所所在地履行交貨義務的，則適用合同訂立時買方營業所所在地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涉外經濟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答》已廢止，但《合同法》頒發以來，相關的規定並未出台，故該解答仍具指導意義。

3、關於外國公司、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是否具有法人資格，是承擔有限責任還是無限責任的問題，應當根據該公司、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成立地的法律予以確定。它們在中國境內進行經營活動的能力，還應當根據中國的法律予以確定。

從上述規定看來，涉外合同中包含「法律適用條款」是有必要的。因此，除了簽訂在中國境內履行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勘探開發自然資源合同以外，簽訂其他涉外合同時，均宜在合同中約定適用的法律。如此操作，可避免將來發生糾紛時，適用的法律處於不確定狀態或適用的法律為當事人所不熟知。

❺ 合同法144與145的區別

標的物是否是運輸在途的。是重點

❻ 合同法第47條是民法典多少條

合同法第47條是民法典145條。

《合同法》第四十七條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經法定代理人追認後，該合同有效，但純獲利益的合同或者與其年齡、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而訂立的合同，不必經法定代理人追認。

相對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個月內予以追認。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視為拒絕追認。合同被追認之前，善意相對人有撤銷的權利。撤銷應當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五條 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純獲利益的民事法律行為或者與其年齡、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效；實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為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認後有效。

相對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予以追認。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視為拒絕追認。民事法律行為被追認前，善意相對人有撤銷的權利。撤銷應當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❼ 英美合同法和我國合同法的區別有哪些

一、關於法律適用范圍的比較
1、通則的適用范圍
我國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與國際私法協會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1]有一定關聯性，通則的有些規定，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可以適用的。我國《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該條規定與通則前言第2款規定一致，即在當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則管轄時，適用通則。因此，我國當事人在與涉外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可約定適用通則。該通則比《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更寬泛得多，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除國際商事合同外，該通則也可替代國內法適用。如前言第4條規定，「當無法確定合同的適用法律對某一問題的相關規則的，通則可對該問題提供解決辦法。」 該條規定旨在說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國內法管轄，但對案件解決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從通則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以往我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案件遇到困難時，一般求助司法解釋、學理解釋，還有專家論證。現在通則關於交易糾紛的一些規定又給我們開辟了解決糾紛的途徑。通則不是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性，適用與否完全可依當事人的意思選擇，但是要明確的是，通則是由近20個國家的法律專家對國際交易的規則進行潛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較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寬泛得多。參照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為我國《合同法》的立法與適用拾遺補缺。通則的寬容之處在於，任何規定都不得限制根據有關國際法原則而應適用的強制性規則的適用，無論這些理制性規則是國家的、國際的還是超國家的（1.4條）；除通則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可以排除通則的適用，或者減損或改變通則任何條款的效力。因通則所具有的這種非強制性，當事人根據各自的情況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該原則適用，使之更適合於當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屬於通則范圍之內但又未被通則明確規定的問題，應盡可能地根據通則確定的基本原則來處理」（1.6），這就給我們在實務中遇到法律障礙的時候提供了有益的鑒鏡。
2、關於格式條款的理解與適用
《合同法》關於格式條款共有三個條款，從表面上看對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少，非但起不到保護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為出具格式合同免責的武器。《合同法》第39條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第41條「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於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 格式合同亦稱定式合同或標准合同，對於同一種類、性質並且重復交易的行為，採用標准文本，既節約了交易成本、洽談時間、條款的爭議，也有平等待人的「鏡像」。這是人們通過長年累月的交易總結出來的經驗，對此應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許當事人協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賃合同、保險合同、房屋買賣合同等）；二是絕大多數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都對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強奸民意。而締約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勢群體，對某些條款即使不同意，但迫於急需無奈，也只有違心簽字；三是有些專業術語，作為締約的另一方難以理解，糊里糊塗簽了字；四是這類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辦，但這些人為了急於收取代理費或中介費的功利目的，常常會對另一方作虛假承諾。對於格式合同最為人們詬病的是保險合同。無論是人壽保險還是財產保險，都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部門立法，其目的並不在於「保險」，而在於「圈錢」。所以保險合同糾紛頻繁出現，投保人屢受拒賠之苦。筆者經常承辦這類案件，對於法律上的障礙困惑費解。
首先，所謂通常理解，可以說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無任何標准，這又給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間，誰送禮多，誰就獲勝。投保人是弱勢群體，縱然滿身是嘴，也難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險合同的心臟病（心肌梗塞）一條，投保人和保險人完全可以各執一詞。投保人稱心率過速是心臟病的一種，保險人抗辯說，按通常的語法理解，這里的心臟病僅指心肌梗塞。從字面上看，保險人是有道理的，因為按照中國語法習慣的心臟病，只是特指括弧里的「心肌梗塞」，這本身就會使法官處於兩難境地，在實務中肯定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我們認為通則對於確認格式合同條款效力的規定倒是切中時弊：第2.20條（1）如果標准條款中某個條款是對方不能合理預見的, 則該條款無效, 除非對方明確地表示接受；（2）在確定某條款是否屬於這種性質時, 應考慮到該條款的內容、語言和表達方式。第3.10條：（1）如在訂立合同時，合同或其個別條款不合理地對另一方當事人過分有利，則一方當事人可宣告該合同或個別條款無效。除其它因素外，尚應考慮下列情況：（a）該另一方當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依賴、經濟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缺乏遠見、無知、無經驗或缺乏談判技巧的事實，以及（b）合同的性質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可修改該合同或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標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無效通知的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該合同或該個別條款，條件是該方當事人在收到通知後，並在對方當事人依賴該通知行事以前及時告知發送通知一方當事人。本章第13條（2）款的規定相應適用。」 我們認為，《通則》這些條款勝過《合同法》關於格式合同的所有條款，為此，我們建議關於在將來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釋中應將《通則》條款納入國內法，這對於格式合同的糾紛處理將大有裨益。
3、關於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我們認為，對於上述合同規定無效，非但不能保護另一方（守約方）的合法財產利益，恰恰減輕了對不法民事行為人的懲罰力度。對此應借鑒通則第3.3條：（1）合同訂立時不可能履行所承擔義務的事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2）合同訂立時一方當事人無權處置與合同相關聯之財產的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通則規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當事人已將所有的房屋出賣給另一方並已過戶，在合同已無法履行的情況下，並不影響合同效力，判令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並賠償損失。在一方當事人將無權處置他人的財產的情況下，也不影響合同效力。這就是對擅自簽訂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謂不道德的人予以懲罰，對於欺詐、脅迫等致合同無效的條款，通則的規定也有利於受害人一方。請看通則第3.11條：（1）如欺詐、脅迫、重大誤解或一方當事人錯誤歸因於第三人，或為第三人知道或理應知道，而第三人的行為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則可宣告合同無效，其條件與由另一方當事人本身簽訂的合同宣告無效的條件相同。（2）如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歸因於第三人，而其行為不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如果另一方當事人知道或理應知道此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或者在合同宣告無效時還未本著對合同的信賴行事，可以宣告合同無效。這兩條較優於合同法的地方在於：第一，對於合同的有效與否的決定權由守約一方決定。可以承認有效，也可以宣告無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規定。第二，守約方宣告無效是對另一方的嚴厲懲罰。因為該條所謂的欺詐，其原因並不在於締約的一方，而在於第三方的原因，這與合同法第52條之規定大相徑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法律規范也屬法律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根據國情合理繼受、過濾和消化對我們有益的立法理念，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關於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則》可資借鑒外，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也可參考。如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2款將「程序性的」和「實質性的」公平標准合而為一：（1）合同履行和相對履行之間「明顯地不相稱」，（2） 並且一方當事人「通過利用另一方當事人的困境、缺乏經驗、缺乏判斷力或無重大的決斷力」而達成的合同，則合同無效。 [2]以色列對格式合同（標准合同）的限制更為嚴格，該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就契約文句之全部參酌其他情事檢討後確信限制文句對顧客不利，或給予供給等以有危害顧客之虞之利益等，證明該文句之全部或一部為無效」。[3]世界各國對格式合同的免責條款有的稱為「灰色條款」，有的稱「黑色條款」，對此效力都作了嚴格的限制，這符合20世紀以來的照顧弱者的立法潮流，對合同自由原則進行了修正，為此有學者將當前的時代稱為「從契約到身份的回歸」 的時代，頗有幾分合理之處。 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釋時，將格式合同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的免責條款，規定法院可以直接認定無效，這比所謂通常「理解」更為有利於保護弱勢群體。
二、關於要約與承諾的比較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部分是要約和承諾的方式部分，即第1條—31條、34條，共計20條之多。這部分條款涵蓋要約、要約邀請、要約的撤回、要約的撤銷、承諾及承諾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則關於要約和承諾計有12條，即2.1—2.12。兩者內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異是值得重視的。《合同法》第13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通則第2.1條規定，合同可通過要約的承諾或通過當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但《合同法》對合同的訂立方式只採用要約、承諾方式似乎絕對，也不大符合人們的交易習慣，而《通則》在要約和承諾之外加上「可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則寬容和豁達，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為。僅此一點，合同法就稍遜一籌。市場交易的實踐表明，所有的合同並不都是要約和承諾達成的。關於通則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訂立合同方式局限於要約和承諾的錯誤已被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所發現。這位德國民法學家尖銳地指出各國立法的偏頗，「近來很多民法典規定，要約和承諾是合同訂約的惟一方式」，這是錯誤的和非理性的。他認為，訂立合同的要約和承諾的規則基本上是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奧地利民法典》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問題，在《法國民法典》中根本沒有提及。但是，近年許多國家的民法典都規定了要約和承諾是訂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國民法典》第145條「向他人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的人，受要約約束，但要約人已排除要約的約束力的除外」 ；第147條「（1）向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立即承諾之……（2）向不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到要約人在通常情況下可預期收到答復時為止承諾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條，「向不在場當事人發出的，沒有承諾期限的要約，在要約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時間內送達的承諾之前，要約有效。要約人可以推定其要約在合理的時間內到達要約人。在合理時間內發出的承諾，但到達要約人時遲到的，要約人應當立即將比情況通知對方。否則承諾產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頁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條、第522條也有此規定。荷蘭1892年新修改的債法總則第217條，「合同經要約和承諾而成立，」 [6] 也只能通過要約和承諾才能訂立合同。義大利、蒙古等國也都未忽視要約和承諾這個20世紀最新的合同法范疇。除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之外，英美國家大都把要約作為合同訂立的一個要素，盡管各國合同法理論或實務中對要約稱謂有所不同，諸如投價、發盤、建議等，對承諾的稱謂在各國貿易實務中稱為「還盤」等。[7]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也是在關於訂立合同須有要約和承諾的方式方面。筆者上引的德民、瑞債均指要約和承諾是指「不在場」的情景下才適用。我國《合同法》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必須將「同意」寫進要約和承諾中，因為雙方當事人是面對面地訂立合同。這是我國《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違反人們交易習慣的結果。在羅馬時代，合同義務原本是以訂立契約為目的確立的。訂約時雙方當事人都需要親自到場，即使這種手段被放棄，一般來說合同的訂立仍需要雙方當事人在場。……因此，羅馬法學家從未認為有必要將「同意」用要約和承諾這兩種陳述方式單獨地表示出來。這種需要中介在可信賴的郵政服務出現和遠距離訂閱合同成為可能之後，才成為可能，這就是德民和瑞債指的雙方當事人不是面對面的「不在場」的情況下才適用要約和承諾。如果將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約和承諾的一種方式上，這是錯誤的。毫無疑問，在許多業已訂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將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要約而把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承諾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我們以土地買賣為例，其文件已起草並已公證，並由雙方當事人同時簽字，因此，很難說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了要約，且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諾」 ；再如，一位消費者用現金買一包香煙時，顯然，雙方當事人是在訂立協議。但是，將整個程序分解為「要約」和「承諾」，並討論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和「承諾」 ，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或買方在收款處交付了現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諾」，這幾乎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或許對新任律師有些用處。在強行將合同訂分立為「要約」和「承諾」時，另一難以處理的情形是，相對方向的建議和反建議在進行長時間的協商談判後才達成協議，在合同成立時，很難作出明確決定，但是那種認為合同應通過要約和承諾訂立的思想對於完成任務毫無意義。[8]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訂立合同從理論上講，有要約和承諾是成立的。但對於面對面的交易行為，很難界定哪一方是要約，哪一方是承諾。如律師與當事人談代理費的數額時，通常是在討價還價過程中達成的代理協議。比如就某一收費標准，律師提議按標的額的5%收費，委託人說太高能否按3%，律師說不行，最少也得按4.5%，雙方最後達成按財產比例的3.5%收費。這種討價還價中有要約，有反要約（新的要約）；有承諾，有否定承諾，雙方在訂立合同時，互有要約和承諾，兩種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難分得清何者為要約，何者為承諾。當然，在人對機器或物發生交易的場合，如自動售貨機、投幣買地鐵票、在賓館使用備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開封，就可視為承諾。物品上標明的價款是要約，投幣或開封視為承諾，這是簡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遠非如此簡單。再如，建築工程合同的訂立則更為復雜。一般認為，招標公告是要約邀請，建築施工單位前去投標是要約，招標人接受投標是承諾，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筆者對這種認識不敢苟同。在司法實踐中，招投標僅是建設工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整個建設施工合同中的一個鏈條，就投標人前去投標而言，因投標人數眾多，在未開標之前，尚未涉及建設項目實體內容，即未涉及項目、價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條款情況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無內容的。按照我國《招投標法》規定，建設工程招投標有如下環節：招標（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投標→開標→評標→中標→發中標通知書→簽訂建設工程合同。建設部標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條款」對此有明確的解釋。上述組成部分均為建設施工合同的組成部分。這是一連串的民事行為，最後歸納在一個總的合同之中。若按高爾森教授的觀點，在招投標中，投標人只要前去競標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標，按此邏輯可以告投標人違約了，然而這豈不荒唐？筆者用此案例證明，何為要約、何為承諾並非楚河漢界一目瞭然。至此，我們認為，通則第2.1條的「或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合同即成立的規定更加符合交易習慣。德民和瑞民將要約、承諾限縮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均有理論的、立法的和實踐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代理具體案件的實務操作時不妨借鑒一下通行的相關規定，以解除法律解釋上的困惑和障礙。
三、締約過失：先合同責任、後合同責任、侵權責任？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是合同責任、非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目前在理論界尚存爭議。締約過失責任理論是由德國目的主義法學家耶林於1861年發表的《締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於未臻完全時的損害》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創立的，被譽為法學上的重大發現，填補了法學上的盲區，其基本內容是指一方違反先合同義務，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信賴利益損失時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個理論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承認。1994年通則第2.15條（惡意談判）規定：（1）當事人可以自由進行談判，並對未達成協議不承擔責任；（2）但是，如果一方當事人以惡意進行談判，或惡意終止談判，則該方當事人應對因此給另一方當事人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惡意，特別是指一方當事人在無意與對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開始或繼續進行談判。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歐洲合同法通則》稱之為磋商過程中的責任。該通則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締約過失關於惡意談判中的第2.301條1——3項，第2.302條關於保密義務的規定幾乎完全一致，這充分說明了國際商事游戲規則的趨同化乃大勢所趨，人類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納互為消長。[11] 誠如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在《歐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預言的那樣：如果說歐洲在經濟方面必然要形成統一的單一市場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歐洲的私法起碼在某種程度上勢必要統一起來，那一天終會來臨，鴻溝將會被填平。[12]這是智者之識。筆者認為何止歐洲，在將來的某一天世界會統一於一個游戲規則，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樂觀的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國《合同法》不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締約過失理論，而且在借鑒了通則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的發展。
締約過失的前合同義務的體現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磋商；（2）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3）未盡協力義務；（4）未盡先義務，以及未盡保密義務。
締約過失後合同義務體現在第58條，即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講的「合同關系雖然消滅了，法律仍要求當事人負某種義務，違反了這種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個責任不屬於侵權責任，也不屬違約責任，類似合同義務。」 [13]
除此之外，還有後合同義務，即附隨義務。該義務在締約前存在，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也存在，合同法第92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即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辦、保密義務。我國《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規范，並未將締約過失責任局限在締約前的通則之中，而是根據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加大了保護交易安全、懲罰違約的力度。遺憾的是，有的論文在2006年還引用明顯過時的觀點，[14] 仍局限在締約前的過失責任范圍內，這就落後於我國《合同法》何止十萬八千里！所謂締約過失責任，德國法稱為先合同責任，它搖擺於合同法和侵權法之間。在締約過失責任產生之初，關於應當將其置於何種責任之下的爭議便開始了。迄今為止依然爭論未休。據筆者歸納，在大陸法系之間關於締約責任有三種歸屬方式：第一種方式為先合同義務，德國自2002年起將締約過失納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內（見《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2款和第3款），其可歸納有如下原則：注意義務、信賴責任、附隨義務、保護義務。如一方違反上述義務，則承擔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類型有締約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受損義務導致合同終止等。 締約過失理論付諸於司法實踐始於德國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國法院在該案中將適用於合同責任的規則延伸到了與侵權責任更為相關的事實上。一位女士走進一家商店，在購買了許多商品後，向店員說明要買一卷油毯。店員從貨架上抽出她要買的一卷油毯時，不小心讓另外兩卷油毯從貨價上滾落下來，砸傷了這位顧客和她的兒子。帝國法院將合同原則適用於這一案件，並論證說：原告是帶著購買油毯的意願走進這家商店的。因此在雙方之間便產生了導致銷售者應當保護消費者的特定關系。違反此義務，便應當承擔合同損害賠償的責任。由此引發的是，合同責任原則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適用於侵權事實領域？德國法官的論證表明，假如人們走進一家商店在收銀台前等候過程中卻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責任應當包括這種侵權行為。依據油毯一案，若第三人與意在締結合同之人之間存在某種特定關系，則注意義務則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國近年也多有這種判例，如上海一家書店一學生從電梯掉下摔傷；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飯店門前滑倒摔傷等，都是按締約過失對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舉過一個商場因工作人員疏忽未蓋地下室蓋板，將一顧客脊骨損傷的案例，也稱之為締約過失責任。這是將締約過失責任擴大化的傾向，值得商榷（下文將涉及該問題）。第二種方式為侵權行為。如2002年9月17日歐洲法院在判決中認為，根據國際管轄法，惡意終止合同磋商的損害賠償責任應由《布魯塞爾條約》第5條第3款調整。該款的調整對象是侵權行為或類似行為。將違反誠信原則、惡意終止合同磋商歸屬於侵權法，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多國持此觀點。法國主流觀點認為先合同責任屬於侵權性質。1988年法典對此法律觀點予以確認。比利時法學界的立法觀點同樣傾向於合同責任歸於侵權責任之中，盧森堡法律體系主流觀點也將先合同責任納入侵權責任之中。第三種方式為將締約過失與侵權責任相區別，其代表性的國家是希臘。其民法典採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度，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將所有先締約出現的損失或侵害都往締約過失籃子里裝。《希臘民法典》第197-198條依據締約的目的來界定何為締約過失、何為侵權行為。該法典首先承認締約過失的賠償責任，對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確認，並創造健康的商業交易關系。對此，法學家們舉例說，假使某人走進一家商店打量陳列的商品，或走進一家餐館找位子，並不屬於希臘所理解的締約過失責任范圍，因為他們與合同標的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系。對學者們經常引述的德國法院判決的締約過失案例，如「亞麻油地氈案」、「顧客香蕉皮滑倒案」、「菜葉案」，[16]希臘法學家認為應當適用侵權法，而不是締約過失責任，所說締約過失應為締約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惡意磋商或違反保密義務等才符合締約過失構成要素。對此觀點，筆者甚表贊賞。現略陳述淺見如下：
首先，要認定是否屬締約過失責任，應按締約過失理論和通則、合同法的觀點和規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惡意磋商、隱瞞真相、協力義務、告知義務、附隨義務等。如違反這些原則性規范可以確認締約過失責任。第二，要依照當事人是否有締約之目的認定是否確屬締約過失責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節假日或閑暇時，逛商店習以為常，有購物的，也有以消遣為目的的（不在少數）。第三，要把握締約過失法律概念的含義。締約過失責任概念有三層含義：一是締約是前提，無締約的明確目的，即使受到傷害也不能往締約上靠。二是須有過失。過失有兩種含義，一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二是過於自信的過失。這兩種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備前兩個要素的情況下才存在責任承擔問題。只有具備這三個要件，才構成民事行為的締約過失責任。

❽ 合同法第142條和144條如何理解標的物風險轉移

標的物所有權轉移和風險承擔是買賣合同中兩項最重要的內容。風險承擔是指買賣的標的物在合同生效後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雙方的事由而發生毀損、滅失時，應由哪方當事人承擔。其關鍵問題是風險轉移的問題，風險轉移的時間確定了，風險由誰來承擔也就清楚了。
我國合同法對標的物風險轉移採取交付主義原則，即以標的物的交付時間來確定風險轉移的時間，具體有以下幾點：
（1）《合同法》第142條規定：「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標的物交付之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之後由買受人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2）《合同法》第143條規定：「因買受人的原因致使標的物不能按照約定的期限交付的，買受人應當自違反約定之日起承擔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
（3）《合同法》第144條規定：「出賣人出賣交由承運人運輸的在途標的物，除當事人另有約定的以外，毀損、滅失的風險自合同成立時起由買受人承擔。」
（4）《合同法》第145條規定：「當事人沒有約定交付地點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標的物需要運輸的，出賣人將標的物交付給第一承運人後，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買受人承擔。」
（5）《合同法》第146條規定：「出賣人按照約定或者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二款第二項的規定將標的物置於交付地點，買受人違反約定沒有收取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自違反約定之日起由買受人承擔。」
（6）《合同法》第148條規定：「因標的物質量不符合質量要求，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買受人可以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買受人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出賣人承擔。」
對標的物風險轉移的規則有以下幾點需要注意：
（1）標的物的毀損、滅失的風險自交付時轉移，這一原則既適用於動產買賣，也適用於不動產買賣。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 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條第2款規定：「房屋毀損、滅失的風險，在交付使用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使用後由買受人承擔；買受人接到出賣人的書面交房通知，無 正當理由拒絕接收的，房屋毀損、滅失的風險自書面交房通知確定的交付使用之日起由買受人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2）標的物風險轉移不與標的物所有權轉移相掛鉤，而是自標的物交付時轉移。動產自交付時所有權與風險均發生轉移，並不是所有權轉移導致風險轉移，而是交 付行為帶來的兩個不同的法律後果。不動產所有權自完成過戶登記手續時轉移，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的，所有權不發生轉移；但不論不動產過戶登記是否完成，只要 出賣人向買受人交付了不動產，該不動產的毀損、滅失風險自交付時發生轉移。在所有權保留買賣合同中，盡管特定條件滿足之前標的物的所有權仍歸出賣人所有， 但只要完成了標的物交付，風險即轉由買受人承擔。同樣，車輛、船舶、航空器等特殊動產的風險也自交付時發生轉移。
（3）如果買賣雙方對標的物風險轉移有約定的，依其約定。

❾ 買賣合同中轉移風險與承擔責任的問題

在需要運來輸的買賣合同自中，賣方將貨物交付給承運人之後，風險就發生轉移，是指假如在運輸途中，貨物發生了毀損或者滅失，那麼賣方依舊有權利請求買方付款，買方不能以貨物在運輸途中遭受損失為理由拒絕支付貨款。由於買方支付貨款之後，仍可以依照與承運人之間的貨物運輸合同，可以要求承運人承擔貨物毀損的責任，但是要注意承運人免責的情況，例如因貨物的自然屬性導致的損失，等等。

❿ 合同中的四種交付方式風險什麼時候轉移

風險轉移
合同法第142條確立了風險轉移的基本原則：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標的物交付之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之後由買受人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風險負擔，是指非可歸責於任何一方當事人的原因，標的物發生的毀損滅失的損失承擔。
注意：風險轉移採取交付主義，不僅適用於動產，而且也適用不動產。
（一）交付主義：不同交付方式下的風險負擔：
1、現實交付情形下，若為送貨上門，自貨交買受人處時轉移風險給買受人；若為上門提貨，自貨出出賣人處時轉移風險給買受人；若為代辦托運，自貨交承運人時轉移風險給買受人。
2、指示交付情形下，自物權憑證交付給買受人時轉移風險給買受人。
3、簡易交付情形下，自合同生效時轉移風險給買受人。
（二）例外
1、第143條，因買受人原因交貨遲延的；
2、第148條，出賣人瑕疵履行的；
3、第144條，路貨買賣；
4、第145條，交貨地點不明確的；
5、第146條，買受人受領遲延的。
另外，注意兩個問題：出賣人未交付物權憑證以外的標的物單證、資料的，不影響風險負擔轉移（第147條）。買受人承擔風險負擔的，不影響出賣人承擔違約責任（第149條）。
（三）不能混淆
1、在所有權保留買賣合同中，可能會出現風險負擔人與物的所有權人並不一致的情形，這正體現了交付主義與所有權人主義立法規則的差別。比如，甲賣牛一頭給乙，6月1日交貨，牛款1800元，約定乙半年內每月付款300元，付清最後一筆款項後，牛的所有權歸乙。結果7月1日這天牛被雷擊而死。此時風險負擔歸乙，但牛的真正所有權人卻是甲。
2、試用買賣中的風險負擔規則也值得重視
如，甲於5月20日交付一輛賓士車供乙試用，試用期2周，下面以次為例分析如下：
（1）在試用期間，發生風險，應由甲負擔；
（2）試用期屆滿，乙表示買下，其後發生風險，應由乙負擔；
（3）試用期屆滿，乙未作任何錶示，其後發生風險，應由乙負擔；
（4）試用期屆滿，乙表示不購買，甲未當即取回，其後發生風險，應歸甲承擔
提示：試用期屆滿，乙表示購買（或不作任何錶示），二人之間的買賣即告成立，此時發生簡易交付，故以此時間點來確定風險負擔規則。
3、在簡易交付場合下，往往合同的成立與生效，交付的完成，所有權的轉移，風險負擔的轉移等四個法律現象，是一並發生的。

買賣合同作為有名合同在合同法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買賣合同是轉移所有權的合同，而所有權是物權的一種，是民事主體的一項重要權利。因此買賣合同中所有權從何時以何種方式從賣方轉移到買方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對風險的轉移亦有重大影響，而風險轉移同樣也是買賣合同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它涉及買賣雙方當事人的基本義務與合法權益。當今的國內立法與國際條約對以上兩個方面的問題都給予了高度重視。下面就財產所有權的轉移與風險負擔的轉移及其之間相互關系作如下論述：

一、財產所有權的轉移

（一）各國民商法對所有權轉移問題的規定不盡一致。法國主張買賣合同成立時轉移所有權。《法國民法典》第1583條規定：「當事人雙方就標的物及其價金相互同意時，即使標的物尚末交付，價金尚未交付，買賣合同即告成立，而標的物的所有權即依法由賣方轉移於買方」。《英國貨物買賣法》對所有權的轉移區分特定物、非特定物、賣方保留所有權等不同情形作不同規定。在特定物或已經特定化的貨物買賣中，所有權轉移取決於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從雙方當事人意圖轉移時，所有權轉移。

（二）我國過去的民法理論將所有權轉移區分為特定物和種類物。特定物買賣的所有權自合同訂立時轉移，而種類物則是在交付時轉移所有權，前者從形式上看似有利於保護第一買受人的利益，因為如果出賣人隨後又將標的物賣給第三人並為交付時，第一買受人可基於其所有權行使標的物返還清求權，請求第三人返還標的物，而且可以主張第二個買賣合同無效。[1]這種做法不夠合理，因為在接受交付之前買方只能獲得對標的物的債權，而不能取得事實上的所有權，否則容易把債權與物權混淆。

（三）《民法通則》第72條和《合同法》第133條規定所有權自交付時起轉移，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這一時間規則是買賣合同所有權轉移的靈魂。從這一規定可以看出：

1、《合同法》中的「標的物的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時起轉移」中的「標的物」應作狹義理解，指動產[2]。即動產的所有權自交付時起轉移。

2、「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是指法律規定不動產和部分動產的所有權自辦理完產權變更登記時轉移[3]。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有如下幾種情況：

a、不動產所有權自登記之日起轉移。如：在房屋買賣合同中出賣人雖已將房屋交付給了買受人，但根據我國《房地產管理法》第35條和第59條之規定並不能由此而產生轉移房屋產權的效力。只有在辦理登記過戶手續後，房屋產權才能轉移給買受人。換言之，產權登記即物權登記是房屋所有權轉移的生效要件。

因贈與和其他方式轉移房屋所有權的亦同樣適用這一規定。

b、部分動產的所有權轉移也有存在特殊情況的。如我國《海商法》第9條和《民用航空法》第14條對船舶和民用航空器所有權的取得、轉讓和消滅都規定應當向主管部門登記，未經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由此看出只要合同成立生效，即使未完成物權登記，在出賣人與買受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已經形成，標的物的所有權自交付時轉移。但有一點不容忽視，即在外部法律關繫上一旦不知情的第三人主張權利，同時該所有權轉讓的買賣合同未經登記，則該買賣合同不會受到保護。

c、在所有權保留的買賣合同中，標的物所有權自買受人交清最後一筆款項時轉移給買受人。在此之前雖然出賣人早已將標的物交付給買受人，但所有權仍為出賣人所享有，這一點從《合同法》第134條和167條的規定可以說明。

3、《合同法》第133條中「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體現了契約自由原則，即買賣合同當事人可自行特別約定標的物所有權自合同成立時轉移，或約定標的物所有權在買受人付清全部或一定價款時轉移等條件。此類情況多發生在特定物買賣中。如收藏家甲在畫家乙家中看到一幅畫，與乙達成買賣協議，協議中特別約定合同成立時該畫所有權即轉移於甲，即屬比例。該案中若甲第三天來取畫，發現乙已於前一天將畫賣給了第三人丙且丙已取得了該畫。則甲可對丙行使物上追及權收回該畫，並有權請求乙承擔侵權責任。因為根據《合同法》第51條之規定，乙的行為並非一物二賣，而是無權處分行為。當然在此案中丙若是善意有償取得該畫的第三人，可以以善意取得來對抗甲的請求。

4、從《民法通則》第72條和《合同法》第133條可以看出財產所有權轉移的規則順序：法定—約定—交付，即法律有特別規定的優先，其次是當事人可以另外約定，若無前兩者，則以標的物的交付時間為買賣合同中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時間。

（四）財產所有權轉移的方式

1、從民法理論上講人們相互之間設定義務的目的是為了履行，而交付作為履行的一種方式是買賣合同當事實現合同目的的必經環節，亦是買賣合同的核心問題之一。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交付具有以下重要的意義：

a、交付主義是所有權轉移的規則

b、交付主義是風險轉移的規則

c、交付主義是孳息歸屬的規則

以上三點意義在本文中將逐一進行論述

2、既然標的物在一般情況下（動產）自交付時轉移所有權，那麼什麼是交付就顯得尤為重要，所謂交付是指物品佔有與控制的移轉，也可以說是由出賣人將標的物交給買受人佔有，即佔有的轉移。[4]從總體上說交付可分為現實交付和觀念交付兩種方式。

a、現實交付，即出賣人將標的物置於買受人的實際控制之下，即標的物直接佔有的移轉，此為交付的常態。現實交付依交付方式的不同可再分為三種情形：

第一種送貨上門。即由出賣人運送貨物到買受人處。此時貨交買受人處才算完成交付。

第二種上門提貨。即由買受到出賣人處取走貨物，此時貨物運出出賣人處即算完成交付。

第三種代辦托運。即由出賣人代理買受人與承運人訂立運送合同，買受人承擔運費的交付方式。此時出賣人將貨物交給承運人即算完成交付。

與簡單直接的現實交付相對應的則是觀念交付，又稱為擬制交付。在這種情形下出賣人無須通過直接方式轉移標的物的佔有與控制即可完成交付。它是標的物佔有在觀念上的轉移而非現實轉移。觀念交付方式使特殊情形下的交易更加方便、快捷。觀念交付又分為三種：

第一種指示交付。即交付提取標的物的單證，以代替標的物的現實交付的交付方式。標的物的單證即具有物權性質的憑證，包括倉單、提單等。《合同法》第135條規定「出賣人應當履行向買受交付標的物或交付提取標的物的單證並轉移標的物所有權的義務」。即為指示交付方式。

第二種簡易交付。即買賣合同訂立前，買受人已經通過租賃、借用、保管等合同關系實際佔有標的物。合同生效的時間即為交付時間。《合同法》第140條規定的即屬此種交付方式。

第三種佔有改定。即由雙方當事人簽訂協議，使買受人取得標的物的間接佔有以代替標的物直接佔有的移轉方式。如：出賣人甲與買受人乙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合同中約定甲將房屋所有權登記過戶於乙之後，甲再以承租人的身份租用該房屋兩年，在該案中甲為房屋的直接佔有人，乙為房屋的間接佔有人，此種交付方式即為佔有改定。目前我國合同法尚未明文確認這種交付方式。

（五）標的物財產所有權轉移時需要注意和區別的幾個問題。

1、應當看到，買賣標的物的所有權在轉移的同時，還涉及到一個主物與從物的關系及交付前後產生的孳息歸屬問題。

主物是指由同一人所有的，需共同使用才能更好發揮效用的兩物中起主要作用的物；從物則是指輔助主物發揮效用的物。孳息則是由原物產生的收益。又分為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5]

根據民法原理，從物與主物關系密切，對主物處分的效力及於從物。一般情況下出賣人交付標的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應隨交從物於買受人。如：甲將自行車賣於乙同時也應當將自行車之從物即自行車車鎖一並交付於乙。當然當事人有特別約定的也可以不移交從物。這體現了契約自由原則，但《合同法》第163條規定「標的物在交付之前產生的孳息歸出賣人所有，交付之後產生的孳息歸買受人所有」。如：在甲將其母狗賣給於乙的一份附所有權保留特約的買賣合同中，甲將母狗交付給乙後對母狗仍具有所有權，乙在交清最後一筆款項後才能得到母狗的所有權。那麼在母狗交付後至交清最後一筆款項前的這一段期間內，母狗所生的小狗應歸買受人所有，而不是歸出賣人甲（即所有權人）所有。所以說對孳息歸屬權採用交付主義與所有權主義的差別，典型地體現在附所有權保留特約的買賣合同中。在這里首先要注意區別從物與孳息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要混淆。其次在主物交付買受人後從物隨從移轉的情況下當事人之間也可以另外特別約定不移交從物，但若是原物產生的孳息則不存在當事人另外約定的情況，一律以交付為標准來確定其歸屬。

2、標的物交付還涉及到對方當事人的接收問題，但接收標的物涉及到風險負擔問題，因此留待下面的風險一段來論述。

3、試用買賣合同中出賣人將標的物交與買受人試用的行為不是交付行為，因而試用買賣期間的標的物風險應由所有權人即出賣人負擔，而非由買受人負擔。試用期滿後買受人表示購買的，合同此時生效，則交付完成，其交付方式應適應《合同法》第140條的簡易交付規則，但一定要明白在此之前沒有法律意義上交付概念的存在。

4、《合同法》等137條規定「出賣具有知識產權的計算機軟體等標的物的，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的以外，該標的物的知識產權不屬於買受人」。這是一項保護性措施，它說明了3個方面的問題：

a、買受人可以取得該知識產權的使用權而無版權等著作權，出賣人向買受人交付的只是以有形體表現出來具有知識產權的計算機軟體這一載體，買受人取得的也只是該標的物（即載體）的所有權。

b、體現了契約自由原則，在一定情況下對於該標的物的知識產權的歸屬當事人還是可以約定的。

c、知識產權不是一種有形體，不應成為物權中所有權的一種，所以也就談不上所有權的轉移了。

5、買賣合同中標的物交付的轉移與贈與合同中財產的權利轉移是有區別的。《合同法》第186條第1款規定「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以「權利轉移」而不以「交付」作為撤銷贈與的要件，可見贈與合同中「權利轉移」的含義，也即是所有權的轉移，而交付只是所有權轉移的方式之一，這說明贈與合同中標的物的轉移也是遵循法定—約定—交付這一規則的。

二、風險負擔的轉移

（一）風險是指標的物的可能遭受的各種意外損失，如盜竊、火災、沉船、損壞、霉爛、破碎、查封等。這種風險來自意外事故，當事人雙方均無過錯。風險負擔的轉移涉及買賣雙方的基本義務，關繫到是由賣方還是由買方承擔損失的問題。如果風險已由賣方轉移到買方，即使貨物遭受損失或滅失，買方仍有義務支付價款；反之，如果風險尚未轉移給買方，一旦貨物發生損壞，不僅買方無支付價金的義務，而且賣方還要對不交貨承擔責任。

(二)風險從何時轉移至買方，各國立法不—

標的物風險負擔的核心問題是何時標的物風險由出賣人負擔轉為買受人負擔，即風險轉移的時間問題。對此有三種不同的理論，—是標的物風險自合同成立時由出賣人轉移至買受人承擔，羅馬法及現代瑞士法採用此種理論。二是標的物風險自標的物所有權轉移時轉移，法國法和普通法國家採納此種理論。三是標的物風險自標的物交付時轉移。德國民法、奧地利民法及美國和現代斯堪的納維亞法採納此種理論。[6]但各國法律大多要求必須滿足一定條件時，始能發生風險轉移。—般來說在種類物的買賣中都要以貨物的特定化或將貨物劃拔於合同項下，風險才轉移。《2000年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在其引言中作了此樣規定。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67-69條亦作了規定。

(三)我國《合同法》第142條規定：「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標的物交付之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之後由買受人承掘，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它有2層含義：

1、法律和合同可直接對風險轉移作出規定或約定，並且有優先適用的效力。

2、在上述情況之外，以「交付』』作為臨界點來劃分風險，而不是以所有權轉移為標准來劃分。即有可能標的物已交付，風險已轉移，但所有權尚未轉移，如房屋買賣合同中，房屋已交付用戶使用，但尚未辦理過戶手續。此時風險已經轉移，而所有權並未轉移。因此「交付轉移風險」與「所有人負擔風險」是不—致的。

合同法這樣規定有其積極的效果：

a、以交付作為風險轉移的標准便於風險承擔者在風險損失發生後估價損失，向保險人求償以及救助或處置受損的貨物。

b、交付標准較所有權轉移標准更清楚明確，容易劃清風險責任的界限。

c、交付標准使對保管貨物中的過失的訴訟減少到最少，且有利於迅速解決因風險承擔而發生的爭議，保護交易安全，促進商品流轉。[7]

(四)在途貨物的風險轉移

1、在途貨物的風險轉移也即路貨買賣的風險轉移，所謂路貨買賣是指貨物已在運輸途中出賣人尋找買受人、出賣運輸途中的貨物。

2、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68條對路貨買賣規定：「對於在運輸途中銷售的貨物，從合同訂立時起風險就移轉到買方承擔。但是如果情況表明有此需要，從貨物交付給簽發載有運輸合同單據的承運人時起，風險就由買方承擔。盡管如此，如果賣方在訂立合同時已經知道或理應知道貨物已經遺失或損壞，而他又不將這一事實告知買方，則這種遺失或損壞應由賣方負責。」

3、對於在途貨物的風險確有其特殊性，因此不適用風險自標的物的交付時轉移的一般規則。我國《合同法》第144條對路貨買賣的風險轉移作了專門規定：「出賣人出賣交由承運人運輸的在途標的物，除當事人另有約定的以外，毀損、滅失的風險自合同成立時起由買受人承擔。」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

a、路貨買賣實際上是單據的買賣，貨物一旦運輸，便脫離了出賣人的控制，貨物危險的發生很難判斷是在路貨買賣合同成立之前還是成立之後出現，因此有必要將風險轉移時間定為合同成立的時間。

b、這樣規定對於買受人而言也並非不公平。因為單證買賣性質的路貨買賣，單據與保險單同時轉讓，即貨物所有權與保險利益同時轉讓，一旦貨物發生危險，買受人也可憑保險單向保險公司索賠。

c、規定雙方當事人另有約定的情況是從契約自由原則來考慮的，而不必一味地以法律規定為准。

4、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合同法對路貨買賣中的標的物並未加以嚴格區分為種類物和特定物，似乎有些不足之處。因為如在路貨買賣中，買方只向賣方購買運輸中的部分貨物，在此情況下發生一部分貨物的風險，則風險如何負擔就是一個疑問了。

(五)違約情況下的風險負擔

1、一般而言，風險在哪一方，就由該方承擔由此所引起的損失。但是如果出現一方或雙方違約的情況，對風險轉移及其分擔是否產生影響呢?對此我國合同法在總結世界各國立法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我國國情，區分不同情況作了不同的規定。

2、根據下利於違約方的原則，《合同法》第143條規定因買受人的原因致使標的物不能按照約定期限交付的，買受人應當自違反約定之日起承擔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同時《合同法》第146條規定，出賣人按照約定或者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二款第二項的規定將標的物置於交付地點，買受違反約定沒有收取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自違反約定之日起由買受人承擔。但《合同法》第148條則相對應的規定當標的物質量不符合質量要求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實現時，買受人可以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解除合同，買受人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解除合同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就轉為出賣人承擔了。

3、根據合同法的上述規定則有必要討論一下買賣合同中交付與接收的相互關系，這是因為在買賣合同中，標的物的交付要涉及到對方當事人的接收問題，而標的物所有權乃至風險的轉移是一個雙方行為，既要有賣方的交付行為，也要有買方的接收行為，但接收並不等於接受，因而買受人在該標的物之後，若發現標的物質質量並不符合質量要求的，繼而可以拒絕接受該標的物，從而使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再轉移於出賣人承擔。這是我國由於理論界一般認為交付標的物是出賣人的義務、接收標的物對買受人而言則既是權利、也是義務。

由於買受人有義務接收標的物，因此就應正確履約，依合同及時、恰當地接收賣方交付的標的物。然而有些買受人因各種過錯原因而遲延收取標的物，這就構成違約，應當承擔遲延期間標的物的保管費，而且賠償出賣人因之遭受的損失。如果這期間標的物因某種因素而毀損、滅失，那麼本著過錯責任原則，應當由買受人承擔風險損失。承擔風險的期限應自合同約定交付時至實際交付前，因為在這段時間里買受人佔了標的物，因此就應由其承擔風險責任而不能由出賣人承擔這段時間的風險責任。

4、合同法第147條規定了在當事人雙方有約定的情況下，出賣人按約定未交有關標的物的單證或資料的，不影響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轉移。這說明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轉移與標的物有關單證和資料的交付之間不具有牽連性。但需要指出的是標的物風險的轉移，不影響出賣人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的違約責任的承擔。即在風險責任由買方承擔的情況下，不會影響買方要求賣方承擔違約責任的權利。

標的物風險的特點是不可歸責性，即任何一方對損失都沒有責任，也就是說買賣雙方都沒有過錯責任。然而由於損失的發生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必須有人對此承擔後果，這樣風險責任就不因買賣雙方是否違約而實際存在。當買受人依法或依合同約定承擔風險責任時，極有可能是賣方履行合同時違約，即交付標的物的時間、地點、標的物的質量、數量等有與合同約定不符的情況。對於買受人而言盡管他承擔著標的物風險責任，但這也絲毫不能影響他向出賣人請求賠償的權利。換言之，風險責任的承擔與違約索賠是兩種性質的行為，互相之間沒有因果關系，即使出賣方不承擔風險責任，但因此違約也必須依法律或約定承擔相應的違約後果。這既是對買受人的經濟賠償，也是對出賣人違約的經濟懲罰，我國《合同法》第149條為此作了明確的規定。

三、財產所有權的轉移與風險轉移的關系

(一) 聯系：

總結《合同法》第133條和第142條之規定我們可以看出買賣合同中財產所有權的轉移規則與風險負擔的轉移規則具有以下共同之處：

1、財產所有權與風險負擔的轉移都實行交付主義，至於交付的意義前文已有交待。

2、財產所有權與風險負擔的轉移都以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的另有約定為優先適用。

由此可以看出一般情況下買賣合同中標的物的交付會同時導致財產所有權與風險的轉移。即財產所有權與風險的轉移同時適用：法定一約定—交付這樣的順序規則。

（二）區別：

所有權的轉移與風險負擔的轉移有密切的聯系，同時也應看到它們之間亦有諸多不同之處：

1、如前所述在標的物交付的情況下並不一定必然導致所有權的轉移，但風險此時已轉移。如：在房屋買賣合同中當交付房屋於買受人使用的時候，若未辦理產權過戶手續，則房屋所有權並未轉移，但此時風險負擔已於房屋交付買受人時轉移到買方。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此時風險負擔不轉移，這里特別要指出的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規定 對房屋的轉移佔有，視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房屋毀損、滅失的風險，在交付使用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使用後由買受人承擔；買受人接到出賣人的書面交房通知，無正當理由拒絕接收的，房屋毀損、滅失的風險自書面交房通知確定的交付使用之日起由買受人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因此在房地產買賣過程中業主朋友們要注意在合同約定風險的轉移時間，以避免不可預測風險承擔的產生。

2、反之，還存在交付標的物時，財產所有權轉移，但風險並未隨交付而轉移的情形。如：甲與乙訂立買賣合同，由甲將懷孕母羊一隻賣於乙，合同中約定在甲將羊交付之後，風險並不發生轉移，只有待母羊產下小羊後風險才轉移於乙承擔即屬此例。再如：甲向乙出賣處於運輸途中的貨物，合同中約定只有將貨物運到乙的住處才算交付，則在該案中標的物的風險在合同成立之時即在貨物交付之前即已轉移。因為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了標的物的所有權在貨物運到乙處才算交付轉移而未約定風險的轉移，因此所有權與風險的轉移亦不是同步的。

從以上所舉事例可以看出財產所有權與風險負擔的轉移並非必然是同步進行的，它可以基於法律的規定或當事人約定的不同而不同，即當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時，有可能出現財產所有權轉移而風險負擔未轉移或財產所有權未轉移但風險負擔已經轉移的情形。

綜上所述，在買賣合同中財產所有權與風險的轉移問題上，以交付主義和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為共同適用規則，但同時交付主義以外的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這一優先適用規則又往往導致財產所有權的轉移與風險的轉移不在同一時間或地點進行。因此買賣合同中財產所有權的轉移與風險的轉移這兩者的關系是密切而又不分的，同時它們之間的區別也是明顯而復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