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學的起源

❶ 社會學的發展歷史

會學起源於19世紀末期，是一門研究社會的學科。依照發展程度和時間順序，社會學理論一般分作古典社會學理論、現代社會學理論和當代社會學理論。社會學之父——孔德創立第一社會理論——社會演化理論。在19世紀，三大社會理論分別是社會進化論、社會周期論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
1830年代到19世紀末葉普遍被視為西方社會學的創立時期。這一時期的社會學特點是：（一）與哲學關系密切；（二）受實證主義思潮影響極大；（三）創立社會學的目的在於維護協調現存的社會關系。
社會學形成學術規模的成長期大約處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社會學的發展歷程可以被看作為對例如工業化、城市化、世俗化等現代性問題的積極回應，或是對社會理性化的理解和反思。在社會學創始初期這段時期期間，社會學領域在歐洲大陸占據了主導地位，並與英國的人類學和統計學遵循著類似的發展軌跡、舉頭並進；但踏入二十世紀以後情況開始逆轉，越來越多的社會學家活躍在所謂的「盎格魯勢力范圍」（Anglosphere），即以英語為主的地區。與此同時，社會學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圍和方法，獨立的學科體系基本形成，而研究范圍越來越具體化和專門化。很少早期的社會學家會限定於特定、狹隘的研究主題，例如經濟學、法學、心理學、哲學等理論相關領域也是其關注范圍。自社會學在十八世紀奠基以來，社會學的認識論、方法、研究架構等一直經歷著擴展和分歧，形成百家爭鳴的情況。這一時期形成了以埃米爾·塗爾干為代表的實證主義路線，以馬克斯·韋伯為代表的反實證主義路線和以美國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社會調查的傳統的社會學研究局面。塗爾乾的社會學理論以社會關系和社會團結為主線展開，堅持社會唯識論和社會整體觀，主張在社會整體層次上進行實證性研究。同時他還對社會反常現象和社會偏離行為產生興趣。韋伯則是傾向於個體主義，即主張對特定的社會行動和社會現象背後的個人動機及隱藏的秘密進行解釋。他試圖驗證任何社會現象背後都一種無形的、精神的力量

❷ 法的起源

中國古代法的起源應該是在夏朝。夏朝，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它到底要將中國古代法的原點選在何處？同許多大陸文明一樣。它的法制更加強調等級，是一種不平等的法制。這有異於一古希臘為代表的海洋文明，雖經反復，但終究選擇了民主。在人類歷史上這兩種文明體系不斷碰撞，以中華法系的崩潰而告終。這應該就是中華法系的原點，其實也是大多大陸文明的原點。
原始社會究竟有無法律，這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和法律學的研究者。
原始社會究竟有無法律，這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和法律學的研究者。在中國法學界，圍繞法律的起源曾有過激烈的爭論，至今沒有明確定論。由於某些原因，我國法學的研究基本上是圍繞國家制定法來進行，法是隨階級、國家的產生而產生，只有國家才有資格制定法律，原始社會無法等等，這些觀點已被我國法學界奉為不易之正宗，寫進了教科書， 傳授給學生。

筆者基於以下幾點考慮，認為在原始社會存在法。

其一，法律的產生、發展是一個復雜的孕育、演化過程，不能以國家作為法產生的"分水嶺"進行簡單的一刀兩斷，在國家產生前，已孕育著法的胚胎，國家的出現，更多地是為法提供了強制性、權威性和統一性，法成為一種有文字記錄的更加理性的機制；

其二，"凡社會該有其法"，任何社會都必須有自己的規范，都有廣泛意義上的法。法是與人類社會機體相聯系的用以調節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社會機制，在任何社會形態中都存在著這種機制，而且都需要這種機制。在國家產生前，禁忌、習慣或習慣法就是這種機制的表現形式，充當了原始社會的法，因而，我們不能用現存的、成熟意義上的法觀念和法律形態去衡量、尺度原始社會的法；若如此，當然只能得出原始社會無法的結論。

一、禁忌：原始社會最早的法律——法律的源頭

禁忌(taboo)，來自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亞湯加島人的土語，意思為避免遭到懲罰，禁止用"神聖"的東西，禁止觸犯和接觸"不潔"的人和事。最早的禁忌是原始人對大自然充滿崇拜、畏懼而產生的，在人類社會形成的蒙昧、低級的階段，這時，生產力和認識水平十分低下，原始人的思維相當簡陋和感性，是一種本能的"純粹畜群的意識"，它們不能把自身與外在世界, 主體與客體，個體與群體，精神與物質區分開來，日月星辰的泯滅，春夏秋冬的交替，山川草木的枯榮興衰，人自身的生老病死，都會令原始人不可思議。自然界作為一種現存的、外在的、給定的存在物，對於原始人來說是一種變幻莫測, 既無法離開，又十分陌生、恐懼的世界。

當原始先民對外界超自然力（mana）的恐怖、畏懼無法解脫, 對日月星辰變化的疑慮和擔心無法理解，特別是各種矛盾纏繞他們又無法解決時，在生存本能的驅使和"萬物有靈"觀念的支配下，原始人為了避免災難、保護自己、控制自然，便由對超自然力神秘力量的篤信和敬畏而給它加上若干禁制。祈求通過自我的約束控制，鬼神的神秘力量轉化為對自己有利的武器，從而避免可能遭至的厄運和懲罰，這樣就形成了最早的禁忌。禁忌一方面表現了原始先民對不可觸犯的萬物有靈的乞求和恐懼，另一方面則是原始民族消極地為自己規定的這也不準那也不行的規范准則。它被原始先民恪守不移，奉若神明，受到嚴格的遵守。有這樣一段話代表了我們的理解："我們怕天地之間的一切精靈，所以天長日久，我們的祖先才定下這么多規矩；這是從世世代代的經驗和才氣中得到的，我們不知道，也猜不出原因在那裡，我們遵守這些規矩，是為了平平安安過日子，凡是不知道的東西我們都怕，身邊見到的東西我們怕，傳說和故事裡講的東西也怕，我們只好按老規矩辦，只好遵守我們的禁忌"[1]。

在各類禁忌中，無論是由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圖騰崇拜產生的禁忌，還是各種生產禁忌、行為禁忌、宗教禁忌等禁忌形式, 幾乎都有一種共同的功能和特性，即對人的本能行為進行限制，制止和預防潛在的危險，保護原始先民的生存，達到控制危害性自然力的企圖。可以說在原始社會，原始禁忌是一種最早、最特殊的規范形式，它扮演著法律的角色，事實上發揮著法律的作用，是階級社會法律的萌芽。正如德國著名學者馮特說"禁忌是人類最古老的無形法律，它的存在通常被認為是遠比神的觀念和任何宗教信仰的產生還要早。"[2] 法國學者倍松也說："說得好聽一些，圖騰主義便是原始人民的憲法。"[3]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發展演變過程中，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是， 禁忌不僅是某一國家，某一民族的個別的、偶然的生活現象，也不是特定發展階段的暫時生活現象，而是幾乎伴隨了人類產生以來的歷史現象，是全世界共有的文化現象。這種現象在沒有國家和成文法出現以前，禁忌事實上也必然是人類最早的行為規范，是法律的源頭和種子，是原始社會的法，影響和支配著當時原始社會的各個方面。

(一) 禁忌具有法律的警示、扼制、保護功能

無論各類禁忌，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提醒人們在生產勞動，婚嫁喪葬, 祭祀儀式時必須小心行事，千萬不能亂來。它就象一個"危險的符號"（這猶如現代法律中的禁止性，義務性規范一樣）隨時指令人們的行為模式。警戒人們採取禁止、迴避的方式盡量不與某些危險的事物相沖突或者發生接觸，一味地進行妥協、讓步、屈服，否則將導致災難，受到報應和懲罰。如納西族嚴禁任何人砍伐神樹，認為砍了神樹會刮大風下大雨；赫哲族外出打獵, 見燒火堆要磕頭，否則認為不順利；我國的苗人在圖騰禁忌方面就有八條,(1)祭祖祀社時，應參加者都須參加，應做的事都須做，不該做的事就不能亂來；(2)鼓石窟和鼓頭家供奉的祖像、木鼓、蘆笙、牛角等不準亂動；(3)鼓社的鼓醒鼓之前，不得亂動；(4)祖像到村寨看訪，各家要認真接待，不得怠慢，褻瀆；(5)藏木鼓的山上一草一木，都不得任意攀摘、砍伐；(6)從播種至吃新谷期間，禁止吹祿笙、敲鼓和鬥牛；(7)寨中敬奉的古樹和風景樹,要以神相待，不準褻瀆或砍伐；(8)過鼓社節後至蒙鼓的三年間，男女不得婚嫁。在我們最近對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祿春，江城的調查中，仍有大體穩定的禁忌慣例或規則，用以規范、約束人們 的信仰行為，如，父與女、母與子、翁與媳、 岳母與女婿之間在一些場合迴避的規矩。

如果說現代法律是以"明確、肯定、具體"的規范形式指引著人們的行為，且這種規范指引依據的是客觀、必然的現實, 來源於社會物質生活方式的需要和統治階級的共同願望；那麼禁忌則是通過幾代人不斷傳承與重復，是被模式化了的在潛意識中帶有神秘的、傳統的精神觀念。依據這種精神觀念和想像的因果關系，相沿成習，充當了在原始社會，調整人類行為的功能，告訴了人們應當做什麼，不應當做什麼，並且人們也自覺地屈服於這種禁制，維護這種禁忌准則。

(二)禁忌具有法律的懲罰功能

在我國《禮記·曲禮》中記載"人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忌"，這說明只有先了解了禁忌, 才可能避免麻煩或招受懲罰。《周禮》中也說"犯禁者,舉而罰"、"戮其犯禁者"，一般來說,對觸犯禁忌者本身最常用的處置辦法是獻祭和懺悔，嚴重者族則實行鞭打、罰款甚或驅除村寨、處於死刑。如在埃及王朝形成之前 ,埃及人將鱷魚、山羊等被敬為圖騰動物，凡有殺害者， 概處死刑；"在南非有個野兔部落，倘若有人誤食了野兔肉，無論他是一般部民，還是酋長、顯貴，都要按照禁規敲掉他的若干顆牙齒。"[4] 在我國納西族，虎被認為是自己的祖先，如獵人打死了虎，輕者要受到鞭笞，重者要罰款，有的還要殺水牢。在舊西藏，禁忌匯入法典，具有法律一樣的約束力，違禁的處理方法與違法的處理方法有很多相似之處。如被判為"枇杷鬼"、"撒魂鬼"的女子，將受到最嚴重的刑罰——逐出村寨，其他如泄露村寨機密，屢次偷盜，亂倫行為等也將受到嚴厲懲處，或罰款或贖金抵罪。特別是隨後巫術和神判方式的出現，更強化了這種威懾、懲罰功能，在少數民族中，彝族的"畢摩"，納西族的"東巴"、壯族的"師公"、苦聰族的"比莫"就是禁忌習俗的解釋者、 宣傳者和執行者，在社會上具有較高的權威和地位，景頗族的悶水、撈開水、煮米, 彝族的打雞、打牛、抱石塊等方式就是懲罰違反禁忌習俗者的表現。

這種被禁制的行為，向人們設置了無數條警戒線，雖然沒有任何文字上的公告，卻沒有人可以逃脫它。如有違反，就必須付出代價，遭到懲罰。有的學者將這種性能看作是人類刑罰系統的一個基礎，就不無道理。當然禁忌絕非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法律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它對社會的規范和調控，除依*人們對法的自覺遵守外，更多地帶有國家的強制暴力作後盾。而禁忌主要依*共同忌諱下的"自我扼制"的集體意識，*人們精神上自發的力量來控制，它是非理性和缺乏真實驗證的。它的約束力會隨社會的進步或生活的某些變化而逐漸削弱,會隨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而自動消失。

(三)禁忌具有法律的社會協調、整和功能

禁忌作為一種較低級的社會控制形式, 它是一種約束面最廣的社會行為規范。從吃穿住行到心理活動、從行為到語言，人們都自覺地遵從禁忌的命令；禁忌象一支看不見的手，暗中支配著人們的行為，起著一種社會協調、整和的功能作用，有助於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的建立和延續。我國學者朱狄在他的《原始文化研究》中，總結、歸納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將禁忌的功能、目的概述為以下幾條：(1)保護重要人物如酋長、祭師等，免受傷害；(2)保護弱小者如婦女、兒童和普通人等不受酋長、祭師等有力的瑪那（mana）所傷害；(3)預防由於扶模或接觸屍體，或誤食某種食物等所引起的危險；(4)保護一些重要 的生活行為如生育、成人禮、婚姻和性機能等免受干擾；(5)保護人類不受來自神的精靈的憤怒或力量的傷害；(6)防止個人的財產、莊稼、工具等被竊。顯然地，這些功能和作用為其後的法律所吸收，充實了法律的內容。可以說，對法律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一種承先啟後的過渡、推動作用。如調節食物分配、限制飲食本能的禁忌使人在質態上遠遠高於動物，亂倫禁忌和圖騰外婚制保證了人類社會秩序的穩固和種族的繁衍，其後法律中的禁止打豬、捕殺動物、禁止通*、實行一夫一妻制等無不是這種禁忌特性的縮影或擴張。

針對這種功能特性，弗雷澤明確指出"禁忌在很多場合是有益的，考慮到社會的狀況，法律的缺少和民風的剽悍，它可以相當不錯地代替一個政府的職能，並且使社會盡可能地接近有組織。"[5] 德國學者卡西爾也說過"禁忌是人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唯一的社會約束和義務的體系，它是整個社會秩序的基石，社會體系中沒有哪個方面不是*特殊的禁忌來調節和管理的。"[6] 因此，禁忌在繁衍後代、協調勞作，維系社會組織結構方面，都"和我們所謂『文明人'的生活中的道德、法律等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7] 可以說，法律是從原始的禁忌習俗中擺脫出來的，是在原始禁忌的母體內孕育成長起來的，當建立在錯誤的因果關系的認識基礎上的巫術、禁忌不能再直接調節重大的現實社會關系時，為了解決人與人之間復雜的接觸、沖突、矛盾，法律就產生了。據此，筆者同意任聘的觀點，即"禁忌成為原始社會唯一的社會有束力，是人類以後社會中家族、道德、文字、宗教、政治、法律等所有帶有規范性質的禁制的總源頭。"[8] 日本法學穗積陳重也曾說過"太朴（即禁忌）者，為人類至有制裁之行為規范之起源，法律實為此原始的規范之進化者也。"[9]
二、習慣：原始社會基本的法——現代法律的前身和盟芽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原始禁忌在實踐的傳承中會發生分化和變異，一部分禁忌將被淘汰、廢棄；一部分禁忌將為習慣所吸收（或者其本身就是習慣的一部分），經過一番揚棄和改造，融入其後的法律、法規中。著名學者鄭拯鐸指出：習慣"是從很古遠很古遠的時代遺留下來的原始的『禁忌'的一種。在古遠的時代是一種『禁忌'。到了後來便變成了禮貌或道德或法律的問題了。"[10]

可以肯定的是，習慣這種在人們生產勞動過程中，逐漸養成的共同的行為模式或行為標准，這種許多人在實踐中共信共行的規范，對法的產生和影響比禁忌更直接、更重要。在任何民族的法律體系中，習慣是一種"不僅最古老而且是最普遍的法律淵源。"[11]為此恩格斯曾指出"在社會發展的每個很早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況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12]

在原始社會，習慣反映和受制於社會與人類自身發展的雙重限制, 盡管它在很大程度上帶有盲目性、神秘性和受動性，與法律相比，在調整層次上低下，在調整范圍上狹小，然而它卻是人類對自身外部行為自覺調節的開端，是人對動物性超越歷史進程中了不起的勝利，比禁忌更前進了一步。種種理由表明，原始社會的習慣事實上已蘊藏著法的最一般規定，邏輯地構成了法的前身和萌芽狀態的的法，我們今天來看摩爾根在調查美洲土著民族時總結的幾種原始習慣制度，事實上就是具有法律意義上的習慣制度。(1)氏族成員有選舉世襲酋長和普通酋長的權利；(2)氏族成員有罷免世襲酋長和普通酋長的權利；(3)氏族有相互繼承已故氏族成員遺產的權利；(4)在氏族內部不得通婚；(5)氏族成員有相互援助，保護和受屈復仇的義務；(6)氏族有給氏族成員命令的權利；(7)氏族有收養外人於本氏族的權利；(8)氏族有共同的宗教信仰；(9) 氏族有共同的墓地；(10)參加氏族大會。顯然地，這些習慣和制度已為後來的成文法律所吸收採用，構成了法的最一般的基本要素。特別是復仇和對復仇限定的習慣規定，更能說明法律的產生和演變。復仇最早是一種本能的自衛行為，但復仇的無度和濫用，必然帶來騷動和戰爭, 為了維持社會的正常秩序，就必須在實踐使用中作出限制, 如復仇程度只允准以同類同程度的損傷加於加害者；復仇的條件須經氏族部落團體批准；復仇的期間和次數只准對現在之侵害行為復仇；且復仇以一次為限。如此等等的習慣規定，以及賠償、差押等變通方法，已含有刑事審判，民事訴訟等因素，氏族及有關團體也實質上承擔著原始法官，原始法庭等社會職能。

根據習慣來調節社會關系，解決各種糾紛，在我國民族史的有關資料中，也能得到證實。如我國的鄂克溫族，在近現代仍保留著原始共產主義的習俗，他們由若干有血緣關系的小家庭組成叫做"尼莫爾"的游牧集團。他們一起游牧，互助互利，權利平等，共同選舉"毛哄達"和"嘎申達"各一人，管理族內的一切事務。"毛哄達"的主要責任是通過勸說，教育本族的成員。對屢教不改的成員則在氏族會議上解決。再如清代苗族地區，沒有本氏族通用的文字，不能形成統一的法規，《苗例》是苗族人世代相傳，年久而成的習慣警言、誡語,是清代處理苗民間輕微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法律依據，具有普遍約束力。景頗族的習慣法，它的行使是由轄區范圍內的最高領袖山官來負責，司法權操縱在山官手中，每當山官處理糾紛時，吸收寨中的頭人、長老和"董薩"參加，程序是：起訴人可直接到山官家，送上酒一筒申訴事由，山官決定評定理後，通知雙方評理的日期，整個評理過程採用民主協商方式，在裁決方式上，通常以交納賠償金的辦法代替懲治，如故意殺人罪，按習慣法一般不判償命，群眾認為：殺人本來已不是好事，再把活著的人處死，那就更不好了，按習慣法的規定，除兇手必須交給死者家屬若干頭牛償命外，還實行象徵性的同態賠償，頭顱要賠胡蘆一個，眼睛賠寶石兩顆，牙齒賠斧頭一把等。在我們最近對雲南邊疆少數民族習慣的調查中, 一些村寨至今仍規定了許多具有習慣法內容的規約，如不得偷挖亂撬別人的田水；不得盜別人豬牛；不得偷別人柴草、瓜果、疏菜；不得砍伐護寨林、風景樹等，這些規定具有大家必須遵守的法律效力，如有違反者，視其情節輕重進行處理。習慣和習慣法，作為法律的重要淵源，不僅在每個法律傳統里都存在，而且對法的產生有重大影響，是法律的前身或萌芽，這點我們將作如下理論分析。

(一)原始社會的習慣是在一個特定的社會共同體內, 由社會群體共同確定的社會行為規則，它是一代又一代通過模仿，權威和傳統的力量而沿襲下來的，從時間上講，它源遠流長，經過了長期社會實踐的檢驗，從內容上講, 它是在群體中統一而普遍適用的，人們彼此知曉，權利、義務清楚，習慣的這種規范性、統一性必將為法律所認可、吸收，也就是說，法律的產生制定必須在原有的習慣中尋找立足點，深深根植於習慣之中，法律作為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現象，不管其在歷史發展中如何豐富完善，表現為千姿百態的存在形式，都應該貫穿著一些共同要素和共同規定，從而成為法的一般本質和特性。我們不難設想當法律拋開用來鞏固社會，維持大眾利益的習慣時，法律就失去它本身的社會基礎和權威，就潛伏著失去效能的可能性。所以薩姆納認為"法律起源於或者說應該起源於民德，民德漸漸演化為法律, ——立法必須在原有的民德中尋找立足點。立法為了自強必須與民德相一致。"[13]法律運行的實踐也清楚表明, 違背習慣的法律不僅很難推行, 而且有可能成為一堆廢紙。美國著名法學家博登海默也精僻指出"在早期習慣法的實施過程中 ,大眾的觀點，慣例和實踐同官方解釋者的活動，始終是相互影響的。對早期社會生活中的基本法律模式, 甚至連權力極大的統治者都不可能加以干涉。"[14]

(二)著名歷史學家梅因曾說"在人類初生時代, 不可能想像會有任何種類的立法機關，甚至於一個明確的立法者，法律還沒有達到習慣的程度，它只是一種慣行。用一句法國成語，它還只是一種『氣氛'。"[15]正是得力於這種慣行或氣氛，保證了原始社會的和諧和有條有理，保證"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都把一切調整好了。"[16]霍貝爾在他的《原始人的法》一書中對北極地帶的愛斯基摩人、菲律賓北呂宋島的伊富高人、北美洲印地安人中5個民族的原始法進行了研究，認為"法律是無法從全部人類行為方式中截然分開來的"，"在尚無文字的人類文化中，我們稱之為原始法律，如果在剛跨進文明門檻的古代社會，就稱之為古代法律；在發達的文明結構中，我們稱之為現代法律。"[17]大量資料表明：習慣在經歷了由偶然到必然，由經驗到理性，由局部到全局的概括和上升，在經過自發到自覺的不斷總結積累，特別是發展為習慣法之後，已成為調控原始社會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關系的普遍的一般的行為規定，歷史地發揮著類似法律的功能作用。

(三)原始社會的習慣除主要依*道德輿論的調節，公共權威的約束，自由平等的管理辦法維持、推行外，事實上，原始先民剛擺脫動物狀態，還帶有很深的動物獸性的痕跡，如亂倫的血緣婚制，母系血統與父系血統之爭, 不同氏族集團的沖突斗爭等，都不可能如我們美化的那樣美好、和諧，而是經常出現各種違背習慣的野蠻行為。因此，為了維持社會不致於崩潰，保證習俗把一切都調整好。必須賦予習慣以一定的強制性，由氏族集團或集團的代表以原始法官的身份行使原始的司法、審判職能，對於各種違背習慣的行為作出包括處死在內的嚴厲懲處。夏之乾先生在其著作《神判》中就指出"為了要有效地排除早期的血族相婚, 從而實行一系列兄弟和不同血緣的另一列姊妹之間的相互婚配，沒有一定的制約手段是不可能的，固此，必然會產生某種限制措施。同樣，為了保證集體的採集，狩獵和捕魚等生產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無一定形式的組織安排和紀律制度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18]神判這種習慣法，實質上就是一種具有強制性的規范，它是在當時依*人類本身的智慧和力量，無法解決某些疑難糾紛時，不得不轉而求助於"神"的意志而加以解決的最高的和最後的判決手段。據《貴州通志·土民志》中說，在貴州苗區，對裁決不服，則駕鍋，用油米和水貯鍋，置鐵斧於內，柴數十擔，燒極滾，其人用手撈斧出鍋，驗其手起泡與否，為決輸贏憑天地神明，公斷有無冤枉。這表明, 原始社會的習慣並不是憑簡單的共同遵守，酋長的威信所能奏效的，習慣仍含有每種外部強制性，國家的出現，加劇了這種強制性，使法律帶有了明顯的強硬的國家意志性，對人人都有約束、強制力的習慣變成了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進行暴力強制的法律。雷德菲爾德曾對此總結到"如果解決沖突的具體辦法（包括支付罰金的數量）是由部落習慣根據不同案件的分類事先規定好的，那麼必須會產生一種不成文的法典。由習慣來確定受害人採取的解決問題的方式（不論是用武力報復還是收取罰金），這樣就產生了法律程序的原始形態。"[19]

總之，法律與原始的禁忌、習慣在規范的性質上是一致的，從生物學的原理講，禁忌、習慣是孕育法律的胚胎或種子，缺少了它，法律不可能突發產生；從唯物辨證的發展眼光分析，禁忌、習慣是法律孕育的准備過程，禁忌、習慣作為法律的過渡橋梁和聯系中介，在法律形成演化的漫長過程中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保證了社會從非准則性規范向准則性規范的遞進，正如弗洛伊德所說"隨著文化型態的改變，禁忌形成為一種有它自己基礎的力量；同時，也漸漸地遠離了魔鬼迷信而獨立，它逐漸發展為一種習慣、傳統而最後則變成了法律。"[20]

處於社會規范的大系統中，原始禁忌、習慣與法律的重要區別在於：禁忌、習慣是未得到立法者頒布的，或未得到受過職業的法官以書面形式加以闡述的；禁忌、習慣是無文字歷史的"共同規定"，而法律則是有文字社會的理性選擇；禁忌、習慣是個體適應群體的生活模式和行為標准，而法律則是群體（指統治階級的整體意志）對個體行為的調控和引導。我國著名教授楊坤就認為"法律的起源是和道德、宗教的起源同時的，即在原始社氏族社會階段, 但這時的法律還不是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由國家立法機構制定, 並由國家用強制的辦法保證執行的成文的行為規則，而僅僅是作為維持一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用某種公共的強制辦法，保證使人人都按照一定的由傳統習俗逐漸自然形成的，不成文的行為規則。一般可稱為習慣法，這種習慣法開始是和道德、宗教混在 一起的。"[21]

法律取代原始禁忌、習慣，其根本動因、終極原因應歸屬於馬克思的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歸結於私有制帶來的經濟根源和社會對立所引發的階級矛盾，撇開這些深層次的根本因素，從本文的探析中，我們有理由認為：法律的產生還受到民族矛盾、文化管理矛盾等多種綜合矛盾的作用，它是氏族組織無法滿足日益復雜的社會管理需要，是原始禁忌、習慣無力駕馭、控制調節社會矛盾的結果。法律的出現，不僅有階級根源，經濟根源，而且還有重要的文化根源。在我國發法學界長期奉行，法只出自國家，只與階級社會、國家緊密相聯系這種一元化觀點不利於我們正確認識和把握法律產生的真正軌跡，拘泥於經典作家的某些個別論述，對法律是國家產生前還是產生後停留於書本上的爭吵、辯論，忽視從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進行研究，都無助於揭示法律起源的真相。

* 原文發表於《法學研究》1994年第6期《法律的起源——從禁忌、習慣到法律的運動》，出版該書時略有變動。

[1] 轉引自《宗教與習俗》雲南人民出版社91年版第100—-101頁.

[2] 馮特:《神話與宗教》轉引自《圖騰崇拜與法的起源》《內蒙古社會科學》91年1期第60 頁或參見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86年版第32頁

[3] 倍松：《圖騰主義》胡愈之譯，開明書店,1932年版,第2頁

[4] 高明強《神秘的圖騰》江蘇人民出版社,89年8月版,第57頁

[5] 弗雷澤《魔鬼的律師》東方出版社,88年版 ,第20頁

[6] 恩斯特.卡西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頁

[7] 鍾敬文《中國神化之文化史的價值》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頁.

[8] 任聘《中國民間禁忌》作家出版社.第14頁.

[9] 穗積陳重《法律進化論》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第209頁.

[10] 鄭振鐸《原始崇拜綱要》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89年10月版第104頁.

[11] 埃爾曼《比較法律文化》三聯書店,90年3月版第43頁

[12] 《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8頁.

[13] 羅傑.科特威爾《法律社會學導論》華夏出版社第22頁.

[14] 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87年12月版第373頁.

[15] 梅因《古代法》商務印書館,84年版第5頁.

[16] 《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93頁.

[17] 霍貝爾《原始人的法》,貴州人民出版社,92年8月版,第4-5頁

[18] 夏之乾《神判》上海三聯書店,90年版第96頁.

[19] 羅德菲爾德《西方社會的法律價值》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90年版第39頁

[20] 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86年版第39頁

[21] 楊坤《民族學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84年版第291-292頁

❸ 法社會學的如何理解

法律的產生先於國家的起源，而法律又只是法的表現形式之一，或者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法律只是法的真實或虛假的表現形式。既然如此，那又如何理解作為權威性價值准則的法的強制性或強制力呢？
法的強制力量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首先，在原始習慣法產生的初期（有些學者認為原始習慣法產生於血緣家族之後的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主要靠社會輿論、氏族首領的威望等社會強制力來保障習慣法的實施。其次，在氏族社會末期，法庭和訴訟已經成為保證原始習慣法實施的手段。再次，隨著國家的產生，習慣法逐漸向成文法過渡，國家強制力（指國家的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有組織的國家暴力）也逐漸成為保障法律施行的主要工具。此外，「階級對抗社會的法能夠代表全體居民的利益越少，法律形式依賴於國家強制力就越多」.
法的實施之所以要以強制力為後盾，國家法之所以要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乃是因為法作為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器，必然會觸犯一定社會主體的某些既得的或預期的社會利益，從而必然會受到這些人的抵觸甚至反對。因此，如果沒有一定的強制力為後盾，法在許多方面會變得毫無意義，違反法的行為得不到懲罰，法所體現的意志也就得不到貫徹和保障。由於法律由國家創制並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在整個國家主權范圍內實施，法律因此而具有統一性、普遍性和權威性。

❹ 法起源於物的爭議

爭議是：法是人格化的超人類力量的創造物，各種各樣的神為人類創造法，還是認為法是暴力斗爭的結果，是暴力統治的產物。

夏朝，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它到底要將中國古代法的原點選在何處？同許多大陸文明一樣。它的法制更加強調等級，是一種不平等的法制。這有異於一古希臘為代表的海洋文明，雖經反復，但終究選擇了民主。

在人類歷史上這兩種文明體系不斷碰撞，以中華法系的崩潰而告終。這應該就是中華法系的原點，其實也是大多大陸文明的原點。

原始社會究竟有無法律，這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和法律學的研究者。

由於某些原因，我國法學的研究基本上是圍繞國家制定法來進行，法是隨階級、國家的產生而產生，只有國家才有資格制定法律，原始社會無法等等，這些觀點已被我國法學界奉為不易之正宗，寫進了教科書， 傳授給學生。

黑格爾指出：世界歷史的進程由心靈「正、反、合」的「對反、重復、超越」原則支配，這是辯證法。費爾巴哈則提出「唯物質才是真實」的世界觀，這是唯物主義。馬克思結合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學說而創造出「唯物辯證法」 。

法的起源的各種學說及其與法的本質學說之間存在內在的一致和對應的關系，如神創說就與法的本質的神意論觀點一致，是神學法學的主要內容；契約說則是自然法學派的觀點，與法的本質的理性論觀點緊密聯系。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恆存在的，而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才出現的社會現象。

❺ 法律經濟學起源

法律經濟學是近40年來發展起來的一門經濟學與法學交叉的邊緣學科，也是戰後當代西方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的學術流派。世界頂級學府美國芝加哥大學是當代法律經濟學的誕生地和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其中包括法律經濟學的主要奠基人芝加哥大學教授亞倫·戴雷科特和芝加哥大學教授羅納德·科斯，以及當代法律經濟學領軍人物、著名的法律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A·波斯納等等。

知識點延伸：
從學科研究的性質來看，法律經濟學已明確將自己定位是一門「用經濟學闡述法律問題」的學科。用波斯納的話來說，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主方法全面運用於法律制度分析」的學科。具體地說，法律經濟學採用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會的法律制度、法律關系以及不同法律規則的效率；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僅在於「使法律制度原則更清楚地顯現出來，而不是改變法律制度」。根據尼古拉斯·麥考羅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義，「法和經濟學是一門運用經濟理論（主要是微觀經濟學及其福利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來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運作以及法律與法律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學科。」
從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來看，法律經濟學對法律制度問題的研究基本上覆蓋了整個法律領域，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懲罰理論及其實踐、立法和管制的理論及其實踐；法律的實施和司法管理實踐；以及憲法、海事法、法理學等各個方面。但是，法律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普通法的中心內容――財產、合同和侵權」。按照波斯納的說法，經濟學家以前對法律的研究基本局限在反托拉斯法和政府對經濟實行公開管制的領域，而法律經濟學的研究重點則轉向了「並不公開管制的法律領域」。
從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看，法律經濟學是以「個人理性」及相應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作為其研究方法基礎，以經濟學的「效率」作為核心衡量標准，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為基本分析工具，來進行法律問題研究的。W·赫希曾指出：「盡管並非所有的研究者對法和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和方法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但是，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包括經濟理論與計量分析工具――構成了法律和法律制度經濟分析的基本特徵。」這一點，甚至連法律經濟學中的非主流學派的學者也看得十分清楚，R·P·麥樂怡就一針見血地說，「法律的經濟分析通過對法律規則（Doctrine）進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經濟效率分析，使我們可以就法律實施的結果得出結論，並對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會價值作出評價」。

❻ 誰能幫我介紹一下從中古時期至18世紀期間的法社會學思想

古代社會
（一）古希臘時期
關於人、國家和法的聯系的的思想，最早可以見諸前蘇格拉底時期的一批哲學家的理論中。哲學家赫拉克利特主張人們應當遵守法律、守護法律，用法律武裝與鞏固自己的城邦。為此他曾經表示「人民應當為法律而戰斗，就像為自己的城垣而戰斗一樣」， 表達了法在社會結構中的重要地位。德謨克利特認為法律為控制國家的主要條件，他認為頒布法律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對付某些威脅社會和諧的人。
智者學派提出社會秩序蓋由人為而非神創，「國家……是個人意志直接表示，是人們互相締結的契約的產物……國家和法是人們用來保障自己權利的人為的設施」。 智者的這一觀點可說是思想史上最早提出的社會契約論。 智者學派的普羅塔哥拉則從以人為中心的立場出發，把政治、國家和法律的產生歸結為人的自保的要求和技術、功能的目的。
在方法論上，柏拉圖開創了整體主義社會分析模式的先河，他把政治社會看作是一個由分工而組成的功能互補的系統。他認為城邦起源於分工，分工又是基於人們相互需要及內在能力的差異，人們只能做適合自己天性的工作而不相互僭越才是正義的，而「立法是為了造成全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幸福」 柏拉圖提出立法應遵循整體美德原則，也就是正義。正義的基本原則是每個人在國家中執行最 職務， 也就是使人按本性特點從事職務，從而達到在國家裡各做各的事而不受干擾，便有了正義，從而也就使國家成為正義的國家了。
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在國家的起源問題上都認為國家基於人的本性而產生，但亞里斯多德又被稱為網路全書式的思想家，所以在論及法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亞里斯多德所探索的領域較前人更為豐富。首先，他把正義分為「平均的正義」和「分配的正義」，「平均的正義」指的是所有權思想，「分配的正義」指的是賞罰思想，而他的法律觀就是基於這種正義論的基礎上，這樣他就為民刑法的劃分和以後的公私法劃分奠定了理論基礎。 其次，亞里斯多德推崇建立共和政體。他認為只有在這種政體中，由占人口多數的中產階級執政，統治權才不會由個人所把持，而只能寄望於法律的統治。在這里，亞里斯多德表述了他的法治優於人治的觀點，為法治學說做了開創性的貢獻。再有，亞里斯多德也論說了一系列影響法律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他認為法律必然是根據政體所制定的，只有符合於正宗政體所制定的法律才是正義的。 他還論述了了地理和人口因素的重要性，他認為法律就是某種秩序，而如果疆域過大，人口過多，就難以制定秩序。 這種把地理因素可以影響政治生活的觀點，對後來的孟德斯鳩有很大的影響。
伊壁鳩魯也提出了他的法與社會的關系的觀點，其主要是建立在他的契約論和個人主義基礎的政治哲學之上。區別於智者學派的契約論的設想，伊壁鳩魯第一次從理論體繫上系統闡述了社會契約思想，打開了此後西方政治思想中契約論的源頭，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國家與法乃是作為有利於人際交往的的一種契約而產生， 社會上自私個人為防止彼此的損害而妥協的產物。 他還把法的公正與人的利益權衡聯系起來。也就是說，法的公正與否只以人們相互交往的利益為轉移，一旦法的制定和實施被證明是不利於人們交往的利益，那它就不再是公正的了。
（二）古羅馬時期
盡管羅馬法學家普遍秉承的是自然法學說，但他們中許多人以此為前提推導出了人與人之間的自然平等觀。在古羅馬的政治思想家中，西賽羅的主要貢獻之一是確立了「真正的法律是和自然一致的正確的理性」的思想。以此自然法思想為出發點，他認為，不論人的社會地位是如何的不同，卻都是與上帝共享理性的公民，所有人都服從同一個普遍的、人神具有的法，因而在自然法之下，人類必然一律平等，這就突破了亞里斯多德認為只有在同等人之間才才存在平等的觀點。烏爾比安也認為，奴隸制度違反自然，提出在理性上解放奴隸的主張。羅馬法學家還認為，政治權力根源於人民，法律之所以有效力也是由於人民參政的結果；現實的羅馬帝國皇帝集大權於一身是由於人民已經將權力讓渡給皇帝。
（三）中世紀時期
中世紀的法律思想是一種基督教神權政治的法律思想，同時神法與人法的劃分又說明了它是一種自然法思想。奧古斯丁從原罪論的人性論出發，把人類行動盲目性與自然慾望的力量聯系起來，認為法律（人法）是為了對付人性墮落的情況而依據神意懲治和救濟罪犯的手段。 人法的產生是人類原罪的產物。奧古斯丁還指出，人法是維護和平和秩序的一種手段，它通過對犯罪的懲罰來維護和平和秩序。 阿奎那則把從公共利益為目的視為人法和法與否的根據 ，盡管這只是阿奎那為其等級秩序的法律觀辯護的論據。
文藝復興時期通常是指歐洲封建社會存在的最後三個多世紀。這時期從封建社會內部產生了最終摧毀聖•托馬斯•阿奎那世界的資本主義。在反對神學的旗幟下，一些思想家對現實社會生活和社會問題發表了真知灼見。以寫作《君主論》而著名的馬基雅維利，以人的眼光來看待社會現實，注重人的心理活動。他認為現世的人都只是自私的動物，他們只注重符合符合自身的功利，人性都側重於惡，所以在世人面前談道德尊嚴絲毫沒有意義。以此為據，他推導出法治對國家生存的重要性，他認為完善的法律是公民愛國美德的源泉，「政府保持穩定的首要條件也在於法治」；君主在日常政務中也必須以法為處事依據，「君主如不受法律的約束，那會比同樣情況下的人民更不文雅，反復無常和輕率」。
以莫爾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與同一時期的人文主義者一樣，也反對中世紀的禁慾觀念和神權主義。莫爾認為，理想國家的法因為簡單才顯得公正，「一切法律的頒布，僅僅是為了使每個人記住自己的職責」， 只有簡明，才能為每個人掌握，而只有人人精通法律的情況下，才不會有人可以利用法律欺壓其他人的現象發生。

❼ 理解社會學的起源

文藝復興運動以後，隨著理性的實驗科學在歐洲的興起,在用科學的精神認識社會問題上,西方學術界一直存在著與佔主導地位的自然主義、客觀主義思潮相對立的「理解」的傳統。18世紀義大利哲學家G.B.維科在《新科學》中，已提到關於自然界的科學和人類理解自身產生的「歷史科學」的區分。他的這一思想在18～19世紀的社會科學界得到了廣泛的承認。這一時期關於理解的論述包含兩個基本觀點：在自然科學的認識方法與歷史的、理解的方法之間作出區分；強調歷史的、理解的方法在社會認識上的真理性，以及自然科學方法的可疑性、假設性。

❽ 司考法理學中什麼是法的起源

1.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說
（1）神創說。即法是由神創造的，如自然法、神法，人定法源於自然法，或是從神法派生出來的。
①在西塞羅看來，作為最高理性的自然法來自神的理性，人定法源於自然法。
②中世紀神學家奧古斯丁提出：秩序和安排來源於上帝永遠的正義和永恆的法律，即神法；人法服從神法，是從神法派生出來的。
③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認識，如認為法源於天。
（2）暴力說。即法是暴力斗爭的產物。如中國法家代表韓非子認為：「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有斗爭有暴力才需要解決沖突的規則。
（3）契約說。該說認為在人類進入政治社會之前有一個自然狀態，無國家無法律，但存在一些危及人類發展的因素，人們為了安全，為了進一步的發展，相互締結契約，放棄部分自然權利，從而進入了政治社會，該契約就是法律。17、18世紀的古典自然法學者大部分都持此說。
（4）發展說。該說認為，法是人類物質、精神或歷史傳統演化發展的結果。
①黑格爾認為絕對精神發展到自然界階段，才有了人類，人類精神的發展產生法。
②民族精神論者提出法來自民族的精神或歷史傳統。
（5）合理管理說。許多法社會學者持此觀點，認為一個群體的法律秩序，是基於合理性管理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代表人物是美國法律社會學家塞爾茨尼克。
2.馬克思主義關於法的起源的學說
（1）法不是從來就有的，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而產生的，法的產生經歷了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
（2）在原始社會，社會組織的形態經歷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發展，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是道德規范、宗教規范和習慣，它們與階級社會的法是根本不同的。
（3）在原始社會後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的產生、階級的分化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

❾ 在西方,法學最早起源於哪裡

在西方歷史上，正是在羅馬帝國前期，第一次形成了職業法學家集團，第一次出現了法律教育和法學學派 ，第一次出現了法學著作。羅馬五大法學家之一的蓋尤斯的《法學階梯》，是一部最早的並完整保存下來的西方法學著作。

到中世紀中期和後期，出現了一種以恢復和研究羅馬法為核心的法學，即自12～16世紀相繼出現的義大利的注釋法學派、評論法學派以及法國的人文主義法學派。這三個法學流派雖各有特點且相互對立，但通過它們 ，羅馬法在歐洲大陸得到廣泛傳播，從而為歐洲大陸以羅馬法為基礎的統一的法律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9)法社會學的起源擴展閱讀

法學大類包括：法學類、監所管理類、馬克思主義理論類、社會學類、民族宗教類、政治學類、公安學類等。

1、法學類

法學，知識產權法，知識產權，訴訟法，法律，國際法，刑事司法，律師，涉外法律，經濟法律事務，公安法制，法學理論，法律史，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刑法學，民商法學，訴訟法學，經濟法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國際法學，軍事法學，法律碩士，法律實務。

2、監所管理類

監獄學，犯罪學，獄政管理，刑事執行，勞教管理，罪犯管教，罪犯教育，矯正教育學，罪犯心理矯治，涉毒人員矯治，司法管理，民事執行，行政執行，監獄管理，刑事偵查技術，司法鑒定技術，安全防範技術，應用法制心理技術，罪犯心理測量與矯正技術，毒品犯罪矯治。

3、馬克思主義理論類

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史與中國共產黨黨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

❿ 社會學起源社會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

1、「社會學」一詞是由孔德(Auguste Comte)首創的，他試圖使用一種物理學的方法來統一所有的人文學科——包括歷史、心理和經濟學，從而建立經得起科學規則考驗的學科，原本他用「社會物理學」來稱呼這個新的學科。他的貢獻主要是他使得社會科學終於脫離了人文領域。他的社會學理念是典型18世紀的：他相信所有人類活動都會一致地經歷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如果一個社會可以抓著這個階段，它就可以為社會病開出有效的葯方。
2、科學與數學：
社會學家研究時常常分析群體，如社會組織、宗教組織、政治組織及商業組織。他們研究社會群體間的互動、跟蹤源頭及發展過程、分析群體活動對各個成員的影響。社會 學家關心社會群體的特徵、群體間或成員間的互動影響及社會特徵（例如：性別、年齡、種族）對日常生活所帶來的效果。這些社會研究結果能夠協助教育家、立法者、行政人員、社工等解決社會問題並制定公共政策。大部分的社會學家都有多項專長，例如社會組織、社會分層及社會流動、種族關系、教育、家庭、社會心理學、城市、農村、政治及比較社會學、性別角色及關系、人口地理學、老年學、犯罪心理學及社會學應用。
今天，社會學研究人類組織、社會群體、社會互動等等都使用大量比較方法。社會學的發展對其它科學帶來額外的需求，這對研究現代工業社會是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社會學朝著微社會結構發展，例如：種族、社會階級、性別及家庭。因為有很多罪案發生、家庭問題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壓力，急需要社會學來尋找解決方法。
社會學家透過量性研究來研究社會關系以預測社會變動。他們希望透過質性研究，如面談及小組討論，對社會運作有更深入的理解。有些社會學家正辯論著從中作出平衡填補兩者之間的空隙。例如：量性研究描述大型社會現象而質性研究描述個人如何理解大型社會現象。
社會學之間：
在二十世紀早期，社會學家及心理學家曾對工業社會作出研究，對人類學作出了貢獻。要留意一點的是人類學家都曾對工業社會作出研究。今天社會學及人類學主要分別在於研究不同的理論和方法而不是對象。
社會生物學是綜合社會學及生物學的一門新科學。雖然它很快獲得接受，但仍然有很多爭論的地方因為它嘗試使用進化及生物過程來解釋社會行為及結構。社會生物學家常被社會學家批評過份倚賴基因對行為的影響。社會生物學家卻說在自然之間和哺育存在一個復雜關系。故此社會生物學跟人類學、動物學、進化心理學有密切關系。這仍然是其他科學所不能接受的。一些社會生物學家像Richard Machalek要求使用社會學來研究非人類社會。
社會學跟社會心理學有關系，前者關心社會結構，後者關心社會行為。
3、社會學涵義：
社會學是一門研究社會事實（客觀事實：社會行為、社會結構、社會問題等；主觀事實：人性、社會學心理等）的擁有多重範式的學科，起源於19世紀三四十年代。是從社會哲學演化出來的現代學科。社會學是一門具有多重研究方式的學科。主要有科學主義的實證論的定量方法和人文主義的理解方法，它們相互對立相互聯系，發展及完善一套有關人類社會結構及活動的知識體系，並以運用這些知識去尋求或改善社會福利為主要目標。社會學的研究范圍廣泛，包括了由微觀層級的社會行動（agency）或人際互動，至宏觀層級的社會系統或結構，因此社會學通常跟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歷史學等學科並列於社會科學領域之下。
社會學在研究題材上或研究法則上均有相當的廣泛性，其傳統研究對象包括了社會分層、社會階級、社會流動、社會宗教、社會法律、越軌行為等，而採取的模式則包括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由於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都是由社會結構、個體機構的影響下塑造而成，所以隨著社會發展，社會學進一步擴大其研究重點至其他相關科目，例如醫療、軍事或刑事制度、互聯網等，甚至是例如科學知識發展在社會活動中的作用一類的課題。另一方面，社會科學方法（social scientific methods）的范圍也越來越廣泛。在20世紀中葉以來多樣化的語言、文化轉變也同時產生了更多更具詮釋性、哲學性的社會研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