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關於社會
1. 談談合同法對現實的指導意義
合同的意義,在於雙方在信任或者不信任的狀態下,因為簽訂了合同就有了法專律依靠,在履屬行合作期間,雙方的書面承諾,有法可依,有據可尋,使所有的商務合作者,都能規范的承諾和履行合作的過程,從而使合作的結果完美化,和合法化,對和諧社會和諧治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社會發展,和法治社會的重要方式方法。
2. 合同法解決具體社會問題
一般情況下,停車費僅僅作為場地使用費,而不能認為形成汽車保管合同關系。所以除事先約定以外,停車場是不承擔相關責任的。老楊可以要求停車場協助提供監控,要求肇事方承擔責任,或者向保險主張責任
3. 合同法對當今社會的作用
合同法的制定是為了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內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容對於及時解決經濟糾紛,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
合同法是民商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規范市場交易的基本法律,它涉及到生產、生活領域的方方面面,與企業的生產經營和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合同法是最具代表性的私法制度之一,也是現代社會之契約規則的主體部分,它在社會經濟尤其商事交易中發揮著重要而基礎的作用。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包括平等原則、自願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合法原則和鼓勵交易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於1999年3月15日通過,現予公布,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4. 合同法是什麼
什麼是合同?什麼是合同法?合同又稱契約,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某種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合同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商品交換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調整合同的訂立、效力、履行、變更和解除、終止、違約責任等合同關系。下面找法網小編為您詳細介紹!
一、什麼是合同?
合同一旦簽訂就具有了一定的法律效力。經理人在簽訂合同時,首先要知道什麼是合同,合同有怎樣的法律特徵,合同應具備哪些條款才能產生法律自效力。
合同又稱契約,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某種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在合同概念之下,可以容納財產、身份、行政、勞動等不同性質的多種法律關系。合同法中所指的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而同屬民事法律領域的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以及其他法律性質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
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合同具有以下法律特徵:
1、合同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
2、合同是多方當事人的法律行為。
3、合同是從法律上明確當事人間特定權利與義務關系的文件。
4、合同是具有相應法律效力的協議。合同依法成立、發生法律效益之後,當事人各方都必須全面正確履行合同中規定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如果當事人不履行合同中規定的義務,要依法承擔違約責任。對方當事人可通過訴訟、仲裁,請求強制違約方履行義務,追究其違約法律責任。
二、什麼是合同法?
1、合同法的特徵
合同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商品交換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調整合同的訂立、效力、履行、變更和解除、終止、違約責任等合同關系。
合同法具有以下特徵:
(1)合同法強調主體平等、自願協商、等價有償的原則。這些原則是商品交換的基本原則。
(2)合同法貫徹契約自由的原則。在合同法中,主要是通過任意性法律規范調整合同關系。政府對當事人通過合同關系進行的經濟活動的干預,被嚴格限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
(3)合同法從動態的角度為當事人提供財產關系的法律保護。合同法調整商品交換關系,即調整動態的財產流轉關系。
我國的合同立法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由計劃經濟體制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開始的。繼《民法通則》為調整合同關系作了原則性規定外,還先後頒布了《經濟合同法》(1981年頒布,1993年作了修改)、《深圳經濟合同法》(1985年)和《技術合同法》(1987年),以及大量單行法規和條例。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培育和發展。1999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並於1999年10月1日施行。
2、合同法的基本原則
合同法的原則,是指其效力貫穿於整個合同法制度和規范之中的根本准則,是指導合同立法、合同司法和進行合同活動的帶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基本行為准則。概括起來看,我國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有:
(1)平等原則。平等原則是指地位平等的合同當事人,在權利義務對等的基礎上,經充分協商達成一致,以實現互利互惠的經濟利益目的的原則。當事人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是民事法律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合同法》第3條規定,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這一原則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二是合同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對等;三是合同當事人應當協商一致,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更不得以強迫、脅迫等手段簽訂合同;四是合同主體的合法權益平等地受法律保護。
(2)自願原則。合同自願原則表現為合同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自願原則體現了民事活動的基本特徵,是民事關系區別於行政法律關系、刑事法律關系的特有的原則。民事活動除了法律強制性的規定以外,一律由當事人自願約定。《合同法》第4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干預。
自願原則貫穿於合同活動的全過程:第一,訂不訂合同,由合同當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自主決定;第二,與誰訂立合同,由當事人自己選擇對方當事人;第三,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在不違法的情況下自願約定;第四•,當事人可以協議變更合同內容;第五,當事人可以協議解除合同;第六,當事人可以約定違約責任,在發生爭議時,可以自主地選擇解決爭議的方式;第七,當事人有權對合同的形式如口頭形式、書面形式、公證形式等做出選擇。
(3)公平原則。根據《合同法》第5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公平原則要求合同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要公平合理,要大體上平衡,強調一方給付與對方給付之間的等值性,合同上的負擔和風險的合理分配。一是要求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要根據公平原則確定雙方的權利義務,不得濫用權利、不得欺詐、不得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合謀;二是根據公平原則確定風險的合理分配;三是根據公平原則,確定違約責任。
(4)誠實信用原則。《合同法》第6條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力、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當事人應當誠實守信,善意地行使權力、履行義務,不得有欺詐等惡意行為。在法律、合同未作規定或規定不清的情況下,要依據誠實信用原則來解釋法律和合同,來平衡當事人間的利益關系。
(5)合法原則。《合同法》第7條明確規定,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
5. 合同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有哪些特點
合同法的調整對象,是指由合同法加以規定,可以適用合同法解決其中矛盾、沖突的特定社會關系。
合同法調整一部分動態財產關系,動態財產關系又稱財產流轉關系,是財產由一主體向另一主體移轉時,在財產轉讓者與受讓者之間形成的財產關系。與動態財產關系對應的是靜態財產關系,又稱為財產支配關系,是財產在特定主體支配下形成的支配者與社會一般人之間的財產關系。
合同法不調整所有的財產流轉關系,可以由合同法調整的財產流轉關系必須同時具備主體地位平等和在形式上表現為合同關系這兩個方面。後者是說由合同法調整的財產關系是基於雙方共同意志行為而發生的財產流轉關系,其內容由雙方訂立的合同確定。
由合同法調整的財產流轉關系可以分為兩類:商品交換關系和無償性民事財產流轉關系,但是調整的中心在於前者。
(5)合同法關於社會擴展閱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
訂立原則
1、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
2、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
3、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
4、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守信的原則。
5、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循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干擾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6. 社會問題有哪些 關於勞動合同法
不是無限勞動合同,而是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在單位工作滿年以上,聯系簽訂固定期限2次以上,那麼用人單位必須建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不然,要支付雙倍員工工資賠償和經濟補償。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內容,與原合同條款一樣,只是在勞動合同期限那裡,註明無固定期限。
法律依據:《勞動合同法》
第十四條 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是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無確定終止時間的勞動合同。
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可以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勞動者提出或者同意續訂、訂立勞動合同的,除勞動者提出訂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外,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一)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的;
(二)用人單位初次實行勞動合同制度或者國有企業改制重新訂立勞動合同時,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十年的;
(三)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且勞動者沒有本法第三十九條和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的情形,續訂勞動合同的。
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滿一年不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視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已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第八十二條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自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日起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
7. 合同法對社會經濟的作用,並舉例加以說明
與我們生活關系密切的一個經濟法律有「勞動合同法」,它的作用是,1、有利地回保護了人民的答勞動權。2、有利地保護了人民的合法待遇。3、保護了人民的合法收入。4、有利地保護了生產者、經營者的合法權益。5、促進了社會的公平、平等,正義,保障了人民的生活。
8. 中國合同法的發展歷史
合同也稱為契約,是一種合意或者協議,我國《民法通則》給出了合同的定義,即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協議。合同通常包括民法上的合同、行政法上的合同、勞動法上的合同。在合同主體之間的關系方面,民法上的合同主體是平等的,而行政法和勞動法上的主體則是不平等的。按照《合同法》的規定,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不適用《合同法》,而適用其他相關法律的規定。
合同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交易(即合同)關系的法律規范。
作為法律規范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在英美法系、還是在大陸法系,或者是在我國,合同法與其他法規范一樣,在不同歷史階段和條件下經歷了產生、發展和不斷完善的發展歷程。
從世界法制發展史上看,合同法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特點,根據合同法的特點、作用及其在法制體系中的地位,我們可以將合同法的發展劃分為古代合同法、近代合同法和現代合同法。
在這里,古代合同法主要是指奴隸制和封建制合同法。
合同作為財產流轉的法律形式,其產生必須基於財產流轉的事實,沒有財產流轉就沒有合同及其立法。人類社會最早的合同法是由習慣發展而來的,稱為習慣法。它與氏族習慣中的規則的根本區別,首先在於訴權的發生。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時,對方當事人便獲得訴權。《漢漠拉比法典》直接規定合同或與買賣有關的規范有 120 余條。其特點是:第一,奉行嚴格的形式主義;第二,合同種類較多,適用范圍較廣;第三,對違約行為進行嚴格的懲罰。古羅馬的《十二銅表法》中關於合同的規定比《漢漠拉比法典》還有進步:第一,其合同規范更接近於近代大陸法系在理性主義支配下的概念化立法方法,用抽象的、具有一般特徵的概念表述合同,從而使合同上升為民事法律行為,具有了明文規定的法律效力。第二,將合同視為當事人之間的法律,用合同作為確定當事人相互間的債權債務關系的「法鎖」,以保證交易的安全與穩定。第三,規定了物的所有權轉移的條件,從而使合同可能脫離物的實際交付而單獨存在,這意味著諾成合同開始同實踐合同相分離,成為一種新的合同形式。
公元五世紀,隨著日耳曼各部族聯盟大舉入侵羅馬帝國,產生了各王國根據本部族的習慣編纂而成的法典。這時,合同擔保制度很發達。日耳曼法雖然晚於羅馬法,其中合同規范也遠不及羅馬法那樣巧妙精深,邏輯嚴密。但因它發達於前資本主義社會,表現了由日耳曼人生活習慣所決定的立法上的實用主義的態度。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羅馬時代概念立法技術的同時,卻從實踐的角度對合同法作出了貢獻。第一,它在立法指導思想上注重強調個人權利對公共利益的服從,這就在限制當事人合意的同時,發展了訂立合同以維護社會公益為宗旨的思想。第二,它在立法技術上注重採用業已存在的日耳曼人的習慣,盡量使法律條文通俗實用,避免用概念替代習慣作法,這可以說是經驗主義的立法方法佔據主導地位,它對近代英美法系立法體系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第三,它在制度上有創新,保證、違約金制度即為例證。
在英美法系,合同法產生的較晚。大約自十三世紀開始,英國普通法通過債務和合同兩種訴訟形式解決合同問題。但這些合同不適用非要式合同。在十五世紀,普通法法院開始推行一種使非要式合同得以執行的訴訟形式。在十六世紀,確立了相互允諾原則。這些為合同法的繼續發展和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總的說來,古代合同法是簡陋的,欠缺許多具體且重要的制度,合同主體僅限於少數人,不要說奴隸不得訂立合同,妻子兒女在羅馬法上也無人格,重形式而輕內容,只要形式上符合法律要求,即使內容違反道德,合同是在欺詐或脅迫的情況下簽訂的,也仍然有效。所有這些均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終將被近代或現代合同法所取代。
近代合同法,是指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的合同法,以 1804 年的法國民法典中的合同制度為典型代表,以合同自由原則為明顯標志。但近代法時期卻是從十五、十六世紀開始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結束的相對較長的歷史階段。
近代合同法在合同主體方面,認為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合同法律人格,唯一有所限制的是人自身的行為能力。在合同的內容方面,認為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自由意思的選擇或真實意思的表現。在合同形式方面,主張當事人自由選擇合同的形式,嚴格的形式主義被拋棄。在合同的適用范圍上非常廣泛,連夫妻財產制、收養關系都進入了合同領域。
現代合同法是指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的合同法。在基本原則等許多方面,較近代合同法有所變化。第一,定式合同普遍化;第二,「強制締約」在公用事業中普遍存在;第三,「團體協約」應運而生;第四,表示主義取代意思主義;第五,合同解釋原則發生了重大變化,對當事人意志的探尋逐漸為維護社會公正的需要所代替。當代合同法具有統一化的趨勢。國際貿易在當代越來越發達,各種合同不限於只在一個國家內部適用。誠實信用原則一直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則,在現代合同法上的地位更高,發揮的作用更大。
與歷史上西方國家合同立法的發展相比,古代東方國家的立法就暗淡了許多。
在我國,因為長期處於封建社會,在法制上具有「重刑輕民」特點,雖然在西周時期已經出現了「質劑」、「傅別」等契約制度,但與商品經濟低水平發展的社會狀況相適應,合同法在我國的發展處於比較緩慢的狀態。
新中國成立以來,合同法的發展雖然經歷了一些曲折的過程,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實行,為合同法的健康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合同法迎來了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
從 1950至1956 年,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的方針政策是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方針。 1950年9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頒布了我國第一個合同規章 ---- 《機關、國營企業、合作社簽訂合同契約暫行辦法》,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 1957至1966 年,我國合同法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1958至1960 年,取消了合同制度, 1961 年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准八字方針以後開始,加強了對合同的行政管理。從 1966 年 5 月至1976 年 10 月,合同法再次被廢棄了。1976 年粉碎 「四人幫」以後,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1981 年 12 月由五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是我國合同法的重大成果,標志著我國合同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85 年 3 月,六屆人大十次常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 1987 年 6 月六屆人大二十一次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至此我國合同法體系呈現出以民法通則為基本法,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三足鼎立的局面。
1999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並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廢除了「三法」鼎立的局面。合同法統一的原因: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現代經建設的不斷發展,這三部有關合同的法律在實施中暴露出一些問題:第一,國內經濟合同,涉外經濟合同,技術合同分別適用不同的合同法律,有些共性問題不統一,某些規定較為原則,有的規定不盡一致,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發展的要求,有必要制定一部統一的合同法。第二,近年來,在市場交易中利用合同形式搞欺詐,損害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較為突出。在防範合同欺詐,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方面,需作出補充的規定。第三,調整的范圍已不能完全適應,同時近年來,也出現了融資租賃等新的合同種類,委託、行紀合同也日益增多,客觀也需要作也相應規定。
縱觀新中國合同法的歷史發展,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凡是在我國承認並發展商品經濟的時期,合同立法就發達,反之,合同立法就停滯,甚至被取消。
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迎來了合同法的春天,與此同時,合同法為市場經濟和微觀管理提供了基本遵循,必將更加有力地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9. 合同法的內容有哪些
根據全國人大關於合同法草案的說明及合同法的規定,我國合同法主要包括以下主要內容:
(1)關於合同的訂立和效力
合同的訂立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合同履行的前提。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要通過合同的訂立予以確定,訂立合同時考慮得周到,有利於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履行中可以減少糾紛,發生糾紛後,也便於及時解決。合同法對合同的主體、形式、訂立方式、合同的一般內容、合同的成立和效力等問題,都作了規定。
(2)關於合同的履行
履行合同才能實現訂立合同的目的。合同的履行關繫到當事人的利益,對商品的流轉、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合同法強調全面履行的原則,當事人應當按照合同的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同時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交易習慣,在履行合同時負有及時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
為了防範合同欺詐,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合同法增加規定了不安抗辯權、代位權和撤銷權。
(3)關於違約的責任
規定違約責任,是為了促使當事人履約,維護市場交易秩序,補償因違約給對方造成的損失。合同法在民法通則和三個合同法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違約責任制度。
第一,當事人一方未支付價款或者報酬的,對方可以請求其支付價款或者報酬。當事人遲延支持價款或者報酬的,應當支付該價款或者報酬的逾期利息。
第二,當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錢債務或者履行非金錢債務不符合約定的,對方可以請求強制履行。強制履行後還有其他的損失,可以請求賠償損失。
第三,為了切實保護受損害方的利益,合同法明確規定,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於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後可以獲得的利益,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應當預見到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
第四,增加規定了預期違約制度。合同法第108條規定:「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合同的,對方可以在履行期屆滿之前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
(4)關於合同的監督
合同法在經濟合同法和技術合同法有關規定的基礎上,對合同的監督問題做了規定。第一,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和其他有關主管部門,依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職責,分別負責對合同的監督。第二,對利用合同危害國家利益、社會公眾利益的違法行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和其他有關主管部門依照法律、行政法律規定的職權負責處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對合同的監督應當依法進行。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的以外,都是事後監督,不應當也不必要對所有合同進行事先審查,對合同的監督,是監督利用合同危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對當事人依法享有的合同權利以及民事處分權利不應干涉。
(5)關於合同法分則
合同法分則對買賣、供用電、水、氣、熱力、贈與、借款、租憑、融資租憑、承攬、建設工程、運輸、技術、保管、倉儲、委託、行紀、居間等十五類合同作了規定。
第一, 對三部合同法中的合同,多數予以保留,並根據實踐經驗和行政法規、司法解釋以及國際公約的規定,進一步完善。
第二,對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增加規定了一些種類的合同,如融資租憑合同等。
第三,保險法、擔保法、勞動法、著作權法等法律,對有關合同的特殊性問題作了具體規定,因此在合同法分則中不再專門規定。上述法律未規定的,適用合同法總則的規定。
第四,有些合同目前經驗尚不成熟,需要進一步研究,在分則中暫沒規定。分則沒有具體規定的合同,可以適用總則。
10. 中國合同法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於其許可權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准用於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准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許可權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並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並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託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託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託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託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託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託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於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後果直接歸屬於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僱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繫上考慮,合同法在委託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於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並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並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採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後,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於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並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後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託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託人訂立合同的意願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託人和第三人。
最後,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後果直接約束委託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託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第二、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何人所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託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託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託人是誰。〔41〕最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麼,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託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麼,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是受誰人之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麼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後,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後,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託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於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託人的介入權。
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介入受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不能向委託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託人的原因,則委託人可以直接向受託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託人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託人向委託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託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無法向委託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託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託人的問題。這是受託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託人不願意披露第三人或委託人,則只能由受託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後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託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託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託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託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託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託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託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託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裡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後,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託人同謀惡意侵害委託人的利益,在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於委託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託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後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後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託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於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於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託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託人已經與受託人了結了債務,則委託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於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並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後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於代理制度的討論並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僱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僱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於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許可權范圍。於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僱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後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於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僱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採用過失標准。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並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於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後,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於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託人接受了委託人的履行後,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於債權債務的處理出於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並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於,本人基於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並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於,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並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於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後,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並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於本人在接到通知後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