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199
A. 合同法中的六大義務
附隨義務隨合同關系的不斷發展，表現出不同的內容。我國合同法對附隨義務內容的規定大體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
1、通知義務
通知義務又稱告知義務，指合同當事人應將對合同相對方利益有重大影響的事項告知對方的義務。如《合同法》第158條規定：「當事人約定檢驗期間的，買受人應當在檢驗期間內將標的物的數量或者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情形通知出賣人。」
2、說明義務
合同當事人對合同相對方利益有重大影響的事項負有向對方說明的義務。如《合同法》第199條規定：「訂立借款合同，借款人應當按照貸款人的要求提供與借款有關的業務活動和財務狀況的真實情況。」
3、協助義務
協助義務是指合同當事人應協助對方履行義務，以使合同目的能順利實現的義務。在合同關繫上，債務人所負的履行義務多數是積極的給付義務，以滿足債權人利益為目的。而債權人要現實地享有合同利益，就必須以自己的行為接受債務人的履行、配合債務人完成履行行為。
如果沒有債權人的配合、創造必要的條件，合同將無法得到履行或不能達到履行的效果。為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誠實信用原則要求債權人負協助義務。如《合同法》第259條規定：「承攬工作需要定作人協助的，定作人有協助的義務。」
4、照顧義務
債務人履行合同時，應以謹慎、誠實的態度照顧合同相對方及合同標的物，輔助債權人實現給付利益。
如《合同法》第156條規定：「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的包裝方式交付標的物。對包裝方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應當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裝，沒有通用方式的，應當採取足以保護標的物的包裝方式。」
5、保密義務
保密義務又稱忠實義務，是指合同當事人負有將通過合同關系了解到的對方的秘密予以保密的義務。因為在合同訂立時，為了使對方了解和信任，一方往往要向對方透露自己的一些秘密，如商業秘密、技術秘密等。
如《合同法》第266條規定：「承攬人應當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保守秘密，未經定作人許可，不得留存復製品或者技術資料。」
6、保護義務
當事人履行合同時，應盡交易上的必要注意，保護相對方的人身和財產利益。如《合同法》第282條規定：「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設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內造成人身和財產損害的，承包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B. 合同法合理期限
我國《合同法》第95條規定：「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解除權行使期限，期限屆滿當事人不行使的該權利消滅。法律沒有規定或者當事人沒有約定解除權行使期限，經對方催告後在合理期限內不行使的，該權利消滅。」
經當事人催告之情形:
(1)在法律無規定，當事人也無約定的情況下，合同法並未明確規定當事人催告後合理期限的長短，不能說這不是一個立法缺陷。《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為法釋[2003]7號司法解釋）的規定。該解釋第十五條第二款規定：「法律沒有規定或者當事人沒有約定，經對方當事人催告後，解除權行使的合理期限為三個月。對方當事人沒有催告的，解除權應當在解除權發生之日起一年內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權消滅。」
(2）催告後的合理期限屬於一種除斥期間，即法律規定的某種權利的預定存續期間，權利人於除斥期間內不行使權利的，則喪失該權利。解除權的行使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因而法律或司法解釋明確規定解除權的除斥期間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在當事人未約定、法律也無規定的情況下，法釋[2003]7號司法解釋對商品房買賣合同的除斥期間作出了規定，如僅從學理上探討，把適用於某一特定領域的司法解釋所體現出來的原理，擴張到整個合同法領域也並無不妥。那麼在當事人催告的情形下，合理期限可以參照法釋[2003]7號司法解釋的規定確定為三個月。
從催告權的本意來看，在當事人催告的情形下，非解除權人可以為解除權人指定行使解除權的期限，逾期不行使解除權的，解除權即消滅。德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中也均明確規定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為權利人指定行使的適當期間，解除權人不在此期間屆滿前表示的，解除權消滅。合理期限這一除斥期間不宜過長
行使解除權實際上是對違約方不履行到期債務的一種較為嚴厲的懲罰，其後果是導致雙方合同法律關系終止，財產關系恢復原狀或終止履行。而債權的一般訴訟時效為兩年，為了防止債權訴訟時效過期而債權人還掌握著較為嚴厲的解除權情形的發生，解除權的行使期限應短於作為承擔一般違約責任的訴訟時效之兩年的時間，否則對債務人將明顯不利，也會對訴訟時效制度造成沖擊，導致合同關系極不穩定，這與法律平衡雙方當事人權利的公平理念及價值觀也是相違背的。
C. 合同法中，合同的主要條款有哪些
、合同法第12條規定：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一般包括以下條款：（一）當事人的名稱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標的；（三）數量；（四）質量；（五）價款或者報酬；（六）履行期限、地點或方式；（七）違約責任；（八）解決爭議的方法。
2、合同的主要條款是：（一）姓名、（二）標的、（三）數量三個條款。只要這三個條款達成了一致合同就成立了。
3、（四）（五）（六）（七）項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的，是可以事後協商解決的，或者是協商不成的，可以按合同法的規定來解決的。
第六十條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
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
助、保密等義務。
合同法第61條合同生效後，當事人就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地點等內容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可以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確定。
合同法第62條當事人就有關合同內容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適用下列規定：
（一）質量要求不明確的，按照國家標准、行業標准履行；沒有國家標准、行業標準的，按照通常標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標准履行。
（二）價款或者報酬不明確的，按照訂立合同時履行地的市場價格履行；依法應當執行政府定價或者政府指導價的，按照規定履行。
（三）履行地點不明確，給付貨幣的，在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動產的，在不動產所在地履行；其他標的，在履行義務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確的，債務人可以隨時履行，債權人也可以隨時要求履行，但應當給對方必要的准備時間。
（五）履行方式不明確的，按照有利於實現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行費用的負擔不明確的，由履行義務一方負擔。
合同法第63條執行政府定價或者政府指導價的，在合同約定的交付期限內政府價格調整時，按照交付時的價格計價。逾期交付標的物的，遇價格上漲時，按照原價格執行；價格下降時，按照新價格執行。逾期提取標的物或者逾期付款的，遇價格上漲時，按照新價格執行；價格下降時，按照原價格執行。
D. 99年新合同法與舊合同法對比有哪些不同
新的《合同法》將三法合三為一，立法精神上最「搶眼」的改變，在於引入真正意義的「意思自治」，即對尊重當事人意志，對當事人間的契約（合同）交易給予了最為寬泛的制度邊界。新的《合同法》採用了大量的示範性的交易規則，來源於真正的市場交易過程，體現了市場交易的規律，而以意思自治(即所謂當事人主義)為精髓的合同法，則體現的是當事人主義，是對經濟理性主義的回歸，是內生的制度，其執行成本必然降低而交易成本得到節約。 新合同法明確規定了作為合同交易的當事人的資格，並輔之以委託-代理制度。這樣，進入交易的當事人首先有明晰的產權，新的合同法存在的目的就是使當事雙方能就產權進行成功的自願談判交易。
盡力主張合同有效性。 現行合同法的核心立法價值——追求效率，即鼓勵交易，體現現代化市場經濟對交易便捷的要求，力求簡便和迅速。具體體現在合同法中： （1） 締約主體寬泛。只要是平等的主體，在締約時具有締結合同的行為能力，合同法都承認起主體資格，以資鼓勵交易，繁榮經濟。 （2） 合同形式自由。合同是否採用書面形式，既不影響合同的成立，又不影響合同的生效。這個結論，本身就是鼓勵交易的立法宗旨的體現。 （3）《合同法》第24條規定了一種不可撤銷要約。對要約撤銷的限制，不僅縮短了交易的進程，還穩定了當事人之間的交易關系，目的只有一個，盡可能促成合同的成立，讓市場機制在資源優化配置中能夠盡可能地發揮作用。受要約人對要約的內容進行了非實質性的修改，而要約人沒有提前聲明反對或者在事後及時表示反對時，受要約人的意思表示也構成承諾一般情況下，都構成非實質性修改，只要要約人沒有提出聲明任何條款都有不得修改或者在事後及時表示反對，受要約人的意思表示同樣構成承諾。由於把這個意思表示也作為承諾來對待，那就縮短了交易的過程。格式條款規定也有利於用來鼓勵交易。因為格式合同是為了交易的方便——由一方主體事先就擬訂好的合同，這樣就節約了締結合同的時間成本，但在格式合同中要注意雙方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的平衡。
E. 合同法的規定，
您的行為屬於無權處分，無權處分行為本身是效力待定的，也就是說，如果內您把房子交付給容對方了，對於這種行為，不經房子的所有人追認，是無效的。
但是這個合同本身是有效的，合同效力沒有瑕疵。如果您毀約，會需要賠付違約金或者損害賠償。
F. 《合同法》110條解讀。
1.合同法第110條規定的內容第一百一十條當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錢債務或者內履行非金錢債務不符合約容定的,對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實上不能履行;(二)債務的標的不適於強制履行或者履行...
2.合同法第110條規定的解釋本條規定了非金錢債務的違約責任。這種責任體現在兩個方面:一為繼續履行;二為賠償損失。非金錢債務,是指除了金錢作為標的的債務以外的債務,這類債務的標的包括金錢以外的物、行為和智力成果.
G. 合同法案例
1、服裝抄廠有權解除合同，因為服裝襲廠行使的是法定的合同解除權。法定的合同解除權的事由之一是遲延履行，按《合同法》第94條第（三）項，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相對方催告後於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相對方得解除合同。本案中約定的履行交貨義務的期限是4月15日，但紡織廠經服裝廠幾次催告，並在8月10日之前一直未履行合同，應視為在催告後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合同，因此服裝廠有權解除合同。
2、法院不應支持紡織廠的主張。因為按照《合同法》第96條，法定合同解除權是形成權，形成權是單方意思即可發生法律效力的權利，因此服裝廠的解除合同的意思（即5月20日的通知）到達紡織廠即發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形成權的行使不須對方同意。
3、服裝廠可以要求損害賠償。因為按照《合同法》第97條，合同解除後，解除權人有損失的，可以要求違約方賠償損失。本案中服裝廠因對方遲延履行而從別的渠道進貨造成損失，該損失因紡織廠違約而起，因此有權要求對方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H. 中國合同法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於其許可權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准用於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准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許可權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並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並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託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託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託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託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託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託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於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後果直接歸屬於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僱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繫上考慮，合同法在委託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於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並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並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採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後，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於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並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後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託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託人訂立合同的意願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託人和第三人。
最後，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後果直接約束委託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託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第二、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何人所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託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託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託人是誰。〔41〕最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麼，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託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麼，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是受誰人之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麼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後，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後，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託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於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託人的介入權。
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介入受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不能向委託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託人的原因，則委託人可以直接向受託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託人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託人向委託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託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無法向委託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託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託人的問題。這是受託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託人不願意披露第三人或委託人，則只能由受託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後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託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託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託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託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託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託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託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託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裡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後，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託人同謀惡意侵害委託人的利益，在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於委託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託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後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後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託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於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於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託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託人已經與受託人了結了債務，則委託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於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並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後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於代理制度的討論並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僱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僱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於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許可權范圍。於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僱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後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於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僱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採用過失標准。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並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於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後，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於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託人接受了委託人的履行後，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於債權債務的處理出於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並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於，本人基於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並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於，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並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於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後，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並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於本人在接到通知後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
I. 合同法119條規定,體現了合同履行什麼樣的原則
《合同法》第119條:減損規則。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對方應當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專大;沒有採取適當屬措施致使損失擴大的，不得就擴大的損失要求賠償。
當事人因防止損失擴大而支出的合理費用，由違約方承擔。
【條文釋義】本條規定了防止損失的擴大。
J. 《合同法》中法律規定合同終止的幾種情形
一、合同法裡面合同終止的情形有幾種？
《合同法》第九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
（一）債務已經按照約定履行；
（二）合同解除；
（三）債務相互抵銷；
（四）債務人依法將標的物提存；
（五）債權人免除債務；
（六）債權債務同歸於一人；
（七）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終止的其他情形。
另外，債權人免除債務人部分或全部債務的，合同的權利義務部分或者全部終止；債權和債務同歸於一人的，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但涉及第三人利益的除外。
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遵循誠信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不影響合同中結算和清理條款的效力。
二、合同終止會產生怎樣的法律後果？
合同終止引起以下法律後果：
1.當事人之間的合同關系消滅；
2.合同雙方產生新的權利義務關系；
3.原合同當事人一方與第三人之間產生權利義務關系。
三、合同終止與合同解除有什麼區別？
1、適用范圍不同。合同終止只適用於繼續性合同，即債務不能一次履行完畢而必須持續履行方能完成的合同，如租賃合同、承攬合同、建設工程合同以及大部分以提供勞務為標的的合同；而合同的解除原則上只能適用於非繼續性合同。
2、適用的條件不同。合同終止既適用於一方違反合同，也適用於沒有違反合同的情況；而合同解除主要適用於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的情況。
3、法律後果不同。合同終止只是使合同關系向將來消滅，並不溯及力，因此不產生恢復原狀的法律後果；而合同解除可使合同關系溯及地消滅，因而產生恢復原狀的法律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