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197

Ⅰ 根據合同法第197條270條的規定,訂立下列合同的行為中,屬於要式法律行為的是 2012-4-3 22:37 提問者： 黃

兄弟，你這種問法，很難保證原回答者能看到的，還不如都說出來內，再問一遍

不知容道你的書是什麼書，以我對269、270的理解，引述的回答沒有不當，畢竟法律是系統性的，對於法律條文不能僅就一個條文的內容割裂地理解

Ⅱ 合同法中，合同的主要條款有哪些

、合同法第12條規定：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一般包括以下條款：（一）當事人的名稱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標的；（三）數量；（四）質量；（五）價款或者報酬；（六）履行期限、地點或方式；（七）違約責任；（八）解決爭議的方法。

2、合同的主要條款是：（一）姓名、（二）標的、（三）數量三個條款。只要這三個條款達成了一致合同就成立了。
3、（四）（五）（六）（七）項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的，是可以事後協商解決的，或者是協商不成的，可以按合同法的規定來解決的。
第六十條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
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
助、保密等義務。
合同法第61條合同生效後，當事人就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地點等內容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可以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確定。
合同法第62條當事人就有關合同內容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適用下列規定：
（一）質量要求不明確的，按照國家標准、行業標准履行；沒有國家標准、行業標準的，按照通常標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標准履行。
（二）價款或者報酬不明確的，按照訂立合同時履行地的市場價格履行；依法應當執行政府定價或者政府指導價的，按照規定履行。
（三）履行地點不明確，給付貨幣的，在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動產的，在不動產所在地履行；其他標的，在履行義務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確的，債務人可以隨時履行，債權人也可以隨時要求履行，但應當給對方必要的准備時間。
（五）履行方式不明確的，按照有利於實現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行費用的負擔不明確的，由履行義務一方負擔。
合同法第63條執行政府定價或者政府指導價的，在合同約定的交付期限內政府價格調整時，按照交付時的價格計價。逾期交付標的物的，遇價格上漲時，按照原價格執行；價格下降時，按照新價格執行。逾期提取標的物或者逾期付款的，遇價格上漲時，按照新價格執行；價格下降時，按照原價格執行。

Ⅲ 英美合同法和我國合同法的區別有哪些

一、關於法律適用范圍的比較
1、通則的適用范圍
我國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與國際私法協會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1]有一定關聯性，通則的有些規定，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可以適用的。我國《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該條規定與通則前言第2款規定一致，即在當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則管轄時，適用通則。因此，我國當事人在與涉外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可約定適用通則。該通則比《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更寬泛得多，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除國際商事合同外，該通則也可替代國內法適用。如前言第4條規定，「當無法確定合同的適用法律對某一問題的相關規則的，通則可對該問題提供解決辦法。」 該條規定旨在說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國內法管轄，但對案件解決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從通則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以往我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案件遇到困難時，一般求助司法解釋、學理解釋，還有專家論證。現在通則關於交易糾紛的一些規定又給我們開辟了解決糾紛的途徑。通則不是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性，適用與否完全可依當事人的意思選擇，但是要明確的是，通則是由近20個國家的法律專家對國際交易的規則進行潛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較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寬泛得多。參照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為我國《合同法》的立法與適用拾遺補缺。通則的寬容之處在於，任何規定都不得限制根據有關國際法原則而應適用的強制性規則的適用，無論這些理制性規則是國家的、國際的還是超國家的（1.4條）；除通則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可以排除通則的適用，或者減損或改變通則任何條款的效力。因通則所具有的這種非強制性，當事人根據各自的情況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該原則適用，使之更適合於當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屬於通則范圍之內但又未被通則明確規定的問題，應盡可能地根據通則確定的基本原則來處理」（1.6），這就給我們在實務中遇到法律障礙的時候提供了有益的鑒鏡。
2、關於格式條款的理解與適用
《合同法》關於格式條款共有三個條款，從表面上看對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少，非但起不到保護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為出具格式合同免責的武器。《合同法》第39條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第41條「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於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 格式合同亦稱定式合同或標准合同，對於同一種類、性質並且重復交易的行為，採用標准文本，既節約了交易成本、洽談時間、條款的爭議，也有平等待人的「鏡像」。這是人們通過長年累月的交易總結出來的經驗，對此應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許當事人協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賃合同、保險合同、房屋買賣合同等）；二是絕大多數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都對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強奸民意。而締約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勢群體，對某些條款即使不同意，但迫於急需無奈，也只有違心簽字；三是有些專業術語，作為締約的另一方難以理解，糊里糊塗簽了字；四是這類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辦，但這些人為了急於收取代理費或中介費的功利目的，常常會對另一方作虛假承諾。對於格式合同最為人們詬病的是保險合同。無論是人壽保險還是財產保險，都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部門立法，其目的並不在於「保險」，而在於「圈錢」。所以保險合同糾紛頻繁出現，投保人屢受拒賠之苦。筆者經常承辦這類案件，對於法律上的障礙困惑費解。
首先，所謂通常理解，可以說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無任何標准，這又給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間，誰送禮多，誰就獲勝。投保人是弱勢群體，縱然滿身是嘴，也難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險合同的心臟病（心肌梗塞）一條，投保人和保險人完全可以各執一詞。投保人稱心率過速是心臟病的一種，保險人抗辯說，按通常的語法理解，這里的心臟病僅指心肌梗塞。從字面上看，保險人是有道理的，因為按照中國語法習慣的心臟病，只是特指括弧里的「心肌梗塞」，這本身就會使法官處於兩難境地，在實務中肯定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我們認為通則對於確認格式合同條款效力的規定倒是切中時弊：第2.20條（1）如果標准條款中某個條款是對方不能合理預見的, 則該條款無效, 除非對方明確地表示接受；（2）在確定某條款是否屬於這種性質時, 應考慮到該條款的內容、語言和表達方式。第3.10條：（1）如在訂立合同時，合同或其個別條款不合理地對另一方當事人過分有利，則一方當事人可宣告該合同或個別條款無效。除其它因素外，尚應考慮下列情況：（a）該另一方當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依賴、經濟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缺乏遠見、無知、無經驗或缺乏談判技巧的事實，以及（b）合同的性質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可修改該合同或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標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無效通知的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該合同或該個別條款，條件是該方當事人在收到通知後，並在對方當事人依賴該通知行事以前及時告知發送通知一方當事人。本章第13條（2）款的規定相應適用。」 我們認為，《通則》這些條款勝過《合同法》關於格式合同的所有條款，為此，我們建議關於在將來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釋中應將《通則》條款納入國內法，這對於格式合同的糾紛處理將大有裨益。
3、關於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我們認為，對於上述合同規定無效，非但不能保護另一方（守約方）的合法財產利益，恰恰減輕了對不法民事行為人的懲罰力度。對此應借鑒通則第3.3條：（1）合同訂立時不可能履行所承擔義務的事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2）合同訂立時一方當事人無權處置與合同相關聯之財產的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通則規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當事人已將所有的房屋出賣給另一方並已過戶，在合同已無法履行的情況下，並不影響合同效力，判令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並賠償損失。在一方當事人將無權處置他人的財產的情況下，也不影響合同效力。這就是對擅自簽訂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謂不道德的人予以懲罰，對於欺詐、脅迫等致合同無效的條款，通則的規定也有利於受害人一方。請看通則第3.11條：（1）如欺詐、脅迫、重大誤解或一方當事人錯誤歸因於第三人，或為第三人知道或理應知道，而第三人的行為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則可宣告合同無效，其條件與由另一方當事人本身簽訂的合同宣告無效的條件相同。（2）如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歸因於第三人，而其行為不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如果另一方當事人知道或理應知道此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或者在合同宣告無效時還未本著對合同的信賴行事，可以宣告合同無效。這兩條較優於合同法的地方在於：第一，對於合同的有效與否的決定權由守約一方決定。可以承認有效，也可以宣告無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規定。第二，守約方宣告無效是對另一方的嚴厲懲罰。因為該條所謂的欺詐，其原因並不在於締約的一方，而在於第三方的原因，這與合同法第52條之規定大相徑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法律規范也屬法律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根據國情合理繼受、過濾和消化對我們有益的立法理念，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關於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則》可資借鑒外，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也可參考。如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2款將「程序性的」和「實質性的」公平標准合而為一：（1）合同履行和相對履行之間「明顯地不相稱」，（2） 並且一方當事人「通過利用另一方當事人的困境、缺乏經驗、缺乏判斷力或無重大的決斷力」而達成的合同，則合同無效。 [2]以色列對格式合同（標准合同）的限制更為嚴格，該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就契約文句之全部參酌其他情事檢討後確信限制文句對顧客不利，或給予供給等以有危害顧客之虞之利益等，證明該文句之全部或一部為無效」。[3]世界各國對格式合同的免責條款有的稱為「灰色條款」，有的稱「黑色條款」，對此效力都作了嚴格的限制，這符合20世紀以來的照顧弱者的立法潮流，對合同自由原則進行了修正，為此有學者將當前的時代稱為「從契約到身份的回歸」 的時代，頗有幾分合理之處。 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釋時，將格式合同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的免責條款，規定法院可以直接認定無效，這比所謂通常「理解」更為有利於保護弱勢群體。
二、關於要約與承諾的比較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部分是要約和承諾的方式部分，即第1條—31條、34條，共計20條之多。這部分條款涵蓋要約、要約邀請、要約的撤回、要約的撤銷、承諾及承諾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則關於要約和承諾計有12條，即2.1—2.12。兩者內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異是值得重視的。《合同法》第13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通則第2.1條規定，合同可通過要約的承諾或通過當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但《合同法》對合同的訂立方式只採用要約、承諾方式似乎絕對，也不大符合人們的交易習慣，而《通則》在要約和承諾之外加上「可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則寬容和豁達，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為。僅此一點，合同法就稍遜一籌。市場交易的實踐表明，所有的合同並不都是要約和承諾達成的。關於通則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訂立合同方式局限於要約和承諾的錯誤已被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所發現。這位德國民法學家尖銳地指出各國立法的偏頗，「近來很多民法典規定，要約和承諾是合同訂約的惟一方式」，這是錯誤的和非理性的。他認為，訂立合同的要約和承諾的規則基本上是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奧地利民法典》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問題，在《法國民法典》中根本沒有提及。但是，近年許多國家的民法典都規定了要約和承諾是訂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國民法典》第145條「向他人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的人，受要約約束，但要約人已排除要約的約束力的除外」 ；第147條「（1）向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立即承諾之……（2）向不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到要約人在通常情況下可預期收到答復時為止承諾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條，「向不在場當事人發出的，沒有承諾期限的要約，在要約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時間內送達的承諾之前，要約有效。要約人可以推定其要約在合理的時間內到達要約人。在合理時間內發出的承諾，但到達要約人時遲到的，要約人應當立即將比情況通知對方。否則承諾產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頁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條、第522條也有此規定。荷蘭1892年新修改的債法總則第217條，「合同經要約和承諾而成立，」 [6] 也只能通過要約和承諾才能訂立合同。義大利、蒙古等國也都未忽視要約和承諾這個20世紀最新的合同法范疇。除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之外，英美國家大都把要約作為合同訂立的一個要素，盡管各國合同法理論或實務中對要約稱謂有所不同，諸如投價、發盤、建議等，對承諾的稱謂在各國貿易實務中稱為「還盤」等。[7]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也是在關於訂立合同須有要約和承諾的方式方面。筆者上引的德民、瑞債均指要約和承諾是指「不在場」的情景下才適用。我國《合同法》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必須將「同意」寫進要約和承諾中，因為雙方當事人是面對面地訂立合同。這是我國《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違反人們交易習慣的結果。在羅馬時代，合同義務原本是以訂立契約為目的確立的。訂約時雙方當事人都需要親自到場，即使這種手段被放棄，一般來說合同的訂立仍需要雙方當事人在場。……因此，羅馬法學家從未認為有必要將「同意」用要約和承諾這兩種陳述方式單獨地表示出來。這種需要中介在可信賴的郵政服務出現和遠距離訂閱合同成為可能之後，才成為可能，這就是德民和瑞債指的雙方當事人不是面對面的「不在場」的情況下才適用要約和承諾。如果將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約和承諾的一種方式上，這是錯誤的。毫無疑問，在許多業已訂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將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要約而把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承諾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我們以土地買賣為例，其文件已起草並已公證，並由雙方當事人同時簽字，因此，很難說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了要約，且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諾」 ；再如，一位消費者用現金買一包香煙時，顯然，雙方當事人是在訂立協議。但是，將整個程序分解為「要約」和「承諾」，並討論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和「承諾」 ，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或買方在收款處交付了現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諾」，這幾乎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或許對新任律師有些用處。在強行將合同訂分立為「要約」和「承諾」時，另一難以處理的情形是，相對方向的建議和反建議在進行長時間的協商談判後才達成協議，在合同成立時，很難作出明確決定，但是那種認為合同應通過要約和承諾訂立的思想對於完成任務毫無意義。[8]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訂立合同從理論上講，有要約和承諾是成立的。但對於面對面的交易行為，很難界定哪一方是要約，哪一方是承諾。如律師與當事人談代理費的數額時，通常是在討價還價過程中達成的代理協議。比如就某一收費標准，律師提議按標的額的5%收費，委託人說太高能否按3%，律師說不行，最少也得按4.5%，雙方最後達成按財產比例的3.5%收費。這種討價還價中有要約，有反要約（新的要約）；有承諾，有否定承諾，雙方在訂立合同時，互有要約和承諾，兩種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難分得清何者為要約，何者為承諾。當然，在人對機器或物發生交易的場合，如自動售貨機、投幣買地鐵票、在賓館使用備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開封，就可視為承諾。物品上標明的價款是要約，投幣或開封視為承諾，這是簡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遠非如此簡單。再如，建築工程合同的訂立則更為復雜。一般認為，招標公告是要約邀請，建築施工單位前去投標是要約，招標人接受投標是承諾，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筆者對這種認識不敢苟同。在司法實踐中，招投標僅是建設工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整個建設施工合同中的一個鏈條，就投標人前去投標而言，因投標人數眾多，在未開標之前，尚未涉及建設項目實體內容，即未涉及項目、價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條款情況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無內容的。按照我國《招投標法》規定，建設工程招投標有如下環節：招標（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投標→開標→評標→中標→發中標通知書→簽訂建設工程合同。建設部標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條款」對此有明確的解釋。上述組成部分均為建設施工合同的組成部分。這是一連串的民事行為，最後歸納在一個總的合同之中。若按高爾森教授的觀點，在招投標中，投標人只要前去競標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標，按此邏輯可以告投標人違約了，然而這豈不荒唐？筆者用此案例證明，何為要約、何為承諾並非楚河漢界一目瞭然。至此，我們認為，通則第2.1條的「或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合同即成立的規定更加符合交易習慣。德民和瑞民將要約、承諾限縮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均有理論的、立法的和實踐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代理具體案件的實務操作時不妨借鑒一下通行的相關規定，以解除法律解釋上的困惑和障礙。
三、締約過失：先合同責任、後合同責任、侵權責任？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是合同責任、非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目前在理論界尚存爭議。締約過失責任理論是由德國目的主義法學家耶林於1861年發表的《締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於未臻完全時的損害》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創立的，被譽為法學上的重大發現，填補了法學上的盲區，其基本內容是指一方違反先合同義務，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信賴利益損失時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個理論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承認。1994年通則第2.15條（惡意談判）規定：（1）當事人可以自由進行談判，並對未達成協議不承擔責任；（2）但是，如果一方當事人以惡意進行談判，或惡意終止談判，則該方當事人應對因此給另一方當事人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惡意，特別是指一方當事人在無意與對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開始或繼續進行談判。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歐洲合同法通則》稱之為磋商過程中的責任。該通則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締約過失關於惡意談判中的第2.301條1——3項，第2.302條關於保密義務的規定幾乎完全一致，這充分說明了國際商事游戲規則的趨同化乃大勢所趨，人類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納互為消長。[11] 誠如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在《歐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預言的那樣：如果說歐洲在經濟方面必然要形成統一的單一市場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歐洲的私法起碼在某種程度上勢必要統一起來，那一天終會來臨，鴻溝將會被填平。[12]這是智者之識。筆者認為何止歐洲，在將來的某一天世界會統一於一個游戲規則，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樂觀的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國《合同法》不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締約過失理論，而且在借鑒了通則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的發展。
締約過失的前合同義務的體現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磋商；（2）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3）未盡協力義務；（4）未盡先義務，以及未盡保密義務。
締約過失後合同義務體現在第58條，即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講的「合同關系雖然消滅了，法律仍要求當事人負某種義務，違反了這種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個責任不屬於侵權責任，也不屬違約責任，類似合同義務。」 [13]
除此之外，還有後合同義務，即附隨義務。該義務在締約前存在，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也存在，合同法第92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即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辦、保密義務。我國《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規范，並未將締約過失責任局限在締約前的通則之中，而是根據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加大了保護交易安全、懲罰違約的力度。遺憾的是，有的論文在2006年還引用明顯過時的觀點，[14] 仍局限在締約前的過失責任范圍內，這就落後於我國《合同法》何止十萬八千里！所謂締約過失責任，德國法稱為先合同責任，它搖擺於合同法和侵權法之間。在締約過失責任產生之初，關於應當將其置於何種責任之下的爭議便開始了。迄今為止依然爭論未休。據筆者歸納，在大陸法系之間關於締約責任有三種歸屬方式：第一種方式為先合同義務，德國自2002年起將締約過失納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內（見《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2款和第3款），其可歸納有如下原則：注意義務、信賴責任、附隨義務、保護義務。如一方違反上述義務，則承擔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類型有締約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受損義務導致合同終止等。 締約過失理論付諸於司法實踐始於德國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國法院在該案中將適用於合同責任的規則延伸到了與侵權責任更為相關的事實上。一位女士走進一家商店，在購買了許多商品後，向店員說明要買一卷油毯。店員從貨架上抽出她要買的一卷油毯時，不小心讓另外兩卷油毯從貨價上滾落下來，砸傷了這位顧客和她的兒子。帝國法院將合同原則適用於這一案件，並論證說：原告是帶著購買油毯的意願走進這家商店的。因此在雙方之間便產生了導致銷售者應當保護消費者的特定關系。違反此義務，便應當承擔合同損害賠償的責任。由此引發的是，合同責任原則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適用於侵權事實領域？德國法官的論證表明，假如人們走進一家商店在收銀台前等候過程中卻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責任應當包括這種侵權行為。依據油毯一案，若第三人與意在締結合同之人之間存在某種特定關系，則注意義務則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國近年也多有這種判例，如上海一家書店一學生從電梯掉下摔傷；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飯店門前滑倒摔傷等，都是按締約過失對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舉過一個商場因工作人員疏忽未蓋地下室蓋板，將一顧客脊骨損傷的案例，也稱之為締約過失責任。這是將締約過失責任擴大化的傾向，值得商榷（下文將涉及該問題）。第二種方式為侵權行為。如2002年9月17日歐洲法院在判決中認為，根據國際管轄法，惡意終止合同磋商的損害賠償責任應由《布魯塞爾條約》第5條第3款調整。該款的調整對象是侵權行為或類似行為。將違反誠信原則、惡意終止合同磋商歸屬於侵權法，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多國持此觀點。法國主流觀點認為先合同責任屬於侵權性質。1988年法典對此法律觀點予以確認。比利時法學界的立法觀點同樣傾向於合同責任歸於侵權責任之中，盧森堡法律體系主流觀點也將先合同責任納入侵權責任之中。第三種方式為將締約過失與侵權責任相區別，其代表性的國家是希臘。其民法典採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度，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將所有先締約出現的損失或侵害都往締約過失籃子里裝。《希臘民法典》第197-198條依據締約的目的來界定何為締約過失、何為侵權行為。該法典首先承認締約過失的賠償責任，對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確認，並創造健康的商業交易關系。對此，法學家們舉例說，假使某人走進一家商店打量陳列的商品，或走進一家餐館找位子，並不屬於希臘所理解的締約過失責任范圍，因為他們與合同標的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系。對學者們經常引述的德國法院判決的締約過失案例，如「亞麻油地氈案」、「顧客香蕉皮滑倒案」、「菜葉案」，[16]希臘法學家認為應當適用侵權法，而不是締約過失責任，所說締約過失應為締約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惡意磋商或違反保密義務等才符合締約過失構成要素。對此觀點，筆者甚表贊賞。現略陳述淺見如下：
首先，要認定是否屬締約過失責任，應按締約過失理論和通則、合同法的觀點和規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惡意磋商、隱瞞真相、協力義務、告知義務、附隨義務等。如違反這些原則性規范可以確認締約過失責任。第二，要依照當事人是否有締約之目的認定是否確屬締約過失責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節假日或閑暇時，逛商店習以為常，有購物的，也有以消遣為目的的（不在少數）。第三，要把握締約過失法律概念的含義。締約過失責任概念有三層含義：一是締約是前提，無締約的明確目的，即使受到傷害也不能往締約上靠。二是須有過失。過失有兩種含義，一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二是過於自信的過失。這兩種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備前兩個要素的情況下才存在責任承擔問題。只有具備這三個要件，才構成民事行為的締約過失責任。

Ⅳ 合同的成立要件包括

一、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
合同成立三要素：從構成合同關系的要素這一角度來看，要判斷某一合同是否成立，可從如下三個方面來分析：合同關系主體是否存在；合同關系客體是否存在；合同關系內容是否存在。只有對這三個問題同時肯定回答，合同關系方才成立。由此，合同成立應具備有合同關系主體存在、合同關系客體存在、合同關系內容存在這三個條件，合同成立的這三個條件被稱為合同成立的三要素。
合同關系主體存在：即合同關系的成立須有兩個以上合同關系主體的存在，英美法中有「一個人不能自己與自己訂立合同」的規則，指的就是這一條件。在此，合同關系主體是指合同主體還是指訂約主體？在第一章「合同關系主體」一節中，我們已經介紹過，所謂合同主體是指實際承擔合同權利義務的主體；訂約主體則是指實際訂立合同的人。合同主體與訂約主體的關系有五種情形：可以合二為一即訂約主體就是合同主體；也可以相互分離即訂約主體與合同主體不是一個人，譬如可以委託代理人訂約；而僅有合同主體卻無訂約主體的情形以及兩者均無的情形在現實中是沒有意義的；最後一種情形是僅有訂約主體而無合同主體（如A以虛構的B公司名義訂約），此種情形因為虛構實際承擔合同權利義務的主體而構成欺詐，顯然違法而無法律效力，並應當承擔締約過失責任。但因為存在意思表達一致或協議，所以合同還是成立的。因此訂約主體的存在而非合同主體的存在才是合同關系存在的前提條件。
合同關系客體存在：即合同標的確定且可能。合同標的的確定，包括已經確定和可以確定兩種情形，以未確定或不能確定的對象作為合同標的，譬如籠統地說我要賣給你一批貨物或借給稱一筆資金，不能認為當事人之間存在合同關系；合同標的的可能，指合同標的可以給付、履行或實現，以不能的給付作為合同標的，構成給付不能。給付不能分為自始不能和嗣後不能、主觀不能和客觀不能、一時不能和永久不能、事實不能和法律不能等。從合同成立角度看，訂立合同時，合同標的可能是指自始不能、客觀不能、永久不能的情形（譬如說我要賣給一顆原子彈），須承擔締約責任，而嗣後不能、主觀不能、一時不能涉及到的是合同履行的問題，承擔的是違約責任。但有人認為「標的可能」這一條件應歸屬於合同效力之中，因為在實踐中要區分標的的自始履行不能和嗣後履行不能非常困難，且沒有多大實際意義。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將此類問題按欺詐、重大誤解等情況來處理，即按合同無效處理。但從理論上講不通，沒有標的的合同可以說是一種不著邊際的合同，沒有意義。
合同的標的須確定。是指合同標的自始確定和可得確定。至於合同的標的是否須可能，前德國民法和台灣民法將其規定為合同的生效要件。並區分自始不能及嗣後不能。然合同標的是否可能一般不影響國家利益及社會利益，國家沒有必要對此作出干預。如果合同生效，即便標的不能也可在履行不能時追究違約方責任。如2002年新修訂的《德國民法典》就不再將標的可能作為合同生效要件，取消自始不能及嗣後不能的區分。
合同關系內容存在：合同關系本質上是一種已經形成的協議，即當事人已就相互之間將要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達成協議。合同關系是否存在，除上述兩個條件外，就看是否存在這種協議。協議達成的標準是各方當事人的意思表達一致。對什麼意思表達一致？這個問題被稱為「合意的范圍」。原來的《經濟合同法》規定的是「對主要條款意思表達一致」即意味著合同成立。但新《合同法》對此未做出明確規定。根據新《合同法》第61、62條規定的精神看，要比原先「對主要條款意思表示一致」的規定要寬松，當事人既可補充協議，也可由法官做出解釋。其他國家對此的規定也是經歷了一個由嚴格到寬松的過程。

二、合同成立的特殊要件
1.法定的附加條件
合同成立的法定條件：合同的成立，可能還需具備有法定的附加條件。主要有要物合同與要式合同這兩種情形。
要物合同：要物合同即實踐合同。實踐合同的成立除了雙方當事人的合意外，尚需物的交付。如《合同法》第367條：「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時成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第210條：「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 第293條：「客運合同自承運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時成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或者另有交易習慣的除外。」第186條：「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具有救災、扶貧等社會公益、道德義務性質的贈與合同或者經過公證的贈與合同，不適用前款規定。」另外，借用合同一般認為也是實踐合同，其成立亦需以借用物的交付為條件。
要式合同：要式合同的成立，要求合同必須具備特定的形式，一般指書面形式。《合同法》第10條第2款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採用書面形式的，應當採用書面形式。這種合同一般都是比較重要的合同，為使當事人在訂立時較為慎重，訂立後減少糾紛，又易於保存證據，我國有不少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某種合同應當採用書面形式，以此作為合同成立的條件。《合同法》分則中就有許多這樣的規定，如第197條（借款合同）、第215條（期限在六個月以上的租賃合同）、第238條（融資租賃合同）、第270條（建設工程合同）、第330條（技術開發合同）、第342條（技術轉讓合同），在其他法律中，還有勞動合同（《勞動法》）第19條，房地產轉讓合同、房地產抵押合同、房屋租賃合同（《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40條、第49條、第53條），船舶轉讓合同（《海商法》第9條），保險合同（《保險法》第12條），銀行貸款合同（《商業銀行法》第37條），保證合同（《擔保法》第13條）等。
另外，特定的形式，也指鑒證、公證、登記、批准、審核等形式。某些合同，法律規定必須具備這些形式中的其中之一，才能被視為成立。
2.約定的附加條件
合同成立的約定條件：合同成立還可以約定附加的條件，如當事人可以約定採用書面形式作為合同成立的條件。《合同法》第10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的，應當採用書面形式。」這里說的「約定」是指當事人特別就某一合同的訂立做出約定；至於當事人徑直訂立書面合同的，當然並不需要另訂一個以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的約定。當事人還可以約定以交付定金作為主合同成立的條件。
合同確認書：《合同法》第33條規定：「當事人採用信件、數據電文等形式訂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簽訂確認書。簽訂確認書時合同成立。」確認書實際上是與承諾聯系在一起的，雙方達成協議以後，一方要求以其最後的確認書為准，這樣他所簽訂的確認書實際上是其對要約所作出的最終的，明確的，肯定的承諾。而在其簽訂確認書以前，雙方達成的不過是一個初步意向，並無真正拘束力。可見，在採用信件、數據電文等形式訂立的合同中當事人要求簽訂確認書的，確認書實際上是承諾的最終組成部分，是判斷是否作出承諾的要素，並非合同的特別成立要件。
案例：原告向法院訴稱，其系孤老，體弱多病，丈夫去世後生活需要他人照顧，1999年起其同事的女兒被告照顧原告日常生活，之後被告要求原告將其名下的房屋贈與給她。同年6月17日，原告將自己的一間房屋贈與被告，贈與書上同時寫明「本贈與在受贈人接受贈與並辦理了房屋過戶手續後成立」，被告也亦簽署了受贈書，贈與書與受贈書均進行了公證，但未辦理房屋過戶手續。現因被告未照顧原告，故原告訴至法院要求撤銷贈與合同。問題：如何理解該贈與合同中的特別註明條款？
分析：首先，我們不能因為贈與書上註明「本贈與在受贈人接受贈與並辦理了房屋過戶手續後成立」，而將雙方當時訂立的合同視為預約合同。預約合同相對於本合同而言，指的是當事人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合同的合同，本合同則是指為履行預約合同而在將來訂立的合同。本合同與預約合同的效力不同，預約合同的效力在於當事人應當訂立本合同，但雙方並未發生實體上的權利義務關系，而本合同的效力就在於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就本案而言，雙方在1999年6月17日訂立的合同中，並未約定將來還要另外訂立一個合同，所以，當時訂立的就是本合同。
其次，贈與書中這一特別註明，也不能理解為「附條件的合同」，因為：第一，《合同法》第45條關於「當事人對合同的效力可以約定附條件。附生效條件的合同，自條件成就時生效。附解除條件的合同，自條件成就時失效」的規定，是有關合同生效或失效時所附條件的規定，而並非合同成立時所附條件的規定。第二，根據通說，附條件合同中所附條件，必須是當事人約定的，不能是法定的，而該贈與合同中所附的「辦理房屋過戶手續」條件，正是《城市房地產管理法》中規定的房地產轉讓合同應當具備的條件，所以，即使將此約定的條件解釋為贈與合同所附生效條件，也是多此一舉，毫無意義，不影響贈與合同的成立與生效；第三，原告起訴到法院，提出的訴訟請求是撤銷該贈與合同，說明原告已經認可該合同已經成立並生效，因為可撤銷的合同肯定是已經成立並生效的合同。
最後，贈與書中這一特別註明，應當理解為附成立條件的合同，但並非附法定成立條件的合同，而是附約定成立條件的合同。合同雙方可以約定合同成立的條件，譬如，「當事人採用信件、數據電文等形式訂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簽訂確認書。簽訂確認書時合同成立。」（《合同法》第33條）在實踐中，當事人還可以約定一方提供擔保（如交付定金、提供保證人）時合同成立；可以約定一方支付預付款時合同成立；可以約定經公證或見證作為合同成立的條件。這表明，合同可以按照當事人的意思，約定附加的成立條件，以表明其不受約束，並防止產生合同的法律效力。由於此情形下，合同實際並不存在，更談不上生效，所以，這時實際上存在的只是一個初步的協議，英美合同法中稱之為「不完全協議」。
但我國《合同法》中並未對合同附成立條件作出概括性的規定，絕大多數合同法的教科書中對此也未加討論。國際統一私法協會於1994年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2.13條對此有規定：「在談判過程中，凡一方當事人堅持合同的訂立以對特定事項或以特定形式達成的協議為條件，則在對這些特定事項或形式達成協議之前，合同不能訂立。」該協會對此條文的解釋是：在某些特定情形中，合同當事人可以認為某一特定事項非常重要，如果雙方不能滿意地解決這一事項，他們將無意訂立有約束力的合同。但是，這種意圖必須非常明確地加以表達，簡單地表達並不足以證明這種的意圖的存在，所以，條文中使用了「堅持」一詞。
合同附成立條件與附生效條件的主要區別在於：附成立條件的合同，在所附條件尚未成就時，合同不成立；附生效條件的合同，在所附條件尚未成就時，合同已經成立但未生效；成立條件，當事人可以有意使之不成就，而僅僅導致合同不成立的後果；生效條件，如果「當事人為自己的利益不正當地阻止條件成就的，視為條件已成就；不正當地促成條件成就的，視為條件不成就。」（《合同法》第45條第二款）
在本案中，贈與合同中的雙方當事人，有「本贈與在受贈人接受贈與並辦理了房屋過戶手續後成立」的約定，從字面上看，這是該贈與合同所附的一個成立條件，但不能將其理解為贈與合同中所附的成立條件，因為原告即贈與人並未將辦理房屋過戶手續作為贈與合同成立的一個條件，單獨提出來加以特別強調，並且非常明確地表達其完全依自己將來的意願是否履行贈與的意圖。
退一步講，即使將此約定理解為贈與人用來控制贈與合同成立的一個條件的話，由於此條件與該贈與合同目的直接相悖，也將導致自相矛盾，從而使這一條件不產生影響。因為房屋贈與合同中，辦理房屋過戶手續是贈與人在訂立贈與合同以後應當履行的法定義務，贈與人一方面作出了願意無償給予受贈人房屋的意思表示，還將表達該意思的贈與合同提交公證，另一方面，卻又以此作為贈與合同成立的先決條件，這無異是說，願意將房屋贈與，但是否履行贈與，還需以贈與人自己將來的意願為准。因而，該約定不應影響贈與合同的成立，法院應以經公證過的贈與書和受贈書為標准，判定該合同成立生效。

三、合同成立的時間和地點
1.合同成立的時間
合同成立的時間和地點，涉及到當事人權利或義務、責任的發生。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
承諾生效時合同成立：這是指不要式合同。
雙方當事人在合同書上簽字或者蓋章時合同成立：這是指要式合同。《合同法》第32條：「當事人採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自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時合同成立。」
簽訂確認書時合同成立：要式合同還有合同確認書的形式。《合同法》第33條：「當事人採用信件、數據電文等形式訂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簽訂確認書。簽訂確認書時合同成立。」
意思實現合同成立的時間：以相對人依承諾的意思完成一定的行為，而由要約人受領該行為結果的時間為合同成立的時間。
2.合同成立的地點
合同成立的地點，涉及到案件的管轄。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
承諾生效的地點為合同成立的地點：這是指不要式合同。《合同法》第34條：「承諾生效的地點為合同成立的地點。採用數據電文形式訂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營業地為合同成立的地點；沒有主營業地的，其經常居住地為合同成立的地點。當事人另有約定的，按照其約定。」
雙方當事人在合同書或者確認書上簽字或者蓋章的地點為合同成立的地點：這是指要式合同。《合同法》第35條：「當事人採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的地點為合同成立的地點。」
意思實現合同成立的地點：除要約人事先聲明或交易習慣有定論外，以要約發出地為合同成立的地點。

Ⅳ 根據合同法第197條270條的規定,訂立下列合同的行為中,屬於要式法律行為的是

合同法197條明文規定：借款合同採用書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間借款另有約定專的除外。但書前後的兩句屬話明確表明 C為要式 D為非要式
269條：建設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設計、施工合同。
270條：建設工程合同應當採用書面形式。
綜上兩條所述：A B兩項同屬建設工程合同 均為要式合同

所以： ABC 當選。

Ⅵ 解除勞動合同補償金

解除勞動合同，其補償通常情況有：
1.勞動者按照《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試用期內只需要提前三天通知用人單位，轉正後提前三十天書面通知用人單位即可辦理離職手續，無補償。
2.用人單位存在《勞動合同法》38條的情況，勞動者可以立即解除勞動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單位，要求用人單位支付剩餘的工資和經濟補償金（每工作1年支付1個月工資），並辦理離職手續等；
3.用人單位不得拖欠勞動者工資，若存在拖欠，勞動者可以到當地l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按照《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五條責令用人單位按應付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標准向勞動者加付賠償金；
4.勞動者沒有提前30天提出離職，用人單位也不存在《勞動合同法》38條的情況，勞動者直接提交辭職信就走人，這個時候就是勞動者違法，給用人單位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招聘該勞動者產生的費用，用人單位可以要求承擔。
5.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解除勞動關系，沒有任何合法理由，也沒有支付經濟補償，勞動者不存在《勞動合同法》39條規定的情形，用人單位行為屬於《勞動合同法》87條規定的違法解除勞動合同情形，應該支付賠償金，即每工作一年支付2個月工資；
6.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解除勞動關系符合《勞動合同法》46條規定的，應該支付經濟補償金，即每工作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符合《勞動合同法》第40條，沒有提前1個月通知勞動者的應多支付1個月工資作為代通知金；
7.勞動者存在《勞動合同法》39條的規定的情況，用人單位提出解除勞動關系的，不需要支付任何經濟補償，也不需要提前通知,需要用人單位舉證並且書面通知勞動者解除勞動關系。
相關法律法規依據：
《勞動合同法》
第三十七條勞動者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勞動者在試用期內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第三十八條用人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勞動者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一）未按照勞動合同約定提供勞動保護或者勞動條件的；
（二）未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的；
（三）未依法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的；
（四）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損害勞動者權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致使勞動合同無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勞動者可以解除勞動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單位以暴力、威脅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強迫勞動者勞動的，或者用人單位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危及勞動者人身安全的，勞動者可以立即解除勞動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單位。
第三十九條勞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一）在試用期間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的；
（二）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的；
（三）嚴重失職，營私舞弊，給用人單位造成重大損害的；
（四）勞動者同時與其他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對完成本單位的工作任務造成嚴重影響，或者經用人單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的情形致使勞動合同無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
第四十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勞動者本人或者額外支付勞動者一個月工資後，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一）勞動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在規定的醫療期滿後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由用人單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經過培訓或者調整工作崗位，仍不能勝任工作的；
（三）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未能就變更勞動合同內容達成協議的。
第四十六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
（一）勞動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解除勞動合同的；
（二）用人單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向勞動者提出解除勞動合同並與勞動者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的；
（三）用人單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條規定解除勞動合同的；
（四）用人單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解除勞動合同的；
（五）除用人單位維持或者提高勞動合同約定條件續訂勞動合同，勞動者不同意續訂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終止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終止勞動合同的；
（七）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七條經濟補償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標准向勞動者支付。六個月以上不滿一年的，按一年計算；不滿六個月的，向勞動者支付半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
勞動者月工資高於用人單位所在直轄市、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區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標准按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數額支付，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年限最高不超過十二年。
本條所稱月工資是指勞動者在勞動合同解除或者終止前十二個月的平均工資。
第五十條用人單位應當在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時出具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證明，並在十五日內為勞動者辦理檔案和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手續。
勞動者應當按照雙方約定，辦理工作交接。用人單位依照本法有關規定應當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的，在辦結工作交接時支付。
用人單位對已經解除或者終止的勞動合同的文本，至少保存二年備查。
第八十七條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應當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的經濟補償標準的二倍向勞動者支付賠償金。
第八十五條用人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支付勞動報酬、加班費或者經濟補償；勞動報酬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應當支付其差額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責令用人單位按應付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標准向勞動者加付賠償金：
（一）未按照勞動合同的約定或者國家規定及時足額支付勞動者勞動報酬的；
（二）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准支付勞動者工資的；
（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費的；
（四）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未依照本法規定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的。

Ⅶ 借貸雙方沒有約定利息或約定利息不明的這么處理

首先，對於「未約定利息」情形須符合兩個條件：
其一，借貸雙方對於利息是否存在的事實有爭議;
其二，借貸雙方都沒有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
在約定不明狀態時，雖然有「約定」二字，但如果對於利息是否有約定難以形成優勢證據，其實質仍是一種無利息約定的狀態。
其次，借貸雙方在書面證據中可能並沒有利息、利率的明確約定，但當事人發生爭議訴至法院後，往往出借人會有口頭約定利率、利息的主張。即借貸雙方對利息沒有書面證據證明或者約定不明確情況下，出借人主張有利息約定，借款人抗辯沒有利息約定，應根據《合同法》的實體規定及《民事訴訟法》的程序規定，按照高度蓋然性原則對利息約定事實進行查明。
我國《合同法》第197條規定，「借款合同採用書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間借款另有約定的除外。」即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對非金融機構法人或其他組織之間的民間借貸，原則上要求以書面形式訂立，作為借款合同重要內容的利息應該有書面記載，考慮到自然人之間的私人借款，不少是數額較少、時間較短的臨時性借用，並且出借人與借款人之間存在比較熟悉的關系，不一定都採取書面的形式，可以由出借人與借款人以其他形式加以約定。

Ⅷ 別人欠錢，沒有欠條。就有錄音證據。法庭可以承認嗎

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了當事人陳述、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人證言、鑒定意見、勘驗筆錄等八種證據類型。錄音是視聽資料之一。我國《合同法》第197條規定：「公民之間的民間借貸合同為不要式合同，當事人可以採取書面形式，也可以採取口頭形式或其他形式」。 在借貸糾紛案件中，原告作為債權人行使債權請求權，首先應該主張其請求權成立並已經屆期，為此其應該向法院提供其權利發生並已經屆期的法律事實成立的證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4條、第5條的規定，借貸案件的證明要求較高，只有借貸關系明確才能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如借貸事實存在疑問或不明確時，則不能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如果僅有錄音的證據，則證明力較弱，債權可能不會被法院認可。

Ⅸ 論合同法的誠實信用原則

我國《民法通則》第四條明確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回、等價有償、誠實信答用的原則。」 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其具體要求就是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時，應當誠實、守信用、正當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其內容具體體現為(1)任何當事人要對他人和廣大消費者誠實不欺，恪守諾言，講究信用;
(2)當事人應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權利，在獲得利益的同時，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會利益，不濫用權利加害他人。
1、合同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交易關系的法律，它主要規范合同的訂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變更、轉讓、終止、違反合同的責任及各類有名合同等問題。在我國，合同法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只是我國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2、合同法在為經濟交易關系提供准則，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一部好的合同法能夠促進一國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