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學韋伯

『壹』 韋伯的社會學方法論的主要觀點

馬克斯.韋伯關於社會學的方法論的主要觀點有四個：

一、理解與理解的社會學。韋伯認為社會學是一門致力於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動並通過理解對社會行動的過程和影響作出因果說明的科學。韋伯把人類的社會行動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並把社會行動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作為社會學的兩大任務。

二、因果多元論。韋伯指出對社會行動的理解必須伴有經驗上的驗證才是具有價值的，這種經驗上的驗證是要尋找某一社會現象背後的具體因果關系，而不是探求具有普遍因果效力的規律。韋伯將上述主觀解釋和具體的驗證概括為「主觀恰當性」和「因果恰當性」兩個命題。

三、價值中立。韋伯的價值中立是一種學術研究的規范原則。價值中立不要求學者沒有或不能有自己的價值判斷，而是要求他們應該弄清楚在什麼地方要訴諸於分析的理解，在什麼地方要訴諸於情感，即不要把關於事實的科學分析與關於事實的評論相混淆。如：講課是學術活動，是科學內的事情，不應有價值判斷；而演說時政治活動，是科學外的事情，可以且應該有價值判斷。

四、理想類型。理想類型是一個主觀思維建構，「理想」的意思是指現實中不存在的，而不是指最好的或者人們最希望的。但是理想類型不是隨心所欲的虛構，也不是一種概念游戲，它是社會學中理論構建的一種方法，它的建立必須有邏輯上的一致性，不能違反經驗的因果關系。韋伯主要是想通過建構一套精確而嚴謹的概念體系來增強社會學研究的客觀性，減少主觀隨意性，是社會學成為真正的科學。如：科層制、資本主義、社會行動的四種類型、合法統治的三種純粹類型等都是理想類型。

『貳』 簡述韋伯的理解社會學

這個題目太大了，其實如果只是為了答題的話，看兩本社會學理論書，綜合起來總結一下韋伯的主要觀點，特別是關於方法論的觀點，就差不多了。

『叄』 馬克斯韋伯對於理解社會學進行了怎樣明確的說明

在韋伯看來，社會學並不應該是像孔德、斯賓塞而言研究一切自然科學社會現象，韋伯的社會學被稱為理解社會學，將理解性研究社會現象，強調社會學是通過一定的方法、途徑，運用一定的分析工具來進行解釋、分析，這時，他對理解從確定性和操作性上做了不同的分類，從確定性上來看，可以將理解確定性的基礎看成理性方法和重新體驗的方法；從操作性上來看，可分為對主觀意義的直接觀察理解和解釋性理解。那麼，即使理解是再有邏輯性的，它依然是主觀的形式，而運用因果多元論去看待研究對象，進行分析時，是用一種具體的驗證尋找某一社會現象背後的具體因果關系，而不是探求具有普遍因果效力的規律。這里的因果說明是指具體的，個別事物現象因果關系問題，韋伯稱其為歸因問題。當然，在做出解釋找出因果的過程中，是不能有價值判斷的，研究者要保持價值中立。研究過程中如果有價值判斷，那麼就失去了科學的客觀性。韋伯又提出了「理解類型」這一概念，這個概念的作用就在於對社會現象的解釋盡可能在一個緊缺而嚴謹的概念體系內有規范，夠客觀地完成，避免發生主觀、隨意的現象，韋伯認為這樣才能使社會學成為真正的科學。

那麼，什麼樣的行為才是社會學所研究的即社會行動呢？韋伯在其後又談到社會行動與理性化過程，他認為社會行動是有兩個表徵，即「針對他人」、「主觀意義」，並將社會行動分為目的合理性、價值合理性、情感以及傳統行動。韋伯認為目的即工具合理性行動具有最高合理性，表現在行動者的認識和自覺選擇上。隨後，韋伯又將這兩種類型分為理性行動和非理性行動，其中理性行動包括目的和價值合理性兩類，當然在現實社會中，並非像韋伯的理想中那樣，而是多種類型的綜合出現，現代社會的本質特徵，社會歷史的運動方向正是目的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

談到合法性統治時，韋伯假設從社會行動合理性為大前提，運用「理性類型」分析工具，將現存的具有合法性的統治類型分為了三類：傳統性統治、魅力性統治以及法理性統治，通過對這些合法性統治形式組織制度典型特徵的分析，韋伯揭示了西方社會組織制度的合理化趨勢。而後又對科層製作了分析研究，韋伯認為科層制是法理性統治中最特殊的形式，他對科層製做了系統的辨證的分析，一方面，他承認科層制是人類組織的合理形式，他看到科層制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的深刻影響和促進作用，同時也看到了這一體制的發展中的弊端，這對後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制度的發展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理論依據。

『肆』 韋伯怎樣用類型學方法建構自己的社會學理論

韋伯社會學的方法論

基礎成分：解釋性理解、主觀意義、價值中立(這個字面理解)、理想類型(社會行動的四種類型)、社會學的目的

方法核心：試圖「解釋性地理解」人們看待自己「社會行動」的方式。

行動是否是「社會」的取決於它的主觀意義是否考慮到他人的行為並且因此在其過程中受到指導。

包含的意思：

1) 行動個體對其行為賦予主觀的意義。

2) 行動者的行動指向他人，因而與他人的行為發生意義關聯。

解釋性理解：社會學家根據行動者自己的意圖來理解社會行動。包括在智力上把握行動者由他們的行動創造的意義，或者通過「直觀的」或「移情作用」的理解。

韋伯主張一個單一的「外在形式」內部蘊藏著千姿百態的動機。

要使社會行動成為一種有效的分析工具，需要建構起關於社會行動的類型學體系(理想類型)。

理想類型作為一種概念工具，並不是現實中實際存在的行動類型，而是借著理想類型的構建，拉開了社會學與現實之間的距離。理想類型是通過比較某個實際行動過程和一個(或多個)社會學概念(即理想類型)之間的近似度如何，再據此分析這一現象，展示這一行動過程的意義脈絡。

社會行動的四種類型：

工具—目的理性的行動：目的、手段及其間接的成果都得到合乎理性的考慮和權衡，其中包括對同一目的的不同手段的選擇、對目的與間接成果的關系以及最後對可能出現的不同結果的相關重要性的理性思考。

價值理性行動：通過有意識的某些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其他形式的固有價值信仰，不管最後能否獲得成功的行動。該行動始終包括在行動者看來對其有約束力的『命令』和『要求』。

感情行動：由行動者特定的情緒和情感狀況決定的，包含有一種情感依戀，必須與上述兩種理性行動明確區分開來。

傳統行動：是由根深蒂固的習慣和古老的風俗決定的，經常只是對普通刺激的一種常規反應。

有意義的行動的每種類型在各個時代和各個文明階段都會出現。現代人並沒有與生俱來就擁有一種比祖先更優越的駕馭某種行動類型的能力。然而，作為一種社會勢力的結果，某些時代可能會對某一種特定的行動類型倍加青睞。韋伯確信通過運用社會行動類型學的類型，社會學家甚至能夠理解生活在全然不同的文化中的人們其社會行動具有的主觀意義，並且因此作出因果性的解釋。

韋伯社會學的目的：韋伯研究重點放在對特定實例及其發展因果分析上。他認為對「歷史個體」的因果解釋應該作為社會學的基本目的「我們希望一方面理解它的背景和特有的表現形式的文化意義，另一方面要理解它在歷史上之所以成為如此而非其他的原因」。

因此韋伯反對實證主義學派(實證主義主張遵循自然科學方法，確定一套歷史和社會變革的普遍規律，然後憑演繹程序解釋所有特定實例及其發展)。他反對社會科學以「建構一套封閉的概念體系，能夠以某種確定的方式包容事實並對其分類，並且由此可以對其再次推論」為目標的觀點。「我們不能抽象地理解兩個歷史偶然事件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這一現象，而只是在承認在它具體形成的方式上存在著某種內在一致這樣的基礎上來把握」。

從根本上對動機多元論的強調把韋伯的社會學與行為主義所有流派、「把社會結構置於最重要位置」的所有觀點(如塗爾乾的「社會事實」或者馬克思的「階級」)，以及所有賦予規范、作用和規則以一種對人有明確控制權的實證主義觀點區分開來。

『伍』 韋伯是法國早期社會學家嗎

可以肯定馬克斯·韋伯是法國早期一個偉大的社會學家。他給出了國家最重要的定義。如果談到發展的政治維度，他說不只有一個，而是有三個：國家、法治、問責。供參考。

『陸』 美國兩個法學學者龐德和韋伯思想的比較

法社會學來流派的兩大法學巨匠馬克自斯·韋伯及羅科斯·龐德在法律的概念、法律變遷模式論、法律發展的評價標准、法治觀方面的觀點截然不同,研究二者的差別有利於總結法律發展的一般規律,並為我國社會轉型期的法治建設提供有益的理論支持。

『柒』 韋伯的法律社會學的讀後感 跪求！！！！

法律社會學，目前的譯著並不多，只有科特威爾《法律社會學導論》，布律爾《法律社會學》，埃利希的《法律社會學基本原理》，作為法律社會學奠基者的韋伯，國內對其宗教社會學的重視遠超過對其法律社會學的重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由簡惠美和康樂翻譯的《法律社會學》則填補了這個空白。這本書是由韋伯《經濟與社會》中的專門一章《法律社會學》，曾由美國兩位學者將該章與《經濟與社會》中其他與法律社會學相關的章節編成一集《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後由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出版，此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韋伯作品集之IX的《法律社會學》以德文原著為准，並結合英譯本翻譯而成，且將英文、日文譯本添加的譯注和中文譯本的譯注連同德文文本作者的原注一並收入。
法學中的法律觀與法律社會學中的法律觀是兩種不同的法律觀，前者從參與者的內在視角考察法律中的正義問題，後者則從觀察者的外在視角看法律。早期的社會學如孔德、斯賓塞只是將自然科學的方法直接引入社會科學，稱為「社會物理學」。韋伯作為一個新康德主義者，堅持事實與價值二分的思想，試圖結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種研究方法，他最早將主觀意圖、行為動機引入社會學研究，強調社會科學也是一種經驗事實，對社會行動的主觀意義可以進行理解，並對其過程及結果可以進行因果解釋。他採用的理念類型的方法，從雜多現實中抽離出某些特徵組成一系列清楚定義的理念型概念，它們代表著行動者在特定情境下，其行動中之「意義關聯」的種種可能形式，從而對價值進行實證研究。
在《法律社會學》一書中，全書共分八章，韋伯的旁徵博引，其中很多史實與術語對於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我們理解起來是比較困難，但韋伯《法律社會學》的主題只有一個即法律的合理化。這是與他的中心論題即資本主義為何出現在西方相關聯。從法律是如何在此種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揮作用的角度出發將法律與統治、與政治(國家形式、行政層級)、法律與經濟作了全面的考察。
法律的演進過程經歷習慣、習俗、慣例到法四個階段，首先是一種呆板的、機械式的重復，純粹事實的習慣，經由心理對此習慣的「擬向」，讓人感到具「拘束性的」，既而形成一種普遍的共識，即令人在有意無意之中越來越「期待」他人也做出意義相對應的行為，最後此種價值共識被賦予法規范的特徵，由強制機構予以保障。也就是說秩序的合法性不僅建立在價值共識的基礎之上，而且需要外在的保障。由此將法律的內在面向(理念和價值)和外在面向(利益、制裁等構成的整體)統一起來。
法律的合理化是三種合理化結合下實現的。一種是規則的合理化。市場的擴大，貿易的發展使個人從團體中分離，主觀權利設定方式即授權規范不斷增多，財產責任取代身體責任，個人責任取代團體責任。
在傳統型社會和卡里斯瑪型社會，主觀的權利與客觀的規范合二為一，即擁有特權的個人依據為他而設的客觀規定來當作自己的主觀權利。因此，特別法無非是支配者的主觀權利，普遍有效的規范不存在。商品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要求形式上的法律平等以客觀的形式規范予以保障，要求用「規則」取代「特權」，代議制國家於是形成，行政體制的「合理」構造，即行政事務的連續性和文牘性，以能力而不是以身份為標準的行政組織，嚴格的等級科層制結構，公共事務與私人事務的分離，形成一個官僚科層制的非人格化統治的社會。
二是社會行動的目的合理性，韋伯將人的行為分為四種，基於情感的，導源於感情沉迷；基於價值合理的：取決於對秩序作為某種倫理、信念；基於傳統性行動，源於傳統；基於目的理性，由對特定外在後果的預期、即由利益情勢所保障。商品經濟的可計算性要求主體基於目的理性而行動。
三是科學合理性。貿易的發展，使得交易的復雜需要法律人士專業知識的幫助。新興的市民階層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保障自己的權利，也需要藉助法律專業人員來為他們提供咨詢，充當他們與政府之間進行談判的中介人，並在政治和司法程序中代表他們的利益。法律職業共同體運用從羅馬法和教會法中傳承而來的各種解釋技術，通過對社會中現有的規范性因素進行收集、概括和總結，創造出一套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則，使每一具體案件都可以通過邏輯方法得出判決，從而形成是一個沒有漏洞的、邏輯一致的體系。
三個面向「合理化」構成近代資本主義形式理性法律，其形成過程是教會法與世俗法、實質與形式分離的過程。道德等實質價值技術化進入法律，自主的道德中立的法律可以用於任何調整目的，法律合理化的過程也是現代化過程。韋伯意識到現代社會是一個「專家沒有精神，縱欲者沒有靈魂」信仰缺失的社會，形式與實質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沖突，形式重視個人能力，能排除絕對恣意和集體主義，但形式化之抽象性格在給予形式上合法之利益最大自由的同時，卻處處傷害了「實質公道的理想」。
韋伯是現代文明之子，其創造的概念如理念型、形式理性等一直沿用至今，其意識到的形式與實質之矛盾我們仍無法超越，韋伯《法律社會學》中價值的實證研究進路對於處於轉型中的中國意義重大。中國目前的社會矛盾，很多時候是日益分化的利益與價值之爭，因此只有對價值進行實證研究，對法治的具體路徑進行描述，法治目標才會離我們越來越近。

『捌』 馬克思韋伯的社會學思想主要有哪些內容

馬克思韋伯的社會來學思想主要源有，哲學研究領域在某種程度上就存在理論與實踐的二分問題，觀念主義與理想主義。

1：涉及到了學術史上的一個根本的理論問題，即理論與實踐的關系。

2：韋伯區分了三種理想型第一種是歷史的理想型，如西方城市、新教倫理、現代資本主義。

3：韋伯分為三種統治類型，第一種是法理型統治，第二種是傳統型統治。第三種是個人魅力型統治。

4：韋伯強調所有的社會學概念都帶有理想型的特徵，這容易導致這些概念游離於社會事實層面，從而失去社會理論對社會變遷的引導意義。

『玖』 馬克思.韋伯的社會學思想主要有那些內容那些

韋伯社會理論的核心術語不是「社會結構」，而是「社會行動」。韋伯反對當時流行的兩種研究方法：一是實證主義方法，重社會事實，主張把社會學當成自然科學範式；二是歷史學派，是主張反實證主義的人文科學方法（情感主義的方法，實際上，當時德國狂飆運動、浪漫主義、神秘主義以及隨後開始流行的生命哲學即屬此列）。韋伯主張的是解釋學的社會研究方法。他給社會學下的定義是：「旨在對社會行動做出的解釋性理解以獲得對這一行動的原因、進程和結果的解釋的科學」（《社會學思想名家》第244頁）

解釋的（或理解的）社會研究方法：

（1）對社會行動進行解釋，呈現其目標合理性。四種社會行動類型：目標上合理的行動、價值合理的行動、情感上合理的行動、符合傳統習慣的行動。韋伯認為，西方社會越來越受目標合理性的支持，而非西方社會則受其它三種合理性的支持。

（2）謹慎的價值中立立場，把研究者有關社會的價值判斷與研究活動的價值中立立場區分開來，這也是知識社會學的立場。有人可能會提問：如果研究者個人的價值觀念左右研究結果，怎麼辦？在韋伯看來，個人的研究結果是否有效，完全取決於社會行動最後的目標合理性。

（3）直覺性解釋與因果性解釋的統一。德羅伊森與狄爾泰都重視直覺，但在韋伯看來，任何直覺性解釋如要成為科學的判斷，都必須首先變成因果性解釋。

（4）理想類型。這是韋伯解釋的社會理論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意在避開歷史學派的散漫的研究方法，對抽象與概括方法的理論承認。通常，研究者在研究對象時，都會提出一定的理想結構，但這一結構常常被批評為不符合現實。對此，韋伯指出，理想結構對於研究社會現實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韋伯區分了三種理想型：第一種是歷史的理想型，如「西方城市」、「東方社會」、「新教倫理」、「現代資本主義」。第二種是社會現實的理想型，如「官僚制」、「封建主義」。第三種是「某種具體行動的合理化設想」，如統治類型的分析。

韋伯分為三種統治類型：第一種是法理型統治；第二種是傳統型統治。第三種是個人魅力型統治。三種統治類型並不只是針對統治者而言的，而毋寧說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互動的結果，因為任何一種統治類型都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互承認的結果。這種分析法較很多方法優越，甚至於比馬克思主義傳統只提統治型分區為領袖與群眾的分析方法要優越。——三種統治類型宜放到第三部分制度部分講。

關於韋伯理想型的討論。哲學研究領域在某種程度上就存在理論與實踐的二分問題，蘇格拉底柏拉圖的「美德就是知識」，《理想國》理念，觀念主義與理想主義。亞里士多德理論學科與實踐學科的二分。啟蒙哲學試圖希望解決理論與實踐的同一。康德的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的二分，致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起，黑格爾的統一辯證法。黑格爾與馬克思開始將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向社會實踐領域貫徹，社會主義實踐過程。迪爾凱姆的社會分工與社會轉型。到韋伯為社會科學這種理想主義立法。（1）涉及到了學術史上的一個根本的理論問題，即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對此，黑格爾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現代思想中給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回答，實證主義與歷史學派實際上也是兩種路徑，韋伯則給理想類型予以確認。（2）對社會學研究中理論的介入提供了一種說法。如社會轉型理論，再如對西方社會與非西方社會的分析，問題也在於容易類型化。（3）韋伯強調所有的社會學概念都帶有理想型的特徵，這容易導致這些概念游離於社會事實層面，從而失去社會理論對社會變遷的引導意義，從而使人們對這種研究的效果產生懷疑。（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哲學基礎：反對唯物主義（馬克思與實證主義）也反對唯心主義（黑格爾及歷史學派），希望對社會系統提供一種較復雜的解釋，並特別從文化層面對社會政治經濟結構進行解釋，正如前面提到過的，他希望對西方資本主義提供一種宗教文化層面的解釋——當然不只是唯一的解釋，除此之外，他還從技術理性、法律制度以及官僚化、企業精神等方面解釋了西方資本主義。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集中解釋了何以清教即加爾文（以及更廣泛的基督教傳統的可能性問題），並且只有清教傳統才積極地促進了歐美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及其變革。

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是追求和實現經濟利益。如果資本主義僅僅只是個人對利益的追求，那麼很多文化傳統都可以形成資本主義精神，然而為什麼偏偏是西方產生了資本主義？在這里，關鍵的問題似乎在於個人追求利益的目的何在？如果追求的是個人利益，那便是無神論的，是物質主義的，而這不是西方文化傳統所鼓勵的，韋伯傾向於認為很多非西方文化的無神論傳統是這種類型（但儒教與道教其實不是）；如果追求個人利益會成為對自身存在的否定，那就需要一種來自於宗教的原罪意識給予說明，因此韋伯認為舊教的原罪觀念其社會後果是限制個人的利益追求，因而閑暇成為提倡的東西。

但是，在韋伯看來，加爾文教及新教改革形成了一種新的觀念，即以上帝的名義並且為了上帝而努力勞動賺錢，追求利益是正當的。韋伯認為這種新教倫理正是直接支持了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由此肯定了加爾文的宗教改革運動，認為這一運動正是資本主義精神興起的文化起點。舊教：原罪、限制個人的物慾、閑暇，封建等級制

新教：祛原罪化、利益正當的神性原因、勞動、「工作倫理」、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的新教倫理理論實際上還帶有一種方法論的意味，此後他即以此為據展開了一系列宗教社會學研究，對世界上的諸多宗教，如印度教、猶太正教以及中國宗教進行專門分析，以此強化和鞏固其新教倫理理論。

韋伯是在與新教對比的意義上討論中國宗教的，事實上涉及到貨幣制度、城市、行會、家產專制國家、氏族等各個社會政治領域，因此不僅只是一部宗教社會學著作。

關於古代中國的城市，韋伯認為，在人群以及政治功能上，中國古代城市與歐洲城市是一樣的，中國的城市成為了要塞或是領導者的居住地，並且也成為貿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但中國城市缺乏政治自治權，缺乏市民性尤其是沒有特權，依然是基於血緣關於並且是祖先崇拜關系的轉化形式，同行公會依然是以向政治權力的爭寵為中心，缺乏市民意識，由此商賈階層無法得到發展。按照韋伯的分析，腐敗是中國政治結構無法克服的痼疾。對中國國教與民間信仰（相對空間被縮減）的關系，韋伯的判斷是與歐洲中世紀可對比。

韋伯詮釋儒家的學說：對神的敬仰政治化（政府化），祖先的敬仰是全體人的共同事情。在這個前提下，民間的信仰（包括巫術、迷信、氣功等神秘主義）可被容忍，如果民間信仰動搖主體，當然會被鎮壓。這種狀況除非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引入。

此外，土地禁止進入市場買賣、社會關系的親戚化（裙帶化）都阻止了理性化進程。在韋伯看來，儒教和新教代表了兩種廣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兩者都試著依據某種終極的宗教信仰設計人類生活。兩者都鼓勵節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與財富的累積相並存。然而，儒教致力於文化上的中乾地位以及政教合一傳統，但新教則通過超驗的上帝設定了一種資本主義精神。儒家與道教是導致資本主義遲遲不能進入中國的原因。在韋伯看來，中國宗教因過於世俗化，因而缺乏新教倫理的超越維度，因而盡管在物質以及制度（他講的制度，涉及到對中國市場經濟傳統的肯定，而不是政治制度，韋伯的分析與馬克思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在制度層面一定是融為一體的）層面有資本主義的條件，但卻缺乏精神層面，他又講，印度教有超越的層面，但卻太缺乏世俗化的層面，因而也難以形成資本主義精神。如此等等。

聯繫到梁漱溟的講法：西方文化、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的不同超越方式。

韋伯的理論對於分析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進程或各民族國家推行資本主義的可能性頗有意義。甚至於一度成為現代化理論的定律。但是，上一世紀東亞的崛起卻從相反的方面推翻了韋伯的理論（韋伯關於其它宗教傳統尤其是中國宗教的研究甚至於由此被稱之為「偉大的外行」），在他們的實踐模式中，突顯出一條儒家資本主義的路線，諸如列維森的《儒家傳統及其近代中國》，也對韋伯理論提出了種種挑戰與質疑。（四）官僚制度研究

韋伯有關階級、地位與權力的論述：

與馬克思一樣，韋伯也重視階級，一種不同於階層但易於描述社會沖突的社會結構。但不同的是，馬克思更多的是從生產方面區分階級（勞動者——被壓迫者，不勞而獲者——統治者），但韋伯認為，應當從消費以及生活方式層面來看待階級，於是提出了「地位群體」的概念。這是一個很有貢獻的分析方法，馬克思的階級分析大體可以說明資本原始積累以及第三等級向資產階級過渡的狀況，但不能說明此後的階級狀況。合著中國現實，人們也發現暴發戶邏輯畢竟不是長效的邏輯，革命者也不一定就等於是建設者，如此等等。關於權力，馬克思是立足於經濟關系的，而韋伯則強調，一、除了經濟權力外，還有非經濟的權力，如文化方面的、宗教方面的、制度方面的，二、馬克思往往把社會權力還原為經濟政治關系，好像只有如此才能賦予社會權力以合法性，但在韋伯看來，社會權力自身賦予合法性，並且當其表現為榮譽與地位時，它本身就實現為價值。這一點揭示至關重要，如面子，按照馬克思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種個人虛假的意識形態，「溫情默默的面紗」之類描寫，然而，韋伯的觀點則認為，社會權力關涉的面子基本上就是尊嚴。

接下來看其官僚制研究。韋伯區分了三種統治類型：一種是傳統型，建立在習慣與古老傳統之上，諸如族長制、世襲制與封建制都是這種類型，中國自秦朝以來的的家產官僚制也是這各類型。二是個人魅力型，統治建立在某個英雄人物、某種具有天賦的人物的個人魅力之上，先知、聖徒以及革命領袖即是如此（不過個人覺得傳統型中依然有個人魅力型的成份，如陳勝、吳廣之託天意起事、劉備所謂漢正室、宋江的魅力之類，可見這種劃分依然是理想型），個人魅力型的實質是克利瑪斯（Charisma）人格。

（魅力型權威模式是指以領袖個人的品質和魅力來吸引大眾並施加影響的權威形式。這種權威模式，按照韋伯的看法，程度不同的存在於人類社會的每一個歷史時期。而其突出作用則表現於社會危機時期。在這個時期，社會動盪不安，人們對原有價值產生懷疑，合法性的信仰喪失，這就為魅力型領袖人物提供了施展其個人才能和影響力的機會。魅力型權威的合法性支持來源於人們對領袖人物個人魅力的崇拜，這種政治合法性的輸入可以通過領袖人物過渡而被轉移到新建立的政治體制上來，成為新的政治體制的合法性依據。這種政治體制的運行往往依賴於大眾情感的輸入和領袖人物精神感召力的輸出，具有明顯的非理性特徵。歷史地看，魅力型權威終究是一種過渡性的統治模式，因此為了長治久安，政治系統就必須藉助魅力型權威所獲得的合法性支持，將現有統治方式制度化，使其成為社會成員的合法性信仰。因此，魅力型權威模式遲早要發生轉換，轉換的方向，一般取決於魅力型領袖人物的個人意志、社會文化和歷史傳統、國際政治環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具體的社會環境中，這些因素對當前社會統治方式的影響程度各不相同，這就決定了不同社會在後權威時代統治方式的不同特點。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曾出現過的魅力型權威人物如克倫威爾、華盛頓、拿破崙等等，無不是通過個人的巨大影響力使新的權威模式合法化，並進一步使其成為社會成員的合法性信仰。）

三是法理型統治。依靠法律和契約行事，統治是非人的和集團性的，程序合理性。

官僚制或科層制（Bureaucracy）源於法理型。

其構成要素：（1）大量並且高效的行政事務，行政手段的集中；（2）程序及程序正義，公事公辦，組織的技術優越性；（3）貨幣經濟及其財政支持；（4）社會差異的齊平化；（5）人們在官僚制下行使自己的許可權，不得越權；（6）頂端人物的任命制，科層人員的素養及其培養。上述五方面的要素構成官僚制的合理化。

官僚制，符合現代性社會的組織化與合理化。

「合理化」：

關於官僚制的產生，韋伯不同意馬克思從異化看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區分，韋伯認為這種區分並不只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現象，而是任何合理化的社會生產體系都可能出現的，而且區分並不只是發生在生產者身上，而且也發生在管理者、組織者以及政治家身上，這就確定了，為什麼會有一個與財產者脫離的現代管理者階層的獨立——這是韋伯對現代管理學的獨特貢獻。

關於官僚制的結果，韋伯實際上並不認為合理化是好的，它是現實的，是現代性不可避免的命運，但卻不一定是好的：一、它導致無法處理個別情況；二、制度的物化與空心化，科層制是「鐵籠子」，抹煞個性與創造性；三、尤其是對精神信仰問題無能為力；科層制導致資本主義的萬劫不復的結局。韋伯研究專家施盧赫特曾對韋伯有如下評價：「韋伯的論點讓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現實狀況的診斷，而在他的診斷中，韋伯對兩種看法保持著相當的距離：一種是認為我們終會找到最後真理的信仰，另一種是認為我們可以創造人類幸福的信仰。 今天，似乎逃避現世與適應現世的心態仍在解除了巫昧的世界中循環不已，韋伯的這番診斷因此重新顯出其重要性。他的診斷指出了我們在現代社會中所以不痛快的理由，卻也讓我們明白為什麼我們對於這種不適意、不痛快卻甘之如飴，而不輕言放棄。」(《理性化與官僚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

而蘇國勛則從另一個角度——現代社會的形式理性和實質非理性的沖突來解讀韋伯的意義。他說：「在韋伯的思想中，現代社會的矛盾即從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相互關系和張力中解讀的：形式上的合理性與實質上的非理性是現代社會的本質特徵。換言之，突顯功能效率精神是現代社會的合理之處，而不合理之處在於把功能效率這一本來屬於手段的東西當作目的來追求。理性化造成現代人一方面在享受現代物質文明方面受賜良多；另一方面他們又身不由己地陷於理性化所造設的『鐵籠』，飽受喪失目的追求(價值)、喪失精神家園的痛苦。韋伯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見深刻揭示了現代人的這種尷尬處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現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徵，另一方面又強調作為現代人的命運，現代文明註定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現代性的悖論。這也許是不同國度和地區的人對他共同感興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