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國際經濟法

㈠ 國際經濟法基本原則的全球合作

全球合作原則
強調全球各類國家開展全面合作。特別是強調南北合作，以共謀發展，這是始終貫串於《宣言》、《綱領》和《憲章》中的一條主線。 ：南北合作
當代國際社會各類成員之間，存在著許多對矛盾與合作的關系。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東西關系」、「南北關系」、「南南關系」、「北北關系」。
在這許多對矛盾與合作的關系之中，南北關系是全世界政治經濟關系中的主要矛盾。這是因為：第一，南北之間的矛盾與合作關系是全球性的，牽動和決定著整個世界政治經濟的全局和全貌。第二，南北矛盾的形成和發展，已有數百年的歷史淵源。第三，當代南北雙方在經濟上的利害沖突是極其尖銳的，雙方在經濟上互相依存、互相依賴的關系也是最為密切的。簡言之，南北矛盾已上升為當代國際經濟關系中的主要矛盾。
南北矛盾的根源在於世界財富的國際分配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其實質是發達國家力圖維護國際經濟舊秩序，發展中國家起而抗爭，力圖變革國際經濟舊秩序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
南北合作的根據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存在著極其密切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補益關系雙方都是不可或缺的。缺少對方，或與對方長期處在嚴重對抗的地位，而又不作任何妥協退讓，勢必造成生產的嚴重萎縮和破壞，導致現實經濟生活的嚴重混亂。南北合作問題總是伴隨著南北矛盾問題，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方面，已被國際社會的一切政壇和論壇列為同等重要的議事日程和談判主題，引起國際社會的同等重視。
但是，要在公平互利的基礎上推動南北合作，阻力頗大。相對而言，第二世界各國的政、法界人士中，也出現了一些能夠比較冷靜地正視南北互相依存現實的明智人士。他們意識到繼續韁硬地全盤否定第三世界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破舊立新的正當要求，強行維護甚至加劇國際上貧富懸殊的現狀，歸根到底，對所有發達國家都是很不利的。
在第三世界的強烈要求下，在第二世界部分國家領導人和有識之士的現實考慮下，南北兩大類型家的對話和合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其中較為重要的，首推1975年至1989年先後簽訂的四個《洛美協定》。 ：《洛美協定》
《洛美協定》的全稱是《歐洲經濟共同體－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國家）洛美協定》。在當前的南北關系中，是最大的經濟貿易集團，締約成員國已達80個。
1975年2月，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區46個發展中國家，會同屬於第二世界的歐洲共同體9個國家，在西非國家多哥的首都洛美簽訂了貿易和經濟協定，通稱第一個《洛美協定》。1979年簽訂了第二個《洛美協定》；1984年簽訂第三個《洛美協定》；1989年簽訂第四個《洛美協定》。綜觀上述四個《洛美協定》的發展進程，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互利合作關系是有生命力的。它表現在：
第一，實施協定15年來，參加締約的南北兩大類國家總數不斷增加，從55國逐步遞增至80國。
第二，南北合作的內容和范圍不斷擴大，歐洲共同體向非加大地區國家提供的優惠條件，從總體上說，都有所改善。
第三，每次續訂協定的談判，都是歷經艱難，最後總能達成對發展中國家更為有利、使南北合作有所前進的新協議。
第四，每一個新的南北協議，從總體上說，都更有利於雙方在各個領域謀求更全面的全作，建立更穩定、更合理的國際經濟關系。
但是，《洛美協定》式的南北合作，仍然遠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南北雙方之間很不平等、很不公平的經濟關系：
第一，在兩類國家之間的貿易交往中，仍然存在著嚴重的不等價交換；
第二，關稅上普惠待遇往往伴隨著種種非關稅壁壘的重重限制；
第三，用以穩定非加太地區國家出口收入的補貼和給予這些國家的財政援助，相對於這些積貧積弱國家發展經濟的現實需要說來，差距仍然很大；
第四，《洛美協定》在實現南北合作、改變南北不平等關系方面，雖已取得初步的重要成果，但距離建立起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總目標，還有相當漫長、艱辛的路程。
三、全球合作的新興模式和強大趨勢：南南合作
發展中國家相互之間開展經濟合作，國際上通稱為「南南合作」。這是一種新型的互濟互助、共同發展的國際經濟關系。
南南合作與南北合作，都是全球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南南合作的政治經濟基礎、內在實質及實踐效應，卻與南北合作有重大的差異。
南北合作，是國際經濟關系中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妥協，南南合作則是國際經濟關系中被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弱者與弱者之間的互濟，也是對弱肉強食規則的聯合反抗。
南南合作的這種實質決定了它在國際社會中的實踐效應，具有重大的特色和深遠的影響，有助於沖破現存不平等的國際關系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
第一，現存的國際經濟體制，是在經濟實力基礎上形成的。第三世界國家擁有的經濟實力越大，它們對世界經濟大政的發言權、參與權、決策權就越大，對某些在南北關系問題
上堅持僵硬立場和專橫態度的發達強國，也就能發揮更大的制約作用。因此，發展中國家應當把發展和壯大自己的經濟實力，擺在首要地位。
第二，經濟上過分領帶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民族經濟的發民彩為不利。加強南南合作，走弱者集體自力更生的道路，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經濟，減少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才是它們爭取經濟繁榮、增強自身經濟實力的可靠途徑。
第三，實行南南合作，把第三世界國家聯合起來，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國際力量，就能夠提高這些國家在南北對話、南北談判中的地位，打破僵局，開辟改革舊國際經濟關系的新局面。
第四，由於長期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問題，某些第三世界國家之間存在著一些矛盾和爭端，如果處理不當，勢必成為南南合作發展的障礙。但是，由於第三世界國家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只要有關各方面能夠排除干擾，以大局為重，互諒互讓，耐心協商，就定能化解矛盾和糾紛，消除爭端和分歧。
第五，南南合作，有助於推動南北談判，改善南北關系，在公平互利的基礎上促進南北經濟合作，以實現全世界各類國家普遍的經濟繁榮。

㈡ 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1.國家經濟主權原則。

國家經濟主權原則是國家主權原則在國際經濟法領域內的具體體現，它構成了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基礎。國家經濟主權表現在國家對其全部財富和資源的擁有權、使用權和處置權，以及對經濟活動的支配權等。

在內容上，該原則包括國家對其境內一切自然資源享有永久主權，國家對外國投資者及其活動的管理和監督權，以及國家有權決定對境內的外國資產實施國有化或徵收的措施等。

2.平等互利原則。

平等互利原則指所有國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國家應以平等的資格參與經濟活動，並平等分享成果。平等互利是國際經濟交往中應遵守的基本原則。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各國不論大小強弱，其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

平等是實質上的平等，而不僅僅是形式上的平等。互利指不能只謀取本方的利益，而置其他各方的利益於不顧。平等互利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最惠國待遇是平等互利原則的一個典型範例。

3.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

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指發展中國家應通過國家經濟的發展逐步縮小並消除窮國與富國的差距，發達國家應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文化、科學和技術等領域進行合作，以促進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進步和社會發展。

依《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國際合作以謀求發展是所有國家的一致目標和共同義務。該原則首先強調的是承認和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發達國家的繁榮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是聯系在一起的。在此基礎上，為了實現共同發展，就應加強各國間在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合作，當然包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合作，也包括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

(2)一帶一路國際經濟法擴展閱讀:

就國際經濟法中所包含的各國涉外經濟法或民商法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處在殖民地、附屬國地位的眾多弱小民族，或根本沒有立法權，或只有形式上的立法權。

二戰結束後數十年來，被壓迫弱小民族的反殖民主義斗爭陸續勝利，眾多新主權國家相繼興起，逐漸形成了第三世界，開始有了獨立的國內立法權。盡管在社會經濟制度、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差異，但它們有著共同屈辱歷史，共同斗爭經歷，共同現實處境，因而有關徹底改變這種現狀的共同願望和強烈要求，並且正在從事改造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共同斗爭。

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這種要求和平共處的努力，當然會遇到來自發達國家的各種阻力和障礙。因此，在當代國際經濟法基本規范或基本原則更新發展的全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保護既得利益、維護國際經濟舊秩序與爭取平等地位、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矛盾和斗爭。這乃是當代世界「南北矛盾」斗爭的主要內容。

在最近四五十年來「南北矛盾」斗爭中逐步形成的國際經濟法基本規范或基本原則，可以大體上歸納為經濟主權原則、公平互利原則、全球合作原則以及有約必守原則等四個方面，以下各節，分別予以闡述。

參考資料：網路-國際經濟法基本原則

㈢ 簡述國際經濟法在我國開放性經濟建設的作用

（一）可以從法律上為外商投資提供更好的法律環境。近年來，外商在中國投資日益增多，認真學習、研究有關國際投資和國際融資等方面的法律，有利於我們簽訂好融資和其

他引進外資的合同，有利於為外商投資提供更好的法律環境，從而更好地引進外資。
（二）可以從法律上保障引進適合我國需要的先進技術。發展我國經濟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要十分注意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而這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專利、專有技術、許可證等一系列法律問題，引進方既要防止對自己不利的、不公平的限制性條款，又要遵守國際公認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制度。而學習國際經濟法，就可以使我們正確簽訂國際技術轉讓合同，充分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利益。
（三）可以促進我國對外經濟交往，發展國際經濟合作。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已開展了國際租賃、三來一補、合作開采自然資源、土地批租、發行B股等各種形式的對外經濟合作，這些都涉及到復雜的法律問題和各類涉外經濟合同. 只有學好國際經濟法，才能真正促進我國經濟建設。
（四）可以及時為我們合理處理涉外經濟糾紛提供法律武器。在同各國進行經濟交往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一些爭議和糾紛. 這不僅涉及爭議的實質問題及其法律規定，也涉及到按什麼法律程序和規則去解決這些爭議和糾紛；甚至還要考慮到外國人的法律地位以及同外商談判的原則和標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維護有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使我們的城市真正成為萬商雲集的國際都市。 （五）有利於我國涉外經濟法制建設。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高度計劃經濟的政策，很多經濟貿易政策及其體制同國際慣例或國際習慣做法是不相一致的. 在對外開放和體制改革中，如果我們不僅善於總結和正確運用本國的法制建設經驗，而且也善於從國際經濟法角度，更多地和更大膽地學習和借鑒一些國際經濟法原則和規則以及國際慣例，使我國的法規、政策及其通常的經濟貿易做法盡快向公認的國際公約、國際慣例靠攏，這對於加快我國經濟法制建設，盡快形成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㈣ 怎樣用國際法解決一帶一路中的問題

一、國際法與「一帶一路」的關系
首先，國際法與「一帶一路」關系密切。「一帶一路」是走出去、通過「互聯互通」進一步加強我國與沿線國家經貿關系、實現共贏的構想。「絲綢之路」很好地表達了這一構想的性質，因為從歷史上看，「絲綢之路」所代表的正是「通商、友好、和平」之義。「絲綢之路」一詞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容易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絲綢之路」體現了話語的力量和中國話語權的重要性。毫無疑問，「一帶一路」是助推中國崛起的構想，包含我們的重大利益，但這一構想旨在通過通商和友好關系而非武力征服或殖民掠奪來實現，其應該是一個中國和平崛起的構想。從國際社會的反應來看，除了少數國家心存芥蒂，絕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普遍歡迎「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的成功籌建即為例證。這些積極態度表明，發展仍然是世界歷史進程的主旋律，「一帶一路」的構想符合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發展國際經貿關系離不開國際法。近代國際法始於歐洲基督教文明。當時的歐洲各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新大陸的發現以及航海技術的完善，迫切要求利用海洋開展國際貿易，海洋自由論開始盛行，並最終導致公海自由原則的確立。
為了開展國際通商，美國還與不少國家簽訂了「友好、通商、航行條約」，以此規定相互的權利、義務。這說明，國際經貿交往需要國際法，並依賴於國際法的保障。公海自由原則的提出和確立，對於促進歐美各國之間的國際貿易，對於促進資本主義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當然，在資本主義殖民擴張年代，國際法包括公海自由等原則和制度，成了西方列強弱肉強食的工具。這是另一個話題。國際經濟法的誕生也能說明國際經貿發展離不開國際法。二戰以後，在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理論及政策驅使下，國際社會建立了多邊貿易體制，比如GATT 和WTO。由於發達國家資本輸出的需要，國際投資的法律制度逐漸發展。而無論是國際貿易或投資，都需要資本的支持，因此國際金融組織應運而生。國際經貿關系的深入發展導致了國際經濟法的出現。

㈤ 我國當代經濟法律的特點是什麼

【摘要】經濟法到底是什麼性質的法律,這在法學界歷來存在爭議。在不同時期,不同的理論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是這些理論都是有一定製度背景的。本文在分析了三種典型的對經濟法認識的理論的基礎上,指出經濟法是處理公法與私法、政府與市場關系,協調二者之間關系的一種法律。在我國的市場化改革中,這種關系的妥善處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直接關繫到我國改革能否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來。

【關鍵詞】經濟法;公法;私法;市場

【正文】

經濟法到底是什麼性質的法律,這在法學界歷來存在爭議。[1]歸納起來有三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一是認為是國家干預,二是認為是國家協調性質的,三是認為是國家調節性質的。在不同時期,不同的理論占據著主導地位。[2]從我國的改革看,我們是在認識和實踐上從計劃經濟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轉變使我們對經濟法的認識存在著巨大的變化,因為經濟法與經濟密切相關。但是,這些變動是否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經濟法作為一個法學部門,是否有一些共同的性質。假如沒有共同的規律和性質,經濟法成為一個完整的法學部門就很有問題了。也就是說,這些理論假如有合理的地方,這些合理的地方應該是共通的。

一

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些對經濟法認識的理論。第一種是認為經濟法是國家干預性質的,這和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法理論相一致,是屬於市場本位的一種認識。在市場制度的背景下,國家原來在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中是守夜人的角色,但由於經濟壟斷性的增強,以及市場經濟中的固有缺陷,使得政府要擔當更多的角色,很顯然,這是國家對自由經濟意義上的市場的一種干預,由此而進行的法律干預方法就是這種性質,這個理論的前提是有一個完整的市場的存在。長期以來(即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經濟活動被設想為屬於私事的范圍,對經濟活動的法律管理屬私法的范圍,國家的作用就只是執行維護公共秩序的任務。

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私人壟斷利益集團的社會經濟力量得以極大發展,自由競爭的經濟條件逐漸消失,對競爭不完善的認識以及二十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使人們日益懷疑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因此,國家干預得到了發展,使政府與私人力量之間的均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一變化最明顯的表現是以有意識地組織經濟生活來取代市場自發機制——經濟計劃化。亞當·斯密所頌揚的處於完全競爭中的大量小單位可以實現私人利益向全局利益匯合的「無形之手」,讓位於「有形之手」——即「國家之手」。這樣的計劃化意味著配備充分的法律手段,並使法律規則在計劃制定、實施和執行過程中起主要作用。[3]從而產生了嶄新的第三類法律——經濟法。[4]它最早產生於二十世紀初的德國。

經濟法產生於立法者不再滿足於從公平調停經濟參與人糾紛的角度考慮和處理經濟關系,而側重於從經濟的共同利益、經濟生產率,即從經濟總體的觀察角度調整經濟關系。經濟法產生於國家不再作為純粹私法保護自由競爭,而尋求通過法律規范以社會的整體利益來控制自由競爭。所以有學者說「經濟法就是組織起來的經濟法律」,[5]這不無道理。

對經濟法實施統制,在本世紀後半葉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個人和企業方面以及在整個經濟生活方面都有表現,經濟政策的手段逐漸講究起來,從「凱恩斯革命」起,經濟學家就致力於對預算政策、稅收政策、信貸政策和收入政策進行科學分析,他們尤其明確提出了利用這些手段實現國家總目標的條件,充分利用資源、穩定物價,提高國民產值增長率。[6]

國家對經濟的非系統化干預存在已久,但對經濟的系統干預,則是在壟斷產生之後,經濟法是國家系統干預經濟的法律工具。任何法律制度都與國家緊密相關。所以,作為國家直接干預經濟生活的法律起源很早,如14世紀至15世紀出現的商法。而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法則是產生於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本世紀以來,經濟法已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7]法律秩序要發揮整個社會價值准則體系的作用,因為與單獨的經濟效率相比,社會價值准則體系所包含的內容要廣泛得多。[8]可以說,法律秩序本就有和諧一致的要求。[9]正是由於對社會法的需求,私法與公法,民法與行政法,契約法與法律之間僵死劃分已越來越趨於動搖,這二類法律逐漸不可分地滲透融合,從而產生了一個全新的法律領域。

二

第二種是認為經濟法是國家協調性質。國家在總體經濟中起到協調的作用,如在總量控制、各方利益協調上都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很顯然,這是一種國家或是政府本位的一種認識。

國家協調應該講是一種脫胎於計劃經濟的產物。國家能否協調經濟,在計劃經濟因素下,國家對經濟的協調性質是非常明顯的。在我國改革初期,也就是我們提出計劃為主、商品為輔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時期,這種對經濟法的認識是正確的。但是我們要建立的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謂市場經濟,對競爭的強調顯然是它的一個最明顯的特點。而在競爭市場中,政府的力量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是與競爭的力量有性質的不同,政府與市場在運作上是不同的,在市場失靈等市場不能發揮作用的場合,才會有政府力量出現的合理性。由此可見,這種國家本位的對經濟法的認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有問題的。

按照傳統的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經濟處於國家的計劃的管理之下,企業的產、供、銷、人、財、物完全由國家計劃控制。企業是整個社會「大工廠」的生產單位,所有的法律都是「公法」。在這種條件下,經濟是處於行政管理的模式之下,所有的有關經濟的法律都是行政法津和法規。毫無疑問,在這種條件下是不需要經濟法的,只要有公法和行政法就足夠了。但是這種模式由於其僵化性而不斷地暴露其低效率和非經濟的缺陷。由此,各社會主義國家都進行改革,在計劃中逐步加入或加大市場的成分。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我國的經濟法都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由此可見,我們經濟法的產生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法的產生是在兩個不同的條件下,後者是在完整的市場中加入國家或是政府或是公法的力量,而前者是在計劃中不斷地加入或是加大市場的力量和比重。但二者的結果卻是一樣的,都導致了經濟法的出現和對經濟法的強調。從這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經濟法的一些本質上的特點。首先,經濟法並不是以市場或是以國家(政府)為本位對經濟的調整,經濟法並不存在國家或是市場本位的問題。其次,經濟法可以是以國家干預為主要內容,也可以是以打破國家壟斷為主要內容,在原先是公法調整的領域逐漸加入或是加強私法的內容和力量。經濟法的作用可以是擴大公法,也可以是擴大私法的功能。由此,完全可以看出經濟法的社會本位的特點。第三,將經濟法歸結為國家本位的法律,即所謂的國家協調的性質。是在形式上受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法理論的影響。毫無疑問,西方市場經濟有完整的私法體系和競爭市場,以及有深遠的私法自治的傳統。國家對經濟的影響和作用是逐漸加深和擴大。因此,國家(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國家逐漸進入和加強其作用,由此表現在經濟法上就是國家的作用、公法逐漸侵蝕私法,也就是所謂的「私法的公法化」。但是自七十年代以來,在GATT和WTO的努力下,國際市場急劇擴大,壟斷在某一國家的情形在相當大程度上得到了緩和,甚至是消除。國家對政府在經濟中的消極作用也逐漸有了更深的認識。各國都在不同程度地放鬆對經濟的管制。這些國家逐漸從市場中有條件或是無條件退出的法律都屬於經濟法的內容,但若再將這些法律看成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就不合理了。而我國在現階段,大量的經濟法的作用和功能正是為了消減或是消除過分的政府力量在經濟中的阻礙作用,經濟法的性質或是理論卻不能體現經濟法的這一功能,這種經濟法的理論顯然是有問題的。

三

第三種理論中經濟法的調節性質是為了克服對國家在經濟生活中作用的過分強調。這種觀點在國家的強調上低於第二種觀點,但對國家的本位的觀點仍是這一觀點的主要問題之所在。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仍是主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國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當然是經濟法的一個功能,但是,這種功能並不是經濟法的性質,在我國的經濟改革條件下,經濟法的本位仍放在國家這一方面是不足的。認為經濟法是以國家為基本的權利主體,以國家權利為本位的法律體系,而這恰恰與我們國家的全能政府作用的轉換不相一致,並沒能達到政府職能轉換的作用,因而,與我們的改革的方向是不一致的。[10]那麼,這會造成什麼影響呢。對法律性質的劃分的意義是在於揭示法律的基本價值,在於揭示法律的基本內容,給人們一種直觀的對法律體系的了解。它決定該解釋理論的價值趨向。而它的作用是對這個理論定下一個基調。它的直接效果是對法律的解釋產生影響,法律的解釋是一種整體的解釋,這在法律解釋學中是一個基本的原理。

法律,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對社會現實及其可預料的將來的一種解釋。在這個前提下,對一個社會理論的正確性與合理性的檢驗是看它的解釋與社會現實的符合程度。上面的理論可以講是對某種社會中經濟法律的一種解釋,但對我國現階段轉型社會的現實及改革趨勢的解釋有一定的偏差。用一個形象的說法,上述的經濟法理論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是一種「TO」關系,即是進入性的、外在的。而我們現在的情況是「FROM」,我們國家現在的政府與市場是一種內生的、一體化的狀況,我們的改革所要達到的是使二者關系是一種「FOR」的狀態,即是服務性、保障性的。我們的經濟法理論應該反映這種狀況。

經濟法是處於公法和私法交界處的一個部門,它是集中和綜合的產物,它的統一性在於它的惟一目的是管理經濟活動。[11]它首先是作為一種處理問題的方法,作為一個有具體特點的部門出現的,[12]是符合正在形成的經濟社會所需要的法律秩序,是與全部傳統法律規則並存的一項新法律,[13]是從其經濟後果來看問題的法律。[14]經濟法是處理公法與私法、政府與市場關系,協調二者之間關系的一種法律。在我國的市場化改革中,這種關系的妥善處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直接關繫到我國改革能否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來。

經濟法是處理公法與私法、政府與市場關系,協調二者之間關系的一種法律。在我國的市場化改革中,這種關系的妥善處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直接關繫到我國改革能否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來。

四

我國的政府改革是一種對傳統的「全能政府」的改革,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政府是社會「大工廠」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政府既造計劃,又管理經濟;既是社會的參與者,又是社會的執法者;既是社會的生產者,又是社會消費的安排者。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會性轉化。什麼是社會性呢?就是說,政府的管理模式與市場的競爭模式從根本上是不同的,政府的管理是一種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種依據行政法和上級機關的授權而進行自己職能的運用,對行政機關的作用的評判是上級機關,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市場的競爭模式正好相反,市場主體的存在價值是它在市場上是能贏利的,也就是說對市場主體的存在價值的評判是市場,而不是其它,市場主體的動力來自市場,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國有企業要從行政管理模式中解放出來,否則就沒有出路的原因,因為原有體制剛好與市場機制相反。政府即使參於經濟也是在競爭市場之外,或是以市場主體的身份來參與到競爭市場之中,或是在市場不完善的地方,或是在市場不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市場是第一位的,政府的作用是為市場服務。這是市場經濟的共性,也就是政府的社會性。

但是政府的全能性向社會性轉換是如何來實現的呢?

我國經濟改革的一個特點就是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政府推動實現體制轉換。在這一過程中,存在著一系列矛盾,一是市場發育的不完善、市場制度未建立,這種制度不僅僅是一種法律條文的規定,而是整個社會的實體運作的制度。這裡面是有原因的,在原有的計劃體制下,經濟中存在大量的國營企業,作為經濟的主體和經濟的主導力量,它和政府是一體的,但是在體制轉換中,這部分企業如何轉換市場角色與行政管理模式一直是我們不能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在市場中,國有企業仍是和政府有著直接的關系,企業的融資、運作、包括破產都不是按市場規則來運作的。政府在市場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非常明顯。這是我國市場發育不完善的一個重要表現。大量的市場規則在此不能適用。表現在法律上,就是欠缺一個與民法規則的運作相對應的所謂「市民社會」。二是市場發展的長期性。市場的發展是個長期過程,不是體制上轉換了,經濟中就可以實現轉換。最明顯的例子是俄羅斯的「休克療法」,雖然制度變革了,但是市場的運作還是很成問題的。大量的資本不是按實際價值向市場轉換,而是按權力進行的分配。對這樣的分配,市場要進行長期的消化之後才能進行符合市場經濟的運作。我們應該看到,從計劃到市場,單單從經濟上看是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是與市場經濟國家一樣的政府幹預的問題,而是政府如何從全能轉換到其社會性職能上來的問題。是政府與市場如何協調的問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這一過程中,肯定不可能是「一刀切」的關系,而是在不同領域、不同時期都會不相同的一個「彎彎曲曲」的關系,這種關系如果不用法律的規則來進行確定,肯定是會由於慣性的作用而互相影響,從而保持政府的「全能性」。這在我們的經濟中已經顯示出來了。中央的改革到地方常會出現扭曲,地方保護主義的趨勢愈來愈強烈。這其實都是中央政府的改革下來之後,地方政府的職能不能局部消退所造成的。社會是個系統,是相互影響的,權力也是如此。部分權力的縮小會由於其他權力沒有變動而保持其實際的影響力,而且它的效力在法律未規定時是待定的,在法律上是不能稱其為違法。在這種情況下,按照市場經濟模式制定的法律常是得不到執行的。我國法院系統規定1999年為執行年,這說明我國法院執行難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非解決不可的地步。大量的執行難問題就是由於地方政府基於地方保護主義而造成的。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構成了我們經濟法所要研究的一個中心問題,也決定了我國的經濟法不同於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法理論,我們不可能把我們的經濟法理論放在國家干預的領域,而應放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繫上,就是政府如何在經濟穩定發展,在漸進式改革的思路下完成政府職能轉換,同時又能使在政府完成職能轉換的地方實現市場力量的填充。否則,政府職能的轉換肯定是不能實現的。

應該看到,我國的經濟法在實現一部分憲法的功能,因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究其實質,應該在憲政制度中有明確的規定,它是由一國的基本制度所規定的,而不是由部門法來規定的。我國的情況之所以會如此,是由於我國是一個轉型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的,同時,也是由我國的轉型是一種漸進式的模式所決定的。轉型意味著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轉變,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由於這一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所以基本制度面的確定是很難的,當然,我們也可以進行這種制度的設想,但要設計出具體的權力排列方式、具體的規則形式並使之有效力,我想我們的理智還沒有達到這樣的層次,要知道,這種改革是破天荒的,誰也沒有做過。這就意味著,在基本制度面上,我們沒有政府與市場的權力的基本劃分,也就是說,在法律上,政府可以是全能的,也可以是社會性的,而由於政府原來是全能的,因此,政府很可能自覺、不自覺地在走原來的路子。

對於政府的這種狀況,按完整的市場經濟對政府的權力進行要求顯然是不現實的。政府在社會性的功能之外還承擔著更多的職能,而傳統的全能性的職能又與我們的改革方向不符合,政府的職能在理論上是不明確的,那麼政府的職能在法律上,由於缺乏基本法的規定,其權力的解釋就存在困難,政府主要的法律依據是經濟法,因此,經濟法的體系化就顯得特別重要。

五

我國經濟法理論上的混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經濟改革是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跨度大、難度也大。我們的改革,正如我們在上面所分析的,是在幾個階段的認識的基礎上才達到今天這一高度的,而作為與經濟改革直接相關的經濟法當然也與這一過程密切相關,同時,這也損害了經濟法作為一個法律部門所應具有的穩定性。在國外對經濟法的不同認識也有這一方面的規則上的原因,但都不及我國的經濟轉軌給經濟法帶來的變動性大。這不但是在規則內容上的改變,也在相當大程度上改變著它的性質。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確立以及加入WTO進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種狀況。

WTO的加入在法律上給我們國家的經濟法注入大量的內容,WTO是國際法律,是對國家的一種義務約束。國際法是一種「軟法」,所謂的「軟法」,一方面它是一個缺乏體系性的東西,即使是WTO法律文件,作為迄今為止最為龐雜的國際經濟法律文件,也不是包羅萬象的,正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它在許多方面是有欠缺的,也就是說,這個國際經濟法律體系是不完整的,一個不完整的體系,在解釋上,肯定會產生歧義,因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也可能由於法律用語、理智的局限性、以及經濟現實的變化而產生許多不確定性的東西,何況一個體系不完整的東西。WTO是個發展的體系,烏拉圭回合之後的國際經濟談判的工作也正在醞釀之中。「軟法」表現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它相對於國內法是一個不完整的法律體系,即國家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同時也可能是法律關系的當事人,可能是原告,也可能是被告。(這也是為什麼發展中國家要參加到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中去的原因。否則,無法在經濟領域有效地保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要在未來世界經濟舞台上有發言權,要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經濟大國,就必須盡早地加入WTO這一多邊國際經濟組織。這樣中國在第三世界國家或地區占絕大多數的WTO內,就會像在聯合國內一樣具有重要影響力,否則,被排除在WTO之外,不僅影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也使中國無法對發展中國家發揮影響力,也無權參與制定新的國際經貿規則,中國將長期被排除在世界經濟舞台之外。)我們在關於法律正義的知識里就知道,司法者應該是中立的,而不能充當被告或是原告。另外,它的救濟方式在相當大程度上是自力性質的,國家實力的因素起很大的作用。原先GATT是個沒有司法體系的臨時國際經濟安排,而現在的WTO設立了爭端的解決機構,但是,爭端解決的強行性在國際法中一直是個難題,是導致國際法被稱為「軟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隨著WTO爭端的增多,爭端所觸及利益的重要程度的增強,國際法的這一特性會暴露出來。在國際法律體系中,實力的因素是不能不考慮的。這也是為什麼越是觸及到大國,爭議的解決就越難,這是國際法的法律性不及國內法的地方。[15]

國際經濟法的法律性不如國內法,因為國內法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而且有一個權威的存在,但是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深化:一是經濟的國際化,二是經濟的市場化,這二個共同點使遵守國際經濟法所帶來的利益要遠遠大於違反國際經濟法所帶來的收益。法律的遵守有一個利益的共同基礎,雖然這個基礎可能會由於國際經濟的變化而消失,但在可以預料的將來,這種變化似乎是不可能的。這也是為什麼在美中WTO談判之後,雙方認為這是一個雙贏的結果。

WTO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經濟法律的基本框架,這個法律體系盡管存在著不盡如意的地方,如它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對發展中國家的國情的考慮是存在問題的,這也是我們今後在WTO體系中應該注意的地方。但是,我們應該看到,WTO所構建的法律框架是和我們改革開放的方向相一致的,這也是為什麼大量的發展中國家要加入這一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中去的原因。在這個法律體系下,我們思考的是如何加強我國經濟主體的競爭力量,使它在這個法律體系中有更多的事實上的權利,而不是處於被動的境地。也就是說我們要適應這種法律環境,以及能獲取這種法律環境所帶來的利益,以這種環境來促進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加強我國的競爭實力。

WTO所架構的是一種市場走向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首先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意味著市場應是完整的,政府對市場不過多干預。這是加入WTO的一個制度性的前提條件。其次是政府保證不實行歧視待遇。這也就是構成WTO基本原則的多邊最惠國待遇原則。第三個是國民待遇,保證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我們以前對外商提供的是一種優於本國經濟主體的優惠條件,因為我們以前有所有制的區分,而且為了吸引外資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這是一種體制轉軌當中的做法,其實是一種對市場的扭曲,是為了克服舊體制的弊病而採取的一種矯枉過正的方法。對國民待遇的理解一方面是對外國人提供不低於本國人的待遇標准,而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對本國人提供一種平等的待遇和不低於外國人的標准。

WTO的文件是我國法律體系中最完整的對政府權力重新定位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國經濟法律的最為基本的文件,是我國經濟法的基本法,也為推動我國政府職能轉換提供了一個法律的框架。我們應該利用好這一次機會來推進我們的市場化改革。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WTO提供給我們的是一個不完善的對政府的限制,還有許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是不可能在WTO這樣一種國際經濟法律文件中來進行規定的。這就需要我們的經濟法來完善和發展,應該講,對我國這樣一個行政權傳統很強大的國家而言,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個長期的工作,而且在我們的司法、立法領域的行政化傾向也一定程度上存在,這是我們的傳統在起作用,也是我們在規定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中會遇到的困難,但是這個問題又必須解決,否則,我們的市場化改革就有可能夭折,我們的改革開放就有可能停滯。

其實經濟法對這個問題的闡釋應該是在一個憲法的體系之下才會形成一個完整的解釋的體系。但是由於我國經濟的轉軌性質,這種理論上的要求是不現實的。這一點我們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經指出來了。經濟法自身要求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和價值內涵。否則,法律的解釋就會出現問題,依法行政和完善市場這兩個改革的目標的實現也會有問題。由此可見,完善經濟法的理論和經濟法的規則,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制度的建設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構成一個含有WTO內容的經濟法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個迫切任務。一方面既然我們作出了國際法上的承諾,那麼,在國內法上有一個具體明確的規定是必然的,否則,國際條約的執行是有困難的。構建一個與我們的國際承諾相一致的經濟法體系的工作是艱巨的。二是如何應對WTO所帶來的挑戰,如何利用WTO所帶來的法律權利,如何在WTO所給我國的寬限期內盡快地完善我們的市場,使期限過後的開放不至於帶來大的沖擊,這是我們現在應該考慮的問題,其中的中心問題是我們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資源。應對WTO所帶來的沖擊的前提是重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得我國的經濟競爭實體在沒有政府的保護下能不斷地經受國際經濟的考驗,並利用國際經濟的廣大市場來壯大自己。經濟法若是實現這一目標,便是法律對現實的最大貢獻。加入WTO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完善和發展經濟法的契機,也使經濟法的發展面臨一個繁榮的新階段。

【注釋】

[1]參見史際春等,《經濟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頁以下。

[2]另外,還有認為經濟法不是一個法律部門,而僅僅是一種思考法律的方法。由於它否定了經濟法作為一種獨立規則存在,這種觀點在國外比較流行。(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在國內倒無這種論點,而且限於主題的關系,在此暫不作討論。

[3]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5頁。

[4]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79頁。

[5] 參見[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頁。

[6]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5頁。

[7] 參見[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頁。

[8]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0頁。

[9]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1頁。

[10] 參見沈敏榮:「政府、市場與經濟法的定位」,《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0年第1期。

[11]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2頁。

[12]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85頁。

[13]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79頁。

[14]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3頁。

[15]參見[英]詹寧斯、瓦茨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一卷第一分冊,王鐵崖等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頁。

㈥ 一帶一路對國際經濟法的影響

期末考試考完了嗎？祝你重修愉快。

㈦ 為了一帶一路我國經濟法理論應有何改變

為了一帶一路我國經濟法理論。要幫助和扶持弱小和經濟落後的國家。帶動他們和我們一起進步。

㈧ 山東政法大學與山東政法學院什麼關系

只有山東政法學院 在濟南歷下區 ，沒有山東政法大學．當然 山東政法學院的目標就是升內為山東政容法大學． 山東政法學院原是山東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在2007年正式升為山東政法學院. 先成為二本院校 ,有專科本科在校生.學校規模也不算大,住宿條件比較差些 教學還是不錯的.

㈨ 國外有哪些著名的大學開設有國際經濟法這門課程 回答的好，或者給的資料詳實，我再加100分。

1、烏茲別克世界經濟與外交大學
烏茲別克共和國外交部世界經濟與外交大學（以下簡稱「大學」）於1992年根據烏總統卡里莫夫的命令成立，是一所致力於培養和提高烏世界經濟、外交、國際經濟關系、國際關系、國際法、國際新聞等方面專家的教育機構，依據烏國家憲法、教育法和其他相關法律開展各項活動。大學校長由烏外交部長阿卜杜拉齊茲·卡米洛夫兼任，負責日常事務的為第一副校長（前外交部副部長）別克姆拉多夫。大學下設國際經濟關系學院、國際關系學院和國際法學院，共有學生1000餘人。
國際法學院創建於1993年，下設六個系：（1）公民法系；（2）國家機構與法律系；（3）國際比較法系；（4）國際私法及人道主義法系；（5）國際經濟法系；（6）國際法中的英語系。
2、華威大學
華威大學（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又譯：沃里克大學） 為英國的一所校園式大學，創建於1965年，現有超過17000名學生及4000多名教職人員，學生中有來自100多個國家的超過4000名的海外留學生。作為一所年輕的大學，華威大學在英國乃至全球都有享有良好的學術聲譽，近年來一直都保持在全英前二十所頂尖高校的行列。
法律與商學

3、海德堡大學
海德堡大學是德國最古老的大學，也是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繼布拉格和維也納之後開設的第三所大學。十六世紀的下半葉，海德堡大學就成為歐洲科學文化的中心。
海德堡大學(Ruprecht-Karls―University of Heidelberg)：法學系有法學、外國和國際私法與經濟法、法學史、社會經濟法、刑事法、財政稅和德國與歐洲管理法等專業；
4、杜塞爾多夫大學
杜塞爾多夫大學，即杜塞爾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學（Heinrich-Heine-UniversitätDüsseldorf）是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杜塞爾多夫的一所國立大學。杜塞爾多夫大學成立於1966年，由一所醫學院發展而來，逐漸成為一所擁有醫學、法律、哲學、數學、自然科學和經濟學等學科的綜合性大學，注冊學生約18000人
杜塞爾多夫大學(University of Dusseldorf)法學系的經濟法專業聞名全國。
5、白俄羅斯國立經濟大學

白俄羅斯國立經濟大學始建於1921年，具有悠久的歷史.建校初期的校名為白俄羅斯國民經濟學院。原蘇聯解體後改名為白俄羅斯國立經濟大學。該大學不僅是原蘇聯時期大型的經濟類高等院校之一，而且是目前白俄羅斯共和國唯一的、大型的、配套齊全的經濟高等學府。

對外經濟法專業
6、斯坦福大學

斯坦福大學是一所四年制私立大學，原名小李德蘭斯坦福大學，由當時的參議員、加州鐵路大王、曾任加州州長的老利蘭斯坦福和夫人為紀念他們在義大利游歷時染病而死的兒子於1885年創辦於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托，舊金山半島聖弗朗西斯科城南約30英里的地帶，1891年開始招生。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評為全美第5名明星級大學，全美學術排名第一。2002年《美國新聞》公布了最新的全美研究生院排行，工程學院屬全美第二，教育學院全美第二，商科研究生院更是高居第一，企業管理研究所和法律學院在美國數一數二，法學院在美國法學院排名中也一直位於前列。
7、賓夕法尼亞大學
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是美國一所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學，八所常青藤盟校之一。學校創建於1740年，是美國第四古老的高等教育機構，以及美國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
法學院 創建於1790年，是美國最早開設法學教育的大學之一。也是美國最負聲譽的法學院之一
8、赫爾辛基大學
世界名牌大學—赫爾辛基大學是位於北歐芬蘭的最高學府。1640年創建於芬蘭古都土爾庫，1828年遷至赫爾辛基。赫爾辛基大學以其悠久的歷史，豐富的藏書，一流的設備， 齊備的專業以及傑出的成就，聞名歐洲。它同時也是芬蘭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著名高等學府，世界排名為第60位左右。
9、斯特萊斯克萊德大學
斯特萊斯克萊德大學始建於1796年，是蘇格蘭第三大大學，十九世紀以來逐步成為全英最負盛名的大學之一。它在500英畝的校址上建有67棟大樓，大學現有在讀生22,000多名，共分五個學院：人文和社會科學、教育、工程、自然科學和斯特拉斯克萊德商學院。每年有50,000名學生就讀於該大學(包括函授、短期課程、專業進修和夜校),這使它成為英國第一大提供研究生和教育的大學。斯特萊斯克萊德商學院享譽世界，在工程、通訊、法律、科技、生物科學和商科等領域尤為突出。
10、悉尼大學
悉尼大學是澳大利亞歷史最悠久和最負盛名的大學，被稱為「澳洲第一校」，在世界范圍內亦是最優秀的高等學府之一。該校創建於1850年，位於新南威爾士州的首府悉尼，目前的在校學生達到40000人，是澳大利亞最大的高校之一。

㈩ 一帶一路涉及哪些國際經濟法問題

國際法與「一帶一路」的關系:

首先，國際法與「一帶一路」關系密切。「一帶一路」是走出去、通過「互聯互通」進一步加強我國與沿線國家經貿關系、實現共贏的構想。「絲綢之路」很好地表達了這一構想的性質，因為從歷史上看，「絲綢之路」所代表的正是「通商、友好、和平」之義。

「絲綢之路」一詞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容易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絲綢之路」體現了話語的力量和中國話語權的重要性。毫無疑問，「一帶一路」是助推中國崛起的構想，包含我們的重大利益.

(10)一帶一路國際經濟法擴展閱讀：

這一階段，大約在公元前數世紀到公元16世紀，其中包括：

（一）羅得法

公元以前，地中海沿岸就已出現國際經濟往來和國際貿易活動。各國商人約定俗成，逐步形成了處理國際商務的種種習慣和制度，並逐步形成了有拘束力的商事法規或商事習慣法，實質上就是國際經濟法的最初萌芽。

由於位於地中海東部的羅得島是當時亞、歐、非海上交通要沖和國際貿易中心，長年實踐積累形成的商務習慣常為當地的商務法庭斷案時所援引適用，並且逐漸被匯輯為法典，這就是傳說中的「羅得法」。

（二）羅馬法中的「萬民法」

在古代的羅馬法中，有「市民法」與「萬民法」之分，後者即是專門用來調整羅馬公民與非羅馬公民之間以及非羅馬公民相互之間的貿易和其他關系的法律。羅馬法中有關國際商務往來的規定，在古代即已逐步推行於西歐大陸，後來對世界許多地區影響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