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社會二分法

⑴ 什麼是世界，世界與國家有什麼兩樣，國家與社會有什麼區別。

世界有指全地球，也有指整個宇宙的。國家只是地理政治組織概念，與世界完全不同的。而社會是是國家的主要組織形態。各國的組織形態各不相同。

⑵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有哪些基本類型，每一種類型的含義

1》國家是社會的產物，是維持社會正常發展的工具，是社會的表現形式和高級階段。歷史的角度
2》國家與社會相互護持，在高級形式未誕生之前，這是必然的。發展的角度

⑶ 如何正確認識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重要問題。這里所說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指：在一定社會制度下，國家政權的社會治理與社會自治的關系。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類型與模式。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不斷發展，我國從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高度集中統一的社會體制發展為日益多樣化、多元化的社會體制。伴隨著這一進程，國家的治理模式、管理體制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多種所有制形式全面發展，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自主空間擴大，大量社會組織涌現，社會自治程度大大提高。這一切表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在中國日益成為一個現實問題。如何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糾正一些思想上的誤區和偏差，科學建構和發展符合我國國情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新的歷史課題，也是在劃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界限時需要把握的一個重要問題。

西方社會關於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的認識

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以及相關認識，首先產生於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之中。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化以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現與發展，在英國、法國、德國等早期資本主義國家中開始出現了游離於政府體制和企業之外的「市民社會」。這種「市民社會」被認為是一個「脫國家脫政治的領域」。「市民社會」成員的主體是那些具有平等地位和「獨立人格」的財產所有者。黑格爾將「市民社會」看作私人利益的體系，認為個人是其活動的基礎。但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實際發展進程可以看出，西方「市民社會」的實際形態主要是由相對獨立的各種社會組織和團體構成的，它們在國家政權治理體制之外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社會自治。

⑷ 什麼是政治行政二分法

政治行政二分法：一般認為是威爾遜首先提出，後經過古德諾的發揮.但他們並沒有詳細的論述過這個理論具體包含的內容，僅僅對這一理論提出了一個供後人研究的假設。嚴格來說威爾遜,只是提出了政治和行政相分離的看法,並不是這一理論本身。

古德諾認為政治與行政二分包括： 1、政府的職能可以分為政治職能和行政職能,即國家意志的表達和國家意志的執行，也就是「政治」和「行政」。2、政府機構之間的分工不可能象政府職能分工一樣明晰,因此「政治」與「行政」必須在某種程度上達到調適。3、行政更多地表現為一些事務性、程序性和可操作性的具體事務。4、行政官員對於民選官員負責並執行民選官員的意志，在價值上要保持中立.行政應該以追求效率為前提。

⑸ 國家應該干預社會嗎國家與社會的界限應當如何劃分

國家應該干預社會，在一定程度上。

第一，一個國家如果不能明晰地劃分出經濟和教育的界限，對社會的運作也是非常有害的，因為這兩個系統不能獨立運行，而是交織在一起的話，就會產生學術腐敗現象，這正是現代化社會的大忌；如果政治、經濟和科學系統不能分開、獨立運行的話，就會產生金錢或是權力腐蝕科研領域的現象，或是按照權力分配科研經費的現象，這必將嚴重挫傷一國長遠的科研競爭力；如果政治、經濟系統和司法系統交織在一起、不能實現各自功能獨立地運作的話，就會產生更加可怕的後果，那就是權力侵入司法領域，或是金錢侵入司法領域的現象，或是權錢共同干預司法，從而導致司法腐敗，民眾對公共司法制度就會喪失信心。

第二，核心問題就在於：各個社會運行的基本系統混合和交織到了一起，沒有形成各自獨立運作、自治的、功能分化的社會系統。當國家、市場和社會交織在一起，當政治、經濟、教育、科學和司法交織在一起，就會產生市場腐敗、權力腐敗、學術腐敗、科研腐敗和司法腐敗等一系列令人觸目驚心的問題。社會問題、各種主要矛盾無不是因為各個本應該享有獨立地位的重要社會系統交織在一起所造成的。其解決辦法也必須著眼於將本應該獨立運作的系統分開，應該確定的權力界限必須明確地固定下來，應該劃定的范圍明明白白地劃出來。而這一切的關鍵則在於法律，除了依靠法律以外，不可能有更好的辦法。只有用憲法和法律的明文形式清楚、准確、嚴密而又明晰地規定出各個領域的界限，只有以嚴格的法律條文形式規定權力和貨幣可以進入哪些領域，不可以進入哪些領域，如果進入了將有何種法律後果，如果違反法律將有何種懲罰措施，才能真正實現社會政治制度向現代化的制度演變。當法律制定以後，一定要有嚴格的執行和遵守才有意義，否則立法再多也無濟於事。只有當法律真正顯示其神聖和威嚴的時候，只有當任何人、任何權力都馴服在法律之下的時候，才能完成應該完成的歷史使命——把一個社會的制度朝現代化方向演進。

第三，明確界定國家、社會、市場和其他社會系統的界限並不意味著國家權力的減少，而只是確定了什麼是正當權力，什麼是不當權力，什麼是濫用權力，這樣不僅有助於國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權力，更有助於提升國家的威望和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在界定了正當的權力界限後，我們就會發現，國家的權力會退出一些領域，同時又承擔了更多應該承擔的責任，如社會公共設施、公共政策和社會福利等。

第四，如果當有一天真正能夠做到明確劃分國家、市場和社會的界限的時候，就應該思考，如何在中國獨特的國情環境中分配這三者的關系，如何既能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活力，又能限制其弊端；國家的分量在三者關系中應該有多重；公民社會應當取得什麼樣的位置？

⑹ 韋伯式的現代國家體制是怎樣的

國家—社會二分法的基石是關於國家本身的一元觀。彼得·尼特爾曾大致描述了這種國家觀的意義(Nettl 1968)。按照這種國家觀，國家是一種制度化的集體權力，地位高於其他組織，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享有主權，對於社會其他部分而言是自主的並與社會其他部分分開，在社會文化上被認同為一種民族集體性。①這種國家觀建立在根源於絕對主義國家的歐陸法理基礎之上，以馬克思、韋伯和辛采(Hintze)提出的經驗概念為依據。只要這種自主的國家存在，就會有分析上可以獨立分開的社會。在很多國家—社會論述中，社會力量和社會聯系對這種國家自主性起到了作用。然而，社會中企業的、民間的、文化的和其他的社會要素，不得與國家本身混為一談。
在著名的「讓國家歸位」(bring the state back in)呼籲(Skocpol，Evans and Rueschmeyer1979)提出30年之後，這種傳統的觀點仍然是很多國家—社會關系研究論著中的主導觀點。美國被尼特爾本人描述為一個低度「國家性」的國家，然而很多有關美國國家建設的論述都突出強調了美國制度中的科層制和自主性要素(Skomronek 1993； Jensen 2008；King and Lieberman 2008)。有關發展中國家國家—社會關系研究中起引領作用的分析家，如伊萬斯(Evans 1995)、米格達爾(Migdal 1988，2001)和科赫里(Kohli 2004)等人，仍然繼續依靠這種韋伯式的國家概念，甚至在他們的分析顯露出國家的自主性和權威存在限度的情況下依然如此。
這種二分法中暗含的第二個要素，反映了對國家和社會的傳統理解中一個更廣泛的問題。關於國家—社會關系的研究普遍將制度和實踐的匯總類型的問題視為沒有問題。然而，將國家作為分析政府與社會關系的唯一出發點，需要一種對制度和非正式實踐的類型進行綜合的方法，這種方法將深刻的、不能簡化的多樣性忽略掉了。現代國家實際包含了數十種制度上明顯不同的部門，它們有著極其不同的組織結構，從提供福利服務到環境監管到宏觀經濟管理。國家的這種制度現實是一個既涉及縱向多樣性也涉及部門多樣性的問題。大多數當代國家中都存在具有某種程度自主性的眾多制度層次，從國家最高層的全國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到向當地提供地方性服務的本地官員。與這種縱向多樣性一道，還存在著管轄范圍的多樣性。國家政策、制度和行為體的形態構造，在一個地區或地方與另一個地區或地方會以很不相同的方式組合而成。在分析國家—社會關系時，公民社會更大的多樣性使得這種綜合的難題更加復雜化。
此外，「治理」一詞把握了社會並不是讓國家簡單地作用於其上的各種方式，相反，社會已經主動地形塑國家活動的行動和結果。很多分析人士概括為由統治到治理轉變的這些新趨勢(Peters and Pierre1998)，讓國家—社會二分法內在固有的綜合難題更加嚴重。向著這個方向的廣泛轉變在西歐部分地區尤其明顯，在那裡，20世紀上半葉的官僚體系和國家政策對於社會的影響保持了較大的自主性。
在西歐和另外一些地方，甚至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有關國家—社會關系的說法就已經指出治理要素長期存在。政黨和民主選舉將投票人與決策聯系在一起。有組織勞工和資本的集團利益對政策過程和內容發揮著定期的影響。在美國，有關立法過程的說法就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利益集團的多元主義世界(Truman 1967)或者說一種「鐵三角」(McConnell 1966)。對城市政治的分析將這種政治描繪為領導力、公共和私人政治資源的結果(Dahl 1962)，或者描繪為跨越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一群精英對權力的伸張(Hunter 1954)。在發展中國家，有關庇護主義(clientelism)的研究也已經指出了社會與國家聯系的復雜性。

⑺ 國家與社會有什麼區別

國家和社會是兩種不同的政治概念，具體區別如下：

國家是由國土、人民（民族）、文化和政府四個要素組成的，國家也是政治地理學名詞。從廣義的角度，國家是指擁有共同的語言、文化、種族、血統、領土、政府或者歷史的社會群體。從狹義的角度，國家是一定范圍內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體形式。

社會是共同生活的個體通過各種各樣社會關系聯合起來的集合。以下以人類社會為例，其中形成社會的最主要的社會關系包括家庭關系、共同文化以及傳統習俗。社會關系包括個體之間的關系、個體與集體的關系、個體與國家的關系。

一般還包括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群體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這里群體的范疇，小到民間組織，大到國家政黨。這里的國家在實質上是一方領土之社會，即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就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而個人與世界的關系就是個人與全社會之間的關系。

特別說明：

一個國家可以有兩種（或多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如我國是社會主義制度國家，但在香港澳門卻可以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叫一國兩制；反之同一社會制度下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都可以是同一社會氣度的各個不同的國家。

⑻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重要問題。這里所說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指在一定社會制度下，國家政權的社會治理與社會自治的關系。

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類型與模式。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不斷發展，我國從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高度集中統一的社會體制發展為日益多樣化、多元化的社會體制。

(8)國家與社會二分法擴展閱讀：

要保證社會主義革命獲得勝利並實現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工人階級必須組成與有產階級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

工人政黨要有一個新的科學世界觀作為理論基礎，比其餘無產階級群眾更善於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始終代表著整個運動的利益，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共產黨在為實現自己綱領的斗爭中要實行正確的戰略策略，要使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要善於爭取各種同盟者，善於同其他政黨採取種種共同行動。

⑼ 國家與社會的區別是什麼

區別在於國家是政體而具有主權特徵，社會是政體的組成部分而不具有主權特徵。

⑽ 黨和國家的關系

「國家與社會關系」與「黨政關系」是我國政治學研究中廣為人們運用的兩對概念。在這篇文章中，筆者所要思考的是這樣一個問題：這兩對概念或范疇所揭示的社會—政治現象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內在的聯系，以及這種聯系對於我們思考和運用這兩對范疇具有什麼意義？就此一主題而論，文章具有較強的理論色彩。不過筆者討論的進路是具體的，確切點說，這一討論基於改革開放以來鄉村政治的背景。文章首先反思鄉村研究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範式的運用脈絡，其次圍繞村民自治實踐中出現的兩委「一肩挑」現象，解析黨政關系與國家—社會關系的交織（註：本文的觀點最先發表在拙著《當代中國農村「兩委關系」的微觀解析和宏觀透視》（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一書。2004年5月曾作為會議論文提交在復旦大學召開的「中國政治與政黨發展」研討會。此次在雜志上發表，筆者作了一些技術處理。）。
一、鄉村研究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範式的既有反思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全能主義政治的消退，「國家與社會」關系逐漸成為國內學界普遍採用的一個分析術語（註：這一范疇首先是通過市民社會的討論而引入學界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的一系列專題文章在大陸學界開啟了這一學術話語。從理論上說，市民社會是國家與社會關系范疇的一種特定型式，關於它是否適用於分析中國社會存在一定的爭論。不僅如此，有的學者對國家與社會二分法是否適合於中國也提出相應的疑問。對此，學者們給出了不同的回答。盡管如此，隨著自由主義著作在國內的大量引介和影響日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分析范疇越來越為人們普遍接受。楊念群：《近代中國研究中的「市民社會」——方法及限度》，二十一世紀，（香港）1995年第12期。黃宗智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第三領域」，載於甘陽主編、哈貝瑪斯等著《社會主義：後冷戰時代的思索》。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導論部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在鄉村政治（尤其是村民自治）的研究中，無論是理論文章，還是經驗研究，它幾乎成為一個主導性的研究範式。
運用國家與社會關系範式分析鄉村政治時，所謂「國家」更多地是指作為國家代理人的鄉鎮政府。在普通農民眼中，國家是與「官」聯系在一起的，而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接觸到的「官」便是鄉鎮幹部。而「社會」則指村莊和村民，在概念上與國家相對分。是故，鄉鎮與村莊的關系被視為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鄉政村治」這一術語典型地代表了這一分析思路（註：「鄉政村治」這一術語是張厚安教授對實行村民自治後鄉村關系的一種概括。所謂「鄉政」是指鄉鎮為一級政府組織，屬於國家的范疇；而「村治」指村莊實行村民自治，是群眾自治性組織，屬於社會的范疇。可見，「鄉政村治」是從組織性質和法律關系的角度來觀察鄉村關系的。鄉村之間的實際關系遠比這一術語豐富和復雜得多。）。在此，國家與社會的區分是根據政府（行政）組織的邊界來確定的。這一做法自然有一定的理據，尤其是對於一個曾經歷了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來說，「鄉政村治」格局的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另一方面，這一區分只反映了復雜事像的一個方面，如果忽視其他面向，顯然有過分簡單化之嫌。筆者以為，至少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鄉鎮政府在扮演上級政府的代理人角色之外，還具有自身的特定利益。當這種特定利益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或有效約束之時，就有可能出現各種搭便車和越軌行為。各種形式的土政策雖然以政府的名義出台，但其實可能是完全違背中央政府的法律和政策。在這種情況下，鄉鎮與村莊發生的矛盾若要運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范疇來分析，一定要非常謹慎。因為此時代表國家利益的中央政府往往與農民站在一起，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問題上，我們就經常能遇到類似的事例。可見，政府並不總是以整體方式來行動的，相反它很可能解裂為許多的行動者，因此在運用「國家」的帽子時，應當有所謹慎[1]。其二，雖然在組織性質上，村莊不屬於政府系列，但由於村莊的特殊性質，它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功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對此亦作了明文的規定。村幹部在履行行政管理職能時，同樣扮演了國家代理人的角色，即使他們的身份並非國家幹部。這樣村幹部與村民之間的矛盾有時也可以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范疇來分析。這意味著從方法論角度看，鄉鎮與村莊之間的組織邊界並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天然邊界[2](p213)。誠如徐勇所說，「由於鄉鎮屬於國家在農村的基層政權，其管理的事務體現著各級政府的意志，通常被稱為政務，即政府下派的任務。在村一級實行村民自治，自治的范圍主要是涉及本村村民利益的事務，通常稱之為村務，即社區自身的事務。由於村隸屬於鄉，由鄉所管理的政務必然會延伸到村。這樣，在村的范圍同時存在著政務和村務」[3](p212)。因此，國家與社會關系分析範式不能僅僅停留在組織結構的層面，我們還必須從利益代表和功能履行這兩個角度來把握這一范疇的含義。
如果我們的認識僅停留在此，顯然是不夠的。當我們運用國家與社會關系範式來分析當代中國農村的鄉村關系時，還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作為「國家代理人」的鄉鎮政府？在黨政不分的體制中，討論國家與社會關系而忽視政黨組織的角色與作用是缺乏現實性的。問題是如何從學理層面來解析黨、國家、社會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說得更具體一些，我們是否應該將鄉鎮黨委包括進廣義的鄉鎮政府范圍之內（在宏觀層面，這一問題的表述是：是否可以將執政黨作為國家的有機組成部分）？（註：政黨與國家的關系具有不同的類型，對此，有學者區分道：「一般而言，在歷史上執政黨對國家政治生活的領導曾經有過三種方式：一是執政黨位居政府之上，由執政黨作出決策，而政府成了直接執行黨的決策的工具；二是執政黨根本不通過國家政權機關，而直接行使管理國家及一切社會事務的職能，即所謂『黨國』政治；三是執政黨通過國家政權行使對國家政治生活的領導，即通過國家代議機關制憲、修憲及其他立法活動，以及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對法令的貫徹實施來實現領導。」張志明：《從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
在這一問題上，我們需要一種辨證的研究視角。一方面，必須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體制中的特殊地位以及相應的黨政關系結構。一如胡偉所說，「中國共產黨……是當代中國政府過程的中樞。中共組織實際上已把國家機關的權力統一於自身，而且掌握著軍事力量，決定著利益表達、綜合、決策和執行的全過程。無論從其結構上看還是功能上看，它已經不同於世界政治現象中的一般政黨的意義，事實上構成了一種社會公共權力，相當於國家組織而又超越了國家組織。只是，中共並未完全取代國家組織，而是使國家組織的存在更加有助於自身功能的發揮。這既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一般特徵，也有中國自己的特點。」[4](p98)
另一方面，盡管中共組織與國家機器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但兩者不是一回事。在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林尚立從功能角度將國家等值於廣義的政府概念（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認為「在中國，把黨這樣一個特殊的政治力量納入國家這個范疇是不合適的。政黨是現代政治的主角，但是政黨並不因此成為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政黨只有作為政治制度的實際操作者——執政黨，才擁有實際的政治力量，而這種政治力量也只能藉助於政治制度即國家才能實現。在這樣的情形下，政黨（執政黨）自然可以歸入國家這個范疇。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既是執政的力量，也是領導的力量，作為執政的力量，是政治制度的實際操作者，作為領導的力量，可以不依賴政治制度，即國家制度，而擁有實際的政治力量。所以在中國，黨的權力與國家權力之間雖有部分重疊，但兩者之間還是相對獨立的。」[5](p153-154)
由此，我們得到了一個硬幣的兩個圖面：一方面，作為執政黨，中共占據著國家機構的核心地位，而且政黨的高層組織事實上是作為廣義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而運作（因此黨中央國務院經常聯合發文）。「由於……黨和政府在人員組織上是一體的，所以，體制內領導和體制外領導在許多方面是互通的。在這種領導方式下，黨和政府關系具有很強的內在統一性，黨是決策核心，政府是政策執行主體。黨對國家領導所形成的黨和國家的這種關系，決定了國家全面主導社會是在黨對國家全面領導的基礎上實現的。同時，黨對國家的全面領導為國家主導社會提供了豐富的組織資源和體制資源，因為，在黨全面領導國家的條件下，政府內的許多關系，如中央與地方關系、政府與社會團體關系，都同時具有黨內組織關系的性質，而黨內的組織關系是強調組織間的領導與服從關系的。」[5](p167)另一方面，中共黨組織又具有自身的相對獨立性，在政府系統之外存在著廣大的黨員以及滲透於整個社會的黨的基層組織。中共組織的這一特性，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與社會範式的局限性。對此，林尚立指出，「……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中，作為中國社會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可以把黨作為政治力量歸結到國家的范疇，並由此來分析國家與社會關系，但是問題在於黨作為一種組織力量，與社會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就意味著中國社會的權力關系與一般國家（包括西方國家）有很大差別。這種差別決定了我們不能像研究其他國家那樣，直接用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法來研究中國問題，要充分考慮到黨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力量在國家生活、社會生活以及國家與社會關系中的重要作用。」[3](p152-153)
這一觀點對於中國政治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方法論意義。它提醒我們，不能孤立地運用國家與社會關系范疇來分析當下的中國政治現實，而必須考慮政黨的因素（註：筆者寫下這句話也是對自身研究反思的一個小結。在「國家與社會關系視野下的村民自治」一文中，我曾使用「單結構雙功能」這樣的術語來描述村委會的組織性質與承擔功能之間的關系。所謂「單結構」是指村委會的性質是群眾性自治組織，所謂「雙功能」是指作為一種自治組織，它既要承擔自治功能又要承擔行政功能。這樣的敘述在方法論上顯然無視村黨支部這一最為重要的組織之存在，故註定是片面的、不切合現實的。今天看來，除了其他因素外，導致這種認識偏差的方法論原因是沒有處理好黨與國家的聯系，沒有關注這一問題的復雜性。景躍進：《國家與社會關系視野下的村民自治——讀徐勇教授的〈中國農村村民自治〉》，（香港）中國書評1998年5月12日。）。由此，國家與社會二分法被政黨、國家和社會三角關系所豐富。
二、黨政關系與國家—社會關系的交織：兩委關系的實踐
不過，筆者在這篇文章中試圖要說明的是另一意義上的黨、國家和社會關系——即使在考察國家體制內的政黨活動時，也有必要將黨組織的角色加以特別的處理。我們以村民自治中兩委「一肩挑」為例來說明這一點。
從邏輯上說，兩委關系體現的是一種特殊類型的黨政關系（註：楊光斌指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地位，具體表現為它對國家各個方面的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在領導的實現形式上，黨的組織存在於廣泛的政治生活中，不論是構成政治權力中樞的中央政治機關，還是基層的鄉村管理機構、街道辦事處和企事業單位及群眾團體，都有黨的組織。在這一背景下，形成了當代中國政治關系中最根本的『黨政關系』，也就是我們習慣上所說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中的『國家』……。因此，在中國，很多政治關系和重要政治現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著『黨政關系』的內容。即使那些不直接關繫到『黨』或『政』的政治活動，最後也會或多或少地反映出『黨政關系』的內容來。」楊光斌：《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鄉村關系體現的是國家與社會關系，兩者屬於不同的分析范疇。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兩個范疇以及它們所描述的經驗現象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在黨政合一體制（西方稱之為PARTY-STATE）下，政黨組織被高度科層制化了(bureaucratization)。在政府的每一層次都有居於權力核心地位的黨的機構。由此導致的一個結構性後果是，黨政關系與國家社會關系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連接在一起，亦即國家與社會關系中滲透著黨與國家（政府）的關系以及黨與社會的關系（註：嚴格地說，「黨國關系」與「黨政關系」不是同一個概念，但在本文論述的脈絡內，「忽視」這一區分不會導致大的問題。對此筆者將有專文進行討論。）。在基層政治中，這種聯系表現為：黨組織的角色既存在於縱向的鄉村關系之中——鄉鎮黨委與村莊黨支部之間的上下級關系，也存在於橫向的兩委關系以及鄉鎮層面的黨委與政府的關系。黨組織作為一個中介將村莊的兩委關系與鄉村的國家—社會關系聯結了起來。
在全能主義政治時期，黨政不分與國家—社會不分是同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實行村民自治顯然是對公社體制的一種解構，國家與社會的邊界由模糊開始變得清晰起來，但這一過程主要是通過社會要素的成長實現的，而在黨政合一體制方面並沒有大的根本性變化。因此，黨政關系與國家與社會關系之間的聯系依然是制度性的，而且存在著相當程度的重疊／交織。在村莊政治層面，「村支部不僅僅是對村莊公共生活進行政治領導，即實現政治領導權，更重要的是扮演了國家行政機構的角色，行使的是國家行政權力。因為幾乎所有上級下達的任務，即『政務』，如計劃生育、徵兵、征購糧入庫、收繳稅費等都是由村支部組織實施的。鄉鎮與村裡每年簽定目標責任書的第一責任人往往都是村支書。鄉鎮幹部下鄉布置或檢查工作也是直接與村黨支部書記打交道。」「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委』關系的實質是國家行政權力與村民自治權力的關系，是政務與村務的關系，是國家和農民的關系。『兩委』沖突的實質就是行政權與自治權的沖突，政務與村務的沖突和國家與農民緊張關系的外顯。」[6]
事實上，在面臨村民自治的沖擊時，鄉鎮政府正是利用這一關聯機制，通過（甚至強化）對村黨支部的領導關系，來彌補由於實行村民自治而出現的失控可能。「一肩挑」恰好成為這樣一種制度安排的中介。它成為不同制度安排的連接點和交匯區，因此，也註定要成為一個矛盾沖突的場域。
我們可以通過對鄉鎮幹部的行為描述來把握／理解這一點。在某種意義上，鄉鎮幹部是從自身的利益角度來看待村民自治的，其利益關注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來自人事安排方面的挑戰。村幹部的傳統產生方式主要體現了鄉幹部的意願，因此任何新的人事制度變動，都意味著是對既成安排方式的一個挑戰。在干群關系緊張的村莊里，村民自治很可能意味著鄉鎮喜歡的村幹部下台，而村民喜歡的「刺頭」上台。第二，與人事問題緊密相關的是行政管理任務的落實問題。在壓力型體制下，鄉鎮最迫切需要的是聽話和負責的村幹部。由於鄉鎮規模和管理幅度的制約，鄉鎮幹部無法親自對村莊進行日常管理，以及親自完成國家的行政任務，村幹部對於鄉鎮幹部來說是自己的一條腿。而且實行家庭承包制後，鄉鎮的行政成本日漸增長，遇到的問題和困難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鄉鎮幹部更加需要村幹部的支持與配合。但村民選舉上來的村幹部會如何看待鄉鎮布置的行政任務？是否聽話？很大程度上是未知數，這給鄉鎮行政工作帶來了一種不確定性。第三，鄉村於部在公務與私交中結成的利益連帶關系，這種利害關系雖然不能拿到桌面上來，卻是實實在在起作用的政治變數（註：在村委會直選之初，新當選的村主任挾民意而查帳，往往引發激烈的沖突。在大多數情況下，鄉鎮幹部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捲入這一沖突，從而凸顯了鄉村幹部之間的這種利害關系。隨著鄉鎮幹部的換屆和村莊班子的變化，這種利害鈕結漸趨淡化。由此導致的一個結果是，鄉村幹部之間的討價還價或博弈越來越具有功利色彩。）。
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考慮，鄉鎮幹部一般都不會由衷地支持村民自治。相反在更多的情況下，村民自治被看作一個外來的危險變數，是對「鄉村權力結構復合體」的一種顛覆和挑戰（註：所有的鄉鎮幹部都不喜歡村民自治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武斷的說法，筆者在最初的幾年中幾乎沒有遇見內心支持村民自治的鄉鎮幹部，但在2003年秋夏之交的兩次走訪中，遇見了幾位開明之士。何包鋼與郎友興在浙江的研究也發現鄉鎮幹部對於村委會選舉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盡管如此，作為制度層面的分析，只要基本結構與宏觀環境不發生大的變化，鄉鎮幹部的基本行為模式也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何包鋼、郎友興：《尋找民主與權威的平衡》，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它可能導致既有權威結構和利益格局的雙重解體。前者意味著鄉鎮對村幹部人事權的失控，以及由於這種失控而導致的行政管理的瘸腿；後者意味著非正式關系網以及在這一網路上發展出來的利益格局有可能受到沖擊。
基於上述理由，在兩委關系的矛盾與沖突中，鄉鎮不是一個獨立的仲裁者，相反是這場游戲中傾向於與村支書結盟的一個玩家。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在各地兩委矛盾的報道中，鄉鎮幹部一般都站在村黨支部書記的一邊。對此，何增科分析道：「實行村委會直選後，村委會幹部特別是村委會主任的村莊當家人角色意識和維護村民利益的保護人角色意識明顯增強，而國家代理人角色意識和贏利型經紀人角色意識顯著淡化。而支委會特別是支部書記則更多地扮演著上級政府『代理人』和『盈利型經紀人角色』，村幹部雙重角色的矛盾和沖突外化為村兩委特別是書記和主任的矛盾和沖突。此外，在與鄉鎮黨委和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村委會在完成上級任務和維護村民利益有矛盾時，往往站在維護村民利益一邊，對上級布置的工作任務合意的就執行，不合意的就推掉，使鄉鎮領導甚感頭痛。鄉鎮領導在這種情況下，更多地依靠村黨支部來完成各種工作任務，同時在兩委爭執時有意無意地站在黨支部一邊。」[7](p76)
從黨政關系與國家—社會關系的交織視角來分析兩委矛盾，包含著雙重意義：一方面，在兩委沖突的背景下，村黨支部是如何訴諸於鄉鎮幹部支持的，以此來維護自身的權威；另一方面，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鄉鎮幹部為了完成行政任務以及滿足政績沖動，是如何依賴於村黨支部的。在這一雙重動力機制的作用下，一肩挑的做法受到了鄉鎮政府的普遍歡迎——它有利於降低鄉鎮的行政成本。一肩挑不但從結構上解決了兩委沖突的組織基礎，而且通過鄉鎮黨委對村黨支部的領導關系，可以有效地消解來自村民自治的挑戰和潛在威脅。
圖1和圖2表示實行「一肩挑」前後，鄉村權力結構復合體的變化。

圖1「一肩挑」之前的鄉村組織結構

圖2「一肩挑」之後的鄉村組織結構
圖1和圖2的對比顯示，在實行「一肩挑」的情況下，鄉鎮與村莊的關系被簡化了，法律文本規定的鄉政府與村委會之間的指導關系以及鄉鎮黨委與村支部的領導關系在理論上還可以區分，但在實踐中卻難以辨識（註：項繼權在村莊調查中發現，鄉村關系的實際情形遠遠超出了領導關系和指導關系的范疇。他指出，「『鄉政』對『村治』的影響既有制度化的組織渠道，也有非制度化的人情往來；既有政治上、政策上的支持，也有行政上的參與和協助。這顯然並不能簡單地歸為一種『指導關系』或『領導關系』」。項繼權：《集體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國家法律與中央文件對兩委職能的模糊界定恰好為這種關系替代提供了最好的屏障。
在這一「鄉村權力結構復合體」中，村黨支部成為一管非常重要的黏合劑，其功能狀況直接影響到鄉村復合體的有效運作。事實上，為了便於控制，在實行「一肩挑」的地方，鄉鎮政府開會常常以各村黨支部書記會議的名義來召集，從技術操作的角度來淡化村民自治的影響，強化（黨組織內部）下級服從上級的領導意識和領導關系，並利用這一點來貫徹鄉鎮政府的意志（註：在沒有實現一肩挑的村莊，鄉鎮政府也有自己的控制辦法。例如，由包村幹部決定村莊事務、對村主任實施架空法（鄉鎮開會不通知他）、任命村莊助理，執掌實際權力、村財鄉管等等，類似的土辦法可謂五花八門。）。
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前提時必須保證村黨支部書記順利地當選為村主任。在不少地方，「一肩挑」再次刺激了鄉鎮「管選」的動機。例如，對候選人資格的限定越來越嚴格，將實現「一肩挑」的比例作為一種行政任務來下達（註：許多地方在村委會選舉時，將實行「一肩挑」作為硬性指標來加以落實。有的地方要求70%，有的地方甚至要求高達90%！在南方某省，以政府文件的方式要求鄉鎮控制候選人的提名權。），在選舉過程中強調加強組織領導等等，從而將海選或直選產生的民主政治的活力和生氣再次堵塞在瓶子裡面，可以觀賞，但不能實用。
三、小結
從制度設計來看，「一肩挑」結合了雙重關系：它既包含了鄉鎮與村莊的「行政」關系，又反映了鄉鎮黨委與村支部的黨組織關系。鄉鎮政府普遍歡迎「一肩挑」制度安排的奧秘在於：在黨政不分的體制下，鄉鎮政府利用鄉鎮與村莊黨組織之間的領導關系，來淡化甚或取代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之間的指導與被指導關系。這一事實表明，在既有政治體制的背景下，黨、國家與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必須加以通盤的考慮，而黨政關系和國家—社會關系的聯結是考察這一問題的一個具體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