闡述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條件

Ⅰ 論述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條件

論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 李長健 摘 要：經濟法是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律，其產生與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本文從經濟法產生的不同觀點分析入手，對古今中外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進行闡述，對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經濟、政治、思想等歷史條件進行必要的分析，再而指出經濟法發展的新趨勢。 關鍵詞：經濟法 產生與發展 歷史條件 新趨勢 任何部門法的產生和發展，都需要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法律等主客觀方面的條件。這些條件，特別是反映一定經濟關系的經濟基礎，對部門法的形成和發展產生著重要的作用。經濟法作為一個法律部門也不例外。因此，學習和研究經濟法，必須從學習和研究經濟關系入手，從經濟法所產生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基礎去導源經濟法的產生，去釐定經濟法領域的諸多基本理論與實踐問題，從而科學地揭示出經濟法發展的規律，促進經濟法的不斷完善和經濟法學的不斷發展。 一、關於經濟法產生的不同觀點 經濟法是在什麼時候產生的？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國內外法學界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經濟法是隨著階級、國家的產生而產生，此曰「同時論」 持此觀點的人認為：經濟法是國家運用法律的強制手段來管理社會經濟的一種方式，它是階級社會中最古老的法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人類進入階級社會時，隨著國家與法律的產生，經濟法也隨之產生了。在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它包含在「諸法合體」的法律之中。[1]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經濟法與其他法同時並存，只是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經濟法的作用越來越大，其地位更加突出出來，才形成更加豐富、全面的經濟法部門。 有些學者還認為，不論在奴隸制國家、封建制國家、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有各自的經濟法，作為一個**的法的部門的經濟法產生於古代社會。[2] 事實上，這些認識都或多或少有其合理的地方，至少它可以提醒人們：古代社會的法律中也有關於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現象，但決不會產生我們所說的作為**法律部門的經濟法。正如一些學者所說的：在法律形成的早期階段，並不存在部門法的劃分，而是「諸法合體，刑民不分」的狀態，更不可能有今天所稱的經濟法。古巴比倫奴隸制國家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以及我國夏、商、周、秦時代的法律中有關土地、水利、貿易、稅收等方面的規定，並不構成**的經濟法法律部門。[3] （二）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後的產物，此曰「階段論」 持此觀點的人認為：經濟法不等於經濟立法、經濟法規、經濟法律。經濟的法律調整即經濟立法。經濟法規由來已久，它是史前社會結束以來任何社會和國家所不可或缺的一種控制及運行機制。而經濟法是20世紀新興的法律部門，它是經濟和社會的社會化達到相當高度以後，國家政權普遍直接參與生產流通等諸環節的產物。盡管經濟的法律調整是與國家相伴而生，但有了經濟的法律調整，不一定就有經濟法。經濟法產生和存續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在一個國家和社會中對法律有了部門劃分，並且將其中的某個部門稱為「經濟法」。 [4]由此看來，經濟法產生的一般基礎和條件是：市場經濟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國家被動或自覺地承擔起對經濟加以組織協調的職能，國家對經濟的調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並形成了相應的經濟法學說。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當這些基礎和條件尚未出現時，經濟法是不可能產生的。[5]所謂一定歷史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的時代。[6]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走向壟斷和社會化發展階段，生產手段和經濟實力不斷集中，產生了壟斷集團，限制並惡化了競爭環境，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手段對此進行干預，由此形成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現象，產生了新的部門法——經濟法。從實證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形式上的經濟法（稱為「經濟法」法律現象），或實質上的經濟法（體現國家權力對經濟活動干預協調的法律現象），都比較集中地出現在19世紀末之後，也就是說經濟法作為部門法劃分應肇始於19世紀。因此，認為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的觀點具有歷史合理性。我們可以這么說：作為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現象，可以上溯到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的「諸法合體」法律狀態時期，而作為**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則是人類社會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進入到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時期的事情。[7] 有些學者還認為：法律部門的形成，需要具備的一個條件是形成相應的理論或學說，並在相應程度上被學界和社會所接受。在分析經濟法生產的主觀條件時，他們闡述了「經濟法」一詞的提出和使用；在分析經濟法產生的客觀條件時，他們強調了經濟集中和壟斷是經濟法產生的內在原因。[8] 二、對經濟法產生的兩種不同觀點的評價 在進行評析之前，我們有必要指出經濟法律、經濟的法律規范、經濟法是具有不同內涵的概念；我們有必要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律的制定、經濟法部門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聯系和區別的范疇。經濟法部門是由經濟法律規范組成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相當一大部分是以經濟法律為表現形式。 但嚴格地說，我們不能把經濟法的產生理解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或經濟法律的制定，我們不能把一個或一些經濟法律規范等同於經濟法，不能把經濟法律或經濟法律的總稱視為經濟法，只有相當多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才是經濟法。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經濟法「就是從部門法意義上講的，是指作為**的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因此，把經濟法產生理解為經濟法這個**的法律部門的形成是正確的。[9] 我們還應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產生於古代社會，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產生晚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的產生早於經濟法學的產生。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認為「同時論」是錯誤的，它抹殺了經濟法律規范與經濟法之間的界限，將經濟法的產生等同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三、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古代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和發展 我們所說的古代經濟法律規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和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也可稱為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最早出現於奴隸制度古巴比倫國家。早在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奴隸制國家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就對土地的國家所有權和土地的法律保護作出了規定。《漢漠拉比法典》還有對農業、商業、質量、財政稅收等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規定。我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隸制國家土地國有的規定。西周中後期，還出現了土地流通的活動。我國從夏朝開始就有了徵收貢賦的制度，商朝的貢賦實行公田收入交國家，西周則按井田計畝徵收賦稅，西周的財政開支還實行了量入為出、專款專用等等內容，均體現了我國奴隸制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漢漠拉比法典》是奴隸制經濟法律規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存在的時期較長。在產生過程中，《羅馬法》及其復興起過一定的作用。西歐封建社會從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滅亡至18世紀，持續了1300多年。中國封建社會一般從春秋戰國之後算起，延續了2000多年。此時，中國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詳細地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定。秦簡《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須標明價格的規定，秦簡《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長，不得砍伐；春天土地乾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採摘剛發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獸、幼鳥；不得設置陷阱和網罟捕捉鳥獸；不得毒殺魚鱉」的規定，漢朝的發展對外貿易的規定，明朝的禁止私人開採金、銀、銅、鉛、錫和水銀礦的規定，唐朝的以戶稅、地稅為基礎的「兩稅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據各種開支總額確定兩稅的總額規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級管理，征解制度、財政監察制度和預算制度等財政管理制度，等等，均體現了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法律規范的相對全面和完善。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的特點是：反映奴隸主和封建主階級的意志，公開地維護等級特權，在協調本國經濟運行時主要運用直接手段，經濟法律規范以「諸法合體」的法典為主要表現形式。[10] （二）空想共產主義者的經濟法思想及其意義 18世紀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萊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學術名著——《自然法典》，該書反映了他對未來公有制社會的理想。作者在書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圖的法制藍本」，被作者稱為「法律草案」，共12類法律、117條。其中，第二類法律是：「分配法或經濟法」，有12條規則。從目前的資料反映，這是「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的地方。摩萊里看來，未來社會中的產品不發生買賣和交換，而是通過分配給予公民，「一切產品都要核算，其數量要與每個城市的公民人數相適應，或與使用它們的人數相適應，這些產品當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規則公開分配，如有剩餘則保管起來」[11]。摩萊里是在產品（財產）分配規則的意義上使用「經濟法」，並以此來表達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來社會的法律規范。[12]19世紀30—40年代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薩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冊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個概念，並發展了摩萊里的經濟法思想。 由摩萊里在18世紀提出的「經濟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產主義的社會公有制基礎之上的，至今「經濟法」的涵義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它對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概念的形成仍產生著影響。這種影響除了表現為援引「經濟法」這個概念的外殼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們把空想共產主義者那種具有萌芽狀態的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思想加以擴大，利用來作為建立現實經濟基礎之上的現代經濟法概念的一個合理內核。[13]

Ⅱ 經濟法中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是什麼

在我國，經抄濟法是隨著新中國的誕生、成長而產生和發展的。中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國家性質，要求國家對整個社會經濟活動進行管理。對於經濟管理和經濟協作中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需要有一個從全局出發，以國民經濟整體發展和總量平衡為基礎，直接作用於社會生產和再生產活動的法律制度來調整，這種法律制度就是經濟法

Ⅲ 論述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條件

對經濟法產生的兩種不同觀點的評價 在進行評析之前，我們有必要指出經濟法律、經濟的法律規范、經濟法是具有不同內涵的概念；我們有必要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律的制定、經濟法部門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聯系和區別的范疇。經濟法部門是由經濟法律規范組成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相當一大部分是以經濟法律為表現形式。 但嚴格地說，我們不能把經濟法的產生理解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或經濟法律的制定，我們不能把一個或一些經濟法律規范等同於經濟法，不能把經濟法律或經濟法律的總稱視為經濟法，只有相當多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才是經濟法。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經濟法「就是從部門法意義上講的，是指作為**的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因此，把經濟法產生理解為經濟法這個**的法律部門的形成是正確的。[9] 我們還應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產生於古代社會，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產生晚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的產生早於經濟法學的產生。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認為「同時論」是錯誤的，它抹殺了經濟法律規范與經濟法之間的界限，將經濟法的產生等同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三、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古代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和發展 我們所說的古代經濟法律規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和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也可稱為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最早出現於奴隸制度古巴比倫國家。早在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奴隸制國家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就對土地的國家所有權和土地的法律保護作出了規定。《漢漠拉比法典》還有對農業、商業、質量、財政稅收等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規定。我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隸制國家土地國有的規定。西周中後期，還出現了土地流通的活動。我國從夏朝開始就有了徵收貢賦的制度，商朝的貢賦實行公田收入交國家，西周則按井田計畝徵收賦稅，西周的財政開支還實行了量入為出、專款專用等等內容，均體現了我國奴隸制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漢漠拉比法典》是奴隸制經濟法律規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存在的時期較長。在產生過程中，《羅馬法》及其復興起過一定的作用。西歐封建社會從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滅亡至18世紀，持續了1300多年。中國封建社會一般從春秋戰國之後算起，延續了2000多年。此時，中國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詳細地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定。秦簡《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須標明價格的規定，秦簡《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長，不得砍伐；春天土地乾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採摘剛發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獸、幼鳥；不得設置陷阱和網罟捕捉鳥獸；不得毒殺魚鱉」的規定，漢朝的發展對外貿易的規定，明朝的禁止私人開採金、銀、銅、鉛、錫和水銀礦的規定，唐朝的以戶稅、地稅為基礎的「兩稅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據各種開支總額確定兩稅的總額規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級管理，征解制度、財政監察制度和預算制度等財政管理制度，等等，均體現了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法律規范的相對全面和完善。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的特點是：反映奴隸主和封建主階級的意志，公開地維護等級特權，在協調本國經濟運行時主要運用直接手段，經濟法律規范以「諸法合體」的法典為主要表現形式。[10] （二）空想共產主義者的經濟法思想及其意義 18世紀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萊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學術名著——《自然法典》，該書反映了他對未來公有制社會的理想。作者在書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圖的法制藍本」，被作者稱為「法律草案」，共12類法律、117條。其中，第二類法律是：「分配法或經濟法」，有12條規則。從目前的資料反映，這是「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的地方。摩萊里看來，未來社會中的產品不發生買賣和交換，而是通過分配給予公民，「一切產品都要核算，其數量要與每個城市的公民人數相適應，或與使用它們的人數相適應，這些產品當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規則公開分配，如有剩餘則保管起來」[11]。摩萊里是在產品（財產）分配規則的意義上使用「經濟法」，並以此來表達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來社會的法律規范。[12]19世紀30—40年代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薩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冊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個概念，並發展了摩萊里的經濟法思想。 由摩萊里在18世紀提出的「經濟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產主義的社會公有制基礎之上的，至今「經濟法」的涵義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它對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概念的形成仍產生著影響。這種影響除了表現為援引「經濟法」這個概念的外殼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們把空想共產主義者那種具有萌芽狀態的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思想加以擴大，利用來作為建立現實經濟基礎之上的現代經濟法概念的一個合理內核。[13] 補充回答： （三）國外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 國外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實質上是隨著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時期，傳統民商法、行政法律制度不斷被突破，並演變乃至最終**的過程。[14]結合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性，我們將國外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經濟法的產生階段，從19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作為一種法律思想的經濟法，盡管早在資本主義壟斷初就被提了出來，法國著名政治家、經濟學家——蒲魯東於1865年就提出應由「經濟法」來構成新社會的基礎，[15]但其理論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反應。經濟法作為一種新的法律思想在實踐得到體現，應該是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壟斷階段改變了原來對資源和財富的配置機理，由原來原始資本主義積累階段主要憑借政治強權和經濟強制，自由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主要通過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和財富的機制，轉變成壟斷階段主要通過採取經濟集中排斥競爭的機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注意到經濟的社會意義，因為此時的經濟壟斷涉及諸多經濟參與者的利益，涉及到因壟斷導致競爭萎縮而發生經濟滯長。這時，需要有一種能夠平衡多元利益，限制不當壟斷的力量——國家的力量，[16]這就需要一種新的法律形態加以規范。經濟法作為這樣一種法律形態，就在19世紀末出現了，經濟法作為新質的法律部門產生就成為必然。 美國1869年的《反鐵路壟斷法令》、1887年《州際商務法》，特別是1890年頒布的《反對不法限制和壟斷，保護交易和通商的法律》，即《謝爾曼法》和1914年頒布的《克萊頓法》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成為經濟法最早出現的表現形式的法律標志。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為了戰爭需要，頒布了大量的經濟法，如1915年《關於限制契約最高價格的通知》，1916年《確保戰時國民糧食措施令》，1919年《煤炭經濟法》和《鉀鹽經濟法》，1923年《防止濫用經濟力令》等。1919年頒布的《魏瑪憲法》在奉行「經濟自由」的同時，確立了「社會化原則」，規定了許多對私有制進行限制的措施，並授權政府對全國經濟生活進行直接干預和管制。《魏瑪憲法》後的一系列法律，突破了公法與私法分離的原則，擺脫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原則，突破了長期被奉為金科玉律的經濟是私事，由私人自治的原則，確認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的直接干預、管理。這些法律引起了德國法學界的注意並積極展開了研究。1920年前後，一大批經濟法著作相繼問世，真正意義的經濟法就這樣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首先在德國出現了。[17] 第二階段，經濟法的發展階段，1929年—1933年經濟危機至第二世界大戰後 此階段的經濟法主要表現為國家運用法律手段調整特殊時期的整體經濟法，又可稱為「危機應付經濟法」。[18]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政府對經濟干預有所放鬆，1929年—1933年出現的經濟危機和經濟大蕭條，使資本主義國家更加註重對國民經濟進行更為全面和強有力的總體調節。一方面，實行資本主義國有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開始出現並得到發展，國家不僅以政權主導者身份對私人經濟進行干預，而且開始以資本所有者身份直接參與生產經營領域的活動。另一方面，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出現和興起，國家經濟職能全面強化，對經濟進行更加綜合性、全方位的調節，從而出現了又一次經濟立法的高潮。[19]此時，美國制定了一系列體現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法律，實施所謂「羅斯福新政」。先後頒布了170多部法令，如《全國產業復興法》、《農業調整法》、《緊急銀行法》、《金融改革法案》、《國家勞動關系法》、《恢復和救濟法》、《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等。 德國在此時期也先後制定了大量經濟法，如1930、1932、1933幾次修改了的《防止濫用經濟力令》、1933年《強制卡特爾法》、1934年《經濟有機結構條例》等。 這個時期的經濟法，是一種典型的「危機應付經濟法」。它從一個側面說明：「鑒於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強調國家公權力與市民社會嚴格分野，所以西方國家的經濟法往往是經濟危機或者社會矛盾激化時不自覺的產物。」[20]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加強了對經濟干預，有的國家頒布了對私有制企業實行國有化的法律。德、日作為戰敗國，被聯合部隊佔領，為了減輕經濟危機的沖擊，頒布了一些穩定經濟的法律，如《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促進法》、《穩定國民生活緊急措施法》、《穩定不景氣行業離職人員臨時措施法》等。[21]日本政府為了振興經濟，在實行經濟非軍事化、確立和平經濟、提倡經濟民主化等三項原則的基礎上，頒布了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一百三十多種經濟法規，內容涉及到企業管理、工業交通、通訊、農林牧水產、城市建設與計劃、商業、財政金融、證券、保險、外貿、外匯、科學技術、教育、環保、防止公害以及計量、會計、統計、測量等諸多方面。日本法學界對經濟法更是投入巨大的熱情，進行了范圍廣泛的研究。日本經濟法學者高田桂一教授認為：經濟法是界於公法與私法之間的法律，又稱：「社會法」。和商法相比，經濟法關注國民全體的公共利益。 從體繫上講，主要包括禁止壟斷法、業法、統製法和消費者保**四個部分，並指出日本這個新興的發達國家應在農業經濟法、產業經濟法、新興工業經濟法、知識產權法方面進行更加充實、完備的立法。[22] 第三階段，經濟法的完備成熟階段，20世紀七八十年代至今 此階段的經濟法主要表現為經濟法內容與體系逐漸完善，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不斷增強，對國民經濟的總體調節達到嚴密化和制度化程度，國家已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不可缺少的主體。[23]此階段的經濟法是「自覺維護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法」，又稱為「現代經濟法」。此階段，以經濟民主、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較成熟的經濟法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基本形成。其顯著標志是：經濟法據以解決社會經濟矛盾的宗旨和方式，由干預、管制市場主體的自由意志和行為，轉向盡可能創造充分、適度、公平的競爭環境以維護這種自由意志和行為上來。[24] 此階段經濟法體系更加完善和科學化。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冷戰局面結束，各國出於對本國經濟規律的認識和把握，在經濟學界對凱恩斯主義理論的不斷修正和批判，現代高新科技迅猛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各國從國內和國際兩個界面來對經濟進行重新審視和規劃，注重綜合應用各種經濟手段，建立科學的宏觀調控體系，使之逐漸成為經濟法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並且其他方面的立法，如反壟斷及限制競爭以及國有企業法也逐漸完善起來。[25]以西方七國集團中的義大利在1990年頒布的《反壟斷法》為標志，反壟斷所體現出的「自由+秩序」或者「市場經濟的活力+有條不紊的競爭」等經濟法理念被西方國家所公認，「現代經濟法」最終確立。[26] （四）我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 1、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法律規范 新中國成立以後，為了保護和促進國民經濟的建設和發展，我國先後在計劃、基本建設、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運輸、財政金融、勞動工資、自然資源和能源、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律法規，如《土地改革法》、《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關於統一全國國營貿易實施辦法的決定》、《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等。這些法律法規對順利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 20世紀50年代末期，由於受指導方針上的「左」傾錯誤和法律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經濟工作方面的立法和執法活動不僅沒有加強，反而有所削弱。[27] 在文化大革命中，隨著公、檢、法被徹底砸爛，國民經濟領域中的各種法規、制度被任意踐踏破壞，經濟秩序混亂，國民經濟頻臨崩潰的邊緣。[28] 2、中國經濟法的真正產生和發展 可以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還沒有產生現代意義的經濟法。中國經濟法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出現的。從時間上來說，我們可以將我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分為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經濟法的產生階段，從1979年—1992年。此階段，有的學者又稱為我國的舊經濟法階段。[29] 黨和國家領導全國人民在此階段，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經濟法制建設方面主要做了三件大事。[30]第一，注意把經濟法制建設與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緊密結合起來，「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保護改革開放，為經濟法制建設規定了明確的指導思想和任務。第二，我國的經濟立法活動按照國家立法的議事日程和國家既定的經濟立法規劃[31]的要求，緊密結合國民經濟調整改革的實際，對一些重要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准則及時地制定了一大批經濟法律、法規。從1979年到1992年14年間頒布的經濟法律就達52件；1979年以來，國務院頒布和批准頒布的400多件法規，經濟法規佔大多數，1984年—1986年就制定了50多件重要經濟法規。第三，把經濟立法與經濟司法結合起來，狠抓經濟法實施。此階段我國經濟法獲得了巨大發展，經濟法制建設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初步建立了重視以法律手段調節經濟的法律思想，為1992年經濟法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由於此階段處在以有計劃的商業經濟體製取代傳統的計劃經濟時期，經濟立法沒有市場經濟為基礎，國家的宏觀調整主要還依靠計劃手段，規制市場主體行為的反壟斷法、限制不正當競爭法還缺失，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不分離，還出現經濟立法不平衡，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可以說，此階段的經濟法還打下深深的計劃體制烙印。 第二階段，經濟的發展完備階段，從1992年至今。此階段，有的學者又稱為我國的新經濟法階段。[32] 1993年3月我國對憲法進行了修正，在修正案中明確提出了「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張，並明確提出要注重經濟立法。為此，我國先後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如《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利保**》、《農業法》、《農業技術推廣法》、《科技進步法》、《預演算法》、《會計法》、《審計法》、《稅收徵收管理法》、《中華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票據法》、《產品質量法》、《土地管理法》、《價格法》、《證券法》、《合同法》、《政府采購法》，等等。自1993年憲法修正案頒布以來，全國立法機關制定的300多件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800多件法規中與經濟法相關的佔了近一半。這些經濟法律法規的制定為中國經濟法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較為豐富的內核。為彌補市場缺陷，防止政府缺陷，維護社會公平和社會整體利益，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產生著其他部門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伴著中國加入WTO，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經濟法建設將會有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她將為我國法治建設作出自己重要的貢獻。 四、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條件 法是以社會為基礎的，其產生和發展是由多種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在這些因素中，經濟因素起著最終的決定作用。我們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法律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經濟法同樣應由經濟基礎來決定，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產物。因此，我們在研究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條件時，必須先從研究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入手。 （一）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經濟條件 「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的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隨著法律的產生便必然產生出以維**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33]恩格斯對法產生的分析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法是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產物。經濟法的產生，也應是如此，而且應是商品生產和交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具體說來，經濟法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社會化大生產和壟斷的產生，是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社會物質條件，經濟社會化是經濟法形成的根本原因。 就市場經濟而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機制的固有缺陷逐漸暴露出來。市場機制事後調節所具有的被動性和滯後性，以及市場存在的調節機制的障礙的特點，會使市場主體要麼限制競爭，要麼不正當競爭，從而形成無序競爭，使商品價格嚴重偏離價值，導致競爭秩序混亂，引起結構失衡、效率低下、公平缺失現象的發生。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國家就主動介入社會經濟，消除前進過程中的不足。而國家調節的手段主要通過法律制度的設計和運行的間接方式進行，在市場調節仍起基礎作用的基礎上，輔之以國家調節。我們可以說，經濟法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市場經濟階段的產物，並且必將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發展。 就社會化大生產而言，社會化大生產推動了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具體歸結於19世紀末開始的經濟社會化。經濟社會化是指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動態發展中逐漸形成的經濟利益多元化、經濟競爭激烈化、經濟壟斷普遍化、經濟結構規模化、經濟關系復雜化和經濟交往國際化的社會經濟格局。經濟社會化使得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名義上是個體經濟行為的同時，實質上是社會整體的經濟行為，其經濟行為的影響在經濟社會化的指導下將以倍增的方式不斷影響周圍的個體，影響一國局部的經濟運行，影響一國整體的經濟運行，有時甚至於會跨越國境，影響他國的經濟運行，從而導致對經濟秩序、經濟效率、社會公平和社會可持續穩定發展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在經濟社會化背景下，強化對主體行為的規范，實現對社會整體利益保護的價值，成為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主要緣由。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兩種不同制度的社會中，經濟法的內容、形式、作用領域和發展道路會有所不同，但依賴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體現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實現經濟法的價值方面應是趨同的。 （二）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政治條件 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導致作為上層建築核心的國家職能的變化，而國家職能的變化應是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政治條件。 我們知道，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是「守夜人」，對經濟採取放任態度，對社會經濟生活，國家干預很少。「干預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共識，國家為實現鼓勵自由競爭，維護經濟秩序，實現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目的的自由經濟狀態所承擔的經濟職能來承擔「夜警察」式的仲栽人。市場經濟主要由民商法調整。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壟斷對自由競爭的限制，使生產力發展受到阻礙。此時，民商法對此**為力。社會經濟生活發展的客觀實際要求國家要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全面干預，以求經濟能夠穩定發展。這種干預按照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亦必須在法定程序下合法進行。於是西方國家就制定了大量的國家干預、協調經濟生活的法律。新的**的部門法——經濟法，就應運而生了。簡而言之，反壟斷、促競爭、反危機及促發展的政治現實促進了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展，使國傢具備了干預、協調經濟的職能，這種職能成為經濟法產生的政治條件。 （三）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思想條件 社會本位的法哲學思想，是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法律基礎。[34]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條件下，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社會思想觀念的主流。以個人權利本位為核心的個人本位（又稱權利本位）獨行社會。個人本位強調把權利的地位放在實在法之上，放在國家最高權力之上，極力主張「天賦人權」，「私有財產權是從自然狀態帶進國家組織中去的自然權利，因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國家不能設置任何障礙，認為自由是人性的結果，人的自由、平等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國家權力應為保障自由、財產和安全服務；權利是法律的中心概念[35]。」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到來，資本家的壟斷行為排斥了自由競爭，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喪失，市場自發調節的盲目性、滯後性等缺陷就充分暴露出來，市場經濟逐漸失去了自律性，產生了重新調整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社會本位」的思想。社會本位的思想，強化以社會權為權利的核心；這種社會本位的法哲學思想不再以社會契約論和自然權利論為前提，它強調社會利益才是個人的真正利益，個人生存發展依賴於社會的生存發展；無限制的權利不符合社會關系原理，個人無限制的自由權、無限制的所有權必然因其行使而使人與人之間發生沖突，必然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法律控制社會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安全和平等。 社會本位的思想為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保證。以社會為本位，強化保護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出發點的社會權，正是經濟法作為社會法所追求的價值取向。 五、經濟法發展的新趨勢 經濟法從產生到逐漸完善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經濟法的發展呈現出許多新的情況和新的特點，體現出新的發展趨勢。 首先，從立法內容來看，其一，以國家干預經濟和反壟斷法為中心內容的各種經濟立法進一步發展起來。其二，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立法理念不斷地在經濟法中得到體現。其三，經濟法與科學技術發展、新興產業部門結合更加緊密，立法內容空前豐富，立法領域不斷擴張。其四，宏觀調控法成為經濟法重要內容，得到更加突出的重視。 其次，從重要程度來說，各國均將涉外經濟法放在重要位置，外貿法、外資企業法、海外投資法、涉外稅法、外匯管理法等成為一國經濟法中的重要內容。 最後，從立法層次來看，各國均在不斷提升經濟法的立法層次，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逐步將經濟立法以法律、法規並重的作法，轉向以法律形式為主的立法形式，一些國家還計劃在條件成熟後，學習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制定統一的《經濟法典》

Ⅳ 簡述經濟法的社會本位原則

社會本位原則又稱為社會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則。它是對經濟法干預經濟生活范圍的定位,或者說是對經濟法基本出發點的規定。

每一個法律部門在確定自己調整范圍時,都以維護哪方面利益作為自己的基本出發點，也就是以什麼為本位。行政法強調國家本位,注重保護國家利益; 民法則強調個人本位，注重保護民事主體的利益。在市場經濟中,市場的缺陷已經表明個人利益只有與社會公共利益平衡發展才能得到實現。

因此，經濟法以保護社會公共利益作為自己的基本出發點，即強調社會本位。它要求個人必須服從社會的需要，個人必須作出利益上的讓步,只要這種讓步合乎社會的正義。

(4)闡述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條件擴展閱讀

社會本位的概述

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法的本位思想。社會公共利益滿足程度是與國家的宏觀調控、經濟個體的行為以及市場的運行和社會分配行為緊密聯系的。

經濟法把社會本位作為調整原則表明，經濟法在對產業調節、固定資產投資、貨幣發行、產品質量控制、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關系進行調整時，要以社會利益為本位。

社會本位的好處

它不僅反映了經濟法調整范圍的根本要求，體現了經濟法的本質特性，還統率著經濟法的基本制度。同時也提供了經濟法的行為方向和模式，彌補立法疏漏,使之具有規范性、實限性和可操作性。因此，經濟法社會本位原則是經濟所特有的本質性原則。

Ⅳ 論經濟法的社會功能

經濟法是20世紀世界法制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在中國，經濟法作為法律部門的名稱，以及經濟法學作為法學學科的名稱，是在1978年下半年之後才開始形成的。改革開放逐步突破了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要求政府轉變職能、企業依法自主經營，要求適應時代發展、與國際經濟規則接軌；圍繞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任務，國家始終把經濟立法放在整個立法工作的首位，並且加強了經濟執法，於是經濟法作為一種新型的法律形態應運而生。早在1979年6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就提出：「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我們還需要有各種經濟法。」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現「經濟法」的專門術語。1982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六個五年計劃，把「經濟法」列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特別要指出的是，在2001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明確提出：「關於法律部門，法學界有不同的劃分方法，常委會根據立法工作的實際需要，初步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劃分為七個法律部門，即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以最高立法機關的名義對國家的法律體系予以劃分，表明中國立法的思路更為科學化、規范化了。

經濟法問題基於三個出發點：第一是國家(政府)與經濟的關系，第二是市場經濟與法的關系，第三是管理與法的關系。而這些因素，都必須擺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加以考察。可以說，沒有改革開放這種第二次革命，就不可能興起中國的經濟法。改革開放使傳統的法律形態得到創新。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制度創新。

2，經濟法規范國民經濟運行關系，體現發展、公平、安全三位一體的價值取向。

什麼是經濟法，或者說，經濟法是做什麼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指出：「經濟法是調整因國家對經濟活動的管理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我國已經制定了一批有關創造平等競爭環境、維護市場秩序的法律，還制定了一批國家宏觀調控、經濟行業管理、促進對外開放、合理利用和保護自然資源等方面的法律」。中國經濟法的概念及范圍，大致如此。

經濟法的實質在於，立足於社會整體利益，以法律的形式反映國家因素對市場經濟關系的影響。換言之，經濟法是國家(主要以政府名義出面)管理和協調國民經濟運行之法，管理為手段，協調為目的。政府經濟管理是經濟法的現實基礎，經濟法是政府經濟管理的基本法律准則和手段，兩者之間相互依存，有著不解之緣。

經濟法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取向可以概括為發展、公平、安全三位一體：首先是發展權。「發展才是硬道理。」[1]講「發展」還應涵蓋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即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其次是分配權。這里所用的「分配」一詞是廣義的，即社會資源的配置和社會收人的分配。它包括：公平競爭、公平交易、公平分配。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應合理安排，統籌兼顧。，再次是安全權。經濟安全包括宏觀的和微觀的，這是針對市場經濟的風險和經濟全球化的沖擊所作出的必然選擇。發展、公平、安全，既反映權力(權利)，又反映利益，是權力(權利)和利益的統一。發展、公平、安全三者的有機結合，構成經濟法謀求的價值目標，這也就是政府經濟管理期待的社會效果。
經濟法價值的含義 經濟法價值是指以經濟法與人的關系為基礎的，經濟法對人所具有的意義，是經濟法對於人的需要的滿足，也是人關於經濟法的絕對超越指向。也就是說，經濟法價值在於經濟法對人所具有的意義，包括經濟法對於人的需要的滿足和人關於經濟法的絕對超越指向。
經濟法價值概念的理解 對於經濟法價值概念的理解，首先，要明確經濟法價值的社會本位性。經濟法價值的社會本位性，基於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性。而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性是與以往私法領域的以個人為本位的個人本位是有區別的。所謂個人本位是指個人權利本位，簡稱權利本位。其以利益、由、等三要素為立論基礎，主張把個體權利的地位放在實在法（制定法）之上，也放在國家最高權力之上。這一理論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得到盛行，伴隨生產的社會化、民經濟體系化和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國際化，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失去了自律性的客觀態勢，法學理論開始思考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社會本位理論應運而生，所謂社會本位是指社會權本位，其把社會權概括為權利的首要含義，對私人權作出明確的限制，以追求、障社會整體的權利利益為核心。即在法的產生、施、行中，始終以社會權或社會利益為立足點，旨在尋求私人權與社會權衡平的合理性尺度過程中去維護和保障社會權或社會利益。經濟法正是社會本位的法，即經濟法在其產生、實施、運行的過程中，始終是以追求社會權或社會利益為基點的，在對私人權的合理性限制中，實現了私人權和社會權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平衡，並最終使得社會權或社會利益得到維護和保障。那麼，經濟法價值也必然具有這一社會本位性。也就是說經濟法價值的考量應始終是以社會權或社會利益為立足點的，而不是以私人權為立足點。對此論述的意義在於要強調經濟法價值考量的這一立足點與經濟法價值之主體為人並不矛盾。為什麼呢？可以這么理解，經濟法價值之主體為人正是經濟法價值含義之一便在於經濟法對人的需要的滿足，這是不是說經濟法價值的立足點一定要是人呢？當然並非如此。因為在社會個體聯系緊密之狀況達到一定程度之時，以社會權或社會利益為立足點更能夠充分實現實質的、長遠的「經濟法對人的需要的滿足」，這取決於前述的「一定的歷史社會」。
對經濟法價值概念的理解，其次，還要關注經濟法價值與經濟法功能及經濟法作用的辨析。經濟法價值如前文所述。而經濟法功能是指經濟法的做功能力或者功用與效能，經濟法作用為經濟法對人的行為以及最終對社會關系所產生的影響。很明顯，第一，這三個概念屬不同范疇。經濟法價值是從人與經濟法兩個角度出發而對人與經濟法關系的研究，是基於人對經濟法的「厚望」而進行的理論闡述，而經濟法功能是從經濟法自身出發的對其內質本性的研究，是經濟法的功用和效能，是其質的一方面體現。又經濟法作用是從社會關系出發對經濟法對社會關系產生的影響的研究。第二，這三個概念屬不同層次。經濟法價值是絕對抽象的，對經濟法功能及經濟法作用理想化的主觀的理論提升。而經濟法功能為經濟法內在的質的屬性，是客觀的經濟法內質本性的存在是內在的、具體的、宏觀的。又經濟法作用為經濟法內質本性的外在具體的體現甚至錯誤反映，是外在的、具體的、微觀的。第三，這三個概念角度不同。經濟法價值是就人而言的，是針對人的需要基於法的功能而進行的闡述。而經濟法功能是就法自身而言的，是對法的內質本性的闡述。又經濟法作用是就社會關系而言的，是對法對社會的影響的闡述。當然，第四，這三個概念之間同樣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經濟法價值是理想化的、抽象的，但其仍不失為人對法的一種追求，其只有依據經濟法功能來實現，也就是說經濟法功能是經濟法價值實現的客觀基礎，而經濟法作用又是經濟法功能實現的必然途徑及外在體現或反映，如果經濟法作用不能得到發揮，則經濟法功能也就不再成其為「功能」而將毫無意義，最終，經濟法價值追求也將沒有意義。如上論述，其意義在於要強調對經濟法價值的研究應當明確並注意經濟法價值絕不等同於經濟法功能或經濟法作用，尤其在對經濟法價值內容的論述中應當把握這三者之間的層次性。

Ⅵ 經濟法產生的條件有什麼啊

經濟法產生的條件:

經濟法產生的主觀條件；經濟法產生的客觀條件；生產集中與壟斷是經濟法產生的內在原因；戰爭的需要是經濟法產生的直接原因。

Ⅶ 經濟法產生的條件

客觀上：1、市場經濟發展到了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國家被動或者自覺地承擔了對經濟的組織協調職能；2、市場經濟條件下，已經存在了國家直接或間接調控經濟的司法實踐。
主觀上：1、法學家的不間斷努力，一定經濟法學說產生；2、法學自身邏輯發展。

Ⅷ 經濟法是在怎麼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調整國民經濟管理和社會組織在經濟活動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相當一部分中外法學家認為，經濟法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基礎部門。在不同國家中，根據其調整范圍的大小，可分為廣義經濟法和狹義經濟法。前者指調整國家機關、各種社會組織相互之間以及它們與公民之間，在物質資料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及與之相應的交換、分配、消費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全部法律規范。後者指國家直接干預、管理國民經濟，以及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
經濟法概述一、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
經濟法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期，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在經濟生活中佔主導地位，對法律的要求是承認絕對所有權和契約自由，不需要國家干預經濟，因而也就不存在現代意義的經濟法概念和經濟法律。當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後，壟斷組織的出現及壟斷組織對經濟的壟斷，加深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自發的市場調節機制受到很大影響，國家必須放棄原來的「自由放任」原則，承擔起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進行宏觀調控等職能。為達到上述目的就需要制定有關法律，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直接的管理和干預，於是在20世紀初，就誕生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
「經濟法」這個概念，是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摩萊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法國另一名空想共產主義者德薩米在1842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並且發展了摩萊里關於經濟法的思想。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謝爾曼法》，這部法律標志著資本主義國家直接運用法律手段干預經濟的開始。進入20世紀以來，德國學者萊特在1906年創刊的《世界經濟年鑒》中首先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用來說明與世界經濟有關的各種法規，但並不具有嚴格的學術意義。1919年德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以經濟法命名的法《煤炭經濟法》，1923年頒布了《防止濫用經濟權力法令》等經濟法規。德國經濟法的實踐與理論對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有很大的影響，首先是日本全面借鑒德國的經驗，隨後，歐洲其他國家也開始使用經濟法這個概念。原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很重視經濟立法，捷克斯洛伐克於1964年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經濟法典。但隨著東歐形勢劇變，法律體系也隨之發生變化。
國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人民政府進行了大量的經濟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規。這些經濟法規以土地法和勞動法為核心，輔之以其他經濟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廢除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濟立法的基礎上，開始制定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法。尤其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工作重點轉移，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經濟立法得到迅速發展。 國逐步制定實施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勞動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破產法、商標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對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推進，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經濟法的概念
對於經濟法概念如何定義，國內外理論界爭論較大。西方國家的學者特別是對經濟法理論頗有研究的德、日學者中，大多數認為經濟法是經濟秩序法、經濟干預法，屬於公法范圍；但也有人認為經濟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叉，或屬於社會法性質。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學者中，大多數曾認為經濟法是體現國家意志的，調整國家與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間關系的法。
在 國，法學理論界較一致的認識是：經濟法是調整一定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首先，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它由一系列經濟法律、法規按一定的特徵構成一個整體，成為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部門；其次，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經濟法所調整的是具有經濟內容的物質利益關系；最後，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因為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和經濟活動眾多，經濟關系也是復雜多樣的，所以需要整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各個部門法共同調整，經濟法只調整其中的一部分。
至於「一定經濟關系」的具體內涵， 國學者一度分歧較大，有主張經濟法綜合調整縱向(管理)和橫向(協作)經濟關系的，也有主張僅調整縱向或經濟行政關系的，還有主張以縱向關系為主兼及橫向關系的。如徐傑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和經濟協作中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陶和謙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與經濟管理密切相關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楊紫垣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潘靜成、劉文華教授認為，經濟法是確立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其他經濟實體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法律地位，調整它們在經濟管理和與管理、計劃密切相聯系的經濟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王榕、馬紹春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活動中發生的兼有商品性(財產)和行政性(權力)雙重因素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潘念之、王峻岩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組織國民經濟中、國家在管理企業中、企業在內部管理中以及企業相互之間的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或者說，經濟法是以企業為核心的法；李昌麒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以及與經濟管理關系有密切聯系的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等等。但隨著以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入，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提出，對經濟法定義的認識正趨向一致。
根據經濟法伴隨市場經濟孕育，發展的歷史事實和實際作用，根據不同市場經濟中經濟法的社會公益性、宏觀性的共同特徵，根據市場經濟對經濟法的內在要求， 們可以對經濟法作如下定義∶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協調和干預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由以上經濟法的定義可見，經濟法調整的一定經濟關系就是由國家對經濟進行協調、對市場進行干預而產生的經濟關系。 們認為，協調與干預並列，范圍可更廣些、程度也可更深些；既可包括間接調控、也可涵蓋直接管理，既可體現國家作為社會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權的特徵，也可適合國家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行使所有權的需要，更符合 國的實際情況。協調與干預並列，還可照顧到不同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法的共同特點，又可兼顧學術界的一般觀點。
三、 經濟法的特徵
經濟法與其他法律部門相比較，除具備一般法律的基本特徵外，還有自己的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性：經濟性是經濟法的本質特徵。作為上層建築的經濟法是直接反映經濟基礎、調整經濟關系的，因而它不僅要對各種經濟問題做出明確的法律規定，而且必須直接體現、反映和符合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為經濟基礎服務。同其他法律部門相比，它同經濟關系有著更為廣泛和直接的聯系。
(二)綜合性：經濟法的綜合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規范的構成上，經濟法既包括若幹部門經濟法，又包括若干經濟法律規范；既包括實體法規范，又包括程序法規范；既包括對內經濟法律規范，又包括對外經濟法律規范。其次，在調整主體上，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既包括法人主體，也包括自然人主體，既包括國家機關，也包括各類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還包括各種不同身份的個人。再次，在調整范圍上，既包括宏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調控關系，也包括微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協作關系。
(三)指導性：經濟法的指導性是通過經濟法規所具有的促進和限制兩種功能、獎勵和懲處兩種後果表現出來的。國家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不同的經濟法規。有的法規側重於限制，有的法規側重於促進，有的法規則兼而有之，來引導各項經濟活動走上正確的軌道。

Ⅸ 我國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條件是什麼

中國經濟法產生的原因和發展道路與美、德等資本主義國家有明顯不同。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其經濟職能不是作為市場缺陷的補救措施而產生的，這里一開始國家就全面介入經濟生活，全面擔負經濟組織管理職能，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基本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場的作用。可以說，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不存在經濟法，而是以行政法管制經濟的運行。
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經濟法才與市場經濟相伴而生，其產生原因是克服轉型期市場的缺陷。
中國正處於體制轉軌的時期，市場經濟本身還處於成長階段，離真正成熟的市場經濟還有很遠的距離，因此它具有轉型期市場特有的缺陷，即市場發育不成熟，市場體系不健全。由於長時期計劃經濟體制的實行，市場治理機制的萌芽遭到了徹底的破壞。實行體制改革和轉軌以後，逐步改變「國家統制經濟」局面，國家權力因素逐步受到節制，市場開始發育和逐漸成長。但是就目前情況而言，市場依然是不成熟的。例如，土地等基本生產要素不能進入市場進行流通和交換，資本市場發展嚴重滯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所造成的市場分割現象非常嚴重，價格剛性或受到認為因素的干涉而不能反映真實的市場供求。在一些領域，不僅進入壁壘很高，退出壁壘也很高，資源的自由流動與優化組合受到了極大的影響。這些缺陷靠幼稚的市場無法調節，因此需要國家在組建、培育市場方面做大量的工作，這也成為了中國經濟法產生的原因。
同時，由於中國轉型期市場的不完善，使得市場發育不成熟與一般市場缺陷交織在一起，二者相互強化，加劇了一般市場缺陷的影響。例如，信息不對稱是市場缺陷的一個表現，它雖然造成消費者弱勢地位並使經營者有機會欺詐消費者，但在相對完善的市場上，由於市場的統一和開放，交易者之間難免重復博弈，信息優勢者具有主動提供真實信息的動機，信譽成為大多數人都看重的「資本」，因此，由於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市場失靈可以大為減少。相反，如果市場不成熟，這種市場的自我凈化功能將難以實現，並且會放大市場缺陷帶來的惡果，同時進一步阻礙市場的成熟與完善，震驚全中國的「三聚氰胺」事件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以，中國經濟法還擔負著彌補一般市場缺陷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