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合同法對英美法的借鑒

⑴ 中美合同法的異同

一、我國合同法的規定
我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應當符合下列規定：(一)內容具體確定：(二)表明經受要約人承諾，要約人即受該意思表示約束」。什麼是具體確定的並沒有明說，但合同法12條規定：「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一般包括以下條款：（一）當事人的名稱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標的；（三）數量；（四）質量；（五）價款或者報酬；（六）履行期限、地點和方式；（七）違約責任；（八）解決爭議的方法。」13條也規定受要約人對以上幾項內容的變更就是對要約內容的實質性變更，構成新要約。由此可見這八項內容應該是對意思表示構成要約很重要．但合同法第61、62條又規定對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地點、履行期限、履行方式、旅行費用約定不明確的可以補充協議，不能達成協議的，法律也規定了相應的解決辦法，所以這幾項也不是必需的。合同法111條規定對於違約責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可以按照標的性質和損失大小，合理選擇要求對方承擔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至於解決爭議的方法，按照中華人民共合同民事訴訟法和仲裁法的規定，有協議的按協議，沒有的或者按照事後的協議申請仲裁，或者直接到法院解決。
由以上分析可見，我國合同法對要約的內容要求只有標的和數量以及確定的當事人是必需的，比《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規定還簡單，該法中規定要約至少應包含標的、價格或確定價格的方法、數量或確定數量的方法三項內容，否則即會因缺乏明確性而對要約人或受要約人缺乏約束力。同時規定了要約人的有限制的撤銷權，無論是從內容上還是從態度上我國合同法都盡量增強要約的有效性，由此可見對促進合同交易的決心。
在我國，受要約人於承諾時亦有很大的權利。一方面可以在不改變要約的實質性內容的前提下，決定合同的內容；另一方面，我國採取的是承諾通知到達生效的基本原則，所以受要約人在承諾到達要約人之前或之時都有撤銷權。 二、美國合同法的規定
美國《統一商法典》和很多合同法著作，也對要約作了各種各樣的定義，但基本不會離開要約是一方當事人對某些明確條款所作的同意表示這一含義。至於什麼是明確條款，美國合同法認為必須達到可強制執行，否則不構成合同。如數量、期限等沒有確定，就不能構成強制執行。但美國更重視要約的法律效用，即要約產生受要約人的承諾權。什麼樣的行為產生承諾權柄因此成為要約?它應當是這樣一種行為，即足以使受要約人合理地相信自己已經被授予創設合同的權力、足以使他人認為它是為求得他的承諾而對他做出的、包含所要訂立的合同的所有條款。
美國要約一般不受任何約束，他們認為雖然要約給受要約人創造一個合同訂立完畢的條件，只要一個要約沒有因為超過要約入所確定的期限或者因為其他客觀確定的期限而被撤銷，它在此期間內也就一直具有被他人承諾的能力。但是，只要沒有發生承諾，那麼要約人就可以在任何時候撤銷其要約。即使在要約人宣告他願意在一個明確期間內受到其要約約束的情況下，法律也無法在該期限屆滿之前阻擋要約人單方面提出撤銷要約的要求。這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法律原則有其以下三種原因。1．是英美法的基本原則對價理論：即除了包含在「簽封」文件中的允諾外，允諾不是具有法律意義的意思表示，它只有在受要約人已經作出回應或承諾一個對應的履行的情況下，才產生一個有約束力的義務。要約在被接愛以前，通常沒有相對人的任何對應履行，也未採用莊重的形式，因此要約人有撤銷要約的自由。2．是英美法承諾生效的時間採用「發信主義」，減少了受要約人承受要約人撤銷要約所產生的風險，3、是英美法屬判例法制度，法官手中有相當大的衡平權，能根據現實的需要及公平正義的觀念對有關制度進行矯正，使制度具有相當大的伸縮性。
司法實踐中有加強要約約束力的傾向，因為法官會認為撤銷要約在法律上是允許的，但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從而在某些情形下，法院會不顧對價理論而堅持要約不能撤銷。比如，美國在立法與司法上基本形成了要約不可撤銷的四種情形：（1）由對價支持的要約的不可撤銷性（該對價可以是一個很小的數目）；（2）由對價中約定的禁止翻供所支持的要約的不可撤銷性；（3）由法律（主要是州立法）規定的要約的不可撤銷性：（4）單邊合同中要約的不可撤銷性。
美國合同法要求受要約人對要約內容要完全的同意，對要約內容的任何改動都能夠導致承諾權的喪失。承諾生效的時間也採用的是發信生效的基本原則，這就意味著一旦承諾通知發出，合同立即生效。
從以上比較可以看出，雖然兩大法系在不斷融合，但有些法律制度由於信奉的基本原則不同，所以還有不同之處，需要我們不斷的學習與研究，以期待中美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

⑵ 我國合同法的主要制度

合同違約制度是合同法中最重要制度之一。本文對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制度概念、法律特徵、歸責原則、違約責任構成以及違約責任免除范圍等基本規定進行論述。合同法確立嚴格責任作為合同歸則原則與國際間經貿交往的歸則接軌，符合違約責任的本質，是我國合同法制度的重大進步，有效保護守約方的利益。
違約責任制度是我國合同法中的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它是合同的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保障，不僅可以促使合同的當事人雙方自覺全面地履行合同義務，起到避免和減少違約行為的發生的預防作用，而且在發生違約時，通過追究違約方的違約責任，使守約方的損失得到補償。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三個合同法（《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為基礎，以《民法通則》為指導，吸取了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移植和借鑒國外立法，摒棄了三個合同法過於原則、過於簡單的缺陷，是一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善市場交易規則，較為完備重要法律。違約責任制度無疑是合同法中最重要制度之一。我國合同法對以往的違約責任制度進行完善，不僅在總則中設專章對違約責任作了一般性規定，而且在總則的其他章節和分則對違約責任制度作了具體規定。
一、違約責任的概念
違約責任是指當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生效合同所應承擔法律責任。我國的合同法律制度規定當事人承擔的違約責任主要包括承擔繼續履行合同、採取補救措施和賠償損失三種形式，這三違約責任形式可根據不同的情形具體適用，既可以單獨適用，還可以同時適用兩個或全部責任形式。違約責任以財產責任為核心。是在長期的市場交易實踐中形成的一種法律機制定約後必須履約，必須遵守合同的義務，違約必定是守約方權利的侵害，從公平的原則出發，有侵害必須要給以補償。
二、違約責任的內容
合同法規定違約責任法律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讓違約者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通過補償和懲罰所承擔的財產支出，維護守約方當事人的合同權利。合同法規定須根據違約的具體情況讓違約方承擔下列之一或者全部以下三種違約責任
1．繼續履行合同
違約方不能履行合同或不能按時完全履行合同，令相對人不能實現合同預期利益，相對人如果發現違約方具備履行合同義務的條件，並且繼續履行對自己有利時，有權要求對方繼續履行合同，以恢復自己合同的權利。
2．採取補救措施
主要指在已經出現質量違約的情況時，違約方採取必要的措施減少合同因質量不符合合同約定的要求導致的損失，以及採取必要的措施為恢復合同的全面履行創造條件，為對方實現合同權利而完成必要的工作。我國合同法第111條規定，合同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按照當事人的約定承擔違約責任對違約責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在依照合同法第61條的規定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要求對方承擔修理、更換、重做、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的違約責任。
3．賠償損失
賠償損失是指由於當事人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給對方造成損失時，應當承擔的財產責任。由於當事人的違約給對方造成損失的，給予必要的補償是整個合同法律制度的核心內容之一賠償損失要根據公平原則和等價的原則進行。既損害多少賠償多少，沒有損失就無須賠償。合同法第112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履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在履行義務或者採取補救措施後，對方還有其他損失的，應當賠償損失。當然，違約責任的補償性也不是絕對的，在特定情況下違約責任也體現出懲罰性，如根據《合同法》第114條的規定，違約金高於但不是過分高於違約所造成的損失的，高出的部分即具有懲罰性。根據第113條，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消費者可以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1倍。英美法系較之大陸法系更強調違約責任的補償性，這體現在其對實際履行的態度上。
英美法繫上除了一些特殊情況外，首要的違約救濟是損失賠償，而非實際履行。實際履行作為平衡法上的救濟方式，是以公平正義原則為指導的，即以所謂衡平法院法官的良心為准，需要個案酌量。同時，它又作為一種補充救濟方式，總以例外的方式存在，所以其適用的條件通常以其不適用的情況表達出來，法律經濟分析學派對英美法系的以上做法提供了理論根據，若他不履約而增加的收益超過對方因其履行而可獲得的利益，那麼他的違約行為就是一種有效益的行為 。即所謂：「有效益違約」（Efficient Breach）。這對合同雙方而言沒有損害，對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也是有益的。
「有益違約」主張只要賠償守約方可期待利益即可不實際履行，其假設的前提可期待利益是確定的，這些都使該理論受到許多批評和反對。反對者認為，可期待利益的確定本身便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可期待利益賠償中的種種限制，如損失的可預見性、確定性等，使守約方基本上無法得到充分補償；另外違約後的交易成本並不一定比實際履行中的交易成本低，往往導致極不效益的後果。因此他們主張擴大實際履行的適用，而不是僅僅將其作為一種補充。不過，目前美國合同法上仍將損失賠償作為首要的救濟方式，雖然許多法院對實際履行的適用的確出現日益靈活放寬的趨勢。
三、違約責任的特點
違約責任具有以下特點：第一，違約責任是合同當事人違反合同義務所產生的責任，這包含兩層含義：1、違約責任產生的基礎是當事人之間存在有效的合同關系，若當事人之間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關系，則無違約責任。2、違約責任是以違反合同義務為前提，沒有違反合同義務的行為不承擔違約責任。第二、違約責任具有相對性。違約責任的相對性，是指違約責任只能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產生，合同關系以外的第三人，不負違約責任。第三違約責任具有補償性，違約責任主要是一種財產責任，違約責任的主要目的在於補償合同當事人因違約行為所遭受的損失。從合同法所確認違約責任的內容，繼續履行合同、採取補救措施、賠償經濟損失，都體現補償性。第四，違約責任可約定性，根據合同自願原則合同當事人可以在合同約定承擔違約責任的方式、違約金的數額等，
四、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
綜觀各國立法實踐，對違約責任原則的規定主要有過錯責任原則和嚴格責任原則。我國合同法確定了嚴格責任原則。合同法107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責任，這就是嚴格責任原則。在違約形態方面，《合同法》第107條規定了「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兩種形態，這承襲了《經濟合同法》第29條、《涉外經濟合同法》第18條、《技術合同法》第17條的相關規定，符合我國傳統立法中兩分法觀點，即將違約形態劃分為不履行和不適當履行。這種劃分能夠涵蓋所有的違約形態，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在總結我國立法、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建立的科學的違約形態體系。其次，歸責原則方面，《合同法》第107條、120條確立了嚴格責任原則。這和《涉外經濟合同法》第18條，《技術合同法》第17條的規定是一致的。在嚴格責任原則下，只要不存在免責事由，違約行為本身就可以使違約方承擔責任。因此嚴格責任更有利於保護守約方的利益，維護合同的嚴肅性，增強當事人的責任心和法律意識，克服信用危機。在過錯責任原則下，只有在不能證明其對違約行為無過錯的情況下，才承擔違約責任，
所謂嚴格責任，又稱無過錯責任，是指違約發生以後，確定違約當事人的責任，應主要考慮違反合同因違約方的行為造成，而不考慮違約方的故意和過失。合同法中把歸責原則確定嚴格責任原因有：第一，嚴格責任的確立並非自合同法開始，在民法通則以及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中也有關於嚴格責任的規定。第二，嚴格責任具有方便裁判和增強合同責任感優點。在過錯原則下，只有在不能證明其對違約行為無過錯的情況下才承擔違約責任，而過錯屬於主觀心理狀態其純在與否的證明和判斷，較屬於客觀事實的行為和免責事由更為困難，嚴格責任更利於降低訴訟成本。嚴格責任原則符合違約責任的本質。因為違約責任在本質上是以合同義務轉化而來的，是當事人之間約定，一方不履行合同時追究其違約責任，是在執行當事人的意願和約定，因而應該實行嚴格責任。實行嚴格責任，有助於更好地同國際間經貿交往的規則接軌。如《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都確立了嚴格責任原則，反映了國際上合同法發展趨勢。當然，嚴格責任作為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的一項總的原則，也不是絕對的，針對某些合同違約的特殊情況，合同法分則也採用了過錯責任原則作為例外，如第189、191條的贈予合同、第303條的客運合同、第320條多聯運合同、第374條的保管合同、第406條的委託合同等。但這些只是一般原則的例外，並不能改變嚴格責任原則在合同法中的主導地位。

五、違約責任的構成
1．主體條件
違約責任是當事人違反了有效合同後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所以凡是違約責任必然是當事人因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導致的法律後果。違約責任是與侵權責任完全不同的兩種法律關系，違約責任的主體必然是有效合同的當事人，是有權獨立主張自己利益和獨立參加仲裁或訴訟活動的主體，而侵權責任的主體可以是任何法人主體、合夥主體和自然人，多數侵權行為侵權人與被侵權人之間並無合同關系，少數侵權行為是侵權人與被侵權人之間是無效合同關系或者侵權與違約法律竟合關系。
主體資格是主體進行各種法律行為的前提條件，如果主體資格不合格的或有缺陷的，就不能構成有效的合同，當事人也就不用承擔違約責任。合同的主體資格由自然人和法人兩種主體構成，其中自然人作為合同的當事人必須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如果不符合民法通則關於民事行為能力條件的，應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監護人代為行使訂立的權利，或者承擔由合同生效而產生的合同責任。法人作為合同的當事人必須具備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也就是指該法人的章程規定其可以為某中合同行為，至少該合同行為沒有違反國家對限制經營和憑一定條件和資格經營的規定 。
2．違約行為
違約行為是指合同當事人沒有按照合同約定的條件和時間履行合同，包括兩種情況；第一，作為的違約，指義務人應當以自己的主動行為完成合同規定的義務`，例如；完成提交貨物、完成一定的工作的行為。第二，不作為的違約，指少數合同規定合同的當事人應當以自己某些不作為的承諾作為合同成立的基礎，例如，保密合同的當事人或合同中的保密條款，其基本內容就是規定根據合同的信息必須保密，如果違反合同規定的條件泄露了需要保密的信息時，就可構成違約責任。
3．承擔違約責任的主觀條件
合同履行是一種客觀事實，合同沒有履行或者沒有完全履行客觀上也使對方的權利不能實現，為了維護對方的合同權利，就要讓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違約責任主要包括繼續履行、採取 補救措施和賠償損失三大內容。繼續履行是為了恢復對當事人的權利，在此情況下合同法並不看重違約方主觀上有無過錯，而是看重違約方有無履行能力，如果具有履行能力，對方要求繼續履行的，必須履行合同的。既使不能按時履行，而且履約方主觀上並無過錯，例如出現了不可抗力的情況，只要不可抗力的情況消失後當事人仍然具有履行能力的，對方就有權要求履行合同義務。從此角度看構成繼續合同義務的責任並不需要主觀上有過錯。採取補救措施是違約責任的第二種形式，多為對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標準的補救。賠償損失是違約責任的第三種形式，根據財產法的原則，當事人由於自己的不當行為給他人造成財產損失的應當承擔責任。
六、違約責任免除范圍
違約責任免除是指當事人的行為雖構成了違反合同，但是根據法律的規定或當事人的諒解，無需承擔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給對方的損失。
1不可抗力的概念
不可抗力是指根據我國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的規定，在合同生效後，由於出現了當事人不可預見、不可避免並且不可克服的客觀情況，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時，對約定的合同如何處理的法律規定。
2不可抗力情況的范圍
1）法定不可抗力的情況
根據我國合同法，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具體地講，獨立於人的意志和行為之外，且影響到合同的正常履行。構成不可抗力的事件繁多，例如嚴重的地震、水災、風災、雨災、低溫高溫等人力所不能或很難抗拒的自然突發情況，而這些情況在訂立合同時是不能預見的或不能確定的。當合同履行中出現這些嚴重的自然災害並妨礙合同的正常履行時，當事人主觀上並沒有過錯，既沒有不想履行合同的心態，也沒有想給對方造成損失的心態，而是實際上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合同法規定當事人在此情況下無須承擔責任。
2）的不可抗力情況。由於當事人對合同的履行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有所預計，並且在合同中明確約定那些情況屬於不可抗力情況，當出現這些情況時就可以免除當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的責任，包括其他的違約責任。
3．不可抗力的例外
1）發生不可抗力的情況並沒有完全阻止或妨礙合同的履行，或當不可抗力的情況消失後，合同可以繼續履行的，當事人不得以發生了不可抗力的情況不履行合同和拒絕承擔違約責任。
2）當發生不可抗力情況時，當事人可以採取適當的措施避免或減少損失，但是沒有採取措施，而是消極等待，致使不可抗力情況導致的損失擴大的部分應當承擔違約責任.這是我國合同法律制度中關於合同的履行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和協助履行原則的精神。
七、完善違約責任的相對性和確立責任競合制度
所謂違約責任的相對性，是指違約責任只能在合同關系的當事人之間發生，合同關系以外的人，不負違約責任， 合同當事人也不對其承擔違約責任。 《技術合同法》第19條規定：「當事人一方由於上級機關的原因，不能履行技術合同義務的，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向另一方賠償損失或者採取其他補救措施，再由上級機關對它因此受到的損失負責處理。」《合同法》在此基礎上，將引起違約責任的上級機關擴大至一般的第三人，其第121 條規定：「當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違約的，應當向對方承擔違約責任。當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間的糾紛，依照法律規定或者約定解決。」另外，《合同法》第64、65條也對違約責任的相對性做出了規定，使該項制度趨於完善。擇請求權的制度。這種選擇不僅是總結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經驗的結果，而且是對世界上先進立法經驗的吸收和借鑒。由受害人選擇請求權，選擇對其更有利而對加選用。《合同法》第122 條規定：「因當事人一方的違約行為，侵害對方人身、財產權益的，受損害方有權選擇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擔侵權責任。」這是我國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對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的競合問題做出規定。責任競合現象是伴隨著合同法和侵權法的獨立就已經產生的現象，是法律無法消除的客觀存在。從各國立法和判例看，在處理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的競合方面，主要採取了三種方法：即禁止競合制度、允許競合和選擇請求制度、有限制地選擇訴訟制度。從《合同法》第122條的規定來看，我國是採用了允許競合和選擇受害人有利的方式提起訴訟和請求，既充分尊重了受害人的意願，同時也可能加重不法行為人的責任，有利於對受害人的保護。

⑶ 談談你對《合同法》的認識與學習《合同法》後的體會

《合同法》中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優點和不足
〈摘要〉 我國的《合同法》將大陸法系不安抗辯權制度和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有機結合，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不安抗辯權制度，體現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時代潮流，代表著世界民商法發展的趨勢。本文對《合同法》中有關不安抗辯權的規定進行了分析，探討了其優點和不足。
〈關鍵詞〉《合同法》 不安抗辯權 優點 不足

不安抗辯權是指雙務合同成立後，應當先履行一方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將不能履行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義務的可能時，在對方沒有履行或者提供擔保之前，所擁有的拒絕先履行合同義務的權利。
不安抗辯權源於德國法，又稱拒絕權，不安抗辯權制度是大陸法系的一項傳統制度，它與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一起，對雙務合同中的先履行一方提供了法律保護。我國新修訂的《合同法》在承繼大陸法系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同時，吸收和借鑒了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並結合我國國情，對傳統不安抗辯權制度的不足加以改進，在適用范圍、適用條件、救濟方法、對行使權利的限制和對濫用不安抗辯權的補救措施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確規定，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不安抗辯權制度體系。它體現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防止合同欺詐、保障交易安全、實現有序競爭的立法意圖，也體現了我國合同制度與西方發達國家合同制度及國際商務合同貿易規則的接軌。

《合同法》對不安抗辯權制度的規定
我國的《合同法》對不安抗辯權制度做出了如下規定：
「第六十八條 應當先履行債務的當事人，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
（一）經營狀況嚴重惡化；
（二）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
（三）喪失商業信譽；
（四）有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
當事人沒有確切證據中止履行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第六十九條 當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條的規定中止履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對方提供適當擔保時，應當恢復履行。中止履行後，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並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法》中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優點
與傳統大陸法系國家有關不安抗辯權的法律規定相比，我國的《合同法》有以下幾個優點。
一、對行使條件作了更充分詳細的規定。
按照傳統理論，不安抗辯權的應用應具備如下條件：（1）須因雙務合同互負給付義務；（2）須合同雙方特別約定一方應先履行義務；（3）須在雙務合同成立後對方發生財產狀況惡化；（4）須對方財產顯著減少，可能難以履行。然而財產的減少並不是相對人不能履行或不願履行的唯一原因和表現，商業信譽的喪失，技術機密的泄露以及其它諸多原因都可能造成相對人履約能力的喪失。因此傳統大陸法中對不安抗辯權的行使條件僅限於「財產顯著減少，有難以履行的可能」的規定就顯得過於僵化，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國的《合同法》突破了這個限制，把商業信譽的喪失作為判斷相對人失去履約能力的標准之一，體現了誠實信用的立法原則。同時，《合同法》還通過第六十八條第四款的概括性的規定，把一切有害於合同履行的行為都包括到相對人喪失履約能力的判定標准當中，大大拓寬了不安抗辯權的使用范圍，給合同的先履行方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護。
二、既反映了先履行方的履行權益，又充分照顧到後履行一方當事人的期限利益。
從《合同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中可以看出，合同先履行方並沒有獲得要求對方提供擔保或者要求對方提前履約的權利，在中止履約並盡了通知義務後，先履行方只能處於等待的狀態之中，而無權要求對方提供擔保或提前履約。這一規定充分考慮了後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為後履行方在履行期限屆滿前，其履約能力降低、難以履行的狀態可能只是暫時的，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還可能恢復履行能力。如果在履行期限屆滿前就要求後履行方提供擔保或提前履行，會對後履行方造成額外的負擔，進一步降低其履約能力，這是明顯不公平的。法律不能為了避免一種不公平的後果而造成另一種不公平，因此不給予先履行方要求後履行方提供擔保和提前履約的權利體現了對後履行方的保護。同時，《合同法》對後履行方提供擔保的行為並未作任何的限制，後履行方為了避免對方中止履行後可能造成的損失，也可以自願提供擔保。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合同法》的先進性。
三、進一步完善了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辯權之後的救濟方式。
不安抗辯權規定先履行方在有充分證據證明後履行方喪失或可能喪失履約能力時可以中止對合同的履行，一旦對方提供了充分的擔保，則應繼續履行義務。但如果後履行方不提供擔保，那麼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辯權之後，是否可以接著解除合同呢？許多國家的法律對此的規定十分模糊。這種救濟方式的不明確導致了先履約方當事人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護。我國的《合同法》明確規定：後履約方「在合理期限內未能恢復履行能力並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並進而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對先履行方提供了明確的救濟。

《合同法》中不安抗辯權制度的不足
一、由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引入的有關規定與不安抗辯權制度間存在矛盾。
《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另一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這條規定是由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引入的，它給與了當事人解除合同的權利。法律並沒有限制這種權利適用於何種場合，因此可以認為這條規定對同時履行和先後履行兩種場合都是適用的。一方當事人明確表示不履行債務時，另一方當事人適用第九十四條規定，直接享有解除權，這與英美法系對明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是相同的。但當一方當事人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時，既可以解釋為一方當事人以自己的行為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債務，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直接解除合同，這是英美法系對默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方法；又可解釋為第六十八條第四款「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這時另一方當事人只享有不安抗辯權，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等待相對人提供履約保證，但無權直接解除合同，這是大陸法系對默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方法。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出現在了同一部法律里，造成了法律適用上的矛盾。如果賦予先履行人選擇適用第九十四條的權利，則極有可能造成先履行一方濫用合同解除權的局面，使得第六十八條所設置的一系列旨在保護後履行方合法權益的措施形同虛設，從而損害了後履行方的期限利益。這個問題是我國新《合同法》對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相關制度的融合還不夠徹底造成的，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加以解決。
二、舉證責任過重。
與英美法系的默示預期違約制度和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權制度允許有較低限度的主觀判斷不同，我國合同法對舉證責任的要求相當嚴格。《合同法》第六十八條規定：「當事人沒有確切證據中止履行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行使不安抗辯權的一方應當負舉證責任，這是各國法律所認同的，但即使在市場規則比較完善的國家，要取得「確切證據」也決非易事，更何況目前我國的法制環境還不完善，要掌握「確切證據」相當地困難，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不允許當事人有較低限度的主觀判斷，雖然可以避免當事人不當行使或濫用不安抗辯權，但卻大大增加了當事人使用不安抗辯權的成本，有違設立不安抗辯權的初衷。因此可以在要求先履行方負舉證責任的同時，要求後履行方負一定的反證責任，以減少不安抗辯權的使用成本。
三、「適當擔保」含義不清。
《合同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當後履行一方提供了「適當擔保」後，先履行一方應恢復合同的履行。但對於「適當擔保」的「適當」程度，法律並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這就給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機。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擔保不適當為名拒絕履行其本不願履行的合同，從而造成後履行一方的損失。因此應當對「適當擔保」做出明確的司法解釋，使法律更清晰。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國的《合同法》將大陸法系不安抗辯權制度和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有機結合，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不安抗辯權制度，體現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時代潮流，代表著世界民商法發展的趨勢。但是由於經驗不足，《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辯權制度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和庭審實踐共同加以解決。

⑷ 我國合同法那些來自大陸法那些來自英美法

買社保，簽了勞動合同沒有買社保，簽了勞動合同沒有蓋章的勞動合同是不是無蓋買社保，簽了勞動合同沒有蓋章的勞動合同是不是無章的勞動合同是不是無

⑸ 中國的哪些法律借鑒了英美法系的對價制度！知道的告訴我一下哦，謝謝

1. 英美法的對價制度（consideration）隸屬於合同法理論體系，在此理論下，合同要成立必須要版具權備要約、承諾和對價，加之幾種特殊形式（各州各法系會有所差異，大體是五種）的合同要滿足書面形式的要求（statute of fraud）。這樣的合同才能成立。當然，主張合同不成立的一方還可以提出受脅迫等defense來證明合同不成立。
2. 其中的對價制度是英美法系特有的，我國並沒有與其完全對等的制度，但是我認為我們的「顯失公平」理論和對價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
3.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59條規定，對重大誤解或顯失公平的民事行為，一方當事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變更或撤銷。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對顯失公平的認定作了司法解釋，即「一方當事人利用優勢或者對方沒有經驗，致使雙方的權利與義務明顯違反等價有償原則的，可以認定為顯失公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4條則規定，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這些都是顯失公平制度的法律實體化表現。
希望有幫助！

⑹ 對於承諾和要約，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有什麼區別

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關於要約和承諾規定的特點和區別

劉金華律師
要約和承諾是合同訂立的基本規則，也是合同成立必須經過的兩道程序、兩個階段。任何一項合同，都要經過這兩個階段。使得協議雙方取得意思表示的一致，始告成立。這一過程被稱為交易磋商。西方兩大法系，即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因為各自的法律傳統和理念不同，表現在這兩方面的程序的規定上也有各自的特點和不同，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一）關於要約（offer）
要約又稱為發盤、出盤、發價或報價等，使一方向另一方提出的願意按一定
的條件與對方訂立合同的建議和意思表示。關於要約的概念和構成要件等，兩大法系國家無大的差異，只是在要約法律效力上各有不同的規定。
1、在要約開始生效的時間上的不同
要約的生效時間即是要約從什麼時間開始生效。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對此采
用了不同的規則。英美法系採用的是發信主義，即要約人發出要約以後，原則上對要約人無拘束力，要約送達受要約人時並不發生法律效力，在受要約人做出承諾時，要約才產生效力。《美國統一商法典》對此還有所變通，該法典規定在貨物買賣合同中，商人已經簽字發出的要約，要約人仍須受其要約的約束。大陸法系採用的是到達主義，又稱為受信主義，使之要約必須到達受要約人之時才能產生效力。大陸法大都採納第二種觀點。《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公約》第15條規定：「（1）發價於送達被發價人生效。（2）一項發價，即使是不可撤銷的，得予撤回，如果撤回通知於發價送達被發價人之前或同時到達被發價人」，可見，該公約採納了到達主義。我國民法主要繼受大陸法系，在要約生效的時間方面，採納了到達主義（見《合同法》第16條）。
2、 在要約的撤回和撤銷上的不同
要約的撤回，是指要約在發生法律效力之前，要約人慾使其不生法律效力而取消要約的意思表示。
在英美法中，原則上要約是能撤回的。如：A對B保證，假如B先付1000美元的話，A約定在30天以內的任何時候，把A所有的畢加索的畫以100萬美元賣給B。這一案例，如在英美法看來，若B不付1000美元，A就可以自由的撤回要約，那麼，當B付了1000美元之時，A從即刻開始，三十天以內，不能再由此撤回要約。在大陸法系國家，一般是承認這一期間，要約對要約人的拘束力。如日本，首先，即使B不支付1000美元，作為A到明確B不付1000美元為止，要約是不能撤回的。如果兩大法系在要約已經送達到受要約人，在受要約人作出承諾之前，要約人是否受其要約的約束，是否可以撤銷其要約或者變更要約的內容等問題上，分歧很大。
英美法系認為，在上述情況下，要約人原則上不受其要約的約束，他可以在受約人對要約表示之前的任何時間內，撤銷其要約或變更其要約的內容。即使要約人在要約中規定了有效期限，他仍可以在期限滿之前的任何時間內將要約撤銷。因為英美法系認為，在此情況下，要約人作出的允諾沒有獲得對價的支持，要約人可以不受其要約的約束。我國合同法借鑒了該經驗。因為允許要約人撤銷要約有利於使要約人根據市場情況的變化從事靈活的交易活動，有利於避免和減少因要約內容不全、市場環境變化等各種因素可能造成的對要約人的損害。
大陸法系的德國法律對此問題的規定與英美法系的規定完全不同。它認為，要約在到達受約人後，要約人須受其要約的約束。如果要約中有有效期的規定，要約人在有效期內不能撤銷或變更其要約； 如果要約中沒有規定有效期，則依通常情況在可望答復期間之前，要約人不得撤銷或變更要約的內容，採納德國法這一原則的還有巴西、瑞士、希臘等國。

(二)關於承諾(acceptance)
兩大法系國家在承諾問題上的不同，主要體現在承諾的生效時間和撤回上。
1.確定承諾生效的時間標准上的不同。
大陸法系國家(除法國外)採納到達主義，或稱送達主義，即承諾的意思表示於到達要約人支配的范圍內生效，合同即告成立。如《德國民法典》第130條規定，在相對人以非對話方式向其為意思表示時， 意思表示從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英美法採納了送信主義，或稱為發送主義，在美國也常常稱為「信筒規則」，是指如果承諾的意思是以郵件、電報表示的，則 承諾人將信件投入郵筒或電報交付電信局即發生效力，由於在合同成立時間上的不同，因此根據送信主義所成立的合同，應比送達主義成立的合同，在時間上 要早。因此，英美法的規則有利於促進交易迅速達成。但是根據送信主義，要約人在未收到承諾的情況下，就要受承諾的約束，特別是要將承諾在郵寄和電訊丟失或延誤的責任轉嫁給要約人，這對於要約人過於苛刻，對維護要約人的利益並不十分有利。
2.在承諾的撤回上的不同。
根據大陸法的送達主義，承諾人發出承諾以後，可以撤回承諾的通知。只要撤回的通知先於或同時與承諾到達要約人，則撤回有效。例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130條：「如撤回的通知先於或同時到達相對人，則意表示不生效力」。而根據英美法的送信主義，承諾在承諾通知送達時即已生效，所以受約人一旦將承諾的信件丟進信筒，或者將承諾的電報交給了電信局，承諾已經生效，承諾人不可能再撤回他的承諾通知，即使承諾人的撤回通知先於或同時與承諾通知到達於要約人，撤回也是無效的。英美法認為，承諾人不享有撤回權是合理的，因為它可以防止承諾人在發生承諾與最終撤回承諾之間，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而投機取巧。例如，承諾人先用書信向要約人表示承諾，一旦市場價格下跌，就用電話通知要約人撤回承諾。而大陸法認為不受約人撤回承諾既不符合受約人的意志，也不利於使當事人根據市場交易的變化而作出是否訂約的決定。
從以上分析可見，兩大法系所採用的規則確實存在著諸多區別，總的來說，大陸法的規則有利於交易安全，而英美法的規則有利於交易迅速達成。兩種規則究竟孰優孰劣很難作定論。我國作為大陸法系的國家，在制定統一的《合同法》時，在要約和承諾等方面吸收了英美法系的一些制度和規定，例如關於要約的撤銷的規定，較成功地作了融合兩大法系規定的嘗試。

大陸法系，又稱為民法法系，法典法系、羅馬法系、羅馬——日耳曼法系，它是以羅馬法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法律的總稱。它首先產生在歐洲大陸，後擴大到拉丁族和日耳曼族各國。歷史上的羅馬法以民法為主要內容。法國和德國是該法系的兩個典型代表，此外還包括過去曾是法、西、荷、葡四國殖民地的國家和地區，以及日本、泰國、土耳其等國。舊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大陸法系以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和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為代表形成了兩個支流。
英美法系，又稱普通法法系。是指以英國普通法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法律的總稱。它首先產生於英國，後擴大到曾經是英國殖民地、附屬國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非洲的個別國家和地區。到18世紀至19世紀時，隨著英國殖民地的擴張，英國法被傳入這些國家和地區，英美法系終於發展成為世界主要法系之一。英美法系中也存在兩大支流，這就是英國法和美國法。它們在法律分類、憲法形式、法院權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別.
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法律歷史傳統方面有以下差異.
1、法律淵源：大陸法系為制定法；英美法系為判例法。
2、法典編纂：大陸法系均有成文法典；英美法系則多為單行法規、判例法。
3、法律結構和法律傳統：大陸法系把法分為公法(憲法、刑法和行政法)和私法(民法和商法 )；英美法系則把法分為普通法(制定法)和衡平法(判例法)。
4、適用傳統：大陸法系中先確定事實後再去遵循法的規則；英美法系則多參照以往的判例 。即大陸法系是由一般到個別；英美法系則由個別到一般。
5、訴訟程序：大陸法系強調職權主義，法官處於積極主動的地位；英美法系則強調當事人主義，法官處於消極、中立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雖為大陸法系國家，卻在訴訟程序 上與英美相似。
6、職業教育傳統：大陸法系國家中先學法規；而英美法系中先學案例。

⑺ 我國現行法律有哪些法律借鑒了英美法系的法律另外，我們當今社會，應不應該學習英美法律，或者說借鑒英

我國是大陸法系，借鑒英美法的話，人民陪審員就是哦，而且合同法中挺多也是哦，還有現在很火的專家證人制度。
借鑒是必須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⑻ 英美合同法和我國合同法的區別有哪些

一、關於法律適用范圍的比較
1、通則的適用范圍
我國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與國際私法協會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1]有一定關聯性，通則的有些規定，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可以適用的。我國《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該條規定與通則前言第2款規定一致，即在當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則管轄時，適用通則。因此，我國當事人在與涉外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可約定適用通則。該通則比《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更寬泛得多，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除國際商事合同外，該通則也可替代國內法適用。如前言第4條規定，「當無法確定合同的適用法律對某一問題的相關規則的，通則可對該問題提供解決辦法。」 該條規定旨在說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國內法管轄，但對案件解決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從通則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以往我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案件遇到困難時，一般求助司法解釋、學理解釋，還有專家論證。現在通則關於交易糾紛的一些規定又給我們開辟了解決糾紛的途徑。通則不是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性，適用與否完全可依當事人的意思選擇，但是要明確的是，通則是由近20個國家的法律專家對國際交易的規則進行潛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較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寬泛得多。參照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為我國《合同法》的立法與適用拾遺補缺。通則的寬容之處在於，任何規定都不得限制根據有關國際法原則而應適用的強制性規則的適用，無論這些理制性規則是國家的、國際的還是超國家的（1.4條）；除通則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可以排除通則的適用，或者減損或改變通則任何條款的效力。因通則所具有的這種非強制性，當事人根據各自的情況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該原則適用，使之更適合於當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屬於通則范圍之內但又未被通則明確規定的問題，應盡可能地根據通則確定的基本原則來處理」（1.6），這就給我們在實務中遇到法律障礙的時候提供了有益的鑒鏡。
2、關於格式條款的理解與適用
《合同法》關於格式條款共有三個條款，從表面上看對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少，非但起不到保護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為出具格式合同免責的武器。《合同法》第39條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第41條「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於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 格式合同亦稱定式合同或標准合同，對於同一種類、性質並且重復交易的行為，採用標准文本，既節約了交易成本、洽談時間、條款的爭議，也有平等待人的「鏡像」。這是人們通過長年累月的交易總結出來的經驗，對此應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許當事人協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賃合同、保險合同、房屋買賣合同等）；二是絕大多數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都對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強奸民意。而締約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勢群體，對某些條款即使不同意，但迫於急需無奈，也只有違心簽字；三是有些專業術語，作為締約的另一方難以理解，糊里糊塗簽了字；四是這類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辦，但這些人為了急於收取代理費或中介費的功利目的，常常會對另一方作虛假承諾。對於格式合同最為人們詬病的是保險合同。無論是人壽保險還是財產保險，都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部門立法，其目的並不在於「保險」，而在於「圈錢」。所以保險合同糾紛頻繁出現，投保人屢受拒賠之苦。筆者經常承辦這類案件，對於法律上的障礙困惑費解。
首先，所謂通常理解，可以說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無任何標准，這又給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間，誰送禮多，誰就獲勝。投保人是弱勢群體，縱然滿身是嘴，也難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險合同的心臟病（心肌梗塞）一條，投保人和保險人完全可以各執一詞。投保人稱心率過速是心臟病的一種，保險人抗辯說，按通常的語法理解，這里的心臟病僅指心肌梗塞。從字面上看，保險人是有道理的，因為按照中國語法習慣的心臟病，只是特指括弧里的「心肌梗塞」，這本身就會使法官處於兩難境地，在實務中肯定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我們認為通則對於確認格式合同條款效力的規定倒是切中時弊：第2.20條（1）如果標准條款中某個條款是對方不能合理預見的, 則該條款無效, 除非對方明確地表示接受；（2）在確定某條款是否屬於這種性質時, 應考慮到該條款的內容、語言和表達方式。第3.10條：（1）如在訂立合同時，合同或其個別條款不合理地對另一方當事人過分有利，則一方當事人可宣告該合同或個別條款無效。除其它因素外，尚應考慮下列情況：（a）該另一方當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依賴、經濟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缺乏遠見、無知、無經驗或缺乏談判技巧的事實，以及（b）合同的性質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可修改該合同或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標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無效通知的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該合同或該個別條款，條件是該方當事人在收到通知後，並在對方當事人依賴該通知行事以前及時告知發送通知一方當事人。本章第13條（2）款的規定相應適用。」 我們認為，《通則》這些條款勝過《合同法》關於格式合同的所有條款，為此，我們建議關於在將來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釋中應將《通則》條款納入國內法，這對於格式合同的糾紛處理將大有裨益。
3、關於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我們認為，對於上述合同規定無效，非但不能保護另一方（守約方）的合法財產利益，恰恰減輕了對不法民事行為人的懲罰力度。對此應借鑒通則第3.3條：（1）合同訂立時不可能履行所承擔義務的事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2）合同訂立時一方當事人無權處置與合同相關聯之財產的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通則規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當事人已將所有的房屋出賣給另一方並已過戶，在合同已無法履行的情況下，並不影響合同效力，判令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並賠償損失。在一方當事人將無權處置他人的財產的情況下，也不影響合同效力。這就是對擅自簽訂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謂不道德的人予以懲罰，對於欺詐、脅迫等致合同無效的條款，通則的規定也有利於受害人一方。請看通則第3.11條：（1）如欺詐、脅迫、重大誤解或一方當事人錯誤歸因於第三人，或為第三人知道或理應知道，而第三人的行為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則可宣告合同無效，其條件與由另一方當事人本身簽訂的合同宣告無效的條件相同。（2）如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歸因於第三人，而其行為不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如果另一方當事人知道或理應知道此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或者在合同宣告無效時還未本著對合同的信賴行事，可以宣告合同無效。這兩條較優於合同法的地方在於：第一，對於合同的有效與否的決定權由守約一方決定。可以承認有效，也可以宣告無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規定。第二，守約方宣告無效是對另一方的嚴厲懲罰。因為該條所謂的欺詐，其原因並不在於締約的一方，而在於第三方的原因，這與合同法第52條之規定大相徑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法律規范也屬法律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根據國情合理繼受、過濾和消化對我們有益的立法理念，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關於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則》可資借鑒外，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也可參考。如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2款將「程序性的」和「實質性的」公平標准合而為一：（1）合同履行和相對履行之間「明顯地不相稱」，（2） 並且一方當事人「通過利用另一方當事人的困境、缺乏經驗、缺乏判斷力或無重大的決斷力」而達成的合同，則合同無效。 [2]以色列對格式合同（標准合同）的限制更為嚴格，該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就契約文句之全部參酌其他情事檢討後確信限制文句對顧客不利，或給予供給等以有危害顧客之虞之利益等，證明該文句之全部或一部為無效」。[3]世界各國對格式合同的免責條款有的稱為「灰色條款」，有的稱「黑色條款」，對此效力都作了嚴格的限制，這符合20世紀以來的照顧弱者的立法潮流，對合同自由原則進行了修正，為此有學者將當前的時代稱為「從契約到身份的回歸」 的時代，頗有幾分合理之處。 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釋時，將格式合同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的免責條款，規定法院可以直接認定無效，這比所謂通常「理解」更為有利於保護弱勢群體。
二、關於要約與承諾的比較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部分是要約和承諾的方式部分，即第1條—31條、34條，共計20條之多。這部分條款涵蓋要約、要約邀請、要約的撤回、要約的撤銷、承諾及承諾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則關於要約和承諾計有12條，即2.1—2.12。兩者內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異是值得重視的。《合同法》第13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通則第2.1條規定，合同可通過要約的承諾或通過當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但《合同法》對合同的訂立方式只採用要約、承諾方式似乎絕對，也不大符合人們的交易習慣，而《通則》在要約和承諾之外加上「可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則寬容和豁達，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為。僅此一點，合同法就稍遜一籌。市場交易的實踐表明，所有的合同並不都是要約和承諾達成的。關於通則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訂立合同方式局限於要約和承諾的錯誤已被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所發現。這位德國民法學家尖銳地指出各國立法的偏頗，「近來很多民法典規定，要約和承諾是合同訂約的惟一方式」，這是錯誤的和非理性的。他認為，訂立合同的要約和承諾的規則基本上是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奧地利民法典》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問題，在《法國民法典》中根本沒有提及。但是，近年許多國家的民法典都規定了要約和承諾是訂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國民法典》第145條「向他人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的人，受要約約束，但要約人已排除要約的約束力的除外」 ；第147條「（1）向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立即承諾之……（2）向不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到要約人在通常情況下可預期收到答復時為止承諾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條，「向不在場當事人發出的，沒有承諾期限的要約，在要約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時間內送達的承諾之前，要約有效。要約人可以推定其要約在合理的時間內到達要約人。在合理時間內發出的承諾，但到達要約人時遲到的，要約人應當立即將比情況通知對方。否則承諾產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頁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條、第522條也有此規定。荷蘭1892年新修改的債法總則第217條，「合同經要約和承諾而成立，」 [6] 也只能通過要約和承諾才能訂立合同。義大利、蒙古等國也都未忽視要約和承諾這個20世紀最新的合同法范疇。除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之外，英美國家大都把要約作為合同訂立的一個要素，盡管各國合同法理論或實務中對要約稱謂有所不同，諸如投價、發盤、建議等，對承諾的稱謂在各國貿易實務中稱為「還盤」等。[7]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也是在關於訂立合同須有要約和承諾的方式方面。筆者上引的德民、瑞債均指要約和承諾是指「不在場」的情景下才適用。我國《合同法》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必須將「同意」寫進要約和承諾中，因為雙方當事人是面對面地訂立合同。這是我國《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違反人們交易習慣的結果。在羅馬時代，合同義務原本是以訂立契約為目的確立的。訂約時雙方當事人都需要親自到場，即使這種手段被放棄，一般來說合同的訂立仍需要雙方當事人在場。……因此，羅馬法學家從未認為有必要將「同意」用要約和承諾這兩種陳述方式單獨地表示出來。這種需要中介在可信賴的郵政服務出現和遠距離訂閱合同成為可能之後，才成為可能，這就是德民和瑞債指的雙方當事人不是面對面的「不在場」的情況下才適用要約和承諾。如果將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約和承諾的一種方式上，這是錯誤的。毫無疑問，在許多業已訂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將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要約而把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承諾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我們以土地買賣為例，其文件已起草並已公證，並由雙方當事人同時簽字，因此，很難說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了要約，且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諾」 ；再如，一位消費者用現金買一包香煙時，顯然，雙方當事人是在訂立協議。但是，將整個程序分解為「要約」和「承諾」，並討論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和「承諾」 ，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或買方在收款處交付了現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諾」，這幾乎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或許對新任律師有些用處。在強行將合同訂分立為「要約」和「承諾」時，另一難以處理的情形是，相對方向的建議和反建議在進行長時間的協商談判後才達成協議，在合同成立時，很難作出明確決定，但是那種認為合同應通過要約和承諾訂立的思想對於完成任務毫無意義。[8]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訂立合同從理論上講，有要約和承諾是成立的。但對於面對面的交易行為，很難界定哪一方是要約，哪一方是承諾。如律師與當事人談代理費的數額時，通常是在討價還價過程中達成的代理協議。比如就某一收費標准，律師提議按標的額的5%收費，委託人說太高能否按3%，律師說不行，最少也得按4.5%，雙方最後達成按財產比例的3.5%收費。這種討價還價中有要約，有反要約（新的要約）；有承諾，有否定承諾，雙方在訂立合同時，互有要約和承諾，兩種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難分得清何者為要約，何者為承諾。當然，在人對機器或物發生交易的場合，如自動售貨機、投幣買地鐵票、在賓館使用備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開封，就可視為承諾。物品上標明的價款是要約，投幣或開封視為承諾，這是簡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遠非如此簡單。再如，建築工程合同的訂立則更為復雜。一般認為，招標公告是要約邀請，建築施工單位前去投標是要約，招標人接受投標是承諾，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筆者對這種認識不敢苟同。在司法實踐中，招投標僅是建設工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整個建設施工合同中的一個鏈條，就投標人前去投標而言，因投標人數眾多，在未開標之前，尚未涉及建設項目實體內容，即未涉及項目、價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條款情況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無內容的。按照我國《招投標法》規定，建設工程招投標有如下環節：招標（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投標→開標→評標→中標→發中標通知書→簽訂建設工程合同。建設部標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條款」對此有明確的解釋。上述組成部分均為建設施工合同的組成部分。這是一連串的民事行為，最後歸納在一個總的合同之中。若按高爾森教授的觀點，在招投標中，投標人只要前去競標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標，按此邏輯可以告投標人違約了，然而這豈不荒唐？筆者用此案例證明，何為要約、何為承諾並非楚河漢界一目瞭然。至此，我們認為，通則第2.1條的「或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合同即成立的規定更加符合交易習慣。德民和瑞民將要約、承諾限縮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均有理論的、立法的和實踐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代理具體案件的實務操作時不妨借鑒一下通行的相關規定，以解除法律解釋上的困惑和障礙。
三、締約過失：先合同責任、後合同責任、侵權責任？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是合同責任、非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目前在理論界尚存爭議。締約過失責任理論是由德國目的主義法學家耶林於1861年發表的《締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於未臻完全時的損害》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創立的，被譽為法學上的重大發現，填補了法學上的盲區，其基本內容是指一方違反先合同義務，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信賴利益損失時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個理論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承認。1994年通則第2.15條（惡意談判）規定：（1）當事人可以自由進行談判，並對未達成協議不承擔責任；（2）但是，如果一方當事人以惡意進行談判，或惡意終止談判，則該方當事人應對因此給另一方當事人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惡意，特別是指一方當事人在無意與對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開始或繼續進行談判。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歐洲合同法通則》稱之為磋商過程中的責任。該通則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締約過失關於惡意談判中的第2.301條1——3項，第2.302條關於保密義務的規定幾乎完全一致，這充分說明了國際商事游戲規則的趨同化乃大勢所趨，人類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納互為消長。[11] 誠如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在《歐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預言的那樣：如果說歐洲在經濟方面必然要形成統一的單一市場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歐洲的私法起碼在某種程度上勢必要統一起來，那一天終會來臨，鴻溝將會被填平。[12]這是智者之識。筆者認為何止歐洲，在將來的某一天世界會統一於一個游戲規則，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樂觀的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國《合同法》不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締約過失理論，而且在借鑒了通則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的發展。
締約過失的前合同義務的體現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磋商；（2）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3）未盡協力義務；（4）未盡先義務，以及未盡保密義務。
締約過失後合同義務體現在第58條，即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講的「合同關系雖然消滅了，法律仍要求當事人負某種義務，違反了這種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個責任不屬於侵權責任，也不屬違約責任，類似合同義務。」 [13]
除此之外，還有後合同義務，即附隨義務。該義務在締約前存在，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也存在，合同法第92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即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辦、保密義務。我國《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規范，並未將締約過失責任局限在締約前的通則之中，而是根據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加大了保護交易安全、懲罰違約的力度。遺憾的是，有的論文在2006年還引用明顯過時的觀點，[14] 仍局限在締約前的過失責任范圍內，這就落後於我國《合同法》何止十萬八千里！所謂締約過失責任，德國法稱為先合同責任，它搖擺於合同法和侵權法之間。在締約過失責任產生之初，關於應當將其置於何種責任之下的爭議便開始了。迄今為止依然爭論未休。據筆者歸納，在大陸法系之間關於締約責任有三種歸屬方式：第一種方式為先合同義務，德國自2002年起將締約過失納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內（見《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2款和第3款），其可歸納有如下原則：注意義務、信賴責任、附隨義務、保護義務。如一方違反上述義務，則承擔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類型有締約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受損義務導致合同終止等。 締約過失理論付諸於司法實踐始於德國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國法院在該案中將適用於合同責任的規則延伸到了與侵權責任更為相關的事實上。一位女士走進一家商店，在購買了許多商品後，向店員說明要買一卷油毯。店員從貨架上抽出她要買的一卷油毯時，不小心讓另外兩卷油毯從貨價上滾落下來，砸傷了這位顧客和她的兒子。帝國法院將合同原則適用於這一案件，並論證說：原告是帶著購買油毯的意願走進這家商店的。因此在雙方之間便產生了導致銷售者應當保護消費者的特定關系。違反此義務，便應當承擔合同損害賠償的責任。由此引發的是，合同責任原則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適用於侵權事實領域？德國法官的論證表明，假如人們走進一家商店在收銀台前等候過程中卻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責任應當包括這種侵權行為。依據油毯一案，若第三人與意在締結合同之人之間存在某種特定關系，則注意義務則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國近年也多有這種判例，如上海一家書店一學生從電梯掉下摔傷；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飯店門前滑倒摔傷等，都是按締約過失對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舉過一個商場因工作人員疏忽未蓋地下室蓋板，將一顧客脊骨損傷的案例，也稱之為締約過失責任。這是將締約過失責任擴大化的傾向，值得商榷（下文將涉及該問題）。第二種方式為侵權行為。如2002年9月17日歐洲法院在判決中認為，根據國際管轄法，惡意終止合同磋商的損害賠償責任應由《布魯塞爾條約》第5條第3款調整。該款的調整對象是侵權行為或類似行為。將違反誠信原則、惡意終止合同磋商歸屬於侵權法，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多國持此觀點。法國主流觀點認為先合同責任屬於侵權性質。1988年法典對此法律觀點予以確認。比利時法學界的立法觀點同樣傾向於合同責任歸於侵權責任之中，盧森堡法律體系主流觀點也將先合同責任納入侵權責任之中。第三種方式為將締約過失與侵權責任相區別，其代表性的國家是希臘。其民法典採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度，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將所有先締約出現的損失或侵害都往締約過失籃子里裝。《希臘民法典》第197-198條依據締約的目的來界定何為締約過失、何為侵權行為。該法典首先承認締約過失的賠償責任，對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確認，並創造健康的商業交易關系。對此，法學家們舉例說，假使某人走進一家商店打量陳列的商品，或走進一家餐館找位子，並不屬於希臘所理解的締約過失責任范圍，因為他們與合同標的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系。對學者們經常引述的德國法院判決的締約過失案例，如「亞麻油地氈案」、「顧客香蕉皮滑倒案」、「菜葉案」，[16]希臘法學家認為應當適用侵權法，而不是締約過失責任，所說締約過失應為締約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惡意磋商或違反保密義務等才符合締約過失構成要素。對此觀點，筆者甚表贊賞。現略陳述淺見如下：
首先，要認定是否屬締約過失責任，應按締約過失理論和通則、合同法的觀點和規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惡意磋商、隱瞞真相、協力義務、告知義務、附隨義務等。如違反這些原則性規范可以確認締約過失責任。第二，要依照當事人是否有締約之目的認定是否確屬締約過失責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節假日或閑暇時，逛商店習以為常，有購物的，也有以消遣為目的的（不在少數）。第三，要把握締約過失法律概念的含義。締約過失責任概念有三層含義：一是締約是前提，無締約的明確目的，即使受到傷害也不能往締約上靠。二是須有過失。過失有兩種含義，一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二是過於自信的過失。這兩種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備前兩個要素的情況下才存在責任承擔問題。只有具備這三個要件，才構成民事行為的締約過失責任。

⑼ 為什麼英美法對於合同法有對價呢對價有什麼好處

對價，我國台灣和香港地區一般稱為約因，是英美法的合同的實質性要素。簡言之，就是一方當事人的允諾、給予或忍耐以交換另一方當事人的允諾、給予或忍耐。討價還價的交換。合同有了對價，才能強制執行。如果沒有對價，合同無法強制執行，那麼經濟活動將無法進行。羅馬法系中，有要約、承諾即成立合同，而英美法的合同必須有對價這一要素。在沒有對價這一要素的合同情境下，如單務合同，則通過禁反言規則來強制執行該合同的。

英美法中合同對價的有效條件：
1、對價必須合法，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或社會公共利益的對價無效，如雇兇手殺人;

2、過去的對價無效。過去的對價指一方已經履行完畢的對價，對此，該方當事人不得以此作為對方當事人允諾的對價。故原則上，英美法不承認無因管理行為;
3、對價不一定要求在價值上和允諾相當。交易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活動， 只要雙方當事人達成合意， 且不違背公共利益， 法律無權干涉。英美法中有句法諺:一分錢和一粒胡椒子都能作為對價，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4、當事人的合同義務不能構成新的對價。有這樣一個經典案例: 被告系某船船長， 在倫敦雇了幾個海員。在某次航行過程中， 因兩個海員開小差， 被告許諾其他船員如果把船開回目的港， 就將開小差船員的工資分給他們。船到達目的地後， 船長反悔， 辯稱這些船員沒有向他的許諾提供對價。船員遂起訴。法官認為， 兩個海員開小差並沒有給原告增加新的義務，因此， 被告的許諾沒有對價， 而原告本就負有盡力把船安全開回目的港的合同義務， 故駁回原告的訴求。
5、法定義務不能構成對價。如維護治安是警察的法定義務，故警察不能以其保護了當事人的利益而要求當事人給付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