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中合同的電子送達
Ⅰ 關於電子合同，法律有哪些規定
《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
非常明確得規定了民事法律行為，需具備以下條件：（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實；（三）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這樣簽訂的合同為合法有效的合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十條和第十一條
以非常明確的形式確定了電子數據和紙面合同一樣，是書面形式的一種，具備相同的法律效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第十三條和第十四條
以非常明確的形式確定了什麼是電子簽名，以及電子簽名和傳統手寫簽名和蓋章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於2004年8月28日，2005年4月1日正式生效。
Ⅱ 合同法中哪些條款賦予了電子簽名的合法性
新合同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當事人採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自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時合同成立.
第三十三條規定當事人採用信件、數據電文等形式訂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簽訂確認書.簽訂確認書時合同成立.
簽訂電子合同,當事人之間使用計算機電子數據交換,合同主要條款也是通過計算機屏幕顯示,不存在任何傳統意義上的書面形式,因此只能以電子數字簽名(加密)的形式,證明合同的成立.
對此,新合同法立法之時已注意到這一客觀現實,採取了較為靈活的態度,按照該條款理解:即電子合同當事人雙方既可以直接使用電子簽名;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首先簽訂使用這種方法的確認書,使合同成立生效.間接地承認了電子簽名(加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Ⅲ 中國合同法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於其許可權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准用於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准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許可權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並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並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託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託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託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託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託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託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於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後果直接歸屬於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僱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繫上考慮，合同法在委託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於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並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並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採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後，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於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並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後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託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託人訂立合同的意願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託人和第三人。
最後，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後果直接約束委託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託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第二、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何人所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託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託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託人是誰。〔41〕最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麼，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託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麼，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是受誰人之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麼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後，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後，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託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於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託人的介入權。
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介入受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不能向委託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託人的原因，則委託人可以直接向受託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託人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託人向委託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託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無法向委託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託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託人的問題。這是受託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託人不願意披露第三人或委託人，則只能由受託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後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託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託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託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託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託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託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託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託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裡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後，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託人同謀惡意侵害委託人的利益，在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於委託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託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後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後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託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於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於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託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託人已經與受託人了結了債務，則委託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於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並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後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於代理制度的討論並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僱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僱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於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許可權范圍。於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僱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後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於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僱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採用過失標准。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並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於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後，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於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託人接受了委託人的履行後，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於債權債務的處理出於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並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於，本人基於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並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於，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並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於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後，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並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於本人在接到通知後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
Ⅳ 電子合同為什麼有法律文件送達地址
是可以有的。
舉例說明吧：
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8月16日發布了一批涉互聯網典型案例。其中重慶市某小額貸款有限公司訴陳某小額借款合同糾紛案具體明確了該問題。
當事人在訴前相關合同中對電子送達方式、電子送達地址及法律後果做出明確、具體約定的，該約定具有相當於《送達地址確認書》的效力。人民法院在訴訟過程中可以直接適用電子送達方式向訴前約定的電子送達地址送達除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以外的訴訟文書。
需注意的是，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的送達方式依然需按法律程序送達，不能對涉及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的送達方式進行合同約定。
Ⅳ 合同中什麼是電子合同
簡單來理解，電子合同就是以數據電文為載體的合同。
由於電子合同本質上仍屬合同范疇，因而對電子合同具體概念性的解釋需結合《合同法》上對「合同」的解釋加以說明，即：電子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以數據電文為載體，並利用電子通信手段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
值得注意的是，電子合同以數據電文為載體，為了避免數據電文易篡改、易滅失的問題，《電子簽名法》對電子合同法律有效性的判定標准作出明確要求，有效的電子合同應當符合以下標准（對應的具體法律條文附在文末，感興趣的朋友可閱讀）：
1、 數據電文原件，能夠可靠地保持內容完整、防篡改，滿足法律規定的原件形式及文件保存要求；
2、 電子簽名，能夠標識簽署人、簽署時間，防篡改，滿足法律規定的有效電子簽名要求；
3、 身份經過第三方有效認證，滿足法律規定的認證要求；
結合分析，如果一份電子合同同時具備：生成（時間戳），存儲（第三方存儲），提取（公證）以及身份認證（電子簽名） 四個要素環節，形成一個證明電子合同簽署身份有效且內容未經篡改的電子證據鏈閉環，則該電子合同更加完整有效性。
Ⅵ 民商事合同中約定「訴訟文書送達地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民商事合同中約定「訴訟文書送達地址」具有法律效力。
2016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回於進一答步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優化司法資源配置的若干意見》，該意見第三條中明確規定：「當事人在糾紛發生之前約定送達地址的，人民法院可以將該地址作為送達訴訟文書的確認地址。」
司法依據：《關於進一步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優化司法資源配置的若干意見》
3.完善送達程序與送達方式。當事人在糾紛發生之前約定送達地址的，人民法院可以將該地址作為送達訴訟文書的確認地址。當事人起訴或者答辯時應當依照規定填寫送達地址確認書。積極運用電子方式送達；當事人同意電子送達的，應當提供並確認傳真號、電子信箱、微信號等電子送達地址。充分利用中國審判流程信息公開網，建立全國法院統一的電子送達平台。完善國家郵政機構以法院專遞方式進行送達。
Ⅶ 買賣合同中有關《合同法》及相關法條是怎麼樣的
第一百三十三條標的物的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時起轉移，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六條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或者交易習慣向買受人交付提取標的物單證以外的有關單證和資料。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七條下列情形，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為合同法所稱「交易習慣」：
（一）在交易行為當地或者某一領域、某一行業通常採用並為交易對方訂立合同時所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做法；（二）當事人雙方經常使用的習慣做法。
對於交易習慣，由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
第一百四十一條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的地點交付標的物。
當事人沒有約定交付地點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適用下列規定：
（一）標的物需要運輸的，出賣人應當將標的物交付給第一承運人以運交給買受人；（二）標的物不需要運輸，出賣人和買受人訂立合同時知道標的物在某一地點的，出賣人應當在該地點交付標的物；不知道標的物在某一地點的，應當在出賣人訂立合同時的營業地交付標的物。
第一百四十二條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標的物交付之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之後由買受人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第一百四十七條出賣人按照約定未交付有關標的物的單證和資料的，不影響標的物毀損、滅失風險的轉移。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十一條對房屋的轉移佔有，視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房屋毀損、滅失的風險，在交付使用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使用後由買受人承擔；買受人接到出賣人的書面交房通知，無正當理由拒絕接收的，房屋毀損、滅失的風險自書面交房通知確定的交付使用之日起由買受人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第一百四十八條因標的物質量不符合質量要求，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買受人可以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買受人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出賣人承擔。
第一百六十條買受人應當按照約定的地點支付價款。對支付地點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買受人應當在出賣人的營業地支付，但約定支付價款以交付標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標的物單證為條件的，在交付標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標的物單證的所在地支付。
第一百六十一條買受人應當按照約定的時間支付價款。對支付時間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買受人應當在收到標的物或者提取標的物單證的同時支付。
第一百六十三條標的物在交付之前產生的孳息，歸出賣人所有，交付之後產生的孳息，歸買受人所有。
第一百六十七條分期付款的買受人未支付到期價款的金額達到全部價款的五分之一的，出賣人可以要求買受人支付全部價款或者解除合同。
出賣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買受人要求支付該標的物的使用費。
Ⅷ 《合同法》中法律規定合同終止的幾種情形
一、合同法裡面合同終止的情形有幾種？
《合同法》第九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
（一）債務已經按照約定履行；
（二）合同解除；
（三）債務相互抵銷；
（四）債務人依法將標的物提存；
（五）債權人免除債務；
（六）債權債務同歸於一人；
（七）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終止的其他情形。
另外，債權人免除債務人部分或全部債務的，合同的權利義務部分或者全部終止；債權和債務同歸於一人的，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但涉及第三人利益的除外。
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遵循誠信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不影響合同中結算和清理條款的效力。
二、合同終止會產生怎樣的法律後果？
合同終止引起以下法律後果：
1.當事人之間的合同關系消滅；
2.合同雙方產生新的權利義務關系；
3.原合同當事人一方與第三人之間產生權利義務關系。
三、合同終止與合同解除有什麼區別？
1、適用范圍不同。合同終止只適用於繼續性合同，即債務不能一次履行完畢而必須持續履行方能完成的合同，如租賃合同、承攬合同、建設工程合同以及大部分以提供勞務為標的的合同；而合同的解除原則上只能適用於非繼續性合同。
2、適用的條件不同。合同終止既適用於一方違反合同，也適用於沒有違反合同的情況；而合同解除主要適用於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的情況。
3、法律後果不同。合同終止只是使合同關系向將來消滅，並不溯及力，因此不產生恢復原狀的法律後果；而合同解除可使合同關系溯及地消滅，因而產生恢復原狀的法律後果。
Ⅸ 合同法中合同訂立的程序有哪些
合同訂立分為兩個階段：(一)要約。要約又稱為發盤、出盤、發價或報價等。專根據《合同法屬》第14條規定，「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約就是一方發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約到達受要約人時生效，要約對要約人的約束力和對受要約人均具有約束力。(二)承諾。承諾又稱為接受或接盤。根據我國《合同法》第21條的規定：「承諾是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要約經受要約人承諾，表明當事人之間達成協議，合同即宣告成立。
Ⅹ 電子合同生效時間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第十六條要約到達受要約人時生效。
採用數據電文形式訂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統接收數據電文的，該數據電文
進入該特定系統的時間，視為到達時間；未指定特定系統的，該數據電文進入收件人
的任何系統的首次時間，視為到達時間。
第三十三條當事人採用信件、數據電文等形式訂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
要求簽訂確認書。簽訂確認書時合同成立。
（十六是決定合同是否生效的條件，有點難懂，看下面的解釋，但非官方解釋，僅供參考）
【解釋】本條是對要約生效時間的規定。
要約何時生效？有人認為，應採取「發信主義」，即要約發出之後就生效。但大多數人認為應當採取「到達主義」，要約必須自到達受要約人時才生效。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國際公約都持這種觀點。如德國民法典第130條中規定，在相對人以非對話方式向其為意思表示時，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第94條規定，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第95條中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15條和《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2.3條中也都規定，要約於送達受要約人時生效。
我國合同法這一規定也是參照國外一般規定作出的。需要說明的是，要約「到達受要約人時」並不是指一定實際送達到受要約人或者其代理人手中，要約只要送達到受要約人通常的地址、住所或者能夠控制的地方（如信箱等）即為送達。「送達到受要約人時」生效，即使在要約送達受要約人之前受要約人已經知道其內容，要約也不生效。在對話要約時，以採用「其意思表示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的解釋較為妥當。
以數據電文發出要約何時生效，如何到達，是一個問題。數據電文都是現代化的通訊工具傳送的信息，發出就已到達。我國合同法是參考了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制定的《電子商業示範法》的有關規定作出的。示範法第15條「發出和收到數據電文的時間和地點」中第1款規定：「除非發端人與收件人另有協議，一項數據電文的發出時間以它進入發端人或者代表發端人發送數據電文的人控制范圍之外的某一信息系統的時間為准。」第2款規定：「除非發端人與收件人另有協議，數據電文的收到時間按下述辦法確定：1.如收件人為接收數據電文而指定了某一信息系統：（1）以數據電文進入該指定信息系統的時間為收到時間；或（2）如數據電文發給了收件人的一個信息系統但不是指定的信息系統，則以收件人檢索到該數據電文的時間為收到時間；2.如收件人並未指定某一信息系統，則以數據電文進入收件人的任一信息系統的時間為收到時間。」該條第1款規定了何為數據電文的「發出」，第2款規定了何為數據電文的「收到」即到達。合同法本條採用了示範法第15條第2款的規定，但省略了該款第1項第（2）的規定，即在指定了特定接收系統時而對方未發送到特定接收系統（雖然也發送到了收件人的系統），以收件人檢索到數據電文的時間為收到時間。並非示範法的這個規定有什麼問題，只是合同法規定得比較簡明，遇到此類問題，也應當如此掌握。
對於示範法的這一規定，示範法指南的解釋是：第二款的目的在於規定一項數據電文的收到時間，所針對的情況是收件人單方面指定了收取電文的特定信息系統（所指定的系統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收件人的一個信息系統），而數據電文實際上到達了收件人的一個信息系統但並非指定的那個系統，在這種情況下，應以收件人檢索到數據電文的時間為收到時間。在示範法中，所謂「指定的信息系統」是意圖包括由某一方特別指定的系統，例如，一項要約明文指定了應發回承諾通知的地址。如果只是在信頭上或在其他文件上顯示電子郵件或傳真印件的地址，不應視為明確指定了一個或多個信息系統。「進入」的概念既用以界定數據電文的發出，也用以界定其收到。所謂一項數據電文進入了一個信息系統，其時間應是在該信息系統內可投入處理的時間。究竟進入了一個信息系統的數據電文是不是能為收件人所識讀或使用，這個問題不在示範法的范圍以內。示範法不妨礙這樣的立法：如果進入了系統，盡管沒有為收件人所識讀或使用，也認為是收到了電文。假如一項數據電文只是到達了收件人的信息系統但未能進入該系統，則不應認為發出了該電文。在制訂示範法的過程中，人們覺得，不應通過一項一般性規定，使收件人必須承擔使其信息系統任何時候都保持正常運轉的繁重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