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責任的聚合性

⑴ 經濟法主體的責任具有什麼特點

經濟來法主體即經濟法律關系主體源，包括公民（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如分公司）、國家。
經濟法主體的責任由其所具有的行為能力決定，自然人的行為能力一般通過自身實現，而法人的行為能力則通過其法定代表人實現。大多數情況下，國家是以其機關或者授權的組織作為代表參加法律關系，從而承擔責任。

⑵ 經濟法責任的特徵

經濟法主體的法律責任具有以下三點特徵：

1、按照承責主體的不同，可以將經濟法責任分為調控和規制主體的責任，以及接受調控和規制的主體的責任。

2、按照追究責任的目的，可以把經濟法責任分為賠償性責任和懲罰性責任。

3、依據責任的性質，還可以把經濟法責任分為經濟性責任和非經濟性責任，或稱為財產性責任和非財產性責任。

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不能簡單地認為經濟法就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民商法也調整經濟關系。

(2)經濟法責任的聚合性擴展閱讀：

經濟法的五個特點如下：

1、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法

經濟法的產生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必然結果，它把調整的重點始終放在引導各類經濟主體依法進行經濟活動，保證經濟關系的正確確立和有序的進行上，以形成本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環境和經濟秩序。

2、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

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相比較，在調整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關繫上，各有自己的主導思想。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它以社會利益為基點，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社會組織或個人，都必須對社會負責，在此基礎上處理和協調相互之間的關系。

3、經濟法是商品經濟發達的法

只有當商品經濟成為社會的主導，經濟法才會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因而經濟法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

4、經濟法是以經濟為目的的法

經濟法始終調整經濟關系，調整的目的就是使社會的整體經濟能持續、穩定的發展，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而且在這個調整過程中甚至會有意使局部利益或個體利益有所損失。

5、經濟法是綜合調整的法

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是縱向經濟關系，但對橫向經濟關系會產生明顯的影響；採取的手段既有懲罰性的，也有補償性的，既有鼓勵類的，也有禁止、限制類的，體現了明顯的綜合調整的特徵。[3]

參考資料來源：

網路-經濟法責任

網路-經濟法

⑶ 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與特殊性

(一)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
經濟法主體的法律責任並不是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簡單相加，而是有其獨立性。
(二)經濟法責任的特殊性

⑷ 經濟法責任有什麼_

經濟法責任是來以法律責任自的部門法性質對法律責任進行分類的結果，是經濟法主體因其違反經濟法義務或者不當行使經濟法權利的行為所應承擔的法律上的不利後果。經濟法主體因實施了違反經濟法律、法規的行為而承擔的否定性法律後果以及直接基於法律的規定而加於行為人的負擔。

⑸ 經濟責任、經濟法責任、經濟法律責任的聯系與區別

經濟法律責任與其他法律責任的區別： 經濟法律責任與其他法律責任的區別： 法律責任可以分為經濟法律責任、民商法律責任、行政法律責任和刑事法律責任等，經 濟法律責任與其他法律責任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 （一） 產生的依據不同 經濟法律責任產生的直接依據是行為主體的經濟違法行為。 經濟違法行為是指經濟法主 體在國家干預和調控經濟的過程中故意或者過失地違反經濟法律、 法規， 並依法應承擔經濟 法律責任的行為； 民商法律責任產生的直接依據是平等的民商事主體的民商事違法行為， 民 商事違法行為是指民事主體、 商事主體在民事、 商事活動中故意或者過失地違反民商事法律、 法規， 並依法應承擔民商法律責任的行為； 行政法律責任產生於行政法主體的行政違法行為。 行政違法行為是行為主體違反了國家行政法律、 法規的行為； 刑事法律責任產生於刑事違法 行為， 雖然有些經濟違法行為具有經濟違法和刑事違法雙重屬性， 但一般經濟違法行為和嚴 重經濟違法行為（刑事違法行為）的界限應當是明確的，只有刑事違法行為才會產生刑事責 任。同時，刑事違法行為也並非只能產生於經濟領域。 （二）產生的過程不同 經濟法律責任產生於國家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和管理的過程中， 而在市場運行過程中由 於市場調節而產生的法律責任， 不能歸結為經濟法律責任； 民商事法律責任則是產生於民商 主體在進行平等的民商事活動過程中， 兩種活動過程的區別主要在於需不需要國家直接或間 接進行干預和調控； 刑事法律責任除了可以在此領域和過程產生之外， 還可以在其他非國家 干預經濟的過程和領域內產生。只要發生嚴重侵犯國家、社會、個人權益，嚴重擾亂社會秩 序的行為，就可以產生刑事法律責任。 （三）內容不盡相同 雖然經濟違法行為造成的後果具有多樣性和非財產性， 雖然經濟法律責任的實現方式也 並非都具有經濟性， 但經濟法律責任應主要是一種經濟責任， 這是因為其產生的依據具有經 濟性；民商法律責任雖然也具有經濟性，但因民商事違法行為的多重性，也就決定了其法律 責任的內容必然具有多樣性，其中，非經濟性的人身責任就是重要的民事責任形式；雖然經 濟法律責任和行政法律責任都是在國家機關進行行政管理和監督過程中產生的， 但其活動的 內容存在較大區別， 因而由此活動所產生的法律責任也必然存在很大差異。 經濟法律責任主 要是一種經濟責任，而行政法律責任則是非經濟性或者說主要是非經濟性的。 （四）實現的方式不同 經濟法律責任的實現方式是經濟制裁、 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 但以經濟制裁和行政制裁 為主。民商事法律責任的實現方式是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但以民事制裁為主。行政法律責 任的實現方式包括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 但以行政制裁為主。 其中行政制裁又可以分為行政 處罰和行政處分兩種。 刑事法律責任的實現方式包括刑罰處罰和非刑罰處罰， 但以刑罰處罰 為主。 （五）追究責任的程序不同 經濟法律責任的追究程序主要是行政訴訟程序和刑事訴訟程序，此外還包括行政復議、 國家賠償等程序。 民商事法律責任的追究程序是民事訴訟程序和仲裁程序等。 刑事法律責任 的追究程序主要是刑事訴訟。 

⑹ 如何理解經濟法的法律責任具有社會性、經濟性、歸責原則的公平性、責任承擔的非單一性等特徵

經濟法的法律責任的形式：民事責任形式、刑事責任形式、行政責任形式。
經濟法的法律責任是指在國家干預和調控社會經濟過程中因主體違反經濟法律、法規而依法應強制承擔的否定性、單向性、因果性經濟義務。 經濟法責任是由經濟法律法規所確認的各種責任形式的總稱。
經濟法責任具有以下特徵：
1. 責任目的的社會整體利益性。經濟法律責任的社會整體利益性是經濟法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本位在經濟法責任制度上的反映，維護社會整體利益不受侵犯是經濟法責任的第一目的，是經濟法作為社會法的客觀要求。
2. 歸責原則的公平性。在過錯、無過錯和公平歸責的選擇中，經濟法選擇了以公平歸責為重心的歸責原則。區別於民法和行政法側重於過錯歸責和無過錯歸責的作法，體現了歸責原則的公平性特徵。它是經濟法追求經濟公平的反映。
3. 政府責任的突出性。政府作為調制主體，是與調制受體相對的一方經濟法律關系的當事人。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本位的經濟法價值理念要求我們，要重視政府主體在履行調控或規制職能時對個體、群體、集體。國家和社會帶來的不利後果，凸顯政府責任。
4. 經濟法責任具有明顯的不對等性和不均衡性。經濟法責任以社會整體利益、社會責任為本位，改變了原來法律責任中權利與義務對等，責任與義務對等性。經濟法律關系主體之間責任往往是單向義務，不存在對等性。
5. 責任形式的多樣性。基於此，經濟法的法律責任的承擔方式應該是包括民事、刑事、行政責任在內的綜合責任形式，

⑺ 經濟法律責任的特徵是什麼

1．經濟法律責任是一種消極的、否定的法律義務，具有否定性。法律責任是一種法律義務，但並非所有的法律義務都是法律責任，因為法律義務既有積極的，又有消極的，既有肯定的，又有否定的。法律責任只是一種消極的、否定的法律義務，而不能同時包含積極的、肯定的法律義務。也就是說，法律責任是在政治上、道德上、法律上、主觀上、客觀上都應受到非難和遣責的。經濟法律責任也同樣具有這種消極性和否定性。
2．經濟法律責任是一種單向的、非對等的法律義務，具有單向性。從法律上講，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義務和義務也是對等的，但經濟法律責任只是違法主體的單向義務，不存在對等性。
3．經濟法律責任是一種法定的強制性義務，具有法定性、強制性。純粹法學派創始人凱爾森認為：「法律責任的概念是與法律義務相關的概念，一個人在法律上對一定行為負責。或者他在此承擔法律責任，意思就是，如果作相反行為，他應受到制裁。」從現代漢語上看，義務一詞主要表示按法律規定應盡的責任，從一定意義上講，責任和義務是相通的。因此，經濟法律責任同其他法律責任一樣，從本質上講，它們都是一種法定的強制性義務。它是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具有法定性；同時，它是由國家強制行為人接受的，又具有強制性、不可替代性。此外，行為人也是不能放棄履行這種強制性義務的。
4．經濟法律責任是因經濟主體的違法行為所引起的因果性、後續性義務，具有因果性。經濟法律責任不是憑空產生的消極義務，而是與經濟法主體的先前行為存在因果關系。它既是後續義務，又是因果義務，沒有經濟法主體的違法行為，就不可能產生經濟法律責任。因此經濟法律責任的消極性和否定性是因其經濟違法行為的消極性和否定性所決定的。同時，經濟法主體違反經濟義務產生經濟法律責任，而經濟法律責任又必然使違法者產生了法定的第二義務或後續性義務。
5.經濟法律責任是在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和經濟管理過程中產生的經濟義務，具有經濟性。經濟法律責任同其他法律責任的主要區別或者根本區別就在於它是在國家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產生的責任。這種決定了責任的內容具有經濟性。

⑻ 如何理解經濟法責任的特殊性

經濟法責任主抄體有別於民法責任主體、行政法責任主體、刑法責任主體。

經濟法法律關系主體一方是社會強勢主體，一方為社會弱勢主體。經濟法充分考慮強勢主體和弱勢主體之間的差別，所以對兩者之間的權力、權利、義務、責任作出非均衡性、非對等性配置，以實現國家干預經濟的目的。

從責任主體角度看，經濟法責任可以界定為經濟法強勢主體因違反經濟法規定的強制性禁止性義務而承擔的責任。

(8)經濟法責任的聚合性擴展閱讀：

經濟法既關心個體利益，也關心社會公共利益，它是在承認個體利益的基礎上試圖限制、禁止與社會公共利益相沖突的社會強勢主體濫用權力侵害弱勢主體權利的行為的法律制度。

經濟法責任是以國家政治權力控制社會強勢主體經濟權力的手段和結果，它在於實現社會強勢主體權力與社會弱勢主體權利的相對平衡。

無過錯責任原則在經濟法中應用得更為廣泛，無過錯責任和公平責任原則的確立，正好體現了國家運用其權力對經濟生活進行千預，對受害人進行保護。它也是人權平等原則在經濟法責任中的具體運用。

⑼ 經濟法律責任以確定的部門法分類為

經濟法屬於現代經濟與社會生活之產物，在中國更屬於後生之法律。受傳統的和現實的多種因素影響，經濟法及其理論研究自始即面臨困境與挑戰。[1]因此，經濟法責任理論研究的深入和突破，無疑將有助於從整體上改變經濟法的生存環境。經濟法責任問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和公認的「難墾之域」（張守文教授語），多年來眾多學者著文立論，力圖有所建樹和突破，也確有頗具新意的論證分析，但總體看尚沒能形成較為成熟的理論體系，整體提升並不明顯，因而進行深入和拓展性研究的空間依然很大。本文立足於經濟法責任「應該是什麼」這一主題，在學界已有研究之基礎上，重點探討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認知前提、歸責基礎和責任形態。
一、作為必要的認知前提：關於超越傳統與把握特徵
1．超越傳統，實現基礎理論的創新超越傳統，實現經濟法責任理論研究的突破，是經濟法學界久已形成的共識和學者們的努力方向，許多已有的研究不失精彩與獨到。[2]但隨著研究的展開，受困於傳統而無法應對和合理解釋現代法律發展的難題也更加突出，法律責任理論研究遭遇「瓶頸」之困。法律責任理論研究的另一個誤區，或許源於部門法研究視野固有的局限，「就事論事」或簡單地將經濟法責任問題與傳統法律責任理論相聯系，也常常羈束了部門法研究的進展。意欲超越而又受困於傳統，是法律責任理論研究整體面臨的挑戰。因此，作為經濟法責任理論創新的必要前提，我們需要更多關注法律責任一般理論的發展和提升問題。法的體系帶有整體性，法理與部門法兼容互動，是現代法律責任理論研究的主導路徑。法的一般理論的構建和發展，離不開部門法研究的支持，部門法研究的深入，也同樣需要法的一般理論的指導。或許是由於近二十年來部門或單行法律的社會需求及相關立法的發展超乎尋常，傳統的法學基礎理論在我國出現了明顯的滯後和錯位，亟待加強和拓補。其中在法律責任研究領域，實現從「簡單分類」到「復雜結構」的認識跨越至關重要。
眾所周知，傳統的民事、刑事和行政責任的分類及其強化，「同民法、刑法、行政法的歷史及其法典化的進程，同其界域的相對明晰，以及在立法上的相對成熟等，都有密切關聯。」{1}長期以來人們也習慣於以傳統法律責任劃分理論作為部門法相關問題研究的起點或通行標准。然而，這種對傳統的延續既不意味著法律責任僅限於如上的三種或四種，也不能說明以傳統的主導法律為據的責任劃分是科學的和唯一的。一方面，現代法的發展呈現復雜交織的典型態勢，法律責任的確已不再適用「劃域而治」或「先佔」。另一方面，傳統法律責任體系及劃分方法在新的法律環境下面臨著普適性考問，需要拓展和創新。傳統法律責任體系形成於相對簡單粗獷的法律存在格局下，屬簡易分類，其線型布局及劃分方法的單一，已不能適應現代法律多元交織、體系復雜的發展趨向。現代法律格局下的法律責任劃分，應該視野更開闊，視角多元並方法多樣，法律責任體系也不再是簡單抽象基礎上的基本類型排列，而應是建立在系統分析歸納基礎上的一個多層次的責任結構，屬於復雜結構分類。例如，迄今我們還經常作為理論模型或術語使用的「法律責任形態分類」，如果立於現代法律發展的角度觀察，就是一個語意模糊的命題。因為，法律責任類型劃分（抽象）同法律責任的表現形態（具體），無論在客觀上還是在邏輯上，都是結構中的不同層面。歸類統括著展開，展開形態在不同場景下可能屬於不特定的某個類。在此意義上，目前學界經常採用的劃分，無論是傳統的依照責任的部門法屬性的劃分（民事、刑事和行政責任），還是依照承責主體（國家、企業、社團和個人責任）、追責目的（賠償性和懲罰性責任）或責任性質（經濟性和非經濟性責任）進行的劃分，{2}都只是在較高層次的一種未窮盡的類的區分。而在該層次下，還存在次屬性劃分及豐富多樣的責任形態系統。而且，越是次一級層次的要素，越呈現多樣性交織的特點。簡單存在（場景）的分類屬於平面劃分，更注重甄別；復雜存在（場景）的分類則是結構性分類，需兼顧區別和聯系。有關經濟法責任的理論分析，理應在這樣一個明顯有別於傳統的、立體多元的結構範式下展開。
2．恪守「角色決定責任」的實證原則，准確把握經濟法責任的特徵經濟法主體的責任具有「多重性」（或「非單一性」）為學界所公認，但對於如何理解和解釋「多重性」卻存在分歧。主要而言，這里有兩個值的認真思考的問題。
其一，經濟法主體的責任是否有「本法責任」與「他法責任」之別。有學者提出，經濟法主體具體承擔的法律責任可能由「本法責任」和「他法責任」構成。其中，「本法責任」是經濟法主體違反了經濟法規范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即經濟法責任；而「他法責任」是指經濟法主體在違反了經濟法規定的同時，也違反了其他部門法規范，從而也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此即相關部門法的責任。{3}本文認為，同一法律關系主體承擔多種法律責任是可能和現實的，問題在於，作為經濟法主體，何以生出「他法責任」來？部門法的法律責任應是該部門法主體違反本法規范所應承擔的（一個或多個）法律後果。既然叫「他法責任」，就不能認定其為經濟法主體的行為後果。「角色決定責任」是確定法律責任的第一原則，這在邏輯、法理和實證上都是確定無疑的。「經濟法主體的他法責任」一說在客觀上無法實證，在邏輯上更是不通的。根據現代法律關系主體角色多重性的情形，事實上真實發生的，並非同一法律關系主體違反了兩個或多個部門法並為此承擔雙重或多重法律責任，而是同一主體（在同一時空或不同時空下）於不同的法律關系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並由此承擔不同角色應承擔的法律後果，是角色的多重性決定了責任的多重性。這樣的情形在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下是普遍存在和經常發生的。[3]換另外一個角度看，如果說經濟法主體違反的是實質意義的經濟法，則也不存在「他法責任」問題。例如，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是為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而制定的，是典型的經濟法中的市場規製法。其第20條第一款、第21條第二款有關「經營者」的違法行為及其法律後果的規定中，既涉及損害賠償，也涉及罰沒和吊銷，還有犯罪及懲罰的規定，我們不能由此就認為經濟法主體承擔的是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因為這里的「經營者」是作為市場規製法中的被規制對象出現的，其違反的是經濟法的規定，要求其承擔這些責任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是通過協調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之間的矛盾，來體現經濟法的價值追求。可見，在實質意義上，「經營者」承擔的也應是經濟法責任而非「他法責任」。其二，「多重性」的真實是什麼。首先，依照「角色決定責任」原則，經濟法主體承擔責任的「非單一性」，並非指經濟法主體要承擔多種不同部門法的法律責任，而是指向經濟法主體承擔責任的類型和形式是多樣的。其次，有些學者將「多重性」理解為「責任的競合」[4]並不準確，實際情形應該是「責任聚合」。責任競合是指某種違反義務的行為，在法律上常常符合多種法律責任的構成條件，從而在法律上導致多種責任形式並存和相互沖突的現象。民法中，在責任競合的情況下，不法行為人的違法行為的多重性，必然導致雙重或多重請求權的存在，為了避免雙重或多重請求權的實現造成對不法行為人的不公平和使受害人獲得不當利益，各國法律都否認了受害人可以實現雙重或多重請求權的主張。所以，責任競合的必然結果是：允許受害人選擇請求權。既然經濟法主體要承擔多種責任且不可選擇，顯然不是責任競合問題，而是「責任聚合」，即不法行為人實施的某一種違法行為，將依法承擔多種形態的責任，受害人也將實現多項請求權。{4}因為，經濟法主體的具有多重侵害性的行為，既侵害了其他主體的合法權益，也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違反的是經濟法的規定；而經濟法恰恰是以協調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之間的矛盾為己任的，因此要求經濟法主體承擔的法律責任是經濟法上的多種責任的聚合，是加重責任而不是選擇責任。
二、經濟法責任的歸責基礎
無論是在統一的責任形態劃分的基礎上各個部門法責任的選擇，還是依據各部門法所作用的社會活動領域及法律調整的宗旨來確定各部門法律責任的獨立性，都涉及到法律責任的歸責基礎和歸責方法的問題。按照系統分析的方法，部門法的生成、作用領域、宗旨和價值追求以及規范結構，都與該法的法律責任存在著內在的關聯。要探討經濟法責任的歸責基礎，就必須要探討經濟法為什麼會產生、其作用的領域和內容、其法律調整的宗旨和價值追求、其權義結構的特點以及違法行為的後果，並找出它們之間以及他們與經濟法責任之間的關聯。
從經濟法生成的過程來看，它是商品社會經濟關系演變和發展的產物。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秩序，私權是市民社會中私人確立其身份關系與行為關系的基本前提與出發點。而與其相對應的是政治國家所擁有的公權，市民社會由其自發和自在的市場秩序和私權規則進行支撐，而政治國家則消極地站在市民社會之外維護著私人利益的個體安全與國家及社會的公共安全。但這種秩序很快為私權發展至極時的權利濫用行為所打破。由於自我調節的困難，市民社會產生了對公權干預的需求，國家權力乘虛而入，由以往對市民社會的消極保護轉化為對一些私權秩序的積極干預。{5}在市場經濟發展的整體循環的不同時期，市場——私權自由本位或國家——公權任意本位，都曾基於試圖成為經濟生活的唯一主宰的貪欲，在調解或調控過程開始後不久便很快游離了中心和主導位置，過分關注自我利益，使它們都失去了作為利益分配的衡平機制和利益沖突的仲裁人應有的異己品格。權利在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合理分配及再分配，單純地藉助私法或公法規則均已無可能，只有藉助既能制約民事權利，又能制約國家權力的機制才能恢復合理有效的市場經濟秩序，人們把這種機制描述為經濟法。「這種特殊的角色經歷，不僅說明經濟法與市場主體和國家既沒有必然的共性利益，也不存在勢不兩立的天然沖突，而且證明，經濟法具有協調市場與國家兩極實現共向融合的獨特性能，現代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立足社會本位平衡多元主體利益的協調人角色，非經濟法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