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產生的基本條件

① 經濟法產生發展

經濟法最早產生於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學家關於經濟法的概念，主要見於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術文獻中。英美法系國家盡管存在我們看來屬於經濟法的法律規范，但它們不注重法律部門的區分，沒有民法的概念，更沒有經濟法這一概念。因此，要說明大陸法系國家，尤其是德日學界對經濟法的解說。

拓展資料：

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要從以下三點把握這個概念：

（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不能簡單地認為經濟法就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民商法也調整經濟關系。

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既要體現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又要貫穿於經濟法體系的始終，具有較強的涵蓋性和衍生性，而不能只適用於經濟法部門內的某一法域，當然在不同法域中此三原則各自的側重點也有所不同。平衡和諧是貫穿於經濟法調整社會關系過程始終的一種基調，而營造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原則更側重於對市場規製法提出要求，涵蓋了一些學者提出的平衡協調原則和維護公平競爭原則。

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出現是法學與經濟學相互滲透融合從而體現在經濟法上的客觀需要，更側重於對宏觀調控法提出要求，即以客觀規律為指導防止貧富兩極的嚴重分化、力求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這一過程體現了國家適度干預的特點，既是責權利效相統一，也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各方利益的公平體現。

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是經濟法的根本目的性原則，是對經濟法本質在基本原則上的深層次體現，而營造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原則與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是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保證與手段性原則。

② 論述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條件

論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 李長健 摘 要：經濟法是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律，其產生與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本文從經濟法產生的不同觀點分析入手，對古今中外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進行闡述，對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經濟、政治、思想等歷史條件進行必要的分析，再而指出經濟法發展的新趨勢。 關鍵詞：經濟法 產生與發展 歷史條件 新趨勢 任何部門法的產生和發展，都需要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法律等主客觀方面的條件。這些條件，特別是反映一定經濟關系的經濟基礎，對部門法的形成和發展產生著重要的作用。經濟法作為一個法律部門也不例外。因此，學習和研究經濟法，必須從學習和研究經濟關系入手，從經濟法所產生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基礎去導源經濟法的產生，去釐定經濟法領域的諸多基本理論與實踐問題，從而科學地揭示出經濟法發展的規律，促進經濟法的不斷完善和經濟法學的不斷發展。 一、關於經濟法產生的不同觀點 經濟法是在什麼時候產生的？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國內外法學界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經濟法是隨著階級、國家的產生而產生，此曰「同時論」 持此觀點的人認為：經濟法是國家運用法律的強制手段來管理社會經濟的一種方式，它是階級社會中最古老的法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人類進入階級社會時，隨著國家與法律的產生，經濟法也隨之產生了。在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它包含在「諸法合體」的法律之中。[1]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經濟法與其他法同時並存，只是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經濟法的作用越來越大，其地位更加突出出來，才形成更加豐富、全面的經濟法部門。 有些學者還認為，不論在奴隸制國家、封建制國家、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有各自的經濟法，作為一個**的法的部門的經濟法產生於古代社會。[2] 事實上，這些認識都或多或少有其合理的地方，至少它可以提醒人們：古代社會的法律中也有關於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現象，但決不會產生我們所說的作為**法律部門的經濟法。正如一些學者所說的：在法律形成的早期階段，並不存在部門法的劃分，而是「諸法合體，刑民不分」的狀態，更不可能有今天所稱的經濟法。古巴比倫奴隸制國家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以及我國夏、商、周、秦時代的法律中有關土地、水利、貿易、稅收等方面的規定，並不構成**的經濟法法律部門。[3] （二）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後的產物，此曰「階段論」 持此觀點的人認為：經濟法不等於經濟立法、經濟法規、經濟法律。經濟的法律調整即經濟立法。經濟法規由來已久，它是史前社會結束以來任何社會和國家所不可或缺的一種控制及運行機制。而經濟法是20世紀新興的法律部門，它是經濟和社會的社會化達到相當高度以後，國家政權普遍直接參與生產流通等諸環節的產物。盡管經濟的法律調整是與國家相伴而生，但有了經濟的法律調整，不一定就有經濟法。經濟法產生和存續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在一個國家和社會中對法律有了部門劃分，並且將其中的某個部門稱為「經濟法」。 [4]由此看來，經濟法產生的一般基礎和條件是：市場經濟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國家被動或自覺地承擔起對經濟加以組織協調的職能，國家對經濟的調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並形成了相應的經濟法學說。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當這些基礎和條件尚未出現時，經濟法是不可能產生的。[5]所謂一定歷史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的時代。[6]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走向壟斷和社會化發展階段，生產手段和經濟實力不斷集中，產生了壟斷集團，限制並惡化了競爭環境，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手段對此進行干預，由此形成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現象，產生了新的部門法——經濟法。從實證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形式上的經濟法（稱為「經濟法」法律現象），或實質上的經濟法（體現國家權力對經濟活動干預協調的法律現象），都比較集中地出現在19世紀末之後，也就是說經濟法作為部門法劃分應肇始於19世紀。因此，認為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的觀點具有歷史合理性。我們可以這么說：作為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現象，可以上溯到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的「諸法合體」法律狀態時期，而作為**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則是人類社會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進入到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時期的事情。[7] 有些學者還認為：法律部門的形成，需要具備的一個條件是形成相應的理論或學說，並在相應程度上被學界和社會所接受。在分析經濟法生產的主觀條件時，他們闡述了「經濟法」一詞的提出和使用；在分析經濟法產生的客觀條件時，他們強調了經濟集中和壟斷是經濟法產生的內在原因。[8] 二、對經濟法產生的兩種不同觀點的評價 在進行評析之前，我們有必要指出經濟法律、經濟的法律規范、經濟法是具有不同內涵的概念；我們有必要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律的制定、經濟法部門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聯系和區別的范疇。經濟法部門是由經濟法律規范組成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相當一大部分是以經濟法律為表現形式。 但嚴格地說，我們不能把經濟法的產生理解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或經濟法律的制定，我們不能把一個或一些經濟法律規范等同於經濟法，不能把經濟法律或經濟法律的總稱視為經濟法，只有相當多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才是經濟法。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經濟法「就是從部門法意義上講的，是指作為**的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因此，把經濟法產生理解為經濟法這個**的法律部門的形成是正確的。[9] 我們還應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產生於古代社會，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產生晚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的產生早於經濟法學的產生。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認為「同時論」是錯誤的，它抹殺了經濟法律規范與經濟法之間的界限，將經濟法的產生等同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三、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古代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和發展 我們所說的古代經濟法律規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和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也可稱為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最早出現於奴隸制度古巴比倫國家。早在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奴隸制國家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就對土地的國家所有權和土地的法律保護作出了規定。《漢漠拉比法典》還有對農業、商業、質量、財政稅收等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規定。我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隸制國家土地國有的規定。西周中後期，還出現了土地流通的活動。我國從夏朝開始就有了徵收貢賦的制度，商朝的貢賦實行公田收入交國家，西周則按井田計畝徵收賦稅，西周的財政開支還實行了量入為出、專款專用等等內容，均體現了我國奴隸制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漢漠拉比法典》是奴隸制經濟法律規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存在的時期較長。在產生過程中，《羅馬法》及其復興起過一定的作用。西歐封建社會從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滅亡至18世紀，持續了1300多年。中國封建社會一般從春秋戰國之後算起，延續了2000多年。此時，中國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詳細地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定。秦簡《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須標明價格的規定，秦簡《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長，不得砍伐；春天土地乾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採摘剛發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獸、幼鳥；不得設置陷阱和網罟捕捉鳥獸；不得毒殺魚鱉」的規定，漢朝的發展對外貿易的規定，明朝的禁止私人開採金、銀、銅、鉛、錫和水銀礦的規定，唐朝的以戶稅、地稅為基礎的「兩稅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據各種開支總額確定兩稅的總額規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級管理，征解制度、財政監察制度和預算制度等財政管理制度，等等，均體現了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法律規范的相對全面和完善。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的特點是：反映奴隸主和封建主階級的意志，公開地維護等級特權，在協調本國經濟運行時主要運用直接手段，經濟法律規范以「諸法合體」的法典為主要表現形式。[10] （二）空想共產主義者的經濟法思想及其意義 18世紀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萊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學術名著——《自然法典》，該書反映了他對未來公有制社會的理想。作者在書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圖的法制藍本」，被作者稱為「法律草案」，共12類法律、117條。其中，第二類法律是：「分配法或經濟法」，有12條規則。從目前的資料反映，這是「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的地方。摩萊里看來，未來社會中的產品不發生買賣和交換，而是通過分配給予公民，「一切產品都要核算，其數量要與每個城市的公民人數相適應，或與使用它們的人數相適應，這些產品當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規則公開分配，如有剩餘則保管起來」[11]。摩萊里是在產品（財產）分配規則的意義上使用「經濟法」，並以此來表達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來社會的法律規范。[12]19世紀30—40年代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薩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冊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個概念，並發展了摩萊里的經濟法思想。 由摩萊里在18世紀提出的「經濟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產主義的社會公有制基礎之上的，至今「經濟法」的涵義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它對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概念的形成仍產生著影響。這種影響除了表現為援引「經濟法」這個概念的外殼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們把空想共產主義者那種具有萌芽狀態的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思想加以擴大，利用來作為建立現實經濟基礎之上的現代經濟法概念的一個合理內核。[13]

③ 我國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條件是什麼

中國經濟法產生的原因和發展道路與美、德等資本主義國家有明顯不同。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其經濟職能不是作為市場缺陷的補救措施而產生的，這里一開始國家就全面介入經濟生活，全面擔負經濟組織管理職能，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基本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場的作用。可以說，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不存在經濟法，而是以行政法管制經濟的運行。
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經濟法才與市場經濟相伴而生，其產生原因是克服轉型期市場的缺陷。
中國正處於體制轉軌的時期，市場經濟本身還處於成長階段，離真正成熟的市場經濟還有很遠的距離，因此它具有轉型期市場特有的缺陷，即市場發育不成熟，市場體系不健全。由於長時期計劃經濟體制的實行，市場治理機制的萌芽遭到了徹底的破壞。實行體制改革和轉軌以後，逐步改變「國家統制經濟」局面，國家權力因素逐步受到節制，市場開始發育和逐漸成長。但是就目前情況而言，市場依然是不成熟的。例如，土地等基本生產要素不能進入市場進行流通和交換，資本市場發展嚴重滯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所造成的市場分割現象非常嚴重，價格剛性或受到認為因素的干涉而不能反映真實的市場供求。在一些領域，不僅進入壁壘很高，退出壁壘也很高，資源的自由流動與優化組合受到了極大的影響。這些缺陷靠幼稚的市場無法調節，因此需要國家在組建、培育市場方面做大量的工作，這也成為了中國經濟法產生的原因。
同時，由於中國轉型期市場的不完善，使得市場發育不成熟與一般市場缺陷交織在一起，二者相互強化，加劇了一般市場缺陷的影響。例如，信息不對稱是市場缺陷的一個表現，它雖然造成消費者弱勢地位並使經營者有機會欺詐消費者，但在相對完善的市場上，由於市場的統一和開放，交易者之間難免重復博弈，信息優勢者具有主動提供真實信息的動機，信譽成為大多數人都看重的「資本」，因此，由於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市場失靈可以大為減少。相反，如果市場不成熟，這種市場的自我凈化功能將難以實現，並且會放大市場缺陷帶來的惡果，同時進一步阻礙市場的成熟與完善，震驚全中國的「三聚氰胺」事件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以，中國經濟法還擔負著彌補一般市場缺陷的重任。

④ 經濟法產生的經濟基礎

經濟法產生的經復濟基礎制：19世紀以後，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原始積累已基本完成，市場體系得到進一步完善，商品的生產與交換比較充分，這時的市場條件已經比較接近完全的自由競爭市場，市場「看不見的手」已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要想更好地解決市場自由競爭中產生的問題，就必須要運用政府幹預經濟的手段來解決市場經濟中出現的矛盾。由於政府因素的介入，打破了傳統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界限，就不能夠單純的運用公法或私法手段來解決這些矛盾，所以，就必須要出現新的法律部門—經濟法來解決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矛盾。

⑤ 簡述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一）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原則

我們強調營造平衡和諧的環境，而不是簡單地說平衡協調原則，是有深層次原因的。對經濟關系進行平衡協調是經濟法特有的功能，但如果單純將平衡協調上升到經濟法基本原則的高度就顯得不夠充分，並沒有完全揭示出經濟法的本質內容。

從字面上講，和諧與協調兩詞的含義互通，這就是在許多法學著述中「和諧」與「協調」不分的原因。但是，在意境上說「和諧」和「協調」是有很大區別的：和諧是一種相互依存與共同發展的客觀狀態，是國家和市場都要順應客觀規律、應用客觀規律的表現；

而協調更強調的是主體間相互一致的積極行為，是帶有主觀意志色彩的一種行為模式。就經濟環境狀態的描述而言，「和諧」一詞較「協調」更貼切，例如我們常說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首先，「平衡和諧」充分體現了經濟法治條件下經濟環境應有的狀態，強調的是不同主體的配合而不是對抗，又在哲學范疇「度」的問題上強調適當，而不能「過火」或「不及」。

有學者認為平衡有均等的意思，因而不主張將其納入經濟法的理念，但我們認為這里的平衡不是均等的意思，而是「不失調」之意，例如人們常說「生態平衡」。

其次，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不是一種中庸理念的體現而是建立在對客觀經濟規律認識基礎上的一種應然的狀態。在這樣一種經濟環境下，能夠實現自由與秩序、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和諧，現實利益與未來利益的平衡和諧，國家、社會與個體之間的平衡和諧。

最後，經濟法律的完善本身並不代表這種良好經濟環境已經大功告成，由於社會經濟體系是動態向前發展的，這就要求經濟法制不斷地「與時俱進」，具有前瞻性、規劃性地從立法、司法和執法等方面來建立和維持這種環境。

當前，在國際上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國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日益突出，大都將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根本目標。

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這個問題在上層建築層次已經被納入到環境保護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

而我國某些地方一級的政府和部門、行業的管理者顯然對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的重要性缺乏應有的認識：地方保護主義嚴重、某些部門和行業長期壟斷，損害了普通百姓的經濟權益，也阻礙了該行業實現自身更大的發展，更有損於中國在世界的經濟民主形象。

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是我國加入WTO後與國際接軌的基本要求，是我國要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

（二）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

這里之所以要提「合理」分配，有兩方面的意思：首先是令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正常發揮作用完成自下而上的分配，即符合市場經濟自發規律之理。

價值規律由對經濟個體的決策和行為之微觀作用實現對整個社會經濟資源的宏觀調節和配置，順利完成經濟資源的初次分配，市場規製法在其中發揮著保障作用。其次是利用國家超越整個社會的優勢地位進行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即符合國家社會自覺調整之理。

國家根據市場經濟自發分配資源後產生的不公平傾向，立足於社會整體利益進行再次資源分配和調整，宏觀調控法在其中居於核心地位。「合理分配資源」不僅包括國家與市場如何協調資源優化配置問題，還有進一步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

中世紀的阿奎納認為：「正義由兩部分組成：第一種是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即『按照人們的地位而將不同的東西分配給不同的人』……在分配正義中，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愈突出愈顯要，那麼他從共同財產中亦將得到愈多的東西。」

這種按人們地位來分配經濟資源的思想是封建社會的分配原則，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該原則為按資本分配原則所取代。

從「人生而平等」的道德角度看，按資分配較按地位分配無疑是人類社會分配原則的一大進步。但按資分配所帶來的貧富分化日趨嚴重，一方面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出現，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對資本主義世界所要樹立的平等觀念的一種諷刺。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不僅在道義上對兩極分化、貧富不均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更從科學的角度論述了兩極分化的社會根源與危害，並在理論上提出了防止兩極分化的意義和途徑。

實踐證明資本主義社會歷史上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動盪都直接源於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因為單靠市場這一隻無形之手是無法實現將稀缺經濟資源進行合理分配的。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相對於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資源永遠是稀缺的。經濟資源既包括生產資料也包括生活資料。

生產資料資所有制最終決定了社會資源的分配製度。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資源的分配製度必然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多種分配製度並存。

這樣一種復合的分配製度一方面保證了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於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這種分配製度也正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各方利益公平的體現。

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決定指出「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將成為未來幾年關於如何貫徹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指導思想。

綜上所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是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

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更側重於稀缺經濟資源中生產資料的分配，側重於經濟的發展，是效益優先的全面體現。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更側重於稀缺經濟資源中生活資料的分配，側重於社會的穩定，是社會公平的最終體現。

（三）保障社會總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

「可持續發展」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在中國上升到一種治國方略的高度。

可持續發展的提出是人類認識論上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義的突破，這一思想強調的不僅僅是人的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更是人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和諧，也唯有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才能實現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這一思想的提出也是社會本位理念的進一步深化：不僅僅以人類社會橫向的當代利益和諧為出發點，更以人類社會縱向的代際利益和諧為出發點。這種發展不強調盲目的快速，而強調連續與穩定下的高速發展。因此可持續發展就是在穩定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穩定的辯證的邏輯統一。

(5)經濟法產生的基本條件擴展閱讀：

經濟法具有自己獨立的調整對象。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指經濟法所干預、管理和調控的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a.國家規范經濟組織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規范組織的法律，是為了防止壟斷組織的出現，從組織上保證市場經濟順利發展。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外商投資企業法、合夥企業法、個人投資法等。

b.國家干預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干預是經濟法的重要調整方式，這方面的法律有證券法、票據法、破產法、金融法、保險法、房地產法、環境法、自然資源法等。

c.國家管理、規范經濟秩序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日本學者丹宗昭信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現代經濟法的核心是壟斷禁止法。這方面的法律有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和產品質量法。

d.國家在經濟調控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此種經濟關系的特點是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實行宏觀調控，使經濟各部門運行協調，使整個國家經濟運行平穩。這方面的法律有財政法、稅法、計劃法、產業政策法、價格法、會計法和審計法等。

⑥ 經濟法律產生的條件有哪些方面

⑦ 經濟法產生的條件有什麼啊

經濟法產生的條件:

經濟法產生的主觀條件；經濟法產生的客觀條件；生產集中與壟斷是經濟法產生的內在原因；戰爭的需要是經濟法產生的直接原因。

⑧ 經濟法的產生

通常認為，現代民法源於古羅馬市民法。古羅馬法包括市民法和萬民法，市民法是適用於羅馬市民的法律，調整羅馬市民相互之間的關系，而萬民法是調整羅馬市民以外的人的相互間及其與羅馬人之間的法律。因為在古羅馬民時期，商品交換十分頻繁，從事商品交換的人們漸漸的需要一個共同遵守的交易規則來維護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於是商品交換的習慣產生，進而習慣發展為法，這就是最初的民法。民法主要是為了保護從事交易的人們權益和利益，保障商品的正常流通，保證交易秩序的井然有序。因而，為適應商品交換的要求，保證人格的獨立性，保證商品交換者實現利益的最大化，也就形成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意思自治原則、過錯責任原則。民法的這三大原則在法學領域中確立了權利本位主義，可以說都是自由精神的體現。近代民法在一段時間內大大的推動了自由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民法的一些局限性也就逐漸的顯露出來了
為了彌補民法的各種不足，經濟法應運而生。可以說,經濟法就是為了彌補民法的不足，是自由資本主義在其發展到一定階段完全由民法對市場經濟進行法律調整遇到障礙的必然結果。單純以私法手段對市場經濟進行法律調整已不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需要，經濟法突破了經濟是市民的私事，國家不幹預的觀念，在尊重市場主體私權利的前提下，以適度公權力手段對市場經濟進行必要的法律調整。它是社會化生產與社會關系矛盾運動的產物；是生產力要求國家干預市場和政府參與經濟的反映；是經濟管理的現代化與現代國家介入經濟生活的必然產物。

⑨ 經濟法產生的條件

客觀上：1、市場經濟發展到了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國家被動或者自覺地承擔了對經濟的組織協調職能；2、市場經濟條件下，已經存在了國家直接或間接調控經濟的司法實踐。
主觀上：1、法學家的不間斷努力，一定經濟法學說產生；2、法學自身邏輯發展。

⑩ 關於經濟法產生的原因有哪些

經濟法產生的條件: 經濟法產生的主觀條件；經濟法產生的客觀條件；生產集中與壟斷是經濟法產生的內在原因；戰爭的需要是經濟法產生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