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市場經濟法

A. 如何從經濟法的角度去理解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政府更多的是進行宏觀調控。
市場可以最好的促進資源的調配，實現經濟的發展。

B. 經濟法概念

對經濟法概念、對象、體系的再認識
石少俠 （吉林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內容提要】在市場經濟體制和與之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法制日趨完善的新形勢下，必須重新認識我國經濟法的概念、對象與體系。基於對傳統的經濟法基本理論的深刻反思，我國的經濟法應以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以宏觀調控法、市場管理法、資產資源管理法及涉外經濟管理法等為基本框架，從而構成我國經濟法的科學體系。
【關鍵詞】經濟法、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經濟法體系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法制的日趨完善，為經濟法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條件，迎來了中國經濟法空前發展的新紀元。在新形勢下，反思過去，面對現實，展望未來，對經濟法的若干基本理論問題必然會形成某些新的認識。為進一步促進對經濟法基本理論問題的研討，筆者擬就經濟法的概念、對象、體系等若干基本理論問題略抒淺見，以就教於法學界同仁。
一、關於經濟法的概念
經濟法的概念是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是經濟法學體系和結構的支柱，也是經濟法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能否科學地揭示和界定經濟法的概念，不僅關繫到經濟法理論框架的構築，而且直接決定著經濟法能否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存在。因此，對於經濟法概念的揭示與探討，是經濟法學研究不可迴避的、最基本的理論問題之一。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得到圓滿的解決，無論經濟法在形式上是如何的繁榮，在實踐中是多麼的重要，其結果都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成為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
有鑒於此，自經濟法概念被引入我國後，二十年來，對經濟法概念的研討始終是我國經濟法學界乃至整個法學界所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人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經濟法的概念作出了種種不同的界定，並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經濟法學說。（註：對經濟法概念的不同認識，形成了種種不同的經濟法學說，舉其要者，大致有三，即「縱橫統一說」、「經濟行政法說」、「學科經濟法說」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特別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逐漸完善，某些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頗有影響的經濟法學說已經逐漸地被放棄。順應時代的潮流，經濟法學家們對經濟法的概念又重新進行認識並另行作出界定。
盡管經濟法產生的歷史條件和因素錯綜復雜，但考察經濟法概念產生的歷史過程，在筆者看來，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實際上就是對既存法律的一種分類和再分類的活動。在大陸法系國家，經濟法概念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是對法律突破了傳統公法與私法分類狀況的認可與折衷。由於資本主義壟斷的形成，為了適應國家對經濟的統制，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秩序，資本主義國家從對經濟活動的自由放任並依靠「看不見的手」來調整經濟關系，開始走向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國家干預。與此相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頒布了大量的體現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這些法律的出現，一方面打破了傳統的私法自治的局面，使私法關系滲透了國家干預的痕跡；另一方面，也突破了大陸法系國家關於公法與私法劃分的傳統理論，使公法融入了對私權關系調整的內容。這種法律性質及其內容的演變，被法學家們概括為「私法的公法化」。正是為了適應這種法律性質及其內容的變化，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們將那些介於傳統公法與私法之間的法律概括為「經濟法」。由此可見，無論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產生的動因如何復雜，表現在法理上，則是因應變化了的法律，對原有法律體系的一種重新分類活動。
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出現雖然也是對法律的重新分類，但其產生的基礎卻與資本主義國家有著天壤之別。由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管理國民經濟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職能，特別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無時無刻不在參與、干預和管理著社會經濟活動，甚至具體到某份經濟合同。加之社會主義國家不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因此，規范國家行政活動的行政法最大量的是國民經濟管理法規。這種情況在以行政法作為典型公法的資本主義國家裡是不可思議的，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傳統行政法所不能包容的。盡管我國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干預和管理社會經濟的手段、方式和程度有了根本的變化，但由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決定了國家對於市場經濟的介入和干預的程度是資本主義國家所無法比擬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出現，同樣是對傳統法律分類的再分類，但這種分類的基礎不是對公法與私法劃分的折衷，而是對內容龐雜的行政法的再分類以及對其他相關法律的重新概括。
綜上可見，無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都意味著對法律體系的重構。既然經濟法是法律重新分類的活動和結果，而法律分類又是一種人的主觀抽象概括活動，那麼，在對法律重新分類的過程中，基於主觀認識的不同，對經濟法概念的理解就必然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差異。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本身就是對法律的重新分類，但這種分類絕不是主觀的隨意活動，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對已有科學分類的充分尊重，而不是隨心所欲的歸納和概括。否則，經濟法就永遠無法獲得應有的獨立地位。
縱觀我國經濟法概念產生與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不僅受制於經濟體制，而且還受制於法制的發展水平。首先，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受制於一定的經濟體制。在我國，雖然經濟法的概念被正式接受至今僅僅有著20年的歷史，但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下產生著對經濟法概念的不同認識。在計劃經濟體制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下，產生著「縱橫統一說」等經濟法學說，而且這些學說在當時的經濟體制下亦不無道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也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法學說，目前經濟法學界正在致力於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科學的經濟法學說的建立。這一狀況恰恰證明了經濟與法的關系，表明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其次，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還受制於法制的發展水平。在我國《民法通則》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尚未出台前，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存在著極大的隨意性，有些經濟法學說無節制地擴大經濟法領域，將傳統民法與商法的內容視為經濟法，有的甚至主張用經濟法取代民法。這樣做的結果，不僅無法使經濟法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相反還導致了法律學科與法律體系的嚴重混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中國法制建設的步伐。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日趨完善，特別是隨著我國《民法通則》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的制定與頒布，那些「大經濟法」的主張及「綜合經濟法說」等觀點都相繼退出了法學舞台，也相應地凈化了經濟法理論。我們認為，除了內容龐雜且沒有統一法典的行政法外，凡是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業已被確定地歸屬為某一獨立法律部門的法律，都不應再列入經濟法的范圍。不僅民法如此，商法作為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其獨立性亦應受到經濟法的尊重，也不宜納入經濟法的領域。否則，經濟法就無法擺脫「綜合症」的困擾，難以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法制建設的發展與法律體系的完善，我國的經濟法理論研究亦日趨深化，人們越來越傾向於經濟法就是調整國家（政府）干預或管理社會經濟關系之法。盡管在具體的認識和表述上仍有差異，但在原則問題上可以說已經形成了最基本的共識。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認為，我國的經濟法是指調整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國家干預或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法律表現，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
二、關於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毫無疑問，經濟法的概念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密不可分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任何對經濟法概念的定義都直接源於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研究實質上也是在深化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在邏輯關系和認識順序上，定義本應結論於對事物本質的揭示之後或同時。本文對經濟法概念所作出的定義同樣不能違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般規律，只是為了敘述的便利，才將對經濟法定義的結論交待於對調整對象研究的過程之前。
把有無獨立的調整對象作為劃分法律部門的主要依據，是為法理學所確認的一項普遍適用的原則。因而，經濟法要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必須有其獨立的調整對象，即特定的經濟關系。從經濟關系的法律性質上考察，以經濟為內容的社會關系可以分為兩類，即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和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根據《民法通則》等有關法律的規定，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由民法和商法統一進行調整，這就從立法上排除了經濟法直接調整此類關系的可能性。因此，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就只能是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亦即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發生於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以行政管理性為其基本特徵，可以把它簡單地概括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
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發生在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行政管理關系。根據在此類關系中經濟行政機關有無上下級之間的隸屬性，還可以將這類關系細分為兩類，即不同層次的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隸屬關系和不同職能的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業務范圍上的管理關系。前者即上級經濟行政機關與下級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關系，如上級稅務機關與下級稅務機關之間的關系；後者則是由於職能分工的不同，某一政府機關在業務職能上與其他政府機關之間發生的管理關系，如財政機關的決定對同級政府機關的約束。第二類是發生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行政管理關系。根據引發此類關系產生的政府行為的不同，可以把這類關系細分為兩類，即因抽象行政行為發生的行政管理關系和因具體行政行為發生的行政管理關系。前者是特定政府機關向市場主體實施抽象行政行為所形成的管理關系，如特定政府機關向不特定市場主體頒發的行政法規或規章；後者則是特定的政府機關按照法律規定並依其職權向特定市場主體實施具體的行政行為所形成的管理關系，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者的處罰。就上述兩類行政管理關系的性質而言，第一類行政管理關系中的上下級隸屬關系並不都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有的是行政法的規制內容；而第二類行政管理性的經濟關系則是經濟法的主要調整對象，並構成經濟法的基本內容。
要正確認識由經濟法調整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性質，必須澄清以下問題：
首先，必須搞清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與行政隸屬性經濟關系的區別。有的同志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概括為行政隸屬性經濟關系，或者認為隸屬性是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的基本特徵。（註：李中聖：《經濟法：政府管理經濟的法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1 期。）我們認為這種概括並不確切。如前所述，嚴格意義上的隸屬性只存在於上下級經濟行政機關之間，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並無隸屬性可言，存在的只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因此，我們認為將經濟法調整的對象概括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較為准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不僅包括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也包括那些應由經濟法調整的具有行政隸屬性特徵的經濟關系。
其次，必須搞清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與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的聯系。有的同志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管理主體包括國家機力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註：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07～213頁。）誠然， 廣義上的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可以具體化為國家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職能活動，也就是說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和途徑是多種多樣的，但是絕不能因此便得出國家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都是經濟管理機關的結論，更不能把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活動看作是經濟管理行為。國家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活動由憲法、訴訟法和有關的組織法等予以調整，此類關系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無干，不能混為一談，否則必將重蹈「大經濟法說」之覆轍。國家立法機關主要是以經濟立法的形式去表現和實現國家的經濟意志，要實現國家權力機關的經濟立法意圖，離不開政府的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也就是說國家的經濟管理活動都是由政府來完成的，都要轉化或表現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因此，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國家經濟管理關系實質上就是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
再次，必須搞清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與市場主體行為的聯系，即與平等主體關系的聯系。有人認為既然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既然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應由民商法來加以調整，經濟法就不應涉足於平等主體之間的市場關系，其實這是不應產生的誤解。必須看到，經濟法所調整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基礎就是平等主體之間的市場活動。一般說來，只要市場主體的行為在民法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就可以排除經濟法的介入，而由民法來加以調整。在民法調整的范圍內，主體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權。但當市場主體的行為超出了民法調整的范圍，導致市場機制失靈、民法無所作為時，即可能引起經濟法的介入，而當作為經濟法主體的政府機關依據其管理職能及管理許可權介入該經濟關系時，此種經濟關系即成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並隨之成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例如，當市場主體依法公平競爭時，其相互關系為民事關系；當市場主體實施商業賄賂、降價排擠、強行搭售等不正當競爭行為時，就會引起有關管理機關的介入，在有關管理機關與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市場主體之間就會形成反不正當競爭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並受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由此可見，那種認為經濟法不能作用於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觀點是不切實際的，完全擯棄經濟法對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作用，無疑是拆除了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賴以存在的基石，使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無所指向，從而實質上導致了對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否認。有人把國家通過政府根據經濟法的規定對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評價比作體育競賽的裁判，我們認為不無道理，體育競賽的裁判雖不能直接參與競賽，但裁判的對象卻是競賽場上運動員的競技活動。在運動員違例犯規時，裁判員就要主動干預，對犯規的運動員及時判罰，以恢復競賽秩序並保證競賽的公平進行。經濟法對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作用情同此理。
復次，必須搞清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手段及其相互關系。有人認為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就會過分強調國家行政權力因素，使經濟法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其實這種認識至少存在著兩個誤解，一是將經濟法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混為一談，二是將經濟法的調整手段簡單地等同於行政手段。對此，我們認為，其一，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並不會過分強調國家對經濟的行政干預。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幹預或管理經濟的方式、方法和程序等都已被經濟法所固定化，政府幹預或管理經濟的廣度與深度已被法律所限定。其二，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並不等於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來管理經濟。那種認為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的觀點，直接源於對經濟、行政、法律三種手段關系的誤解。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將三種手段視為並列關系。然而，從經濟法的角度觀之，這種認識並不科學。因為健全完善的經濟法制必然要求把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律化，而經濟法就是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化的集中表現。在經濟法中，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集中地表現為法律形式。例如，稅收、稅率、利率、價格等作為經濟杠桿是實現國家調控的重要經濟手段，但這些經濟杠桿在經濟法中都已被法律化，理所當然地又成為法律手段；又如，計劃、命令、禁止、許可、確認、撤銷、罰沒等都是國家管理經濟的行政手段，但這些行政手段在經濟法中也被制度化、法律化，上升為法律形式，自然也是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手段。因此，法治國家干預和管理經濟應當一準於法。經濟法作為國家管理經濟之法，是對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綜合運用，並非單純或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強調經濟手段、行政手段的法律化並不是抹煞這兩種手段在性質上的區別，而是強調它們在經濟法形式上的統一。
最後，要正確認識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必要性，還必須搞清經濟法規制此類關系的內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市場經濟的局限性，始終存在著市場主體自利行為失控的可能。為確保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和市場活動的有序進行，就必須有效地強化政府權威，充分發揮政府幹預和管理經濟的職能，以防止市場主體自利行為的失控。同時，由於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享有充分的經濟自由，為防止對市場主體權利的侵犯，還必須嚴格地限定政府的權力，保證政府依法行政，不允許政府對市場主體活動的法外干預。這就決定了經濟法不僅是國家或政府幹預社會經濟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干預政府之法。經濟法既要為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設定權利和義務，也要界定政府幹預或管理經濟的權力和責任，這就是經濟法規制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根本宗旨，也是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全部內容。
三、關於經濟法的體系
經濟法體系是指對已有的或應有的經濟法律、法規，按一定的邏輯關系建立起各個經濟法部門，由各個經濟法部門所組成的有機聯系的經濟法系統。對於經濟法體系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是實然的經濟法體系，即由已有的經濟法部門有機組合所形成的經濟法系統；二是應然的經濟法體系，即由已有的和應有的經濟法部門有機組合所形成的經濟法系統。就二者的關系而言，應然的經濟法體系是對實然經濟法體系的理論指導，而實然的經濟法體系則是對應然的經濟法體系的現實反映。無論建立實然的經濟法體系，還是構築應然的經濟法體系，實質上都是對經濟法律、法規按其內部邏輯關系（或依其特有的調整對象，或依其作用的不同領域）進行的一種分類或再分類。建立應然的經濟法體系的目的是用來指導經濟立法活動，確立一個科學的立法規劃，使之成為內部和諧統一的法律整體；構築實然的經濟法體系的目的是通過對現有的經濟法律、法規的分類，使龐雜的經濟法律、法規條理化、部門化，以便於市場主體知法、守法，並便於經濟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對經濟法的准確適用。
經濟法的體系是由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決定的。這一方面說明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識不同，將直接決定經濟法體系在結構上的差異；另一方面也表明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界定在建立經濟法體系中的決定作用。例如，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縱橫統一經濟關系」的經濟法學派，勢必將經濟合同法作為經濟法體系的組成部分；主張經濟法調整綜合經濟關系的「綜合經濟法學派」，甚至把民法中的所有權制度、法人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等都視為經濟法體系的組成部分。顯然基於此種認識所建立起來的經濟法體系，不僅無助於經濟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地位的確定，而且還人為地造成了現存法律體系的混亂。可見，能否建立起科學的經濟法體系，首先取決於對經濟法概念與調整對象的正確認識。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經濟法學界對於我國經濟法的概念和調整對象的認識也日趨一致，這就為科學的經濟法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基礎。由於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因而經濟法首先應當包括宏觀調控法與市場管理法這兩個最重要的經濟法部門。對此，我國經濟法學界已經基本取得了共識。此外，我認為，資產資源管理法和涉外經濟管理法也應當成為我國經濟法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一）宏觀調控法
應當指出的是，所謂宏觀調控法並不是以法典形式表現出來的部門經濟法，而是對調整國家在宏觀調控過程中發生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調節是基礎層次的調節，但是由於市場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與滯後性，因而當市場主體的自利行為失控時，就會出現「市場失靈」，「看不見的手」就會無所適從。為此，就必須建立必要的宏觀調控體系，用國家的自覺調節來彌補乃至於在必要時取代市場的自發調節。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與市場主體發生的經濟關系就是宏觀調控關系，調整此類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就是宏觀調控法。宏觀調控法調整宏觀調控經濟關系的目的是為了彌補市場調節的缺陷，防止或消除經濟發展中的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通過綜合運用法律化了的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優化資源配置，優化政府的經濟管理行為，衡平市場經濟中的公平與效率，引導經濟活動與社會發展。
作為經濟法部門的宏觀調控法，主要包括計劃法、財政法、稅法、金融法、價格法等，它們分別採用或綜合運用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對宏觀經濟關系進行卓有成效的調整。

（二）市場管理法
市場管理法亦稱市場規製法，是對調整國家管理市場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因而市場管理法也不是統一法典化的經濟法，而是概括同類經濟法律、法規所形成的經濟法部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必須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為市場主體合法、公平地競爭創造必要的外部環境。然而，由於競爭存在著副作用以及市場主體自利本能的驅動，在市場活動中主體破壞公平競爭的壟斷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生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些行為的出現，都會妨礙市場功能的發揮，擾亂市場秩序。壟斷與不正當競爭行為不僅是市場自身所無力消除的，也是調整平等主體關系的民法所無能為力的。這就需要國家的干預，需要加強國家對市場的管理。國家在管理市場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就是市場管理法的調整對象。市場管理法調整市場管理關系的目的是反對壟斷，制止不正當競爭，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以確保市場經濟的有序運行。
作為經濟法部門的市場管理法，主要包括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證券管理法及房地產管理法等，是對統一的市場管理關系進行整體的法律調整。

（三）資產資源管理法
資產與資源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廣義的資產不僅包括經營性資產、非經營性資產，還包括資源性資產，即能給主體帶來收益與財富的自然資源；而狹義的資產則僅指經營性資產與非經營性資產。盡管對資源性資源也要實行資產化管理，但由於資源性資產在價值量化上的特殊性，以及在管理上的特殊要求，故本文采資產的狹義概念，並將其與資源並列。
資產與資源是物權的基本客體，是主體賴以進行經濟活動的基本條件。而國有資產與國有資源則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物質基礎，是國有財產的基本構成。如何管好用好國有資產與國有資源，不僅關繫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鞏固和完善，同時與國計民生也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為了加強對國有資產與資源的管理，國家十分重視這方面的立法，在經濟法體系中已經基本形成了國有資產資源管理法這一相對獨立的經濟法部門，成為經濟法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作為經濟法部門的資產資源管理法，主要包括國有資產管理法和國有資源管理法，其中國有資源管理法還可進一步細分為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及礦產資源法等。

（四）涉外經濟管理法
涉外經濟管理法是對調整涉外經濟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盡管我國復關在即，有關的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地與國際上通行的慣例接軌，涉外國內法漸趨國際化，但為了維護國家主權的獨立和對外貿易秩序，我國對涉外經濟的管理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們認為涉外經濟管理法因其調整對象的特殊性，仍可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法部門。
作為經濟法部門的涉外經濟管理法，主要包括對外貨物貿易管理法、涉外服務貿易管理法、涉外技術轉讓管理法及涉外投資管理法等。
綜上，就是我對我國經濟法體系的基本認識。對經濟法體系的這一構築，既在經濟法體系中排除了本應歸屬於民法的合同法，使之適應即將出現的調整合同關系「三法歸一」取代「三法鼎立」的新格局；同時，也否定了將經濟組織法或企業法視為經濟法體系組成部分的觀點，因為按照新的企業分類標准，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和獨資企業法在傳統的法律體系中都有著它們確定的歸屬。這樣就徹底凈化了經濟法，使經濟法名正言順、名副其實，從而結束了法學教育中長期存在的課程內容重復交叉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經濟法體系也不是一個封閉、僵化、一成不變的系統，它不僅在部門法的劃分上是開放的、變化的，就是在部門法要素的構成上也應當是開放的、變化的。特別是由於我國仍處於體制改革時期，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法律體系尚未完全形成，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封閉經濟法體系的觀點，都無異於在否定發展中的經濟法。
（原載於《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5期）

C. 政府在經濟法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談到經濟法主體的范疇，一般認為十分廣泛，包括國家經濟管理機關、企業、其他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的非經濟組織以及公民。然而有的學者認為經濟法的本質就是「確認和規范政府幹預經濟之法」⑴，「是以國家對經濟干預之法為中心而形成的」。⑵依照這種觀點，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中必定有一方為國家（如未另做說明，本文所指「國家」乃是狹義的具有經濟管理職能的國家行政機關。），也就是說經濟法律關系必須由國家為一方主體構成。誠然，國家成為經濟法的主體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否必須由國家作為一方主體才能構成經濟法律關系呢？一、區分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不同地位的必要性大陸法系國家將法律區分為公法(jus publicum)和私法(jus privatum)，這種劃分始於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他的劃分標準是：「規定國家公務的為公法，如有關政府的組織、公共財產的管理、宗教的祭儀和官吏選任等法規；規定個人利益的為私法，如管理家庭、婚姻、物權、債權、債務和繼承關系等的法規。」⑶這是一種以利益的差別作為劃分標準的學說，遭到後世很多學者的批判，後來資產階級學者對公法和私法的劃分與羅馬法比較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標准有主體說、性質說、目的說等，而最普通的學說就是「主體說」。這種學說認為「公法所規律的法主體，最少有一方是國家或是由國家予以國家的公權者，反之，私法所規律的法主體，直接地都是個人或非『國家公權的主體』的團體，國家只當第二次的（換言之，就是在直接受規律的法主體再沒有維持那法的力量，因而得到關系者的保護請求時）才受到其規律。區別公法和私法的基本標准，即在於此。」⑷由此可見，如果肯定了國家作為經濟法律關系一方主體的必然性，就是肯定了經濟法本質的公法屬性。因此，明確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的地位就與明確經濟法的本質是公法還是私法等同起來，那麼區分經濟法的本質是公法還是私法是否有必要呢？奧地利法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就堅決地否定公法和私法的區別，他認為公法和私法都是國家法，依據這些法律，無論是人民之間，還是國家和人民之間都是權利義務關系，因而無必要區分。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則指出凱爾森在方法論上的問題：過於強調法律的觀念性，而忽視了實在的世界，他認為「公法和私法的區別，實可稱為現代國法的基本原則。國法的一切規律，無不屬於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屬而不同其意義」。⑸「公法和私法都是屬於國家法（美濃部達吉在這里所說的「國家法」有特定的含義，他在其《法之本質》一書中談到：法的觀念或本質，和國家沒有必然的聯系，有社會就跟著有法，在與國家沒有關系的社會中也有其特定的法。但是，與國家沒有關系的社會的法，沒有區別為公法和私法的必要。）的，但其所以尚有區分之必要者，……，完全是因為私法在第一次的是關於其他社會——特別是個人相互間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則上是由那社會本身的力量維持，只當那社會的力量不足以資維持時，才第二次地由國家去當其適用維持之任的緣故。不錯，廣義地說來私法亦是國家法，但那是『第二次的』國家法，在這點，是應當和公法區別的。」⑹ 在我國，公法與私法劃分必要性的爭論一直都沒有平息。過去我國法學理論由於受前蘇聯理論的影響，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認為公法、私法的劃分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一般不作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甚至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公法，沒有私法。隨後，在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人們對於公私法的劃分及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又產生了另一種片面認識，認為搞市場經濟主要靠私法，公法可有可無，從而導致一個時期人們重私法、輕公法的現象。毫無疑問，這兩種觀點都已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和要求，都是沒有正確地理解區分公法與私法必要性的表現。事實上，區分公法與私法是建立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前提，它已成為現行法律體制的一個基本假設。雖然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立法明文規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現代法以區分公法私法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共識。公私法的區別，是現代法律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前提。區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在於市場經濟本身的性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兩類性質不同的法律關系，一類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另一類是國家憑籍公權力對市場進行干預的關系，由此決定了規范這兩類關系的法律法規性質上的差異，並進而決定了兩類不同性質的訴訟程序和審判機關。對於任何法律法規，若不究明其屬於公法或屬於私法，就不可能正確了解其內容和意義，不可能正確解釋和適用。因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區別並正確劃分公法與私法為前提。但區分公法與私法的現實意義並不僅僅在於為司法的技術操作提供指導，更重要的是促進一種理性的制度建設，為社會生活提供尺度，它將與個體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發生根本的關聯。由此可見，當前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十分有必要的，它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所以對經濟法而言，只有通過明確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扮演的角色，才能確定其本質，從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充分發揮經濟法的作用，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二、國家在經濟法的不同分部門中主體地位不同既然法律按照主體的不同可以區分為公法和私法，那麼經濟法本質應該屬於公法還是私法呢？根據主體說的區分方法，如果像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國家必須作為經濟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那麼經濟法顯然屬於公法范疇。但是筆者認為將國家作為經濟法律關系必然的一方主體，亦即將經濟法歸為公法，無論在法理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有不妥之處。經濟法學界一般將經濟法分為宏觀調控法與市場管理（或稱規制）法兩大部分。這種劃分方法是以經濟學上所說的國家干預理論以及相關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市場失靈理論主要是有關市場調節無法解決社會產品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的問題及其政府運用經濟政策來解決這一總量失衡問題的理論；而政府失敗理論，只要是有關政府運用經濟政策調節社會產品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問題方面出現的調控失敗及官僚主義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理論。⑺因此所謂宏觀調控法和市場管理法就是確認和規范國家分別以間接的經濟政策與直接的經濟管理手段來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關宏觀調控法的理論，學界基本達成了共識，國家的確必然作為宏觀調控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所以宏觀調控法應該屬於公法，因此本文不做贅述。但是有關市場管理法的理論卻頗受爭議，按照上述標准對經濟法進行劃分所得出的市場管理法，它的調整對象與傳統行政法調節的經濟法律關系的界限就很模糊了。因此筆者認為，由國家直接干預經濟所產生的法律關系不應該屬於經濟法調整對象，而是行政法所管理的范疇，正是因為沒有將二者區分開來，導致了市場管理法理論體系的混亂。經濟法應該分為宏觀經濟法與微觀經濟法，宏觀經濟法就是通常所說的宏觀調控法，它所調整的對象是國家為合理配置市場資源，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而採取調控措施進行利益再分配的經濟法律關系。由此不難看出，宏觀經濟法具有社會公共經濟管理的性質，因此國家必然作為宏觀經濟法調整對象中的一方主體，這是經濟法作為一種公法屬性的重要體現。至於微觀經濟法則與目前所說的市場規製法有很大差別，它的調整對象並非國家直接干預經濟活動而與市場主體之間產生的法律關系，而應該是國家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通過立法和司法的手段調整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正如美濃部達吉所言，私法是「第二次」的法，而「第一次」的法是個人相互間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則上是由個人本身的力量維持，只當個人的力量不足以維持時，才第二次地由國家通過司法手段去解決。微觀經濟法正是這種「第二次」的法，筆者認同「經濟法是調整人們在社會化生產中的增量利益關系的法」⑻的觀點，而增量利益關系的產生就在於增量利益的協作生產、競爭、消費（分享）、再協作生產、……這種循環不息的過程之中，而微觀經濟法就是直接調整協作生產、競爭、消費這三個環節中的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增量利益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根據調整對象的不同微觀經濟法主要分為企業法、競爭法、消費法三個部分。在這些法律領域中，應當由國家通過法律明確賦予市場主體平等的生產、競爭、消費增量利益的權利。在這些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市場主體可以依靠本身的力量自己解決，只有在私權利無法實現的情況下，才「第二次」地去尋求國家司法機關的保護，正是一種私法本質的體現。由此可見宏觀經濟法屬於公法，微觀經濟法屬於私法，但是經濟法與傳統公法和私法既有聯系也有區別。正如前文所說區分法律的標准有主體說和性質說、目的說等，美濃部達吉認為應該將各種不同的標准結合起來才能得出正確的結果。那麼按照主體標准劃分，經濟法確實分為公法與私法兩個部分；而按照性質說和目的說，卻體現了經濟法作為現代法與傳統法的區別所在：按照調整對象來區分，經濟法調整的是增量利益關系，這是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中才出現的新型經濟關系，是傳統法律所沒有考慮也很難以「現代化」的；按照規定利益來區分，由於現代社會大都採取協作生產的方式，經濟法所要保護的利益已不是像過去小商品生產時代那樣簡單——非國家利益則個人利益，而是與公益相關的私益——即通過社會整體利益為媒介而最終獲得的個人利益。所以說經濟法的本質既非傳統的公法也非傳統的私法，它是新型公法與新型私法的融合，也是任何傳統公法或者私法所無法取代的。三、國家不應充當微觀經濟法律關系主體如前所述，在微觀經濟法中所調整的對象應該是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增量利益關系，國家不應當充當微觀經濟法律關系主體。然而真正意義上的微觀經濟法我國目前實在寥寥無幾：企業法中，雖然我國與企業相關的法律可謂名目繁多，但是要麼以民商法的形式存在，要麼以行政法的形式存在，而調整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協作生產關系，保證個人不因協作生產而損失其應該獲得的增量利益的法律卻幾乎沒有；競爭法中，我國現在有一部《反不正當競爭法》，但是這部法律只是民商法條款與行政法條款的簡單拼湊，其中並無實體的經濟法權利義務也沒有獨立的經濟法責任，國家在競爭法主體中占據主導地位，對於不正當競爭行為往往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之間追究，予以行政處罰，市場主體在競爭法中只是處於被動的受控狀態，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與此同時不正當競爭行為屢見不鮮；而消費法中，我國目前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產品質量法》也處於和競爭法同樣的尷尬境地。本文試圖從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切入分析，論證國家應當退出微觀經濟法主體，同時應當盡快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微觀經濟法體系。（一）反不正當競爭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繫到底應當是市場競爭主體之間的，還是國家與不正當競爭者之間的？為了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由國家直接採取措施對不正當競爭者主動追究法律責任，某種程度上固然可以達到目的，但是這種手段是否是最公平、最效益的呢？是否可以讓國家退出這個法律領域，而改由法律賦予每個競爭者平等的權利，當他們被不正當競爭行為損害了利益時可以直接向行為者主張自己的權利，或者向法院提起訴訟？筆者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主體應當是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國家不應該過多的直接干預，而應退出這個領域，原因如下：第一，從性質上來看，市場競爭指的是商品生產經營者之間的一種經濟狀態，不正當競爭也應當是商品生產經營者之間的一種經濟狀態，屬於一種市場行為。而國家作為市場經濟的組織者、管理者，如果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主體，顯然會使該法名不副實。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要保護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競爭關系，將國家與經營者之間帶有隸屬性質的不平等關系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對象顯然是不合適的。第二，從成本上來看，不正當競爭行為是發生在市場競爭活動中的，而國家一般不直接參與市場競爭活動，所以對單個市場競爭行為的具體信息並無從了解，也沒有必要了解。而出於自身利益的驅動，處於市場競爭活動中的經營者卻對相互之間的行動時刻密切關注，因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最大化的利潤。所以一旦有不法經營者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最先發現的一定是利益受到侵害的其他競爭者，其敏銳程度要大大高於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因此，國家如果要及時地發現和追查市場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就需要組織專門的力量對市場進行監控，這必然造成反不正當競爭的成本大大增高。而如果由法律賦予競爭者相應的權利義務，一旦市場中出現不正當競爭行為，被侵害利益的競爭者肯定能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直接向不正當競爭者發難，其成本顯然要低出很多。第三，從效果上來看，反不正當競爭法制定的目的就是為了達到禁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目的，而由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對不正當競爭者追究法律責任，往往既不能懲罰不正當競爭者也不能補償利益受損的競爭者，根本無法很好地限制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生。根據我國現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規定，追究不正當競爭者的法律責任，其往往簡單地處以罰款或採取其他行政措施進行處罰，而利益受損的競爭者並未得到補償，這顯然是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則的。而且，實踐證明，在執行中還很容易出現這樣的情況：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對不正當競爭者處以一定數額的罰款，不正當競爭者被處以罰款之後，繼續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甚至變本加厲，要將罰款的損失補回來。而在一次罰款之後，面對不正當競爭者的行為，國家機關往往保持沉默，二者保持一種微妙的「默契」。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歸根結底國家經濟管理機關與不正當競爭者之間不但沒有直接的利益沖突，反而通過罰款，雙方處於一種「雙盈」的局面：通過罰款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獲得了利益，而不正當競爭者所承擔的責任可能遠遠低於獲得的非法利潤。國家與不正當競爭者各取所需，而二者所獲得的利益，恰好卻是那些合法競爭者的！如果能夠由法律賦予競爭者平等的權利，讓競爭者之間自行調節經濟關系，則可能更加公平合理。因為競爭者參與市場競爭活動就是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天然對立的。只要一方被發現實施了不正當競爭的違法行為，被侵害利益的一方就絕不會手下留情，肯定會充分利用法律賦予自己的權利，盡可能地保護自己的利益，從而在實質上體現了法律的公平理念。（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情況類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調整的對象應當是經營者與消費者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而我國目前該法所調整的對象卻主要是國家與經營者之間的關系。對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人，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的干預結果往往是一罰了事，而至於罰款的數目是否令經營者受到了處罰，又或消費的利益是否得到了補償就不是經濟管理職能范圍之內的事了。實際上，為什麼我國損害消費者權益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愈演愈烈？因為很多情況下，一方面侵害消費者利益的人即使受到法律制裁還是有利可圖；另一方面被侵害權益的消費者即使提起訴訟卻得不償失。此消彼長之下，現行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又如何能夠達到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目的？與競爭法中所述理由相似，無論從性質、成本還是效果上來說，國家都不應該充當消費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但是由於消費者相對與經營者身份的特殊性——其弱勢地位，所以要求國家以特殊的形式作為消費法律關系主體出現。由於經營者通常是以利潤最大化為基本目標；而消費者則通常是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兩類市場主體之間在追求的目標上是存在沖突的。經營者為了營利，極可能置誠實信用等商業道德於不顧，通過非法的、不正當的手段去侵害消費者的利益。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向消費者隱瞞有關商品或服務的質量、價格等各方面的信息，從而會導致在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出現「信息偏在」或稱「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由於這種問題的存在，消費者與經營者雖然在形式上處於平等地位，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消費者始終處於弱勢。一旦國家退出調節這種法律關系之後，僅僅依靠國家制訂消費者保護政策和立法是遠遠無法改變消費者這種弱勢狀態的。那麼是否有一種新的經濟法主體的出現來幫助或者代理普通的消費者處在一種相對平等的地位上來對抗經營者呢？有學者提出經濟法主體中應當包含一種名為「社會中間層」的組織，即一種社會中介性質的組織，這種組織具有一部分的國家經濟管理職能。在我國，消費者協會應該屬於這種組織，但是現在的消費者協會，基本上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對於侵犯消費者權益的案件一般是「不告不理」的，這顯然不符合現今消費者權益受損嚴重的狀況。同時，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組織——「打假公司」，以營利為目的為消費者提供打假服務，這應該也可以成為「社會中間層」，但是這種新興的組織顯然還缺乏規范，難以達到與經營者對抗的目的。筆者認為，可以將消費者協會與打假公司相結合，官方組織與民間團體取長補短，形成一種專業化、商業化的消費者保護組織。正是由於它的專業化和商業化，保證了這種中介組織有能力去收集市場信息，幫助消費者擺脫「信息偏在」的狀態，使消費者和經營者達到一種平等的地位。相較於國家和個體消費者，這種「社會中間層」應該能更好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D. 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是否會產生經濟法

會。
市場失去控制（市場失靈），就需要政府出面解決。
而政府又無法控制（政府失靈），因為沒有適當的法律讓政府名正言順依法行事。這時候也許就要頒布新法律來填補過去法律的漏洞，讓政府正確地使出力氣來

E. 為什麼說經濟法是規范政府幹預經濟的法

1.經濟法產生的直接根源是自由放任的商品經濟管理模式所產生的市場秩序失衡，從而要求國家公共權力的介入以維護公共利益、穩定市場秩序、促進效率與公平。

2.由於經濟法是國家利用其公權力對市場經濟主體以及運行的調控、管理、監督、引導，所以經濟法主體雙方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即一方為國家相關主管機關，另一方為經營者（包括市場被管理主體和中介組織，其中中介組織又同時具有市場主管機關授權的監管職能和接受管理的義務）。它們之間是調控和被調控、監督和被監督、管理和被管理、引導和被引導的關系，是雙方法律地位不平等的關系。

3.由於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和范圍有宏觀和微觀兩的領域（例：相關經濟法對經營者不正當競爭方面的管理就是微觀方面的管理；而相關經濟法對市場運行的管理便是宏觀方面的管理），所以經濟法可具體分為：宏觀調控法律關系；國有參與法律關系；涉外管製法律關系；市場監管法律關系。

4.由於經濟法所調整的上述對象和范圍不同於其它部門法所調整的對象和范圍，所以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5.盡管法律從整體上來說是用來維護和平衡效率與公平這兩大價值，但作為經濟法這一獨立法律部門有其所側重的追求價值，即經濟法總體上追求的價值是：可持續的社會整體效益。

6.由追求價值便引出了經濟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為：經濟民主原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經濟公正原則。

7.結合綜上所述，故經濟法的概念為：經濟法是調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及其政府主管部門為了修正市場運行的缺陷、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可持續發展而履行各種現代經濟管理職能時與各市場主體發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另外，有關經濟法之性質的爭論，即公法、私法抑或公私混合法，本人認為已無現實意義，皆因當今行政權力之擴張於社會生活各領域。社會本位法律觀念的回歸，所以，本人認為於現實中再討論這一性質問題已毫無意義。）

F. 論政府、市場與經濟法的關系

有很大一篇文章好作

G. 經濟法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處理

經濟法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處理，應該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彌補市場不足。

H. 與經濟法有關的民法典條約

摘要 民法典規制理念與經濟法有關的主要表現在：

I. 經濟法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有哪些應對

經濟法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有哪些人對經濟發展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這兩方面的情況下，他有自主的預付功能，這樣的話能夠更好地維持他的經濟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