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濟貧法社會背景

① 結合英國發展的歷史，分析1601年英國頒布了伊麗莎白濟貧法的原因

原因: 圈地運動以後,英國偷盜者、流氓人、乞討者增多，社會不安因素急劇增加.

近代中國社會救濟發展特點:
一、擯棄慈善觀念，而進為責任觀念
二、由消極救濟，而進為積極救濟
三、由濟貧救困，而進為「全民救濟」

② 《伊麗莎白濟貧法》頒布的歷史背景

1601年英國頒布了第一個有關濟貧的法律——《伊麗莎白濟貧法》。作為英國第一個重要的濟貧法，它不僅是這一法律制度的發端，而且為這一法律制度的發展確定了基本原則，因此也被稱為世界上最早的社會保障法。 根據《伊麗莎白濟貧法》，治安法官有權以教區為單位管理濟貧事宜、徵收濟貧稅及核發濟貧費。救濟辦法因人而異,凡年老及喪失勞動力的,在家接受救濟；貧窮兒童則在指定的人家寄養，長到一定年齡時送去作學徒；流浪者被關進監獄或送入教養院。這一法律遵循的基本原則就是，讓那些沒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兒、無人贍養的老人和身體殘疾的人，得到救濟或贍養；給那些有勞動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讓他們能夠以此謀生。 此後，英國政府又在這部法律規定的原則基礎上，頒布了一系列相關的法律。1662年，斯圖亞特王朝通過的《住所法》，這部法律規定，貧民須在其所在的教區居住一定年限的，可以獲得救濟。1723年又進一步規定，受救濟者必須進入濟貧院。由於在執行中問題多多，1782年，政府又作出相反規定，除了年老及喪失勞動力的人必須集中起來接受救濟，對有勞動能力的人仍採用把原料發給他們，讓他們在家做工的辦法進行救濟。1793年對法戰爭開始後，各地發生搶糧事件，於是伯克郡濟貧官員於1795年 5月在斯皮納姆蘭村開會，決定向收入低於公認最低生活標準的工人提供補助，允許他們在家得到救濟，即所謂「斯皮納姆蘭制」。此後，這一制度在英國各郡廣泛採用，成為緩和階級矛盾的重要措施。 但是，工業革命後，英國大規模使用機器,家庭手工業趨於沒落,造成了大量無業流民。貧困化加劇使得政府用於貧民救濟的財政支出數額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認為舊的濟貧法已經無法適應形勢的需要。 1834年議會通過《濟貧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 of 1834），又稱《新濟貧法》。該法取消了「斯皮納姆蘭制」的家內救濟，改為受救濟者必須是被收容在濟貧院中的貧民。但是，所內的生活條件極為惡劣，勞動極其繁重，貧民望而卻步，被稱之為勞動者的「巴士底獄」。有人這樣描述濟貧院的基本情況：在磚鋪的地面上到處是貧困的婦女以及滿臉臟物到處亂爬的孩子，老年婦女躺在床上氣喘吁吁無法動彈，或圍坐在火爐旁大聲咳著，老年男子弓著背忙著活計，苟延殘喘。政府就是用這種方法來減少受救濟的人口和濟貧的支出。 可以說，這部新的法律不僅沒有改善工人的生存狀況，反而使他們陷入更加絕望的境地。

③ 英國濟貧制度的特點是什麼

1948年，英國政府頒布實施了國民救濟法，並正式用其取代延續了近350年的濟貧法制度。這標志著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內的社會救濟制度在英國的正式確立。國民救濟法確定隸屬於國民保險部的國民救濟局為各類社會救濟事務的管理機構，將無能力參加社會保險者，不具備領取社會保險津貼資格者，以及已經失去了繼續領取社會保險津貼資格者界定為救濟對象，並確定了國民救濟的具體標准。該法還規定，國民救濟的各項支出均由議會批準的撥款承擔；獲得國民救濟的條件是個人的收入不足以解決其基本需要；國民救濟在實施過程中需要對申請者進行家庭收入狀況調查。其後，隨著英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國民救濟制度也進行過多次修改，主要是逐步提高國民救濟的標准。

④ 概括英國在社會救濟方面的突出特點結合「新濟貧法」頒布的背景簡要指出其實施的作用

英國的社會救助也稱收入限定性補助，是對那些工薪收入和其他收入無法維持內生活的家庭給容予的一種最低生活保障補助。社會救助的主要項目有：基本收入維持、付所得稅、住房補助和社會基金。社會救助屬社會的無條件幫助，直接與受益人的收入水平聯系，而與保險繳費無關，救助完全體現了人類道德要求，也是人權保障的具體內容。
作用:
第一，「新濟貧法」的實施使長期困擾英格蘭東南部地區的勞動力過剩、農業工人普遍貧困等社會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
第二，濟貧稅有了明顯的下降。
第三，為工業資本家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
所以，「新濟貧法」的頒布與實施有利於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為以後英國成為資本主義強國提供了一定條件。

⑤ 《伊麗莎白濟貧法》的主要思想及歷史意義

1601年英國頒布的《伊麗莎白濟貧法》的主要思想是以立法強制徵收濟貧稅凡抗拒不繳者以違法處置並可拘禁於監獄以習藝所為機構收容並組織貧民生產、勞動對身強力壯的貧民組織勞動對青少年進行技術學習政府指派管理人員。 它的立法與頒布實施有著深遠的社會意義它使社會保障體系的最低層次的措施——社會救助第一次以採用立法形式公之於世展示了未來社會保障的朦朧思路

⑥ 指出與舊《濟貧法》相比,英國新《濟貧法》有何特點,造成這些歷史背

區別：必須參加強制性勞動。

原因：舊濟貧法有負面影響；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需要大量的自由勞動力；資產階級不願為社會救濟而承擔經濟責任；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工業資產階級逐漸掌握政權。

⑦ 19世紀30年代的英國社會背景

19世紀的英國社會幾個層面

工業化過程中,工業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從過去的利益關聯體逐漸演變為對立的階級。工業革命中,機械大工業逐漸代替了手工業生產,工人卻由生產的主體淪為機器的附屬品。資本家為謀取最大利潤,總是千方百計增加工時,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工資,甚至僱傭婦女兒童而且給予較低的工資。但是,資本家卻不能給予工人必要的勞動安全保障,勞動環境惡劣,工傷事故不斷,嚴重危害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調查煤礦工業的皇家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使得整個英國感到震驚。報告揭露出煤礦里種種野蠻景象:僱傭婦女和兒童,工時之長達到殘酷的程度,沒有安全設施,衛生條件和道德狀況普遍很差,令人惡心。關於這個報告的討論以及其他工業揭露出來的類似狀況,幾乎立即在英國文學里反映出來,它們分別從道德和美學的觀點出發,不斷地掀起批評工業主義的浪潮。」工業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這些負面效應必然要激化勞資矛盾,並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對此,政府本應通過勞動立法進行干預。但是,在工業時代之初的英國,自由放任主義大興其道,認為勞資雙方的契約關系是雙方自願簽訂的、法律不應干涉的關系,在履行契約的過程中如果出現了問題也應該自負其責。因此,在當時的英國,盡管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是政府的勞動立法進展遲緩,這引起了工人階級的極大不滿。

市場競爭的加劇,還造成了大批窮人,社會出現了不平等和貧窮現象。到19世紀晚期,英國國內有近百萬人失業,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濟。在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資產階級藐視人權,不把失業工人和窮人當做人來看待,認為貧困是由於「個人懶惰」所致,因而應由「個人負責」。以這樣的思想觀念為指導, 1834年,在工業資產階級的推動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濟貧法》。這部法律規定,在各地建立濟貧院,凡無生活來源、需要社會救濟者必須進入濟貧院。但是被救濟者在濟貧院內被迫從事繁重體力勞動,裡面的生活條件又極為惡劣。「如果接受救濟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樣好,那麼這種救濟制度就會從根本上使所有人喪失勤奮努力、刻苦自勵的精神,如果真的實施這種制度,那麼作為其補充,就需要一種有組織的強迫勞動制度,來迫使那些沒有自立動機的人像牛馬那樣幹活兒。」可見,這部濟貧法實際上把「救濟窮人」變成了一種「懲治窮人」的手段 ,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擺脫濟貧稅負擔和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來源。大量工人失業和貧困對政府和資產階級構成了強大壓力。這一事實迫使政府開始認識到,貧困問題是社會原因造成的,政府理應承擔起救濟貧困的責任。

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在經濟領域里出現了無序、惡性競爭,生產與資本高度集中壟斷及其他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行為。這在當時奉行經濟自由主義哲學的人看來是很正常的。他們認為,個體的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一切經濟事務由市場主體去自我管理和調節;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張政府應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義已經不適應新的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總體上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利於政府宏觀目標的實現。工業社會中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迫使政府改變統治策略,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對政治、經濟、社會事務實行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進行政治和社會變革,否則將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統治。正如德國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樣,「19世紀的英國其國際地位因為拿破崙的戰敗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但是國內卻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時期。工商業已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擁入城市的工人不斷增加,但議會兩院仍由極其保守的世襲貴族、主教和土地貴族把持著。這時,由於拿破崙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歐洲大陸對英國工業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場十分有限,因而英國的失業人口猛增,工資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卻實行穀物的關稅制,以抑制糧食的廉價進口,這進一步加深了民眾的苦難。飢餓、罷工使英國的進步力量開始認識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須進行政治和社會的改革。」整個19世紀英國的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

⑧ 英國濟貧思想的演變趨勢

一、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及制度內核的進化
英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嚴重的貧困,對社會的穩定構成了較大的沖擊,在濟貧法頒布實施之前,存在著教會慈善救濟、個人慈善救濟與民間救濟,以及行會救濟等救濟系統與救濟行為,但是長時間未形成國家形式的統一的、跨地區的整體救濟體系與措施.從英國濟貧法的立法動因展開分析,可以將英國的濟貧歷史劃分為舊濟貧法時期、新濟貧法時期和福利國家時代三個歷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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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舊濟貧法(old poor law)時代的社會特徵與舊濟貧法的制度內核
這一時期主要是指1485～1603年的都鐸王朝,以及1601年《伊麗莎白濟貧法》頒布實施後200餘年直到1834年.
都鐸王朝時期的貧困問題主要起源於人口膨脹、土地兼並、圈地運動、通貨膨脹,以及宗教改革等.從1470年開始一直到17世紀中葉,英國的人口增長態勢就未曾停息過,致使整個都鐸王朝時期未成年人在人口總數中所佔比例長期保持在38％左右,在農業社會因為生產力水平低下而產生的生活資料增長非常緩慢的歷史條件下,以及長子繼承製的傳統繼承製度影響下,流浪人口大幅度提高,再加上手工作坊使用廉價童工替代成年工人現象的大量存在,進一步加劇了流浪者的數量.土地兼並和圈地運動作為奠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序幕的重大事件也發生在這一時期,加劇了農民的失業和破產程度,同時也加劇了英國社會的貧困化程度.整個16世紀,所謂的價格革命致使通貨膨脹成為經濟生活中的常態,這一通脹勢頭蔓延到了17世紀.僱主所推行的價格革命的實質就是低工資和高物價長期並存,由此造成了僱主的高利潤和工人的貧困化加劇.16世紀英國的宗教改革解散了大量寺院,沒收了大量教產,一方面削減了貧困人口接受救濟的渠道,另一方面也致使大量依靠年金生活的修士、修女、下級教士以及為數眾多的寺院的僱工、僕役陷入貧困,增加了流浪人口的數量(趙靜,2007).到了伊麗莎白時代(1558～1602年),新技術推動了毛紡織業的發展,開辟海外市場拉動了商業的發展,英國經濟呈現出繁榮的景象.但是,這一時期收入差距的懸殊非常明顯,農業生產非常脆弱,紡織業的發展並不穩定,農民的破產和城市經濟的不穩定,致使斯圖亞特王朝政府面臨的濟貧壓力非常大.17世紀20年代末英國在歐洲大陸的戰爭,以及1642年爆發的內戰,致使英國經濟陷入較長時期的混亂狀態,1647～1649年間的「平等派」和「掘土派」等群眾運動也加劇了英國社會的動亂,種種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使得這一時期的人口流動規模增大,擴大了社會貧困問題的廣度與深度.
都鐸王朝時期的第一個關於窮人的法令是1495年的法令,隨後比較重要的是1531年的法令.這兩個法令主要關心的是如何懲罰流浪窮人以及如何將其遣送回出生地或者居住地,不過1531年的法令增加了一條規定,即那些值得同情的窮人經許可後可以乞討.1536年的法令雖然又補進了很多實質性的內容,如「教區執事或者其他官員要為本教區體弱無勞動能力的流浪窮人收集救濟物以賑濟之」和「將5～14歲的健康流浪小孩送到農夫或者手工作坊或者其他行當去當學徒,以便他們日後有個技藝養活自己,任何拒絕這樣做的小孩或者中途無故離開的,當眾鞭撻之」.但是,這些規定在實際運作中的效力非常低.1547年的法令規定受到安置的兒童在24歲(男孩)和21歲(女孩)之前不得離開學徒場所,否則將被罰作師傅的奴隸直到上述年齡為止.這對流浪窮人的處罰過於嚴酷,不久便被廢止.截止到1572年的法令頒布之前,都鐸王朝頒布了一系列關於管制流浪窮人的法令,其中大部分都在實際操作中歸於失敗.1572年的法令是第一個努力為那些健壯的流浪窮人提供工作的法令,1576年的法令則強調了為窮人找工作的濟貧方式,並使之具體化.1598年的法令又設立了貧民監督官辦公處——徵收濟貧稅以及為那些健康的窮人提供工作.到1601年頒布《伊麗莎白濟貧法》,都鐸王朝的濟貧法已開始趨於合理(劉濤,2009).《伊麗莎白濟貧法》的基本原則是:讓那些沒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兒、無人贍養的老人和身體殘疾的人,得到救濟或贍養；給那些有勞動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讓他們能夠以此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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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麗莎白濟貧法》在英國濟貧法乃至英國社會政策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比較系統完整地規定了濟貧法制度,突破了零星的社會自發性慈善行為的「瓶頸」,是人類歷史上國家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介入濟貧事務,奠定了國家性濟貧制度的基礎.第二,所提供的主要是院外救濟(outdoor

relief),院外救濟主要包括每月或每周發放的補助金、燃料、衣物和住處等.它是在教區范圍內的救濟體制中堅持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救濟方式.主要形式有:(1)發放各種救濟金,這是最主要的院外救濟方式；(2)寄送貧困無助的孤兒；(3)針對貧窮的男性勞動力實行補助金制度；(4)提供麵包、衣物、原材料和燃料等實物救濟以及住房和醫療救助；(5)提供兒童做學徒的機會,幫助他們學一門手藝等(劉濤,2009).第三,政府已有意識地對貧民做出區分.政府將他們分為幾種類型:(1)強壯有力而不願工作的；(2)老弱病殘而不能工作的；(3)不幸而找不到工作的.依據不同的分類使他們的待遇有較大的區別,這樣的區分在體現國家與國民的權利和義務方面具備了近現代國家的特色.第四,建立了嚴密的管理體系,樞密院代表國王行使中央政府的權力,通過發布《命令集》來顯示中央政府在濟貧制度上的官方政策；地方上的濟貧事務基本上完全由治安法官來負責；地方上濟貧事務的實際操作則由教區濟貧官和貧民救濟委員來執行.第五,較為完善的濟貧稅的徵收制度,規定由每個教區的教會管理人和四名貧民監督人(overseers)負責向每一個居民土地所有者徵收濟貧稅,如若被徵收者違反濟貧稅的征繳制度,他們有權扣押這些人的財產.
(二)新濟貧法(new poor law)時代的社會特徵與《新濟貧法》的制度內核
這一時期主要是指1834～1948年.這一時期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工業成為英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命脈,無產階級隊伍已經形成,無產階級的普遍貧困成為當時英國社會的主要問題,亟待解決.古典主義的經濟學說在英國成為思想界的主流,社會中上層人士普遍認識到,如果不能解決嚴重的貧困問題,就會導致社會總需求的萎縮以及投資的不足,從而引發經濟危機.由此,自由放任理論成為19世紀初期之後濟貧法改革的指導思想.
英國於1834年頒布了《濟貧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 of
1834),又稱《新濟貧法》,該法案最重要的一條原則是嚴格禁止對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濟貧院之外的救濟,對於申請救濟的貧困勞工要求他們必須入住濟貧院,並從事教區安排的工作以獲得救濟.該法案的實行,進一步完善了英國社會的濟貧制度,主要表現在:第一,第一次全面以社會政策的方式規定了有工作能力的人不能享受濟貧院之外的救助,接受救濟的窮人的生活標准必須低於自立勞動者的生活標准,這成為以後福利政策的基本思想.第二,建立了全國一致性的貧民處置方法,一是組建了英國早期重要的公法人機構「英格蘭和威爾士濟貧法委員會」,使之負責全國貧困救濟的管理,包括貧民、濟貧院、兒童教育等方面.二是授權各地建立濟貧院和聯合濟貧區負責窮人救濟工作.救濟工作的管理由以地方為主開始過渡到以中央政府為主(高潮、徐濱,2011).第三,建立起完善的濟貧管理體系,1847年中央成立濟貧法部(poor
law board),統一監督各聯合濟貧區的工作,1871年成立地方政府事務部(local government
board)監督地方事務,包括濟貧工作.上述兩部擁有的許可權包括:(1)有權頒行濟貧條例；(2)成立督察組專門監督中央條例在地方上的執行情況；(3)設立地方稽核員,對不合要求的濟貧支出施以財政性懲罰；(4)在地方上選舉監督官並聘用有薪官員負責濟貧事務.第四,院內救濟成為整個英國《新濟貧法》的標准體系,也成為《新濟貧法》的核心.院內救濟的主旨是指貧困者必須進入濟貧院中才能得到救濟,接受院內救濟的人不再擁有選舉權,以示對接受救濟者政治上的懲罰,目的是讓每一個貧民都知道應該通過個人的努力而不是政府與社會的幫助來擺脫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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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濟貧法》時代,工業經濟的發展引發了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革,到19世紀末期,整個社會在反貧困的意識上發生了很大的轉變:(1)從譴責窮人的懶惰和惡習是導致貧窮的主因轉變到窮人的貧困是由於經濟結構的不完善造成的；(2)從一味強調窮人應以自立和拚命勞動來解決自身貧困問題轉變到政府需要在經濟上給予窮人以基本的幫助；(3)將濟貧由分散變為集中,克服了地方濟貧管理腐敗和不稱職的局限；(4)從忽視窮人的生存條件轉變到幫助窮人改善其生存狀態,並逐步提高其生存水準以達成社會穩定的目標.
(三)福利國家時代的社會特徵與福利社會的制度內核
這一時期大致是指1948年英國頒布《國民救濟法》,正式廢除濟貧制度開始一直持續到今天的階段.國民救助制度的實質是將過去的各種救濟制度進行揚棄之後統一形成的制度.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國民救濟制度的建立「標志著英國社會史整個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個新的時代開始到來」.至此,在英國實行了幾百年的濟貧法退出了歷史舞台.
進入20世紀之後,英國社會的生產力因為工業革命的成功而獲得了極大的提高.相應地,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整個社會經歷了高度發展.分配領域的不公導致兩極分化加劇,經濟周期和機器替代人工的現象提高了失業率,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妨礙了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調控強度,所有這一切的變化都決定了建立在自由主義和自助傳統上的濟貧制度,已經不再適應變化了的英國社會的現實需要,也無法有效地解決新社會條件下復雜的社會問題(丁建定、楊鳳娟,2004).此時新自由主義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霍布森指出,一個治理得當的國家,應該以新形式的社會有效支出來解除目前公眾的貧困,並把它作為國家的主要責任(霍布森,1902).1906年頒布的《教育法》規定由地方政府為貧困學生提供免費午餐,1907年又增加了為學生提供免費醫療措施的條款.1908年頒布的《養老金法》使英國建立了免費養老金制度,為英國大部分老年貧民提供免費的養老保障.隨後又頒布了一系列的法規,如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1920年的《失業工人法》和《國民健康保險法》都為解決社會貧困問題提供了相應的制度保障.在濟貧的組織保障方面,1919年通過的《健康保障部法》規定,成立健康部作為中央管理機構來統一管理英國的濟貧事務.1929年頒布的《地方政府法》要求在地方上成立公共救助委員會,進一步完善了社會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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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社會保障制度向著建立福利國家的目標演進.1945年通過的《家庭津貼法》倡導設立一種由稅收統一支付的非繳費型、普享性津貼,該法的目的是試圖解決由戰爭所造成的貧困.1946年通過的《國民保險法》(不同於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確保提供給每個公民以失業、生育、死亡、孤寡、退休等方面的保障.同年,還頒布了《國民工傷保險法》和《國民健康服務法》.1948年頒布的《國民救濟法》,正式確立了由國民救濟制度來替代原有濟貧制度的社會保障原則,原來由濟貧法所提供的各種救濟被納入統一的新型社會保障制度進行管理.上述5部法律共同構築了英國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實現了社會保障制度的系統化和對公民社會保障權利的全面保障.英國也由此成為世界上社會保障法制最完備的國家,形成了「收入均等化、就業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福利設施體系化」的社會保障模式(楊思斌,2008).
英國所創立的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具有以下特點:(1)政府以不斷完善社會保障政策作為施政理念,並在法律的框架下確保組織機構的完善和監管體系的順暢運行；(2)強調福利的普遍覆蓋,服務於社會全體成員；(3)充分考慮公民個人的負擔能力,減輕個人的繳費負擔,由僱主和企業共同籌資,政府負責,以確保合法權益支付和融資；(4)保障項目齊全,保證替代率或絕對水平、待遇水平隨經濟發展而不斷提高；(5)保障目的已不完全是預防和消滅貧困,而是維護社會成員一定標準的生活質量,不僅滿足人們生存的需要,而且開始注意滿足人們發展的需要.
二、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對中國反貧困原則創新的啟示
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經歷了從道義到權利的轉變,「由於福利是權利而不是恩惠,所以人們可以無償地接受它們,而不必感到似乎是佔了別人的便宜」(楊思斌,2008).綜合考察英國濟貧法歷史演變中濟貧原則的演變,結合我國貧困人口救助制度的現實,可以發現,目前我國貧困人口社會救助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1)貧困救助保障的覆蓋面小；(2)貧困救助的標准低；(3)貧困救助的渠道與標准不統一；(4)貧困救助的實施主體錯位；等等.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則可概括為:(1)社會保障體系各組成部分的功能界定模糊,致使社會救濟的需求大范圍擴張,引發社會扶貧救濟工作難以為繼；(2)社會扶貧救助未能實施國家統一部署,財政支出過少,致使社會救助秩序混亂；(3)社會扶貧救助中,國家財政支出所佔比例太小,地方財政在該項目的支出上對中央財政的依賴性過大,致使該項工作因經費短缺而難以展開；(4)貧困人口救助的立法滯後,制度化建設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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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首先需要在社會反貧困原則的創新方面進行制度修復.
(一)保障基本生活原則
社會貧困救助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條件.現代中國貧困入口生活陷於困境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憲法賦予他們有基本的生存權利,同時政府也有義務幫助他們獲得滿足基本生存權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基本物質生活條件是隨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因為所有社會成員都有權利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現代中國社會救濟標准要基於居民維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務的種類和數量,並隨市場價格的波動而實行年度調整.現階段維持城鄉居民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務包括:(1)維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人均日攝取熱量標准2

400千卡所需的食物；(2)維持最低水平的日用品消費需求；(3)人均最低水平的衣著需求；(4)人均最低水平的文化用品、葯品、燃料需求；(5)人均最低水平的交通費、托兒費、學雜費、房租、煤氣、水、電、洗理費.
(二)社會化救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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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救助應奉行社會化原則,需徹底改變目前有工作單位的職工首先向所在單位申請救助,單位有困難的由當地上級主管部門調劑解決,主管部門仍解決不了的由財政兜底的傳統救助方法.傳統的單位是社會救助第一道安全網的扶貧制度事實上易形成貧困與救助因果循環的悖論.實施社會救助是當代政府應該履行的基本責任,財政轉移支付中的一定比例用於社會救助並構成社會救助基金的基本來源,是當代財政理論的基本要義,可以保證扶貧工作的切實到位.雖說社會扶貧需要藉助全社會的力量,但企業和社會慈善機構的職能與力量均不能從根本上保證這項事業得以落實.要充分發揮政府和全社會的力量開展社會濟貧,事先必須分清落實的主體,只有政府的專職職能部門真正充當起社會救助的主要的、基本的職責,即使社會救助工作走向社會,打破部門和單位的圍牆,才能真正引導這項工作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展開,吸引更多的社會組織和個人從道義上來支持這項工作,進而可以避免社會救助過程中的標准不統一、資金不到位、職責不明確、落實不連貫的弊病.
(三)救、助結合,以助為主、以救為輔原則
目前中國需要救助的人員中,原國有企業職工佔了很大的比重,這部分人或因國有經濟實施戰略性重組,或因原所在企業破產、被兼並等原因而脫離了工作崗位,又因受其自身知識結構、勞動技能和就業觀念的限制,一時難以重新就業,陷入貧困的邊緣.這部分人員從其體能和年齡而言,大多屬於就業適齡人口,如果就此放棄工作,依靠社會救助和下崗工資生活,一方面無助於其自身及其家庭生活狀況的改善,另一方面也會增加財政轉移支付的負擔,侵蝕「三無」人員、老弱病殘、弱勢人群等急需社會救助的人群可能獲得救助的空間.因此,政府在對這部分對象實施救助時,應立足於救、助結合,以助為主、以救為輔的原則,設立明確的時間表,在短期內對其進行經濟上的救濟幫助,但從長期而言,則需從多方面開展再就業工程,從技能上、觀念上幫助這部分人群轉變就業理念,開展多種形式的就業活動,樹立「要就業、找市場」的觀念.同時,政府要檢討已實施的產業重組政策,財政注資應立足於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要加強對財政資金效益的考核.
(四)公平與效率相結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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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人口的救助屬於社會保障的范疇,社會保障就涉及資金的籌集問題,雖說社會扶貧救助是一項無償的活動,資金承擔主體是政府,但按照風險不確定原理和大數原理,社會公眾個人也應為救助資金的籌集承擔一定的義務,有工資收入的社會成員參加社會保險統籌,統籌中的一個較小比例劃撥用於社會救助基金,可以充分體現社會公平.社會濟貧的效率應體現在扶貧體系應有一套「預警、信息、救濟」網路系統,可以自動識別貧困發生主體,杜絕扶貧救濟中的苦樂不均現象.在實施社會扶貧救助工作中,要密切關注物價變動的趨勢,原則上實行扶貧標准一年一定,使貧困人口的生活不因物價的上漲而進一步下降.同時,實行扶貧款發放的群眾監督,主管部門定期抽查考核,使效率與公平能形成高度的協調一致性.
(五)統一管理、政事分開原則
要避免社會救助工作中的管理不統一現象,關鍵還在於理順政府管理體制.這需要杜絕社會救助工作中「政出多門、各自為政、自成體系」的現象和格局,嚴格構築統一的社會救助體系,對貧困人口實施統一救助,由一個口子施救,以此形成規范化、網路化、一體化的社會救助管理體制.各地在構架社會救助體系框架時,要以省一級民政部門為核心,展開垂直管理；由地、市級民政部門負責行政區域內的社會救助工作的組織和實施；縣、鄉、鎮的民政部門負責社會救助工作的具體實施.政府其他職能部門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人事局等部門可協助負責救助資金的籌集,然後交由民政部門實施救濟.同時,也需要形成統一的社會救助瞄準機制,形成貧困人口家庭經濟狀況的調查和評估機制,杜絕社會救助中的重復、遺漏和虛假申報等現象的發生.
(六)依法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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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救助的制度規定多源自於政府的文件、規定和行政命令,具體實施方案也多來自於一些地方的經驗總結和介紹,然後通過政府的文件加以推廣,總體而言,缺乏法律的有效規范,並且缺乏嚴肅性、權威性和強制性.因為缺少立法的支持,所以在社會救助的實施主體、對象、標准、范圍、期限、條件、監督、責任、義務等方面皆存在一些問題.行政調控作為社會救助工作的主要手段,無法避免非科學性、非持久性做法在社會救助領域的發生.因此,應盡快頒布和實施全國性的社會救助法案,賦予社會救助工作以法律效力,促使該項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健康發展.
三、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對中國現代社會救助的總體思路創新的啟示
從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來看,強調國家的責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為了保障國家責任的履行,英國設立了社會保障部,統一管理社會保障事宜,避免了「政出多門、多頭管理」的弊端.因此,我國貧困人口的社會救助工作要順利展開,並取得持久性的成效首先需要界定責任主體,並對中國目前全社會、多主體、標准不一、責任不清的社會救助體系進行根本性的改革與重塑,以杜絕政出多門、財力配置部分失效、綜合協調薄弱、管理機構設置不合理等體制性弊端降低社會救助效能的現象的延續.上述任務的完成,有賴於政府主管部門施政理念的轉變,要一切依照市場經濟國家的法則行事,加強有關社會救助的立法工作,依照法定程序開展濟貧救助；有賴於社會保障體系組織框架的合理構建,建立「縱向為主、橫向配合」的社會濟貧救助網路,明確社會救助責任主體,並建立有效的社會監督機制；有賴於社會救助標准隨物價波動自行調整機制的建立.根據中國社會救助工作的實踐經驗總結,我們認為,建立和完善幫困救助機制的總體思路應定位於「政府推動、民政為主、社會參與、綜合協調、形成合力」.
要理順實施社會救助的責任主體,從中國政府組織框架的組成及其職能分工與界定來看,作為政府機構之一的民政部門的基本職能就是實施社會保障.目前,民政部門救助的對象主要是「三無」人員.在上海,社會救助運行機制分為五大板塊,即(1)民政救助；(2)安民幫困；(3)社會化救助；(4)高校幫困；(5)慈善救助.其中,民政救助的對象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在社會保障線以下者.1995年7月,上海市政府下發了「關於對城鎮低收入家庭發放糧油供應卡的通知」,對這部分家庭實施「給予救助糧油及面製品等食物」的幫助.目前,已有50萬人從這一救助制度中得到幫助,占上海市總人口的5％左右.二是對無業殘疾、全家無從業人員、孤老等特困人員的救助.三是對烈屬及無業傷殘軍人的定額補貼或救助.其他四大板塊的社會救助分別由經委、勞動主管部門、企業、教委、社會公益性慈善基金會來實施.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社會救助享有上的苦樂不均現象,同時非民政屬性的政府機構和企事業單位的職能定位無法保證社會救助工作的持續連貫性,特別是在救助資金的來源和撥付上無法得到切實的保證.因此,以民政為主,就是要集中國家財政資金,通過民政部門的縱向組織體系,利用民政系統的專業化救助技術來實施社會救助工作.這樣,就可以避免實際操作中責任主體難以落實責任與義務,企事業單位救助落實困難的弊端.

⑨ 英國 《社會濟貧法》頒布時間

英國圈地運動後，1601年英國頒布《伊麗莎白濟貧法》，緩解貧困者生存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