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社會福利

⑴ 經濟法在社會經濟中的特有作用

經濟法的來特有功能，主源要包括社會經濟協調、利益資源分配、維護市場秩序以及宏觀管理規范的集成功能。與經濟學追求效率優先、社會學追求行為公平以及其他相關部門法的適用特點不同，具有比較優勢。改善民生與社會和諧發展。
（一）、經濟法的平衡協調功能
經濟法的經濟社會屬性與公私融合屬性決定了經濟法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的平衡協調功能。經濟法調整經濟生活既以平衡協調為目標，也以平衡協調為手段，促使社會與私人、私人與私人之間達成某種共識和妥協，以實現最大化的社會福利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二）、經濟法的穩定風險功能
當經濟社會轉型期同時面臨全球化帶來的外部經濟沖擊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內部市場結構調整問題時，穩定經濟風險尤為重要。只有在經濟法框架下，充分發揮其穩定經濟風險的特有功能，才能營造法治規范的市場環境，解決內部供需關系平衡問題、消費群體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發達國家轉嫁經濟風險問題和有效抵制貿易保護等問題，從而推動經濟平穩運行和較快增長，為改善民生和積累社會財富保駕護航。
（三）、經濟法的提升效率功能
經濟效率的提升取決於市場主體經營自主的私權利和國家介入干預的公權力之間在制度上的高效合理與運行上的規范系統。

⑵ 經濟法有哪些內容

主要有市場管理法,包括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產品質量法、廣告法等市場管理法規。宏觀調控法,包括計劃法、預演算法、投資法、稅法、中國人民銀行法、農業法等國家宏觀調控法規。社會保障法,包括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社會福利法、勞動法等法規。

⑶ 怎樣理解經濟法以社會公正為價值追求

經濟法以社會本位為價值取向，屬於社會法，是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制定的，目的在於維護社會正義、交易公平、宏觀效率和公共福利
。現代經濟法以社會利益為本位，要求上至國家機關，下至社會組織和個人，都要對社會負責，即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經濟效益的提高負責。經濟法正是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通過對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個體利益的協調，來達到發展社會的目的。

所以，經濟法固有的基本價值取向是社會本位，側重於從社會整體角度來協調和處理個體和社會的關系，注重社會總體的經濟公平；在效率問題上同時注意個體、團體、社會乃至全人類的效率和利益，眼前、長遠乃至子孫後代的效率和利益；在秩序問題上同時兼顧個體自由、權利與他人的自由、權利，以及與社會的正常運行發展之間的關系。

⑷ 簡述經濟法的社會本位原則

社會本位原則又稱為社會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則。它是對經濟法干預經濟生活范圍的定位,或者說是對經濟法基本出發點的規定。

每一個法律部門在確定自己調整范圍時,都以維護哪方面利益作為自己的基本出發點，也就是以什麼為本位。行政法強調國家本位,注重保護國家利益; 民法則強調個人本位，注重保護民事主體的利益。在市場經濟中,市場的缺陷已經表明個人利益只有與社會公共利益平衡發展才能得到實現。

因此，經濟法以保護社會公共利益作為自己的基本出發點，即強調社會本位。它要求個人必須服從社會的需要，個人必須作出利益上的讓步,只要這種讓步合乎社會的正義。

(4)經濟法社會福利擴展閱讀

社會本位的概述

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法的本位思想。社會公共利益滿足程度是與國家的宏觀調控、經濟個體的行為以及市場的運行和社會分配行為緊密聯系的。

經濟法把社會本位作為調整原則表明，經濟法在對產業調節、固定資產投資、貨幣發行、產品質量控制、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關系進行調整時，要以社會利益為本位。

社會本位的好處

它不僅反映了經濟法調整范圍的根本要求，體現了經濟法的本質特性，還統率著經濟法的基本制度。同時也提供了經濟法的行為方向和模式，彌補立法疏漏,使之具有規范性、實限性和可操作性。因此，經濟法社會本位原則是經濟所特有的本質性原則。

⑸ 社會福利是不是有經濟法來調配的

不是的~

⑹ 在經濟法中，按照福利發放主體范圍和對象不同，社會福利可以分為哪些

（一）我國傳統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內容
我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建立於20世紀50年代，1951年8月發布了《關於城市救濟福利工作報告》，報告由政府民政部門負責組織實施，保障對象主要是無依無靠的城鎮孤寡老人、孤兒或棄嬰、殘疾人等。民政部門通過設立福利機構為這些孤老殘幼人員提供保障。福利機構分為社會福利事業和社會福利企業兩類。福利事業機構包括各種收養性的福利院、精神病院等；福利企業主要是通過為殘疾人提供就業機會，解決殘疾人的生活保障問題。民政部主管的這些福利只覆蓋了城鎮極少數特殊人群（占總人口1%不到）。1950年6月頒布的《工會法》、1953年勞動部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修正草案》對企業職工的生活困難補貼、探親補貼、取暖補貼作了規定，還規定企業應設立食堂、托兒所，所需費用由企業行政或資方負責。1953年5月財政部、人事部發布《關於統一掌管多子女補助與家屬福利等問題的聯合通知》、1954年3月政務院發布了《關於各級人民政府工作人員福利費掌管使用辦法的通知》、1956年國務院發布《關於國家機關和事業、企業單位1956年職工冬季宿舍取暖補貼的通知》、1957年1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職工生活方面若干問題的指示》，這些法規對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冬季取暖、生活困難補助、職工住宅、上下班交通、職工家屬醫療補助、生活必需品供應等問題作了全面的規定。由此，絕大多數企業職工以及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福利需求按規定由其所在單位提供，並且是我國社會福利的主體（占城市居民的95%以上，占總人口的25%以上）。企業職工的福利由勞動部負責和管理，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福利由政府人事部門負責。可以看出，我國的社會福利是由民政福利、企業職工福利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福利三部分組成。
從20世紀50年代初建立社會福利制度至90年代末期的整個計劃經濟時期，城鎮居民能夠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在不斷增加，從職工的生活困難補助、冬季取暖補貼、探親補貼、交通補貼、休假療養，到為職工建立托兒所、幼兒園、食堂、洗澡堂、醫務室、閱覽室、體育場，再到為所有城鎮居民提供糧油以及副食品價格補貼，一個企業或者一個單位就是一個無所不管、無所不包的小社會。此外，教育和住房分配也是福利待遇。在教育方面，從小學到高中教育是免費的，高等教育不僅免交學費、住宿費等費用，而且學生還可以享受到能夠解決吃飯問題的助學金；在福利分房方面，企業或者單位按照職工的工齡和年齡等條件以及家庭人口數目，為職工分配住房。總之，計劃經濟時代的50年，我國的社會福利是以職業為依託、以城鎮職工為主體、關懷職工生活方方面面、所需經費幾乎全部由國家財政提供的福利制度。
我國的福利制度自建立以來，尤其是在建國後的十來年，在解決城鄉無家可歸、無依無靠、無生活來源的社會成員的生存問題上，作出了有益的貢獻。據民政部門的統計，1959年民政部門管理的福利院收養了64454位孤老、27964位孤兒和14627位「三無」精神病患者。[1]在農村，按照1960年4月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1956-1976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30條確立的對農村中的孤老殘幼實行「五保」的制度，許多地區建立了養老院，收養農村中的孤寡老人。到1994年，全國已有33584個鄉鎮統籌供養了273萬「五保」人口，農村敬老院約4萬所，收養56萬老人。[2]民政福利制度的實施就使得那些社會上最脆弱群體的生存有了保障，由此極大地顯示出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保障了社會穩定。
在計劃經濟時期的「高就業、低工資」的就業和分配製度下，城鎮職工所享受到的無所不包的福利待遇，不僅極大地填補了職工由於低收入而造成的生活上的虧空，改善和提高了他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而且使他們切實地感受到當家作主的滿足和自豪。
（二）我國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
80年代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帶來了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傳統福利制度日益暴露出一系列不適應新社會環境的弊端：首先，國有企業改革必然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的經濟實體，它們要與所有企業一起參與市場競爭，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尤其是一些老企業，由於背負沉重的職工福利負擔，所以難以與新生企業公平競爭，面臨更大的破產風險，而且職工所在的企業一旦破產，職工極其家庭能夠獲得的福利待遇將沒有了著落，生活將立即遇到極大困難；其次，企業的福利待遇將企業與職工緊緊地栓在一起（例如單位分配的住房、職工子弟就讀的子弟學校等，形成了企業與職工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不同企業或單位，職工的福利待遇會有很大差異，有些單位職工的福利甚至高於工資，這就阻礙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第三，優厚的福利待遇由於是平均分配，所以不但沒有發揮它激勵勞動者積極性的功能，反而助長了人們的懶惰和依賴心理，影響企業的效率和發展；第四，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經濟結構多元化，農村人口流入城鎮，進入不同所有制企業和單位就業，他們連應當享受到的社會保險待遇都享受不到，何談享受社會福利待遇，這種從制度建立之初就對農民實行的不平等待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不能再延續下去，否則會繼續擴大城鄉差距，城鄉隔離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也無法打破。可以看出，在市場經濟下，傳統福利制度不但不能適應不同社會成員的需求（我國現有的社會福利服務只能滿足5%的社會需求，這里的社會福利服務主要指為老年人、殘疾人提供的養老和寄養機構），而且直接對企業的發展，最終也對整個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也會釀成社會不穩定因素。改革傳統的福利制度勢在必行。
1993年4月，民政部發布了《國家級福利院評定標准》，同年8月，民政部又發布了《社會福利企業規劃》。1994年12月，民政部發布了《中國福利彩票管理辦法》。1997年4月，民政部與國家計委聯合發布《民政事業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殘疾人可以由過去單一的在福利企業就業改變為在福利企業或分散就業。1999年12月，民政部頒布了《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暫行辦法》。從這些法規可以看出，無論是社會福利院和社會福利企業的發展，福利資金的籌集，還是殘疾人就業，社會福利機構的管理等，民政部門作為我國福利事業的主管機構將把我國的社會福利事業逐步從官方舉辦引向社會舉辦，並按福利需求設立福利項目，例如將原來單一的以集中收養孤寡老人的養老院，按照老年人的不同需求設立養老院、老年公寓、老年護理服務、老年家政服務等福利項目，並面向所有有福利需求的老年人。民政福利的社會化不僅使民政福利走出封閉，而且提高了民政福利機構的效率。與此同時，社會辦的福利機構也在迅速發展。尤其是社會辦的社會福利企業，其發展勢頭甚至超過了官辦福利企業，有數字表明，到20世紀90年代末，官辦福利企業占福利企業總數從65%下降到14%，社會辦的福利企業從35%上升到86%，就業的殘疾人數佔到福利企業就業殘疾人總數的84%。
企業職工福利改革，在初期，通過實行承包責任制，將企業的福利設施對外開放。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社會背景下，在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絕大多數企業和單位打破過去封閉運行的模式，成立了面向社會、有償服務的勞動服務公司，並逐漸與原單位脫鉤，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並參與市場競爭。例如，絕大多數的房修公司、托兒所、幼兒園、理發店等都是從原來的企業或單位剝離出去的、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
住房福利改革，1989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在全國城鎮分期分批推行住房改革的實施方案》後，城鎮居民福利分房開始向住房商品化、私有化方向改革。1994年國務院發布《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規定以標准價出售公房，1998年底，中央政府宣布停止企事業單位的福利分房後，職工按標准價購買了住房。同時確立了由單位和職工各繳費50%的住房公積金制度，並為職工建造和出售經濟適用房。有些城市為居民提供廉租房或房租補貼。
教育福利改革，讓人們感到壓力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將原來高等院校的助學金制度改為貸學金制度，後來高校學費一路攀升，城市重點中小學校也要收取贊助費。農村義務教育由於失去集體經濟的支持而將負擔轉嫁到了農民身上。由於計劃經濟時期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被打破，人們的收入出現了差距，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收費昂貴的私立學校應運而生，先進的教學設備、優秀的師資、獨特的教學方法，為富人的子弟提供了優越的就學機會。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多種辦學模式，開辟了教育領域的競爭局面，為培養出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學生提供了可能。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有企業及其職工的數量有了較大的減少，加之國有企業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福利事業逐步走向社會化，因而，單位和企業對於社會福利事業的投入大大減少，負擔大大減輕。與此同時，國家和社會舉辦的福利事業在迅速發展，不斷滿足不同社會成員對於福利項目的需求。我國社會福利事業的改革雖然沒有社會保險改革進展快、步伐大，但是它正在緩慢地朝著社會化、規范化的方向發展。

⑺ 經濟法都包括什麼法

你好，之了很高抄興為襲你解答。
經濟法包括《物權法》、《合同法》、《證券法》、《企業破產法》、《反壟斷法》、《票據法》、《合夥企業法》、《房地產法》、《環境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價格法》、《會計法》等等等

⑻ 經濟法課程論文-試論社會保險法律制度與社會福利法律制度的異同-2500字就可以，交老師的

一、社會保險法與勞動法的關系

（一）黃越欽教授關於勞動法與社會法關系的分析

已故黃越欽教授系我國台灣地區著名法學家，他對推動台灣地區勞工法、社會法進步發揮了繼上世紀史尚寬教授之後承上啟下的作用。黃程貫教授、郭明政教授等皆是其學生，先行教育，之後任大法官。黃教授留學於奧地利，對於奧地利、德國法制有著精深研究，他所處的時代已是社會法大有發展的年代。在他的鼓動之下，黃程貫教授、郭明政教授赴德學習、研究勞動法和社會法，後兩位在我國台灣地區勞動法與社會法研究及立法中所發揮的作用為學界公認。黃越欽教授專門研究勞動法，對於社會法亦有相當研究。其在大陸地區發行的《勞動法新論》對於推動大陸地區勞動法進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黃越欽教授對於勞動法與社會法的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其中對社會法的關注幾乎全部集中於社會保險法。其中觀點如下：

1．勞動法與社會法的並存關系。所列事例為勞工保險中職業災害保險醫療給付與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失業保險給付與資遣費的給付都呈現並存狀態。

2．社會法取代勞動法的關系。他認為：「所謂取代關系指，原屬勞動法范圍之內容，由社會法取代，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1952年國際勞工組織的社會安全最低基準公約，將勞資沖突中的重要內容改以保險之方式替代……」，[1]尤其是人民年金取代退休金制度。[2]

3．社會法優先於勞動法的關系。職業災害保險責任優先於僱主責任。

4．勞動法與社會法的互補關系。他認為：「不論失業或退休，均對勞動者之經濟生活造成重大影響，為維持勞動者之基本生活水準，遂有令僱主支付資遣費及退休金之制度。惟或因要件不符或因雇無資力，並非所有勞動者均能受惠，而開辦失業保險以補其不足。」[3]

5．勞動法與社會法的競合關系。勞保職災醫療給付與健保醫療給付，可選擇適用。

6.勞動法向社會法的過渡關系。退休金、勞保老年給付、人民年金將逐步過渡。[4]

黃越欽教授所指社會法系德國法中的社會法，一般包含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與社會補償制度，台灣地區襲用德國法概念，與中國大陸地區社會保障法概念略同。事實上，社會法與勞動法的關系集中體現在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的關繫上。

（二）中國大陸的實踐

1．實在法體現。中國大陸地區自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勞動法失去了存在的社會土壤。即便是改革開放初期，勞動法亦僅僅是名詞而已。但是，企業勞動關系的變遷，使消失多年的勞動法概念逐漸成為實在法。自上世紀80年代後眾多勞動法規的頒布到1994年勞動法的出台，中國勞動法逐漸增多和成熟。1986年頒布實施的《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第四章「在職和待業期間的待遇」和第五章「退休養老期間的待遇」已經涉及到了社會保險概念和制度建構思路。該行政法規中已經使用了「社會保險專門機構」概念。《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的實施應當是勞動力市場化的里程碑，亦是中國勞動法制恢復的起點。勞動合同是僱傭勞動的法律形式，勞動合同制度的建立與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幾乎同時起步，中國特色非常鮮明。可以說，勞動法律規范和社會保險法律規范雜揉在一體中，更准確地說，當時的社會保險實質上是針對勞工保險。1994年7月5日，《勞動法》頒布，該法第十章「社會保險」就社會保險的種類、基本內容作出了原則性規定，在《勞動法》中規定社會保險專章。筆者推測，當初人們對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之間到底關系如何並不清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都以保護勞動者利益為出發點。

本世紀以來，「社會保障」概念逐漸成型，之前的「勞動法」漸成「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在越來越多的實在法頒布後已經開始逐步分離，尤其是2007年《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和2010年《社會保險法》的頒布，使得過去將「社會保險」規范認定為勞動法律規范的認識逐漸得到矯正，更多的人感知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的差異與區別。

2．學界狀態。在我國，社會保障概念至1998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成立後偶有提及，但大學課堂上尚無「社會保障法」課程。而講授勞動法的教師大部分也將「社會保險」作為勞動法課程的內容。勞動法學領域研究，不僅落後於僱傭勞動實踐，亦落後於立法展開，當初講授勞動法課程時將社會保險作為內容幾乎沒有異議。

2006年之後，中國法學會社會法學研究會成立，該研究會主要以高校勞動法和社會保障師資為班底，已經出現了側重，即有的老師相對專注於勞動法，有的老師則專注於社會保障法。但是，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學者隊伍並未分野。不像有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學界，該領域的學者隊伍已經在分列而立，彼此有聯系但相對獨立。目前，大部分學者已經意識到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的差異。不過，系統性地闡釋兩類不同法律規范異同的研究成果幾乎未見。

（三）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異同點與未來趨勢

1.一般來講，先有勞動法，後有社會保險法。從時間節點上看，勞動法應當是歷史兩百年以上的法律制度，而社會保險法歷史不過百餘年。勞動法的產生是調整勞資關系的需要和結果，或者說，勞動法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在勞資之間進行平衡，因勞資關系之強弱變更而由不同力度之勞動法調整。社會保險法的產生是在勞資關系調整遇到僵局之後的結果，勞資關系的調整在勞資關系不能維系或勞資關系中斷後陷入了僵局。例如勞動者年老、疾病、職業傷害、生育等情況下勞資關系終止後，勞動法已經難以「再」發揮作用。換言之，當勞動者不再是勞動者的時候，當事人已經不成其為勞動法上的當事人。這些退出工作崗位的勞動者需要有另外法律制度的庇護。

2．勞動法的給付為私法上的給付，而社會保險法為公法上的給付。在不少學者的認知中，勞動法屬於私法，或者說是私法的特別法，這種認知是從給付的當事人角度的判斷，即僱主對於雇員的工資給付，屬於私法上的給付。不過，我們認為勞動法並非完整意義上的私法，它僅從給付角度具備上述性質，大量的勞動基準，尤其是職業安全衛生制度大部分屬於公法規范。社會保險法的給付全部為公法上的給付，保險人為公法上的主體，保險給付對象—被保險人為自然人。自然人一般先覆蓋勞工階層，之後覆蓋其他社會群體。

3.皆屬於社會政策導向的產物，皆針對勞工問題，皆屬於社會立法的范疇。「勞動法與社會法為20世紀以來所成長的兩大法域，其發達與整個人類歷史進程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也刻畫出意識形態對法制的深遠影響。」[5]勞動法調整的社會關系常常被稱作是勞動關系，而勞動關系的形成集中體現在工業革命後形成的產業僱傭勞動，形成於勞資對立統一的展開，並成為社會問題中心點的勞動問題。「勞動問題是工業革命後所形成的新課題，也是近兩百年來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社會問題。英國人瓦特發明蒸汽機作為生產動力之後，勞動者原來是生產工具的主人，現在變成了工具的附庸，有錢的資本家可以買工具建工廠大量生產坐在家裡發財，無錢的勞動者只好受雇於開工廠的資本家每日賺取微薄的工資以維持生活，從此勞動者與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分離，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階級對立，利益難以協調，問題日益嚴重。此一問題，隨著工業化的擴展，由英國擴及歐洲、美洲、澳洲，乃至於亞非拉丁美洲，成為世界性的社會問題。」[6]勞動法的產生與發展體現在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勞資關系永恆不變的話題，任何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都無一例外地演繹著社會存在與法律建構的整體，即勞動關系的生成與調整勞動關系的勞動法的產生與發展。而這一進程深刻反映了公共政策或社會政策導向，如同其他法律門類必然存在相應的政策一樣，勞工政策是重要的社會政策。勞動立法亦是重要的社會立法之一。社會保險法產生之初即以保勞工之險為使命，至今，社會保險中相當部分仍以職業人群為保險對象，體現著一個國家和地區勞工政策的動向，體現著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政策動向。可以這樣講，社會保險法制較為完備的國家和地區，其社會主義特徵突出、整體或團體主義色彩鮮明；而社會保險法制建構不夠齊整的國家和地區，其資本主義特徵突出，自由主義或個體主義色彩鮮明。該法同樣深刻地反映了當地勞工政策和社會政策動向。

4．兩類法律的未來。勞動法產生兩百多年來，人類在該領域的耕耘與拓展已取得了輝煌成就，在勞動契約制度，勞動基準，例如工作時間、職業安全衛生、團體協議與團體交涉，乃至勞動爭議處理制度等領域已經有了相當多的積累。一些人類爭取的目標早已實現，例如縮短工作時間與降低勞動強度皆已成為事實，在歐美國家，勞動法已經轉戰於「體面勞動」。所以，學界對於勞動法與社會法一直存在此消彼長的判斷。可以這樣講，勞動法領域的問題越來越「傳統」，新出現的問題或非常態性問題則成為學界的熱點，成為法制的關切。例如，近年來以勞動派遣為代表的非典型僱傭成為勞動法研究的新寵。未來，隨著科技進步和信息技術、智能科技的推展，人類勞動方式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勞動法的式微是不可抗拒的潮流。當然，勞動法所扮演的角色將逐步走向「高端」，更多的「白領」成為工廠法時代的勞工，不待時日，教科文衛體人員將逐漸成為「勞工」。毫無疑問，未來的法律屬於社會法，社會保險法制是其中典型，換言之，未來社會，勞動人群的縮減，社會閑雜的增長；生產性人員的縮減，服務與娛樂性人員的增長將是發展趨勢，可能他（她）不創造財富，但是，他（她）創造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變遷中，「吃閑飯」者的增長將是長期趨勢，而創造「吃閑飯」的法律制度中，社會保險法制即是其一。曾經，老年年金保險法制專為職業人群而設，沒有工作便沒有年金，沒有工作便沒有退休金；如今，一些國家和地區在職業人群社會保險逐步完善的基礎上，拓展了國民年金制度，即沒有工作的人同樣可以參加老年年金保險，這些人當達到相應的法定要件之後一樣可以申領類似「退休金」性的養老金。

社會保險法制產生僅百餘年時間，加上各國國家和地區因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差異，該領域的起點和狀態亦相差懸殊。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保險法制當然處於初級階段，更准確地說，該領域法制尚處於萌芽階段。我國社會保險法的未來肯定是發展的未來。

二、社會保險法與其他門類法律制度之間的關系

（一）社會保險法與憲法的關系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一般規定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國家組織架構和國家安全事務。人民基本權利的內涵與外延因不同的歷史階段有所差異有所側重，在封建壓迫的年代，追求自由與解放乃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目標和動力，自由權、平等權自然而然成為憲法所確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而社會發展至自由得到保障，機會平等大致實現，亦即平等權、自由權得到保障的情形後，結果的不平等導致社會扭曲而產生出弱勢族群時，因其國民身份而產生的生存權利成為憲法關注的熱點。我國學界已經開始探討社會權利，開始使用「社會保險權」概念。[7]但是，這樣的抽象權利究竟是否是定型的基本權利並未有共同的認知。德國社會法的法制建構堪為楷模，其憲法確立了「社會法治國」原則，旨在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權利。但是，「德國基本法、聯邦憲法法院以及學說文獻向來否定人民依據憲法享有向國家請求給付的社會基本權，基本法即明確放棄魏瑪憲法具體羅列社會權的規范方式，而以『社會法治國』（sozialer rechtsstaat）的概念作抽象規范，學者均認為其所表彰的社會國原則屬於『國家目標設定』（ Staatszielbestimmung ），其具體落實完全交由立法者因應社會條件的變遷以及新興社會問題的興起隨時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社會政策的彈性調整空間」[8]。上述分析表明，即便是德國這樣社會法治國原則得以確立的國家，社會保險權亦不可直接成為向國家和社會申請給付的積極權利，社會保險所生的各類給付請求權須以社會經濟條件為基礎所創制的具體法律制度為依據而展開。盡管不承認社會基本權的存在，但德國憲法所確立社會法治國原則的推行，對於德國社會法的完善，尤其是社會法的實施形成了強力支撐。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國家和社會保障殘廢軍人的生活，撫恤烈士家屬，優待軍人家屬。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從上述我國《憲法》規定來分析，「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亦如德國「社會法治國」原則或理念一樣，該權利不可能成為具體、積極的請求權利，《憲法》所規定的上述權利須結合《憲法》第45條後款規定的具體內容和制度，即社會保險、社會救濟、醫療衛生、軍人撫恤殘疾人勞動與生活、教育保障等制度建構，推演而成具體法律制度中的具體權利和積極權利。「社會保險」制度是我國憲法所確立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我國社會保險法的開啟與構建須依據《憲法》的規定循序漸進。憲法與社會保險法之間的關系，如同憲法與其他法律制度一樣，沒有憲法便沒有社會保險法，沒有憲法的規定便無從展開社會保險制度創制。隨著我國憲法的實施呼聲日高，憲法漸人人心，尤其是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所累積的社會發展紅利，人們不可能忘卻《憲法》第45條。當然，從近10年來我國城鄉養老、醫療、社會救助（低保）制度的生動實踐，我國《憲法》所確立的「原則性」規定一樣會豐富我國憲法的基本權利內涵，人民生存生活的基本保障終將成為積極權利。社會保險法上的權利至為復雜，因其所處的不同保險種類而產生不同的權利，例如在老年年金保險制度中，凡是達到法定要件的當事人即可請領老年年金，換言之，在中國，養老保險制度逐漸生成法律制度之後，尤其是憲法保障此等制度運行之後，當事人即可主張退休金請求權（退休人員）。利益的存在在於權利的維護，而權利的存在必依法律創制權利為前提。盡管現階段我國《憲法》第45條所規定的權利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虛幻」，並且，我國憲法解釋在憲法的實施環節上存在相當短板，但是，必須相信，沒有憲法所確立的權利，社會保險法將無從展開。況且，我國本就是缺乏法治傳統和法治基因的國度，如果不依賴憲法對社會保險制度固本，那麼，我國社會保險制度法治化則有可能反復；不依賴憲法所確立制度的源流，社會保險制度永遠屬於「改革」中的制度，永遠停留在政策的層面。因此，憲法關於社會保險制度等社會基本權利的創制，「就是企圖將既有憲法自由權的『給付權』功能擴大，或是將與社會安全相關的條款納人基本權利規范之中，而使其能夠具有『受益權』的功能。如此一來，人民不僅在社會基本權遭受侵害時得以提起救濟，甚至在政府怠於立法或行政作為時，也可據以要求公權力採取一定的積極作為」[9]。隨著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事業的逐步推進，隨著人民生活期待值和獲得感逐漸成為政府的工作重點，社會基本權利的創制，以及憲法權利將更加明晰。

（二）社會保險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社會保險法具有社會行政法屬性，屬於公法范疇。但是，社會保險法亦有自身的理論體系和制度實施體系，近年來，學界存在「統一公法」的探討，[10]但這種「統一」的方法、路徑尚不清晰。筆者認為，醫學分科越分越細說明醫療事業在進步，如停留在中醫或西醫的簡單分類，醫生為萬能醫生時，其能力肯定有所限制。法學如同醫學，分門別類越細，立法才能越科學，法律實施才能更加人性而非任性。社會保險法盡管屬於社會行政法，其所反映的乃是法律屬性，而法律制度則與行政法有相當不同。從我國法律制度的分門，以及參照其他國家法律制度分門的經驗，社會保險法歸入社會法序列。社會保險法的行政法屬性旨在與私法分開。「德國聯邦社會法院前任院長Georg Wannagat將社會保險定義為：『由國家依據自治行政原則所組織的公法上的強制保險，保護勞動大眾在遭遇因工作能力喪失、失業及死亡時所可能帶來的危害』，這一定義明確地描述社會保險的特性，並且劃分其與一般私法保險的異同。」[11]一個國家社會保險法律制度的建構須依據自身條件而展開，換言之，社會保險存在不同險種與項目，哪些能夠展開，哪些應該展開，須依據法律規定。「德國聯邦社會法典第一篇第四條賦予社會法確立健康保險、看護保險、失業保險、意外災害保險及退休金保險的責任，並藉由必要的措施來保護、維持、改善及重建人民的健康及工作能力，並提供在疾病、懷孕、喪失工作能力及老年的經濟保障。」[12]德國社會法不僅編纂了社會法典，而且創制了社會法院體系，以保障人民相關權利的實現。當然，在德國，亦有學者對於社會法院、稅法法院等專業行政法院的負面學說，但是，社會法院的存在便是社會法不同於一般行政法的最有力佐證，而德國法院體制中，行政法院則是完整體系的司法體制，亦說明了社會法與行政法的差異。

依據我國《社會保險法》的規定，我國目前開辦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及生育保險等五個種類的社會保險項目，這些保險項目的開辦是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依法經辦社會保險業務的范圍。社會保險法之所以為行政給付法，關鍵在於其保險人的特殊性上，「國家於社會保險中與依據社會法而產生的作為義務，率皆由公法上的行政組織予以實現，例如：社會保險人根據德國社會法典第四篇（社會保險通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為具有公法上義務的公法人」[13]。我國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在法律制度上尚未「正名」，尚屬於歸類性、定義性的名稱，並非人格性名稱，未來社會保險法制完善之後，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將直接稱呼為「某省某市社會保險局」或「某省某市醫療保險局」，並且，該機構將獨立起草完整的組織法，負有相應的法律職責，承擔相應的權能。而且，現今所有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皆定性為「事業單位」，並非政府授權組織或法律授權的專業行政組織。以筆者觀點，該機構應當為專業性、獨立性、服務性行政組織，而不應是什麼事業單位。從現實法律實踐看，目前唯一展開的社會保險司法實踐，就是工傷認定行政訴訟，工傷認定工作在地方實踐中，就是行政機關（認定機構）和工傷保險經辦機構一體兩面，兩者往往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於此，人民法院受理、審理工傷認定訴訟案件亦列入行政訴訟案件。

從工傷保險司法展開的實踐看，「統一公法學」思維並非有效，甚至出現了「業余」現象。畢竟行政事務包羅萬象，而行政行為當然亦分一般行政行為與專業行政行為。對部分專業行政行為必然有其程序上的特殊要求。最近，我國成立了知識產權法院。其實早年在北京等地就存在獨立的知識產權審判庭，就是因應知識產權的專業性。從德國社會法院建構經驗看，我國龐雜的社會事務，幾乎大部分業務將其託付於各級信訪部門，這不是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體現。我國現實生活中，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補償、社會福利等各類請求尚未形成法律上的請求權，單單一項社會保險法制，列定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如果皆能暢通訴訟渠道，目前的行政訴訟即將癱瘓。[14]於此，專業性的社會行政法庭建構和專業性的法官將因應此等社會難題，亦是我國法院和法官在社會保險法領域不再「業余」，社會治理不再脫離法治的核心所在。因此，社會保險法屬於社會行政法，但是社會保險法絕非一般行政法，以一般的行政行為的當與不當來判解此等社會難題，只能說中國法制尚且幼稚。

目前，我國社會保險法的調整方法與一般行政法調整方法無異，皆為行政復議程序和行政訴訟程序。是否證實了社會保險法就是行政法門類中一個分支？我們認為，法律的調整方法肯定有趨同或競合可能，但由此判斷社會保險法就是行政法的構成顯然過於簡單。如果說德國社會法院法所形成的社會法領域的獨特司法體制乃是因應事物規律的模板，其他國家和地區在處理社會保障爭議的程序設計中，多有特殊的、反映該領域專業的專門程序前置。我國台灣地區就勞工保險爭議專門頒布「勞工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並設置爭議審議委員會。日本處理社會保險爭議時，專門設置社會保險審查官和社會保險審查會制度，[15]專業性地處理社會保險爭議。從我國社會保險爭議處理的實踐看，法院目前展開的社會保險爭議訴訟，以工傷保險爭議為例，幾乎全部集中於工傷認定訴訟上，保險繳費爭議、保險給付爭議尚未達至訴訟。因此，社會保險法系行政給付法，具有行政法屬性，但其法律門類劃分上屬於社會法或社會保障法。

（三）社會保險法與民法、商法的關系

不同的法律門類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不同的功能。民法，亦稱私法，側重於保護「私人」利益或「個體」利益，相對而言，法律價值偏斜於自由與個體權利的維護。「私法」的理解大概是從個體權利保護視角的一種法律價值觀。不過，法律制度從來不是屬於私人的，法律制度的構建總體上都是出於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的維護，即使是民法，一樣也是「大家」的法律，其社會公平公正一樣需要考量，畢竟公平是兩端的，沒有絕對的「私法」存在。「民法傳統上以個人權利為本位，對於組織團體、社會等任何集體及其利益均持懷疑和警惕的態度，強調人人生來平等，享有平等的能力和自由……它在微觀經濟領域內有很大的激勵、動員作用，能夠調動個人暨個體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保護社會個體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但是對於國民經濟整體和運行的全過程而言，個人權利本位卻有著相當的局限性。」[16]社會保險法系通過引進保險技術、保障社會成員，尤其是弱勢成員生存權利的法律制度，屬於二次分配的法律再造，一定程度上存在「劫富濟貧」的因素，客觀上存在不生病的人為生病的人「埋單」的事實，自然存在著所謂的社會本位傾向，存在著以整體利益偏斜的法律價值。因此，社會保險法律制度自然考量整體利益和整體秩序的要素大於私法。曾經一度存在著私法向社會法過渡的提法，亦曾有誇大社會法功能，認定民法屬於「傳統」法律的觀念，但是都存在著一定的偏差。應當說，民法所確立的是物權、債權、人身權、親屬權、人格權等一系列權利保障的法律制度，該法律制度過去是主幹法律制度，今後亦是主幹法律制度。而社會法所確立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補償、社會福利等法律制度系人類發明的新型法律制度，該類法律制度19世紀中期前不曾存在，20世紀逐漸發展，未來肯定屬於大有作為的法律制度，隨著科技進步、社會生產越來越發達，社會中越來越多的「閑人」將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分配進程中，社會法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社會保險法與民法之間不存在法律制度的新舊與替代之說，他們都是法律體系中的重要成分。

社會保險法與民法上的相關制度具有密切的聯系，法律制度之間不可能出現完全隔絕的法律門類，止痛葯不僅能夠止胃痛，而且可以止牙痛。民法上的主體制度對於社會保障制度有著天然的聯系，比如，其他國家和地區已經將身份證號碼與社會保障號碼達成一致，我國即將實施這一浩大工程。民法上的親屬制度、婚姻制度（配偶制度）、繼承製度對於社會保險法律制度實施乃是基礎性保障，比如，工傷保險工亡職工的「供養親屬」、遺屬津貼中的遺屬范圍、養老金分割中配偶的相關請求權，[17]民法上的相關制度對於社會保險法的實施具有基礎性的支撐作用，另，社會保險權利的實現離不開相關義務的履行，其中，當事人個人身份信息的採集乃是社會保險法律制度運行的保障，然而，如何在個人信息採集過程中保護當事人個人信息不被泄露，如何保護隱私權，這些問題都是一體中的問題。當然，社會保險法制完善的國家和地區，私權保護才能切實到位，社會才會安定，人們才能追求「恆產」，如果貧富過於懸殊，社會弱勢族群整日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民法上的權利，尤其是基礎性的物權是無法得到有效保護的。

社會保險法與屬於商法門類的商業保險法除去法律技術上的趨同之外，亦有功能上的互補，都屬於「補救」類型的法律。社會保險法與商法上的商事登記制度密切聯系，一個沒有良好商事登記的國度不可能有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運作。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險法上出現了「非法用工單位」，該類僱主是無法參保，而且是逃避參保的，從商法視角，所謂的「非法用工單位」亦是非法經營單位，也是不經商事登記的單位。換言之，沒有商事登記，便沒有社會保險登記。此外，公司是現代型經營主體，它的許多制度，例如財務制度、工資制度都與社會保險制度密不可分，沒有公司財務便沒有社會保險財務。任何法律門類不可能獨立存在，它都與其他法律制度密不可分。

⑼ 所有社會保障關系都是由經濟法調整的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