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曼的法社會學和社會的法學

① 怎麼區分自然法理論 分析實證主義法學 法社會學和法現實主義

實證主義抄法學：主張法與道德是分離的。即：法律是主權者的命令，有怎樣的法律條文，就應怎樣去遵循，沒有特例。法實證主義是以權威性制定和社會實效來定義法的概念的。

分析實證主義：是實證主義法學中以權威性制定為首的法的概念。

法社會學和法現實主義：是實證主義法學中以社會實效為首的法的概念。

自然法學：主張法律是人的理性的體現。在定義法的概念時除了權威性制定要素和社會時效性要素，必須要以內容正確性為定義要素。

司法考試中應該不會考到法社會學和法現實主義的區別，在大綱中沒有具體表明。

② 德國哲學家尼克拉斯·盧曼的作品

《社會的科學》
《社會的經濟》
《社會的藝術》
《社會的法律》
《社會的政治》
《社會的宗教》
《社會的教育系統》
《社會的道德》以及《大眾傳媒的真相》

③ 法與社會的關系是怎樣的

轉型時期法律與社會的關系是中西方學者共同關注的問題,然而對這一問題的解說卻是遠不夠深入的,其根本原因在於缺乏一套關於現代社會中法律與社會關系的一般理論。德國社會學家尼克拉斯.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為此提供了一種整體性的解釋,他把系統/環境的區分應用於法律與社會關系的分析,不僅明確了法律作為現代社會之獨立功能系統的位置,也闡發了法律與其他社會功能系統之間復雜的互動機制。這一洞見揭示了法律與社會之間共同演化的關系,對正處於轉型時期的當代中國社會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國家立法的原則是反映大多數群眾的思想和要求。所以，法律條文不是孤立的，應反映立法的原則，反映大多數群眾的思想和要求，法律不應與大多數群眾的思想和要求相對抗。 因此，需要正視法律條文的後面的良心，以及法律條文公平性、正義性和群眾性這個性質。法律應該是用來維護正義的，法律不能違背社會道德、社會正義。如果違背了群眾的利益，那麼，法律工作者就會站到群眾的對立面。許多法律工作者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受到群眾的反對後，還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沒有社會正義性。
採納哦

④ 法社會學與社會法學的異同

一，法社會學是以社會法的方法研究法律現象，代表人物有塗爾干、埃利希、韋伯、霍姆斯、龐德等。
塗爾干、韋伯等人強調法律的社會化，反對將法視為國家的唯一產物，認為應當從組織化社會，或社會本身，或人們社會行為中去探尋法的真諦。
龐德的法哲學的核心的社會利益說，認為社會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他明確反對純粹邏輯推理的僵化的概念主義或形式主義法學，認為法哲學要從單純歷史的和實證主義的思維方式中徹底解放出來。龐德的社會法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
理論，他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社會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實際內容，並且注重法律與社會利益之間的聯系。龐德認為，法律是發達政治組織化社會里高度專門化的社會控制形式，即通過有系統有秩序地運用這種社會的暴力而達到的社會控制。在這一意義上，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是協調利益沖突的手段；法律的作用就是承認、確定、實現和保障各種利益，尤其是社會利益；提出法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
法社會學的結構沒有統一的安排，因為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實在是一個大框架，幾乎所有與法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可以放在其中，究竟構建一個什麼樣的框架比較合適，完全取決於研究者的學術興趣和注意中心。
二，社會法學現代大陸法系的國家首先提出了「社會法」的概念。社會法是什麼呢？比如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環境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金融法、計劃和產業政策法、國有企業法，等。這些現代法律主要是解決經濟規劃、環境保護、就業、社會保障等社會性的問題。這些法律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因此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就有了「社會法」的提法。
社會法是我國近年來在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大潮中應運而生的新興法律門類和法律學科。
社會法是與社會主義制度最為契合的法。社會法在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方面能夠發揮積極作用，和諧社會的建立尤其離不開社會法的發展。隨著社會建設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被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社會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傳統的法律部門中，民商法和經濟法主要調整一國的經濟生活，側重於保護公民的民事權利；憲法和行政法主要規范國家的政治生活，保護公民的政治權利。傳統的法律部門對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關注是遠遠不夠的。作為與經濟相並列的社會領域的事務需要法律的調整和保護，公民政治權利和民事權利之外的權利（可以稱之為「社會權利」）的保障也需要新的法律部門加以保護，社會法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
社會法的主旨在於保護公民的社會權利，尤其是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在社會關系中，有天生的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分，而且市場經濟會自發的導致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此時如果沒有公權力的介入來保護弱者的利益，將使社會關系的失衡狀態加劇並最終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通過法治途徑即制定和完善社會法是改變這種失衡局面的必然選擇，尤其在當前我國深化改革而社會法理論與實踐又比較薄弱的環境下，完善社會法，保障公民的社會權，使人們實現真正的解放——社會解放，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當然，社會法的概念、定位和體系、社會法不同內容之間的相關性、社會法的基本制度在短時間內，恐怕難以取得一致，社會法可謂任重而道遠。
[編輯本段]我國現行的社會法
《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工會法》、《未成年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殘疾人保障法》、《礦山安全法》、《紅十字會法》、《公益事業捐贈法》

⑤ 法律與社會的關系

法律與社會

怎樣才能超越「法庭與律師的社會學」呢?德國社會學家盧曼在30年前提出的這個問題，在今天，大概仍然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學者所不得不深思的。
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和歷史學進入法律領域，固然增加了我們對法律的社會「面目」的認識，但同樣也導致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危險：各種法律關系中的法本身趨於剩餘化和邊緣化。從法律現實主義到批判法學運動，以及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法和經濟學等研究，都試圖將法律研究納入一個「開放的社會科學」之中，或至少使法學具有鮮明的社會科學色彩。但在法學援引社會學經濟學道德哲學以及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傳統(無論是概念理論還是學科特有的方法，定量統計或歷史學或民族志的敘事)時，當法學重新進入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時，法學本身是否會喪失其獨特的研究傳統呢?畢竟，法學的研究傳統並非僅僅意味著盲點，它同樣具有洞察力。跨學科的研究往往能夠提醒我們注意到法律對各種社會領域造成的意外的後果，注意到法律現象往往於各種政治文化於社會的關系交織在一起，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根植於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系統環境的子系統，但在強調法律的社會性政治系和文化性的同時我們仍然欠缺真正的法律社會的理論來幫助我們理解法律的法律性而這恰恰是法律最重要的社會特徵和政治特徵。法律與社會的研究，並不僅僅要關注在歷史的不同階段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法律的種種面目，還要關注化身在這些千變萬化面目中法律的本身;不僅要要理解，法律過程同時也是社會過程、經濟過程、政治過程或文化歷史過程，更要理解，在現代社會中，法律過程為什麼沒有變成上述這些過程的「附庸」或者所謂「附屬現象」，正如盧曼、哈貝馬斯等許多當代社會理論家所指出的，是理解復雜分化的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環節。

因此，關注「法律與社會」這一研究傳統的學者，不僅要棉隊法學內部的排斥，對法學傳統中法律的核心性、中立化和理性的想當然假設重新加以反思;同時，也要警惕來自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的「引誘」，對以這些研究傳統為基礎的任何還原論做法，對任何有意或者無意的忽視法律理性中應然與超越性因素的分析，都同樣要持有反思的態度。因為，跨學科或多學科的研究，往往並不能實現一種開放的社會科學，爾只不過是用另一種受到專業分工的紀律束縛的研究傳統，取代了現在這種研究傳統，用另一種封閉性取代了這種封閉性。所以，「法律與社會」所要克服的就不僅僅是來自現代法學內部的「樸素」態度，也要克服來自那些促請法律學者關注所謂法律的「社會」、「文化」或「歷史」因素的學科自身內部的「樸素」態度。探討法律的社會性，並只是探究法律如何影響法律之外的其他社會領域，或者反過來社會中的所謂「外在」因素又是如何影響法律;「法律與社會」需要承擔更為艱巨復雜的任務。

自80年代以來，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以及整個批判法律運動，已經不在是「前衛」的法律思想，而有淪為成詞濫調的危險。所謂「內生變數」與所謂各種社會「法律與社會研究的危機」，其表現就是簡單地將法律地「性的」「外生變數」聯系起來，這種簡單套用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的結果，是遺棄了法學這門所謂「最古老的社會科學」與社會理論之間的內在關聯，使「法律與社會」的研究即處於法學理論，也處於社會理論的邊緣地位，將法學變成了一門社會理論的應用學科，無力推動法學理論和社會理論的發展。在《北大法律評論》的這期專號中，我們選擇的文章，盡管不夠全面，但關注的問題卻有共同之處，就是如何思考所謂「法律」與「社會」之間的內在聯系，將法律作為社會理論的核心理論提供「理論的想像力」和「經驗的感受性」。

當然，這種「法律與社會研究的危機」，還有某些更深刻的背景。今天，我們已經逐漸認識到，強調「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視角，並不等於法律的實質化，並非只有哈貝馬斯所謂「社會福利」範式的法律才具有社會性，「自由派——市民範式」的法律和程序取向的法律同樣展現了法律與社會的關聯，只是關聯的形式更復雜、更微妙。因此，法律的自主性，並不象有的「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者認為的那樣，表明法律缺乏與其他社會系統之間的關聯，換言之，是指法律的非社會性，而是盧曼所言，代表了功能分化社會的歷史進化結果。就中國的現實處境和具體問題而言，「分化」並非一個尚待理解的事實，而是一個尚待實現，甚至在某些時候被認為是不應實現的理念。在這種情況下，「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視角就更容易帶有濃厚的「實質化」色彩，甚至「去法律化」的色彩，隱含了危險的政治意涵。因此，這種研究就尤其要重視法律與社會的深刻/復雜，而非簡單直接的關聯;要重視法律的規范努力和建構作用，而不僅僅是法律的經驗處境。

當然，從學科背景來看，也許法學出身的學者，更願意藉助「法律與社會」的研究，拓展或校正法律研究中常見的技術偏頗與過度規范化的取向;而所謂「社會科學」背景的學者更願意藉助這種研究，來重新理解現代社會的規范性與各種程序技術，彌補70年代以來社會理論的「規范化不足」和喪失理解應然問題的社會性能力等諸多欠缺。套用英國著名法律史學者milsom的一句話，「社會理論家看到的法律現象，太大了，以致於正在思考的律師根本就看不見」。所以，如果說「法律與社會」的研究是要給理論和實踐中的「律師」提供一個更寬廣的視野的話，他同時也意味著為法的思想傳統於實踐技術找到一個更寬廣的活動空間;而接納法學的社會科學或社會理論，並不只是一味的向這個回家的戰士講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樣需要傾聽正義女神子孫們的聲音，它們從中得到的，或許比法學所得到的更多。

⑥ 盧曼的生平介紹

尼克拉斯· 盧曼於1927年12月8日出生在德國的呂訥堡，成為一個啤酒廠主的兒子。他的母親帶有瑞士血統，在那些艱難的歲月里，家庭使得他們遠離開政治。1944年，年僅17歲的尼克拉斯·盧曼不得已從軍服役，一九四五年被盟軍所俘，這段戰虜的經歷使他決心後來（1946-1949）在弗賴堡致力於法律的研究。
然而，成為一位著名的社會學教授並沒有捷逕可走。戰後德國的物資短缺迫使他迅速投入學習並返回到呂訥堡。最初在呂訥堡行政法院（1954），然後在漢諾威的州文化和教育部，他從事著公共行政法律事務方面的實際工作，然而，卻並沒有放棄個人學術上的興趣。在那時，雖然他的觀點已經直接針對著法律和哲學的理論方面，但是尚未能非常清晰地聚焦（1955-1962）。這一時期中，他完婚成家（1960）並於不久之後就擁有了一個誕生了三個孩子的家庭。可是，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日益清晰地顯示：他在學校所學課程以及他的興趣不適合於一種常規性的行政職業，並且他不願為追求成功去加入某個黨派而放棄自身的獨立性。盡管他喜愛他的工作，但這種工作日漸變成例行。由於意識到他職業發展中的困難，尼克拉斯·盧曼欣然同意利用休假年的機會到哈佛大學去深造一年（1960-1961）。在哈佛，他師從塔爾科特·帕森斯，並為將來的一個出版物收集資料。
當他返回德國後不久，使其可以繼續從事學術工作而又不放棄作為州政府官員身份的另一個機會向尼克拉斯·盧曼敞開。他設法轉到斯派爾（Speyer）公共行政學院的一個研究所（1962-1965）。在那裡，他享有工作上的極大獨立性並能順從他自己的學術興趣。在斯派爾，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正式組織的功能與後果》（1964）。盧曼作為社會學家的生涯開始於1966年，當時他已經39歲。在那時期，赫爾蒙特·謝爾斯基(Helmut Schelsky)參與一所新的「改革大學」的創建，其校址最終選在比勒菲爾德。他確定盧曼於1965年到多特蒙德與他一起工作。1966年，尼克拉斯·盧曼通過努力獲得了博士學位以及在明斯特大學的教職，在那裡盧曼追隨赫爾蒙特·謝爾斯基和迪特爾·克萊森(Dieter Claessens)。在明斯特，尼克拉斯·盧曼發表了題為「社會學啟蒙」(Sociological Enlightenment)的就職演說，提出了一項深受啟蒙時代啟迪同時滿懷遠大社會學抱負的社會學研究計劃。1968年起，尼克拉斯·盧曼在新建的比勒菲爾德改革大學成為第一名得到正式命名的教授，並一直工作至1993年退休。 1998年11月6日，尼古拉斯·盧曼與世長辭。

⑦ 歐洲法社會學史上有哪些重要人物和經典的理論貢獻

歐根·艾利來希，奧地利人，自由法學源派重要人物，法社會學史上一座高峰；馬克斯·韋伯，德國人，法學家、社會學家，一戰後作為德國代表團成員參加過巴黎和會談判，提出過統治類型、科層制等理論主張；尼可拉斯·盧曼，新功能主義代表人物之一，著名法社會學家。具體理論貢獻三言兩語難盡，LZ自行網搜可也。

⑧ 法學和社會學，哪個專業稍微好一點

兩個專業，好壞是無法區分的，只能說不一樣。從功利角度講，現在法學院的畢業生內，遠多於社會容學的畢業生，當然，需求量也會大一點。這個就要看你自己的判斷。從務虛的角度講，我個人認為社會學更能培養人開闊的思維，而法學的形式邏輯相對更嚴密，也相對僵硬一點。因此，法學與社會學，沒有好壞之分，只能說兩者有區別。至於硬要說好壞，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⑨ 法律社會學與法學的區別和聯系

（一）法學與社會學
社會學是一門重要的具有綜合意義的社會科學，主要研究社會結版構、社會活動及其進權程的宏觀問題。法學與社會學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交錯的關系。一方面法學是要研究社會中的法，把法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另一方面，社會學要通過法律來研究社會，因此兩者有著極其廣泛的共同論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