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述經濟法產生的不同路徑
『壹』 論述西方國家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經濟法可分為西方經濟法和東方經濟法兩家，中國經濟法屬於東方經濟法。東西方經濟法由於興起的歷史背景不同，從而在許多方面存在差異。總的來說，中西方經濟法的基本特徵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國家為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矯正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進行干預、協調、平衡和調節，最終實現社會公平和效率的兼顧，實現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但是，由於中西方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異，從而決定了中西經濟法在產生發展過程中有很大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經濟法的生成背景看。我國經濟法不是生成與於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不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國的經濟法是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作為法制建設的一部分而主動的建立起來的，同時，經濟法也是國家作為主體，在應對外部挑戰與時代要求的一種回應。所以，中國經濟法不是在社會內部自發產生，而是政府自覺地「從治理到不斷放權的過程」，屬於「政府推進型」。與中國相比，西方經濟法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向壟斷市場經濟轉變的背景下產生的。一開始，出現市場失靈的狀況，這種情況用普通的民商法無法彌補，但是必須限制自由主義，由此，國家開始進行干預。可見，西方經濟法的產生，實為「市場經濟內部不斷完善的產物」，屬於「自然演進型」。
其次，從經濟法生成的法制環境看。我國由於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及相應的自給自足封閉的經濟形式，以及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扼殺市場經濟的觀念的影響，我國市場經濟基礎薄弱，「橫向經濟關系萎縮」，「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微觀經濟日漸放開，政府職能也在不斷轉變，民商法經濟法等幾乎同時上馬」。回頭看西方，西方的市場經濟是不斷發展逐漸自然成熟的，所以與中國相對應，各種調控經濟行為的「法律制度也經歷了從孕育分離，到獨立成熟的不斷發展的過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發展之後，經濟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經濟法是在民商法發達的基礎上形成的，其產生是為了彌補民商法行政法調節經濟關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條「反民法」「異民法」的道路。而中國經濟法是民商法缺位下發展起來，其產生並非為彌補民商法不足，而是與民商法同生同榮、共同發展。
最後，從經濟法生成的路徑看。在中國經濟法體系中，最先產生的是宏觀調控法，市場規製法是在經濟法得到初步發展後才產生的。而在西方經濟法體系形成過程中，市場規製法先於宏觀調控法產生，市場規製法產生於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宏觀調控法產生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兩者社會本位形成路徑完全不同，體現在：「西方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在個體本位上發展起來，是對個體本位的揚棄；中國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由國家本位發展而來，是對國家本位的修正」，另外，中國經濟法產生於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政府幹預經濟行為；西方經濟法產生於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換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市場競爭行為。
『貳』 論述經濟法產生的基礎條件
經濟法產生的基礎條件和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基礎條件是：(1)市場經濟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國家被動地或者自：覺地承擔起對經濟加以組織協調的職能。(2)社會經濟及國家對經濟的調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並形成了相應的經濟法學說。這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當這些基礎和條件尚未出現時，經濟法是不可能產生。
經濟法產生的原因是：
(一) 社會發展方面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由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家需要運用完備的經濟法律手段來干預經濟的運行。
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雖然國家也對經濟進行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的管理和干預，但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實行的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提出的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資本主義啟蒙思想家所奠定的經典理念是，強調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井水不犯河水」，國家如果侵犯市民社會之私事的話，人民就有權起來造它的反。在這種情形下，亞當。斯密所提出的「干預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這一信條被奉為經濟生活的圭臬。反映到法律上，就是在民法上實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私法自治」、「契約自由」等宗旨和原則。國家調節之手因此遭到否定而萎縮不全，因而不存在經濟法形成的社會經濟條件。由於私有制和自由主義的經濟引起了社會矛盾激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於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走向了壟斷和社會化階段。生產手段和經濟實力的過分集中產生了壟斷財團，這些壟斷財團大量吞並、擠垮中小企業，獨占或者操縱市場，嚴重惡化了競爭環境並導致消費者利益受損，自由市場的競爭和民主，以及民法所奉行的上述原則，都被破壞殆盡，資本主義經濟由競爭機制所產生的活力和生機受到壓抑和摧殘。而且，財團實力的膨脹，也使得它日益向政治領域滲透，國家政權於是直接或間接地為財團所控制，成為服務於財團利益的機器或工具。在這種情況之下，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於是制定有關反壟斷的法律來取締壟斷組織，限制壟斷的發展。最早的反壟斷法由此得以產生，如1889年的加拿大《預防和禁止貿易合並法》，1892年美國制定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等。
(二)經濟管理理念方面的原因是，面對頻頻發生的經濟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逐步放棄自由放任主義原則，而改為奉行國家對經濟的適度干預原則，由此導致了一系列旨在干預經濟的法律法規的產生。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過度發展，導致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的頻頻發生，單靠市場的力量，顯然無法擺脫這種日益深重的困境。於是，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改變被動的不幹預政策，逐步改而採用「國家干預」、「宏觀調控」、「混合經濟」、「組織經濟」、「管理貿易」等新的做法和理念，開始奉行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國家適度干預主義」，加強組織管理經濟的職能。他們以「有形之手」，直接、具體地干預和參與經濟生活，以國家的經濟集中限制私人壟斷財團，以社會總代表的身份協調各方利益關系，調控經濟進程。諸如通過限制或禁止托拉斯、卡特爾等，防止市場競爭秩序及其活力受到破壞：通過國有化和政府投資建設，控制那些有關國計民生和為整個社會服務而不宜被私人壟斷的重要產業部門；制訂國家計劃和產業政策，力圖誘導和制約私人的經濟決策；運用金融、稅收手段和其他經濟手段，調控經濟運行：規范格式合同，興其利避其害，防止契約自由原則和經濟實力被濫用；強制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實行「福利社會」：通過諸如「巴黎統籌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等政府間政治組織或經濟組織，在國際上實行聯合干預；在國際貿易和交往中，以國家的名義和形式開展經濟協作和競爭，等等。上述種種國家對經濟生活和經濟進程的干預和參與，都是通過法律的手段來實施的，於是就出現了與民商法和其他傳統法律特性差異較大的經濟性法律、法規，於是有的法學家將它命名為「經濟法」。
(三)導致經濟法產生的誘因和歷史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肇事國和參戰國德國為了戰爭的需要制定經濟性的法律法規來推行戰時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嚴厲管制。眾所周知，德國挑起和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時大力推行經濟管制的戰時經濟政策，將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到極端的地步。當時德國建立了戰時工業委員會和戰時原料管理處。戰時工業委員會負責分配政府訂貨和管理軍需生產：戰時原料管理處後來升格為原料管理局，由它監督原料分配並支持重要原料的生產，統管的原料最多達到約三百種。德國在戰時還控制居民生活，設立了帝國糧食局和帝國服裝局，帝國內政部還下設了帝國采購公司等特殊企業，負責對糧食、服裝、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和分配。與此同時，德國於1915年發布的《關於限制契約最高價格的公告》，1916年發布的《確保國民糧食戰時措施令》，1918年發布的《戰時經濟復興令》，1919年制定了以「經濟法」命名的對煤炭和碳酸鉀製造工業實行國家管制的《煤炭經濟法》和《碳酸鉀經濟法》等。這一立法動向迅速引起德國法學界的注意並掀起了研討經濟法學的熱潮。這樣，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就伴著經濟法學一起產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邦德國的經濟法又得到長足的發展，以致達到了相當發達和完備的程度。
『叄』 經濟法的發展有何規律
經濟來法產生背景問題是經濟法源學研究的基本論題之一，然而，我國以往對該論題的探討存在標准不一、各行其是的缺陷，動搖了經濟法體系的根基。事實上，作為部門法的經濟法只能是國家針對市場缺陷進行干預，謀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公益協調共生的歷史產物。在此前提下，各國經濟法產生的具體歷史背景又不盡相同，中國的經濟法產生背景尤其復雜：一方面，市場經濟以及相應的私法精神不夠發達，另一方面，缺乏自律的干預又時有發生。
『肆』 我國經濟法與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法的產生的路徑有何不同
經濟法來中核心的法律一般有：自公司法、個人獨資企業法、合夥企業法、破產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票據法、保險法、個人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等等。
『伍』 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經濟法產生：來
哲學上：個人自本位——社會本位
西方經濟學上：自由競爭——壟斷干預
制度經濟學：自由交換——產權界定
法律上：私法自由——社會法的干預
對象上：平等主體——弱勢群體
權利上：一般權利——特別權利
責任上：一般賠償——懲罰性賠償
事實上：自由行為——法律規定（的事實）
經濟法的發展：
1 私權的進一步社會化
2 公權的進一步民主化
3 平等公平的進一步實質化
『陸』 經濟法興起的原因，考試的簡答題，在線等~~~~~~~~~~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是市場缺陷的存在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1）市場缺陷的存在
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的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國家並不怎麼介入經濟生活，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再加上產業革命的完成，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使社會經濟發展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像的變化，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會問題的產生，人們發現，市場不是萬能的，國家應轉變職能，不能只是充當守護神，應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承擔起監督、管理的職責。具體市場的缺陷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市場障礙的存在
所謂市場障礙是指市場調節機製作用的障礙。主要指競爭秩序的問題。競爭是市場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競爭市場就沒有動力，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便不能啟動。但競爭必然伴隨著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這兩件副產品。因為競爭的過程加快了部分經營者擴大其資本與經營規模的進程，以致形成對市場的支配地位和壟斷，導致部分限制競爭行為的產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驅使某些競爭者採取各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這兩種行為的後果是使某些競爭者獲得超額利潤；正當競爭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市場調節機制不能充分有效的發揮作用。
第二、市場的惟利性
市場的惟利性是指投資經營者所關注的是經濟利益，並往往表現為眼前可實現的利益；對於當前贏利率低或無利可圖甚至虧本或者投資期限長、風險大的行業或產品，人們往往不願投資。而在這些領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業、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以及其他與國計民生關系密切或可能制約國民經濟長遠發展和總體效益的行業，即使不能盈利或虧損，也應當進行適度投資。而這顯然是不能指望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
第三、市場調節機制的被動性及滯後性
這是因為市場調節是一種事後調節。因為從投資、生產運營到市場價格形成和信息反饋，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各個企業和個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滯後，不能適時調整其投資經營決策，往往等到市場供求嚴重失調、產品大量滯銷過剩時才作出反映，這是市場的第三個缺陷。
（2）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大型組織的產生及其影響
現代的商業組織起源於中世紀的庄園制度，以及17世紀初期的殖民公司，真正將企業發展起來，則是由現代的運輸業和通訊業，尤其是鐵路的發展決定的。現代企業的規模擴大、不斷的一體化，僅僅不到200年的歷史。
這個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直到19世紀中期，企業的規模受到技術、交易和制度的限制，不存在大的企業，主要的交易結構是生產商和代理商之間的聯系，合夥公司仍然是商業企業的標准合法形式。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隨著科學技術的應用和管理技術的改進，降低了企業內部交易的成本，促使以前不能涉足的大型項目成了人們的投資重點，融資的需要促進了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發展，會計和信用制度也發展起來，這進一步加劇了資本集中。另一方面，為了應付由於社會整體生產缺乏計劃所帶來的危機對產業的沖擊，巨型企業開始出現，這種巨型企業採用各種形式組織起來，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恩等。
在大型企業形成壟斷的同時，小企業也不甘示弱，它們組成行業協會，尋求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工人、農民等也組織起來，如1886年美國勞工聯合會成立，1870年成立了農人協進會。
越來越多的大型組織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導致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原來的二元結構發展到私人—組織—國家的三元結構。
企業組織的擴大，首先是對私人權利造成了損害。表現之一是壟斷的形成，導致了消費者利益受損和經濟生活中的公平競爭弱化。另外大組織通過對市場份額的佔有，對生產的獨占，在向他人提供產品的時候，導致契約雙方的談判實力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契約自由」導致了卡特爾協議、濫用權利等行為的膨脹，這些行為的目的在於限制競爭，從而損害了小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
而企業擴大之後，權力出現了。這不僅僅存在於企業的上下級關系、僱傭關系中，也存在於企業和個人、大企業和小企業之中。組織擴大之後，首先在生產領域獲得了權力，包括控制權，改變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在競爭機制中，消費者通過價格機制來控制經濟體系，而在組織擴大之後，公司日益進入非競爭性的定價活動之中，越來越多的格式合同使市場交易發生了變化，非壟斷方的自由和權利變成了Yes、No的選擇權。大型企業同樣對國家提出了挑戰，他們在政治上操縱選舉和國家政策，財團、財閥、富有的家族逐步控制了國家，自然包括立法、司法，首先是對內控制，然後是對外影響政治生活。
（3）國家的能動反應
基於市場缺陷的存在和大型組織的挑戰，國家作出了相應的反應。
如美國在羅斯福執政後，變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為國家干預政策。美國在制定《謝爾曼法》的過程中，一位參議員對經濟權力集中發表了猛烈的批評「如果這種結合導致的集中權力被賦予一個人，那麼這是一種君王般的特權；這是與我們的政府形式相矛盾的，應當遭到州和全國當局的強烈抵制。如果有什麼錯誤，這就是錯誤所在。如果我們不能忍受一個擁有政治權力的君主，我們同樣不能忍受一個對生產、運輸、生活必需品的銷售擁有權力的君王；如果我們不能服從任何帝王，同樣也不應當服從任何在貿易方面擁有阻礙競爭和固定任何商品價格的獨裁者。」經濟權力的集中和國家對不正當經濟權力的打擊，這兩個步驟幾乎是同時發生的，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來表示這個過程是最恰當不過了。在這個過程延續了100年以後，我們可以看出，國家是從以下幾方面來作出反應的：
（1）消除市場競爭的障礙，阻止組織的擴大，限制組織的成長。這是國家的最早反映，由此出現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新型法律。如美國的大型企業組織起源於鐵路和通訊業，國家的第一個反應也在於此。1870年伊利諾伊州在憲法中要求政府「通過各項法律去矯正鐵路的弊端，防止在客貨運費方面不公正的區別對待和敲詐行為」。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法》明確表示：「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聯合、共謀、壟斷而限制貿易的行為是違法或犯罪的行為」
（2）針對市場普通主體不願介入的公共、公益事業等行業和產品，大規模發展出國家所有權，同時也是為了解決微觀上自由競爭和私人行為的無序性，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通過國有產業來替代私有組織。一來可以實現現代企業的生產和效率，二來可以填補空白，二來可避免私人挑戰國家和大企業侵犯私人權利。
（2）調整總量平衡，保持社會均衡發展。成了國家的核心職責，這促使大批新型法律規范的產生。以往的私法僅僅調整微觀主體和微觀行為，競爭的宏觀無序性往往導致總量失衡，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的產生。法律無能為力。而新的法律規范的制定，則是以政府的有形之手來引導市場這支無形之手。當然這方面政府的管理受制於市場的規律，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如美聯儲降息，表面看取決於格林斯潘，實際上格林斯潘決定是否降息，取決於商業銀行之間的貼現率，他是被動的。
（4）企業內部的結構設置、權利安排、財務事宜等，成為法律規范的對象。在自由經濟時期，這些問題由企業自主安排，國家法律不予干涉。而今企業和公司法、會計法、稅法、審計法等的頒布，使這些社會關系紛紛被披上法律的外衣。
謝謝 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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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 | 2006-5-21 18:06 超超2008 | 十二級
您好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是市場缺陷的存在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1）市場缺陷的存在
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的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國家並不怎麼介入經濟生活，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再加上產業革命的完成，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使社會經濟發展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像的變化，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會問題的產生，人們發現，市場不是萬能的，國家應轉變職能，不能只是充當守護神，應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承擔起監督、管理的職責。具體市場的缺陷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市場障礙的存在
所謂市場障礙是指市場調節機製作用的障礙。主要指競爭秩序的問題。競爭是市場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競爭市場就沒有動力，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便不能啟動。但競爭必然伴隨著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這兩件副產品。因為競爭的過程加快了部分經營者擴大其資本與經營規模的進程，以致形成對市場的支配地位和壟斷，導致部分限制競爭行為的產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驅使某些競爭者採取各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這兩種行為的後果是使某些競爭者獲得超額利潤；正當競爭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市場調節機制不能充分有效的發揮作用。
第二、市場的惟利性
市場的惟利性是指投資經營者所關注的是經濟利益，並往往表現為眼前可實現的利益；對於當前贏利率低或無利可圖甚至虧本或者投資期限長、風險大的行業或產品，人們往往不願投資。而在這些領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業、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以及其他與國計民生關系密切或可能制約國民經濟長遠發展和總體效益的行業，即使不能盈利或虧損，也應當進行適度投資。而這顯然是不能指望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
第三、市場調節機制的被動性及滯後性
這是因為市場調節是一種事後調節。因為從投資、生產運營到市場價格形成和信息反饋，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各個企業和個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滯後，不能適時調整其投資經營決策，往往等到市場供求嚴重失調、產品大量滯銷過剩時才作出反映，這是市場的第三個缺陷。
（2）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大型組織的產生及其影響
現代的商業組織起源於中世紀的庄園制度，以及17世紀初期的殖民公司，真正將企業發展起來，則是由現代的運輸業和通訊業，尤其是鐵路的發展決定的。現代企業的規模擴大、不斷的一體化，僅僅不到200年的歷史。
這個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直到19世紀中期，企業的規模受到技術、交易和制度的限制，不存在大的企業，主要的交易結構是生產商和代理商之間的聯系，合夥公司仍然是商業企業的標准合法形式。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隨著科學技術的應用和管理技術的改進，降低了企業內部交易的成本，促使以前不能涉足的大型項目成了人們的投資重點，融資的需要促進了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發展，會計和信用制度也發展起來，這進一步加劇了資本集中。另一方面，為了應付由於社會整體生產缺乏計劃所帶來的危機對產業的沖擊，巨型企業開始出現，這種巨型企業採用各種形式組織起來，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恩等。
在大型企業形成壟斷的同時，小企業也不甘示弱，它們組成行業協會，尋求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工人、農民等也組織起來，如1886年美國勞工聯合會成立，1870年成立了農人協進會。
越來越多的大型組織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導致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原來的二元結構發展到私人—組織—國家的三元結構。
企業組織的擴大，首先是對私人權利造成了損害。表現之一是壟斷的形成，導致了消費者利益受損和經濟生活中的公平競爭弱化。另外大組織通過對市場份額的佔有，對生產的獨占，在向他人提供產品的時候，導致契約雙方的談判實力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契約自由」導致了卡特爾協議、濫用權利等行為的膨脹，這些行為的目的在於限制競爭，從而損害了小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
而企業擴大之後，權力出現了。這不僅僅存在於企業的上下級關系、僱傭關系中，也存在於企業和個人、大企業和小企業之中。組織擴大之後，首先在生產領域獲得了權力，包括控制權，改變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在競爭機制中，消費者通過價格機制來控制經濟體系，而在組織擴大之後，公司日益進入非競爭性的定價活動之中，越來越多的格式合同使市場交易發生了變化，非壟斷方的自由和權利變成了Yes、No的選擇權。大型企業同樣對國家提出了挑戰，他們在政治上操縱選舉和國家政策，財團、財閥、富有的家族逐步控制了國家，自然包括立法、司法，首先是對內控制，然後是對外影響政治生活。
（3）國家的能動反應
基於市場缺陷的存在和大型組織的挑戰，國家作出了相應的反應。
如美國在羅斯福執政後，變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為國家干預政策。美國在制定《謝爾曼法》的過程中，一位參議員對經濟權力集中發表了猛烈的批評「如果這種結合導致的集中權力被賦予一個人，那麼這是一種君王般的特權；這是與我們的政府形式相矛盾的，應當遭到州和全國當局的強烈抵制。如果有什麼錯誤，這就是錯誤所在。如果我們不能忍受一個擁有政治權力的君主，我們同樣不能忍受一個對生產、運輸、生活必需品的銷售擁有權力的君王；如果我們不能服從任何帝王，同樣也不應當服從任何在貿易方面擁有阻礙競爭和固定任何商品價格的獨裁者。」經濟權力的集中和國家對不正當經濟權力的打擊，這兩個步驟幾乎是同時發生的，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來表示這個過程是最恰當不過了。在這個過程延續了100年以後，我們可以看出，國家是從以下幾方面來作出反應的：
（1）消除市場競爭的障礙，阻止組織的擴大，限制組織的成長。這是國家的最早反映，由此出現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新型法律。如美國的大型企業組織起源於鐵路和通訊業，國家的第一個反應也在於此。1870年伊利諾伊州在憲法中要求政府「通過各項法律去矯正鐵路的弊端，防止在客貨運費方面不公正的區別對待和敲詐行為」。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法》明確表示：「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聯合、共謀、壟斷而限制貿易的行為是違法或犯罪的行為」
（2）針對市場普通主體不願介入的公共、公益事業等行業和產品，大規模發展出國家所有權，同時也是為了解決微觀上自由競爭和私人行為的無序性，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通過國有產業來替代私有組織。一來可以實現現代企業的生產和效率，二來可以填補空白，二來可避免私人挑戰國家和大企業侵犯私人權利。
（2）調整總量平衡，保持社會均衡發展。成了國家的核心職責，這促使大批新型法律規范的產生。以往的私法僅僅調整微觀主體和微觀行為，競爭的宏觀無序性往往導致總量失衡，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的產生。法律無能為力。而新的法律規范的制定，則是以政府的有形之手來引導市場這支無形之手。當然這方面政府的管理受制於市場的規律，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如美聯儲降息，表面看取決於格林斯潘，實際上格林斯潘決定是否降息，取決於商業銀行之間的貼現率，他是被動的。
『柒』 如何理解經濟法產生的規律
經濟法產生背景問題是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論題之一，然而，我國以往對該論題的探討存在標准不一、各行其是的缺陷，動搖了經濟法體系的根基。事實上，作為部門法的經濟法只能是國家針對市場缺陷進行干預，謀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公益協調共生的歷史產物。在此前提下，各國經濟法產生的具體歷史背景又不盡相同，中國的經濟法產生背景尤其復雜：一方面，市場經濟以及相應的私法精神不夠發達，另一方面，缺乏自律的干預又時有發生。
一、通說的缺陷
國內各種教材或著作在論及經濟法產生背景時，通常存在如下缺陷：
1．分別闡述不同地域或國家經濟法產生發展過程，一般是美國—德國和日本—中國，有的還涉及到東歐和蘇聯經濟法產生發展情況，但並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結論。從科學角度看，這種論述方法是不妥當的，更讓人感覺到似乎世界范圍內經濟法產生背景千差萬別，無可比性。
2．關於「經濟法」的含義標准不統一。由於「經濟法」這一概念可以在經濟法規范和經濟法部門甚至經濟法學等多重含義上來理解，因此，含義不同，結論就不盡相同，甚至相去甚遠。如果把經濟法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法規范，必然得出經濟法與國家、法律同時出現的結論。這種思路的缺陷在於，表面上以歷史沿革為主線，實際卻無視歷史事實，更無法將經濟法同其他法律部門相區分，最終喪失了經濟法的獨立性；如果把經濟法理解為法律部門，則經濟法產生不過是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後的事情。
可見在明確闡述經濟法產生背景問題上，統一經濟法的含義是關鍵性的前提。否則，表面上製造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虛假的繁榮，實際上卻無益於該學科的發展。從其他法律學科研究的啟示來看，將經濟法理解為部門法，進而考察經濟法產生的背景，才是合適的。
3．論者前後標准不一。其典型的思路是將近代以前的「經濟法」界定為經濟法規范，而將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界定為獨立的部門法。例如，「國家出現以後，便要對社會經濟進行一些這樣那樣的干預、管理，發生國家經濟管理關系，並以法的形式予以調整。這種調整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的法，便是早期的經濟法……那時的經濟法不是作為獨立部門法而存在的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嚴格地說，它只是經濟法性質的法。」[1]這種對近代以前「經濟法」採取「寬容」態度的本意也許在於表明經濟法並非在現代社會突然產生，而是有著歷史發展的漸進性和必然性。但作為科學研究的態度，這種寬容是不可取的。筆者認為，經濟法並無近代以前和現代意義上經濟法之分。
正如李昌麒先生所言，學者們對經濟法產生的表述並無實質區別[3]，而這正好可以作為我們探討經濟法產生背景的共同平台和基本前提。基於此，下文將進行經濟法產生一般背景比較分析，對學者達成共識的事實不再贅述，而只是針對共識本身進行更為細致的解析、梳理，總結經濟法產生背景的共性和個性。目的只是尊重事物發展的「求同存異」的基本規律，並應用於我國經濟法的基礎理論研究。
二、經濟法產生一般背景比較分析
馬克思主義認為，事物是共性與個性的矛盾統一，經濟法產生也遵循這一規律，即經濟法產生背景雖然表面看來千差萬別，但仍有共性的規律可循，分析如下：
總體上，經濟法產生有兩個淵源，即以美國為代表的暫稱之為和平主義的自然演進型經濟法與以德日等為代表的戰爭經濟法（包括蘇俄），前者常被稱為經濟法產生的「常態」，後者則為「非常態」。的確，在前者，經濟法產生與戰爭並不直接關聯，而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時期過渡的必然產物，是在和平（美國本土遠離戰爭策源地）的環境中，國家順應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調整經濟管理職能，有目的立法的結果，並與二戰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一脈相承。學界通常將競爭法比作經濟憲法和經濟法誕生的標志，而最早在美國產生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1890）便是這個論斷的注腳。而該法既與經濟危機對策無關，也與戰爭無涉。而在後者，經濟法產生卻往往直接與戰爭的蓄意發動、戰時保障以及戰後重建等戰爭諸要素相關，體現出濃重的戰爭法味道，更與戰後和平發展時期作為一種經常的國家適度干預手段的經濟法不同。
但是這樣的表述並不否認兩個經濟法產生淵源存在的共性。實際上，只要我們承認，經濟法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種新型手段，而暫不考慮具體國家基於何種目的進行干預，我們就應得出二者之間存在共性的必然結論，即經濟法產生背景源於兩個基本的前提：市場經濟和社會公益的追求。首先，不論美國還是德日等國，在經濟法產生之時都是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前提的。不同的是美國素有自由的傳統，其市場經濟在沒有外界力量介入的情況下自然生長，充分發展，至壟斷產生，負面影響凸顯，國家以「看得見的手」主動進行干預。德日等國的資本主義則是在外界力量介入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產生的，並因為其發展時間較短，又較多地具有封建色彩，因而也成為戰後經濟民主化、自由化的重要原因。前者可稱為市場主導型，後者可稱為政府主導型。其次，經濟法本質在於國家針對市場的天然缺陷進行必要干預，將個體正當利益的追逐限制在社會公益的前提下，追求二者的協調統一。表面上看，美國經濟法中才真正體現出社會公益，即維護自由競爭秩序，從而維護美國的自由傳統，而德日經濟法由於戰爭法的味道濃厚，其體現的不過是被軍閥、財閥控制的政府或國家的利益，而與社會公益有天壤之別。但本質上各國經濟法立法都是統治階級謀求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協調的反映。
『捌』 復習思考題 試述經濟法的產生 簡述經濟法體系 試述經濟法的構成要素及其相互關系 什麼是法律事實，法律行
一、中國經濟法的產生主要是解決政府權力過大的問題，從真正意義上講，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也可以說主要解決的是政府失靈，被認為是中國經濟法產生的象徵。李昌麒認為，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是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最佳法律形式。經濟法就是國家干預之法。經濟法已經具有基本體系和框架，形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二、法律體系，有時也稱」法的體系」或」法體系」，指的是一國現行的全部法律規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門分類組合而成的一個呈系統化的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 根據法律體系的概念，相應的經濟法體系是指由一國現行的經濟法律規范按照不同的分類組成的系統化的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
三、經濟法體系的構成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1.調整經濟關系主體的法
什麼樣的主體可以進入國民經濟領域成為經濟關系主體?是任何主體，抑或是符合特定條件的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滿足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國家必須對經濟關系主體通過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加以限定，明確其應具備的資格、許可權、責任等。我國現在已經制定的用以調整經濟關系主體的法有：《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個人獨資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企業破產法》等等。
2.調整經濟關系主體行為的法
經濟關系主體是通過作出—定的行為而其成為經濟關系主體。行為是其主體參與到經濟活動唯—途徑，而主體在參與經濟活動中形成的—定內在規范則是我們常常提到的一個詞「秩序」。行為規則是秩序的具體內容，用來調整經濟關系主體行為的法事實上也就是調整國家在干預經濟活動秩序的過程中形成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我國現行自復經濟體制是市場經濟體制，任何市場的存在和發展都離不開和諧、有序和穩定運行狀態的良好秩序。經濟法體系的這部分內容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在於通過調整國家在干預市場秩序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對市場秩序進行規范並最終保證良性的市場經濟運行秩序。目前，我國已經制定的相關法律主要有《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反壟斷法》等。
3.調整經濟宏觀環境的法
調整經濟宏觀環境即國家為使社會總供求與總需求達到平衡，運用宏觀經濟的間接手段，以經濟規律作為運作機制引導經濟主體的活動，也即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就是藉助政府宏觀調控的力量對市場經濟運行的調節與控制，從而彌補市場調節的弱點和缺陷，實現引導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目的。可以說，此種經濟關系的形成是國家在履行管理經濟的職能以間接的手段調控經濟運行過程中，並與其他社會組織因發生各種經濟關系而共同成為社會關系的主體。因為宏觀經濟詞控關系涉及到國民經濟運行全過程，內容十分廣泛，主要包括了財政關系、金融調控關系、國家計劃關系、產業關系、固定資產投資關系、對外經濟關系等 ：類。那麼為了調整這一社會關系而由國家制定的法律規范即為宏觀調控法。我國憲法遵循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明確規定：「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目前，我國宏觀調控法包括以下主要法律制度：《預演算法》、《產業結構與布局規劃法》、《固定資產投資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價格法》、《國有資產管理法》等。
4.調整社會分配的法
論語·季氏中有「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已存在這樣的危機，—方面，由於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城鄉居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但是，同時在另一方面，貧富差距兩極化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視的現實性問題。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發展的腳步越來越快，社會分配問題導致了收入差距在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不同群體之間不斷擴大，不能公平的分享改革的成果，已經成為了影響社會和諧穩定重要因素，也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設置了阻礙。目前，我國以建立和諧社會為發展目標，一切以人為本，這就要求要使社會分配問題礙到最佳的解決，減少因為貧富差距的社會利益分享不均而產生的社會矛盾與沖突。而經濟法在這重大的社會問題的解決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國的社會分配法由預演算法、稅法、個人收入分配法、非稅性收入法以及社會保障法所構成。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屬於社會分配法領域的法律同時也在其他經濟關系領域中存在，比如說稅法、預演算法。它們即是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也是對社會分配關系的調整。然而，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經濟領域已經成為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的—塊重要基石，可以產生經濟利益的對象必然會成為眾矢之的，社會分配法所調整的對象已不能僅僅局限於上述的幾種經濟關系。如何能夠讓資源得到公平合理的利用，讓類如土地、環境等有限資源最大程度上滿足所有需求者的需要，創造出最大的利益。已經成為緊迫的現實性問題。因此，社會分配壁 還應隨著法制的健全而不斷的被完善，以最大程度滿足建設和諧社會主義的需求。
5.監管經濟運行安全的法
對經濟運行安全進行監管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也可以說是經濟法領域內的最後—道防線。雖然一系列的法律規范已經對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做了相應的規定，但是經濟關系的主體是否依照規定去行為，其行為的結果是否有利於經濟的穩定、社會的發展，也即經濟運行否安全。監管經濟運行安全的法就如同「眼睛」，依據已設定好的行為標准、規則或准則，時刻「觀察」著經濟活動情況，對活動結果的真實性、有效性、合法性進行衡量，從而對不合規的行為進行監察或對結果進行處理。維護經濟秩序，防範經濟危機，達到維護經濟運目的。監管經濟運行安全的活動具有特定的權力強制性，它以法律為依託，被監管者 須接受監管主體依法實施的監管行為，不得拒絕、逃避或抗拒，對監管主體依法所作出的處理決定必須遵從和執行。目前我國已經制定的監管經濟運行安全的法律主要有：《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勞動法》、《會計法》、《審計法》、《技術監督法》、《環境保護監督法》、《審計法》等等。
由經濟法體系的特性所決定，經濟法體系的構成決不會到此截止成為一種固定不變的摸式。它必然會隨著杜會發展的需要，以及對問題的更深一步的認識而有所改變，以至逐步得以完善。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更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四、法律事實，就是法律規定的、能夠引起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的現象。法律事實的一個主要特徵，它必須符合法律規范邏輯結構中假定的情況。只有當這種假定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人們才有可能依據法律規范使法律關系得以產生、變更和消滅。
五、法律行為：以意思表示為要素，依照意思表示內容發生法律效果為目的的行為。人們所實施的、能夠發生法律效力、產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為。以發生一定司法效果的意思表示為要素的法律事實。
『玖』 試比較分析中國經濟法與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差異
中國經濟法與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中國經濟法回不答是在社會內部自發產生，而是政府自覺地「從治理到不斷放權的過程」，屬於「政府推進型」；西方經濟法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向壟斷市場經濟轉變的背景下產生的。一開始，出現市場失靈的狀況，這種情況用普通的民商法無法彌補，但是必須限制自由主義，由此，國家開始進行干預。西方經濟法的產生，實為「市場經濟內部不斷完善的產物」，屬於「自然演進型」
（2）西方經濟法是在民商法發達的基礎上形成的，其產生是為了彌補民商法行政法調節經濟關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條「反民法」「異民法」的道路。而中國經濟法是民商法缺位下發展起來，其產生並非為彌補民商法不足，而是與民商法同生同榮、共同發展。
（3）兩者社會本位形成路徑完全不同，體現在：「西方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在個體本位上發展起來，是對個體本位的揚棄；中國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由國家本位發展而來，是對國家本位的修正」，另外，中國經濟法產生於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政府幹預經濟行為；西方經濟法產生於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換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市場競爭行為。
『拾』 論述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條件
論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 李長健 摘 要：經濟法是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律，其產生與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本文從經濟法產生的不同觀點分析入手，對古今中外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進行闡述，對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經濟、政治、思想等歷史條件進行必要的分析，再而指出經濟法發展的新趨勢。 關鍵詞：經濟法 產生與發展 歷史條件 新趨勢 任何部門法的產生和發展，都需要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法律等主客觀方面的條件。這些條件，特別是反映一定經濟關系的經濟基礎，對部門法的形成和發展產生著重要的作用。經濟法作為一個法律部門也不例外。因此，學習和研究經濟法，必須從學習和研究經濟關系入手，從經濟法所產生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基礎去導源經濟法的產生，去釐定經濟法領域的諸多基本理論與實踐問題，從而科學地揭示出經濟法發展的規律，促進經濟法的不斷完善和經濟法學的不斷發展。 一、關於經濟法產生的不同觀點 經濟法是在什麼時候產生的？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國內外法學界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經濟法是隨著階級、國家的產生而產生，此曰「同時論」 持此觀點的人認為：經濟法是國家運用法律的強制手段來管理社會經濟的一種方式，它是階級社會中最古老的法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人類進入階級社會時，隨著國家與法律的產生，經濟法也隨之產生了。在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它包含在「諸法合體」的法律之中。[1]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經濟法與其他法同時並存，只是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經濟法的作用越來越大，其地位更加突出出來，才形成更加豐富、全面的經濟法部門。 有些學者還認為，不論在奴隸制國家、封建制國家、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有各自的經濟法，作為一個**的法的部門的經濟法產生於古代社會。[2] 事實上，這些認識都或多或少有其合理的地方，至少它可以提醒人們：古代社會的法律中也有關於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現象，但決不會產生我們所說的作為**法律部門的經濟法。正如一些學者所說的：在法律形成的早期階段，並不存在部門法的劃分，而是「諸法合體，刑民不分」的狀態，更不可能有今天所稱的經濟法。古巴比倫奴隸制國家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以及我國夏、商、周、秦時代的法律中有關土地、水利、貿易、稅收等方面的規定，並不構成**的經濟法法律部門。[3] （二）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後的產物，此曰「階段論」 持此觀點的人認為：經濟法不等於經濟立法、經濟法規、經濟法律。經濟的法律調整即經濟立法。經濟法規由來已久，它是史前社會結束以來任何社會和國家所不可或缺的一種控制及運行機制。而經濟法是20世紀新興的法律部門，它是經濟和社會的社會化達到相當高度以後，國家政權普遍直接參與生產流通等諸環節的產物。盡管經濟的法律調整是與國家相伴而生，但有了經濟的法律調整，不一定就有經濟法。經濟法產生和存續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在一個國家和社會中對法律有了部門劃分，並且將其中的某個部門稱為「經濟法」。 [4]由此看來，經濟法產生的一般基礎和條件是：市場經濟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國家被動或自覺地承擔起對經濟加以組織協調的職能，國家對經濟的調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並形成了相應的經濟法學說。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當這些基礎和條件尚未出現時，經濟法是不可能產生的。[5]所謂一定歷史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的時代。[6]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走向壟斷和社會化發展階段，生產手段和經濟實力不斷集中，產生了壟斷集團，限制並惡化了競爭環境，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手段對此進行干預，由此形成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現象，產生了新的部門法——經濟法。從實證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形式上的經濟法（稱為「經濟法」法律現象），或實質上的經濟法（體現國家權力對經濟活動干預協調的法律現象），都比較集中地出現在19世紀末之後，也就是說經濟法作為部門法劃分應肇始於19世紀。因此，認為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的觀點具有歷史合理性。我們可以這么說：作為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現象，可以上溯到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的「諸法合體」法律狀態時期，而作為**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則是人類社會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進入到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時期的事情。[7] 有些學者還認為：法律部門的形成，需要具備的一個條件是形成相應的理論或學說，並在相應程度上被學界和社會所接受。在分析經濟法生產的主觀條件時，他們闡述了「經濟法」一詞的提出和使用；在分析經濟法產生的客觀條件時，他們強調了經濟集中和壟斷是經濟法產生的內在原因。[8] 二、對經濟法產生的兩種不同觀點的評價 在進行評析之前，我們有必要指出經濟法律、經濟的法律規范、經濟法是具有不同內涵的概念；我們有必要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律的制定、經濟法部門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聯系和區別的范疇。經濟法部門是由經濟法律規范組成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相當一大部分是以經濟法律為表現形式。 但嚴格地說，我們不能把經濟法的產生理解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或經濟法律的制定，我們不能把一個或一些經濟法律規范等同於經濟法，不能把經濟法律或經濟法律的總稱視為經濟法，只有相當多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才是經濟法。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經濟法「就是從部門法意義上講的，是指作為**的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因此，把經濟法產生理解為經濟法這個**的法律部門的形成是正確的。[9] 我們還應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產生於古代社會，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產生晚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的產生早於經濟法學的產生。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認為「同時論」是錯誤的，它抹殺了經濟法律規范與經濟法之間的界限，將經濟法的產生等同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三、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古代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和發展 我們所說的古代經濟法律規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和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也可稱為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最早出現於奴隸制度古巴比倫國家。早在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奴隸制國家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就對土地的國家所有權和土地的法律保護作出了規定。《漢漠拉比法典》還有對農業、商業、質量、財政稅收等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規定。我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隸制國家土地國有的規定。西周中後期，還出現了土地流通的活動。我國從夏朝開始就有了徵收貢賦的制度，商朝的貢賦實行公田收入交國家，西周則按井田計畝徵收賦稅，西周的財政開支還實行了量入為出、專款專用等等內容，均體現了我國奴隸制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漢漠拉比法典》是奴隸制經濟法律規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存在的時期較長。在產生過程中，《羅馬法》及其復興起過一定的作用。西歐封建社會從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滅亡至18世紀，持續了1300多年。中國封建社會一般從春秋戰國之後算起，延續了2000多年。此時，中國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詳細地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定。秦簡《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須標明價格的規定，秦簡《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長，不得砍伐；春天土地乾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採摘剛發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獸、幼鳥；不得設置陷阱和網罟捕捉鳥獸；不得毒殺魚鱉」的規定，漢朝的發展對外貿易的規定，明朝的禁止私人開採金、銀、銅、鉛、錫和水銀礦的規定，唐朝的以戶稅、地稅為基礎的「兩稅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據各種開支總額確定兩稅的總額規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級管理，征解制度、財政監察制度和預算制度等財政管理制度，等等，均體現了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法律規范的相對全面和完善。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的特點是：反映奴隸主和封建主階級的意志，公開地維護等級特權，在協調本國經濟運行時主要運用直接手段，經濟法律規范以「諸法合體」的法典為主要表現形式。[10] （二）空想共產主義者的經濟法思想及其意義 18世紀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萊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學術名著——《自然法典》，該書反映了他對未來公有制社會的理想。作者在書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圖的法制藍本」，被作者稱為「法律草案」，共12類法律、117條。其中，第二類法律是：「分配法或經濟法」，有12條規則。從目前的資料反映，這是「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的地方。摩萊里看來，未來社會中的產品不發生買賣和交換，而是通過分配給予公民，「一切產品都要核算，其數量要與每個城市的公民人數相適應，或與使用它們的人數相適應，這些產品當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規則公開分配，如有剩餘則保管起來」[11]。摩萊里是在產品（財產）分配規則的意義上使用「經濟法」，並以此來表達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來社會的法律規范。[12]19世紀30—40年代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薩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冊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個概念，並發展了摩萊里的經濟法思想。 由摩萊里在18世紀提出的「經濟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產主義的社會公有制基礎之上的，至今「經濟法」的涵義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它對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概念的形成仍產生著影響。這種影響除了表現為援引「經濟法」這個概念的外殼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們把空想共產主義者那種具有萌芽狀態的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思想加以擴大，利用來作為建立現實經濟基礎之上的現代經濟法概念的一個合理內核。[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