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學中的沖突主義

① 法律社會學的三個指向是哪三個

結構功能主義 社會沖突論 符號互動論 或者再加一個社會交換論是四大理論

② 法社會學的問題

、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什麼？
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關系」
2、哲學基礎是什麼？
古希臘哲學家透過問問題來進行哲學實踐，他們所提的問題大概可以歸類為三類，這三類問題分別形成了哲學的基礎學科， 形而上學(metaphysics)，知識論(Epistemology)以及倫理學(Ethics)。
最初的三類問題分別是:
* 有關世界的本質與真理的問題。
* 有關我們如何知道或認識真理的問題
* 有關生命意義與道德實踐的問題

3、法社會學興起的歷史背景？
西方法律社會學產生的背景分析
1：從19世紀未開始，西方主要資本主義社會經歷了由自由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壟斷資本主義的出現使各種社會矛盾趨向激化，戰爭、經濟危機等災難頻繁來臨；舊的利益結構急劇變動，新的利益結構正在形成，新舊利益的沖突不可避免；這些社會問題都需要法律進行回應與解決。法學家和社會學家感到用17、18世紀形成的傳統思想已不可能解釋日益變化著的社會需要，必須沖破傳統的概念法學、分析法學的束縛。通過調整法學的結構，創立新的理論，如果法學與社會脫節，仍然在傳統的思維空間和法律范疇內工作，仍然只是注釋現有的法律，不為國家的立法和司法服務，不為政府解決蜂湧而至的社會問題出謀劃策，不去考察法律的實踐效果，法律就沒有多大用處。

2：資本主義法律制度與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民主法治理想之間產生的空距越來越大，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關注以往法律沒有涉及的領域，如勞動、福利、教育、經濟等方面的問題，於是勞工法、社會保障法、環境保護法、公共交通法、經濟法等社會立法不斷制定出來，「法律的社會化」成為時代的潮流。「法律的社會化」的主要內涵是：古代和中世紀的法律精神是義務，強調人民服從國家的權力。從17、18世紀「天賦人權」的觀念流行以來，法律精神轉向強調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進入20世紀後，資產階級要求充分利用國家權力和各種法律手段來加強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和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法律不僅要注意保護個人利益，而且更應強調保護社會利益，因此用「社會化的法律」代替強調個人權利、自由的法律。法律社會化的結果產生了大量的社會立法，如勞工法、最低工資法、環境保護法、住房法等，這是20世紀初席捲西歐、北美的法律制度的重大改革。

這些社會化問題和法律實踐當然要求對法學理論作出調整，如果法學研究依然與現實生活脫節，象分析法學那樣局限於現有法律制度的要素和結構分析，進行純粹的法律探討，機械地注釋成文法和判例法，不為國家運用法律手段解決社會問題提供指南或提出意見，就不能適應社會和法律實踐的需要。社會法學就是在這種強烈的和積極的社會推動下，並藉助於社會學家提供的新觀念和方法應運而生的。

3：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一貫主張把法放在社會關系中進行理解。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亞里斯多德的社會觀念，從中世紀的阿奎那到啟蒙學者對人和社會本質的看法，都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學因子。自17-18世紀開始就有不少學者認識到應在法與社會的關系中或在法的社會背景下研究法律。如英國哲學家休謨在《人性論》一書中就認為，法是不斷變化的社會制度，它起源於社會常例，而不是人性。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學家孟德斯鳩一直試圖探討社會環境對法的影響，強調地理、氣候、國土和人口等自然條件對法律制度的影響，注意在社會現實中研究法與其他社會的相互關系，並把法的精神解釋為「法律同各種政制、風俗、氣候、宗教、商業等等應有的關系」。正因為如此，孟德斯鳩被奉為法社會學的先驅。德國法學家薩維尼和英國法學家梅因等歷史法學家也很重視探討法的發展動力，強調法與社會環境和在社會環境與社會歷史中發現法的真諦，當然，休謨、孟德斯鳩和歷史法學家們的論述只是預示著社會法學，還不能把他們的學說冠以「社會法學」之名。

4、法律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來源於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和社會學。他們認為確保知識內容可靠或科學的唯一途徑，是將知識建立於觀察經驗的基礎之上，哲學不應以抽象推理而應以「社會學」為根據,知識的進步只能通過觀察和實驗。社會學的目的論和方法論啟發了一大批學者運用社會學的原理與方法觀察和研究法與和法律制度。

③ 法律社會學的發展歷史

法律社會學主要是從法學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19世紀後,因受4種思潮的影響，西方法學界內形成了法律「社會學派」。這 4種思潮是：①歷史主義。強調追溯法律思想和立法制度的歷史根源，認為法律發展的模式是各種社會勢力行動的意外產物。代表人物有英國法學家和法律歷史學家H.J.S.梅恩、美國法律史學家和法哲學家O.W.霍姆斯等。②工具主義。號召將社會知識與法律結合起來，研究什麼是法律及實際上法律在起什麼作用。代表人物有英國法學家J.邊沁、德國法學家 R.von耶林和美國法學家R.龐德。③反形式主義。貶低法律規范的重要性和有效性，鼓勵人們充分認識行動的非理性動機、人對社會支持的依賴和自身具有活力的社會制度的出現。代表人物有奧地利法學家E.埃爾利希。④多元主義。認為法律不僅存在於正式的政府機構之中，還存在於習俗、社會組織、群體生活的現實規定之中。代表人物有埃爾利希。這 4種思潮的法學家都感到有必要越出傳統的法學界限，在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研究法學問題。法國的□.迪爾凱姆、德國的M.韋伯、美國的E.A.羅斯和W.G.薩姆納等社會學家有關法律、犯罪和懲罰問題的大量論述,促進了法學中的社會學派的形成,推動了法律社會學理論的發展。此外，英國的H.斯賓塞、奧地利的L.龔普洛維奇、法國的G.塔爾德和美國的L.F.沃德等社會學家分別從生物學、人類學和心理學等角度研究法律和解釋法律現象，被稱為早期社會法學的代表人物和法律社會學的奠基人。1892年，義大利法學家、社會學家D.安齊洛蒂首先提出「法律社會學」的說法。
20世紀以來，隨著新興的社會學不斷向古老的法學滲透，一批熱衷於將這兩個學科結合起來的社會學家和法學家形成了以實證主義哲學為基礎的陣容龐大、支派繁多的社會學法學派。主要支派有：自由法學派、利益法學派、現實主義法學派、社會連帶主義法學派、社會心理法學派和斯堪的納維亞法學派。社會學法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埃爾利希1913年發表的《法律社會學的基本原理》一書，為法律社會學奠定了理論基礎，使它趨向成熟。他強調法律來源於社會，揭示了法、法律規范及法院判決的社會基礎，提出作為法律結構所有不同因素總和的「活的法律」，主張社會學與法學結合。自由法學派的倡導者H.坎托羅維奇對法律社會學的發展也有突出貢獻。被稱為法律社會學權威的龐德，力求綜合各有關學科的知識以解釋法律現象，認為法律是一種社會工程，能有條不紊地促進社會與經濟秩序的安定，並提出法律概念的社會利益說；他認為法律社會學著重於法的作用而不是它的抽象內容，強調法的社會目的而不是它的制裁，認為法律規則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指針，而不是永恆不變的模型；他將法律當作一種社會制度，認為可以通過人的努力予以改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律社會學內部逐漸出現了統一的趨向,在美國尤其明顯。美國的法律社會學著重探討在法律思想與法律現實之間、「書本上的法律」與「行動中的法律」之間的差距，強調法律是不完善的，是可以改進的一種解決沖突的機制。這一研究方向在法律社會學中得到了普遍的肯定。
70年代，在社會學沖突理論的影響下，西方激進的法律社會學家集中研究法律在使沖突制度化方面的作用，法律如何為統治者的經濟利益服務，以及法律的理想和實踐對意識形態的影響。他們打破了與激進的犯罪社會學和異常行為學說的界限，更加註重對司法系統和審判制度的研究。70年代後期，激進的法律社會學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影響，對19世紀和20世紀的法律發展進行了以經驗為依據的歷史研究。此後，西方的主流法律社會學日益變得注重微觀經驗研究，注重行為分析，借鑒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技術。
美國是當代法律社會學研究最活躍的國家，在考察法制在個別社會部門內的發展和法律對社會制度的影響，對法律機構的職能、法律的社會監督和調節作用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進展。蘇聯的法律社會學注重研究法律意識的形成和發展，認為法律意識、人們有目的性的法律活動能對社會發展進程起調節作用，因此強調通過法律的宣傳和教育，提高全社會的法律知識水平。波蘭、聯邦德國、英國、荷蘭、義大利、日本等國，都有專門人員研究法律社會學，並在一些大學開設了法律社會學課程。當代世界各國的法學和社會學、法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都缺少真正的合作，研究者各執己見，自行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法律社會學同以美國社會學為基礎的法律社會學，在觀點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

④ 哪裡可以找到法社會學的期末答案

塗爾干、韋伯等人強調法律的社會化，反對將法視為國家的唯一產物，認為應當專從組織化社會屬，或社會本身，或人們社會行為中去探尋法的真諦。
龐德的法哲學的核心的社會利益說，認為社會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他明確反對純粹邏輯推理的僵化的概念主義或形式主義法學，認為法哲學要從單純歷史的和實證主義的思維方式中徹底解放出來。龐德的社會法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 理論，他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社會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實際內容，並且注重法律與社會利益之間的聯系。龐德認為，法律是發達政治組織化社會里高度專門化的社會控制形式，即通過有系統有秩序地運用這種社會的暴力而達到的社會控制。在這一意義上，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是協調利益沖突的手段；法律的作用就是承認、確定、實現和保障各種利益，尤其是社會利益；提出法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
法社會學的結構沒有統一的安排，因為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實在是一個大框架，幾乎所有與法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可以放在其中，究竟構建一個什麼樣的框架比較合適，完全取決於研究者的學術興趣和注意中心。

⑤ 法社會學的多元主義法律觀

在西方語匯中，「法」和「法律」是有著明顯區別的。如拉丁文中表示「法」的詞是「jus」，含有抽象意義上的法、權利和公平等意味；而表示「法律」的詞是「Lex」，含有規范、規則之義，原指羅馬王政時期國王制定的法律和共和國時期各立法機構通過的法律，即制定法。在希臘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等西方語言中，也都有類似的區別。故而，西方學者常常把「法」和「法律」二元化：「法」指永恆的、普遍有效的正義原則和道德公理，即自然法；而「法律」是由國家機關制定與頒布的具體行為規則，即實在法。法律是法的真實或虛假的表現形式。但這種意義上的法律二元化，很難說與法律社會學有直接的關系。
在法社會學中，法律多元主義（Pluralism）意指法不只是出自國家，國家的法只是社會法律秩序的一部分，而且不必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只要是由權威機關——國家、教會、公司、學校或其他社會團體確認並保障實施的規則，就是法律。法律多元主義突出地體現在埃利希的「國家法」（「審判規范」）和「活法」，現實主義法學派的「書本上的法」與「行動中的法」，法人類學者的「國家法」和「非國家法」等理論中。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刑、法、律可以互訓。「從時間順序上看，今天稱之為古代法的，在三代是刑，在春秋戰國是法，秦漢以後則主要是律。」「法」與「律」復合，作為「法律」獨立合成詞，最早出自《莊子?徐無鬼》：「法律之士廣治」。除了個別情況外，上述的刑、法、律和法律，基本上都是在國家法的意義上來講的，因而都不屬於法律多元主義。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歷史上就沒有法律多元主義。范忠信教授認為，中國古代法律實際上是一種二元體制：一種是國家制定法，古稱「刑」、「法」、「律」或「刑法」；另一種是社會生成法（由國家默認、容許者），古稱「禮法」或「德法」。它們之上的共同指導原則是「天理」、「道」或者「德」。元代蘇天爵（1293～1352）就曾指出：「法者，天下之公，所以輔乎治也；律者，歷代之典，所以行乎法也。古自昔國家為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者必制一定之律。」在蘇天爵看來，「律」指的是成文法，是「行乎法」、即以「法」為內容的。這顯然也是一種「法」和「律」的二元化觀念。事實上，除了國法以外，古人還常談到家法、宗法、族法、習慣法等等。也就是說，在古人心目中，除了國家法之外，還有民間法。
將法和法律混為一談，既導致了法學理論的混亂和貧弱，又極大地局限了法理學的研究視野；在法律實踐中，則一方面不利於對自然生成的社會秩序的關注與尊重，另一方面也不利於對國家制定法的認識、評價與完善。因此，最好是將「法」視為類（屬）概念，即用「法」這一概念來指稱自然法、民間法（包括習慣法、宗教法）、國家法（包括成文法和判例法）、超國家法、世界法等等的集合；而將「法律」視為種概念，即用「法律」來特指國家法，尤其是國家成文法。

⑥ 關於社會學的問題：功能主義和沖突理論分別會如何看待老齡化問題

功能主義注重研究社會運行和社會發展的平衡、協調的機制，是一種維護型的社會學。它強調的往往是「穩定的秩序」。
沖突理論強調社會生活中的沖突性並以此解釋社會變遷。
老齡化問題要看是從什麼角度來界定的。如果是人口老齡化，那隻是個現象。但如果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那麼就可以從老年人（消費）和年輕人（生產）的關系來分析。
如果從功能主義角度來說的話，是因為兩個人群之間的協調出現了問題。生產和消費本來是協調的，但因為人口老齡化，所以協調被打破。
而如果從沖突理論來講，是因為兩個人群對於生產和消費的矛盾。生產和消費長期以來就存在矛盾，而人口老齡化，使得矛盾激化。
僅供參考。

⑦ 法社會學的原理

法社會學是以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法律現象，代表人物有塗爾干、埃利希、韋伯、霍姆斯、龐德等。 西方許多國家又把這門學科稱為「法律與社會」（Law and Society），或「法學與社會科學」（Law and Social Science）。 法社會學的結構沒有統一的安排，因為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實在是一個大框架，幾乎所有與法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可以放在其中，究竟構建一個什麼樣的框架比較合適，完全取決於研究者的學術興趣和注意中心。

法社會學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關系的學科，是法學與社會學相互結合的產物。西方許多國家又把這門學科稱為「法律與社會」，或「法學與社會科學」
法律社會化
塗爾干、韋伯等人強調法律的社會化，反對將法視為國家的唯一產物，認為應當從組織化社會，或社會本身，或人們社會行為中去探尋法的真諦。

龐德的法哲學的核心的社會利益說，認為社會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他明確反對純粹邏輯推理的僵化的概念主義或形式主義法學，認為法哲學要從單純歷史的和實證主義的思維方式中徹底解放出來。龐德的社會法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 理論，他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社會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實際內容，並且注重法律與社會利益之間的聯系。龐德認為，法律是發達政治組織化社會里高度專門化的社會控制形式，即通過有系統有秩序地運用這種社會的暴力而達到的社會控制。在這一意義上，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是協調利益沖突的手段；法律的作用就是承認、確定、實現和保障各種利益，尤其是社會利益；提出法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

法社會學的結構沒有統一的安排，因為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實在是一個大框架，幾乎所有與法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可以放在其中，究竟構建一個什麼樣的框架比較合適，完全取決於研究者的學術興趣和注意中心。

⑧ 社會規范相互沖突的例子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現代化建設的浪潮，我國正式確認了「法治」的目標，高速完成了多層次法律體系的立法建設。然而，在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法治的發展水平和法律體系的完備程度並不是一種和諧的正比例關系。相反，隨著大規模立法活動的開展，法律條文越來越多，社會秩序卻並不盡如人意。我們面臨著一個「法律越多而秩序越少」的困境。①其間，最直接、最顯著的表現就是：面對不同等級社會規范之間的沖突，人們對法律效力產生前所未有的質疑，對整個社會的秩序感和安全感下降，各種越軌行為大量發生。因此，本文對當代中國多元社會規范之間的沖突與互動展開分析，進而對我國轉型期的社會控制進行一種法社會學探究。
一、社會規范的多元化
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②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③這里，盧梭所說的束縛人們社會行為的「枷鎖」與荀子所言的指引人們慾望的「度量分界」就是社會規范。「規范」一詞，古希臘文為nomos，包含法律、倫理習慣、宗教禮儀等意義；拉丁文為norma，英文為norm，包含准則，標准、模範、模型、典型等意義。在古羅馬，「規范」還曾是丈量土地的工具的名稱。在漢語里，「規范」最初是指作為測量儀器的規矩，後引申為法、法度。④美國法學家羅斯科�9�9龐德認為，法律的目的是實現正義，它意味著一種制度，意味著那樣一種關系的調整和行為的安排。⑤在法社會學的視野中，調整社會秩序、規制社會行為的社會規范可以統稱為「法」。
在學界，關於法與法律的界分始終存在於法學家尤其是法哲學家的話題論爭之中，法律結構也從狹義與廣義兩個層面劃分為「一元論」和「二元論」兩種觀點：一元論認為，法即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規范性文件，在國家法以外，根本不存在其他類型的法；二元論認為，法是調整社會的一切規范，而法律只是法的反映，在國家制定出法律之前，法就存在於人們的社會生活之中，並以一種隱性的形式指導著人們的行為。在現實生活中，不同的社會關系置身於不同的場域之中，具備固有屬性的各種社會規范從不同層面分配著人們的權利與義務，這不僅決定了人們所認可或必須遵守的規范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程序選擇是多元的，也使得法律結構的「二元論」在學理和實踐中占據主導地位。正如梁治平所言：「法社會學家們發現，即使在當代最發達的國家，國家法也不是唯一的法律，在所謂的正式法律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非正式法律。」⑥因此，無論是社會秩序的多元互動還是社會控制的路徑選擇，法律多元理論（legal pluralism theory）都是一個有力的分析框架。
「法律多元」的概念源於法律人類學，是指「兩種或多種法律制度在同一社會中共存的一種狀況」⑦。「在每個社會都存在與群體多樣性相適應的法律結構的多樣性，它們是相互獨立的、相互依賴的、相互滲透的或者三者都存在。」⑧法律多元理論實際上是對「法律中心主義」「國家實證主義」的一種顛覆，它對法律的論述拋棄了法與階級性、國家強制力、統治者意識形態相聯系的觀點，直接或間接地承認了多元文化載體下社會規范的多元化與多樣性。國內學者對法律多元理論的研究通常是在「國家法」與「非國家法」的基礎上，運用「國家法」與「民間法」⑨的二元結構劃分展開研究。
波斯皮舍爾認為，「任何人類社會――都不具有單個一致的法律制度，有多少發揮作用的從屬集團，便有多少種法律制度。反過來講，社會中每個發揮作用的從屬集團都以其特有的法律制度調整其成員的關系，在不同的從屬集團中，各自的法律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存在著必要的差異的」⑩。在中國傳統社會，社會成員高度同質性、社會空間高度封閉性等現實條件使得基於血緣、地緣等先賦性因素產生的初級群體構成了整個社會的基礎，儒家倫理教條構成了整個社會的主導性價值體系。「國家法」與「民間法」的二元結構劃分也基本上符合我國傳統社會的法律現實。然而，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快速轉型不但瓦解了舊有的禮法秩序和等級體系，也催生出一系列以科層制為基礎的，大型的、專業化的、非個人的次級組織（如單位、公司、學校、機關等），這些擺脫血緣、地緣因素限制的職業群體成為現代社會聯結國家與個人的中間環節。正如塗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指出的：「事實上，法人團體卻是我們社會結構的基本要素。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群眾組織里，如果不存在有任何一種行業制度，那麼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個真空，這是任何語言都無法形容的。」從這個角度講，在現代社會，職業日趨成為社會成員最重要的社會屬性，獨立於國家法、民間法的規范載體已經形成。在這種社會背景中，從「上位法」與「下位法」的角度將「非國家法」單純定義為「民間法」而建立起來的概念框架不僅抹殺了我國現階段規范載體的多元現實，也有悖於「體系化」的理論預設，從而容易得出千篇一律的理論解釋。 因此，針對「國家法」與「民間法」二元結構劃分的理論偏頗，我們從社會規范的正當性基礎和效力范圍兩個角度擴展法的概念范圍，將基於法人職業團體內部章程而建立的行業規范定義為「團體法」，進而將我國的多元社會規范界定為「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三元結構框架。
二、多元社會規范的位階
在一個國家的法律結構中，多元社會規范因效力等級和適用順序上的差異呈現階梯狀，也即規范位階。從法理上講，規范位階首先表現為社會權力的等級性，各種社會權力因規制社會關系、調控社會秩序的差異呈現一種權力架構上的層級結構，不同等級的社會規范居於其許可權相稱的位置上；其次，規范位階表現為社會關系的包容性，處於高位階的社會規范對社會事實的容納量更大、抽象程度更高，低位階則相反；最後，規范位階表現為多元規范實效的交叉性，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不同等級的社會規范同時調控一個社會事實，特別是在轉型社會中，規范位階與規范實效之間並不呈現實然的對應關系。基於此，我們對「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進行位階界定，進而對當前我國多元社會規范的內涵予以闡釋。
1.國家法
所謂國家法，一般可以理解為由特定國家機構制定、頒布、採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實施的法律。國家法是一種被稱作國家的政治體的官方法，它本身是國家公權力的政治產品。在昂格爾的話語體系裡，國家法就是官僚法或規則性法律，這種法律具有公共性和實在性，由一個具有政府特徵的組織所確立和強制的公開規則組成，從而專屬於中央集權的統治者和他們的專業助手的活動領域。因此，嚴格地說，國家法是由一個國家中央機關制定和認可、由國家權威作為強制力後盾推行、由具體機構負責普遍實施的一整套格式化概念，其表現為對一系列社會事實的明確表達和成文規范，更多地對社會結構、社會關系進行調整，並隨著社會的變遷不斷修正。
從歷史典章來看，國家法與其說是對萬民的律令，不如說是對官吏的指南，其作用主要體現在鞏固政權、道德教化以及必要的社會管理上。從法律實效性上講，在我國傳統社會，「國家律例」的直接統治止於州縣，用馬克斯�9�9韋伯的話說，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史乃是一部「皇權試圖將其統轄勢力不斷擴展到城外地區的歷史」，國家法「出了城牆之外，統轄權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減弱，乃至消失」。推延至今，伴隨著現代化的浪潮，我國的國家法更多地來自西方法律的移植，其正當性最強、法律位階最高，也在總體上滿足了社會一般正義的要求。但是，國家法作為公權力外部強加的、程序嚴密的社會規范對人們來說缺少一種親情上的聯系，從而影響了其效力實施的范圍，也直接造成了民眾對國家法的質疑與抗拒。
2.團體法
法律社會學家指出：「在每個社會中都有一些組成該社會的次群體，如宗教、社區和政治聯盟等這樣一些社會單元。每一次群體都有其類法律秩序，盡管許多類法律制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但它們卻常常模仿國家法律的機構和符號形式，還有些法律形式的規範式慣例。」較之於國家法，團體法的出現伴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在初級群體解體、社會組織高度發育、社會成員高度分化的條件下，團體法衍生於社會次級群體內部，並作為「非國家法」的一種規范類型豐富著我國的法律多元理論。
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初級關系的建立主要以血緣、地緣等先賦性因素為緣由，從而衍生出一些基於業緣（基於成員之職業聯系而形成）和趣緣（基於成員之間共同的興趣、愛好而形成）的次級關系，初級群體及相應的次級群體就成為這種社會規范的載體與合成。基於此，我國傳統社會也產生了一些類似「團體法」的社會規范，如「行會法」「幫會法」「會社法」等等。然而，我國的傳統社會遠未能形成獨立於國家法、民間法的規范載體，這些具有「團體法」雛形的社會規范只是民間法、習慣法的一種成文類型而缺乏獨立施效的空間。
當代中國，多元的社會分工形成了多元的職業分類，社會組織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涌現，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出於良性運行的需要對組織內部成員進行約束、調解和指導。「實際上，經濟體制總是在不斷運行，各種人員都會通過相互協作來促進這種運作。對每一個職業來說，都要制定一系列規范，來確定所需要的工作量，對各種人員所付的適當報酬，他對共同體應負的責任，以及彼此應負的責任等等。」因此，針對某個職業、某個群體、某個次級組織內部的規章制度也就形成了現代社會多元的團體法類型。其中，既包括與國家法關系密切、血統接近的國企內部的「單位規章」，也包括與民間法更為接近的「團體法令」，更涵蓋了私營、外資等各種企業內部的「職業規范」。從性質上講，團體法作為介於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一種獨立的、特殊的規范分類，其正當性基礎、法律位階也處於兩者之間，在具體的行業領域內，團體法的實效性往往最為直接，但效力范圍卻最小。
3.民間法
在中國話語體系中，與「官府」相對的就是「民間」，「民間法」也就成為「國家法」之外最重要的概念范疇。從廣義上講，民間法的產生與國家的產生相分離，是在「官方制定法」之外、未經過國家正式或非正式「授權」而廣泛存在的一切社會規則的統稱。從狹義上講，民間法是在長期歷史實踐過程中，經由風俗習慣、價值信念、倫理道德和文化傳統演變而來的一套行為規范。因此，國內很多學者將「民間法」等同於「習慣法」，對「民間法」的研究也更多地從「實踐性規范來源」「自發性權威基礎」「模糊性規范形式」「地方性知識體系」等角度進行。我們認為，民間法的產生源於人們的社會需要，它是人們適應自然環境、維持生存的文化模式，欠缺成文法規，無完整明確的條文體系。民間法產生後，主要通過口頭、行為、心理進行傳播和繼承，不像國家法那樣有嚴格的制定程序和文字表現形式。
在傳統社會中，面對「無訟」「抑訟」「和為貴」「皇權不下縣」等法律現實，民間法作為指導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的基礎性規范，扮演著最重要的社會控制角色。正如埃爾曼所說：「習慣是一種不僅最古老而且也最普遍的法律淵源：它規定了因為經常的遵守而成為『習慣性』的行為，並宣布對背離行為的制裁。」同時，民間法的產生往往基於地緣、血緣等初級社會關系，同一種民間法規可能限於一村一地，也可能及於一省數省，即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這其中尤以少數民族習慣法最為典型。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面對社會結構的變遷、社會分化的加劇，民間法保留了其核心構成但卻被視為一種過時、落後的規范，它的正當性最弱、法律位階最低。與此同時，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人們更多地將民間法作為一種最常用的生活實踐規范，「對普通人的行為方式的規定和人際關系的調整仍延續了大傳統，傳統的民間規范依舊以一種模糊的方式約束著人們的行為」，這也賦予了民間法最廣泛的實效性與穩定性。 今天，我們處在一個多孔的法制或法制的多孔性的時代，一個迫使我們不斷地轉變和滲入的法律秩序的多重網路時代。我們的法律生活是由不同的法律秩序相互交叉即法制間（interlegarity）而建構的，法制間是法律多元主義的現象對應物。因此，在現代社會中，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之間的關系也更多地呈現出相互交叉的特點。同時，基於以上三種法律規范在效力范圍上的差異，我們以圖形將它們區別，如圖1所示。
圖1多元社會規范的交叉示意圖
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中，社會規范作為一種應然的「規定性命題」，其核心意義在於，作為行為的指針和判准，對人們的行為起到指引作用，並在行動符合/未符合其設定的標准時發生相應的積極/消極效果。但是，社會規范並不會對一個社會中全部的社會事實進行調節，在社會規范之外，總會有一些「真空區域」，這些「真空區域」中的行為已不再屬於社會行為而完全成為個體行為（如個人的家庭陳設、睡覺姿勢、飲食習慣、閱讀愛好，等等）。如果將圖1的圓形空間理解為社會全部的行為空間A的話，那麼圖中「國家法」B、「團體法」C、「民間法」D表示各自的效力范圍，三者之外的空間就屬於「規范之外」的「自由」領域。同時，伴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人類行為的種類和范圍在不斷擴張，「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各自的效力范圍也在不斷外延，因此，圖1隻是一個靜態的宏觀表達。
三、多元社會規范的沖突與互動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明確指出：「法有各種不同的體系，人類理想所謂偉大崇高，在於它能夠很好地認識到法律所要規定的事物應該和哪一個體系發生主要的關系，而不致攪亂了那些應該支配人類的原則。」國家法作為具有原則性、普遍性、強制性的法律形式，不僅體現了國家公權力的內涵，也滿足了最廣泛的社會利益訴求；團體法作為並列於國家法、民間法的規則體系，成為現代社會締結國家與個人、公共權威與個人權利的重要紐帶；民間法作為一種傳承、積淀、整合了數千年法律文化的規范類型，它代表和滿足了一定區域、一定關系網路中社會成員的需要。在法律多元的理論架構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分屬不同的知識體系，在各自的規范領域中承載不同的目的和價值取向，從而在調整具體的社會關繫上存在「分工與合作」的關系。當這三種社會規范在規制社會行為、調解社會關系的方向和方式不相一致甚至相悖時，它們之間表現出規范的沖突與對立；當這三種社會規范在規制社會行為、調解社會關系的方向和方式相一致時，它們之間則呈現出規范的互動與融合。從宏觀的角度講，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沖突與互動，是觀念與實踐的沖突與互動，是現代與傳統的沖突與互動，更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沖突與互動。因此，我們將三者之間的交互關系劃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與互動
我國傳統的民間法主要集中在「戶婚田土錢債」一類事務，按照現代法律的歸類，這些都屬於民法的范疇。在現代社會，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沖突，也集中表現在民事范圍內。例如，在我國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民間法以罰物、肉刑、當眾遊街等方式執行規范程序，從而表現出損害名譽、人身傷害、累及無辜等特點，與國家制定法的處罰方式截然不同。因此，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直接表現為觀念與實踐之間的沖突。
同時，在傳統社會中，在國家法不屑、同時事實上又無力規范的范圍里，民間法不僅對封閉的鄉土社會起到定紛止爭、權利分配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構著國家法的規范理念，這種「援禮入法，融法於俗，渾然無外，包羅萬有」的禮法結構同樣延續到現代社會之中。比如，不久前，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完成修訂，將「常回家看看」寫入法律，並強調子女對老人的「精神慰藉」，隨即引發了關於親情回歸的民間討論。此間，國家法與弘揚倫理道德、維護禮儀綱常的民間法之間實現了契合。
2.國家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
社會規范實際上是社會權力的一種表徵，不同的社會環境下衍生出不同的社會權力關系，也造就了不同的社會規范類型與規范實施效果。邁克爾�9�9曼（Michael Mann）曾將權力劃分為「權威型權力」與「彌散型權力」兩種類型，以此來對應封閉固化的集權社會和自由多元的現代社會中的權力關系。團體法，也正是在「彌散型權力」成為主導社會權力關系的情況下才得以形成的，其更多地表現為以工具理性為指導的、具有多元利益訴求的規范體系。同時，團體法作為一種成文規范，其與國家法的沖突也是基於規范價值取向的差異而存在。比如，國家制定的《勞動法》對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加班待遇乃至產假都給予了嚴格規定，但面臨市場化的日益發展，現代性的競爭關系使得團體法與國家法在具體的規范要求上產生嚴重的沖突。
同時，團體法作為職業法團內部的社會規范，在涉及國家基本政策、社會根本秩序的問題上，團體法趨近於國家法的社會控制功能，也更加體現出兩者之間的互動。比如，在國家新近出台的「單獨二孩」政策（即夫妻雙方中的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以及關乎國家主權的領土問題上，團體法與國家法表現出高度一致。在當代中國，最能體現國家法與團體法契合的莫過於既充分體現國家主義、又彰顯現代法團概念的「單位規章」了，它甚至被視為一種「實施細則」在單位內部推行，完善著國家法。
3.民間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
從規范來源上講，團體法在現代社會趨近於國家法，但在傳統社會卻寄生於民間法，同時，現代社會多元的社會關系表現為多元的團體類型，有些甚至就是民間組織的法團表徵。在這種背景下，民間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也就更為自然。
就兩者的沖突而言，在具體的社會規范場域中，民間法捍衛著傳統的法則，而團體法則推行現代倫理，兩者之間表現出傳統與現代、實踐與觀念之間的矛盾。比如，在資源豐富的林地、礦山、牧場的開發中，團體法基於自身利益往往強勢地將人們生活實踐中形成的一套規制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民間法視為陋習甚至流弊。特別是在文化資源豐富的民族地區，團體法堅持商業化的運營機制，卻遭到民間法的強烈抵制，以致各種群體性抗爭事件層出不窮。又如，一些職業法團內部關於休假的規定往往與我國清明、端午乃至春節等傳統節日相沖突，甚至刻意迴避民間法對傳統文化的規定，從而加劇了兩者之間的沖突。 就兩者的互動而言，在多元的社團類型中，有很多非政府的團體實際上就是基於血緣、業緣、趣緣關系建立起來的現代意義的「行會」「會社」「幫會」，甚或是具有公益性質的非營利性團體。在這種組織類型上產生的團體法，往往與民間法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我國著名的晉商、徽商、閩商通過公眾募捐、各省公立起來的行幫組織仍舊沿用流傳上百年的內部約法，以保證自身團體的穩定與發展。再如，為了傳承經典文藝資源而流行於各地的票友俱樂部，其內部規范仍舊以民間方式推行。在這些社團組織內部，團體法與民間法之間呈現一種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傳遞與交融。
4.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三者的沖突與互動
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社會形態下的規范制定都旨在穩定社會關系，但是社會關系本身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社會規范的沖突實際上反映了法律穩定與社會變遷之間的沖突。如果說以上列舉出來的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兩兩之間的沖突與互動，存在交互類型偏頗的話，那麼，在時間、空間和邏輯上體現位階差異的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之間的交互關系（在圖1中體現為B、C、D三個區域的交集），即同一個社會事實、同一類社會關系被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共同指涉，三種規范的法效果不同且互不兼容、甚或三者法效果一致且彼此相襯的情形，才真正體現出多元規范在社會變遷中的現實意義。
首先，在我國社會結構變遷中，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均不能獨立、有效地完成社會秩序的維持與社會行為的規制，這種現象就是「規范真空」。實際上，「真空」狀態並不是沒有規范，而是社會沒有為其成員提供清晰的規范，多種規范雜然並存，而且互相沖突。人們在「真空」狀態中，可以遵循原有的規范，也可以遵循新的規范，還可以遵循自己創造的規范，而無論遵循哪一種規范，其結果都會受到其他規范的排斥甚至制裁。在日常生活中，這種規范盲區往往以社會規范之間隱性沖突的方式普遍存在。以我國民間借貸為例，國家法規定民間借貸利率不得超過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的四倍，超出則視為高利貸，且對借貸時間、書面合同等都有嚴格規定；然而，從事借貸的團體往往以超額的回報利率進行融資與放貸，交易多數發生在基於血緣、地緣、業緣構成的熟人關系網路中；同時，民間法對債權關系的界定建立在傳統互助的基礎之上，且以私力救濟的方式規定了事後保護的細則。在這種規范沖突的環境中，民間借貸亂象頻頻發生，人們在面對糾紛時無法真正通過任何一種方式有效地完成利益訴求。因此，在社會轉型期，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之間的沖突使得游離於三種規范之外的「潛規則」大行其道，人們以社會未認可的規范來實現自身認可的利益，從而出現「越軌泛化」的亂象。
其次，就三者之間的契合而言，諸如殺人、搶劫、吸毒、性關系混亂等違背社會根本正義原則的社會行為會同時受到國家法、民間法和團體法的制約。並且，由於它們的規范空間和施效領域存在差異，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實際上面臨來自國家強制制裁、民間輿論懲罰及單位規章的三重壓力。所以，當這三種社會規范在規制社會行為、調解社會關繫上方向一致的時候，往往是社會控制效果最佳的規范環境，也最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四、小結與討論
從我國轉型期多元規范的研究視野出發，我們運用「法律多元理論」作為分析框架，從社會規范的正當性基礎與效力范圍兩個維度拓展「國家法」與「民間法」的傳統概念劃分，將我國現階段社會規范的多元化界定為「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三元結構框架。其中，「團體法」是本文的一個創新點，表現為現代社會介於「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一種特殊的、獨立的規范類型。
在借鑒「位階」與「效力」的法學概念分析方法的基礎之上，我們依據社會規范的效力等級和適用順序，確定「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概念內涵與規范位階：作為公權力政治產品的國家法位階最高，形成於現代職業法團內部的團體法位階次之，彰顯「小傳統」精神內核的民間法位階最低。同時，按照「法制間」（interlegarity）的觀點，我們用圖1顯示了多元社會規范的交叉關系。
從規制社會行為和調節社會關系的方向與方式的角度，我們結合具體案例，系統探討和分析了三種社會規范的四種互構關系：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與互動、國家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民間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以及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三者之間的沖突與互動。

⑨ 法社會學與社會法學的異同

一，法社會學是以社會法的方法研究法律現象，代表人物有塗爾干、埃利希、韋伯、霍姆斯、龐德等。
塗爾干、韋伯等人強調法律的社會化，反對將法視為國家的唯一產物，認為應當從組織化社會，或社會本身，或人們社會行為中去探尋法的真諦。
龐德的法哲學的核心的社會利益說，認為社會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他明確反對純粹邏輯推理的僵化的概念主義或形式主義法學，認為法哲學要從單純歷史的和實證主義的思維方式中徹底解放出來。龐德的社會法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
理論，他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社會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實際內容，並且注重法律與社會利益之間的聯系。龐德認為，法律是發達政治組織化社會里高度專門化的社會控制形式，即通過有系統有秩序地運用這種社會的暴力而達到的社會控制。在這一意義上，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是協調利益沖突的手段；法律的作用就是承認、確定、實現和保障各種利益，尤其是社會利益；提出法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
法社會學的結構沒有統一的安排，因為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實在是一個大框架，幾乎所有與法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可以放在其中，究竟構建一個什麼樣的框架比較合適，完全取決於研究者的學術興趣和注意中心。
二，社會法學現代大陸法系的國家首先提出了「社會法」的概念。社會法是什麼呢？比如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環境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金融法、計劃和產業政策法、國有企業法，等。這些現代法律主要是解決經濟規劃、環境保護、就業、社會保障等社會性的問題。這些法律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因此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就有了「社會法」的提法。
社會法是我國近年來在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大潮中應運而生的新興法律門類和法律學科。
社會法是與社會主義制度最為契合的法。社會法在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方面能夠發揮積極作用，和諧社會的建立尤其離不開社會法的發展。隨著社會建設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被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社會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傳統的法律部門中，民商法和經濟法主要調整一國的經濟生活，側重於保護公民的民事權利；憲法和行政法主要規范國家的政治生活，保護公民的政治權利。傳統的法律部門對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關注是遠遠不夠的。作為與經濟相並列的社會領域的事務需要法律的調整和保護，公民政治權利和民事權利之外的權利（可以稱之為「社會權利」）的保障也需要新的法律部門加以保護，社會法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
社會法的主旨在於保護公民的社會權利，尤其是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在社會關系中，有天生的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分，而且市場經濟會自發的導致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此時如果沒有公權力的介入來保護弱者的利益，將使社會關系的失衡狀態加劇並最終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通過法治途徑即制定和完善社會法是改變這種失衡局面的必然選擇，尤其在當前我國深化改革而社會法理論與實踐又比較薄弱的環境下，完善社會法，保障公民的社會權，使人們實現真正的解放——社會解放，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當然，社會法的概念、定位和體系、社會法不同內容之間的相關性、社會法的基本制度在短時間內，恐怕難以取得一致，社會法可謂任重而道遠。
[編輯本段]我國現行的社會法
《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工會法》、《未成年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殘疾人保障法》、《礦山安全法》、《紅十字會法》、《公益事業捐贈法》

⑩ 法律范疇內的「糾紛」與社會學中的「沖突」，怎麼理解

兩者是兩個學科中的專有術語。其實，兩者是有很多相同之處的（在很大層面上）。法律中的糾紛是行為主體之間權利義務方面出現了一定差別。而社會學中的沖突，則是兩主體之間在利益及其他方面產生了矛盾。個人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