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系化表述合同法總則

『壹』 [CPA經濟法 合同法總則]關於要約與要約邀請的案例

1.不是取決於法官。要約，有自己的構成要件。
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回意思答表示，該意思表示應當符合下列規定：

（一）內容具體確定；

（二）表明經受要約人承諾，要約人即受該意思表示約束。

被告的函電中稱：「我公司急需標號為150型號的水泥100噸，貴廠有貨，請速來函電，我公司願派人前往購買。」這里只有標的物，其價款和數量都不確定，即內容不確定，所以不構成要約，只是要約邀請。是希望看到函電的對方，向自己發出要約。

2.如果這題中沒有說\"將派人前往購買\"，也仍舊是要約邀請，不是要約。因為被告的函電中稱：「我公司急需標號為150型號的水泥100噸，貴廠有貨，請速來函電。」這里只有標的物，其價款和數量都不確定，所以不構成要約，只是要約邀請。

『貳』 民法典草案合同編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合同制度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制度。1999年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合同法。草案第三編「合同」在現行合同法的基礎上，貫徹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堅持維護契約、平等交換、公平競爭，促進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完善合同制度。第三編共3個分編、29章、526條，主要內容有：
1.關於通則。第一分編為通則，規定了合同的訂立、效力、履行、保全、轉讓、終止、違約責任等一般性規則，並在現行合同法的基礎上，完善了合同總則制度：一是通過規定非合同之債的法律適用規則、多數人之債的履行規則等完善債法的一般性規則（草案第四百六十八條、第五百一十七條至第五百二十一條）。二是完善了電子合同訂立規則，增加了預約合同的具體規定，完善了格式條款制度等合同訂立制度（草案第四百九十一條、第四百九十五條至第四百九十八條）。三是結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完善國家訂貨合同制度，規定國家根據搶險救災、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達國家訂貨任務、指令性計劃的，有關民事主體之間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權利和義務訂立合同（草案第四百九十四條第一款）。四是針對實踐中一方當事人違反義務不辦理報批手續影響合同生效的問題，草案明確了當事人違反報批義務的法律後果，健全合同效力制度（草案第五百零二條第二款）。五是完善合同履行制度，落實綠色原則，規定當事人在履行合同過程中應當避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草案第五百零九條第三款）。同時，在總結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增加規定了情勢變更制度（草案第五百三十三條）。六是完善代位權、撤銷權等合同保全制度，進一步強化對債權人的保護，細化了債權轉讓、債務移轉制度，增加了債務清償抵充規則、完善了合同解除等合同終止制度（草案第三編第五章、第五百四十五條至第五百五十六條、第五百六十條、第五百六十三條至第五百六十六條）。七是通過吸收現行擔保法有關定金規則的規定，完善違約責任制度（草案第五百八十六條至第五百八十八條）。
2.關於典型合同。典型合同在市場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中應用普遍。為適應現實需要，在現行合同法規定的買賣合同、贈與合同、借款合同、租賃合同等15種典型合同的基礎上，第二分編增加了4種新的典型合同：一是吸收了擔保法中關於保證的內容，增加了保證合同（草案第三編第十三章）。二是適應我國保理行業發展和優化營商環境的需要，增加了保理合同（草案第三編第十六章）。三是針對物業服務領域的突出問題，增加規定了物業服務合同（草案第三編第二十四章）。四是增加規定合夥合同，將民法通則中有關個人合夥的規定納入其中（草案第三編第二十七章）。
第三編還在總結現行合同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完善了其他典型合同：一是通過完善檢驗期限的規定和所有權保留規則等完善買賣合同（草案第六百二十二條、第六百二十三條、第六百四十一條至第六百四十三條）。二是為維護正常的金融秩序，明確規定禁止高利放貸，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草案第六百八十條第一款）。三是落實黨中央提出的建立租購同權住房制度的要求，保護承租人利益，增加規定房屋承租人的優先承租權（草案第七百三十四條第二款）。四是針對近年來客運合同領域出現的旅客霸座、不配合承運人採取安全運輸措施等嚴重干擾運輸秩序和危害運輸安全的問題，維護正常的運輸秩序，草案細化了客運合同當事人的權利義務（草案第八百一十五條第一款、第八百一十九條、第八百二十條）。五是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修改完善了贈與合同、融資租賃合同、建設工程合同、技術合同等典型合同（草案第三編第十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八章、第二十章）。
3.關於准合同。無因管理和不當得利既與合同規則同屬債法性質的內容，又與合同規則有所區別，第三分編「准合同」分別對無因管理和不當得利的一般性規則作了規定。（草案第三編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

『叄』 如何構建我國的民法體系（請簡短回答要點）

構建民法體系的方法：

1、第一，增強民法學研究的本土性。

民法雖然具有相當的普適性特徵，但其本質上仍根植於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文化傳統。因此，民法學研究不可避免的具有相當強的本土性，這尤其表現於民事主體、物權、人格權、婚姻和繼承等制度。由此，民法學內容和體系的構建也一定要從本國的國情和實際需要出發，立足於中國的現實，著眼於解決實際需要。

2、第二，提升民商法學研究的國際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們的民商法學研究必須具有國際視野。一方面，我們要廣泛借鑒國際上兩大法系的先進經驗，服務於中國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我們要有廣闊的視野，開放的胸襟，不能成為「井底之蛙」，我們要從國際視野的角度來把握民商法學的發展趨勢。此外，我們還應當加強與國外民法學者的對話和合作，未來中國民商法學應走向世界，在國際舞台上爭奪話語權，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為世界范圍內民商法學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3、 第三，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樣性。

過去我們的研究方法比較偏重於法律本身的解釋，過多依賴邏輯解釋方法，導致在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方面存在某些缺陷。發現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唯有發現真實存在的問題，才能發展出真正有用的學問。為此，我們應當提倡在未來的民商法學研究中加強實證研究，廣泛的運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例如鼓勵多開展實地調查，抽樣分析等，致力於把握法律在社會現實中的實際運行狀況和社會效果，發現從「紙上的法」向「行動中的法」轉化的規律，揭示各種利益沖突和糾紛的解決機制及社會正義的實現途徑。

此外，我們應當注重民商法學與其他法學學科以及法學以外的其他的人文社科之間的有效溝通和交流，避免形成「隔行如隔山」的學科封閉和知識割裂。法學學科的發展還必須加強法學內部各學科的知識融合，加強法學學科與其他學科的知識融合，唯有如此，法學才能形成知識有機關聯的學科體系，才能真正融入整個社會科學知識系統之中

『肆』 如何構建我國的民法體系

試論我國民法典體系
內容摘要：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僅適用個別的局部性的民事關系的，或常會發生改變的，或處於公法與私法交叉地帶的，或具有很強的技術性的程序性的規定，均應由單行法加以規定。我國民法典體系要採納德國潘德克頓模式，應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來構建總則，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即民事權利來展開分則。分則應為人格權、親屬法、繼承法、物權、債權總則、合同法的一般規定；在分則關於民事權利的各編之後，應規定一個對各類民事權利加以保護的侵權責任編。

關鍵詞：民法典 體系 單行法 法律關系 總則 分則 侵權責任編

所謂民法典的體系，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規則體系，也可以說是將民法的各項規則有機地組合在民法典中的邏輯體系。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事法律的匯編」，而不能稱之為民法典。民法體系化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基本價值觀念，如平等、誠實信用、私法自治、維護交易安全等，同時有助於減少和消除民事法律制度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依照科學的、完備的體系所構建的民法典將更加便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

2002年12月22日我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草案在總則之外規定了八編，即：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收養、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對此種體例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單行法應當被納入民法典，我認為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應當從以下方面加以考慮：

第一，民法典是對各種民事活動的基本的、普遍適用的規則所作的規定，民法典規定的是市民社會生活中基本規則，它在整個國家民事立法體系中屬於最普通、最基礎的民事立法，然而，社會生活是變動不居、紛繁復雜的，為此需要大量的單行法律以調整各種民事關系。但這些單行民事法律並不都需要納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會生活中普遍適用的、最基本的規則才應當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對那些技術性很強的、僅僅適用個別的、局部性的民事關系的規則不應當民法典規定，而應當由單行法來解決，例如物權法主要解決的是物權中人們對財產進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普遍適用的規則，而信託法僅僅調整的是信託關系，它不是普遍的關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產生的，它是物權法的特別規則。因此物權法應納入民法典，信託法則應當作為民法典之外的單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確立的制度、規則應當保持較強的穩定性。民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必須保持最大程度的穩定性，不能頻繁地修改或者廢除，這種穩定性正是民法典具有實現社會關系的穩定性以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功能的基礎。民法典中有些甚至是千百年來人類市場活動所共同遵循的規則的總結。至於那些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常常會發生改變的法律規則應當由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權、債權的許多規則是交易關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有關知識產權的具體規則則常常不斷變化發展，如果將各種適應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變動的技術性很強的知識產權規則都納入民法典，無疑會妨礙民法典內容的穩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調整那些私法領域內的基本民事法律規則，至於處於公法與私法交叉地帶的法律規則，例如勞動法、保險法、社會保障法等，由於其本身並非單純的民事法律規則，而體現了較強的國家公權力干預的性質，所以應當制定單行立法。例如，德國的學者就將勞動法稱為「特別私法」，其原因就在於，勞動法並非完全的純粹的私法，勞動合同的訂立也並非基於完全的合同自由，國家常常要做出許多的干預。

第四，民法典主要規定的是實體的交易規則以及對與實體交易規則聯系極為密切的程序問題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如不動產登記規則可以在物權法中作出一些原則性規定，但是那些非常瑣碎的具體的具有很強的技術性的程序性的規定，應當由單行法加以規定。例如，知識產權法涉及到有關專利、商標登記的具體程序規則就不應當在民法典中作出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收養法由於涉及到大量的具體的程序性規則，其中更多的是國家基於公共利益對收養條件等作出的嚴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學者認為收養法不應被納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何構建我國民法典的體系，在理論上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在短短的幾年內，我國學者陸續提出了關於未來民法典體系設計的方案，並圍繞著這些方案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認為，在構架我國民法典的體系之時首先要採納德國潘德克頓模式，將民法典分為總則與分則兩大部分。

（一）關於民法典的總則

盡管目前有一些學者反對設立總則，但是我認為，建立民法典的總則是必要的。因為總則的設立增強了民法典的形式合理性和體系的邏輯性。總則的內容是採取「提取公因式」的方法來確立的，總則的設立可以避免法條的重復，使法典更為簡潔。總則的設立更符合民商合一的模式的要求。總則的設立對弘揚民法的基本精神和理念具有重要作用。總則就是要藉助於抽象的原則來宣示民法的基本理念，總則的規定更為抽象，包容性更強，富有彈性，便於法官作出解釋，總則的體系構成還有助於培養法律人歸納演繹、抽象思考方法，及形成法律原則的能力。*1

問題在於，我們應當如何構建總則的具體內容？在考慮總則的內容方面，我認為應當借鑒德國模式，採取法律關系的要素來構建總則。潘德克頓學派的一個偉大的貢獻在於，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為構建民法典總則體系的骨架，「德意志編別法創設總則編之一舉，意義甚為重大，當時德國法律學者皆認為：對各種法律關系共同事項，另有謀設一般的共同規定之必要。」*2 也就是說，潘德克頓學派將整個法律關系的理論運用到法典裡面去，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民法典的體系結構。具體來說，在總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制度，然後在分則中確立法律關系的內容，該內容主要是民事權利，具體包括債權、物權、親屬、繼承權利，當總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與分則中的權利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關系。例如總則中的主體、行為、客體與物權制度結合在一起，就構成完整的物權法律關系。由於法律關系的各種要素都已具備從而形成完整的法律關系，這種構架模式體現了潘德克頓體系的嚴謹性和科學性。

如果我們要採納潘德克頓制定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那麼總則按照法律關系的要素來構建，至少需要規定以下內容：第一，主體制度。主體是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體制度是獨立的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說必備的民事權利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方面的規定，是商品關系的當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體主要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合夥等。第二，客體，客體是民事權利和義務指向的對象。根據概念法學的體系思想，應將作為法律規定的客體的構成要件分離出若干要素，並將這些要素一般化，形成類別概念，並借著不同層次的類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並因此構成體系。*3 總則中規定客體制度的主要理由是：我國民法總論已經在總則中抽象出來了法律行為的概念，對於法律行為的構成要素的客體是應該也可以抽象出來的。建立抽象的客體概念，可以涵蓋未來發展出來的客體。因為客體本身是一個發展的概念，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以及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形財產權利在迅速擴張，近來有學者認為，，像養老金、就業機會、營業執照、補貼、政治特許權利等都屬於財產權范疇。*4 因此，權利客體一詞包含的范圍十分廣泛，這就需要使客體概念的包容性更強。第三，行為，民事法律行為又稱法律行為，它是指民事主體旨在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以意思表示為內容的行為。作為民法總則中的一般規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關理論在現代民法學說中居於重要地位；盡管在我國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也不承認婚姻為契約行為，但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仍然是十分廣泛的。這一制度作為觀念的抽象，不僅統轄了合同法、遺囑法和收養法等具體的設權行為規則，形成了民法中不同於法定主義體系的獨特法律調整制度，它不僅可以對現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行為進行調整，而且能夠涵蓋許多新的交易形式，並對其進行規范；而且又以完備系統的理論形態概括了民法中一系列精緻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學說中令人矚目的獨立領域。*5 第四，民事責任。民事責任是不履行民事義務的結果，也是對不履行義務行為的一種制裁。關於總則中是否應當規定民事責任制度的問題，曾經在學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有學者建議，我國《民法通則》單設民事責任制度，因此總則中應當規定民事責任制度。我認為，總則不可能對民事責任的具體內容進行詳細、全面的規定，因為無論是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都不屬於總則的內容，而是分則的內容。盡管總則中不應當規定「民事責任」的具體規則，但總則規定民事責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則是必要的，因為一方面，總則中規定一般民事責任的概念確定了民事責任的特殊性，因為民事責任的概念只有在總則中規定才合適的，在總則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對此作出規定。另一方面，總則在規定了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以及簡單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民事責任，也是順理成章的。由於侵權行為將獨立成編，因此總則中應當有相應的制度與分則中的制度相適應。另外，侵權責任和違約責任存在著一些共性，例如關於歸責原則、免責條件、刑事附帶民事、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關系、責任形式等。這些應當在總則中設置一般規定。

（二）關於民法典的分則

如果採用潘德克頓學派的觀點，以法律關系的要素構建整個民法典體系，那麼就應當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即民事權利來展開分則的體系。我認為，我國民法典所確立的權利體系應當包括：人格權、親屬權、繼承權、物權、債權，這些權利已經為各國的立法、判例和學說所普遍承認，也應為我國民事立法和實踐所確認。

在分則體系中，爭議最大的問題是人格權的獨立成編問題。我認為，我認為，人格權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是適應豐富和發展民法典體系的需要，也是符合民法典體系發展的科學規律的。在人類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應當重視在借鑒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民法是社會經濟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國生活方式的總結和體現。我國要制定一部反映中國現實生活、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須在體系結構上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繼承合理的傳統，又要結合現實有所創新、有所發展。當然，創新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更不能為了標新立異而「創新」，任何創新都必須與客觀規律相符、具有足夠的科學理論的支持。人格權的獨立成編不僅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持和重大的實踐意義，而且從民法典的體系結構來看，完全符合民法典體系的發展規律，並對民法典體系的豐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

第一、人格權獨立成編是符合民法典體系結構的內在邏輯的。傳統大陸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獨立的人格權編，本身是有缺陷的。因為民法本質上是權利法，民法分則體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權利體系構建起來的。從民法權利體系的角度來看，人格權應該在其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傳統民法過分注重財產權制度，未將人格權作為一項獨立的制度，甚至對人格權規定得極為「簡略」，這本身反映了傳統民法存在著一種「重物輕人」的不合理現象。另一方面，由於人格權沒有單獨成編，不能突出其作為民事基本權利的屬性。在民法中與財產權相平行的另一大類權利是人身權，其中包括人格權。人格權作為民事主體維護主體的獨立人格所應當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譽、隱私等各種權利，乃是人身權的主要組成部分。人身權與財產權構成民法中的兩類基本權利，規范這兩類權利的制度構成民法的兩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權利，或者包含在這兩類權利之中，或者是這兩類權利結合的產物(如知識產權、繼承權等)。如果人格權不能單獨成編，知識產權等含有人格權內容的權利也很難在民法典中確立其應有的地位。由於在民法體系中，是以權利性質的不同來作為區分各編的基本標準的，所以人格權單獨成編是法典邏輯性和體系性的要求。

第二，從民法的調整對象來看，人格權理所當然應當獨立成編。民法主要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一點不僅得到了立法的確認，而且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是兩類基本的社會關系，財產關系因民法的調整而表現為各類財產權，而人身關系作為與人身相聯系並以人身為內容的關系主要包括人格關系和身份關系，在民法上應當表現為人格權和身份權。

第三，人格權獨立成編，並不會造成原有體系的不和諧，相反是原有體系的完整展開。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是按照民事權利結構構建的。將人格權確認為一項獨立的權利，其實還是在按權利體系構建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可以說將其獨立既繼受了既有的權利體系，又是對這一體系的適當發展。

第四，一旦侵權法獨立成編，也就必然在體繫上要求人格權單獨成編。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我國民法學者大多主張，將侵權行為法單獨成編，在民法典中集中規定侵害各種民事權利的侵權責任。侵權責任，說到底旨在保護各項民事權利，這就需要首先在民法典的分則中具體規定各項民事權利，然後再集中規定侵權的民事責任，從而才能形成權利與責任的邏輯結合和體系一致。如果民法典還是一如既往地僅僅規定物權、知識產權等權利而不對人格權進行體系化的規定，顯然使侵權行為法編對人格權的保護缺乏前提和基礎。如果侵權行為法仍然象傳統的大陸法系的國家的侵權法那樣，對侵害人格權的規定不做重點規定，則侵權法獨立成編的意義就大打折扣，它也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完整的侵權法。並且，大陸法系民法典如德國也不完全是在總則中規定人格權，在侵權法中也有人格權的內容，因此，與其在侵權中進行反向規定，還不如單獨集中地對人格權進行規定。

第五、人格權獨立成編是我國民事立法寶貴經驗的總結。 1986年的《民法通則》在民事權利一章（第五章）中單設了人身權利一節（第四節），這是一個重大的體系突破。我認為民法通則關於民事權利一章的規定為我國未來民法典整個分則體系的構建奠定了基礎。在「人身權」一節中，《民法通則》用8個條文的篇幅對人身權作出了較為系統和集中的規定。在「公民」和「法人」(第2章、第3章)、「民事責任」(第6章)中，都有許多涉及對人身權的確認和保護的規定。在一個基本法中，規定如此眾多的人格權條文，這在世界各國民事立法中是罕見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法通則》將人身權與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相並列地作出規定，這在各國民事立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此種體系本身意味著我國民事立法已將人格權制度與其他法律制度相並列，從而為人格權法在民法典中的獨立成編提供了足夠的立法根據。民法通則所確立的體系，是其他國家的民法典難以比擬的立法成果，是已經被實踐所證明了的先進的立法經驗，也是為民法學者所普遍認可的科學體系。既然民法通則關於民事權利的規定已經構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體系，並已經對我國民事司法實踐與民法理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拋棄這種寶貴的經驗。任何國家法制的發展都是長期實踐積累的結果，法制的現代化也是一個漸進累積的過程，無法一蹴而就，因此在制定中國民法典時，對現行民事立法的寶貴經驗，如果沒有充足的正當的理由就不應當拋棄，相反應當繼續加以保留。這就決定了我們應當在民法典的制定中將人格權獨立成編。

人格權、親屬權、繼承權、物權、債權，是現代社會所普遍認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權利，是民事主體參與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經濟交往所必備的權利，而且其內涵都已經比較成熟，因此，有必要通過民法典而非一些單行法來確認。分則的權利體系應當以已經發展成熟、並且已經為社會生活廣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權利為基礎來構建，當然也應當為未來新的權利成長提供足夠的法律空間。

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於民事權利如何進行排列，從而合乎民法典體系的邏輯性。我認為，確立這一體系，應當著眼於以下思路：首先應當強調人格權應當優先於財產權的基本理念，因此，人格權應當置於民事權利之首。人格尊嚴、人身價值和人格完整，應該置於比財產權更重要的位置，它們是最高的法益。因為一方面，現代民法要充分體現人本主義得精神，強調對個人的終極關懷，因此應當將就個人利益而言更為重要的人身利益置於財產利益之前，優先保護。另一方面，財產權與人格權相比較，畢竟不如人格權那樣對個人更為重要。試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謂「萬貫家財」又有何用？還應當看到，人格權財產是個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嚴等涉及社會利益。這正如美國侵權法重述第85節認為，「人類生命和肢體的價值不僅屬於他個人，而且屬於整個社會。因此其價值高於土地佔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民法草案之中，將物權法置於民法典分則中的各編之首，這主要考慮到民法通則第五章「民事權利」中的體系，在該章中首先規定了物權的內容，因此立法機關最終將物權放在分則中的各編之首，我認為這種體例雖然不無根據，但從理論上說仍然值得商榷。畢竟物權與人格權相比，人格權更為重要。其次，與人身有密切聯系的權利優先於一般財產權。因此，有關親屬權、繼承權也應當優先於物權債權等財產權。有關婚姻家庭的規定與人格權同屬於人身關系的范疇，兩者具有更密切的聯系，所以將其置於人格權之後、財產權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關於物權與債權的關系，民法典草案將物權置於債權之前是比較科學的，畢竟物權是產生債權的前提，只有在產權明確的情形之下才能發生交易關系。第四，關於債權的概念，我國民法典草案未設立獨立的債權總則，有關債的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幾種債的形式（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是在總則中的民事權利一章中規定的。我認為，在侵權行為法獨立之後，尤其在我國合同法總則已經非常充實和完備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再規定與合同法總則大量重復的債法總則。但從民法典體系構建考慮，物權是與債權相對應的概念，物權法已經獨立成編，債權法也應當獨立成編，當然，有關債權的總則應當盡量簡化，可以考慮對合同法總則中沒有規定的內容作一些補充性的規定。按照這樣一個邏輯順序，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應當為人格權、親屬法、繼承法、物權、債權總則、合同法的一般規定。

在民法典分則關於民事權利的各編之後，應當規定一個對各類民事權利加以保護的侵權責任編，這就需要將侵權法獨立成編。從表面上看，規定獨立的侵權責任編似乎與以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則的做法相沖突，因為總則規定了主體、客體與行為，而分則應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及權利展開，如果增加民事責任制度，似乎分則的體系就形成了與總則不和諧的現象，即分則以雙重標准展開。我認為，以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則體系的思路並未因增加獨立的侵權責任編而受到破壞。因為：一方面，法律關系的要素，不僅僅應當包括主體、客體、行為及內容還應當包括責任，因為責任既是對民事權利侵害的結果，也是違反民事義務的後果，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沒有義務的違反也不會產生責任，因此既然規定民事權利與民事義務就必然要規定民事責任。所以在分則體系中詳細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完整的侵權責任制度這在邏輯上是更為嚴謹、自恰的，可以更為清晰完整的表現一個民事法律關系產生、發展的過程。反之，僅規定權利而無責任，無法確定對權利的救濟措施，法律關系的要素並不完備。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已經在總則中規定了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例如各種民事責任的共性問題已經在總則作出了規定，因此在分則中規定侵權責任可以與總則遙相呼應，在民法典中構建一個完整的民事責任體系。侵權行為是對各種民事權益侵害的結果，所以侵權行為法應當置於各種權利之後。在民法典分則中先列舉各類民事權利，然後規定對民事權利的保護措施，即侵權責任制度，這也是符合邏輯順序的。

注 釋：
1、王澤鑒：《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頁。
2、陳棋炎著：《親屬、繼承法基本問題》，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3頁。
3、 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356頁。
4、Lawrence M. Friedman, The Law of The Living, The Law of The Dead: Property , Succession, and Society, 1996 Wis. L. Rev. 340.
5、參見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前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簡介：1960年出生，湖北省仙桃人。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民法起草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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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試述我國合同法確立的違約行為形態體系及其違約救濟方式

摘要
隨著依法治國進程的加快，人們維權意識的提高，各種各樣的合同出現在我們生活中，影響著我們的方方面面。但同時，不履行合同的事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我們的生活，甚至給當事人帶來毀滅性的打擊，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合同責任的性質這一問題，學術界、司法界素有爭議，主要有三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合同責任是屬於補償性質，在於補償債權人利益受損而為之救濟，即因受損方的違約行為而約債權人造成的實際損失，債權人因此而獲取的救濟。第二種意見認為，合同責任是違約行為的一種法律制裁，具有懲罰性，懲罰金可高於受損方實際損失。這是從違約方角度來說，認為責任本身就是一種制裁。第三種意見認為，合同責任既具有補償性，又具有懲罰性，但以補償性為主。因此，研究合同責任制度，維護受損失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無論是對於合同法的實踐還是理論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
本論文通過比較當前國際和我國學術界多合同責任內容的研究，側重探討了合同責任形態等一些基本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對我國合同責任體系構建提出了幾點自己的觀點。關鍵字
合同 合同責任 合同義務第一章 合同責任概述
（一） 合同責任的定義及體系
在大陸法系，合同責任通常被稱為違約責任，是指合同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時所依法承擔的法律責任。從此定義得知：「違約責任」是違犯合同義務的產物。同時，反映出立法者立法意圖對於違反合同義務這種行為的一種制裁，在於對違約方的違約責任的追究。以此構建的合同責任體系為：將合同義務不履行劃分為各種違約形態，以違約形態為中心，為不同的違約形態設定不同的合同責任。「責任」成為大陸法系定義合同責任物構建合同體系的基點。
而英美法系沒有使用合同責任這一概念，與之相似的概念是「違約救濟」。依美國《統一商法典》第1021條第34項對「補救」的解釋，所謂「違約救濟」是指合同一方違約後，合同另一方（受損方）通過或不通過法院而取得求助的權利。可見，在英美法系，當一方違約時，法院首先考慮的是從保護債權人（受損方）利益的角度出發，應該賦予債權人哪些救濟的權利，這是和大陸從違約方考慮如何追究違約方違約責任是不同的。而且，這些救濟的權利不會因一方違反合同義務的內容而受到影響。由此可見，英美法系更強調的是權利與責任的關系、權利與救濟的關系，從而構建的責任體系是以「違約補救」為中心，違約形態只是對各種補救手段的行使起輔助性的設定條件和范圍的條件。總之，英美法系的合同責任體系的基點是債權人的救濟權利。
我國合同法採用「違約責任」這一概念，從上面的分析比較，筆者認為用「違約救濟」來代替「合同責任」是比較合理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如上述分析所述，大陸法系「合同責任」概念側重於對違約方的不定評價，法律制裁也是從違約方如何被追究來設定的。而目前我國合同法所採用的無過錯責任則說明了我國合同體系已了英美「違約救濟」中的思想，已從原來的側重於對違約行為的制裁向對債權人提供充分救濟轉變。用「違約救濟」更符合合同法的發展趨勢。第二，在大陸法系中，合同責任類型和它們的構成要件都是法定的，債務人的違約行為必須符合現行法上的合同責任類型，並符合其規定的要件，否則債權人得不到救濟，這無形中限制了債權人利益的實現。而「違約救濟」這一概念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不會出現因為現行法所確認的合同責任類型而得不到救濟的情形，從而更好地保護了債權人的利益，適應了現代復雜社會日益發展的需要。第三，目前大陸法繫上某些明確規定的救濟措施，如合同解除等，學術界對些頗有爭議，若用「違約救濟」來替代「合同責任」，則能減少爭議的呼聲，達到統一，促進交易游園和社會經濟的繁榮。
（二 ）合同責任的性質
合同責任的性質這一問題，學術界、司法界素有爭議，主要有三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合同責任是屬於補償性質，在於補償債權人利益受損而為之救濟，即因受損方的違約行為而約債權人造成的實際損失，債權人因此而獲取的救濟。第二種意見認為，合同責任是違約行為的一種法律制裁，具有懲罰性，懲罰金可高於受損方實際損失。這是從違約方角度來說，認為責任本身就是一種制裁。第三種意見認為，合同責任既具有補償性，又具有懲罰性，但以補償性為主。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其理由如下：首先，從合同責任的立法目的看，是為了維護合同的嚴肅性和維護市場經濟秩序。違約行為的發生一般都以一定程度的損害事實為顯形特徵，這種損害是發生在違約方和守約方之間的，並且同違約方的違約行為有關聯。根據報應學說，就必須找到守約方和違約方之間的利益沖突平衡點，給予守約方權利救濟，補償其損失。同時，給予違約方懲罰，以實現社會法的公平價值。
其次，從合同責任的內在要求看，主要側重於賦予債權人利益的權利救濟，彌補其受到的損失。這種損失中應該包括一些不能夠精確計算的部分，在某種意義上講，這一部分是帶有對違約方的懲罰性質，而可計算的部分屬於補償性質。
再次，從合同當事人意思表示看，雙方訂立合同時，都希望從合同中獲得期待利益，並因此產生了依賴關系。基於這種原因，雙方自願設定一些保證條款以促成合同實現，一旦發生違約行業，守約方將理所當然取得補償損失的請求權利，而違約方則承擔處罰。這種當事人之間權利的取得和義務的設定都基於雙方自願，只要不違背法律規定，公抶良俗，法律是應該支持的。
最後，從合同責任的社會效果來看，應該支持其積極地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方面。如果將合同責任只限於補償性，一旦發生糾紛訴至法院或仲裁機關，將必須花很多時間去弄清一些細小問題，或者查清的確很難查清的隱形損失，這樣將浪費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對社會資源則無益是種浪費，而且也加大了司法機關的工作負荷量。不如根據當事人合同約定及時做出裁決，只有當違約金過高或不合理的情況下，法院可予以變更，這樣有利於糾紛的解決，也可減少舉證、質證的麻煩，符合訴訟經濟原則。
（三） 合同責任的范圍
合同責任的范圍在學術上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認為，合同責任是合同制度中的違約責任，這在《民法通則》第6章中也有完整的體現。在這一章中，立法者只規定了兩種責任形式，即民事侵權責任和違約責任，這難免對人們的思維形成一種誤導。目前，這種分法已在司法實踐和理論研究中被證明有其不妥當之處。
造成合同責任范圍界定不同的主要原因在於合同概念理解的不同。目前存在如下幾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合同概念只包括有效合同。無效合同其本身不具有合法性，是不屬於合同范疇的，因此只產生從合同有效之時到合同履行完畢這一段的責任范圍，即違約責任。另一種觀點認為：合同不僅包括有效合同，還包括無效合同。這種觀點把合同時限延伸到合同生效前成立後，無益是大的進步。而有的學者認為：合同概念不僅包括有效合同，而且應該包括無效合同，此外，還應當包括負責的締結階段，以及合同消滅之後的後契階段。這樣，就將整個締結、成立、生效、履行以及後契約義務的履行階段都包括在內了。
本人贊同最後一種看法，主要理由為：合同始終是在誠實信用原則上建立的從人們開始訂立合同而發出要約之日起，雙方便產生了相互依賴關系，認為對方會真實地進行意思表示，誠懇的進行合同磋商，會信守自己的要約和承諾，會履行自己在合同中約定的義務。在合同訂立之日起，基於誠信原則履行合同義務，而合同生效後則當然履行合同約定中的義務，合同履行完畢後，也基於誠信原則，當事人之間還負有後契約義務，比如在一定時期內的免費保修義務等。因此，可以說從合同締約之日起到履行完畢都應該屬於合同范疇。
基於以上認識，合同責任范圍應該包括：締約過失責任，預期違約責任、違約責任後契約責任這四種形態。
第二章 合同責任責任種類
（一） 締約過失責任
（1）締約過失責任的定義
第四種觀點認為，締約責任是種「未盡到注意」所產生的責任。這是台灣王澤鑒先生基於產生締約責任的原因而提出的理論。這種觀點和第三種觀點犯同樣錯誤，以點蓋面，將締約責任的內涵大大縮小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四種觀點均不從同角度來闡述締約責任，但都或多或少欠周全。在目前這個瞬息萬變的合同社會里，一種定義必須具有廣泛的包容性和無限的擴展力，這樣才不至於被新情況弄得措手不及。因此，筆者認為，締約責任就是指在合同未生效的締約階段，合同一方當事人違反基於誠信原則所產生的先合同義務，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損失所應承擔的責任。
（2）締約過失責任
締約過失責任的產生和合同成立有密切聯系，因為合同成立標志著締約責任的開始。從本質上講，合同成立屬於意思表示範疇，只要達成合意就可以說明合同存在。它不像合同生效那樣明顯增加了法律干預成份，把當事人意志上升為法律強制意志。但也並不是說合同成立沒一點拘束力。只要雙方當事人達成合意就受拘束力，這種拘束力來源於各方的意思表示，要約人做出要約，既給自己設定了權利，也設定了義務。同樣，承諾人也受承諾的約束。總之，一旦形成含意，則發生合同成立的效力，各方都受共同意志的拘束，履行自己同意接受的義務，如果不履行該義務，則承擔締約過失責任。
基於誠信原則，當事人應該負有的先合同義務有互相協助、通知情況、照顧對方、保護雙方，誠實信用等義務，任何一方違反其中之一，即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具體來講，構成締約過失責任須具備以下幾個要件：
1、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瑕疵。這種意思表示瑕疵是發生在要約與承諾中的意思表示瑕疵，而不是其他的意思表示瑕疵。
2、有損害事實發生。這種損害承受者可以是一方，也是雙方。但損害只能是顯形的財產損害，非財產損失一般不被支持。但也有些人認為「精神損害雖難認定，但它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
3、締約過錯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只對自己的締約過錯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後果承擔責任。並且這種因當事人的締約過錯行為而造成是合理的，是合同當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在相同情況下也會造成的損失。這種考慮來自於公平受方與違約方的利益，不會因個別情況出現利益的不平衡。
4、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這是對行為人承擔締約責任時主觀狀態的要求。有的國家對行為人的主觀過錯不做嚴格要求。如英美法系運用允諾禁反制度追究行為人的締約責任時，也不對行為人的主觀過錯提出要求。但基於當事人應積極促進合同的訂立，加速財產流轉，筆者認為這一條件是必要的。因為該條件嚴格限制了締約過失責任的發生，同時增強了當事人雙方的謹慎注意義務，利於平衡違約方與守約方之間的利益。
當事人具備以上四個要件時，即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締約過失責任的承擔方式主要是損害賠償。而損害賠償的范圍，應僅限於因一方違背誠信義務所至對方依賴利益的損失，而非現有財產或履行利益的損失。通常表現為費用的支出不能補償，或者是因為依賴對方將要訂立合同而損失的利益。
（二） 預期違約責任
預期違約是首先在英美法上確立的一種違約理論。它以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屆滿為界，將合同違約分為預期違約和實際違約（即違約責任）。其含義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後至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到來之前，當事人一方向另一方明確表示其將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當事人一方的自身行為或客觀事實默示其將不能依約履行合同義務，或者當事人一方的自身行為或客觀事實默示其將不能依約履行合同義務，引而產生的責任即為預期違約責任。依預期違約定義，將其分明示違約和默示違約。
預期違約制度為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合同法律制度所認可，它的存在有其客觀必然性。這一制度與當今社會法律所追求的公正、效率、效益、安全價值目標密切相關，具有追求經濟效益的合同合理性。
預期違約的構建基礎亦是誠信原則下的義務。合同雙方當事人簽約後，即使合同中沒有明文規定，合同中也顯然包含著下列條件，即一方當事人的履行是以另一方當事人能夠履行、願意履行、准備履行或已經履行為條件的。一旦一方當事人在合同生效後，履行期屆滿前發出明示違約或默示違約，這一條件便喪失。合同雙方當事人互為履行的期待權，就被一方預期違約行為所侵害。雖然違約方這種預期違約行為引發的危險是未來的一種可能，但這種可能性頗大，如果在此階段，法律不給予債權人以權利救濟，而有等到履行期滿後再對這種違約行為進行制裁，這將對債權人以權利保護是非常不利，也有失公正。同時，在此階段採取預期違約制度，對違約方也是一種解脫。因為違約方之所以違約，也是從經濟角度考慮，如合同按期履行，履約成本將也許比違約金還要高，甚至履約後無效益還有。因此，採取預期違約制度對合同當事人都是有利無害的，而且基於誠信原則，法律也應該支持這一理論的運用。
各國對預期違約認定標准規定各不相同，因此在救濟措施上也有很大差異。對於明示違約，英國分為「違反擔保」和「違反條件」。「違反擔保」一般是違反次條款，造成的是一般損害；而「違反條件」是指違反主條款，造成的是重大損害，這種損害程度的認定法律賦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權。而美國法律將其區分為「輕微違約」和「重大違約」。「輕策違約」是有履行瑕疵但獲得了合同的主要利益，履行瑕疵不影響合同目的的實現：而「重大違約」是指這種預期違約的瑕疵嚴重影響到債權人不能實現合同主要利益，使合同目的實現根本不能。因此，基於不同的認定標准，英美法系反映在救濟方式上也不一樣。對於明示違約，法賦予非違約方以多種選擇權。可以行使訴權請求違約救濟；也可以不得使權利而等待違約方的合同履行，而等到合同履行期屆滿，讓違約方承擔實際違約責任，承擔更大的損失賠償；也可以中止履約合同，減少損失（這種情況一般發生在雙務合同中，合同雙方同時享有債權債務）。而我國合同法在第94條規定和第108條規定中分別規定明示違約標准為嚴重的違約行為和一般的違約行為，其實這二條規定沒有太大差異，另外，在我國合同法上，也沒有採用明示違約。
對於默示違約來說，它的認定標準是一種主觀判斷具有較強的主觀因素。英美法系規定了嚴格的適用條件和判斷標准，在救濟方式上主要是尋求提供中止履行合同義務為救濟措施。而我國合同法上規定了不安抗辯權制度，在法條上列出了其適用的情況。與英美預期違約救濟制度相比較，不安抗辯權制度有其適用上的狹窄性。因為不安抗辯權的目的是阻止對方請求權的效力，它本身不是請求權。一旦對方提供了有效的擔保，就應立刻履行合同義務。如果對方提供不出或不能提供有效擔保，債權人應否有合同解除權？或者說法律應該有合情理的規定，才能更好的保護債權人利益救濟。對此，英美法系創新了先期違約制度，而大陸法系創立了不安抗辯制度。英美法系的先期違約制度包括先期起訴權、解除權、拒絕權、中止履約權、自助救濟權。「相比較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制度更具有適用性，它既適用於明示先期違約，也適用於默示先期違約，而且它平等的賦予了合同雙方當事人，更加註重合同雙方的權益平衡和權利平等。因此，本人是贊同租用先期違約制度的。（三 ）違約責任
合同生效後，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即雙方約定的義務將轉化成法律規定的義務，當事人必須像遵守法律一樣遵守合同義務，違反合同義務就是違反法律。有的學者認為這種合同義務的履行是合同之債的第一次給付義務，當合同之債不履行時，則發生合同之債的第二次給付義務，實際上就是違約責任的承擔。違約責任，亦叫實際違約責任，是指履行期屆滿，債務人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所應承擔的責任。這里的「不履行」既包括全部不履行，亦包括部分不履行。「約定的義務」既指主合同義務，也指從合同義務。
實際違約責任始終圍繞著「合同約定義務」展開，可以說「合同約定義務」的是否適當履行則關系著實際違約責任的是否發生。當合同生效後，雙方當事人之間就產生了合同的債權債務關系，即合同之債。合同之債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合同債權，二是合同債務。債權作為一種財產權利，是當債務不適當履行合同約定義務時，法律賦予債權人的一種權利救濟。合同債權作為權利的同時亦是種約定義務。而合同債務一般是包括法定和約定二種，是按照債權人的請求為一定給付的義務。嚴格意義上的合同義務，包括主給付義務和從給付義務，有的還包括附隨義務。主給付義務決定合同類型，是合同固有的、必要的，必須被履行。在雙務合同中，主給付義務構成對等給付義務，在對方未為對等給付義務前，可以拒絕履行。而從合同義務若構成違約責任，即應缺少從合同義務的不履行合同目的的實現就根本不能，債權人利益也不能獲得最大滿足。
對於違約責任的構成要件，二大法系歷來存在分歧。大陸法系傳統理論主張構成要件為四個方面，即違約行為，損害事實，違約行為與損害事實間的因果關系，違約人有過錯。而英美法系中，通常只考慮違約行為一個要件。我國目前合同法第107條規定中，確定了無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英美法系的優點。在合同法中確立無過錯原則，即適應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增強了當事人的責任感，也更符合公平原則要求。當雙方當事人通過自願協商，確立合同義務，這種權利義務完全都是自己選擇的，符合意思表示自願、真實。當違反時，就應該讓違約方承擔責任和給予守約方以救濟來懲罰，以顯示法律的強制性，同時也利於雙方當事人在合同訂立中的調試謹慎注意以避免因此帶給自身的不利承擔。
違約責任的承擔方式主要是：損害賠償、支付違約金、失去定金或雙倍返還定金、解除合同等，主要賠償債權人因債務人的不適當履行而失去的期待利益。當違約行為一旦發生，債權人利益遭到損害時，人就可以享有對債務人的請求權，使債務人承擔不利。在此，須注意的是，損害賠償分為直接損害和間接損害。直接損害是實際發生的損失數額，可直觀判斷。對於間接損害又要增加一個損害事實與違約行為間的合理預見因果關系這個要件。即在合同訂立時，當事人可預見到期的因違約造成的損害范圍，超出此范圍，則不應追究違約方的責任。合理預見理論第一次出現在《法國民法典》中，後在1854年哈德勒訴巴克森德爾一案正式即普通法系確立，現在我國合同法第113條規定也體現了這一理論精神。合理預見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人救濟權利的濫用，保護了債務人的利益。此外，對於違約中的非財產損失賠償問題，學術界對此見解不一，但大多數人持慎重態度，因為這類損害十分主觀，又無市場價值。而且也有恐非財產之利益（如人格權，名譽權等）被過度「商業化」而漫無邊際，以至於無法予以規范控制。而我國在有的判例中應該說承認了債務不履行時的非財產損害賠償，或者說至少可以此客觀立場作這樣的解釋。筆者認為只有當侵權責任和違約責任競合時，才可以給予債權人請求非財產損害賠償之救濟，使債權人利益得到滿足。
（四） 後契約責任
當合同終止後，當事人是否還有合同義務？理論界以前很少論及這一問題，但現實中的確存在。比如說合同履行完畢後，合同雙方當事人在合同磋商履行過程中獲知對方的商業秘密，是否就可以擅自使用和擴散，如果給對方造成損失，是否應承擔責任？這就涉及到後契約責任問題。因當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適當履行後契約義務，造成的損失而應承擔的賠償責任，就是後契約責任。
後契約責任承擔的前提是當事人違反了後契約義務。後契約義務，從本質上講，是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上的運用。當事人在合同終止後，基於誠實信用原則，仍存在一定的關系。有學者稱其為合同後契約階段的附隨義務。它的主要內容是通知義務，協助義務，保密義務等。這些內容被我國合同法所吸收，具體體現在第92條之中。同時，合同當事人也可以約定在合同履行終結後，雙方當事人還要履行某種附隨義務。只要不違反根本上性規定，法律應當予以保護。比如買鞋後一定時期內的保修義務，這就是一種約定的後契約義務。
在後契約責任構成要件上，應當包括損害事實的存在，違反後契約義務的行為、因果關系和主觀過錯。在此須注意的是，這里的主觀過錯是推定的，應由違反後契約義務的行為人承擔舉證責任，證明自己對於損害的發生沒有過錯，證明成立後，免除其賠償責任；證明不足或者證明不能，則推定成立，將構成後契約責任。承擔後契約責任的方式主要是損害賠償、繼續履行等。
此外，後契約義務與實際合同義務有必要予以明確。首先，兩者發生的時間不一致。實際合同義務發生在合同生效後到合同履行期屆滿；而後契約義務發生在合同終止後。再者，兩者產生的責任形態也不同。實際合同義務產生實際違約責任；而後契約義務產生後契約責任。最後，二者在合同中的地位也不一樣。實際合同義務處於主要地位，而後契約義務也許和合同實現無關，只是附隨性的。 第三章 我國合同責任體系的重新構建
（一） 我國合同責任法系的現狀
我國合同責任體系大陸法系以違約形態的劃分為基點的「原因途徑」，在目前我國合同法上可以看到其影子，即以誠實信用原則為基礎，粗略的規范了締約過失責任、違約責任和後契約責任。可以看出責任形態的不完整，而且在規定中顯得過於粗糙，對很多細節問題沒有明確的解決途徑。
（二） 合同責任體系的重新構建
鑒於我國合同責任法系的不完整性，本人認為，首先，我們應該加強立法舉措使其更完備。其次，結合英美法系的「違約救濟」的優點，應該用「違約救濟」代替「合同責任」這一概念。再次將合同解除作為一項重要的違約救濟手段列入到「違約救濟」一章，不要與合同變更、終止規定在一起。雖然合同解除和合同變更、終止有一定聯系，但從本質上講，合同解除主要是在一方違約時，另一方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而提前結束合同效力。從守約方看是守約方所採取的一種救濟手段，而對於違約方來看，合同解除將給違約方帶來一定的不利後果。目前我國合同法將合同解除規定為法定解除、約定解除和協議解除。對於法定解除通過法律明確規定由國家強制力保障，而約定解除和協議解除從本質上看屬於意思表示範疇，將其歸入「違約救濟」一章，一則可以使受人的救濟更趨於完善，二則也利於提高違約方的注意義務。最後，用「根本違約」來作為違約標准。目前我國把違約標准分為重大違約和一般違約，這種分法局限性過大，而根本違約在形式上是限制合同解除權，但實質上在於平衡違約方與非違約方之間的利益及社會利益。而且根本違約適用於四種合同責任形態，內容範圍更廣、更詳盡，應該被我國法律所吸收，這樣也可防止債權人救濟權的濫用，保護債務人合法利益。總之，我國合同責任體系應重新構建，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參考文獻
1、《合同責任研究》，崔建遠著，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
2、《法學基礎理論（新編本）》，北京大學法律系法理教研室主編，北京大學出版
社，1987年。
3、《合同法總則》王利明、崔建遠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
4、《中國合同責任研究》，楊立新著，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0年。
5、《對締約責任幾個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藍藍著，沈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2000年。
6、《預期違約制度的法律價值與經濟分析》，史鳳強著，沈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2000年。
7、《先期違約的法律救濟權及比較研究》，齊恩平著，天津師大學學報，2000年。
8、《法學基礎理論》，沈宗靈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p>
滿意請採納。

『柒』 什麼叫體系化

體系化是指文化各要素相互連接的整合系統。具有四種屬性：

（1）文化模式化， 即文化各要素之間在功能上相互作用，並形成某種模式。

（2）文化整合，即文化體系中諸要素之間互相依賴，和諧共存。

（3）界線保持，即文化體系與其環境之間存在著一條分界線。

（4）體系自律，即一個自律的文化體系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體系，無需與另一個文化體系進行交換、補充或聯系。

它是某一特定團體為自己的生存而設計的，並經過歷史的沿襲，逐漸成為一種自律的、模式化的系統。在該系統中，人們的社會行為符合該特定的文化習慣模式。

(7)體系化表述合同法總則擴展閱讀

文化特質和文化復合體的組合。美國地理學家J.E.斯潘塞和W.L.Jr.托馬斯認為：文化的最小單元,即文化的某個項目，不論它是人的某一行為還是使用的某一工具，都是文化特質。

相關的文化特質的集合構成文化復合體，各文化復合體包含的文化特質數目並不相同。

飲用牛奶並製造和消費奶製品便是一個文化復合體；而食用牛肉並用牛拉犁、穿牛皮製的皮靴和皮衣，則是另一個與養牛場有關的文化復合體。

人類社會可以有許多的文化特質和文化復合體組合方式來構成一個文化體系。文化地理學就是研究文化特質、文化復合體和文化體系的各種不同的組合方式，以及它們在各個文化結構中所發揮的不同作用。

『捌』 民法與合同法的區別

合同法是民法的范疇。合同法是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內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容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民法是指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民法在學術上有兩種觀點，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我國現行立法採取民商合一的立法觀點，認為《民法通則》是民法這個法律部門的基本法，《合同法》、《物權法》、《公司法》等民事、商事法律均屬於大民法的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