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和社會的關系的方法是

㈠ 法律是調節社會關系的重要方法,且是唯一的方法

調解社會關系的行為規范不僅僅是法律一種，還有道德，紀律等，故此話不準確。

㈡ 法的我階級性與社會生活條件制約性的關系

調查法---對事物進行系統周密的考察和了解的方法。調查法是科學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計劃、有系統地搜集有關研究對象現實狀況或歷史狀況的材料的方法。調查方法也是教育科學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綜合運用歷史法

㈢ 請問法與社會總的關系是什麼

法律是社會行為規范。

社會的所有行為都必須依照法律來進行。

㈣ 法與社會的關系是怎樣的

法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產生是法專的起源和經濟根源屬。社會經濟的發展引起階級的出現，也是法的起源的根本原因。社會的性質決定法的性質，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最終決定法的本質 。

馬克思說：「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本的，那是法學家的幻想。相反，法律應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定的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人的恣意橫行。」

㈤ 法學的法與社會的關系

近代德國人把人文、社會科學提高到與自然科學對等的地位的，柏林洪堡大學以來的現代大學推動了社會科學的發展。法學被理解為科學與這一背景有關。
法學以價值論為主要核心內容，實質上，法學的核心僅僅是思維上的中心，而不是說法學的本體是價值的，法學最大的特點是要論證實踐中如何體現價值（或者說怎麼證實價值已經實現），這一論證形成了所有的法學部門分支。法學價值是否實現或者怎麼實現的論證，是經驗性的，可驗證的，因而是科學的。
在價值推導方面，法律也要公理理論。
在訴訟研究方面，法學需要認知心理學這樣最微觀的支持，譬如，對抗制為什麼在認識論上是合理的 ，認知心理學會揭示所有的人都有可怕的人類弱點
法學是不是科學，最容易提出疑問的是法理學，法理學是處在價值核心部位，但這也只是某種法理學。法理學的形而上，可以藐視科學，但是法理學的形而下（解答部門法）必須訴諸綜合分析，價值只是要素之一。
科學的傳統意義，是指經驗科學。什麼是科學，在傳統意義上，並不難確定。其基本特徵是，訴諸實驗，可觀察和可驗證，卡爾·波普爾則說是可證偽。按照波普的觀點，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不是科學。
法學在本體上是科學，在核心問題上，不是科學。或者說，法學的本源精神論證，不是嚴格的科學，但是法學的應用性論證是科學。
在法學被理解為科學的那些領域，經驗可以證偽理論。譬如，對抗制必然是現代流行的訴訟制度，不這樣做，司法獨裁就是隨處可見。
在現代社會中，法在調整人們行為方面的作用極為廣泛。法學和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各門學科都有不同程度的關系。 在歷史上，法學和政治學曾長期結合在一起。歐洲中世紀，天主教會居於主導地位，政治學和法學都從屬於教會的神學。17～18 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法學和政治學都擺脫了神學的桎梏，但還是一些哲學家的包羅萬象的哲學體系中的兩個環節，而且，兩個學科也很難分開。直到19世紀，法學和政治學才從哲學中脫離出來 ，各自成為獨立學科。
法和國家、政府、政黨以及政治家的活動等現象是密切聯系的。法學要研究政治，政治學也要研究法律，而且兩者都要研究國家，只不過研究的對象和重點不同而已。 法學劃分學科的標准
1.1 對象和方法的結合
1.2 類別和層級的結合
1.3 現實和理想的結合 一、理論法學
即從總的方面探求法學研究對象的各種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原則和基本規律的法學分支學科的總稱。
註：理論法學主要不是從認識論的角度劃分出來的結果，而是依據法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劃分出來的。那些研究對象比較抽象、研究方法偏重於理論分析的分支學科基本都可列為理論法學，其主要代表是法理學。如果一國法學體系中不設綜合法學這個大的部類，那諸如立法學、法社會學、法解釋學、比較法學等也可視為理論法學。法學邊緣學科中側重於理論研究的也可列為理論法學。
二、應用法學
即旨在直接服務法律實際生活、幫助解決法律實際問題的法學分支學科的總稱。
註：應用法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法律實際生活中的經驗材料，其比之理論法學更具有實踐性，它是理論法學的具體化，也是理論法學的資料淵源。但應用法學並非沒有理論，其產生的理論不是用來起跨學科的普遍指導作用，而是為解決本應用學科的實際問題服務的。應用法學的代表性學科是各種部門法學，如憲法學、民商法學、刑法學、程序法學等等，有關法律實務的分支學科，法學邊緣學科中側重於解決實踐問題的分支學科也可列入應用法學。
三、歷史法學
即專門研究法、法的現象以及與法相關問題中的歷史問題的法學分支學科的總稱。
註：歷史法學之所以作為法學體系中的一個專門的類別，主要因為它既包括理論內容（即論從史出），也包括應用內容（即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歷史法學主要研究歷史上不同國家、不同歷史類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研究研究這些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實質、內容、形式、特點及其產生、發展、消亡的規律等。它主要包括中外法律制度史學、中外法律思想史學、法學史學。
四、綜合法學
即具有相當大的跨越性的法學分支學科的總稱。
註：綜合法學有兩個顯著特徵：其一，它的研究對象跨越多種甚至各種法學分支學科；其二，理論、應用和歷史不是各有側重，而是三者兼容並包。法學總論或概論之類是典型的綜合法學。同時也包括立法學、法社會學、法解釋學、比較法學、國際法學等。 法學可以分為很多分支學科，主要有：
①理論法學，又稱基礎法學。研究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規律。中國法律院系為這個學科開設的課程稱為法學基礎理論（簡稱法理學）。
②法律史學。可分為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
③國內法學。指一國各部門法學，包括憲法學、行政法學、民法學、經濟法學、勞動法學、環境法學、刑法學、訴訟程序法學以及軍事法學等。憲法是一國的根本法，因此，在國內法學體系中，憲法學佔有主導地位。
④國際法學。包括國際公法學、國際私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等。
⑤立法學。研究立法原則、規劃、立法體制、立法風格、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以及法律匯編、立法評價等問題。
⑥法律解釋學。對法律條文的內容和文字進行闡釋，相當於中外歷史上所稱的注釋法學。
⑦法社會學。通常指通過社會現實問題研究法律的社會功能、實行和效果等問題。
⑧比較法學和外國法學。比較法學是對不同國家（或特定地區）法律（包括該國法和外國法之間，外國法之間）的比較研究。因此，比較法學和外國法學密切聯系。
⑨法學和自然科學、技術科學或其他社會科學之間的一些邊緣學科。如科技法學 、 法醫學、司法鑒定學、司法精神病學、法律統計學等。
在每一獨立的分科中，又可再劃分為不同層次的較低的分科。而在各分科中，每個國家的法學都總是以研究該國現行法為重點的。

㈥ 法與社會的關系是怎樣的

轉型時期法律與社會的關系是中西方學者共同關注的問題,然而對這一問題的解說卻是遠不夠深入的,其根本原因在於缺乏一套關於現代社會中法律與社會關系的一般理論。德國社會學家尼克拉斯.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為此提供了一種整體性的解釋,他把系統/環境的區分應用於法律與社會關系的分析,不僅明確了法律作為現代社會之獨立功能系統的位置,也闡發了法律與其他社會功能系統之間復雜的互動機制。這一洞見揭示了法律與社會之間共同演化的關系,對正處於轉型時期的當代中國社會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國家立法的原則是反映大多數群眾的思想和要求。所以，法律條文不是孤立的，應反映立法的原則，反映大多數群眾的思想和要求，法律不應與大多數群眾的思想和要求相對抗。

因此，需要正視法律條文的後面的良心，以及法律條文公平性、正義性和群眾性這個性質。法律應該是用來維護正義的，法律不能違背社會道德、社會正義。如果違背了群眾的利益，那麼，法律工作者就會站到群眾的對立面。許多法律工作者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受到群眾的反對後，還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沒有社會正義性。

㈦ 社會研究方法論、研究方法與方式三者之間的關系如何

社會學誕生於科學主義盛行的時代,其研究方法也多受科學理性的影響,主要是主客二元對立的實證主義方法。在中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以來的二十多年裡,社會學研究所運用的方法也多為實證主義方法。然而,後現代社會學思潮的崛起對其產生了難以抗拒的沖擊,相對於傳統社會學研究方法追求科學、理性、客觀、普遍的和二元對立的方法,後現代社會學研究則致力於解構科學、理性的神話,追求多元的、價值關聯和主體間性的方法,對更好的認識生活世界、獲取知識具有重要意義,對社會學學科建設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有重要作用。 本文基於半根基主義①的視角來討論後現代思潮對社會學研究方法所帶來的方法論和研究方式的沖擊。主要觀點是:後現代社會學研究方法與現代社會學研究方法在方法論上存在著巨大差異,從而也帶來了研究方式上的差別,給社會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機遇,因此在社會學研究中必須把兩者恰當地融合起來,才能更好的認識和理解現實社會。 為了既能突顯後現代社會學研究方法對傳統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沖擊和挑戰,又有利於兩者的對比,本文先對現代社會學研究方法進行論述,分別對實證主義研究方法和人文主義研究方法中受到後現代社會學研究批判的方法論進行深入討論,從崇尚科學主義、崇尚理性、對普遍主義、客觀性和價值中立的執著追求和主客二元對立的研究傾向等方面進行了深入分析,闡述其在現代社會學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影響,並簡略地論述了在其影響下的研究方法和技術。同時,為了能更好的理解社會學研究方法轉向的社會基礎,本文基於前人的研究基礎,分別論述了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現象的變化。再由此論述社會學研究方法的轉向,即現象學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和常人方法學。 其次,在對現代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分析基礎上,具體從反科學主義、反理性至上、反本質主義、反普遍論、反中心論與對差異性、片斷化的強調、超越個體主義,強調主體間關系和否定社會學研究的客觀性,強調對價值和意義的追求等方面來深入分析後現代社會學研究方法所倡導的方法論。 再次,通過分析後現代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傾向對社會學研究方式和研究技術的影響,具體的總結了一些後現代社會學研究的具體研究方式與研究技術,如布迪厄的關系研究方法、福柯的考古學與系譜學方法以及其定性研究方法的傾向,強調「語言」的作用和談話技術、對現象的歷史生成和「解構」視角的強調等。 最後,文章基於半根基主義的立場,對有關後現代社會學研究的評價標准進行了淺略的討論,得出必須把現代社會學研究方法和後現代社會學研究方法兩者結合起來,共同應用於社會學研究,走一條新的研究方法的道路。具體表現為:必須把科學與非科學、理性與非理性結合起來,同時並存、互為補充;必須取一種多向度、多視角的方法,而不能用單一視角去觀察社會、研究社會;必須認識到社會學研究不能拒絕意義追求,但也要避免意義的碎片化;在研究方法和技術方面,要同時注重方法的特殊性和融合,在資料收集和資料分析上要相互補充。

㈧ 法的階級性與社會生活條件制約性的關系是什麼

對事物進行系統周密的考察和了解的方法。調查法是科學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計劃、有系統地搜集有關研究對象現實狀況或歷史狀況的材料的方法。調查方法也是教育科學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綜合運用歷史法。

法的本意並不指法律，比如「方法」、「辦法」詞彙中的「法」。國家法律只是社會語言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產生的引申意義。

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以權利義務為主要內容，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社會行為規范及其相應的規范性文件的總稱。法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規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但人們對於法的概念的理解，古今中外並不一致。

法的概念因為學派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法實證主義者認為法是權威性制定（authoritative issuance）和社會實效（social efficacy）。

而在法實證主義者中，區分法的概念有兩大類：以社會實效為首要定義要素的法的概念，以權威性制定為首要定義要素的法的概念。非實證主義者的法的概念中不僅以內容的正確性作為定義要素，而且可以包括社會實效性要素和權威性制定要素。

㈨ 法律與社會的關系

法律與社會

怎樣才能超越「法庭與律師的社會學」呢?德國社會學家盧曼在30年前提出的這個問題，在今天，大概仍然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學者所不得不深思的。
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和歷史學進入法律領域，固然增加了我們對法律的社會「面目」的認識，但同樣也導致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危險：各種法律關系中的法本身趨於剩餘化和邊緣化。從法律現實主義到批判法學運動，以及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法和經濟學等研究，都試圖將法律研究納入一個「開放的社會科學」之中，或至少使法學具有鮮明的社會科學色彩。但在法學援引社會學經濟學道德哲學以及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傳統(無論是概念理論還是學科特有的方法，定量統計或歷史學或民族志的敘事)時，當法學重新進入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時，法學本身是否會喪失其獨特的研究傳統呢?畢竟，法學的研究傳統並非僅僅意味著盲點，它同樣具有洞察力。跨學科的研究往往能夠提醒我們注意到法律對各種社會領域造成的意外的後果，注意到法律現象往往於各種政治文化於社會的關系交織在一起，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根植於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系統環境的子系統，但在強調法律的社會性政治系和文化性的同時我們仍然欠缺真正的法律社會的理論來幫助我們理解法律的法律性而這恰恰是法律最重要的社會特徵和政治特徵。法律與社會的研究，並不僅僅要關注在歷史的不同階段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法律的種種面目，還要關注化身在這些千變萬化面目中法律的本身;不僅要要理解，法律過程同時也是社會過程、經濟過程、政治過程或文化歷史過程，更要理解，在現代社會中，法律過程為什麼沒有變成上述這些過程的「附庸」或者所謂「附屬現象」，正如盧曼、哈貝馬斯等許多當代社會理論家所指出的，是理解復雜分化的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環節。

因此，關注「法律與社會」這一研究傳統的學者，不僅要棉隊法學內部的排斥，對法學傳統中法律的核心性、中立化和理性的想當然假設重新加以反思;同時，也要警惕來自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的「引誘」，對以這些研究傳統為基礎的任何還原論做法，對任何有意或者無意的忽視法律理性中應然與超越性因素的分析，都同樣要持有反思的態度。因為，跨學科或多學科的研究，往往並不能實現一種開放的社會科學，爾只不過是用另一種受到專業分工的紀律束縛的研究傳統，取代了現在這種研究傳統，用另一種封閉性取代了這種封閉性。所以，「法律與社會」所要克服的就不僅僅是來自現代法學內部的「樸素」態度，也要克服來自那些促請法律學者關注所謂法律的「社會」、「文化」或「歷史」因素的學科自身內部的「樸素」態度。探討法律的社會性，並只是探究法律如何影響法律之外的其他社會領域，或者反過來社會中的所謂「外在」因素又是如何影響法律;「法律與社會」需要承擔更為艱巨復雜的任務。

自80年代以來，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以及整個批判法律運動，已經不在是「前衛」的法律思想，而有淪為成詞濫調的危險。所謂「內生變數」與所謂各種社會「法律與社會研究的危機」，其表現就是簡單地將法律地「性的」「外生變數」聯系起來，這種簡單套用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的結果，是遺棄了法學這門所謂「最古老的社會科學」與社會理論之間的內在關聯，使「法律與社會」的研究即處於法學理論，也處於社會理論的邊緣地位，將法學變成了一門社會理論的應用學科，無力推動法學理論和社會理論的發展。在《北大法律評論》的這期專號中，我們選擇的文章，盡管不夠全面，但關注的問題卻有共同之處，就是如何思考所謂「法律」與「社會」之間的內在聯系，將法律作為社會理論的核心理論提供「理論的想像力」和「經驗的感受性」。

當然，這種「法律與社會研究的危機」，還有某些更深刻的背景。今天，我們已經逐漸認識到，強調「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視角，並不等於法律的實質化，並非只有哈貝馬斯所謂「社會福利」範式的法律才具有社會性，「自由派——市民範式」的法律和程序取向的法律同樣展現了法律與社會的關聯，只是關聯的形式更復雜、更微妙。因此，法律的自主性，並不象有的「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者認為的那樣，表明法律缺乏與其他社會系統之間的關聯，換言之，是指法律的非社會性，而是盧曼所言，代表了功能分化社會的歷史進化結果。就中國的現實處境和具體問題而言，「分化」並非一個尚待理解的事實，而是一個尚待實現，甚至在某些時候被認為是不應實現的理念。在這種情況下，「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視角就更容易帶有濃厚的「實質化」色彩，甚至「去法律化」的色彩，隱含了危險的政治意涵。因此，這種研究就尤其要重視法律與社會的深刻/復雜，而非簡單直接的關聯;要重視法律的規范努力和建構作用，而不僅僅是法律的經驗處境。

當然，從學科背景來看，也許法學出身的學者，更願意藉助「法律與社會」的研究，拓展或校正法律研究中常見的技術偏頗與過度規范化的取向;而所謂「社會科學」背景的學者更願意藉助這種研究，來重新理解現代社會的規范性與各種程序技術，彌補70年代以來社會理論的「規范化不足」和喪失理解應然問題的社會性能力等諸多欠缺。套用英國著名法律史學者milsom的一句話，「社會理論家看到的法律現象，太大了，以致於正在思考的律師根本就看不見」。所以，如果說「法律與社會」的研究是要給理論和實踐中的「律師」提供一個更寬廣的視野的話，他同時也意味著為法的思想傳統於實踐技術找到一個更寬廣的活動空間;而接納法學的社會科學或社會理論，並不只是一味的向這個回家的戰士講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樣需要傾聽正義女神子孫們的聲音，它們從中得到的，或許比法學所得到的更多。

㈩ 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如何

法律和社會之間有著密切而且復雜的關系。歸納來說,法律來源於社會,由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同時反過來法律又維護著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

對於不同的時期或是對比不同的社會環境,法律有著各不相同的內容形態,通過這一點,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法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先說法律的起源,法律不是原來就有的,在原始公社制度解體以前,生產資料是公有的,產品實行平均分配,個人與集體渾然一體,利益基本一致,這使他們只需依靠傳統習慣就可以把經濟關系調整好了。

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產品有了剩餘,出現了私有制和階級剝削,原始社會的氏族聯盟和氏族習慣就逐漸被國家和法律所代替。

隨著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需要新的社會規范來解決社會資源有限與人的欲求無限之間的矛盾,解決社會沖突,維持社會秩序,為了適應這種社會結構和社會需要,國家和法律這一新的社會組織和社會規范就出現了。

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是社會的產物,是為了調整一定社會經濟關系,維護社會成員的權利義務應運而生的,法律不能脫離社會。

(10)法和社會的關系的方法是擴展閱讀：

建設法治社會是建設法治國家的條件，理由主要有三：

其一，法治國家建設需要法治社會建設的配合、支撐。只有在加強法治國家建設的同時加強法治社會建設，法治國家建設才能獲得適宜的環境。法治國家不可能在虛無縹緲的空間建設，而必須在現實社會中建設。

現實社會是法治國家建設的無可選擇的空間。很顯然，只有不斷打造整個社會尊法、信法、守法、用法的法治社會環境，才可能不斷推進法治國家的建設。

試想，如果我們的整個社會都不尊奉法律，不信仰法律，我們的大多數國民都不懂法、不信法、不守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我們還能建設法治國家，建成法治國家么？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建設、建成法治國家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會是非常非常困難的。當然，法治社會與法治國家的建設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法治社會的建設也有賴於，而且更有賴於法治國家的建設。

其二，法治國家建設有賴於法治社會建設為之提供一定的協助治理機制。現代國家治理不同於傳統的國家管理，需要社會的廣泛參與。

所謂「國家治理現代化」，最重要的特徵就是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而在多元治理主體中，最重要的主體就是社會公權力主體。

另外，像社會公權力需要國家公權力的監督、制約一樣，國家公權力同樣需要，而且更需要社會公權力的監督、制約。為此，必須加強法治社會建設，促進各種社會自治組織的生長、發展，提高其參與國家法制監督的能力。

其三，法治國家建設的主體是人民，而人民是生活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共同體之中的，他們同時是各種不同的社會共同體的成員。

各種不同的社會共同體的成員的素質就是人民的素質。建設法治國家需要有高素質的人民，高素質的人民只能源於各種社會共同體的供給，源於法治社會的供給。

沒有法治社會培養、鍛造高素質的各種社會共同體成員，高素質的人民就沒有來源。而沒有高素質的人民，就不可能，或至少是難於建設法治國家的。

參考資料來源：新華網-「法治中國」與「法治社會」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