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不平等購物心得體會
A. 經濟法學習心得體會
我是學財會的，第一門學科就是經濟發！
沒什麼心得！就是死記硬背！知道了政策條例法規你就懂了；否則，你啥都不會！
希望採納
B. 經濟法如何保障交易公平——從功能視角研究市場規製法
摘要：合同法是規范交易的基本法，但不足以保障交易機會配置和交易過程及結果的公平。
經濟法中的市場規製法通過抑強扶弱等手段保障交易公平，從而促進交易。從交易促進的視角 研究 市場規製法，可以較好地構建市場規製法的內部結構，從而使市場規製法成為一個邏輯嚴密的經濟法子系統。
關鍵詞：交易公平合同法經濟法市場規製法縱觀經濟法學史，對市場規製法的研究很少從交易的視角展開。由此而產生的弊端主要有二：第一，市場規製法促進交易的功能得不到闡釋，其與合同法促進交易的功能得不到區分第二，由於缺乏一個正確的切入點對市場規製法進行研究，因此歸屬於市場規製法的各項 法律 似乎獨立存在，其內在的關聯卻沒有得到認識。這就阻礙了對經濟法的深入研究，使 目前 對經濟法較多 問題 的認識只停留在表層上，同時在研究路徑上使經濟法學與民法學相割裂，更給人一種經濟法雜亂無章的感覺。本文從功能的視角研究市場規製法如何在民法的基礎上促進公平交易，並基於這一功能研究市場規製法體系內在的邏輯聯系和各法律之間的關聯。
一、交易公平的障礙 分析
交易公平是指交易機會配置的公平和交易過程及結果的公平。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交易時時會發生，但交易公平並不會隨之而來。有諸多因素會 影響 交易公平的實現，如交易雙方地位、信息擁有量、討價還價能力、財產擁有量等的差異都會破壞交易公平的實現，成為公平交易實現的障礙。就其關聯而言，地位障礙是從交易主體的角度影響交易公平的實現，信息障礙是從交易標的的角度影響交易公平的實現，資源障礙則是從交易標的和交易糾紛處理能力的角度影響交易公平的實現。
（一）地位障礙
交易雙方的地位差異會直接導致交易的不公平。因為這種差異往往使處於弱勢地位者在交易決策時不敢討價還價，從而使其自身利益不能在交易中得到體現。如奴隸主與奴隸之間公權機關與私人主體之間，①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②均因地位差異而使弱勢方（奴隸、私人主體、勞動者）的利益受損。交易雙方的地位差異既可能是事實上形成的，也可能是法律造成的，因此需要研究法律如何減少這種差異，對要消除的差異如何運用法律的力量進行消除。
（二）信息障礙
對交易雙方而言，交易是一種決策，而決策需要充分、有效信息的支持，如果信息有錯誤或不足，決策往往也會錯誤或不當，從而導致交易的不公平。換言之，信息問題會直接影響到交易者的討價還價能力，而能力弱者的利益在交易中往往會受到損害。實踐中，影響交易公平的信息障礙主要有二：第一，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即信息在交易雙方之間的分布不均勻，其中一方處於信息優勢，另一方則處於信息劣勢。處於信息優勢的一方往往可以利用其優勢信息侵害信息劣勢者的利益，而信息劣勢一方則因為信息擁有量不足而無奈受害。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由於分工的普遍化，信息不對稱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因此，法律對信息不對稱問題的解決就顯得相當必要和迫切。第二，交易一方故意製造虛假信息。在交易過程中，交易雙方都有製造虛假信息的動機，如果沒有良好法律的抑制，則交易雙方製造虛假信息的行為也會普遍化，以通過這種虛假信息騙取交易對方的利益。
（三）資源障礙
從廣義上說，上述地位障礙和信息障礙都屬於資源障礙，但此處所說的資源僅指交易雙方擁有的財產。財產擁有量的差異導致不公平交易主要有兩條路徑：第一，財產擁有量的大小直接影響到交易者對交易信息的收集和處理能力，因而進一步影響到其交易決策。進言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財產擁有量小的主體所做出的交易決策要劣於財產擁有量大的主體做出的決策。第二，在信息充分的情形下，不公平交易往往在交易者之間產生糾紛，而糾紛的解決也需要耗費資源，所以財產擁有量的大小會直接影響到交易者對解決交易糾紛意願的強弱和能力的大小。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之下，當交易雙方財產擁有量差異很大時，財產擁有量小的交易者在解決交易糾紛時會處於相對更為不利的地位，而這會導致後續的、更多的不公平交易。
由於眾多障礙因素的存在，公平交易並不是某一個部門法所能實現的，而需要藉助於整個法律體系的作用來實現交易公平。具體言之，公平交易的實現既需要作為交易基本法的合同法，又需要作為交易促進法的經濟法；既需要直接規范交易行為的法律，又需要優化交易環境的法律。
二、合同法規范公平交易的不足
合同法是有關交易的基本法，但作為一種私法，其對公平交易的貢獻主要在於確認形式公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 自然 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第3條規定：「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這里的「平等主體」和「法律地位平等」是一種典型的對形式公平的確認。形式公平是「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念在合同法中的具體化。它排斥了人在法律地位上的絕對差異。然而，在一個等級森嚴的身分社會
，法律地位差異的現象相當普遍，其直接後果是社會交易范圍的縮小以及交易公平的喪失。法律確認形式公平，就意味著取消身分限制，使身分社會走向契約社會。同時，這種形式公平也使任何人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強制。這就是合同法對交易公平的貢獻。但這種形式公平並沒有徹底解決人類社會中的不公平問題，對事實上存在的不公平問題通過法律宣稱公平的方式是解決不了的。也就是說，形式公平只是公平交易的前提，沒有形式公平，根本不可能有交易公平可言，但只有形式公平也並不表明一定會有交易公平。雖然法律可以宣稱交易雙方地位平等，但交易雙方的地位差異往往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是合同法很難甚至不能改變的。雖然《合同法》第5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但事實上，只依據法律地位的平等是很難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權利和義務的，因為交易各方之間的、實質上的不平等往往使其權利和義務的確定出現不公平。正由於合同立法只重視形式公平而不考慮實質不公平的現實，故其實現公平交易的能力十分有限。對此，我們還可以從交易資格與交易能力的角度進行分析。交易資格是一個法律問題，合同法上的形式公平只是使盡可能多的主體都擁有交易資格，亦即只解決交易資格問題；而交易能力則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個純粹的事實問題。不同的交易能力導致在交易中做出不同的交易決策，從而使交易主體對自身利益的維護程度也會不同。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差異越大，交易不公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般而言，交易能力的改變主要通過對強者的抑制或對弱者的扶助等方式實現，但這是作為私法的合同法力所不及的，不能要求《合同法》必須在確認形式公平的基礎上創造各種實質公平，實質公平環境的創建應該是經濟法的功能。但《合同法》可以對因實質不平等而導致交易不公平的這種結果設定相應的矯正制度，如無效合同和可撤銷合同制度。《合同法》第52條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合同無效。第54條規定，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或合同因重大誤解訂立的，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這種制度確實有助於促進實現交易的公平，但這種公平的實現是事後的，是一種對已然的不公平交易的事後解決。如果進行經濟分析就會發現，相對於經濟法構建交易前公平交易環境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的成本是很高的，並且其對不公平交易的減少或消除是間接的，其功能也不在於對不公平交易的預防。因此，無效合同和可撤銷合同制度不應該成為應對實質不公平的惟一制度。對由實質不公平導致不公平交易的問題，更應該考慮一種事前的預防機制，在這種機制之下，不公平交易的數量會大大減少。
《合同法》作為 現代 法對實質公平所給予的應有關注，還突出地表現在附隨義務的法定化上，即將以往僅以判例、學說、習慣為依據的附隨義務，在《合同法》中予以明確肯定，使之轉化為法定義務。如「總則」中第42條關於締約責任的規定，第43條關於先合同義務中保密義務的規定，第60條關於合同履行中的通知、協作、保密等義務的規定，第92條關於後合同義務的規定：「分則」中也有許多條款，根據合同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分別對若干種合同的重要附隨義務做出規定。這些規定對於附隨義務的形態變遷具有劃 時代 的意義，有助於交易中實質公平的實現。但是，合同法的私法本質決定了其對實質公平的追求仍存在局限。這主要表現在：附隨義務的法定化並未改變其在合同當事人義務體系中的附隨地位，並且其 內容 在《合同法》中仍不夠明確和具體；法定化的附隨義務僅有違約責任制度一般保障，《合同法》並未給予特別保障。因此，不能期望僅靠《合同法》將附隨義務法定化就能達到理想的實質公平目標。③三、經濟法對公平交易的貢獻及市場規製法的內在結構
合同法直接規范交易，
經濟法則並不直接規范交易，而旨在促進交易，其在交易公平促進問題上的主要貢獻在於對交易前公平的構造。作為公平交易促進法的經濟法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其體系中的市場規製法。它構造公平交易環境的主要路徑有二：第一，禁止人為製造不公平交易環境的行為，如對製造虛假信息行為的禁止。這種禁止性的工作必須由經濟法完成，作為私法的合同法由於缺乏公權的支持和法律責任形式的不足往往不能勝任。第二，抑強扶弱以在一定程度內實現實質公平，如對壟斷力量的抑制和對信息劣勢者直接提供交易信息等。需要指出的是，《合同法》中存在兩處類似抑強扶弱的條款。《合同法》第9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應當具有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該條款對民事行為能力的規定，事實上剝奪了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締約權，這主要是為了排除出現過多的不公平交易現象。在這種權利剝奪的背後更主要的是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保護，是對弱者的扶助。《合同法》第39-41條對有關格式合同做了詳盡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做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這些規定採取了與一般合同法完全不同的一邊倒的做法，使格式合同提供方承擔了更多的義務，同時也給予了格式合同接受方更多的利益。與市場規製法中的促進公平交易的制度一樣，這種類似抑強扶弱的規定的功能之一也在於促進交易的公平，從這里可以看到民法和經濟法在功能上的銜接，但其中還是有區別的，《合同法》中的制度僅限於對交易一方的權利限制，沒有涉及公權的成分。鑒於《合同法》不可能運用公權進行大范圍的限權，所以大規模的抑強扶弱工作還是需要由經濟法中的市場規製法來完成。
C. 對經濟法的理解與認識
1.經濟法產生的直接根源是自由放任的商品經濟管理模式所產生的市場秩序失衡，從而要求國家公共權力的介入以維護公共利益、穩定市場秩序、促進效率與公平。
2.由於經濟法是國家利用其公權力對市場經濟主體以及運行的調控、管理、監督、引導，所以經濟法主體雙方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即一方為國家相關主管機關，另一方為經營者（包括市場被管理主體和中介組織，其中中介組織又同時具有市場主管機關授權的監管職能和接受管理的義務）。它們之間是調控和被調控、監督和被監督、管理和被管理、引導和被引導的關系，是雙方法律地位不平等的關系。
3.由於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和范圍有宏觀和微觀兩的領域（例：相關經濟法對經營者不正當競爭方面的管理就是微觀方面的管理；而相關經濟法對市場運行的管理便是宏觀方面的管理），所以經濟法可具體分為：宏觀調控法律關系；國有參與法律關系；涉外管製法律關系；市場監管法律關系。
4.由於經濟法所調整的上述對象和范圍不同於其它部門法所調整的對象和范圍，所以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5.盡管法律從整體上來說是用來維護和平衡效率與公平這兩大價值，但作為經濟法這一獨立法律部門有其所側重的追求價值，即經濟法總體上追求的價值是：可持續的社會整體效益。
6.由追求價值便引出了經濟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為：經濟民主原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經濟公正原則。
7.結合綜上所述，故經濟法的概念為：經濟法是調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及其政府主管部門為了修正市場運行的缺陷、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可持續發展而履行各種現代經濟管理職能時與各市場主體發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另外，有關經濟法之性質的爭論，即公法、私法抑或公私混合法，本人認為已無現實意義，皆因當今行政權力之擴張於社會生活各領域。社會本位法律觀念的回歸，所以，本人認為於現實中再討論這一性質問題已毫無意義。）
樓主，此問題實在太大，以上僅為概括敘述，並加之一些個人觀點，所以不詳之處歡迎指教。不勝感激！
D. 經濟法案例分析
1.王某對購買的器械可否要求銷售者退貨？可否要求賠償損失？為什麼？
可以要求退貨。
根據《產品質量法》第28條規定：不具備產品應當具備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作說明的；銷售者應當負責修理、更換、退貨；給購買產品的用戶、消費者造成損失的，銷售者應當賠償損失。
2.劉某的2000元醫葯費應由誰承擔？為什麼？
超市負擔
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經營者不得對消費者進行侮辱、誹謗，不得搜查消費者的身體及其攜帶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費者的人身自由。」
第四十三條：「經營者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侵害消費者的人格尊嚴或者侵犯消費者人身自由的，應當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賠償損失。」
3.超市門口貼的警示標語具有法律效力？為什麼？
無效
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四條：「經營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或者減輕、免除其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內容的，其內容無效。」
4.王某劉某與超市的糾紛可以通過哪些途徑解決？
解決爭議或糾紛的途徑有5種，可以一次採取：
1)與經營者協商和解；
2)請求消費者協會調解；
3)向有關部門申訴；
4)根據與經營者達成的仲裁協議提請仲裁機構仲裁；
5)向人法院訴訟；
E. 學習經濟法的心得體會
國際經濟法的概念、調整范圍為。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經濟活動和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也就是調整國際經濟交往中商品、技術、資本、服務的跨國交易流通中形成的法律關系的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的總和。國際經濟法調整的經濟活動范圍包括國際貨物貿易及其相關的國際貨物運輸、保險服務貿易；國際金融業務及間接投資活動，涉及貨幣、有價證券的跨國流通、交易；國際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由這些活動引起的跨國收費問題，和國際爭議解決問題。 在以上活動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法律，從而形成了國際經濟法律規范和制度：1、 有關國際貨物貿易法律制度；2、 有關國際投資的法律制度；3、有關國際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的法律制度；4、有關國際貨幣金融的法律制度；5、有關國際稅收的法律制度；6、有關國際爭議解決法律制度；這法律規范和制度是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內容和范圍，他們構成國際經濟法學研究的對象。以上是按照國際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活動的不同領域對這一法律制度的范圍進行界定和分類；從法律規范自身的特點看，還可以把國際經濟法分為2類：微觀的交易法，調整橫向的經濟關系，就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當事人之間地位平等，實行意思自治，這類法律例如國際貨物貿易領域中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英國1893年貨物買賣法》，屬於私法或曰任意法。第2類是宏觀經濟管理法，是政府對國際經濟領域活動進行管理與宏觀調控過程中形成的法律，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關系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也就是縱向的關系。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是不平等的，體現國家對國際經濟經濟活動的干預。這類法律例如，貨物貿易領域中的世界貿易法律制度，各國國內貿易管理法，它們是公法，是強製法。 微觀的交易法--調整橫向的經濟關系--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實行意思自治--私法或曰任意法宏觀經濟管理法--縱向的關系--當事人之間的關系不平等--政府進行管理與宏觀調控、干預--公法，是強製法。國際經濟法是具有邊緣性和綜合性的法律部門，在內容上它是綜合性的，它涉及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商法，各國國內經濟法。說它有邊緣性是指它僅涉及有關法律部門中的一部分內容，不是全部內容。國際經濟法在法律關系的主體、法律調整對象、法律淵源等方面與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內經濟法、國際商法有聯系、有區別。參加農場經濟將發展。
國家經濟法律關系、主體及法律淵源。先說主體問題。國際經濟法的主體是指國際經濟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主體，是國際經濟法律關系和法律行為的實際參與人和實施者。不是指立法主體，也不是執法主體。國際經濟法的主體包括：個人：個人作為一般民事關系主體，有權從事國際經濟活動，在國際貨物賣、國際知識產權交易、國際稅收征管方面，在國際爭議解決中，個人的可以成為特定的法律關系主體，不過，個人受財力物力的局限，他們能在國際經濟關系中不是主要的主體。法人：包括公司、跨國公司與其他具有法人資格的經濟組織，這是國際經濟交往中最重要的主體。法人可以參與所有領域的經濟活動。 國際組織：是國家直接提供條約、公約、協議建立起來的法律實體，根據建立該組織的條約、章程行使權力和義務。國際組織有自己的資產和資金來源，具有參與特定的經濟和民事活動的能力，例如，聯合國下屬機構就從事某些采購活動。此外，國際組織制定的某些規范對國家實施的經濟管理活動產生影響。國家：是最重要的國際經濟關系主體。國家從事的經濟活動和經濟管理行為，通常由其授權的政府機構實施。國家可以參加2類經濟關系：作為管理者，依據國際經濟管理法對跨國經濟活動實施宏觀調控和管制；作為一般民事主體，可以參加各種民事活動，受國際經濟交易法調整。在法律關系主體和法律調整對象方面，國家經濟法與國際公法有所不同，國際公法的主體只是國家和國際組織，它主要調整國家之間在政治、外交、軍事、領土方面的關系，經濟關系雖然也屬於其調整范圍，但不佔主導地位。國際經濟法與國際私法也不一樣，國際私法是沖突法，它的主體主要是自然人和法人，國家和國際組織也參加一定的民事關系，但不佔主導地位，國際私法只限於為調整跨國民事活動提供尋求准據法的指引，並不直接調整國際經濟和民事關系。再說國際經濟法的淵源。國際經濟法的淵源是指國際經濟法的來源和表現形式，不同的法律，其效力也不同。主要有：國際條約：包括雙邊條約和多邊條約。正式的國際條約、協議具有國際法的效力，對於參加國有約束力，經過一定的轉化程序成為國內法的一部分，國際條約按照其內容不同，有限可以直接在司法中適用，有限不能直接適用，有的屬於強制性規范，例如，WTO規范，有的屬於任意性規范，例如GSG。國際商業慣例：是由國際組織制定的，以正式文件形式頒布的規范化的商業慣例，它不同於一般的商業習慣和習慣做法。雖然國際商業慣例本身不具有強制性，但是由於有關的國際條約和國內立法承認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也由於許多商業合同中直接並入了商業慣例，承認他們的約束力，致使國際商業慣例成為調整商事交易的，事實上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據。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廣泛地使用商業慣例，這和國內商業交往不同，是一個特點。國際商業慣例如：《國際商事合同慣例》，《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國內立法：包括國內判例法和制定法，不是所有的國內立法都屬於國際經濟法范圍，只有那些調整國際經濟領域活動的民商立法，涉外經濟立法才屬於國際經濟法的范圍。通常，一國的法律只具有域內效力，當某種國際法律關系與該國具有屬人或屬地的密切聯系時，或者法律關系的當事人採納了某種國內法作為調整國際交易的准據法時，該國的國內法具有域外效力，於是，國內法成為國際經濟法的一部分。 國際組織決議：一項重要的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IBRD）都主持制定了某些國際協議和決議，成為國際經濟法的一般原則和規則，該組織成員國在制定國內政策法令時，應遵守國際組織制定的協議文件和發布的決議。國家經濟法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作用，通常是經過國家完成的。
F. 經濟法案例分析一個，不少於600字
它不具備專利權的新穎性。 【評析意見】 首先，按照專利法，授予專利權的發明和實用新型應當具備新穎性、創造性和實用性，即專利三性。其中，新穎性是指在申請日以前沒有同樣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在國內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過、在國內公開使用過或者以其他方式為公眾所知，也沒有同樣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由他人向專利局提出過申請並且記載在申請日以後公布的專利申請文件中。創造性是指同申請日以前有的技術相比，該發明有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和顯著進步，該實用新型有實質性特點和進步。實用性是指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能夠製造或者使用，並且能夠產生積極效果。以上「三性」必須同時符合，申請人才能獲得專利權。 其次，本案的關鍵在於該節能電磁鐵技術的新穎性是否具備。判斷一項發明創造是否具有新穎性的標準是公開與否。我國採用的是世界新穎性和本國新穎性相結合的原則。對於書面（出版物）公開，我國採用世界新穎性，即在申請日前在國內外沒有公開發表過；對於使用公開或者以其他方式公開（如口頭）公開，則採用國內新穎性標准。採用不同的標准，主要在於申請日以前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是否在國外已有人公開使用過或者以其他方式公開過，是很難查明的。從公開的日期上來看，我國以申請日作為分界線。發明創造只要在申請日前沒有同樣的發明創造公開過，就具有新穎性。本案中，某研究所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該廠的實用新型專利已在申請日之前已被公開，既在國內公開發表過，又在國內公開使用過，且不屬於專利法允許的不認為喪失新穎性的情形，所以該廠的技術不具備新穎性，不能被授予專利權。 再次，專利局已經授予的專利權並不是不能改變。專利局人員有限，不可能熟悉所有的技術領域，閱讀過所有的公開雜志。正因為此，所以專利法特別設立了兩項制度來糾正可能發生的差錯。一項是專利權的撤銷制度。自專利局公告授予專利權之日起六個月內，任何單位或者個人認為該專利權的授予不符合規定的，都可以請求專利局撤銷該專利權。專利局對撤銷專利權的請求進行審查，作出撤銷或者維持專利權的決定，並通知請求人和專利權人。另一項是專利權宣告無效制度。自專利局公告授予專利權之日起滿六個月後，任何單位或者個人認為該專利權的授予不符合規定的，都可以請求專利復審委員會宣告該專利權無效。專利復審委員會對宣告專利權無效的請求進行審查，作出決定，並通知請求人和專利權人。本案中，某研究所在某廠的專利權被授予後的六個月後提出請求，要求宣告該專利權無效，且證據確鑿，符合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情形。 最後，專利復審委員會應當將專利權無效宣告請求書的副本和有關文件的副本送交專利權人，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內陳述意見，專利權人可以修改專利文件，但是不得擴大原專利保護的范圍；期滿未答復的，不影響專利復審委員會審理。 七、反不正當競爭法 1、 案例介紹 甲食品廠生產的「幸福」牌營養液深受廣大消費者的歡迎，1999 年甲食品廠將「幸福」商標進行了注冊。2000年甲食品廠與乙食品廠簽訂商標使用許可合同，允許乙食品廠使用「幸福」牌注冊商標。在「幸福」商標使用許可期滿後，乙廠將自己的營養液配方略加修改，並注冊了「福康」商標。為了使自己的產品能很快打入市場，乙廠利用廣告宣傳，稱「福康」營養液是「幸福」營養液的換代產品，是對「幸福」 營養液的改進。該廣告打出後，致使消費者認為「福康」營養液是新一代產品，一定比「幸福」營養液更高級，故轉而購買「福康」營養液，使甲廠的產品滯銷，經濟損失巨大。甲廠得知此情況後，向工商管理機關反映要求制止乙廠的行為，並要求乙廠賠償。 問題： 1、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應如何處理此案？ 2、甲食品廠的要求正確嗎？ 案例分析 1、 商行政管理機關應責令乙廠停止播放或刊登廣告，並消除影響，同時根據情節處以罰款。乙廠為打開市場，利用廣告宣傳，使消費者誤以為乙廠的產品是新一代產品，致使甲廠的產品滯銷。《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經營者不得利用廣告或其他方法，對商品的質量、製作成分、性能、用途、生產者、有效期限、產地等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依據上述事實和法律規定，乙廠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可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責令乙廠停止播放或刊登廣告，通過各種途徑說明事實真相，消除虛假廣告的影響，並根據其情節處以1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 2、甲廠的要求是正確的，可要求乙廠賠償損失。《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給被侵害的經營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被侵害的經營者損失難以計算的，賠償額為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潤；並應承擔被侵害經營者因調查該經營者侵害其合法權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所支付的合理費用。」根據上述的法律規定，甲廠有權要求乙廠賠償損失。如甲廠的損失額難以計算，可以乙廠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利潤為賠償額。如果甲廠 因調查乙廠的侵權行為而支付了合理的費用，此費用應由乙廠承擔。 2、廣告侵權行為 案例介紹：1994年1月22日，西安市韓森寨供應站委託某廣告公司策劃廣告，推銷自己經銷的洗衣粉，之後又聯系了某報刊登。廣告上寫著：「韓森寨供應站向全省用戶推薦使用活力28洗衣粉、一枝花洗衣粉、威科88洗衣粉等國貨洗滌精品，使用後為你省錢、節水、節電。韓森寨供應站提醒您，不要再使用有色洗衣粉，我們的國貨精品在世界同類產品中一直名列前茅。」西安日化公司生產的山丹丹牌洗衣粉為粉紅色，多年被評為國優、部優產品，1991年至1993年山丹丹牌洗衣粉銷售量一直保持在2萬噸以上。1994年下降到1.5萬噸。 問題：韓森寨供應站的廣告是否構成侵害？若不是，為什麼？若是，誰應承擔法律責任？ 案例分析 1、韓森寨供應站的廣告已構成侵權。因韓森寨供應站的廣告貶低了西安日化公司生產的山丹丹牌洗衣粉的品質使人誤解為有色洗衣粉的質量不好。韓森寨供應站違反了廣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損害了西安日化公司的經濟利益，應責令韓森寨供應站和廣告公司停止發布、公開更正，沒收廣告費，並處廣告費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款。 並賠償韓森公司的經濟損失。 八、產品質量法 1、未投入流通的產品的責任 案例介紹：某企業為了表示慰問，過年前將自產經檢驗合格但未投入流通的一批洗衣機作為福利分給職工。職工甲拿到廠里分的洗衣機後非常高興，將洗衣機拉回家。恰逢妻子乙在，便讓其幫忙用該洗衣機把家裡的沙發罩等洗一下。結果，因洗衣機漏電，乙被當場電死，於是，甲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問題： 1、甲若起訴該企業，能否勝訴？為什麼？ 案例分析 我國《產品質量法》第29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產品以外的其他財產（以下簡稱他人財產）損害的，生產者應承擔賠償責任。生產者能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擔賠償責任： （1）未將產品投入流通的 （2）產品投入流通時，引起損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 （3）將產品投入流通時的科學技術水平尚不能發現缺陷存在的 本案中，產品尚未投入流通，因此生產者不承擔賠償責任，但甲、乙均沒有過錯，因而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民法中的公平原則，判決 該企業適當補償甲 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案例 1、經營者免責聲明的效力 案例介紹：1994年11月張某參加由繁晨紡織品有限公司主辦的服裝展銷會，在展銷會的第12號博佳皮衣廠的櫃台前，看到一件價格為2100元的皮大衣，款式新穎，張某決定購買。張某選衣時，看到櫃台顯眼處寫有「當面查驗，概不退換」的告示。張某買衣後即穿用，但沒想到10天後，張某給皮衣上油時，發現皮認外皮有脫落現象，皮衣上斑斑點點十分難看，張某即拿衣服到展覽會要求退換，但展覽會已經結束，博佳皮衣廠的人員已經撤走。張某十分氣憤，遂打電話到電視台反映博佳皮衣廠產品質量有問題，新聞媒介將此事曝光，博佳皮衣廠皮衣銷量大減。博佳皮衣廠訴至法院，稱在出售皮衣時，本廠已聲明「當面查驗，概不退換」，張某也知道仍購買，說明其同意對皮衣質量風險由自己負責。現在張某的行為侵犯了本廠的名譽，要求張某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張某在答辯時向法院提交了商檢部門出具的張某購買的皮衣質量不合格的證明。 問題：1、博佳皮衣廠的「當面查驗，概不退換」的告示是否有效？為什麼？ 2、博佳皮衣廠認為張某侵犯了該廠的名譽權是否成立？為什麼？ 3、張某就皮衣質量問題是否有權向繁晨紡織品有限公司索賠？ 案例分析 （1） 博佳皮衣廠的「當面查驗，概不退換」的告示無效。「當面查驗， 概不退換」既是霸王條款又是免責條款。皮衣廠免除了自己的責任而加重了消費者的責任，這樣的免責條款無效。 （2） 張某的行為不構成侵權，因為張某購買的皮衣質量不合格是既 成的事實，而非虛假的，皮衣廠以不合格的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進行銷售違反了產品質量法，媒體就此事曝光不屬於侵權行為。 （3） 張某有權向繁晨紡織公司索賠，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 定消費者在展銷會購買的商品存在質量問題，展銷會結束的，消費者有權向櫃台出租方或展銷會舉辦方要求賠償。 2、超市搜查顧客是否侵權 案例介紹：張某在某超市購物時，看了幾瓶化妝品，覺得不太滿意，又放到貨架上。在離開超市時，超市的保安人員懷疑張某拿了化妝品而沒有結帳，攔住張某並強行對張某進行搜身，並打開張某的包進行檢查，因沒有發現化妝品，保安人員當即對張某道歉，並解釋說：「我們商店有規定，因超市採取開架售貨方式，免不了要丟東西，因此要求保安人員加強管理，對有偷竊嫌疑的人保安人員有權進行搜 查，這個規定在商場門口貼了告示。」張某認為商場侵犯了她的人身權利和名譽，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超市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問題： 1、超市是否侵犯了張某的權益？ 2、超市的保安人員當即對張某道歉，超市是否對張某負賠償責任？ 案例分析 1、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時享有人身、財產安全不受損害的權利，享有其人格尊嚴、民族風俗習慣得到尊重的權利。對經營者來說，經營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或者減輕、免除其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根據以上規定，該商場沒有權利搜查張某的物品，盡管該超市有告示在先，該告示沒有法律依據，並不受法律保護。因此該超市侵犯了張某的人身權利和名譽權、維護安全權和保障安全權。 2、 雖然超市的保安人員當即對張某道歉，但這不能改變超市對張某權利侵犯的事實。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該超市應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賠償損失。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G. 學習經濟法的心得體會有哪些
通過經濟法課程的學習,我有一些自己的感想和體會，雖然我不是法律專業的,但我還是抱著一種學習的態度來對待。它使我對法律法規有了一定的認識,同時也更正了自己以前許多錯誤的觀點，對我自身的經濟法律知識是一種很好的補充。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同時也是法律社會的背景下,這樣的一門課程的學習使我受益匪淺。
經濟法中的《公司法》和《合同法》是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下面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具體闡述一下我的學習心得。 首先，從我個人說起，我自己比較喜歡了解一些新聞，獲取一些當前國內外的大事和報道，更喜歡對事件有深層次的了解。但是由於我個人知識的限制，我很難做到這一點，尤其是如果事件涉及到經濟法律知識，我就更不能做到從深層次了解經濟現象了。
而老師上課時大量的教學案例則滿足了我的這一需求，同時使我對類似案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有實際案例的教學也極大的激發了我的興趣，對上課充滿了期待，等待著老師把最近和過去一段時間涉及到經濟法律的鮮活案例展現給我們。
法條加案例的教學方式是我欣賞這門課的原因，它有效地避免現在其他經濟學科那種全是某某經濟學家的某某經濟理論，說實話，那種課程不僅枯燥而且給我一種與現實社會嚴重脫節的感覺。所以我慶幸我學的時候老師沒有教科書式的教學，脫離了本本主義。
其次，從課堂上，我明白了公司是從事商品生產和經營的組織形式，也是資本和人力資源有效利用的組織形式。公司分為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如果要成為公司的經營者,你就應該要認識到----公司法是公司的生命線.公司法既保護公司的合法權益,也保護股東的合法權益,也保護公司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因此,不僅所有投資者,包括社會公眾投資者,經營者、董事們、監事們、經理們都應該認真地學習公司法。必須用公司法的精神來發展公司、經營公司,使公司在健康的道路上不斷地向前發展。
學習公司法的目的是為了學以致用，用於我們經濟生活的實踐，如果我們能把公司法的知識，與我國當前正進行的國有企業的改制，以及其他企業比如集體企業的改制聯系起來，和當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涉及公司法的一些案件聯系起來分析，那麼學習公司法就真的是很不錯。
在講合同法時，我明白了我們在乘坐公交車時，交上一元人名幣這就意味著我們與他們達成了一個合同；我們平時總是簽要式合同，這些常識是我以前不曾知道的，而這些法律知識與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學了以後感覺受益很多。
在講到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時候，提到廣告商發布關系消費者生命健康商品或者服務的虛假廣告，一定程度上給我了很大的啟發，知道了自己對法律的運用做的還是非常的差，用法律維權更是從未有過。因為自己不是真正學習法學的，對法律的理解和使用還停留在很低的層次，以前雖然知道要使用法律保護自己，但那隻是嘴上說的，而事實上這種維權觀念從未真正進入過自己的意識中，可以毫不客氣的說在一定程度上我還是一個法盲。
僅僅通過不到十八周的經濟法課的學習就想獲得足夠的法律知識那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但是我還是可以發自內心的大聲說：我收獲很多，因為它讓我收獲了一種意識，一種自我保護的意識！
H. 經濟法主體的地位是否平等
經濟法律關系主體的意志在一定范圍內具有相互之間的不平等性。意志不平等的范圍是：第一回，在宏觀管理活動中答，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和其他社會經濟組織及經濟公民之間依法產生的意志不平等。第二，在微觀管理活動中，企業與其他分支機構產生的意志不平等。第三，在標准合同中，供需雙方依法產生德意志不平等
I. 急需一篇關於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的學習心得。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J. 如何理解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經濟法屬性
經濟法調整不平等主體間(行政和民事主體)由商事活動而產生的社會關系。比如金融內市場的監管制度,稅收制度一容般歸為經濟法范疇。消費者保護法主要是由法律授權的部門解決消費產生的糾紛,調整的是商事產生的關系,且關系主體為行政主體和民事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