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條件和規律
㈠ 如何理解經濟法產生的規律
經濟法產生背景問題是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論題之一,然而,我國以往對該論題的探討存在標准不一、各行其是的缺陷,動搖了經濟法體系的根基。事實上,作為部門法的經濟法只能是國家針對市場缺陷進行干預,謀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公益協調共生的歷史產物。在此前提下,各國經濟法產生的具體歷史背景又不盡相同,中國的經濟法產生背景尤其復雜:一方面,市場經濟以及相應的私法精神不夠發達,另一方面,缺乏自律的干預又時有發生。
一、通說的缺陷
國內各種教材或著作在論及經濟法產生背景時,通常存在如下缺陷:
1.分別闡述不同地域或國家經濟法產生發展過程,一般是美國—德國和日本—中國,有的還涉及到東歐和蘇聯經濟法產生發展情況,但並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結論。從科學角度看,這種論述方法是不妥當的,更讓人感覺到似乎世界范圍內經濟法產生背景千差萬別,無可比性。
2.關於「經濟法」的含義標准不統一。由於「經濟法」這一概念可以在經濟法規范和經濟法部門甚至經濟法學等多重含義上來理解,因此,含義不同,結論就不盡相同,甚至相去甚遠。如果把經濟法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法規范,必然得出經濟法與國家、法律同時出現的結論。這種思路的缺陷在於,表面上以歷史沿革為主線,實際卻無視歷史事實,更無法將經濟法同其他法律部門相區分,最終喪失了經濟法的獨立性;如果把經濟法理解為法律部門,則經濟法產生不過是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後的事情。
可見在明確闡述經濟法產生背景問題上,統一經濟法的含義是關鍵性的前提。否則,表面上製造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虛假的繁榮,實際上卻無益於該學科的發展。從其他法律學科研究的啟示來看,將經濟法理解為部門法,進而考察經濟法產生的背景,才是合適的。
3.論者前後標准不一。其典型的思路是將近代以前的「經濟法」界定為經濟法規范,而將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界定為獨立的部門法。例如,「國家出現以後,便要對社會經濟進行一些這樣那樣的干預、管理,發生國家經濟管理關系,並以法的形式予以調整。這種調整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的法,便是早期的經濟法……那時的經濟法不是作為獨立部門法而存在的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嚴格地說,它只是經濟法性質的法。」[1]這種對近代以前「經濟法」採取「寬容」態度的本意也許在於表明經濟法並非在現代社會突然產生,而是有著歷史發展的漸進性和必然性。但作為科學研究的態度,這種寬容是不可取的。筆者認為,經濟法並無近代以前和現代意義上經濟法之分。
正如李昌麒先生所言,學者們對經濟法產生的表述並無實質區別[3],而這正好可以作為我們探討經濟法產生背景的共同平台和基本前提。基於此,下文將進行經濟法產生一般背景比較分析,對學者達成共識的事實不再贅述,而只是針對共識本身進行更為細致的解析、梳理,總結經濟法產生背景的共性和個性。目的只是尊重事物發展的「求同存異」的基本規律,並應用於我國經濟法的基礎理論研究。
二、經濟法產生一般背景比較分析
馬克思主義認為,事物是共性與個性的矛盾統一,經濟法產生也遵循這一規律,即經濟法產生背景雖然表面看來千差萬別,但仍有共性的規律可循,分析如下:
總體上,經濟法產生有兩個淵源,即以美國為代表的暫稱之為和平主義的自然演進型經濟法與以德日等為代表的戰爭經濟法(包括蘇俄),前者常被稱為經濟法產生的「常態」,後者則為「非常態」。的確,在前者,經濟法產生與戰爭並不直接關聯,而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時期過渡的必然產物,是在和平(美國本土遠離戰爭策源地)的環境中,國家順應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調整經濟管理職能,有目的立法的結果,並與二戰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一脈相承。學界通常將競爭法比作經濟憲法和經濟法誕生的標志,而最早在美國產生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1890)便是這個論斷的注腳。而該法既與經濟危機對策無關,也與戰爭無涉。而在後者,經濟法產生卻往往直接與戰爭的蓄意發動、戰時保障以及戰後重建等戰爭諸要素相關,體現出濃重的戰爭法味道,更與戰後和平發展時期作為一種經常的國家適度干預手段的經濟法不同。
但是這樣的表述並不否認兩個經濟法產生淵源存在的共性。實際上,只要我們承認,經濟法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種新型手段,而暫不考慮具體國家基於何種目的進行干預,我們就應得出二者之間存在共性的必然結論,即經濟法產生背景源於兩個基本的前提:市場經濟和社會公益的追求。首先,不論美國還是德日等國,在經濟法產生之時都是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前提的。不同的是美國素有自由的傳統,其市場經濟在沒有外界力量介入的情況下自然生長,充分發展,至壟斷產生,負面影響凸顯,國家以「看得見的手」主動進行干預。德日等國的資本主義則是在外界力量介入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產生的,並因為其發展時間較短,又較多地具有封建色彩,因而也成為戰後經濟民主化、自由化的重要原因。前者可稱為市場主導型,後者可稱為政府主導型。其次,經濟法本質在於國家針對市場的天然缺陷進行必要干預,將個體正當利益的追逐限制在社會公益的前提下,追求二者的協調統一。表面上看,美國經濟法中才真正體現出社會公益,即維護自由競爭秩序,從而維護美國的自由傳統,而德日經濟法由於戰爭法的味道濃厚,其體現的不過是被軍閥、財閥控制的政府或國家的利益,而與社會公益有天壤之別。但本質上各國經濟法立法都是統治階級謀求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協調的反映。
㈡ 經濟法產生的條件有什麼啊
經濟法產生的條件:
經濟法產生的主觀條件;經濟法產生的客觀條件;生產集中與壟斷是經濟法產生的內在原因;戰爭的需要是經濟法產生的直接原因。
㈢ 經濟法的產生
通常認為,現代民法源於古羅馬市民法。古羅馬法包括市民法和萬民法,市民法是適用於羅馬市民的法律,調整羅馬市民相互之間的關系,而萬民法是調整羅馬市民以外的人的相互間及其與羅馬人之間的法律。因為在古羅馬民時期,商品交換十分頻繁,從事商品交換的人們漸漸的需要一個共同遵守的交易規則來維護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於是商品交換的習慣產生,進而習慣發展為法,這就是最初的民法。民法主要是為了保護從事交易的人們權益和利益,保障商品的正常流通,保證交易秩序的井然有序。因而,為適應商品交換的要求,保證人格的獨立性,保證商品交換者實現利益的最大化,也就形成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意思自治原則、過錯責任原則。民法的這三大原則在法學領域中確立了權利本位主義,可以說都是自由精神的體現。近代民法在一段時間內大大的推動了自由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民法的一些局限性也就逐漸的顯露出來了
為了彌補民法的各種不足,經濟法應運而生。可以說,經濟法就是為了彌補民法的不足,是自由資本主義在其發展到一定階段完全由民法對市場經濟進行法律調整遇到障礙的必然結果。單純以私法手段對市場經濟進行法律調整已不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需要,經濟法突破了經濟是市民的私事,國家不幹預的觀念,在尊重市場主體私權利的前提下,以適度公權力手段對市場經濟進行必要的法律調整。它是社會化生產與社會關系矛盾運動的產物;是生產力要求國家干預市場和政府參與經濟的反映;是經濟管理的現代化與現代國家介入經濟生活的必然產物。
㈣ 經濟法產生發展的原因和一般規律如何
學術探討。建議當面溝通交流。
㈤ 經濟法產生的條件
客觀上:1、市場經濟發展到了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國家被動或者自覺地承擔了對經濟的組織協調職能;2、市場經濟條件下,已經存在了國家直接或間接調控經濟的司法實踐。
主觀上:1、法學家的不間斷努力,一定經濟法學說產生;2、法學自身邏輯發展。
㈥ 我國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條件是什麼
中國經濟法產生的原因和發展道路與美、德等資本主義國家有明顯不同。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其經濟職能不是作為市場缺陷的補救措施而產生的,這里一開始國家就全面介入經濟生活,全面擔負經濟組織管理職能,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基本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場的作用。可以說,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不存在經濟法,而是以行政法管制經濟的運行。
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經濟法才與市場經濟相伴而生,其產生原因是克服轉型期市場的缺陷。
中國正處於體制轉軌的時期,市場經濟本身還處於成長階段,離真正成熟的市場經濟還有很遠的距離,因此它具有轉型期市場特有的缺陷,即市場發育不成熟,市場體系不健全。由於長時期計劃經濟體制的實行,市場治理機制的萌芽遭到了徹底的破壞。實行體制改革和轉軌以後,逐步改變「國家統制經濟」局面,國家權力因素逐步受到節制,市場開始發育和逐漸成長。但是就目前情況而言,市場依然是不成熟的。例如,土地等基本生產要素不能進入市場進行流通和交換,資本市場發展嚴重滯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所造成的市場分割現象非常嚴重,價格剛性或受到認為因素的干涉而不能反映真實的市場供求。在一些領域,不僅進入壁壘很高,退出壁壘也很高,資源的自由流動與優化組合受到了極大的影響。這些缺陷靠幼稚的市場無法調節,因此需要國家在組建、培育市場方面做大量的工作,這也成為了中國經濟法產生的原因。
同時,由於中國轉型期市場的不完善,使得市場發育不成熟與一般市場缺陷交織在一起,二者相互強化,加劇了一般市場缺陷的影響。例如,信息不對稱是市場缺陷的一個表現,它雖然造成消費者弱勢地位並使經營者有機會欺詐消費者,但在相對完善的市場上,由於市場的統一和開放,交易者之間難免重復博弈,信息優勢者具有主動提供真實信息的動機,信譽成為大多數人都看重的「資本」,因此,由於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市場失靈可以大為減少。相反,如果市場不成熟,這種市場的自我凈化功能將難以實現,並且會放大市場缺陷帶來的惡果,同時進一步阻礙市場的成熟與完善,震驚全中國的「三聚氰胺」事件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以,中國經濟法還擔負著彌補一般市場缺陷的重任。
㈦ 論述經濟法產生的基礎條件
經濟法產生的基礎條件和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基礎條件是:(1)市場經濟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國家被動地或者自:覺地承擔起對經濟加以組織協調的職能。(2)社會經濟及國家對經濟的調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並形成了相應的經濟法學說。這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當這些基礎和條件尚未出現時,經濟法是不可能產生。
經濟法產生的原因是:
(一) 社會發展方面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由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家需要運用完備的經濟法律手段來干預經濟的運行。
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雖然國家也對經濟進行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的管理和干預,但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實行的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提出的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資本主義啟蒙思想家所奠定的經典理念是,強調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井水不犯河水」,國家如果侵犯市民社會之私事的話,人民就有權起來造它的反。在這種情形下,亞當。斯密所提出的「干預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這一信條被奉為經濟生活的圭臬。反映到法律上,就是在民法上實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私法自治」、「契約自由」等宗旨和原則。國家調節之手因此遭到否定而萎縮不全,因而不存在經濟法形成的社會經濟條件。由於私有制和自由主義的經濟引起了社會矛盾激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於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走向了壟斷和社會化階段。生產手段和經濟實力的過分集中產生了壟斷財團,這些壟斷財團大量吞並、擠垮中小企業,獨占或者操縱市場,嚴重惡化了競爭環境並導致消費者利益受損,自由市場的競爭和民主,以及民法所奉行的上述原則,都被破壞殆盡,資本主義經濟由競爭機制所產生的活力和生機受到壓抑和摧殘。而且,財團實力的膨脹,也使得它日益向政治領域滲透,國家政權於是直接或間接地為財團所控制,成為服務於財團利益的機器或工具。在這種情況之下,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於是制定有關反壟斷的法律來取締壟斷組織,限制壟斷的發展。最早的反壟斷法由此得以產生,如1889年的加拿大《預防和禁止貿易合並法》,1892年美國制定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等。
(二)經濟管理理念方面的原因是,面對頻頻發生的經濟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逐步放棄自由放任主義原則,而改為奉行國家對經濟的適度干預原則,由此導致了一系列旨在干預經濟的法律法規的產生。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過度發展,導致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的頻頻發生,單靠市場的力量,顯然無法擺脫這種日益深重的困境。於是,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改變被動的不幹預政策,逐步改而採用「國家干預」、「宏觀調控」、「混合經濟」、「組織經濟」、「管理貿易」等新的做法和理念,開始奉行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國家適度干預主義」,加強組織管理經濟的職能。他們以「有形之手」,直接、具體地干預和參與經濟生活,以國家的經濟集中限制私人壟斷財團,以社會總代表的身份協調各方利益關系,調控經濟進程。諸如通過限制或禁止托拉斯、卡特爾等,防止市場競爭秩序及其活力受到破壞:通過國有化和政府投資建設,控制那些有關國計民生和為整個社會服務而不宜被私人壟斷的重要產業部門;制訂國家計劃和產業政策,力圖誘導和制約私人的經濟決策;運用金融、稅收手段和其他經濟手段,調控經濟運行:規范格式合同,興其利避其害,防止契約自由原則和經濟實力被濫用;強制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實行「福利社會」:通過諸如「巴黎統籌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等政府間政治組織或經濟組織,在國際上實行聯合干預;在國際貿易和交往中,以國家的名義和形式開展經濟協作和競爭,等等。上述種種國家對經濟生活和經濟進程的干預和參與,都是通過法律的手段來實施的,於是就出現了與民商法和其他傳統法律特性差異較大的經濟性法律、法規,於是有的法學家將它命名為「經濟法」。
(三)導致經濟法產生的誘因和歷史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肇事國和參戰國德國為了戰爭的需要制定經濟性的法律法規來推行戰時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嚴厲管制。眾所周知,德國挑起和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時大力推行經濟管制的戰時經濟政策,將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到極端的地步。當時德國建立了戰時工業委員會和戰時原料管理處。戰時工業委員會負責分配政府訂貨和管理軍需生產:戰時原料管理處後來升格為原料管理局,由它監督原料分配並支持重要原料的生產,統管的原料最多達到約三百種。德國在戰時還控制居民生活,設立了帝國糧食局和帝國服裝局,帝國內政部還下設了帝國采購公司等特殊企業,負責對糧食、服裝、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和分配。與此同時,德國於1915年發布的《關於限制契約最高價格的公告》,1916年發布的《確保國民糧食戰時措施令》,1918年發布的《戰時經濟復興令》,1919年制定了以「經濟法」命名的對煤炭和碳酸鉀製造工業實行國家管制的《煤炭經濟法》和《碳酸鉀經濟法》等。這一立法動向迅速引起德國法學界的注意並掀起了研討經濟法學的熱潮。這樣,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就伴著經濟法學一起產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邦德國的經濟法又得到長足的發展,以致達到了相當發達和完備的程度。
㈧ 經濟法產生發展
經濟法最早產生於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學家關於經濟法的概念,主要見於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術文獻中。英美法系國家盡管存在我們看來屬於經濟法的法律規范,但它們不注重法律部門的區分,沒有民法的概念,更沒有經濟法這一概念。因此,要說明大陸法系國家,尤其是德日學界對經濟法的解說。
拓展資料:
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要從以下三點把握這個概念:
(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不能簡單地認為經濟法就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民商法也調整經濟關系。
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既要體現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又要貫穿於經濟法體系的始終,具有較強的涵蓋性和衍生性,而不能只適用於經濟法部門內的某一法域,當然在不同法域中此三原則各自的側重點也有所不同。平衡和諧是貫穿於經濟法調整社會關系過程始終的一種基調,而營造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原則更側重於對市場規製法提出要求,涵蓋了一些學者提出的平衡協調原則和維護公平競爭原則。
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出現是法學與經濟學相互滲透融合從而體現在經濟法上的客觀需要,更側重於對宏觀調控法提出要求,即以客觀規律為指導防止貧富兩極的嚴重分化、力求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這一過程體現了國家適度干預的特點,既是責權利效相統一,也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各方利益的公平體現。
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是經濟法的根本目的性原則,是對經濟法本質在基本原則上的深層次體現,而營造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原則與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是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保證與手段性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