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責任法和社會保障法

1. 民事訴訟中合同法和侵權責任法可以出現在一起案件中嗎

民事訴訟中，民事糾紛的基礎事實可以產生不同性質的請求權，從而發生違回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答競合，也就是一起案件里同時涉及合同法與侵權責任法的請求。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發生請求權競合的，當事人起訴時只能選擇一種請求權進行訴訟，在法院開庭之前還可以進行變更。但選擇一種請求權，則意味著另一種請求權的放棄。

2. 侵權責任法保護的民事權利和民事法益怎樣認定

「民事權益」的含義第2條第2款所列舉的權利，可以分為幾類： (1)人格權：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2)身份權：監護權應屬身份權，而繼承權應屬一種以身份為基礎的財產權。(3)物權：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4)知識產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4)其他權利：股權。

3. 侵權責任法、安全生產法、民法通則屬於民法商法嗎

1，《侵權責任法》、《民法通則》屬於民法商法；《安全生產法》屬於社會保障法。
2，民商法是版指民法與權商法。關於民法和商法的關系，有兩種體例：一是民商合一，一是民商分立。所謂民商合一，是指民法包含商法，是商法的母法，並指導和統帥商法，而商法是民法的子法或者特別法。
3，（1）民法的成文法規范包括：民法通則、婚姻法、繼承法、收養法、物權法、合同法、擔保法、侵權責任法等。
（2）商法包括但不限於：企業法、保險法、票據法、破產法、證券法。在我國，商法的成文法規范包括：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企業破產法、保險法、票據法、證券法等。

4. 侵權責任法侵權責任法包括名譽權和財產權嗎

侵權責任法已經失效，適用民法典。民法典的保護客體包括名譽權。還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榮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監護權、著作權、股權、繼承權等人身以及財產權益。
【法律依據】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
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依照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其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第一千一百六十六條
行為人造成他人民事權益損害，不論行為人有無過錯，法律規定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依照其規定。

5. 侵權責任法與合同法的區別和聯系是什麼

不同點在於：
合同法更重要在於規定一種事前的約束，尊重當事雙方的合意，具有較自由的合意約定性與嚴格的合同相對性，要求合同當事雙方應當依據合同約定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合同法為營造一種穩定、合理、正常的民事法律秩序，在規定違法情形的時候主要是規定為違約責任，承擔違約賠償責任；侵權責任法主要是對於被侵權人受到不法侵害時的一種事後救濟，更主要體現在強制性的法律責任，有時候並不要求侵權方實際進行了過錯行為，而僅根據法律推定或規定即可（如過錯推定原則和無過錯原則中的侵權人並不一定進行了某種過錯行為）。在規定違法情形中，主要規定為侵權責任，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當然，具體研究起來兩者的區別和聯系能夠寫成一本書，但是就基本理解來說，知道上述幾點應該可以了。

6. 民法學包括總論，物權，債權，知識產權，婚姻家庭，人身權，侵權責任法構成。各個法律之間的關系是什麼呢

有不少學生問我，學習民法學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知識結構？這個問題，聽起來簡單，但卻並不好回答。因為它所涉及到的問題，往小的方面說，涉及到民法學在私法領域的一般法性質；而往大的方面談，則涉及到民法學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甚至是關繫到市民社會的孕育、成長與構成。前者涉及民法學的內部關系，後者涉及民法學的外部關系。而事實上，除此之外，它還涉及到民法思維及其研究方法問題――當然，這個問題可就更加寬泛和宏大了，這里我們先放在一邊。

先讓我們從民法學內部知識體系談起。

民法（Bürgerliches Recht，Civil Law）是調整私人之間一般社會生活的法律，是私法的一般法。"民法規定的主要內容為權利義務主體（自然人與法人）、財產關系（以所有權、契約及各種交易為中心）、身份關系（以婚姻、家庭制度為中心），以及權利義務的變動。"[1] 因此，傳統民法學的研習主要集中在民法總則、物權法、債的關系法（以合同法和侵權行為法為主）、親屬法和繼承法。過去，研習民法學專業的必修課一般要求有三門，即民法總則、物權法和債法，就是建立在這種基本看法之上的。但我認為，由於民事責任和法律關系理論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侵權行為法也應該作為一門單獨的必修課予以重視和研習。同時，隨著近年來人格權的擴張，人格權法也逐漸成為一門單獨的學科。聯繫到我們自己的實際生活，從規范內容上看，這些也的確應該成為私法領域中最重要的"普通法"。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國家教育部門最近將民法學學科名稱定名為"民商法學"；法院系統也將過去所謂的"經濟審判庭"統統改為"民事審判庭"，其實這是對過去盛行的"經濟法"觀念的一種"矯枉過正"。國家教育部門將民法稱為民商法，是意在強調有關商事法的內容並不當然地是"關涉經濟的"，也並不當然地就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而是要將商事法的內容明確地納入民法學的研究之中。[2] 自然，民法學與民商法學兩說，也並無二端。

德國法學大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年）說過，"商法是基於個人主義的私法本質，為那些精於識別自己的利益並且毫無顧忌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極端自私和聰明的人而設計的。"因此，"至少在個人主義的法律時代，商法總在不斷扮演一般私法的開拓者和急先鋒的角色。"[3] 更有甚者，自從1894年德國學者李查（Jakob Riesser，1853－1932年）撰文《德國民法草案關於商法的理念及其影響》提出"民法的商化" [4]（Komuerzialiscerung des buger luheu Rechts）之後，在日本學者的倡導之下，民法與商法相互浸潤、交融，甚至在商業社會中大有"本末倒置"之虞。但潛心於具體制度的研習者們卻認為，商事法兼有公法的性質："在商事法中，已有甚多公法的規定，例如公司法上之登記程序及各項罰則、保險法中有關保險業的罰則等，已形成商法公法化。"[5] 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是一致的：極大的自由導致極度的不安，要求用明確的形式抽象於實質之外，以便利於社會經濟和貿易交往；而經濟交往的便捷又對交易安全、秩序穩定和公共利益形成一定的威脅。商法就是在個人與社會兩極中發展和變化著的。實際上，在洛克、休謨等啟蒙思想家開創的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理論中，在大的社會背景下，私權從來就沒有"絕對"過，只不過在討論問題的出發點或"本位"的時候，我們將之定位為"權利"，稱之為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理解拉德布魯赫的這一論斷："商法與勞動法構成現代私法兩個對立的極點，即個人主義和社會的極點"[6] 。當然，在瑞士民法典出台以後，經過對民商合一問題的長時間、反復地討論，商法作為私法一般法的情形並未出現，而民法淪為私法的"特別法"的危險也已經基本上消除了。但這種現象卻提示了我們，即使是在研習傳統民法學的時候，對商事法學的學習和關注確實是不可缺少的。

經濟法（Recht der wirtschaft，Economic Law）概念為德國學者倡導提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高度集中，出現了大量的"卡特爾"（cartel）、"托拉斯"（trust）、"康采恩"（Konzern）等獨占或聯營的經濟形式，這種情況不僅損害了其他的競爭者和消費者的利益，而且對於民主與自由的經濟競爭秩序也構成了威脅。於是，各國紛紛出台對經濟實行積極干預和統制政策，從而出現了一些經濟規制方面的立法。另外也有人認為，這種規模龐大的經濟組織的日益壯大，也最終會影響到了平民政治的社會基礎。這就是提出經濟法概念的社會背景。不過，由於這種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與資本主義自由精神是不相容的，因此雖然它在戰時經濟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經濟法的明確概念和地位一直處於某種未定狀態。拉德布魯赫教授說，"經濟法究竟是一個新的法律領域，或者不過是一種法律思想方法在各個領域的適用，尚可爭辯。"[7] 但是，在經濟轉軌時期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這種國家規制經濟的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促使經濟法學在這些國家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值得欣慰的是，由於經濟法之"獨立性"在於"促進經濟發展中關於企業及其經濟行為的特別法"[8] ，這與民事主體制度、商法中企業組織及活動（特別是公司法）發生交叉現象，影響到商事法律體系的周延性，而且因為它在本質上不能與商事法進行區別，因而經濟法大有"回歸"民商法的趨勢。

另外，大多數學者從社會公共利益的角度確立了經濟法的核心內容――即反壟斷法與限制競爭法的法律地位。但在我看來，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雖然利用了公權力對民事主體及其市場行為進行了干預，但其價值目標依然是為了追求其他民事主體的自由而真實的意思表示，以及由此形成的有效的個人主義競爭秩序。商務部最近草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第23稿）第1條說明了"反壟斷"的目的，即"為制止壟斷，維護公平競爭，保護經營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制定本法。"草擬稿第3條具體列舉的禁止壟斷情形為，"是指下列排除或者限制競爭，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權益，危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一）經營者之間的協議、決定或者其他協調一致的行為；（二）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三）企業過度集中；（四）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濫用行政權力的行為。"可見，在反壟斷法（即與競爭秩序相關的經濟法）的價值追求中，同樣體現著市民法所蘊含的"私法精神"。說明這些，不是為了跟經濟法學去"搶地盤"，相反，是意在說明經濟法學的研究與民法學關系緊密，甚至是密不可分，也是我們不得不研習的內容；同時，它還是我們對經濟和社會問題進行觀察和理解的新的視角。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公法與私法之間，還存在"社會法"（Sozialrecht，Social Law），例如上面提到的經濟法，以及工會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和社會保障法等。這種法律觀點認為，公法關注的是國家，私法關注個人，而社會法則關注社會本身。由此產生的相關法域研究也可以稱之為"社會法學"。梅迪庫斯教授認為，私法和公法之間存在的實體性質的差異在於：在私法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通常是那些自由的、不需要說明理由的決定；而在公法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則是那些受約束的決定。並且，只有在權利被濫用的情況下，才會出現例外的規定。而換一個角度說就是，將私法中受到約束的那一部分分離出來，單獨稱之為"社會法"是沒有必要的，其後果就是，"大概就難以確定私法中是否存在一些可資明確界定的部分了。因為在私法中，也到處存在著對權利濫用行為的監督審查。"[9] 這種社會法學的提法，不同於我們經常談到的法學流派意義上的"法社會學"（法律社會學）或"社會法學"（社會法律學）（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社會法的產生是國家在社會化加劇以後推行社會政策（Social Policy）的結果。這里，以社會保險為例，來說明這種社會法產生的情況。1845年普魯士工業法設立勞工強制保險制度，是社會保險立法的開端。1883年，鐵血宰相俾斯麥（Karl Otto E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年）在德國推行《疾病保險法》（Krankenversicherungsgesetz），次年頒布了《勞工傷害保險法》（Unfallvericherungsgesetz）。1988年又頒布新法，對公務人員、軍人的災害加以扶助。至1889年另行頒布《殘疾老年保險法》（Invalidit?ts und Altersvessecherungsgestz），德國社會保險法的基礎奠定。在西方諸國之中，德國向來以保守、注重國家和社會利益為其傳統，因此這種社會保險政策在19世紀末就基本上確立了。相較而言，其他西方國家，大多數是在20世紀上半葉才陸續推行的。法國的社會保險，肇始於1930年舉辦的綜合性社會保險，如疾病給付、生育給付、殘廢給付、年老給付、死亡給付等，但最初並不包括失業和勞動傷害保險。不過，其後又逐漸增進，凡65歲以上退職及勞動傷害的補償，均列入社會保險之列。英國在1912年實施國民健康保險（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及失業保險（unemployment insurance），在1925年又實施國民共醵年金（contributory pensions）。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便將這些保險統合為"國民保險"（National Insurance），並於1946年8月制定《國民保險法》。美國在1935年才有《社會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聯邦政府除了資助各州進行失業保險以外，同時進行全國性的老年、遺囑及殘廢保險（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ASDI）。日本1927年1月1日施行《健康保險法》；其後，船員保險（1939年）、勞動者年金保險（1942年，現改為"厚生年金"），也相繼實施。[10]

當此之時，我國正處在戰亂頻仍之際，政府無力推行這些社會福利政策。而新中國成立之後，計劃體制之下，一切仰賴單位和政府，也無需什麼社會保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包括社會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亟待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來。其實，除去行業管理以外，這些社會政策，從法律關繫上多涉及僱傭合同、保險合同和損害賠償等問題，是屬於民法學的基本內容，只不過其中有一些特殊的條款或規定而已。[11] 正是因為這種原因，國家教育部門將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也明確地放在了民商法學研究之中。我記得1999年我在北京大學碩士畢業的時候，我的畢業證書上就已經很復雜地進行了這種注釋："民商法學專業（含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研究方向）"。而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在很多高校和研究機構中，是作為經濟法學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從另外一種角度看，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事實上也不過是一種經濟政策，也應該是作為社會法的一種。當然，理順這些關系，還需要一段時間，但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即使現在仍然有些模糊、不清晰的地方，研究其中的內容卻是民法學不可忽視的部分。

環境法學和科技法學是較為獨特的兩個學科。從自然資源所有和利用、環境侵權與救濟的角度來說，作為民法學的一個分支，是完全沒有什麼問題的。為了保持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公共利益，像2003年9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12] 第3章對建設單位附加一些社會義務，也並非有礙私法本身的性質。最近，我們提出了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法》的建議，認為氣候資源也是一種可以利用的自然資源。[13] 但是，在這些相關規范中，不少是行政性規范。而且，有大量的訴訟（特別是集團訴訟）問題，雜揉其間。這是我們在理解環境法學的時候需要有清醒認識的。同時，國家教育部門對這個學科的正式定名為"環境與自然資源保護法"（？），其目的是出於對日益惡化的自然資源、生態系統和環境的保護政策。

在科技與法律問題的討論中，各國政府都以科研自由和促進本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宗旨。我國199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也是意在推行科技發展的促進政策。在最近參加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的法制建設研究中，我建議考慮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基本法》。不過，無論這個建議是否被採納，一種將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發展納入國家科技發展和國家安全框架的新的發展觀，將日漸滲透到我們社會生活之中，而且會見之於不久的將來。例如，我認為，即使在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問題中，我們也要樹立一種大的科技安全觀和發展觀。比如對於國家信息安全問題，要像2000年《俄羅斯聯邦信息安全構想》[14] 一樣，突破了傳統消極信息安全觀的狹隘內涵，著眼於各種利益――即個人、社會、國家的利益之間的平衡，建立了積極信息安全觀和信息安全保障的理念。從宏觀上，將公民權利、信息產業、政務公開和信息系統等與信息安全和信息安全保障相關的內容整合起來，不僅符合信息社會發展的特徵，也反映一個走向權利時代的新的價值取向。這種變化體現在國家信息安全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指導思想上，即由過去的"管理法"向管理、指導、服務相結合的法律保障體系轉變。其實，科技發展中也同樣存在技術犯罪，但由於其間沒有多少特殊的法律上（――多為技術方面）的問題，而國家頒行中小型企業技術促進法、國立科學研究組織法、風險投資基金法、科技創新條例等，以及網路侵權、電子合同和基因隱私等問題，實則是屬於民商事制度的延展。作為一種國家促進科技進步的社會政策，也可以納入"社會法"的譜系。但令人遺憾的是，國家教育部門將這一學科納入了行政法學的范圍，另外一些關於技術證據的問題納入了訴訟法學。這種考慮，大約也是因為早期科技法學的教學與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行政性質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但近年來的科技法學研究正在逐漸改變這種現象。

知識產權法學是近年來興起的一門新型學科。現在，人們已經不再為知識產權是否具有"國家授予性"和行政法特徵進行爭論，基本上確立了其權利性質為私權，是一種民事權利。但是，其中所涉及到的行政審查（特別是一些實質性審查）和程序性規范，確實是令研習民法學的人感到一些不適應或難以理解的現象。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一是強調知識產權與傳統財產權的統合，試圖建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新的財產權權利體系；一是強調知識產權法的獨特性，試圖在權利客體、內容、方法和價值取向方面尋找知識產權法的獨立品格。另外還有一個引起政府和企業高度關注的問題，就是國家或企業知識產權發展戰略。這個問題更多地涉及國家促進科技與產業發展的政策，應該是科技法學（或社會法學）研究的問題。一位政府官員的話，能夠形象地說明兩者的關系。科學技術部和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兩位官員在一起聊天，科技部的仁兄說，"如果我國科技創新不夠、產業技術發展乏力、專利申請少，國務院就要打我們的板子；如果我們知識產權法制不健全、專利申請審查有問題，那麼國務院就要打你們的板子了。"這話雖然不一定十分符合法治原則，但大致意思也即如此。

盡管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推動下（特別是由於TRIPS的影響），知識產權法在財產和貿易領域的研究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但知識產權所具有的身份性質，不應該成為學者們越來越忽視的問題。而且由於知識產權在財產法和身份法兩個方面的特點，比較契合傳統民法學的分類和研究方法，知識產權法學一直是作為民商法學專業下的一個研究方向。誠然，最近知識產權法學者們（特別是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的一些學者）提出要將知識產權法學作為法學下面的一個二級學科獨立於民商法學之外（最近在上海召開的中國高校知識產權研究會還向全國發出了一個倡議和呼籲），甚至是上海市提出"知識產權興市"戰略、並試圖將知識產權作為與法學一級學科並列的一個學科，但是，這種學科本位主義和國家或地方發展戰略不會影響到民法學作為一個知識體系的內容和構成。

民事交往中的涉外關系的法律適用問題，從國際法的角度看，往往稱為"國際私法"問題。其中，其基礎性規范為沖突法規范。在時下制定中國民法典的討論中，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較多的討論。晚近國際私法的集中化的發展趨勢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保留國際私法作為民法典的一部分設專篇專章的立法形式；另一種是制定專門性的國際私法法典，即法典化。韓德培先生建議不納入民法典而單獨進行"法典化"，並主持了起草了"國際私法示範法"，六易其稿，凡5章166條：總則；管轄權；法律適用；司法協助；附則。[15] 國際上採取這種模式的，典型的有瑞士、羅馬尼亞、義大利、列之敦士登和突尼西亞等。但我國2002年12月提交人大審議的民法草案並沒有採納這種建議，這也是許多國家採取的一種立法模式。誠然，立法與學科研究是有區別的。這種討論，也不影響民法學必須對此予以研究。就我個人來看，"從具體內容上看，國際私法不外乎包括法律適用、管轄權和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三大部分，這些都是民事法律適用的基本規范。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早先的國際私法方面的立法大都是散見在《民法典》或單行的民事法與商事法之中。即使是今天國際私法領域出現了集中化的發展趨勢，而其中之一的立法形式仍然是在《民法典》中設專篇專章規范，如加拿大魁北克省國民議會1991年12月18日通過的新的《民法典》第十卷、美國路易斯安那州1992年生效的《民法典》第四篇等。"[16]

大家聽了我的這些觀點以後，可能會覺得其中有一點、甚至是含有不少"學科沙文主義"的味道。其實我只是想說明，在民法學學科內部的知識體系中，需要研習的內容非常寬泛。而且，事實上我還只是從一個橫斷面說明了民法學的知識結構問題，如果我們從縱向來看，它還包括我們習慣於將它們看成是歷史學范疇的法律史問題（特別是羅馬法）。關於私法史，既是民法學知識體系的一部分，又是一種方法論的學問。就我個人的觀點，僅從橫斷面或平面的角度來看，民法學的內部知識結構至少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當然，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這種劃分，並不表明民法學內部就存在這樣一個涇渭分明的知識體系，它們之間還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彼此交叉或游離於這一框架之外的現象。這種劃分的目的，是為了突出從民法學的角度出發，釐清相關學科關注的方向和視角，並為民法知識的梳理提供一個可以參照、甚至是可以進行批判的坐標。如此而已！

一、 傳統民法學

（一） 民法總論

（二） 人格權法

（三） 親屬法

（四） 繼承法

（五） 物權法

（六） 債的關系法總則

（七） 合同法

（八） 侵權行為法

（九） 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

二、 商事法學

（一） 商法總論

（二） 公司法

（三） 票據法

（四） 保險法

（五） 金融法

（六） 證券法

（七） 海商法

三、 知識產權法學

（一） 知識產權法總論

（二） 專利法

（三） 著作權法

（四） 商標法

四、 經濟法學

（一） 經濟法學基礎理論

（二） 反壟斷法

（三） 反不正當競爭法

五、 社會法學

（一） 社會法學基礎理論

（二） 勞動法

（三） 社會保障法

（四） 環境法學

（五） 科技法學

（2003年11月12日初稿於武漢；同年12月28日修改、定稿於北京）

作者簡介：易繼明，男，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私法》編輯部主編。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1] 施啟揚：《民法總則》，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6月增訂10版，第1頁。

[2] 我國台灣學者對我們過去的學科劃分和研究內容，幾乎形成了一種普遍看法："商事法系指一切有關商業事務的法律。由於商業事務涵蓋於各類型企業的經濟生活之內，故有以經濟法替代傳統上商事法的名稱者，舉凡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等，統稱為經濟法，如中國大陸是。"參見劉渝生：《商事法》，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月再修訂初版，第1頁。

[3] 參見〔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2－73頁。

[4] Der. Enfluss. Haudelsrechtlicher Ideen, auf den, Entwurf, eines burger-lichen Gesetzbuchs fur das. Deutsche Reich, 1894.

[5] 劉興善：《商事法》，台北：神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第3－4頁。

[6] 〔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6頁。

[7] 〔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頁。

[8] Kaskel, Gegenstand und Systematisher Anfbau des Wirtschaftser echts als Rechtsdisziplirs und Lehefach. JW. 1926. S. 11. ff, insbes S.12.

[9] 參加〔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7－11頁。

[10] 參見何孝元（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六冊•法律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6月初版，第172頁。

[11] 例如，拉德布魯赫教授認為，勞動法以民法的思想取向為前提條件。但是，民法單單規定了具體的締約人和具體的勞動契約，對企業的聯合一致也毫無所知；勞動法不同於抽象的民法，它把人具體化為企業主、工人、雇員，不僅有個人，還有工會和企業，不只有自由訂立的契約，還有構成所謂自由契約背景的重大經濟上的權力斗爭。因此，"勞動法的特徵恰恰在此：更接近生活真實。"參見〔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81頁。

[12] 2002年10月28日9屆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通過；同日，第77號主席令頒布。

[13] 這是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戰略研究中科技發展法制和政策研究專題組"未來20年我國科技法制建設的主要任務"課題研究（本人主持）的子課題研究報告成果。專題組組長為羅玉中教授；子課題報告人為國家氣象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王志強高級工程師。

[14] 該《框架》於2000年6月23日由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通過，2000年9月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批准發布。該《構想》分為4部分共11章，是一個綱領性文件（或稱"概念性的文件"）。《框架》雖然是基於發展本國信息產業和避免對國外計算機、電信技術裝備以及軟體的依賴，但實際也是在信息領域實現俄憲法中關於公民私生活、個人機密和書信秘密不得侵犯等規定。在西方國家的信息安全領域，一般也要將保障公民個人權利（如隱私權、言論自由等）與政府政策的信息安全、信息系統的安全，以及保障信息基礎設施、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的發展聯系起來。例如關於個人數據保護的立法，從1970年年代就以歐美為中心展開了討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1995年10月發布《個人隱私權與國家信息基礎設施》白皮書，它就比較全面地闡發了利用市場機制保護個人隱私的新思路。

[15] 參見中國國際私法學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示範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6] 易繼明：《將私法作為一個整體的學問》，載易繼明（主編）：《私法》第1輯第2卷/總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8－29頁。
易繼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教授

7. 侵權責任法與侵權行為法有什麼聯系和區別

本法在制定過程中一直有關於使用「侵權法」、「侵權行為法」還是「侵權責任法」作為法律名稱的爭議。這並不是簡單文字游戲，因為涉及侵權法律的繼承性和內部體系、未來中國民法典立法體系等重大問題。廣義上的「侵權法」包含了侵權行為法和侵權責任法。而侵權行為法和侵權責任法所強調的重點和范圍有所不同的。最終選擇了「侵權責任法」，主要還是基於以下考慮：

第一，繼承民法通則已有的立法經驗。採用「侵權責任法」意味著將來中國民法典的侵權責任編是由民法通則的民事責任發展而來，從而保持了立法的連貫性和一致性。

8. 我國最新的侵權責任法和以前的侵權責任法中關於產品責任法的區別以及對承擔責任的影響

一、明確「產品責任」的性質為侵權責任

產品責任是指因產品有缺陷造成他人財產、人身損害，產品製造者、銷售者所應承擔的民事責任。我國民法學者一般認為產品責任是一種特殊的侵權責任，而不是一種違反合同的責任。《侵權責任法》首先規定了生產者的侵權責任，該法第四十一條明確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生產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同時，該法也規定了銷售者的侵權責任，該法第四十二條明確規定：「因銷售者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銷售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銷售者不能指明缺陷產品的生產者也不能指明缺陷產品的供貨者的，銷售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侵權責任法》的上述規定比《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一條、《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的「賠償責任」更為明確。「侵權責任」與「違反合同的責任」不同，它不以加害人與受害人之間存在合同關系為前提，而是基於產品缺陷造成他人損害這一事實而產生的，它是對法定義務的直接違反而產生的法律責任。因此，無論是與缺陷產品的生產者或銷售者有直接合同關系的消費者、用戶，還是其他第三人，因使用缺陷產品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受害人均可要求賠償。從舉證責任上講，只需要證明產品的缺陷、損害、使用有缺陷的產品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

二、未規定排除適用「產品責任」的情形

《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了生產者三種排除產品責任的情形，即生產者能夠證明未將產品投入流通的；產品投入流通時，引起損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將產品投入流通時的科學技術水平尚不能發現缺陷的存在等情形不承擔賠償責任。然而《侵權責任法》對這三種排除情形未作規定，從立法進程來看，最終頒布的法律成文刪除了徵求意見稿中提出的「依據法律，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內容。也就是說，從《侵權責任法》的立法精神來看，只要產品缺陷確實造成了他人損害，生產者都不能免責。從法律適用的原則來說，同一層級的法律規定，「新法」優先於「舊法」。因此，從這一條款來講，無論是否投入流通，生產者必須承擔產品缺陷引起的侵權責任，加大了企業的責任，促使企業提高產品質量的意識。為了平衡受害人與生產者、銷售者的責任，《侵權責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產品投入流通後發現存在缺陷的，生產者、銷售者應當及時採取警示、召回等補救措施。未及時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補救措施不力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據此，產品投入流通後發現存在缺陷，生產者、銷售者及時採取警示、召回等有力補救措施的，可以不承擔侵權責任。這一條款也是「缺陷產品召回」制度的法律依據。相比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關於經營者發現嚴重缺陷採取措施，向有關行政部門報告，告知消費者，《侵權責任法》的規定為消費者提供了更高層次的保護，更加符合產品質量狀況「符合性標准」達標、「可靠性標准」不符合的新形勢，鼓勵企業在發現產品存在缺陷時採取警示、召回等補救措施。

三、第三者過錯造成產品缺陷可追償

雖然《侵權責任法》沒有直接規定運輸者、倉儲者等第三人的產品責任，但是該法明確規定了產品的生產者、銷售者對第三人責任的追償。《侵權責任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因運輸者、倉儲者等第三人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產品的生產者、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第三人追償」。這一新的規定明確了造成產品缺陷第三人的過錯責任，保護了生產者、銷售者的合法權益，也是對「產品缺陷由生產者造成的，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因銷售者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的，生產者賠償後，有權向銷售者追償」等規定的發展，體現了民事責任歸責的新要求，符合當今產品生產製造分工日益復雜多樣的實際情況。

四、「產品缺陷危險」可以預先介入

「產品缺陷危險」是指產品缺陷可能產生危害人身、財產安全的後果，但尚未發生損害後果的情形。《產品質量法》僅對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規定了救濟措施。《侵權責任法》除了對已造成損害的情形進行調整，還對產品缺陷危險規定了承擔責任的形式。按照《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因產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生產者、銷售者承擔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等侵權責任。通過及時排除、消除缺陷產品損害的危險，防範於未然，能夠最大限度保護消費者的人身、財產安全。

五、懲罰性賠償適用於「產品責任」

懲罰性賠償，是由法院所做出的賠償數額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懲罰性賠償是嚴厲性程度最高的一種民事責任形式。懲罰性賠償是在承擔補償性民事責任基礎上承擔的增加賠償責任，其用意在於涉及責任人的精神痛苦，即國家通過強制性手段對責任人財產施加損失以達到懲罰的功效。《侵權責任法》新規定了「產品責任」的懲罰性賠償，在對消費者給予補償性賠償之外，還對責任人處以懲罰性賠償。該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這一規定，一方面提高了受害人獲取賠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通過樣板作用，懲罰過去的行為遏制未來類似的行為。這無疑對一些缺乏社會責任感的經營者產生巨大威懾作用，使他們不敢肆意妄為。相比較之前我國僅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有關於因欺詐產生退一賠一的懲罰性賠償規定，《侵權責任法》的新規定作為立法的亮點，引發生產經營者、消費者的很大關注。從操作性上看，還需要進一步明確懲罰性賠償的「倍數」，關於「缺陷」的界定還要更謹慎，如何證明生產者或銷售者「明知」，值得思考。

六、「產品責任」作為侵權責任應當優先

《侵權責任法》在第一章「一般規定」中確立了「侵權責任優先」的原則，即侵權人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和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侵權人的財產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擔侵權責任。在法律實踐中，法律責任包括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產品質量違法行為可能同時產生兩種以上的法律責任，而有時數種法律責任又不能相互取代，當這些法律責任都要以財產支付為內容時，可能出現違法者財產不足以同時承擔全部財產責任的情況，這時應當優先承擔產品責任。這是對《產品質量法》規定的延續和發展。《食品安全法》也體現了民事賠償責任優先的精神。產品責任優先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以人為本，以消費者為本，以受害人為本的法治理念。通過違法者的損害賠償彌補受害人財產上的損失和精神上的損害，真正體現法律的公正性。

七、「產品責任」適用精神損害賠償

《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他人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是我國在現行法律中第一次明確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產品責任也適用這一精神損害賠償規定。侵害人身權益包括侵害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隱私權等，但不包含財產權。如果侵害了財產權益，就要根據財產的損失給予賠償。《侵權責任法》關於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還比較原則，比如「嚴重精神損害」的標准，需要作進一步的具體規定，或通過案例指導進一步具體明確。然而，這一關於精神損害賠償的明確規定將對追究產品責任產生積極的影響。當人們由於產品缺陷受到精神損害時除通過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獲得救濟外，受害人也可以請求經濟賠償來救濟和撫慰。精神損害賠償兼容了撫慰性、補償性和懲罰性，既是對受害人精神權益的民事權利救濟，同時也對侵權人彰顯了一定的經濟懲罰性，以示制裁和訓誡。因此，精神損害賠償最大限度地維護了消費者的精神權益，體現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

9. 侵權責任法的好處和壞處

1、好處
（1）第一、確立「同傷同價」、「同命同價」賠償原則。該法第17條規定：因同一侵權行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
（2）第二、首次明確規定精神損害的賠償標准。該法第22條規定：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他人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是我國法律中首次明確精神損害賠償，明確了死亡賠償金、殘疾賠償金，包含精神損害賠償金的金額、計算辦法等。這個規定，一是把精神損害賠償嚴格限制在侵害人身權益上，侵害人身權益就包括侵害生命權、健康權、名譽權、隱私權等，但不包含財產權。二是什麼情況下構成精神損害，新法使用了「嚴重精神損害」這個詞。三是條文只規定「可以」，而不是「應當」。
（3）第三、保護見義勇為，使英雄的流血不流淚。該法第23條規定：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權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責任。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責任，被侵權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
（4）第四、明確醫療損害責任，化解醫患矛盾糾紛。第57條規定：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未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第59條規定：吃了問題葯，可向醫院索賠。因葯品、消毒葯劑、醫療器械的缺陷，或者輸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損害的，患者可以向生產者、血液提供機構或者醫療機構請求賠償。第61條規定：患者要求查閱、復制規定的病歷資料的，醫療機構應當提供。

2、壞處，也就是不足之處。
（1）被扶養人生活費的問題。「第十六條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和殘疾賠償金。造成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該條沒有規定造成死亡的，可以要求賠償「被扶養人生活費」，是不是以後我們的受害人就不能主張該項費用。
（2）同命同價的不足之處。「第十七條 因同一侵權行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雖然說是為了確定「同命同價」的問題，但對如果同一侵權人造成多人傷殘的，能不能要求相同數額的殘疾賠償金。如果能，侵權責任法沒有作出規定。如果不能，那麼有可能再次出現「同命不同價」的翻版。
（3）根據第七章醫療損害責任來看，是不是取消了醫院的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如果患者要起訴醫院的話，必須提供相應的證據證實「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存在過錯」，醫院才承擔賠償責任。
（4）「法律銜接」未能「無縫」。《侵權責任法》第五條規定：「其他法律對侵權責任另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該條規定看起來很簡單，即特別法優於一般法。但如果這樣規定，勢必會造成人民法院適用法律上困難。主要是與《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等法律的沖突問題。
（5）立法程序有欠妥當。我國《憲法》《立法法》均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無論如何，全國人大常委會無權制定民事基本法律，而侵權責任法居然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
（6）體系結構不夠科學。《侵權責任法》共十二章，92條。在體繫上，採用了「總則-分則-附則」的結構。總則是一般規定，分則是特殊侵權責任的規定，附則是關於法律適用的規定。因而，《侵權責任法》採用「總則-分則-附則」這樣的結構是很好的選擇，但在具體把握上，存在不足之處，主要是第四章「關於責任主體的特殊規定」的內容混雜，不倫不類。

希望以上回答有參考意義。

10. 民事訴訟中合同法和侵權責任法可以出現在一起案件中嗎

您好！在法條引用上，二者可以出現在同一起案件中，但若是指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的競合，則同一起案件中侵權責任和違約責任不能並用。
所謂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是指合同當事人一方的違約行為同時又符合侵權要件，導致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一並產生，違約的責任的請求權與侵權責任的索賠請求權發生重疊，形成請求權的競合。
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具有以下主要特徵：
（1）競合責任必須是同一不法行為而造成的。一個不法行為產生數個法律責任是責任競合構成的前提條件。如果行為人實施兩個以上的不法行為引起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同時發生的，應適用不同的法律規定，承擔不同的責任。
（2）競合責任必須是同一不法行為既符合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又符合違約責任的構成要件，使兩個民事責任在同一不法行為上並存。
（3）競合責任必須是同一民事主體。引起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同時發生的同一不法行為，是由同一個民事主體實施的。這一不法行為同時符合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的構成要件。因而，其可能承擔雙重責任的主體是同一人，其可能享有雙重請求權的主體也是同一人。
（4）受害人只能在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中選擇一種責任提出請求，而不能同時基於兩種責任提出兩種請求。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同時並存，相互沖突，但當事人只能獲得一次給付滿足，如同時並存獲多次滿足，對責任人是不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