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法2017年孔道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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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制度的基本內容
1,政治制度的基本含義
(1)制度是人類社會各種關系的反映體現,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按照傳統的看法,政治制度指是的在特定社會中,統治階級通過組織政權以實現其政治統治的原則和方式的總和.從更為寬泛的角度看,政治制度是指社會政治領域中要求政治實體遵行的各類准則或規范.
(2)特徵:歷史性,階級性,權威性,層次性,穩定性
2,中國政治制度的基本結構
人民民主政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居於中國政治制度多層次結構中的內層,是中國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集中體現.我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的直接體現.
3,中國政治制度的特色
二,中國政治制度發展的主要歷史階段
1,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初步形成和確
2,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政治制度的變化和發展
3,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政治制度的主要變與發展
三,中國政治制度的未來發展與創新
1,"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執政黨執政方式創新
執政方式:執政黨領導和控制國家政權的方式和方法;領導方式:黨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事業和社會事務實行領導的總稱.
2,依法治國與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
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是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改進和創新的一種形式.
3,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改革與完善
4,電子政務建設與政府職能的進一步完善
5,加強基層民主制度建設
第一章 憲法制度
一,憲法與憲政
1,憲法的概念與特徵
(1)憲法的含義.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務以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人們行為的基本法律准則.
(2)特徵
a.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
b.憲法是公民權利的保障書
c.憲法是民主事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2,憲法的分類:和實質上的憲法
(1)形式上的分類:成文憲法和不成文憲法
(2)實質上的分類:規范性,名義性和語義性憲法
3,憲法的基本原則
(1)人民主權原則: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2)人權保障原則
(3)權力制約原則
(4)法治原則
4,憲法與憲政
(1)憲政:是以憲法為前提,以民主為核心,以法治為基石,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或政治過程.
(2)憲法與憲政的關系
a.憲政的核心內容是如何創制一個好的憲法,
如何使一個好的憲法得到具體的實施和如何保障在實施中的憲法充分發揮其根本法的作用.
b.憲法與憲政是一種理論與實踐的關系.
c.沒有憲法談不上憲政,但有憲法卻不一定有憲政.
二,我國憲法的創制,實施與監督制度
1,憲法的創制制度
憲法創制是憲法規范產生,存在和變更的活動,包括憲法制定,憲法修改和憲法解釋三個方面.
2,憲法的實施制度
憲法的實施是指憲法在國家生活,社會生活得到貫徹和實現的活動和過程.
3,憲法監督制度
憲法監督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1)憲法監督機關
(2)憲法監督的內容
(3)憲法監督的主要方式和結果
(4)憲法監督制度的完善
三,憲法對中國政治制度的主要規定
1,中國政治的主要原則和國家基本制度
(1)指導思想與根本任務
(2)國家的基本制度
(3)國家機構組織和活動的基本原則
2 ,公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權利
(1)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的概念
a,公民是指具有某個國家國籍的自然人;
b,公民的基本權利是指憲法確認的,公
民在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所應當享有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權利;
c,公民的基本義務是指憲法確認的公民對國家和社會所應當承擔的最主要的責任.
(2)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
(3)我國公民的基本義務
第二章 中國的執政黨和參政黨
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
1,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任務和基本路線
(1)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任務
(2)中國共產黨的基本路線
2,中國共產黨的地位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憲法明文規定的中國惟一執政黨.
3,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黨派的關系
中國共產黨是惟一執政黨,其餘的8個民主黨派是參政黨,民主黨派可以採用多種形式參加國家政權,發揮自身的政治功能.
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和組織制度
1,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和組織原則
(1)民主集中制的含義與意義
a.含義
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處理黨內關系,甚至一切政治關系的最高原則.
b.意義
(2)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
2,黨的組織機構(了解)
三,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式
1,組織和領導國家的立法和執法活動
(1)中國共產黨強調和堅持"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
(2)力圖建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狀態;
(3)中國共產黨組織和領導立法活動的原
則是:"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
2,加強對人民軍隊的領導
黨指揮槍是中國共產黨處理與軍隊關系的傳統和領導軍隊的根本原則,其基本含義是:
一方面在黨與軍隊的關繫上,黨高於軍隊,政治高於軍事,政權高於軍權;另一方面,在軍隊的領導權歸屬問題上,明確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地位.
3,領導和管理幹部工作
黨管幹部是中國共產黨幹部管理的根本原則.
4,組織和動員社會
組織和動員社會的基本方法是把所有社會成員都納入到特定的組織中去.
(1)統一戰線
(2)群眾組織:工會,婦聯,共青團
(3)城市社會的基本組織--單位
(4)農村社會的基本組織--村民委員會
(5)重視思想政治工作

我國政治制度設計及其運行現狀的問題分析
當代中國政治制度在其設計與運行的近60年間逐步發展與完善，但同時也存在一些急需解決的問題，突出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作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在內部結構設置與其功能要求上不協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由其產生、對其負責並受其監督。按照結構功能主義觀點，社會行為的主觀取向是作為建構理論分析框架的基點，"功能先決條件" ，有什麼樣的功能要求就應建構起相對應的結構。以美國為例，其國會最大特點就在於它兩院的委員會，包括常設委員會、特別委員會和聯合委員會三類，涉及外交、軍事、財經等各個方面，其數量在1885年時只有60個左右，1990年時已發展到300個。而美國的行政部分，包括總統辦事機構（11個）、政府各部（14個）、軍事機構（9個）等僅有34個。因此，幾乎提出的每個議案都可按其主題先提交給一個或幾個有管轄權的委員會審議後再付諸表決。可見，這些委員會真正實現了與政府各部間的一一對應，從而無論是議案提出時的研究審核，還是審核通過後的實施監督都真正實現了國會的功能。
相對於中國，1997年經改革後的國務院機構設置為：組成部門25個、直屬機構17個、辦事機構6個、部位歸口管理的國家局機構19個、再加上直屬事業單位9個，共77個之多。而從相應專門委員會的設立來看，以第九屆全國人大為例，僅設置了民族、法律、財政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外事、華僑、內務司法、環境與資源保護以及農業與農村共9個專門委員會，但就在此次人大會上共收到各種議案達830件之多 。很顯然，這之間存在很大的不協調關系，全國人大也很難有效的對此進行審議與監督，也既無法實現其設置的功能要求。
第二、1979年中國憲法規定，縣級以下單位的人大代表實行直接選舉。根據我國政治制度的設計，同級人民政府由同級人大代表選舉產生，這意味著目前縣級以下政府由直接選舉產生。而與之相對應，目前縣級以上政府的組成則由間接選舉產生。這就產生了如何協調基層直接民主與高層間接民主之間的合法性程度問題。
人民主權學說的集大成者盧梭主張主權屬於人民，政府權利來自人民，政府不過是人民的代理人。目前無論東西方什麼類型的國家，在政治制度設計上均採納這一思想。但由於當時科技、人民民主習慣等原因，在大國主要採用間接民主的代議制方式。但是間接民主盡管由人民的代表代替人民進行選舉，但並不能達到直接民主的效果，原因有：⑴代表本身是否都能忠實地代表人民進行選舉尚值得懷疑，在此基礎上，他們投票來選舉代表是否反映民意自然也屬可質疑的對象。⑵更進一步地講，就算代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但由於人大代表的投票非此即彼，不可能反映他所代表的全體選民的真實意志 。正因為此，在當代，隨著科技手段等相關方面的發展，現代民主國家（包括大國）主要以直接民主的方式來組成政府。
就中國目前的選舉制度而言，可以設想，按照制度設計的漸進性特點，將來某一天直接選舉會逐步擴大到市、省一級，而當時中央行政機關仍由間接選舉產生，由於合法性程度與直接選舉的程度成正比，那麼一旦中央與地方產生矛盾並激化，中央政府獲取的支持將有少於地方政府的可能，甚至有被架空的危險。以前蘇聯1989年8·19事件為例，群眾及士兵之所以關鍵時刻公然違背蘇共中央戈爾巴喬夫的命令，反而支持俄羅斯聯邦領導人葉利欽，雖然與當時其他國內外復雜因素有關，但蘇聯本身選舉制度設計上的內在缺陷也難辭其咎。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目前應盡快採取各種措施完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問題，尤其在"是否代表"與"能否代表"兩個方面。
第三，法律制度方面，應急待解決人民愛法、尊法與崇法的習慣。近些年，雖然中國在法制建設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與目前轉型期所出現的問題相比，仍顯不夠。以2001年1至11月為例，該期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萬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辦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2916人；立案偵查瀆職、侵權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辦拉攏腐蝕國家工作人員數額巨大、情節嚴重的行賄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39.2% 。由此可見，中國腐敗的嚴重性在於其普遍性，而問題的根源則在於中國傳統文化道德體系中的自我規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
中國古代關於"人治"與"法治"的爭論只是統治方法的分歧，並未涉及民主和專制問題。《禮記·中庸》以孔子名義提出"為政在人，其人存則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的人治格言倡導"人治"，這與其後當公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情願依賴於明鏡高懸的"包公"為民作主的思想是一致的 。可見，中國古代並不存在有效的法制。但是，中國古代盡管選擇了"人治"，但同時也有強大的道德文化作為自我約束的工具，即通過反思而認識自我、評價自我，如孟子主張"自反"、"內省"來修養自己；荀子提出"治氣養心之本"等；經驗證明這是自我道德建構必要的過程，"文化規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對那些試圖轉化為要求的願望在數量和種類上構成某種外在的限制"，並且"文化規范代代相傳，指導並調節著某一種願望……" 。
五四運動是這種內省文化發展的轉折點。新文化倡導者以民主和科學精神批判中國舊文化，重點是儒學孔道，並認為要革新新社會，"非得創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觀、改革舊制度，打破舊習慣不可" 。1949年後，文化大革命則是近現代對文化更大的一次摧殘，它用革命形式進行文化運動，將此前剛剛形成的文化體系再一次粉碎，徹底製造了第二次文化斷裂。特別是它以文化的遭受摧殘達到政治的控制目的，嚴重違背文化發展的潮流，從而徹底粉碎了人們的傳統與道德觀念、精神信仰，為目前的社會道德體系匱乏與嚴重缺少信仰現象埋下了禍根，這一影響一直延續至今。既然"內省"文化遭至破壞，那麼只有依賴"法制"進行"外求"。
1949年後初期，司法體系和法制建設取得重要進步，為鞏固人民民主政權，促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但後來隨著政治運動加劇和浮誇風興起，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中央決定廢除和取消此前剛建立起來的人民律師制度、公證制度、人民陪審員制度以及相應的律師組織、公證機構。司法活動中的陪審、起訴、訴訟等程序和規定，以及公安、交通管理條理等也不同程度地被否定。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甚至決定撤消全國司法行政機關，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這種狀況整整延續20年。與此同時，監察制度和監察機構也被削弱。
這種情況之下，由於法制遭到空前破壞，中國在國家統治方法上又回到"人治"傳統。但由於五四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破壞，傳統道德文化體系中的內省部分又盪然無存。這樣，無論"內省"，還是"外求"都失去了支撐。針對與此，根據絕大多數國外的經驗，國內有學者提出建立國家元首的宣誓制度有著一定的參考意義：一方面，在憲法中明確規定國家元首宣誓制度，有助於樹立憲法的最高權威即憲法至上，而這恰恰是憲政的集中表現；另一方面，在憲法中明確規定國家元首宣誓制度，有利於帶動其他國家機關共同推進憲法實施，加強憲法監督，早日實現憲政藍圖。
第四，在民族制度方面，我們如何既要防止把民族間的差異"虛無化"，又不要走向的另一個極端"絕對化"，使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達至動態平衡，其中蘇聯與南聯盟的教訓值得借鑒。
蘇聯是在沙俄的廢墟上以民族為特徵建立起聯邦制國家，其民族問題由來已久，歷史上征服兼並的民族達120多個。為鞏固其野蠻統治，歷代沙皇均對被征服的民族實行殘酷壓迫與奴役，極力煽動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情緒，唆使俄羅斯人鄙視、仇恨、欺壓非俄羅斯民族。非俄羅斯地區一切重要職務都由俄羅斯人擔任，俄語為官方語言，禁止用非俄羅斯語出版書報，學校禁止用非俄羅斯語授課，非俄羅斯民族被迫俄羅斯化。十月革命雖然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但在民族與民族問題上沒有根本的改變 。1936年，中央管理企業的產值佔全蘇聯工業總產值的89%，各加盟共和國管理的企業產值僅佔11%。到勃列日涅夫時期，各加盟共和國有權支配的工業產品佔全蘇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只有10%左右。蘇聯當局不承認當年對少數民族的征服和壓迫，而把它說成是"解放"和"自願歸並"，還大力宣揚沙俄時代擴疆有功的統帥，而當少數民族贊揚本民族抗擊侵略的英雄人物時，則被譴責為"民族主義"；把民族分為主次，稱俄羅斯族是"領導民族"、"最傑出的民族"，而把少數民族看成是"小兄弟"；以行政手段大力推廣俄語，凡是反對者都被認為是"民族主義的表現"而受到批判 。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泛濫最終激起了其他民族主義的反彈，最終隨著國內外政治氣候的變化走向分裂。
相比於蘇聯，南聯盟在處理民族問題上走的是另一個極端。南聯盟把民族間的差異絕對化，1968年通過了憲法修正案，使塞爾維亞共和國境內兩個少數民族組成的自治省享有了准聯邦單位的待遇，1974年又使其升格為聯邦單位。這樣塞爾維亞共和國議會通過法令時必須徵得下屬兩個自治省的同意，而這兩個自治省的議會通過法令時卻無需徵得上級行政單位的批准。不僅如此，1974年憲法還規定，南斯拉夫聯邦的各種機構普遍實行由共和國派同等數量的代表組成；凡屬重大決策，必須由6個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一致同意方可生效。南稱其為表現民族平等的對等原則，用事實上邦聯的方式處理民族問題，以至於中央財政僅佔全國財政的30%。同時在國內外重大政策上，各個邦聯國有一票否決的權利。這種把民族間差異絕對化，而忽視其共性的做法，一旦面對國外入侵，只要內部邦聯單位拒絕支持中央政府，甚至投降，那麼國家在戰爭中的總體失敗以及分裂也在所難免。南聯盟發展到今天的命運不能不說與此有關。
經長期的實踐探索和分析比較，中國於1947年5月1日成立內蒙古自治區，意味著選擇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形式為處理民族問題的根本制度。新中國成立後，《共同綱領》對在抗日戰爭時期形成的民族政策從法律上給予了確認。但"反右"與1967年文革的爆發，使民族政策遭受到重大挫折。1976年，隨著文革結束，民族政策開始重新邁向健康的發展軌道。但是作為社會發展總問題的一部分，中國民族問題所包含的內容並沒有消失，而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條件下各不相同。新中國的成立使以往民族問題中所存在的對抗因素基本消失，但因歷史遺留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相對落後狀況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的深化，東西部地區發展的差距又進一步拉大，這些就構成了現階段中國民族問題的主要內容。同時，我國在陸路邊境地區居住著34個跨界民族 ，再加上最近幾年各種泛民族主義思潮也影響了我國與相關國家的關系，如泛突厥主義、大哈薩克主義、大蒙古主義等 ，這些對於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將產生嚴重的後果，因此我們一定要借鑒與吸取相關國家的經驗教訓正確合理的解決民族問題。
最後，在軍事制度上，為保證中國共產黨堅持對人民解放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軍隊中班有中共黨員，排建有黨小組，在基層連隊設立黨支部，在團以上單位設立黨委。而為了從職務上保證黨的絕對領導，在團以上單位設政委，營設政治教導員，連級設政治指導員。政治委員和同級軍事指揮員共同負責制定部隊作戰、訓練後勤工作等。事實上，由於近代歷史上軍隊在導致我國分裂問題上所發揮的惡劣影響 ，因此當前黨有指揮軍隊的必要性；但同時也就出現兩種問題：其一，在機構設置上顯得臃腫，機關編制上大下小，上粗下細，機構重疊，結構失調；其二，這樣在從政治上保證黨對部隊絕對領導的同時，也存在一旦政治委員與軍事指揮員兩者意見不和，甚至發生沖突的情況下會直接影響到部隊的作戰效率，甚至勝敗。同時，由於我國正全面進入國際體系，在與國際社會交往的過程中，西方國家軍隊"國家化"的現實也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官兵思維。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軍隊、政黨與國家三者間的關系，顯然非常突出。
三、如何看待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
本文以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為研究對象，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從宏觀層面重點考察了其目前存在的根本性問題。同時，我們也應看到任何政治制度都有一個發生、發展、乃至成熟的過程，中國也不例外，概括說來，本文認為在觀察當代中國政治制度時應注意以下三方面：
其一，中國歷代的政治制度都必然奠基於中國的土壤之上和體現本國的國情，並具有本國的特點，其結果也理所當然與中國的社會形態、經濟模式、民族心態、哲學倫理思想等密不可分，因此對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觀察與思考首先應堅持歷史的視角。有些現在看來不適合，甚至違背現代民主原則的制度，如1949年後不久成立的"軍事管理委員會"，強調黨政不分的"一元論"，"計劃經濟"體制等，在當時卻往往有其產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並產生過難以取代的作用。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會採取當時的形式並非偶然，而是經過當時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的反復篩選和論證，是當時各種社會矛盾的產物。
其二，要注意"傳統"對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影響。我們一方面應看到，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對於中華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強，對於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對於抗禦外來侵略保衛國土，都曾起到值得肯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應清醒看到，長期以來的中國社會是以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不論是奴隸主、封建主、還是官僚資產階級，都必然運用自己掌握的國家機器以維護本身的統治利益。因此，舊時代的政治制度從本質上講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如他們或是突出王權、皇權、特權；或者是強調人治，發展個人獨裁；或是強調華夷之分，頑固地保留和利用宗法體制等，這些都必然不可避免地會對當代中國政治產生一定影響。
其三，要用比較的方法。我們知道，自然科學最重要的方法是實驗，但對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可能通過實驗的方法來進行，而經驗證明比較的分析方法最可行。比較方法有兩種：一方面，進行縱向對比，今天的政治制度和歷史上中國的政治制度進行對比；另一方面，進行橫向對比，和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目前國外的政治制度進行對比。

㈢ 後張法孔道的問題

1-正確，管道可以是波紋鋼管或PE管。
2-管子不抽出來，留在那，混凝土養護到強度後才可以張拉，穿束稍微早點可以，但怕腐蝕。
3-張拉錨固後結構兩端就受到額外的壓應力了，灌漿後通過漿體還能傳遞一部分應力。

㈣ 請專家幫我看看這道歷史題! 謝謝

宋朝的經濟
與漢唐相比，宋代經濟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商品經濟成分在傳統社會母胎中的急速成長。晚唐以降，特別是入宋以後，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糧食剩餘率的提高，煤鐵革命的出現，手工業生產的擴大，以及運輸工具(如漕船、海船)的進步和交通條件(如汴河和沿海海運)的改善，商品經濟繼戰國秦漢之後迎來了它的第二個高漲時期。以前未曾見過或者雖有徵兆卻並不明顯的諸般新氣象，此時卻一一凸現在我們面前。
一是商品性農業的成長。以桑麻、竹子、茶葉、水果、蔬菜、花卉等經濟作物為主體的商品性種植業加速擴展，特別是在兩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區，專業茶農、果農、蔗農、菜農大批涌現，他們與獨立手工業者一道，開始向小商品生產者轉化。
二是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城鎮數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脹，城市中工商業從業者增多，地域性經濟中心城市層出不窮，導致傳統的政治性城市向經濟性商業城市轉化，都市化勢頭日見明朗。與此同時，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潰而有重大改觀，城市商業突破地域和時間限制，臨街設店的近代型城市風貌已可初見端倪。
三是商品構成的變化和商業性質的轉折。社會商品構成發生重大變動，越來越多的生活資料(如糧食、布匹、茶葉等)和生產資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農具等)進人流通領域。原先主要為社會上層服務的、以奢侈品和土特產為主的販運型商業，開始轉變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產和生活用品為主的規模型商業。
四是草市鎮的勃興和地方性市場的初步形成。在經濟發達或人煙稠密的鄉村地區，以及水陸碼頭和交通孔道沿線，「草市」成批涌現，以草市——鎮市——區域經濟中心為三級構成的地方性市場開始形成，商品貨幣關系獲得了更多的前哨據點來浸潤、啃嚙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五是商人群體的崛起和「謀利」觀念的盛行。越來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農民投入經商活動，沿海農民甚至集資投入海外貿易(所謂「帶泄」)。隨著商人隊伍的擴大、商業資本的雄厚，商人階層的實際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會影響亦在擴大。與此同時，體現商人意識的謀利觀念(所謂「市道」)對傳統觀念的沖擊力日益增強。以葉適、陳亮為代表的浙東功利主義學派的崛起，表明傳統儒家義利對立論的一統天下裂開了縫隙。
六是海外貿易的拓展。漢唐時期的陸上絲綢之路此時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規模之大是陸上中西交通所無法比擬的；而且范圍更廣，與宋朝建立外貿聯系的已達60多個國家和地區。與此同時，宋朝與遼、夏、金、吐蕃、大理等周邊政權的物資交流和經濟聯系不僅一刻也沒停止過，而且規模不斷擴大，形式日趨多樣，榷場貿易、走私貿易、茶馬貿易和朝貢貿易等形式各顯神通，互相補充。宋代每年所鑄數百萬貫的銅錢亦因之流向周邊地區，幾乎成為「國際貨幣」。
七是紙幣的出現和白銀的貨幣化。在國內外市場同時得到開拓、商業規模遠遠超邁前代的情況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銅錢這種交換手段，因其分量重又價值低而顯得力不從心(特別是在日趨普遍的長途販運和交易量擴大的情況下)，於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區率先登上商品交換的歷史舞台。稍後，以白銀為代表的貴重金屬稱量貨幣亦開始躋身於流通領域，從而形成了銅錢、鐵錢、楮幣、銀兩並行的過渡性貨幣體系。遍布於汴京、臨安城內的「金銀鹽鈔引交易鋪」就是各種不同貨幣的兌換處。僅臨安城內這種金銀交易鋪就有100多家①。
所有這一切使我們相信，宋代的商品經濟的確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此時我國商品經濟的繁盛，無論是就規模還是水平而言，依然遙遙領先於當時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即與18世紀的清中葉比，亦毫不遜色，至少是各有千秋①。
特別是宋代東南沿海地區，在海外貿易的拉動之下，一個新型的、充滿活力的開放型市場經濟得以崛起，這是漢唐以來農業經濟內部真正帶有路標性意義的重大變化。在我看來，秦漢「第一帝國」和隋唐「第二帝國」，都是以農業經濟為立國基礎的大陸性帝國，不僅經濟重心位於司馬遷所說的「三河」，即黃河中下游地區；而且漢唐間歷時千年的「絲綢之路」更是向著亞洲內陸延伸。可以說宋以前的歷代王朝，都是頭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內陸國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國開始由內陸型國家向海陸型國家轉變：廣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繼興起，東南沿海地區以發達的農業、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為後盾，表現出向海洋發展的強烈傾向。特別是宋室南渡之後，為形勢所迫更加依賴外貿，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時成為當時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發展的海外貿易的刺激下，東南地區以生產交換價值為己任的商品經濟日趨繁盛，以分工和專業化生產為基礎的市場機制在經濟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於是原先頭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國態勢，一變而為頭枕東南、面向海洋。這個轉折的實質性內涵是從自然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從單一種植經濟過渡到多種經營，從基本上自給自足到專業分工有所發展，從主要生產使用價值轉為生產交換價值，從習俗取向變為市場取向，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經濟③。這一切表明，宋代，特別是南宋東南沿海地帶的商品經濟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史實表明，宋代在工商業文明因素急劇成長的歷史環境中，其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不僅在時間上早於地中海北岸國家和英倫三島，就是在規模和水平上也毫無遜色之處。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煤鐵革命的發生和民營礦冶作坊中僱傭勞動的出現。
北宋以鐵產量的激增和灌鋼法的推廣為標志，迎來了我國冶鐵鑄造業的第二個重大變革期④。這個變革是由煤的規模開采和工業利用所激發的。據許惠民先生的研究，我國先民雖然早在漢代就已認識到煤的燃燒功能，但正式進入規模開采並用作工業能源(如煉鐵、燒瓷)是在北宋，其時河東(今山西)、河北、陝西等路的煤炭採掘業相當發達⑤，且有考古發掘為證⑥。為了和原先的木炭(時稱「軟炭」)相區別，宋代出現了「石炭」、「礦炭」等詞專指煤炭。《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六之四八有「京西軟炭場、抽買石炭場」之語。
煤炭採掘業的興起既緩解了傳統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鐵的產量(據估計北宋鐵的年產量在3．5萬噸到15萬噸之間，接近於18世紀初整個歐洲14．5萬噸至18萬噸的水平⑦)；同時又因爐溫和冶煉效率的提高而推動了鑄造技術的變革；特別是以「生熟雜鍒」為特徵的灌鋼法的大面積推廣；以及作為這一切之必然結果的農具和各類工具之熟鐵鋼刃化等，這些重大進展構成一幅宋代煤鐵革命的壯觀景象。
早在1959年，柯昌基先生即據神宗元豐年間蘇軾的《徐州上皇帝書》指出，徐州附近利國監所轄「三十六冶」中已經產生僱傭關系①。據蘇軾所言，這36個民營鐵冶作坊，各有百餘名工人，已具手工工場氣象；各冶爐主「藏鏹巨萬」，可見資本雄厚；政府關閉河北市場(「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冶戶皆有「失業之憂」；不久取消禁令，「使鐵北行」，冶戶「皆悅而聽命」，可見這是商品生產，且已擁有區間市場。而總數達三四千名的冶鐵工人多是「飢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③，反映他們已經不同程度地脫離土地，而且多半已從政治統轄關系中游離出來。至少在受雇為工期間，無論對地主、對國家，均無人身依附關系之束縛，獲得了「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處分」③的權利。
二是川蜀地區民營卓筒井的興起和雇傭工人的經濟斗爭。
北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年)，首先出現在四川井研縣的卓筒井，標志著鑽井技術從大口淺井向小口深井的過渡。它在鑽井工藝上，首創「沖擊頓挫法」，由熟鐵鋼刃所制的「圜刃」應是世界上第一個深井鑽頭，開近代鑿口鑽井技術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術上，首創「套管隔水法」，所用竹製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來，卓、竹，一音之轉)顯然是明清木製導管和近代銅制導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藝上，首創「活門式扇泥筒」；在汲鹵工藝上，有「無底而竅」的汲鹵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開，出水即閉。這些重大創獲從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鑽探技術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譽為現代「石油鑽井之父」④。
正因卓筒井從本質上刷新了大口淺井的陳舊技術，在開鑿成本、鹵水質量、生產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現出極大的優越性，所以一經出現便迅速傳播，短短二、三十年間就遍布於川南陵州、嘉州、榮州一帶，「連溪接谷，灶居鱗次」，星羅棋布，數以千計。鹽業史專家郭正忠先生依據神宗熙寧年間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證明四川井鹽業中不僅同樣存在著僱傭關系，而且還發生過為改善工作條件的經濟斗爭⑤。據文同奏疏所言，當時井研縣即有百餘家筒井作坊，每間作坊分別僱傭「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這數千工匠多數來自「他州別縣」，已與土地脫離關系；其謀生方式是「佣身賃力」，即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受雇期間如對工作條件或待遇不滿意，就互相串聯，集體抗議，所謂「遞相扇誘，群黨嘩噪」；如無改善即與井主「豪者」算帳，索取工資，所謂「算索工值，偃蹇求去」；再另謀高就，所謂「又投一處，習以為業」⑥，顯然來去自由。
三是陶瓷業的商品生產性質及其日趨擴大的海內外市場。
陶瓷生產在宋代進入成熟期，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宋代瓷窯遺址，遍布全國17個省份和130餘縣，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民窯性質⑦。特別是福建路的德化窯和晉江、廈門等地瓷窯，以及泉州磁窯，安溪、南安、同安等窯，則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銷瓷器的生產基地。在有羅盤導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佔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卧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⑧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多年沿海上絲路進行實地考察，於1979年出版《海上絲綢之路》一書，在第二章中介紹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印尼雅加達、越南西貢，印度邁索爾邦、馬德拉斯邦，巴基斯坦的班布爾遺址，西亞伊拉克的薩馬臘遺址，以及北非埃及的福斯坦特等地區的分布實況①。南朝鮮學者崔淳西說過，「朝鮮發現的中國瓷器，以宋瓷，特別是北宋產品數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朝鮮半島的中南部沿海地區」，而且產品「幾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窯的製品。」②這說明宋代陶瓷業就其主體部分而言完全具備商品生產性質，而且擁有廣闊的海外市場。
四是數萬紡織機戶的涌現和包買商慣例的形成。
宋代「機戶」一般系由家庭成員充勞動人手，專以紡織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質是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也有少數機戶實行僱工生產。據漆俠先生估計，北宋各路約有10萬機戶③，數量可觀。問題是這些機戶除少數在城市(如浙東金華是「城中民以織作為主，號稱衣被天下，故尤富。」④)外，多數分布在鄉村，他們的產品需要中間人將之集中起來，運到市場上去，才能真正成為商品，於是包買商就出現了。《永樂大典》卷13161所載「陳泰冤夢」，即是反映江西包買商的典型事例，時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間(12世紀70年代)。冤主陳泰原是撫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樂安、金溪等地的機戶發放生產性貸款(「貸出本錢」)，到夏秋之際再去這些地方討索麻布，再向外運銷。由於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陸等「駔主」、「甲首」作為放錢收布的代理人。僅樂安一地就「積布至數千匹」。從「如是久矣」看，這種做法早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續相當時日了，並非偶發事件⑤。這種做法在其本質特徵上已與明清「帳房」無異，均屬包買商慣例。郭正忠先生指出，在兩浙絲織業、四川綾錦業中，也有「收絲放貸」、「機戶賒帳」以及「預表絲花錢物」等慣例⑥，這說明宋代包買商分布地域廣泛，江西、兩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見到他們活動的身影。
五是在制茶、造紙、印刷等行業中，同樣是民營作坊佔主導地位，從事商品性生產，擁有可觀的市場，在其內部亦可見到僱傭勞動的存在。詳情細節請參閱拙著相關章節。
通過以上的簡要勾勒，我們看到宋代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是全方位的。在煤鐵革命的推動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鹽、紡織、造紙、印刷等業在內的手工業各部門一度呈現出全面繁榮態勢；民營手工業全面崛起，除鑄錢、軍工等少數行業外，其主導地位已確立無疑，並程度不同地擁有區域市場、區間市場，甚至海外市場；其間帶有近代色彩的僱傭關系、包買商慣例亦在頑強生長。這一切使我們相信，宋代手工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一個為近代工業的發生准備條件的時期，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降臨提供歷史前提的時期，我們稱之為前近代化時期。如果這個勢頭能夠保持二、三個世紀不被打斷的話，必將為其後的工廠(機器)工業化奠定堅實基礎。
現在我們要問，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啟動的諸般條件，宋代社會是否具備呢?我的認識是「三缺一」，即四個條件中具備三個，還缺一個。
一是在人口增長(北宋徽宗時人口達到1億，較漢唐增加1倍)的壓力下，耕製革命的發生，糧食剩餘率的提高和商品性農業的成長，為原始工業化進程提供了經濟基礎。由於人口增長速率超過耕地面積的擴大速率，產生了大批無地或少地農民，他們被迫另謀生計，大量進入城市和工商業領域。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則為這些非農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糧食供應。根據我的計算，宋代一個農業勞動力每年生產糧食大致在4000斤上下。比漢代提高1倍，比唐代提高30％，與1984年每勞生產4379斤大致相當①。這個成就的取得，與宋代耕作制度的變革有關。大約在兩宋之交，即12世紀上半葉，在長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蘇皖平原和福建沿海，還有江西中部的吉泰盆地等農業區，一年兩熟的復種製作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來②。各路平均而計，復種指數約為134％左右③。糧食產量的提高也為經濟作物的種植騰出了更多的耕地，東南地區地狹人眾的情況也在逼迫當地農戶尋求效益更高的經濟作物，如薴麻、桑梓、茶葉、甘蔗、果樹、蔬菜，甚至葯材、花卉等。當產地周圍存在著相應的市場時，生產者的著眼點自然會從產品的使用價值轉向它的交換價值，於是專業茶農、蔗農、果農、菜農大批涌現，商品性農業由是而發展起來。
二是煤鐵革命的推動和海內外市場的擴大，導致手工業內部技術革新的興起。諸如煉鋼工藝中灌鋼法的推廣，冶銅工藝中膽銅法的發明，金屬加工工藝中「旋作」(即簡易車床)的使用，掘井工藝中以「卓筒井」為代表的小口深井技術，紡織工藝中腳踏紡車的推廣和軸架整經法的使用，造船工藝中水密艙的發明，還有航海羅盤的使用，造紙業中竹莖等硬纖維軟化技術的成熟，以及印刷工藝中雕版的推廣和銅版、活字版的發明等，都是其時之煢煢大者。其詳情細節筆者曾有專文論及，此處不贅④。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兩宋時期是我國古代史上成果最豐、成就最大、進展最速、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一個技術進步時期，不僅超過漢唐盛世，而且為此後的明清所不及。如此巨大的科技進步和工藝革新，顯然是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啟動的內在動力。從中不難看到宋代工匠從手工勞動逐步走向機器生產的精巧構思與卓絕努力。
三是人身依附關系的鬆弛、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導致城市性質嬗變和市民階層初興。自中唐均田制崩潰以後，土地轉移率的提高導致累世相承的主僕名份趨於瓦解，鄉村主戶經濟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長導致行政統轄權與土地所有權基本分離，而地權集中與地塊分散的背離則迫使部曲庄園制經營方式日趨衰落⑤。在這樣一些經濟變革趨勢的推動下，宋代農民之主體確已掙脫了昔日部曲、賓客、徒附、私屬、奴婢、佃仆之類的農奴地位，並日趨普遍地獲得了遷徙和退佃等權利。他們一旦脫離土地，流人城市或礦區，就有可能以出賣勞動力為生，正如我們前面在礦冶、井鹽業中所看到的那樣。
與此同時，都市化進程也在加速。宋代不僅城市數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脹，而且隨著城市商業意義的增加，城市性質發生嬗變。汴京、臨安作為首都已是百萬人口的世界性大城市，雖然仍是政治、軍事中心，但其工商業依然極為繁盛⑥。蘇州、揚州、成都、鄂州等一批城市，或因處在經濟發達地區，或因位於交通孔道，逐步成長為區域經濟中心。更值得重視的是，宋代已經出現了少量的生產性工商業城市，如前述浙東金華可以認為是紡織城鎮；前述徐州附近的利國監可以視作冶金城鎮，還有常聚十餘萬礦冶工匠的江西鉛山場、廣東岑水場亦屬此類性質；前述四川井研縣亦有數萬井鹽工匠，這是鹽業城鎮；舉世聞名的江西景德鎮有陶工數千人，這是陶瓷城鎮。至於廣州、泉州、明州還有北方的板橋鎮等則是新型港口城市，泉州至「以蕃舶為命」，南宋時「生齒無慮五十萬(口)」①。
城市的增多及其商業意義的增長加速了農村人口向城鎮地區的流動，加快了城郊農民向小商品生產者轉化的步伐(如茶農、果農)。同時城中兼營工商業的官僚、地主也在增加，而城市手工業、商業和運輸業、還有服務行業的發展則為僱傭關系的成長提供了肥壤沃土。作為這一切的重大結果，便是城鎮(含礦區、港口)市民階層的勃興。兩宋文獻中的「富商巨賈」、「冶家」、「磨戶」、「茶培主」，還有「行老」、「市頭」(以上為一方)，以及「雜作工匠」、「裨商細販」、「百姓綉夫」、「游手末作」(以上為另一方)等，就是這個階層的基本成份。就是被人視為明清資本主義萌芽之重要表現的市民、礦工斗爭，宋代亦有端倪可鑒。前述井研縣「佣身賃力」之鹽工一不如意就「遞相扇誘，群黨嘩噪」可算經濟斗爭；南宋孝宗淳熙年間，安徽舒州宿松礦工汪革「以鐵冶之眾叛，……有眾五百餘」②則是武裝斗爭性質了。如所周知，資本和僱傭勞動的結合是近代工業社會的基礎性結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僱傭關系發展和市民階層初興這樣一個歷史進程，視為原始工業化賴以啟動的社會條件。
正是由於以上三個條件的共同支撐，宋代原始工業化進程才會取得如上所述的種種進展。遺憾的是這個進程並未結出現代化之正果，直接的原因當然可以歸之於戰爭的干擾。12世紀初女真鐵騎頻頻南下，飲馬黃河；接踵而來的13世紀由蒙金戰爭拉開帷幕，繼之以宋蒙(元)戰爭，中原、江南屢遭戰禍蹂躪。其後雖在元朝統治下復歸統一，但領主分封制、匠局制(實即工奴制)和「驅口」、「人市」等前封建制因素在更廣闊的地域內死灰復燃(原先大致局限在遼夏金轄區)，要到明初開國數十年才重新回到宋代開啟的歷史軌道上來。這就是說，自北宋末年開始，在長達兩個多世紀的歷史時段內，原始工業化進程因屢遭打擊而奄奄一息。

㈤ 結合刑事案件談談律師在審理過程中如何進行辯護

一、要善於准確歸納並找出辯護的法定理由。
律師憑什麼為被告辯護?我國《律師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律師擔任刑事案件辯護人的，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也作了內容相同的規定，只不過是該規定不僅對律師適用，對非律師的其他辯護人也同樣適用。
對於律師辯護的法定理由，我歸納出以下四類。
1、無罪或不負刑事責任辯護的法定理由。在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可作「無罪辯護」或不負刑事責任辯護的情形大致有三種：一是刑法不認為犯罪的，如《刑法》第三條法無明文不為罪，《刑法》第十三條「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為罪，《刑法》第十六條「不可抗力」或「不能預見」原因造成的危害行為不為罪；《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證據不足」的無罪推定；二是刑法規定不負刑事責任的，如《刑法》第十六條年齡方面未滿十四周歲的人犯罪的不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六
周歲的除犯故意殺人、故意致人重傷或死亡、強奸、搶劫、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項罪名以外的不負刑事責任，《刑法》第十八條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時犯罪的不負刑事責任，《刑法》第二十條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刑法》第二十一條緊急避險不負刑事責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如《刑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已過追訴時效的不再追究，《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自訴案件受害人不起訴或撤回起訴的，不予追究。
2、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辯護的法定理由。在犯罪主體刑事責任能力方面的有：年齡方面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八歲的，精神方面間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聾又啞的人、盲人等；在主觀方面惡性程度較小的有：防衛過當、緊急避險過當、預備犯、未遂犯、中止犯等；在犯罪作用方面較小的有：從犯、脅從犯；在犯罪後將功折罪的表現有：自首、立功等。此外，還有一些特殊規定，例如，《刑法》第十條規定在國外受過刑罰的可以免除或減輕處罰；《刑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除處罰；《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犯罪時未滿十八周歲的人或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等。
3、罪輕辯護的法定理由。通過此罪與彼罪之辯改變定性，將重罪辯成輕罪，最終提出罪輕辯護觀點。主要有：一是主觀上的重罪變輕罪，如將故意殺人罪辯成過失殺人罪：二是單一主體上的重罪變輕罪，如公職人員的貪污罪辯成非公職人員的職務侵佔罪；三是單一主體變成雙重主體，例如將自然人犯罪辯成單位犯罪，我國對單位犯罪的處罰是對單位適用財產刑，對自然人則刑減一等，特別是沒有死刑；四是時間差上的罪輕，《刑法》第十二條規定，以修訂後的《刑法》實施日1997年10月1日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從舊兼從輕原則處理；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輕，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團中的從犯、脅從犯；六是多罪中的罪輕，根據數罪並罰原理，將數罪辯成一罪，以達到罪輕而從輕、減輕處罰的目的。
4、注重抗辯從重處罰的理由。我國《刑法》明文規定應當從重處罰的情形有：《刑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的「教唆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的教唆犯，《刑法》第六十五條、第六十六條規定的累犯。實踐中公訴人要求酌定從重處罰的還有：(1)犯罪集團中的首要分子相對於主犯，(2)教唆犯相對於被教唆犯，(3)慣犯相對於偶犯，(4)受過刑事處罰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構成累犯)相對於初犯，(5)拒不如實坦白供述罪行的，(6)拒不退贓或拒不交代贓款去向的。
二、不要忽視對被告有利的酌定情節。
相對於法定情節而言，酌定情節指的是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依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可以酌情考慮對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
隨著公訴人隊伍素質的普遍提高，起訴書和公訴詞的水平越來越高，有人甚至贊揚它是向罪犯宣戰的檄文。對一些可以或應當從輕、減輕被告處罰的法定情節，如年齡未滿十八周歲、從犯、立功等，起訴書和公訴詞一般都能客觀認定，公訴人還利用法庭辯論階段先於律師發言的機會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讓律師獨做「好人」的趨勢。很多律師越來越感到有利於被告的法定情節都讓公訴人先說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訴人「致謝」外，沒有留下什麼可讓律師說的了。我則不以為然，我認為遇到上述情況時，可以在簡單表達認同公訴人(但千萬不可講向公訴人「致謝」的話)發表的有利於被告的法定情節的基礎上，騰出更多辯護時間和篇幅多說有利於被告的酌定情節。下面，我簡單羅列一下辯護中常作辯題的酌定情節，並藉助法院已公開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賄案判決的先例，加以說明。
1、性質上的酌定情節。從法理上講，相對於直接故意的間接故意，相對於積極作為的消極不作為，都是司法實踐中經常考慮的從輕處罰酌定情節。例如，司法實踐中同是受賄罪，對被動收賄者的處罰往往輕於主動索賄者，間接故意殺人的處罰也輕於直接故意殺人。
2、主觀惡性程度的酌定情節。民事糾紛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對於偶發的刑事犯罪，突發性犯罪相對於預謀性犯罪，出於義憤的犯罪相對於無緣無故的犯罪，處罰都輕重有別。
3、犯罪後因交代罪行或退贓而形成的酌定情節。例如，湛江走私受賄案中市委書記陳同慶受賄110萬元，茂名海關關長楊洪中受賄180萬元，依法應當判處死刑，但法院考慮他們積極退贓，兩人都被判了死緩，讓陳同慶和楊洪中「撿回一條命」。又如，陳同慶之子陳勵生犯走私普通貨物罪，數額特別巨本該判處死刑，但法院以其「案發後投案自首並坦白交代罪行」為由，輕判其死緩，留其一命。
4、犯罪次數上的酌定情節。相對於慣犯的偶犯，相對於累犯的初犯，都是從輕處罰的酌定情節。
5、實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節。湛江走私案中，副市長楊衢青犯走私普通貨物罪，本該判死刑，法院考慮其「並非走私貨主」，乃輕判其死緩。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節。我國黽未實施判例法，但法院往往都要考慮上級法院和本院對同類案件的量刑，還要考慮同案各被告如何拉開檔次的問題。例如，湛江走私案，省市兩級法院的判決書認定林春華、姜連生、張瑞泉均是主犯，但同時又認定姜連生的犯罪作用較林春華為次，張瑞泉的犯罪作用又比姜連生稍次，結果判處林春華死刑、姜連生死緩、張瑞泉無期徒刑。我們評價法院的判決實際上將主犯分成「嚴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次要的主犯」等三種情形，量刑拉開了檔次。其他案件對從犯按排名順序拉開量刑檔次，也不在少數，實際上是將從犯分成了「嚴重的從犯」「一般的從犯」「次要的從犯」等多種情形。這也是刑事案件中，為何常出現主犯之間量刑不同、從犯之間量刑也不同的原因。
7、可免牢獄之苦的酌定情節。只要被告不會繼續發生危害社會的行為，對於量刑時可判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辯護律師可建議法院判緩刑；對於《刑法》分則條款有管制刑的，辯護律師可建議法院判管制刑。
除上所述外，我國《刑法》第六十三條還規定「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這一規定在司法實踐中雖不常用，但辯護律師仍不可忽視。
三、要敢辯、善辯和明辯。
敢辯與善辯、明辯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敢辯而不善辯，就會造成辯護可聽不可取；善辯而不敢辯，人們聽來會感覺辯護觀點圓滑有餘，份量不足；善辯而不明辯，其辯護結果則讓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若把敢辯、善辯、明辯結合在一起，則會讓人感知你的辯護既有獨立見解，又言詞得體，更是目標明確。據我所知，當事人對辯護律師最有意見的是不敢辯，最抱怨的是不明辯，最挑剔的則是不善辯。
先談敢辯。所謂敢辯，就是敢於講出或寫出辯護律師與眾不同並與控方分歧很大的獨立見解。把死罪辯成無罪，把重罪辯成輕罪，把同行公認為沒有辦法辯的案件辯得頭頭是道，這都是敢辯的表現。記得1998年11月，我擔任羅榮的辯護人出庭辯護，廣州日報和羊城晚報均載文說羅榮是「貪污大鱷」——廣州市最大的貪污犯。起訴書指控羅榮利用其擔任鴻聯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之便，將鴻聯公司2000多萬元財產無償移交給其任董事長的國奧公司，而國奧公司是三人開辦、羅榮獨佔全部股權的私人公司，羅榮的行為構成了貪污罪。我作為辯護人則在法庭上舉出26份書證說明，羅榮任董事長的國奧公司由省府一辦設立、資產和利潤屬於省府一辦所有，進而指出羅榮將鴻聯公司2000多萬元財產移交給國奧公司，屬企業法人之間的財產轉移，即便有何不妥，也不等於是羅榮私吞了，羅榮不構成貪污罪。截止1999年12月，該案尚未作出一審判決。
再談談善辯問題。常看到審判長在法庭上這樣打斷或制止律師的發言：「請辯護人注意不要重復」或「請辯護人注意表達方式」等等，個別的出現過法官、公訴人、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為辯論是否恰當而發生爭執的現象。
有人問我，參與張子強團伙案辯護最難的是什麼?我回答：是講司法管轄權問題。一方面，眾所周知，張子強團伙案尚未開庭公審，香港傳媒就對「司法管轄權」問題進行炒作，有的被告在香港亦聘請了一流的律師，被告的親屬也明白這個道理，我們如果對「司法管轄權」問題一聲不吭，就無法向被告及其親屬乃至旁聽的人有個交代；另一方面，該案是通天大案，中央和省市領導都關注，如果將「司法管轄權」說多了或說的方式不當，上級有關部門無法接受，在法庭上直言內地法院無管轄權還可能薄了審判人員的面子，造成審辯對立於辯不利。這就有個如何把握分寸講「司法管轄權」的問題。我當時就採取了兩手策略，一是就司法管轄權問題先後給市檢察院、市中級人民法院送了一份5000字的分析報告，建議將案件移送香港處理；二是在法庭辯論中，用少量篇幅簡明扼要地指出該案「犯罪後果地」在香港，該團伙中葉繼歡等人在香港僅判輕刑，建議法院從內地與香港定罪量刑輕重有別的角度考慮，要麼將全部案犯移交香港處理，要麼則將全部案犯移交廣州法院審判。這樣一來，台下的人認為我大膽地講了很多律師不敢講的司法管轄權問題，被告及其親屬對律師的態度由將信將疑轉變為完全信任；台上的人又認為我講的在理，上級領導、審判人員、公訴人都評價我作的辯護最好。
最後講明辯問題。有的辯護人說了半天，台上的人不知所言，台下的人聽著昏昏欲睡，而有的辯護人發言，全場靜氣，人人注目。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反差呢?這就看辯護人是否抓住了要害，是否提出了明確的辯護意見。例如，某共同犯罪案中，起訴書認定某被告是從犯，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該被告的辯護律師念了《刑法》第二十七條有關從犯如何處罰的規定，他長篇大論說被告罪行輕得很，從輕處罰是不夠的，但直到發言完畢，還未講明既然對他的被告從輕處罰不夠，應如何處罰。其實，《刑法》對從犯的處罰方式有三種，一是從輕，二是減輕，三是免除處罰，既然從輕處罰不夠，而該案被告免除處罰又不可能，辯護律師就應直截了當地提出「減輕處罰」的辯護意見，不宜東拉西扯，搞得法官和聽眾不知所言何物。
《刑法》上有的條文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順序上有講究的，我們就應考慮相應的辯護意見。例如《刑法》第十條規定在中國領域外犯罪的，「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罪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這里「免除處罰」擺在「減輕處罰」之前，律師為此類被告辯護，就可提出請求法院優先考慮「免除處罰。」
《刑法》上有的條文在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方面，用的是「可以」或「應當」，律師對於是「應當」而非「可以」的，就應當明確指出，以期判決對被告有利。
四、切忌歪辯、亂辯和錯辯。
所謂歪辯，就是歪曲事實、曲解法律、顛倒是非的辯護。舉個例子講，在某特大走私案中，公訴人指控被告的走私行為沖擊了國內市場，給國內同類企業造成了巨大損害。而某辯護律師居然說，封閉國內市場不利於我國企業開展國際競爭，被告的走私行為讓老百姓受到價格優惠，以較少的錢購更多的物，因此這種走私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有益無害的，甚至走在了開放市場的前頭……辯護律師這種「走私有功論」的辯解，顯然就是一種歪辯。如此歪辯，不僅公訴人、法官無法接受，連被告及其親屬也認為是徒勞的無聊辯護。
那麼，什麼又是亂辯呢?簡言之，前後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辯護就是亂辯。亂辯常見的情形有：前面才說他的被告不構成犯罪，後面又說他的被告是從犯，其錯誤表現在忽視了從犯的前提是構成犯罪；剛說全案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定性准確，跟著又說對他的被告定罪證據如何不充分，事實如何不清楚，甚至定性如何不準確，這種錯誤表現在無視他的被告所作所為是全案的組成部分。
至於錯辯，簡言之是指錯誤的辯護。這類辯護本意也許是好的，但方式不對，結果則恰得其反。例如，在某特大綁架犯罪案辯護過程中， 有幾位辯護律師為了使其被告受到較輕處罰，本想說他的被告是如何的罪輕，可能是沒有找到恰到好處的表達方式，結果他說相對本案的犯罪集團中的首犯XX，他的被告所作甚少，所得甚少。結果馬上被主犯的辯護律定，因為起訴書認定該案是一般共同犯罪，沒有認定是集團犯罪，也沒有認定誰是首要分子，該律師將一般共同犯罪說成是嚴重的集團犯罪，將「主犯」說成是「首犯」，可能加重全案被告的處罰，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辯護人職責。
五、律師辯護應尊重委託人或被告意見。
違背被告意志辯護常見的情況有：被告要求作無罪辯護，而辯護人堅持作有罪但罪輕的辯護；被告要求作改變定性之辯，而辯護人堅持按起訴之罪作罪輕之辯。
在某些律師看來，律師的辯護地位是獨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託人意志約束。我認為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因為律師的辯護權產生於被告或被告近親屬之委託(最終得到被告確認)，而《律師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委託人可以拒絕律師為其繼續辯護，也可以另行委託律師擔任辯護」，但「律師接受委託後，無正當理由的，不得拒絕辯護」；《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在審判過程中，被告可以拒絕辯護人繼續為他辯護，也可以另行委託辯護人辯護」。這就表明，律師要拒絕為被告辯護必須要有「正當理由」，而委託人或被告拒絕律師辯護並不需要「正當理由」，委託人或被告有權以律師辯護不符合本人意志為由拒絕律師辯護。當委託人或被告拒絕律師辯護時，律師的辯護權即告終止，所以律師的辯護地位並非獨立。
以我體會，律師為被告辯護，應先征詢被告意見，或將律師的辯護思路與被告溝通商量，達成共識；律師在開庭前，應擬出辯護詞初稿徵求被告及委託人的意見，在法庭調查質證後對辯護詞作重大改變的，應再次交被告確認後方可呈送法院。
至於偶爾遇到被告與律師辯護意見不一的問題，我認為只要充分與被告溝通，絕大多數被告都會接受律師的辯護意見，或經反復溝通形成共識。若律師與被告對辯護意見有原則分歧，雖經溝通無法形成共識，則可建議被告另行委託辯護人，切不可在法庭上強行發表被告不能接受的辯護意見，否則被告在法庭上向審判長表明不同意乃至堅決反對律師辯護意見，甚至當庭拒絕律師辯護，對律師執業聲譽也是有害無益的。

㈥ 後張法的預留孔道是幹嘛用的

後張法梁體內預留的孔道是給未來插入預應力鋼筋用的。
後張法施工工藝是：先澆築混凝土梁體，並養護凝固後，在孔道里插入鋼筋，然後用錨具夾住兩端張拉，最後在孔道里注入水泥漿。很明顯，孔道是預留給預應力鋼筋的。

㈦ 後張法預應力混凝土施工中孔道灌漿有何作用，有什麼施工要求

1、後張法孔道灌漿的作用：保護預應力鋼筋、使預應力筋與混凝土有效粘結。

2、灌漿材料的要求：

（1）輸送注漿採用普通硅酸鹽水泥與水混合。水泥質量應符合《普通硅酸鹽水泥》（GB175）的規定。

（2）用於灌漿的水泥砂漿水灰比一般不大於0．4。攪拌後，出油率不應超過1％，出油應在24h內被水泥漿完全重新吸收。自由膨脹率不應大於10％。

（3）水泥漿應摻加高性能外加劑。嚴禁添加任何含氯鹽或對預應力筋有腐蝕性的添加劑。摻加外加劑後，水泥水比可降至0．35～0．38。

（4）水泥漿的充填能力受流動性控制：流動法時直徑不小於150mm，流動錐法時直徑為12～18s。

（5）水泥漿應機械攪拌，灌漿材料應攪拌均勻。灌漿過程中應不斷攪拌，防止泌水沉澱。當水泥漿停留時間過長離析時，應進行二次注漿。

3、可將注漿孔設置在錨固板上或由注漿板管引導至構件外側。抽芯成型孔的間距不應大於12m，孔徑應保證漿料光滑，不應小於20mm。在曲線的峰值部分設有排氣管和放氣管。如有必要，可以在最低處設置排水孔。排水管懸吊構件頂面高度不應小於0．5m。

(7)社會與法2017年孔道110擴展閱讀：

固位法：帶孔預埋波紋管法、鋼管芯法、橡膠管芯法。功能：一是保護預應力筋防止腐蝕。二是使預應力鋼與混凝土構件能夠有效粘結，控制重載裂縫的間距和寬度，減少梁端錨固荷載條件。

操作要點：注漿前，檢查構件孔、注漿孔、放血孔、排氣孔是否光滑。灌漿工作應緩慢、均勻、不間斷，排氣應順暢。注漿從出水口排出並關閉排氣孔後，再加0．5～0．7N／mm2，穩壓2min後關閉注漿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