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解釋體系

① 怎樣理解「合同法」第122條

請求權基礎不同

違約賠償請求權的基礎是合同義務，

其構成要件是

合同義務
違約行為
因果關系
損害後果

侵權的基礎是民事權利，違反的是法定義務，要件是

主觀過錯
侵權行為
因果關系
損害後果

當然侵權要件在不同法律體系還有細微差別。

② 完善的合同法體系包括全面的（）和嚴密的（）

一個完善的合同法體系應當包含全面的（合同制度）和嚴密的（合同規范），

③ 中國合同法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於其許可權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准用於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准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許可權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並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並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託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託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託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託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託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託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於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後果直接歸屬於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僱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繫上考慮，合同法在委託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於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並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並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採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後，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於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並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後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託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託人訂立合同的意願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託人和第三人。
最後，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後果直接約束委託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託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第二、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何人所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託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託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託人是誰。〔41〕最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麼，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託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麼，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是受誰人之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麼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後，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後，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託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於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託人的介入權。
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介入受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不能向委託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託人的原因，則委託人可以直接向受託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託人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託人向委託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託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無法向委託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託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託人的問題。這是受託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託人不願意披露第三人或委託人，則只能由受託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後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託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託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託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託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託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託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託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託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裡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後，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託人同謀惡意侵害委託人的利益，在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於委託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託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後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後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託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於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於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託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託人已經與受託人了結了債務，則委託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於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並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後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於代理制度的討論並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僱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僱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於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許可權范圍。於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僱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後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於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僱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採用過失標准。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並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於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後，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於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託人接受了委託人的履行後，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於債權債務的處理出於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並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於，本人基於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並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於，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並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於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後，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並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於本人在接到通知後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

④ 如何深入淺出地解釋合同法中的「對價」呢

對價是源自英國普通法合同法體系的一個獨特概念。它是簡單合同所必需的三個基本要素之一。無對價的合同視為無效合同。對價必須存在且必須充足，但對價可能不充足。同時，在法官的司法過程中，要警惕對價的濫用，注意平衡當事人意思自治和合同公平原則這兩個價值。有效對價可能包括從一方向一方轉移權利、利益、物質或精神利益，或另一方給予、遭受或承擔的某些耐心、損害、損失或責任。對價是一個必須存在的東西，必須充足但是可以不充分。

⑤ 合同法屬經濟法的哪個體系

合同法屬於民法，經濟法也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主要是國家對市場的宏觀調控與干預，合同法也只是民法中對於合同訂立、生效等等一系列相關問題的規定，也不是獨立的，但是經濟貿易肯定都是要簽合同的。

⑥ 合同責任的定義體系

在大陸法系，合同責任通常被稱為違約責任，是指合同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時所依法承擔的法律責任。從此定義得知：「違約責任」是違犯合同義務的產物。同時，反映出立法者立法意圖對於違反合同義務這種行為的一種制裁，在於對違約方的違約責任的追究。以此構建的合同責任體系為：將合同義務不履行劃分為各種違約形態，以違約形態為中心，為不同的違約形態設定不同的合同責任。「責任」成為大陸法系定義合同責任物構建合同體系的基點。
而英美法系沒有使用合同責任這一概念，與之相似的概念是「違約救濟」。依美國《統一商法典》第1021條第34項對「補救」的解釋，所謂「違約救濟」是指合同一方違約後，合同另一方（受損方）通過或不通過法院而取得求助的權利。可見，在英美法系，當一方違約時，法院首先考慮的是從保護債權人（受損方）利益的角度出發，應該賦予債權人哪些救濟的權利，這是和大陸從違約方考慮如何追究違約方違約責任是不同的。而且，這些救濟的權利不會因一方違反合同義務的內容而受到影響。由此可見，英美法系更強調的是權利與責任的關系、權利與救濟的關系，從而構建的責任體系是以「違約補救」為中心，違約形態只是對各種補救手段的行使起輔助性的設定條件和范圍的條件。總之，英美法系的合同責任體系的基點是債權人的救濟權利。
中國合同法採用「違約責任」這一概念，從上面的分析比較，用「違約救濟」來代替「合同責任」是比較合理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如上述分析所述，大陸法系「合同責任」概念側重於對違約方的不定評價，法律制裁也是從違約方如何被追究來設定的。而中國合同法所採用的無過錯責任則說明了合同體系已了英美「違約救濟」中的思想，已從原來的側重於對違約行為的制裁向對債權人提供充分救濟轉變。用「違約救濟」更符合合同法的發展趨勢。第二，在大陸法系中，合同責任類型和它們的構成要件都是法定的，債務人的違約行為必須符合現行法上的合同責任類型，並符合其規定的要件，否則債權人得不到救濟，這無形中限制了債權人利益的實現。而「違約救濟」這一概念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不會出現因為現行法所確認的合同責任類型而得不到救濟的情形，從而更好地保護了債權人的利益，適應了現代復雜社會日益發展的需要。第三，目前大陸法繫上某些明確規定的救濟措施，如合同解除等，學術界對些頗有爭議，若用「違約救濟」來替代「合同責任」，則能減少爭議的呼聲，達到統一，促進交易游園和社會經濟的繁榮。

⑦ 合同格式條款的解釋原則

合同法第39條第1款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該條規定了提供方的一般義務，並規定了提供方免責格式條款的「提請注意義務」和「說明義務」。 格式條款訂人合同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並不能自動納人合同。格式條款訂人合同的程序實際上就是合同法第39條第1款所規定的提供條款的一方應當採取合理的方法提請對方注意，即有義務以明示或者其他合理、適當的方式提醒相對人注意其欲以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事實。此種提醒。應達到合理的程度，具體可從文件的外形、提起注意的方法、清晰明白的程度、提起注意的時間等方面綜合判斷合同法第40條規定：格式條款具有本法第52條和第53條規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 本條採取列舉的方式，規定了格式條款的無效情形。需要注意的是：(1)格式條款中的免責條款是否一概無效。應當認為，本條所謂免除責任，是指格式條款的制定人在格式條款中已經不合理或不正當地免除其應當承擔的責任，而且是所免除的不是未來的責任，而是現在應當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其含義不同於第39條所規定的「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2)何謂「對方的主要權利」？一說認為是指法律規定的權利，如消費者的權利；一說認為應由法官自由裁量；一說認為應依合同性質確定。應當認為後說較為妥當，因為前者應適用合同法第52條(違反強行法)，第二種觀點則等於無以為據。合同法第41條規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 本條規定了格式條款的解釋規則，包含三個層次內容：(1)通常理解規則。對格式條款的解釋應以一般人的、慣常的理解為准，而不應僅以條款製作人的理解為依據，對某些特殊術語，也應作出通常的、通俗的、一般意義的解釋，亦即依據訂約者平均的、通常具有的理解能力予以解釋。(2)不利解釋規則。不利解釋規則古已有之，現代各國民法均予以採納，即應作不利於格式條款提供者的解釋。(3)非格式條款效力優先規則。

⑧ 合同法屬於哪種法律體系

合同法是民法的范疇。合同法是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民法是指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民法在學術上有兩種觀點，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我國現行立法採取民商合一的立法觀點，認為《民法通則》是民法這個法律部門的基本法，《合同法》、《物權法》、《公司法》等民事、商事法律均屬於大民法的范疇。

⑨ 合同法是怎麼規定的

我國合同法是以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簡稱合同法典版）為基本法、權以其他有關合同的法律、法規為特別法的一套法律體系。在這套法律體系中，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以及其他規范性解釋對於准確適用合同法具有特別重要作用。合同法規范的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合同關系，也即交易關系、合作關系，贈與等關系雖然沒有交易、合作內容，也在合同法規范之列，但。合同法規定了合同的訂立、效力、履行、變更、轉讓、終止、違約、違約責任等問題。合同法遵循合同自由原則，其規則以任意性規范為主，允許當事人作出特別約定，且特別約定優於合同法規定，但涉及對勞動者、消費者予以特別保護的法律規則以及其他強制性規則，不能以約定方式予以減損。合同法典分總則、分則、附則，總則的規定屬於一般規定，對所有的合同事項都適用，分則的規定是對不同類型合同（共十五類合同）的特別規定，分則和總則就同一事項作不同規定的，以分則為准；其他關於合同的法律（如勞動合同法）、法規（如保安服務管理條例），屬於特別法，與合同法典有不同規定的，適用特別規定。
至於所問「合同法是怎麼規定的」這一問題，比較籠統，難以具體解答。如有具體疑問，樂意具體解答。

⑩ 合同解釋原則的主要原則

一、以合同文義為出發點，客觀主義結合主觀主義原則
格式條款之所以採取客觀解釋的原則，是因為它是當事人一方制定的，其內容未經過單個、具體協商，具有為交易上的制度或規范的性質，從消極方面說，應不受交易當事人個別主觀情事的影響；從積極方面講，則應使將來不特定多數的交易具有統一的內容。這就要求解釋格式條款不考慮訂立合同的單個因素和具體因素，即不採取主觀解釋。所謂單個因素，是指合同當事人的看法、意圖和理解力。所謂具體因素，是指訂立合同的個案情事。
在格式條款場合，存在個別商議條款的優先性問題（《合同法》第41條後段）。應聯系個別商議條款解釋格式條款，而個別商議條款是可以作主觀解釋的。因此，格式條款的客觀解釋是在符合個別商議條款的條件下的客觀解釋。我們稱之為合理的客觀性標准解釋原則。
二、體系解釋原則
體系解釋，又稱整體解釋，是指把全部合同條款和構成部分看作一個統一的整體，從各個合同條款及構成部分的相互關聯、所處的地位和總體聯繫上闡明當事人有爭議的合同用語的含義。《合同法》第125條第1款關於按照合同的有關條款予以解釋的規定，可看作是肯定了體系解釋原則。
關於合同解釋應貫徹體系解釋原則的理由，首先在於，合同條款經雙方當事人協商議定，自然需平等對待，視同一體。其次，表達和傳遞當事人合同意圖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合同的整個內容中是有組織的，而不是毫無聯系、彼此分離的詞語排列。因而，如果不把爭議的條款或詞語與其上下文所使用的其他詞語聯系起來，而是孤立地探究它的一般意思或可能具有的意思，就很難正確、合理地確定當事人的實際意圖，相反，還會產生不該有的誤解。第三，合同內容通常是單純的合同文本所難以完全涵蓋的，而是由諸多的其他行為和書面材料所組成，諸如雙方的初步談判、要約、反要約、信件、電報、電傳等等，其中可能包含對合同的擔保、特殊信用要求等。因此，在確定某一條款或詞語的意思過程中，應該把這些材料都放在一起進行解釋，以便通過其他合同成分中證據材料的幫助，明確爭議內容所具有的意義。第四，訂立合同，要求當事人把所有的合同內容都毫無遺漏地落實到書面上是非常困難的，當合同的某方面內容沒有規定或規定不明確時，整體地把握合同內容，或者進而聯系該種合同的法律制度，按照有關合同條款或法律規定的內容、精神來理解合同，都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
三、歷史解釋原則
合同為當事人交易的過程，因而解釋合同不能指頭去尾，而應斟酌簽訂合同時的事實和資料，例如磋商過程、來往文件和合同草案等加以解釋。我國法律應確認歷史解釋原則，借鑒其合理成分。
四、符合合同目的原則
當事人訂立合同均為達到一定目的，合同的各項條款及其用語均是達到該目的的手段。因此，確定合同用語的含義乃至整個合同內容自然須適合於合同目的（《合同法》第125條第1款）。《合同法》第125條明確規定了符合合同目的原則。
符合合同目的解釋，就是依照當事人所欲達到的經濟的或社會的效果而對合同進行解釋。
合同目的可分為抽象目的與具體目的。前者是指當事人訂立合同時有使合同有效的目的，它是合同解釋的粗略方向。如果合同條款相互矛盾有使合同有效與無效兩種解釋，那麼應從使合同有效的解釋。具體目的是指合同本身所欲追求的具體的經濟或社會的效果，這是合同目的意思的內容。它可以分以下情況加以確定：
1．合同目的應是當事人雙方在合同中通過一致的意思表示而確定的目的。
2．當事人雙方內心所欲達到的目的不一致時，從雙方均已知或應知的表示於外部的目的。例如，甲與其單位訂有委託培養合同，合同載明「學成回原單位工作」，但甲回原單位後工作了3個月便離職，聲稱已履約。本案應依合同目的解釋，單位目的是培養合格人才在單位長期工作，其時間應與單位所花代價相一致，甲應知道單位培養目的，故甲的行為為違約。
3．合同目的不僅指合同整體目的，還可區分部分合同目的和條款目的。
符合合同目的原則的功能有，其解釋結果可以用來印證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習慣解釋的結果是否正確。合同目的應被認為是當事人真意的核心，是決定合同條款內容的指針。如果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習慣解釋的結果與依合同目的解釋的結果不一致，應取後者，可認為當事人締約時不願依文字的通常含義或習慣確定合同用語的含義。不過，如果合同目的模糊，通常會尋求文義解釋等方法；合同目的違法，更不得依合同目的解釋；適用情事變更原則，也不依合同目的解釋合同條款。
五、參照習慣或慣例原則
參照習慣或慣例原則，是指在合同文字或條款的含義發生歧義時，按照習慣或慣例的含義予以明確；在合同存在漏洞，致使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不明確時，參照習慣或慣例加以補充（《合同法》第125條第1款）。
《合同法》第125條規定按照交易習慣解釋合同，值得肯定：首先，習慣和慣例是在人們長期反復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在某一地域、某一行業或某一類經濟流轉關系中普遍採用的做法、方法或規則，能夠被廣大的合同當事人所認知、接受和遵從。一些與現行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文件不相抵觸、經國家認可的某些習慣，還常常成為民事法律的淵源。因此，在合同解釋中，參照一定的習慣和慣例，不僅符合合同當事人的利益和願望，而且符合社會正義的法律要求。其次，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化和擴展，我國的國際經濟交往將得到進一步增強，涉外合同的數目也必將隨之增加。在此場合，出現合同解釋問題時，運用國際通用的解釋原則界定當事人雙方的權利義務，至為重要。 運用參照習慣或慣例原則，必須確認習慣或慣例的適用效力。對此，應當注意以下問題：
1．習慣或慣例應當是客觀存在的，主張習慣或慣例存在的當事人，負有當然的舉證責任。
2．習慣或慣例必須適法。首先，習慣或慣例的意思違反強行性規范者，應確認它為無效。縱使合同當事人有依此習慣或慣例的意思，也不能以此確定或填補合同的含義及內容。其次，習慣或慣例的內容不違反強行性規范者，是否被參照，取決於當事人雙方的認知情況。在該習慣或慣例為當事人雙方所共知時，優越於任意規范，具有參照解釋的效力（《合同法》第61條、第62條等）；在當事人雙方均不知道該習慣或慣例存在時，則應參照任意性規范，補充合同內容，該習慣或慣例則不具有參照的效力。再次，習慣或慣例的內容既不違反強行性規范，又不違反任意性規范者，除當事人明示排斥，或在當事人的職業、階層、地域等關系中非為普遍而不被雙方所知悉者外，該習慣或慣例即有參照適用的效力。
3．習慣或慣例應是當事人雙方已經知道或應當知道而又沒有明示排斥者。
4．習慣依其范圍可分為一般習慣（通行於全國或全行業的習慣）、特殊習慣（地域習慣或特殊群習慣）和當事人之間的習慣。在合同解釋中，其效力依序增強：在合同文義無明示反對該習慣解釋的前提下，當事人之間的習慣優於特殊習慣，特殊習慣優於一般習慣。但如果當事人一方僅有一般習慣而另一方有特殊習慣，或者當事人來自不同地域或群體而有不同特殊習慣，則應視具體情況而定：
（1）當事人一方將特殊習慣在締約時或其後告知對方，對方未表示反對的則依雙方明知的習慣解釋。
（2）一方雖未積極地將其意指的特殊習慣通知對方，但對方對此理應知曉的，仍應依該特殊習慣予以解釋。
（3）如果當事人雙方互不了解各自意指的特殊習慣，或一方不知或不應知對方的特殊習慣，則依一般習慣而不是依特殊習慣解釋合同，地域習慣與群體習慣沖突時，適用上述規則加以確定。
此外，合法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當然是合同解釋的原則，它們已在民法的基本原則中闡述，此處不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