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法05任務0007

⑴ 國際經濟法考研

全國國際經濟法最抄好的大學是武漢大學。另外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國際經濟法碩士培養站也很好。
國際經濟法是指調整國家之間;國際組織之間;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國家與他國私人之間;國際組織與私人之間以及不同國籍私人之間，相互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隨著各國之間貿易和經濟往來日益增長以及國家對貿易和經濟活動的干預日益加強而形成和發展的。早在中世紀末期，歐洲主要商業城市就有一些關於國際商業交易的規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關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則和制度大量出現 ，並具有了國家之間條約的形式。作為一門學科，國際經濟法學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發展起來。

⑵ 談談你對國際經濟法的認識。（求高人解答，字數在一千字左右，謝謝了）

國際經濟法的性質及其發展
——論WTO對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及其限度
一、國際經濟法理解的分歧

國際經濟法是個新興的法律體系,這個詞的首先使用是在二戰之後。自國際經濟法作為一個集合名詞出現以來,對於它的性質及由此而包括的范圍充滿著分歧。主要的觀點有兩種,一是認為它們是原有法律體系之內的一種新發展,是國際法在經濟領域的發展。也就是經濟的國際法。法律依據其調整的對象可以分為國際法和國內法,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家之間或者是國家與國際組織關系的法律;而國內法是一國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這種觀點在國內外都有。二戰之後,由於對二次世界大戰的反省,國際社會在政治上加強合作,從而有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及在此體系之下大批的國際條約。在經濟上加強交往,從而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BRD(世界銀行)和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從而在貿易、貨幣、發展等領域形成了普遍性的國際法,並有大量的地區性條約和雙邊國際經濟條約,形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國際法。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經濟的國際法形成一個體系,需要有相應的理論和視角來進行觀察。

第二種觀點是認為國際經濟法不是原有法律體系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突破了傳統的法律體系,而形成了一個融合國際法和國內法、公法與私法的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這種理論在國外有美國傑塞普教授的跨國法理論。這種理論指出了國際經濟交往中的一個基本特點,即私人性。在西方國家,由於實行市場經濟,交易的絕大部分是在私人間進行,而在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從事市場交易的國營企業逐步退出市場,代之的是獨立的法人——與國家責任毫不相乾的法律意義上的人。由此可見,在國際活動中,交易的主體是法人,是與國家毫無責任聯系的獨立承擔責任的實體。這就形成了國際經濟中的跨國性。

這種理論毫無疑問也有其合理之處。它指出了國際法在性質和適用范圍上的不足,這也正是第一種理論的不足之處。

二、分析

以上兩種對國際經濟法及其性質的認識都有其合理的地方。第一種理論指出了國際社會是以主權國家為基本構成單位的組合體。無論是國家的行為,還是私人的行為,所遵循的規則都必須通過國家來賦予其效力;國際法與國內法的劃分是構成當今國際社會法律秩序的基本劃分,正是由於國際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國際法的發展,才出現了國際經濟法這一個集合體。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也就是說,經濟的國際法是國際經濟法的基本框架,離開了這個框架,國際經濟法便無從存在。

但是,正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跨國性的特徵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大多數國家都以市場經濟作為其基本的經濟制度或是作為改革的基本方向,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跨國性的特徵就更為明顯了,這也正是第二種理論所要說明的。

國際經濟的這一特徵是國際法所不能完全包括的,國際法只能通過規范國家的行為或是通過國家的行為或是通過國家來規范私人行為,這種規范由於主權因素的存在,其規范的范圍不可能涉及到國際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相當一部分仍是由國內法,或是國內法中的涉外法來規范。我們不妨以WTO規則為例子作一說明。

WTO規則建立了一整套對各成員國內經濟立法的有效約束機制,使在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之上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國際經濟市場成為可能。WTO成為國際經濟法律中的基本的法律。但即使如此,WTO仍不能完全有效、全面地規范國際經濟行為。

第一,它的適用范圍仍是有限的。首先是許多經濟問題沒有納入到WTO的體系之中,如競爭法、環境問題、區域經濟集團、政府采購、電子商務、勞工權利,等等,這在WTO的規則中是作為將來貿易談判的議題。其次,即使是已經有國際法規則的領域,也僅僅局限於原則性地規定,具體的規則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談判,明顯的例子就是投資領域,雖然形成了TRIMS(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但是這十三條的規則限於原則,缺乏具體的規定。再次,在許多領域,其規定往往是與國內法相聯系的,本身並不是具體的權利、義務規則。如WTO的基本原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是建立在國內法的基礎上的,是和國際經濟的私人性和國際的性質相聯系的,這也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經濟法的適用必然與國內法有銜接,否則,難以與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國家主權的屬地性和屬人性相銜接。

第二,國際經濟法與國內法有很大的銜接性。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部分對國家行為的限制,一是對國家行政權的限制,即政府行政權力在國際經濟和國內經濟中的透明化和逐步消退;另一方面,也是對一國立法權的限制,給本國市場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如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是對一國法律的一個基本限制,而不是通過國際法提供一個具體的權利、義務模式,這是和一般國際法和國內法的模式不同的。這也是由國際經濟活動的私人性所決定的。

第三,國際法具有指導國內法的作用。如WTO所建立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國際制度成為各個國家的一個先決條件。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各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和對外的經濟依存度不斷加強,國內國際市場成為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國內經濟的發展與國際市場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不斷地與各國國內經濟立法相融合。如在我國的立法中,與國際接軌在實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看作是立法中的基本原則之一。這一方面說明國際經濟法在經濟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法部分是不全面的,需要有國內立法的補充和完善。

三、國際經濟法法律性之欠缺

國際經濟法作為規范國際經濟的法律,具有其本身的規范特點。對於國際經濟法歷來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一種是認為國際經濟法是經濟的國際法,從字義上來理解就是國際的經濟法。另一種是有關國際經濟的法,國際經濟被作為一個單一的詞來看待。如果以前者來看待國際經濟法,則國際經濟法成為國際公法的一個特別的類型,是其一部分;而若是以後者的角度來看待國際經濟法,則國際經濟法是一種由國際法與國內法、公法與私法規范共同構成的混合體。

那麼這兩種觀點是否截然相反?其實不然,二者也有共通的地方,即使是按後者廣義的理解,國際法部分在整個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中仍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構成了整個國際經濟法體系的框架性文件。它是整個國際經濟法的基礎。正是由於規范國際經濟的國際法的不完整和種種不足,才需要有國內法的補充。

另外,國際經濟法與國際法的區分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國際經濟交往的私人性1。國際經濟關系絕大多數是發生在私人之間,而不是國家之間,2對這種關系僅僅用國際法來進行調整是不夠的。國際公法所能調整的是國家或政府的行為,以營造一個有利於國際經濟法發展的統一的國際市場和盡量地減弱政府對市場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而對於私人交易所遵循的規則很難進行全面地規范。這也是為什麼在國際經濟法中,國際法雖然具有基礎性的地位,但僅僅由國際法來進行規范顯然是不足夠、不全面的。

我們從國際經濟法的規則上,或是說從其形式來看,無論是它的國際法形態,還是諸法合體的形態,在規則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1.缺乏體系性,從而使國際經濟法形成一個鬆散的體例。

體系性是成文法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成文法合理性的一個基本內涵。成文法法典化的趨勢就是體系性的內在要求。這也是成文法的合理性及其生命力之所在。體系性是法律解釋正常進行的一個前提條件。只有在一個體系下,才能克服法律由於語義的有限性、社會關系的變動和語言的相對靜止等不足,使法律有其自身的生命力。體系化在民法典、刑法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如德國民法典中的總則、物法、人法、繼承法、婚姻法的五篇制。法律的內在要求是法律本身必須是無內在邏輯沖突的,依據法律,會得出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而只有體系化的法律才能合乎這樣一個要求。

國際經濟法這一性質的缺乏是和其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相關聯的。一個法律在其發展和未成熟時,在體系性上總存在著不足。但是隨著GATT轉換成WTO,這個問題正逐步地得到解決。WTO從貨物貿易逐步地向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領域擴張,具有經濟聯合國的作用和功能。它在國際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逐步得以確立。這對於克服國際經濟法中的體系性欠缺的弱點具有明顯的作用。

2.國際經濟法的另一個特點是缺乏確定性。

首先是在法律形式上,國際經濟中的大量文件還只是停留在決議、草案的層次上。如《各國經濟權利與義務宣言》、《關於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宣言》和《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行動綱領》,以及《跨國公司的行動守則》、《國際技術轉讓行動守則》,等等。這些文件並不是法律文件,而只是政治文件。雖然它在國際法的形成和逐步成長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或是國際習慣法存在的一個有效的證據,但是,就單從法律效力上看,它們的法律性是不足的。也就是在這些領域中的國際經濟法是有爭議的、模糊的和不確定的。這方面也使得國際經濟法在許多方面是不完整的。這和國際經濟法的第一個特點,即缺乏體系性相一致。

其次是國際經濟法中的大量用語是不確定的。如國際經濟法中對司法不能、司法不公的認定,對於國有化補償中的「適當補償」的規定——它是一種為避免不補償和全部補償之爭的一種折衷的辦法;又如IMF中對成員國提供援助中規定的國內收支的嚴重失衡中的「嚴重」;又如外交保護權行使的條件中的本國僑民沒有受到合理地保護的認定;如WTO中的對投資的原則性的規定;還有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最佳努力條款」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定義都是不確定的。類似的例子在國際經濟法中是很多的。從這些例子都可以明確地看出國際經濟法中所存在的這種不確定的特點,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再次是國際經濟法除了有限的國際統一法外,還有大量的規則來源於各國涉外法,而各國的涉外法在大量問題上是互相沖突的。這也使得在法律和法律選擇上存在著不確定性。

第四是在國際經濟法中,法律解釋機關是不確定的。缺乏國際性的解釋機構——國際性機構。這是國際法的一個共同特點。在國際公法中,雖然有國際法院,但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有成員國的事先同意。並且管轄權與執行權是分離的。而在國際經濟法中,這樣一個機構也難以產生。在國際經濟法律中,對法律的解釋是各國的司法機關,而各國司法機關在處理國際經濟事務上,毫無疑問會偏袒本國的當事人或與本國有密切關系的一方,至少會比較傾向認同他們的利益主張。因此,發生爭議的當事方也經常主張由本國的法院或仲裁機構解決爭議。

在國際仲裁中,一些仲裁院由於本身的信用好而受到當事方的認同,但這種靠信用、聲譽的制度也是有限的和不全面的。

第五個因素導致國際經濟法缺乏確定性、明確性,是由於政治因素和國家實力因素在國際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國際法中的問題並不純粹是法律問題,或是由法律因素所決定的,而夾雜著政治和國家實力等因素。國際經濟爭議越是與大國的利益相關,或是觸及到大國的利益就越是難以解決。如美國國內曾對WTO有「三擊不中而退出」的觀點,這在國際法中是個普遍問題。又如美國就以要求聯合國改革為條件而拖欠會費,從而使聯合國的日常運作產生諸多問題。

3.構成國際市場的各國市場及其法律的不一致。

在國際社會中,各國有實行市場經濟,也有不實行市場經濟的;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中,有強調市場作用的,也有強調政府作用的,不一而同。即使是在西方社會,對政府與市場的強調也不一致。這就使得在國際經濟中,構成國際市場的各國市場不盡相同,這也決定了為什麼許多國際經濟條約難以產生,國際經濟法缺乏體系性,許多條約的用語彈性很大,不明確,這都可以從具體的社會關系的差異性中找到原因。最為極端的例子就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別,同時,即使是同在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中,情形也是各有差異。社會關系是形成法律規則的基礎,一個法律規則即使存在了,也可能會由於有效的社會關系的喪失而不能適用。

四、WTO與國際經濟法

WTO是在原先的GATT的基礎上,為了克服原先的GATT的不足和適應不斷發展的國際經濟形勢產生和形成的。經烏拉圭回合國際貿易談判,WTO在以下幾個方面對GATT有很大的發展。

首先,極大地擴大了適用的范圍,不僅包括貨物貿易,還包括服務貿易、國際投資、知識產權等,並且還將紡織產品在適用GATT的例外上重新拉回到GATT的體制之中。烏拉圭回合在完善規則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就保障條款、補貼與反補貼措施、紡織品和服裝等問題上締結了協定。其中《紡織品和服裝協定》對發展中國家特別重要,紡織品和服裝占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總值的45%。30多年來,這個領域始終游離於多邊貿易體制的規則之外,經過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中的努力,關貿總協定終於決定分階段取消這些限制。

其次,確立了WTO作為一個國際經濟組織的法律地位。同時,還擁有了爭議解決機構,以解釋WTO國際文件和解決相關的爭議,這在國際經濟關系和國際經濟條約的執行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使條約的解釋有個中立的解釋者和爭議的解決有個仲裁者,這有利於條約涵義的明確和執行的有效性。任何對WTO成就的評論如果不提及爭議解決機制,都是不完整的。從許多方面講,爭議解決機制是多邊貿易體制的主要支柱。如果沒有一個爭議解決的辦法,以規則為基礎的體制將因為其規則無法實施而變得毫無價值,WTO的爭議解決程序強調法治,並使多邊貿易體制更安全和可預見。

再次,將GATT的規則普遍地適用於各個國際經濟領域,如擴大適用於投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使WTO在國際經濟法律文件中具有基本法的作用,這有利於國際經濟條約體系的形成。

第四,對於原先沒有形成法律規則或者不存在國際法規則的領域,在WTO體系內形成了相應的規則。盡管有些規則比較原則(如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但畢竟是形成了相應的規則,將這一領域納入到WTO的基本原則之下,這對於國際經濟法形成一個相對完善的整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五,在貿易的公正性上有所發展。由於發展中國家參與多邊貿易談判程度的增加和集體談判力量的增強,也使得新的全球貿易規則在一些領域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如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中成功地阻止了發達國家就締結投資協定而進行談判的嘗試,發達國家的要求是給予投資者普遍的國民待遇,結果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只重申了貨物的國民待遇,有關投資的國民待遇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只能通過談判解決。

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各項協議中獲得了一些差別的待遇。包括:一在市場准入的減讓方面可承諾較低水平的義務;二在實施協議方面享有過渡期或減讓某些義務;三要享有某些執行程序上的靈活性。此外,還要求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應當盡力給予照顧,提供技術援助,改善市場准入機會。

國際經濟法由於本身的性質所限,其法律性與國內法是存在差別的,這是由於一方面國際經濟中大量的關系是發生在私人之間,而國際社會又是一個主權社會,私人關系要求有一個相對明確的法律規則,而主權社會構成的法律由於是自主者之間的國際法律,所以會有種種的法律性上的不足。但是,這種不足隨著國際經濟法,特別是在WTO體系內國際經濟法的發展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雖然它永遠也達不到與國內法一樣具有完善的法律性,但其發展是顯而易見的。

國際經濟法正如我們在第二部分所指出的,由於它所規范的大量對象是私人,而通過的方式只有通過國際法和通過各成員國的國內法,由於各種因素,在國際經濟法中,國際法部分是十分不完整的。這也是為什麼國際經濟法要強調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結合,否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單靠國際法,國際經濟法根本無法完成其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這一任務。這可以說是由於國際經濟法是個新興的法律部門,或是由於國際經濟法中國際經濟關系的復雜性所決定的。但僅僅從法律現象上看,國際法雖然構成國際經濟法中主要的內容,但僅僅就這一內容還根本無法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現實中的國際經濟關系是在國際法和國內法雙重調整之下已是不爭的現實。

另外,國際經濟關系中大量的私人關系,使得國際經濟法又不像國際公法那樣以規范國家行為為最終目的。它的國際法部分,大量的是通過規范國家行為,而最終規范私人,也就是通過國家的立法承諾,而使私人遵守相應的行為規則。這也使得國際經濟法在產生上有許多的困難。因為,私法的傳統是很悠久的,要想改變其傳統,而形成新的國際統一法,是很困難的。這在西方國家,由於有成文法與普通法的區分而難以形成統一法的例子中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這些因素都使得我們在研究國際經濟法的法律性上,要根據它本身的特性來進行研究,而不能用國際法或是國內法的標准來進行衡量,否則將不利於我們得出正確的結論。

五、發展中國家與國際經濟法

就WTO而言,存在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益和權利義務的不平衡的局面,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學者們發現,GATT以及現在的WTO從程序結構上有兩點是對發展中國家不利的。一是協定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討價還價的權利。協定被定義為談判機制,如關稅談判、重新談判及有關關貿總協定條款實施的談判,這些談判的結果都體現了討價還價權力的大小,這種談判機制與那些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固定的優惠規則和原則有所不同。小國和弱小的國家發現,在第22—23條磋商條款下難以與強大的國家抗衡。從這種意義上講,談判中貿易規則的實施條件因國家而異,這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2〕。二是語義上的不明確性,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義務問題上,即所謂的「最大努力條款」。從本質上講,對發展中國家關稅來說,第四部分是關貿總協定傳統上背離義務的一種例外,而對發達國家來說,雖然被要求優先降低和撤除與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目前或潛在的出口利益特別有關的產品的壁壘,包括其初級產品和加工產品之間的不合理的差別關稅和其他限制,但只是要求發達國家的各締約方除因被迫原因、也可以包括法律的原因不能實施外應盡可能實施。盡可能實施條款就是所謂的「最大努力條款」,一直到烏拉圭回合,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來說,這種模式都沒有改變。

這些問題都是亟待解決的,也需要對WTO規則在內的國際經濟法規則的進一步完善,中國參與對這些規則的形成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展中國家曾在提出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同時,提出了國際經濟新秩序。從國際法律的發展上看,國際經濟新秩序,從很大程度上看還是一句政治性用語,在法律制度建設上,有利於國際經濟平等和公平的制度還是缺乏的。從這一方面,是落後於政治秩序的發展的。政治秩序從殖民制度轉變為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國際法秩序,而在經濟秩序中,仍是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私法自治規則的發展遠遠超過了規定私法公正性的規則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處於被動的地位。平等的秩序不能有效地建立。

但是發展中國家占據著全世界人口和土地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獨立和自主的意識在不斷地增強,對國際經濟事務的熟悉程度也在不斷地增加,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許多成功發展的例子,如亞洲四小龍、巴西等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就是明證。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高速發展也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樹立了一個成功的典範。在發展中,發展中國家對國內經濟環境的治理上應該是其發展的重點。而在國際經濟環境上,爭取一個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也是必要的。

隨著各國實行市場經濟,各國對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也認識得更加清楚了,對認識以市場經濟為基本制度背景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認識也更清楚了,這對發展中國家爭取相應的權利,避免國家經濟主權過度讓與是有好處的。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是我國加人WTO的基本立場,也是中國堅持自己應有的經濟主權的表現,中國應繼續積極實行市場經濟,這是我們改革的基本方向,但不切實際的發展和開放只會損害本國的經濟及其發展。

只有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發展和自身對權利要求的提出,WTO才會充分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漸進市場開放模式。發達國家應當切實履行在協議中承諾的義務,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准人環境,制定新的貿易規則必須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同時,也應加強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協調,增強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集體談判能力。只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國際經濟法律秩序的建立才有公正性可言。

⑶ 關於《國際經濟法》的問題

內容摘要：《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自1988年生效以來，已成為調整國際貨物銷售合同關系的最重要的一個統一法公約。與我國有貿易往來的發達國家，除日本和英國外，均是公約的成員國。可以預計，公約在未來將會得到更為廣泛的應用。因此，研究公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於公約的第一部分（適用范圍和總則）是理解和運用整個公約的前提和基礎，本文就此展開論述，以求教於學界同仁。

the analysis on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hereinafter called cisg)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substantative convention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relations since its effect in 1988.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have a wide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states parties to cisg, excluding england and japan.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ing cisg is very obviou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part one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because this part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he whole convention.
key words: cisg sphere of application general provisions

一、 公約的適用范圍概述。
公約作為統一的國際實體法，可以被當事人直接採用和在一定條件下自動適用，克服了利用沖突法規
則選擇准據法的間接性和不確定性，但是公約不能解決所有與國際貨物銷售相關的法律問題，不僅它本身規定不適用於某些合同爭議，而且就銷售合同法應有的范圍看，公約也僅僅規定了一些主要問題，「本公約只適用於銷售合同的訂立以及買方和賣方因此種合同產生的權利義務」（公約第4條）。至於其他法律問題，如合同的效力、違約金定金條款的效力等，都不屬於公約的調整范圍，要由相應的國內法去解決。
二、 公約的適用范圍中容易引起爭議的地方。
1、 公約以營業地位為標准來決定銷售合同是否具有國際性，遺憾的是公約沒有給營業地下定義，盡
管「公約」起草過程表示永久性的企業是必須的，貨棧和賣方代理所都不算「營業所」。由於各國代表對「營業所」有不同的理解，最後的意見是由裁判機關考慮可以界定營業地的相關因素（如組織許可權、營業活動情況），在個案（case by case）的基礎上確定「營業所」。
當乙方或雙方都有一個以上的營業所時，這個「營業所」標准就會引起麻煩。公約第10條第1款規
定：「如果當事人有一個以上的營業地，則以與合同及合同的履行關系最密切的營業地位其營業地┈」以此表明哪一個營業所應被用來確定一項交易的國際性。但即使這樣也可能會含糊不清――「營業所指與合同和履行合同關系最密切的那個營業所」（下劃線處即筆者強調處）。這樣，在有一個營業所與合同的簽訂關系比較密切而另一個與履行合同義務關系比較密切的地方，關於那個營業所是相應的「營業所」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秘書處評論①指出，「其中的短語『合同及合同的履行』是指交易的整體，包括與要約承諾及合同履行相關的所有因素。」但是秘書處的評論並非公約的正式評論，實際上，公約沒有任何正式評論，因此實踐中不同的法院、仲裁庭是否會採納秘書處評論中所說的從整體性的角度來確定營業所是個未知數。然而，第10條第1款的後一句「但書」又限定了在從多個營業所進行選擇時可用的事實，范圍定在「當事方」都了解的事實基礎上，才能簽訂有約束力的合同。這就要求謹慎的當事人在合同內明確說明他們認為各方的哪一個營業所與「合同有最密切的關系」，以解決可能的指代不明問題。
2、 根據公約第95條，締約國可以聲明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以防止公約的擴大適用。中
國做出了保留，因此，中國的「公約」版本就是，當某個合同是由在不同國家有營業所的當事人簽訂並且只有一個國家是締約國時，「公約」就不適用了，雖然根據國際私法規則應該實施締約國的法律。例如：中國一方與在英國（非締約國）的另一方簽定的銷售合同不受公約的制約，即使根據國際私法規則可以適用中國的法律。如果中國法律適用，是由國內的《涉外經濟法》或《合同法》而非公約來調整雙方當事人的合同。即使訴訟是在法國，即一個沒有提出這種保留條款的締約國，為了說明第1條第1款b項，中國不是一個締約國。但是，如國締約國沒有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則公約可以通過國際私法規則得以間接適用。例如：當事人甲的營業所在締約國a而當事人乙的營業所不在締約國內，a國沒有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合同中也沒有法律適用條款，如果仲裁庭根據國際私法規則決定適用a國法律，則應適用公約而非a國的國內法。
3、 公約沒有給「銷售合同」下定義，因此，它在用於某些種類的交易時就會產生問題。已知的問題
包括「寄售」，即買方可以把任何賣不掉的貨物退還；易貨貿易或對銷貿易，用這種方式把貨物兌換成其他貨物而不是貨幣；租賃合同，規定一方將其財產使用權在一定時期內轉讓給另一方，而收取預定租費的合同。
寄售合同屬於委託銷售，由於買方沒有買斷貨物，因而貨物所有權不發生轉移，雙方當事人之間不存在買賣關系，公約不適用。
關於易貨貿易能否適用公約，則有很大爭議。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聲明是否將其納入公約的調整范圍，以避免爭議。
至於租賃合同，由於租賃期間出租方轉讓的是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所以，公約不適用。即使是融資租賃合同，承租方在租賃期屆滿時有優先購買租賃物的權利，也不能掩蓋在這種交易中將貨物讓於他人使用的因數是最重要的這一事實。而且，不管是國內法還是國際法上都發展了一套區別於貨物買賣制度的租賃規則。例如，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便制定有「國際融資租賃公約」（1988年5月28日）。
此外，關於特許權合同。一般來說，此種合同本身不適用公約的規定，因為此種合同通常並不將貨物買賣義務規定為合同的中心，而其中心問題是權利的轉讓。但是，依據此種合同所進行的貨物買賣則屬於公約的適用范圍。
4、 公約沒有給「貨物」下定義，而是以排除法，從反面確定公約的貨物銷售范圍。公約第2條分別
按買方購買貨物的目的(a項)、貨物交易的方式（b、c、d項）、貨物自身的性質（e、f項）做出了排除。從公約制定的歷史可以看出，公約立法者希望對「貨物」作更廣泛、更有彈性的解釋，以適應國際貨物貿易的發展。
5、 公約第三條排除了兩種類型的貨物銷售合同，即第1款的「但書」和第2款的內容，但其用語過
於含糊。第1款中的「大部分」（substantial part）如何判斷？是以材料的數量還是以材料的價值來確定呢？有學者認為，確定供應材料的多少一般應以材料的價值來確定。筆者亦同意此種觀點。至於多少屬於大部分難以預計，應根據具體案件進行衡量，而不應僵硬的堅持以某一個百分比（如50%）為標准。
第2款排除的是供貨方的絕大部分義務在於提供勞務或其他服務（如技術知識產權）的混合合同（mixed contract）。「絕大部分義務」（preponderant part of obligations），指的是提供義務的經濟價值占整個合同的絕大部分，如果服務部分的價值超過合同總價的50%，公約不適用。例如：計算機軟體的賣方為滿足客戶特殊需要提供經過改制的軟體產品，則賣方的主要義務是提供服務，不應由公約調整。但想使公約調整混合合同，除滿足上述一個條件外，還須使得供應貨物、提供勞務的義務必須同規定在一個合同中，而且兩者之間要有緊密的聯系，不可分割。公約在這里並沒有涉及合同的可分割性的問題，一個合同是否可分割，應由合同適用的國內法解決。秘書處評論公約草案第3條亦表明了這種觀點。
6、關於第4條（a）項與第9條第1款規定的關系問題。
公約第4條規定公約不適用於任何慣例的效力，而第9條第1款確認了當事人同意的貿易慣例有約束
力，兩者看似矛盾，其實不然。第9條的規定實際上不受第4條規定的影響。第4條（a）項的含義是公約不負責解決貿易慣例的法律效力問題。慣例的法律效力留待合同適用的國內法去處理，如同合同的效力由國內法而非公約決定一樣。如果慣例不違反國內法的強制性法律規則以及該國的公共政策，它們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否則當事人即使選擇了慣例也無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代替公約或相應的國內法的規定。而第9條體現的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約自由」的精神，一項慣例的有效性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當事人同意採用。由此可見，這兩條規定同時存在並不矛盾，調整的是不同方面的內容。我們也可以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慣例對合同是否有約束力，首先要看當事人是否將其引入自己的合同之中；其次，要看該慣例與合同所適用的某個國內法是否抵觸，是否被該國內法承認。實際上，使用慣例的最大障礙是它在法律上的性質以及各國法院依據本國法對同一慣例所形成的不同解釋。
7、 公約第5條規定：「本公約不適用於賣方對於貨物對任何人所造成的死亡或傷害責任。」這一條將
公約的調整范圍與產品責任法、侵權法區別開來。但公約並未排除缺陷產品給買方造成的財產損失問題，而很多國家的產品責任法也調整財產損失的賠償。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應適用相應的國內產品責任法，還是應適用公約呢？公約第7條第1款，「在解釋本公約時，應考慮到本公約的國際性質和促進其適用的統一」，可見應該適用公約，否則會損害公約的統一法的功能。此外，如果買方根據國內的產品責任法或侵權法，可能負有沉重的舉證責任（如證明賣方有過錯），而適用公約則減少了買方的這種舉證責任（無須證明賣方有過錯）。
8、 公約第6條允許當事人通過協議使本來可以由公約調整的合同關系不適用公約，相反的問題是，
當事人能否通過協議使不符合公約條件的合同關系適用公約？這就是所謂的參加公約（opting in cisg）問題。筆者認為，應當區分不同情況。對於公約第2條（a）項、第4條(a、b)項以及第五條所規定的事項，因為會涉及到有關國家的強制性法律，所以當事人不能通過共同約定來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否則會造成約定無效的後果。至於當事人明確排除第2條（d、e、f）項或第3條的規定，使上述條款中規定的銷售適用於合同的管轄，在不違反公共政策、強制性國內法的前提下，似乎應該准許。如果交易與締約國無關，並且不符合第1條第1款b項規定的情況，此時當事人之間約定適用公約，可能要遭到那些要求交易與當事人選擇的法律有「合理聯系」的國家的反對。再假如只有合同一方在締約國內，雙方約定適用公約，能否得到允許？筆者認為，由於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在不違反強行性國內法的前提下，已為多數國家所承認，因而這種情況下公約可被允許約定適用。在我國的實踐中，內地公司企業與香港、澳門的公司企業之間簽訂的合同也被視為涉外經濟合同，那公約是否可以適用呢？有仲裁裁決表明，這種情況下，公約不能自動予以適用。雖然香港、澳門屬於中國，但根據公約第93條，我國政府並未聲明公約可用於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因而，香港、澳門的公司企業與營業地位於公約其他締約國的公司企業之間的貨物買賣合同，不適用公約。但如果雙方在合同中明確約定適用公約，則會被允許。

⑷ 國際經濟法,急!

合同雙方合意不違返法律法規都可以，採用這種方式，不是很有利於賣方就是了！
首先解釋一下，CIF(成本+運費+保險)
COST,INSURANCE AND FREIGHT(…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成本加保險費、運費（…指定目的港）是指賣方必須在合同規定的裝運期內在裝運港將貨物交至運往指定目的港的船上，負擔貨物越過船舷為止的一切費用和貨物滅失或損壞的風險，並負責辦理貨運保險，支付保險費，以及負責租船或訂艙，支付從裝運港到目的港的運費。

按照《1990年通則》，CIF合同買賣雙方的主要義務如下：

（一） 賣方的主要義務

1． 負責在合同規定的日期或期間內，在裝運港將符合合同的貨物交至運往指定目的港的船上，並給予買方充分的通知；

2． 負責辦理貨物出口手續，取得出口許可證或其他核准書；

3． 負責租船或訂艙，並支付至目的港的運費；

4． 負責辦理貨物運輸保險，支付保險費；

5． 負擔貨物在裝運港越過船舷為止的一切費用和風險；

6． 負責提供商業發票，保險單和貨物運往約定目的港的通常運輸單據。如果買賣雙方約定採用電子通信，則所有單據可被具有同等效力的電子數據交換信息所替代。

（二） 買方的主要義務

1． 負責按合同規定支付價款；

2． 負責辦理貨物進口手續，取得進口許可證或其他核准書；

3． 負擔貨物在裝運港越過船舷後的一切費用和風險；

4． 收取賣方按合同規定交付的貨物，接受與合同相符的單據。

在採用CIF術語時，需注意以下幾點：

1. CIF合同屬"裝運合同"，盡管我們通常稱之為"到岸價"，但這是指價格的構成，是由成本運費+保險費。而不是指賣方也負責貨物到岸前的風險。賣方在按合同規定的裝運地將貨物交付裝運後，對貨物可能發生的任何風險不再承擔責任。

2. 賣方應及時租船訂艙。

3. 賣方應按合同要求辦理保險，有關保險責任的起訖期限必須與貨物運輸相符合，並必須至遲自買方需負擔貨物滅失或損壞的風險時（即自貨物在裝運港越過船舷時）起對買方的保障生效。該保險責任的期限必須展延至貨物到達約定的目的港為止。

4. 卸貨費用的負擔，常用CIF術語的變形來表示，例如：

2 CIF班輪條件（CIF liner terms），指卸貨費用按班輪條件處理，由支付運費的一方（即賣方）負擔；

2 CIF艙底交貨（CIF ex ship's hold），指買方負擔將貨物從艙底起吊卸到碼頭的費用；

2 CIF吊鉤交貨（CIF ex tackle），指賣方負擔將貨物從艙底吊至船邊卸離吊鉤為止的費用；

2 CIF卸到岸上（CIF landed），指賣方負擔將貨物卸到目的港岸上的費用。

5.CIF合同屬於象徵性交貨(symbolic delivery)合同。賣方只提交符合合同要求的單據，即等同於交付貨物，即使在賣方提交單據時，貨物已經滅失或損壞，買方仍必須憑單據付款，但他可憑提單向船方或憑保險單向保險公司要求賠償。

再解釋一下，水漬險
水漬險的責任范圍除了包括「平安險」的各項責任外，還負責被保險貨物由於惡劣氣候、雷電、海嘯、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所造成的部分損失。
平安險這一名稱在我國保行業中沿用甚久。人其英文原意是指單獨海損不負責賠償。根據國際保險界對單獨海損的解釋，它是指部分損失。因此，平安險的原來保障范圍只賠全部損失。但在長期實踐的過程中對平安險的責任范圍進行了補么和修訂，當前平安險的責任范圍已經超出只賠全損的限制。概括起來，這一險別的責任范圍主要包括：

a. 運輸過程中，由於自然災害和運輸工具發生意外事件，民被保險貨物的實物的實際全損或推定全損。

B. 由於運輸工具遭擱淺、觸礁、沉沒、互撞。與流一其他物體碰撞以及失火、爆炸等意外事故造成被保險貨物的部分損失。

C. 只要運輸工具曾經發生擱淺、觸礁、沉沒、焚毀等意外事故，不論這意個事故發生之前或者以後曾在海上遭惡劣氣候、雷電、海嘯等自然災害所造成的被保險貨物的部分損失。

D. 在裝卸轉船過程中，被保險貨物一件或數件落海所造成的全部損失或部分損失。

E. 運輸工具遭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在避難港卸貨所引起被保險貨物的全部損失或部分損失。

F. 運輸工具遭自然或災害或意外事故，需要在中途的港口或者在避難港口停靠，因而引起的卸貨、裝貨、存倉以及運送貨物所產生的特別費用。

G. 發生共同海損所引起的犧牲、公攤費和救助費用。

H. 發生了保險責任范圍內的危險，被保險人對貨物採取搶求、防止或少損失的各種措施，因而產生合理施遇用。但是保險公司承擔費用的限額不能超過這批被救貨物的保險金額。施救費用可以在賠款金額以外的一個保險金額限度內承擔。

⑸ 國際經濟法

C
《合同法》
第十八條 要約可以撤銷。撤銷要約的通知應當在受要約人發出承諾通內知之前到達容受要約人。
B
第五十二條
（2）如果賣方交付的貨物數量大於合同規定的數量，買方可以收取也可以拒絕
收取多交部分的貨物。如果買方收取多交部分貨物的全部或一部分，他必須按合同價
格付款。

⑹ 《國際經濟法》專業來

累死我了
C．漢薩聯盟的商務規約
C．普惠待遇
B．免稅制
B．到達主義
C．既有程序專性的規定屬又有實體性規定
D．CIF買賣合同雙方所承擔的責任、費用和風險
D．違約險
D．《華沙公約》
A．保證 見索及付保證
C．抵銷救濟方式 這題找到了，就是抵消條款
其他上面幾個不確定的都幫你翻書了啊，
真汗啊，才學了兩年就忘這么多了。。

⑺ 國際經濟法問題

全選 其實你翻閱一下《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就可以了，第回19條第3款：
第十九條答
（1）對發價表示接受但載有添加、限制或其它更改的答復，即為拒絕該項發價
，並構成還價。
（2）但是，對發價表示接受但載有添加或不同條件的答復，如所載的添加或不
同條件在實質上並不變更該項發價的條件，除發價人在不過分遲延的期間內以口頭或
書面通知反對其間的差異外，仍構成接受。如果發價人不做出這種反對，合同的條件
就以該項發價的條件以及接受通知內所載的更改為准。
（3）有關貨物價格、付款、貨物質量和數量、交貨地點和時間、一方當事人對
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責任范圍或解決爭端等等的添加或不同條件，均視為在實質上變
更發價的條件。

⑻ 國際經濟法例分析題

國際經濟法是指調整國家之間；國際組織之間；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國家與內他國私人之間；國際組織容與私人之間以及不同國籍私人之間，相互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隨著各國之間貿易和經濟往來日益增長以及國家對貿易和經濟活動的干預日益加強而形成和發展的。早在中世紀末期，歐洲主要商業城市就有一些關於國際商業交易的規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關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則和制度大量出現，並具有了國家之間條約的形式。作為一門學科，國際經濟法學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發展起來。國際經濟法調整的是廣義的國際經濟關系，那麼它必然既包括國際法規范，也包括國內法規范；既包括公法，也包括私法。在經濟全球化加快的背景下，國際經濟關系、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和更改，是在南北矛盾—交鋒—磋商—妥協—合作—協調—新的矛盾中曲折行進的。如何擴大和加強眾多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事務的發言權、參與權和決策權，把有關的「國際游戲規則」或行為規范制定得更加公平合理，從而更能促進建立起公平、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面臨這一客觀需求，國際經濟法正在發生新的變化。

⑼ 國際經濟法的問題

（一），請分析可能涉及到哪些法律問題和國際慣例？

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主要涉及的法律有三類：

第一類是國際條約主要有：

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時效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法律適用公約》、1924年《關於統一提單若干法律規則的公約》（海牙規則）、《維斯比規則》、1978年《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等等。其中，1980《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是迄今為止有關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一項最為重要的國際條約。

我國對《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關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有兩項保留：1，必須採用書面形式；2，在我國，該公約的適用范圍僅限於營業地點分處於不同的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貨物買賣合同。

第二類是國際貿易慣例主要有：

《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和《華沙---牛津規則》。對於前者，我國在外貿業務中也大量使用。

第三類是有關國家的國內法：

我國對於貨物買賣合同所產生的各種關系，主要由《民法通則》、《合同法》來調整。但是，對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尤其是外國當事人，上述規定就很難適用了。

（二），這些法律問題和國際慣例的效力如何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怎樣？

解答：國際條約是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最重要淵源。我國和美國均為《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締約國，因此，如果合同中沒有排除該條約的適用，即使沒有約定也適用該公約。

國際貿易慣例是國際貨物買賣法的另一個重要淵源。在國際貨物買賣中，如果雙方當事人在合同內規定採用某項慣例，它對雙方當事人就具有約束力。在發生爭議時，法院和仲裁機構也可以參照國際貿易慣例來確定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

我國對於貨物買賣合同所產生的各種關系，主要由《民法通則》、《合同法》來調整。但是，對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尤其是外國當事人，上述規定就很難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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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完整的法理簡述》

國際貨物買賣法的淵源有三：一是國際條約；二是國際貿易慣例；三是 有關的國內法。

一、國際條約

國際條約是國際貨物買賣法的重要淵源。有關國際貨物買賣法的國際條約主要有：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時效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法律適用公約》、1924年《關於統一提單若干法律規則的公約》（海牙規則）、《維斯比規則》、1978年《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等等。其中，1980《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是迄今為止有關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一項最為重要的國際條約。

我國是該公約的成員之一。我國對該公約的態度是：基本上贊同公約的內容，但在公約允許的范圍內，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以下兩項保留：

1、關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必須採用書面形式的保留。

按照該公約的規定，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不一定要以書面方式訂立或以書面來證明，在形式方面不受限制。這就是說，無論採用書面形式、口頭形式或其他形式都認為是有效的。這一規定同我國涉外經濟合同法關於涉外經濟合同（包括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必須採用書面形式訂立的規定是有抵觸的。因此，我國在批准該公約時對此提出了保留。我國堅持認為，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必須採用書面形式，不採用書面形式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是無效的。

2、關於《公約》使用范圍的保留。

《公約》在確定其使用范圍時，是以當事人的營業所處於不同國家為標準的，對當事人的國籍不予考慮。按照《公約》的規定，如果合同雙方當事人的營業地是處於不同的國家，而且這些國家又都是該公約的締約國，該公約就適用於這些當事人間訂立的貨物買賣合同。即《公約》適用於營業地處於不同的締約國家的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買賣合同。對於這一點，我國是同意的。

但是，該公約又規定，只要當事人的營業地是分處於不同的國家，即使他們的營業地的所屬國家不是《公約》的締約國，但如果按照國際私法的規則指向適用某個締約國的法律，則該公約亦將適用於這些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買賣合同。

這一規定的目的是要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使它在某些情況下也可適用於營業地處於非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買賣合同。對於這一點，我國在核准該公約時亦提出了保留。根據這項保留，在我國，該公約的適用范圍僅限於營業地點分處於不同的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貨物買賣合同。

二、國際貿易慣例

國際貿易慣例是國際貨物買賣法的另一個重要淵源。在國際貨物買賣中，如果雙方當事人在合同內規定採用某項慣例，它對雙方當事人就具有約束力。在發生爭議時，法院和仲裁機構也可以參照國際貿易慣例來確定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關於國際貨物買賣的國際慣例主要有以下幾種：

1、國際商會制訂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INCOTERMS)。該通則制定於1935年，1953年做了修訂，近年來為了適用國際貨物運輸方式的變化和電子技術的發展，又於1980年和1990做了兩次修改。現行的文本是1990年修訂本。該通則在國際上已獲得了廣泛的承認和採用，我國在外貿業務中也大量使用。

2、國際法協會1932年制訂的《華沙---牛津規則》。該規則是針對CIF合同制定的，它對CIF合同中買賣雙方所應承擔的責任、風險與費用做了詳細的規定，在國際上有相當大的影響。

3、國際商會制訂的《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1993年修訂本）和《托收統一規則》。這是兩項有關國際貿易支付方面的重要慣例，它們確定了在採用信用證和托收方式時，銀行與有關當事人之間的責任與義務，在國際上有很大的影響，我國在外貿業務中也普遍使用。此外，還有一些慣例，此處不一一列舉。

三，國內立法：

我國對於貨物買賣合同所產生的各種關系，主要由《民法通則》、《合同法》來調整。但是，對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尤其是外國當事人，上述規定就很難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