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經濟法實施的對策

㈠ 李昌麒的學術觀點

李昌麒教授鑒於任何一門法學學科的獨立存在都是以一定的理論觀點為其基石的，經濟法也不例外，因此，他在整個教學和科研活動中，始終是把對經濟法的基本理論的研究作為其主要研究方向，力圖構建一個適應我國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經濟法基本理論體系。
把握現代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軌跡
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學家總是在不斷尋求一種能夠促進經濟發展或能夠走出某種經濟困境的理論支點。這個支點一旦成為佔主導地位的經濟學主張，往往就要為這個國家掌握政權的統治者作為政策目標而加以採納，進而通過立法把這種政策上升為普遍的規則，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立法實際上就是其經濟政策的法律化，與此相適應，法學家們也總是沿著某種經濟學說而確立的經濟政策目標及其相應的經濟立法來闡明自己的法學主張。因此，在他的論證體系中，也總是沿著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中影響資本主義改革目標的經濟學家們的主張，來闡述經濟法理論及其立法實踐，從而才能從深層次上把握經濟法產生的客觀必然性，進而加強對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認識。
把科學社會主義引入經濟學研究領域
法律思想本來是屬於法律史學研究的范疇，但是考慮到歷史上傑出人物的法律思想對法學理論乃至立法都要產生重要的影響。然而，縱觀我國和外國的法律史，往往又忽略了對經濟法律思想的研究，因此他認為，無論是從教學還是科研角度來講，都有必要把經濟法律思想納入經濟法基本理論的研究范疇。於是他沿著最早提出經濟法概念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經濟法律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經濟法律思想，鄧小平建立法治社會的法律思想的邏輯順序，對它們的經濟法律思想進行了概括。這種概括不僅有利於拓展人們的知識領域，也有助於豐富經濟法的基本理論研究。
多學科多維度闡明經濟作為獨立部門法的依據
經濟法為什麼應當成為我國整個法律體系中的一個獨立部門，人們的認識並不一致，這種狀況的存在不利於樹立人們對經濟法作為一個重要的法律部門的認識，為此，他提出了公私法兼容論、對象論、專業化分工論、優化調整論、協調發展和共同作用論等「五論」作為確立經濟法是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認識論基礎和客觀依據。「公私法兼容論」表明經濟法既不是純粹的公法，也不是純粹的私法，而是兩者兼而有之的「第三法域」。「對象論」表明凡是體現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都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它是民法和行政法的調整對象所不能包容的。「專業化分工論」表明不是所有的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同類社會關系都只能由一個法律部門進行調整，而應當按照法律專業化的分工原則，分別由不同的法律部門進行調整，即組織行政關系由行政法調整，經濟行政關系由經濟法調整。「優化調整論」表明現代部門法的調整不應是一種一般過得去的調整體制，而應當是一種能夠達到最優化調整目標的體制，只有把現實生活中那些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從行政法和民法調整體制中劃分出來，由一個新的經濟法部門調整，才能達到最優調整的目的。「協調發展和共同作用論」表明不要對行政法、民法、經濟法和社會法作「一刀切」的劃分，它們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交叉，不要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否定另一個法律部門的獨立存在，而應當按照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主導方面來確定其部門法歸屬。
把經濟法定位於需要國家干預經濟之法
政府之所以要干預經濟，是因為市場不是萬能的，它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某種盲目性和局限性，集中地表現為市場失靈，而市場失靈是以調整行政隸屬關系和平等關系為己任的行政法和民法所難以克服的，因此只能由經濟法調整。為此，他採取了一種特殊的定義方法，即把經濟法的功能與經濟的調整對象和范圍結合起來的辦法，將經濟法定義為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對此，人們將其稱為「需要國家干預論」。「需要國家干預論」與一般的干預論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使用了准確的切入點即市場缺陷理論，並以「需要」兩字加以配合，因而顯得獨樹一幟。「需要干預論」表面上使用了「需要」這樣一個不確定且模糊的詞語，但是事實上它包含了均衡干預、有效干預、被干預者對干預者的干預以及經濟民主、經濟法權威等理念，從而有助於國家根據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採取相應的經濟法干預措施。
正確處理國家權力與發展市場經濟的關系
他在對國家權力促進和阻礙經濟發展的「二重性」進行分析以及對過去社會主義國家過多地強調權力干預、資本主義國家過多地強調權力放任進行批評之後，提出我國的經濟法的任務是要從國家對經濟生活的過多干預和放棄干預這兩個極端中走出來，建立一個既不是放棄干預又不是一味干預、而是一個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要求的權力運行機制。為了更好地揭示經濟法的歷史作用，他運用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方法，比較系統地闡明了國家運用法律特別是經濟法的方法干預社會經濟關系的全部歷程，進而把經濟法劃分為傳統經濟法和現代經濟法。認為傳統經濟法是以對政府的「完全理性假設」為認識論基礎的，因而它是從全面干預出發構築經濟法的理論體系和制度體系的，這時的經濟法表現為強烈的擴權趨勢，其特徵是經濟控制權的高度集中；而現代經濟法則是以對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設」為認識論基礎的，因而主張政府只應適度地干預經濟，這時的經濟法表現出追求授權和限權相結合的趨勢，其價值目標是經濟民主和經濟公平。
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概括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在過去經濟法學界，由於對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因而對經濟法基本原則的概括就顯得較為混亂。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之後，他一方面對過去在經濟法基本原則研究中的缺陷進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又按照他所理解的經濟法的基本屬性把資源優化配置、社會本位、經濟民主、經濟公平、經濟效率和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同時它又是國家運用經濟法律干預經濟的基本價值取向。
概括經濟法的調整方法
根據他對經濟法基本屬性的認識，他把經濟法的調整方法概括為指令性的調整方法、指導性的調整方法、國家直接介入經濟的調整方法以及激勵與懲罰相結合的調整方法。同時，認為這四種方法又不是行政法、民法和刑法調整方法的簡單的分別實用，而是經濟法獨有的調整方法。
把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納入經濟法調整范圍
鑒於國家已經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加強宏觀調控和推進分配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環節而統一考慮，因而，他把經濟法的具體調整對象歸結為市場主體調控關系、市場運行調控關系、宏觀經濟調控關系和社會分配調控關系。把市場主體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基於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的認識；把市場運行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因為國家權力在形成市場秩序中起著其他法律部門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把宏觀經濟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基於政府責任的考慮；把社會分配調控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因為國民收入如何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意志，因此對社會分配領域，國家不能不進行適度干預。
樹立屬於經濟法自己的法律關系范疇
認為經濟法律關系仍然是由主體、內容和客體所構成，所不同的是他把經濟法的主體分類為經濟決策主體、經濟管理主體和經濟實施主體，這既可以與民法和行政法主體相區別，又能體現經濟法自己的特性，從而有助於構築經濟法自己的主體制度；把經濟法律關系的內容概括經濟許可權，即經濟職權和經濟職責、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的總和，從而構築了經濟法自己的許可權結構體系；把經濟法律關系的客體歸納為經濟調控行為、與國家調控因素有直接關系的物、科學技術成果和經濟信息，從而構築經濟法自己的客體范圍。
法律部門的劃分應以整體性與互動性為前提
他認為我國法學界在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法和社會法等「四法」的劃分上卻出現了教條化的傾向，突出地表現為：（1）固守法律部門劃分的傳統標准，忽視了法律部門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交叉與融合；（2）部門法的本位主義傾向比較明顯，不適當地誇大了某個法律部門的作用及其地位而輕視其他法律部門；（3）過分注重法律部門的劃分，忽視了法律部門之間的互動關系，甚至出現了「你想包容（吃掉）我，我想包容（吃掉）你」的探索路徑。這是對「四法」各自的調整對象難以達成共識的一個重大障礙。為了克服這種障礙，他在對「四法」特有的本質屬性及其功能進行分析之後，認為在研究「四法」關系的時候，不能把思維僅僅局限於研究它們的區別，同時還要研究它們之間的互動作用，進而提出了在我國整個法律體系框架內，建立各個部門法互動機制的命題。他認為法律部門之間的互動是法治有效運行的基本環境，法律部門的劃分本身應當是以法律部門的整體性與互動性為前提的，如果過多地、孤立地強調法律部門的絕對劃分，而看不到它們的互動作用，這不僅可能造成人們對「四法」認識上的隔閡，而且也有悖法律部門劃分的最終目標，同時還可能影響科學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的形成和完善。
構思了我國經濟法律法規體系的框架
他認為，研究經濟法的最終目的是要落腳於在我國應當建立起什麼樣的嚴格意義上的經濟法體系。對此，他作了兩方面的思考：一是從經濟法的等級層次出發，可以將它劃分為統帥性的基本經濟法、領域性的基本經濟法以及行政性和地方性經濟法三個層次。同時，認為我國制定一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經濟法》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應當逐步推進它的出台。二是從經濟法調整的社會關系的范圍出發，認為我國經濟法體系應當由市場主體規製法、市場秩序維護法、宏觀經濟調控法和社會分配法所構成。鑒於分配關系的經濟法調整一直未能引起經濟法學界的廣泛注意，因此早在1994年在他主編的司法部規劃教材《經濟法學》中，就將社會分配法作為整個經濟法體系中的一個子部門加以論述，之後他又鑒於我國過去的經濟學和法學研究中，通常只是籠統地把效益與公平兼顧作為一項分配原則，但並未清晰地指出應當怎樣兼顧，於是他在2002年7月出版的由他主編並撰稿的法學主幹課程教材《經濟法學》中的「社會分配法概述」時，提出了應在不同分配層次上適用不同的分配原則的主張，即初次分配堅持效益優先兼顧公平，再分配堅持公平優先兼顧效益的原則，從而達到效益與公平在整體分配過程中的有機統一。這一認識與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所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和「再分配注重公平」是一致的。
構築了經濟法的實施保障體系
首先，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即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體系框架已經基本建立的形勢下，經濟法制建設的重點或者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和沖突，應放在經濟法的實施上，已經制定的法律不能實施的負效作用要比無法可依的負效作用大得多。為此，他在建立經濟法實施保障體系的時候作了五個方面的強調：一是強調了經濟法實施中的新課題即經濟行政執法和監督。認為經濟行政執法和監督的任何偏差，不僅影響政府職能的正確發揮，同時還會影響政府的形象和與群眾的聯系。二是強調了排除經濟法實施中的最大障礙即經濟審判工作的地方保護主義。早在1988年3月5日，他就在 《經濟參考》上發表了反對經濟審判工作中的地方保護主義的文章，並對經濟審判工作中地方保護主義的形式、根源、危害和克服對策作了深層次的論述。這之後，最高人民法院又把克服經濟審判工作中的地方保護主義作為法院審判工作一項重要任務而提了出來。三是強調了經濟法實施的直接形式是追究違法者的法律責任。四是強調了經濟法實施中一個並未引起足夠重視的問題即經濟法實施中國內經濟法的沖突問題，並對這些沖突的種種表現及克服對策提出了見解。五是強調了解決經濟法實施中的最後一道難題即執行難，並對造成執法難的當事人原因、社會原因以及法院原因進行了中肯的揭示。

㈡ 我國加入WTO後對經濟法再認識的探討

引論：
考察經濟法的起源與發展，我們不難發現：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克服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調節的盲目性與滯後性，排除市場競爭障礙（壟斷、限制競爭與不正當競爭行為等），制定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其功能就是對付社會經濟發展中因市場失靈引發的經濟危機。所以有學者分析指出當時的經濟法就是「危機對策法」。而在東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直接刺激了社會主義經濟法的出現」①。那時的經濟法，功能也比較單一，即作為國家推行經濟政策、實現經濟計劃的手段。在改革開放前的我國，經濟法實質上「已經成為國家行政權力命令的翻板」②。當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與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化，經濟法被賦予了新的活力，它具有其他部門法所無法替代的獨特功能，因而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起來。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進入攻堅階段，當我們面臨社會轉型時期的當代中國而思考我國經濟法體系構建，當我們最終選擇「入世」並准備面對WTO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保�頤薔筒壞貌恢匭律笫泳�梅ㄔ諶嗣巧緇嶸�鈧興�哂械畝撈毓δ芰恕U獠壞�兄�誥�梅ㄗ隕砘�±礪鄣耐晟疲��夷芄恢匭旅魅貳叭朧饋幣院笪夜��梅ㄓ朊襠譚ǖ姆止捌湎嗷叵怠?/P>

本論：
世界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 由三個總協定（貨物貿易總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總協定）及下屬附件和許多專門協定構成。WTO及其法律體系的宗旨，是逐步減少和消除成員方政府以關稅、數量限制、管制立法和其他國內立法與行政措施設置的國際貿易壁壘，以及其他對國際自由貿易平等競爭的扭曲行為；通過多邊貿易談判達成協定，規定所有成員可以接受的貿易自由化程度和所允許的國內貿易保護措施，逐步推進國際貿易自由化進程①。其主要職能有三：解決國際貿易爭端、制定和實施多邊貿易規則以及組織多邊談判。其主要原則也有三：最惠國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和透明度原則。世貿組織的所有成員方和申請加入方最重要的義務承諾，就是接受世貿組織規范對國內政府貿易管理活動的約束，接受世貿組織通過爭端解決機制、貿易政策審查機制和透明度制度對國內貿易行政活動的監督。
通過上述世貿組織的基本情況，我們不難看出WTO規則是以民商法為根據確立的，其核心就是推進自由貿易、使各成員在此過程中謀求各自的發展。然而，WTO的實踐也不斷提醒我們，僅有民商法規制是不夠的，純粹的貿易自由，必然導致壟斷、傾銷等諸多妨害經濟進一步發展的不合理現象產生。因而在WTO達成協定的同時，各國都會或多或少做些保留條款，並且一定限度之內的貿易壁壘也被視為是可以接受的。這實質就是經濟法手段的運用。以民法為基礎、經濟法為保障來發展經濟的模式，已為世界多數國家的發展所證明。因而，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也應在依靠民商法作基礎性調整的同時，輔以經濟法的保障。讓經濟法掃除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障礙，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並進行宏觀調控，將一個沒有「瑕疵」的市場還原給民法去調整，成為民法調整經濟關系的「環境法」。
加入世貿組織，將使我國面對一個完全的、絕對的市場運作體系，經濟法在其中所特有的功能將表現在以下四方面。
一、對社會經濟關系進行綜合系統調整之功能
經濟法能夠以全局觀念，對社會經濟關系進行綜合系統調整，並實現「微觀規制」與「宏觀調控」兩種手段的有機結合。
現代社會化大生產是社會分工細化與社會協作強化的對立統一。隨著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社會經濟關系必然同時朝著分化和綜合兩個方向不斷跟進。這就要求法律對各類具體的經濟關系既能區別對待，進行分別調整；又能一視同仁，進行綜合系統的調整。傳統法律部門對經濟關系的調整正是按分類調整和分段調整進行的，但彼此間缺乏應有的連貫性和協調性。這就需要運用具有綜合系統調控功能的經濟法，綜合協調國家、市場、企業三者之間的關系，建立市場規制與宏觀調控相結合的市場經濟模式。
以民法為核心的傳統法律部門只能在微觀領域對社會經濟做有限的調整，自身的修正並不能完全消除其局限性。自由商品經濟市場自我調節的盲目性導致壟斷的產生，使得社會經濟運行秩序紊亂、經濟結構呈不平衡狀態。而從個人立場出發的民法，只能從微觀領域對此作些修補，無法解決社會經濟的整體運行和總體結構問題，無法從全局進行調節。
以全局觀念綜合調整是經濟法特有的功能。隨著社會化大生產和現代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經濟關系復雜多樣，相互聯結、相互滲透、綜合發展的趨勢日益加強。經濟法正反映了經濟關系分化與綜合兩個方向發展要求，實現了微觀規制與宏觀調控手段的有機結合。一方面通過眾多的具體的部門經濟法分別調整各類經濟關系，另一方面又從總體上對各種具體經濟關系進行全面綜合調整。1、在微觀規制方面，經濟法運用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責任法等法律對社會經濟進行個別調整，干預私人經濟，保護市場中的弱者，減少資源浪費，降低社會交易成本。例如，反壟斷法的適用，可以保障有效競爭，提高經濟效益和保障經濟公平；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適用，可以保障市場主體營利行為的正當性，促進經濟的良性運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適用，可以保障弱者的權益，實現社會正義，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2、在宏觀調控方面，經濟法運用財政法、金融法、稅收法、投資法以及產業結構調整法等法律，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任務、方針和原則這些根本方面進行綜合調控，使整個社會經濟均衡高效地發展。例如，財政法的適用，從總體上調控經濟運行；金融法的適用，從總體上調控貨幣資金的運行；稅收法的適用，可以調整社會分配，限制或激勵某個行業的發展；投資法的適用，將有限的資金合理分配，集中於重大建設項目；產業結構調節法的適用，可以干預扶持第三產業的發展，使產業結構加速現代化從而推動全面經濟增長。
二、對社會經濟發展施加直接、導向性影響之功能
市場機制的重大缺陷集中體現為市場配置資源的間接性、盲目性和滯後性，造成資源浪費。這就需要國家的直接調控和指導，由國家在遵循社會經濟自身規律，在市場經濟機制自發運行的基礎上，運用「國家之手」進行調節、控制和指導，排除社會經濟正常運行中的障礙，引導社會經濟按照國家意志所期望的途徑，朝著國家意志所希望的方向運行，以達到社會經濟良性運行、協調發展的目的。與此同時，必然少不了有相應的法律手段作為保障，而這種法律又必須具備能夠對社會經濟施加直接的、導向性影響的功能。
市場經濟的運行雖然離不開民法，但民法只為現代市場提供一般規則及市場活動的行為規范①，對經濟運行的保護主要是消極的。其一，民法對社會利益的維護是間接的，基於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分野的理論，反對國家直接干預私人經濟活動。它主要是通過調整社會一般私人利益沖突來實現個人利益之間、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平衡，而不是直接協調國家、社會和個人之間的利益。其二，民法對經濟生活的影響是非導向性的。民法從尊重個人意思出發，對市民之間的相互關系採取放任自由的態度，只是要求人們消極地不違反公共利益、社會秩序和善良風俗，而不是引導人們積極地維護它們。其三，從調整方法上看，民法主要由任意性、授權性規范構成。任意性規范就是為主體提供一種選擇，與強制性規范不同，民事主體可以根據意思自治原則形成合意而隨意排除任意性規范的適用；授權性規范在於指明權利人可以取得何種資源，即對人們的需要和利益的確認。民法的這種調整方法，決定了它不可能具備對社會經濟施加直接、導向性影響的功能。要想實現社會經濟按預期、良性發展和協調運行，就必須超越民法的界限。
經濟法的法律本質就是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調控社會經濟，使之良性運行、協調發展之法①。其一，經濟法對社會經濟關系的影響是直接的。與國家不介入私人經濟生活領域的民法相反，經濟法賦予國家直接介入經濟活動的權利，通過直接調整國家和經濟主體的社會關系以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穩定和發展。由於國家是整個社會利益的代表，它可超越個人主義立場，從社會經濟發展全局出發，通過強制、直接參與宏觀調控等手段調節社會經濟，實現經濟結構和比例關系的均衡，促進經濟的合理運行和發展。因此，經濟法彌補了民法只能通過調整私人經濟關系、間接保障社會經濟正常有序運行的不足，尤其是克服了民法對有關社會經濟整體結構和運行的社會關系無力調整的局限。其二，經濟法對經濟生活有導向性的影響。較之民法對社會關系所採取的放任自由和消極限制的態度，經濟法對經濟生活採取限制、禁止、和積極促導的態度。這是基於國家直接調節社會經濟和以社會效益為追求目標的要求。為保障國家調節經濟、促進社會效益的提高，既有必要依照強制方式禁止、限制某些經濟行為，也有必要運用計劃、經濟政策和經濟杠桿對社會各種經濟活動主體進行引導和促進。其三，在調整方法上，經濟法也與民法不同。後者多由任意性規范調整社會關系，有少部分依強制性規范；而前者則由必要的強制性規范和大量的義務性、禁止性規范構成，並採取制裁和獎勵相結合的方法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
可見，經濟法就具備了其獨有的對社會經濟施加直接、導向性影響的功能。因而，當今世界各國正日益重視通過經濟立法，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工具有意識地調節社會經濟，使其朝著經濟法所設定的方向前進②。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制定大量的以基本法為主導的產業政策法，就是成功的一例。從1961年到1967年日本先後頒布了《農業基本法》、《農業現代化資金促進法》、《石油業法》、《中小企業基本法》、《中小企業現代化促進法》、《中小企業指導法》、《沿海漁業振興法》、《林業基本法》、《中小企業現代化資金促進法》、《中小企業振興事業團體法》等，對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進行規范和調整。實踐表明這些法律對日本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為日本經濟進入二十年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
三、最有效實現經濟效益之功能
經濟法的實施能最有效地節約交易費用、最有效地保障社會經濟健康發展。
（一）、經濟法可以最有效地節約交易費用。關於這一點，已有學者作了精彩的論證①，筆者在此僅為簡單闡述。「交易費用」的概念是由科斯提出的，他運用交易費用范疇分析制度的產生及其功能，認為交易費用的存在必然導致制度的產生，而制度的運作又反作用於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隨著商品經濟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交易費用逐漸增大，民法、商法、經濟法相繼產生，其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依次增強。
民商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在產權界定清晰的法律基礎上，充分肯定和保障權利的自由交換，即「私法自治」。當交易成本為零時，民商法足以使市場主體自願、高效地達成交易，不需要經濟法的介入。亦即通過維護和保障自由交易，防止交易費用由零到正。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日益提高和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壟斷和限制競爭等市場障礙出現，交易費用繼續增大，市場經濟秩序崩潰，市場經濟合理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民法的經濟基礎被扭曲，因而它對降低此類交易費用無能為力。交換社會化要求建立一種對交易雙方都進行規范並能解決社會生產無序性的制度。
較諸民商法，經濟法能夠最有效地節約交易費用。它藉助政府幹預，同時賦予了政府用抽象行政行為進行干預的權力，通過靈活積極的干預從而降低成本。經濟法降低的不是兩個交易者之間的小交易費用，而是關乎整個社會公共利益、關乎整個經濟秩序的巨額交易費用。例如，當交易行為有直接負外部性，即有強烈的社會危害（兩個大企業進行壟斷兼並，或買賣雙方達成倒賣國家文物的契約等危害行為）之時，由於該交易不直接針對特定的第三者，既無法依據民法的合同責任，也無法依據侵權責任對其起訴，因而政府選擇了以經濟法直接禁止這種交易，不僅可行，而且交易費用低。
（二）社會經濟發展不能沒有法律的保駕護航，資本主義社會之前，諸法合體，以刑法保護為重；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則主要得益於民商法；而能夠最有效地保障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應是經濟法。因為「經濟法調整人們在社會化生產中的增量利益關系，是公正地保護人們的發展權益，進而使發展達到秩序化的法。」①
以民商法為核心的私法並不直接保障經濟發展，其涉及經濟的部分主要是調整商品關系或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例如，民法的所有權就是對人們的既得財物和利益的法律確認；民法的債權主要就是人與人之間進行商品交易的權利。強調所有權和債權並不能直接解決創造財富問題。雖然民法為經濟主體提供了反映價值規律的法律環境，雖然民商法是市場調節的法律保障，但它們對於市場固有的各種缺陷卻往往無能為力。例如對壟斷和限制競爭這種市場障礙，依據民法便難以排除。至於對市場的盲目性、唯利性和滯後性，民商法更是完全無法解決。因而，民法能夠間接地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卻並不能保障社會經濟持續、健康地發展。
經濟法為什麼能夠保障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呢？這就要從經濟法與民商法產生基礎的不同談起了。民商法根源於社會分工、個人佔有和個體小生產；經濟法則根源於集體協作、共同佔有和社會化大生產。這就決定了民商法以調整個體利益關系為主要任務，通過協調個體利益，進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但此過程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經濟法則直接以調整人們在社會化生產中的相互關系為首要任務。例如，通過企業法等經濟組織法為市場經濟活動創造合格主體；通過財政法和金融法來調控社會經濟，促使社會經濟總量平衡、結構合理、效益優化；通過稅法來實現社會分配公平；通過產品質量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處於弱者地位的消費者的權益；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維護公平的競爭環境等等。所以經濟法能夠保障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從當今世界各國的實踐上看，二戰後日本和德國的經濟迅猛發展，令世人矚目，與這兩個國傢具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密不可分，經濟法的作用尤為突出，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規范保障的經濟是「理性的經濟」，能夠持續、快速、穩定、協調發展，中外的實踐無不證明了這一點。
四、最充分體現社會公平之功能
經濟法通過對社會經濟關系的調整，力爭創造一個有利於各社會個體共同發展的公平環境，從而實現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衡平。
在一個法治的社會中，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應當保持平衡，然而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沖突是市場經濟本身內在的本質矛盾，表現為壟斷、不完全競爭、不公平分配、經濟投機、總量失衡和周期性經濟危機等市場缺陷。這些缺陷表明個人利益只有與社會整體利益平衡發展才能得到實現，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利益主體多元化、經濟關系復雜化，各經濟主體均以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為目的，因而不可能自覺地反映社會需要及其長遠變動趨勢，也不可能自覺地實現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有效結合。這就需要我們妥善處理各類矛盾，平衡各種經濟行為，協調各種經濟利益，尤其是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關系。
最能反映個體利益的基本法是民法，傳統民法以個體、權利本位為指導，強調社會個體的權利、平等和自由，忽視甚至對抗社會整體的意志和利益，忽視個體為國家、社會所承擔的義務和責任。民法的價值觀決定了民法不可能由注重個體利益轉向注重社會利益或者轉向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並重。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而出現了一系社會問題，尤其是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分配的嚴重不公，使人們對市場制度的正義性及其功能產生了懷疑。在民法領域，社會性立法活躍，這一趨勢被描述為「從個人本位到團體本位」，包括公共利益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和禁止權利濫用原則的確立、嚴格責任的產生和發展等等。事實上，民法所做的努力正是為了盡力避免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沖突。然而，民法朝著社會本位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終也只能是保證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時不損害他人和社會公共利益，其核心又是不損害其他個人的利益。民法所調整的一切僅限於私權領域，它首先要關懷的仍然是個人。
經濟法正是為補充民法的不足，解決這些矛盾，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兼顧個體利益，堅持全局觀念，對各類主體的意志、行為和利益進行平衡協調，從至高點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從而達到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衡平。與民法相比，經濟法更側重於結果意義上的公平。民法鼓勵追求自身財富的最大化，而經濟法則強調少數人為了社會整體利益必須做出犧牲。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所得稅法。世界各國無一例外地採用累進稅率制。收入低於法定納稅水平的公民不納稅，反之則要對超出部分按比例納稅。從實際納稅額上看，收入越高則納稅越多，高收入的人可能將用近一半的收入來納稅。這是一種「剝奪」，但它又是符合社會利益的。從繳納比例看，應納稅額隨收入增加而上升之比例是有上限的，而不是無止境的。其結果，通俗點說就是不能讓高收入的個體有「幹了白乾」或「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感覺。這是一種「鼓勵」，在保障社會利益的同時，兼顧了個體的利益，以保證個體積極性的充分發揮。人類社會中每個人都應當有生存權、財產權、安全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民法在這些方面功不可沒。但人與人是有差別的，法律不僅要保護那些有能力的人創造財富的自由，也要保護弱者生存的權利。歸根結底，經濟法突出了社會整體利益，旨在創造一個有利於各社會個體共同發展的公平環境，促進社會整體利益與社會個體利益的協調發展，在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的同時，實現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的衡平。

結論：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意味著我們將自己完完全全地放到了世界大市場之中，只有按照WTO規則校準自己，才能從中獲益。市場經濟「是民主與法制的經濟」①，它不是市場主體單純的自由競爭，而是一個有序化、制度化的過程。這一過程是通過一系列法律制度來實現的。與計劃經濟不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權力關系和經濟權利關系是統一的復合關系體。如果將經濟活動主體看作是國民經濟的「細胞」，民法就是要激發它們的活力，為其參與市場經濟活動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准則。經濟法則把這些「細胞」組織起來，使之按照國民經濟運行的要求有規律、有秩序地進行自主經濟活動。經濟法必須考慮到與鼓勵私人競爭的民商法相協調才能實現其價值。總之，在功能上，民法著重於創設一種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是「無形之手」（市場機制）運作的法律保障；而經濟法著重於從外部維持這種市場秩序，引導市場避免走向盲區，是「國家之手」（政府幹預）在經濟領域運作的法律保障。

㈢ 如何理解經濟法的調整對策

經濟法是社會管理法，兼具公法和私法的雙重屬性。所以經濟法既要注意對社會的影響又要照顧個人利益，這就涉及到個人和社會的價值判斷問題。現代社會的經濟法通常是保護弱者。

㈣ 我國經濟法實施中面臨的問題及其對策

我國經濟法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1.經濟法體系不完備.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初步建立了經濟法律體系,但尚不完備不完備的表現有三:一是立法體系某些重要的環節有漏項現象;二是現行的法律,法規已經不能適應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特別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參與國際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需要,亟需修訂,充實,更新有關的法律,法規;三是現行經濟法律,法規之間不協調,不銜接,尚有諸多矛盾與沖突.如經濟管理權交叉;執法部門重疊;同一法律法規規定二個管理機關,或同一行為屬不同性質分剮屬於不同法律調整.多個管理機關管理等.
2.執法主體混亂,部分執法人員素質低下.按經濟法的規定,執法主體一般為:綜合經濟管理機關,部門經濟管理機關,行業經濟管理機關,經濟監督管理機關.而在現實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其執法主體大到國家機關,部門,小到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一些非經濟管理機關也參與經濟執法,亂罰款,亂收費,亂攤派的現象十分嚴重.在經濟管理機關中職能分工不明確,有些事情大家爭著管，甚至超越管轄范圍;有些事情則互相推諉無人管.一些經濟管理機關為了維護地方或部門的利益唯關系執法,甚至假公濟私.執法便成了"創收"的手段,私分罰款之事多有發生,一些經濟管理部門的執法人員文化專業知識和法律知識嚴重欠缺,工作方法簡單,作風粗暴,素質低下,法律意識淡薄,執法不懂法.
3.政企不分.經濟管理體制的轉變,使各部門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核算單位.各部門都擁有下屬企業,擁有行業規制權的部門可以為下屬企業帶來各種直接的好處.如政府完全擁有產權的自然壟斷性質的公共事業(供水,供電)或產業(郵政,鐵路),可以獲取超額壟斷利潤.叉如政府獨資或大部分控股的各種競爭性產業(石油化工,鐵路汽車等)的投資,生產,銷售仍由政府部門控制.這種政企不分的局面,時於政府管理的效率產生著極為嚴重的負面影響.政府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不利於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市場的公平競爭,新的市場進入者就會受到歧視.
4.違反法定程序亂執法.經濟執法必須嚴格依法行政,按法定程序辦事.如告知程序,處罰前置程序,立案調查程序,聽證程序,審批程序,送達程序,執行程序等.但有的執法人員隨意取捨,不按規定程序,甚至違反法定程序辦事(如先罰款後取證).在經濟執法中不注重證據收集和審查,以偏概全,或所取的證據不能證明經濟執法的實質情況,或證據不符合法定條件,或只重視部門或官員提供的證據,輕視企業或公民個人提供的證據.有時在適用法律法規上出現錯誤,如定性錯誤,違反後法優於前法的規定,違反地方性法規效力低於法律法規的規定,或依據所謂行政規范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執法等,嚴重地違反了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
5.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司法救濟困難.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門和執法人員為了維護本地方或部門的利益,在經濟執法中實行地方保護主義,進行強制交易和地區封鎖,甚至名為打假,實為假打,充當保護傘.一些部門官僚主義嚴重,辦事效率低下,執法不公,行政復議作用有限.由於司法體制等方面的原因,司法機關在人,財,物等方面受制於地方政府,有些司法機關實際上成為地方的一個部門,因而他們只對本地區黨政領導負責,行政干預司法的現象較普遍,集中表現為司法●左劍君行政化和地方化,嚴重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性.同時司法領域也存在司法不公和司法腐敗的現象,致使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加大,合法的權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護.
6監督機制不健全.從現實情況看,雖然監督的部門較多,既有內部監督,又有外部監督,但監督的效果並不理想.還缺少操作性強的監督法律法規,規范監督者和被監督者的行為.對經濟法的實施還缺乏嚴格有效的監督機制.

㈤ 我國經濟法實施中面臨的問題及其完善

在經濟法學領域，要進行政策分析，就必須先明確一系列問題。例如，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於經濟法研究?可否提煉出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並有效應用?等等。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不僅對於經濟法學的發展很有價值，而且對於刑法、社會法等相關領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設，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狹義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關學科都要著力研究的問題。[1]基於政策主體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與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對應的「對政之策」，限於篇幅和論旨，本文把政策定位於公共政策，[3]並往往限縮於更為狹義的經濟政策。

從根本上說，公共政策作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為實現公共職能和有效治理而採取的各種對策。為此，一些學者認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時期為實現一定的公共目的而採取的行動或制定的行為准則。它可以體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並由此可以分為經濟政策、社會政策等多種類型，[4]是一系列謀略、措施、條例、法令的總稱。基於這種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於廣義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應當研究公共政策與法律的互動，特別是前者對後者的影響。

在公共政策體系中，對經濟法理論和制度的形成、發展影響最大的，當屬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事實上，兩類政策之間的聯系十分緊密，從而使經濟法會體現出突出的經濟性和一定的社會性。[5]當然，相比轉而言，經濟政策對現代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討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時，一般需要更多地關注經濟政策。

經濟法作為現代法，具有與傳統法治理念不同的現代性，與政策的聯系更為密切。[6]其中，經濟政策是經濟立法的前提，經濟法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是對經濟政策有效實施的法律保障。[7]這種認識是學界的基本共識，也是進一步對經濟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礎。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體維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詞，由美國經濟學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於1958年最先提出。[8]但對於什麼是政策分析，始終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爾(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將「政策分析」等同於「政策科學」，這是一種最廣義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鄧恩(William N . Dunn)則認為，政策分析是運用一定的科學研究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應用性的學科，這是相對狹義的理解；而巴頓(Carl V . Patton)等人則認為政策分析就是對備選方案進行評估和選擇的研究過程，這是最狹義的理解。[9]

上述各種有代表性的觀點，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處。綜合借鑒各種觀點，可以認為，所謂政策分析，就是綜合運用各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以便及時發現和解決整個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各類問題。

政策分析的對象是「復雜性問題」，因此，需要借鑒各類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乃至行為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以及哲學、數學、運籌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作為一種方法論，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與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後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關心事實，也關心價值。因此，它不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規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維度，如政治學維度、經濟學維度、歷史學維度、心理學維度、倫理學維度等。通常，學者們最為重視的是政治學維度和經濟學維度，它們對於經濟法研究也最為重要。
應用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及其類型

要探討政策分析為什麼可以成為經濟法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就必須研究其適用基礎和具體類型。因為如果不具備適用基礎，該方法就不能進行適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體類型，就無從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

從總體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適用於相關的經濟法研究，主要是因為政策與法律(特別是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有著極為密切的內在關聯，存在著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主體上的相通性。政策與法律的制定者雖然在嚴格意義上並非同一，但在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上卻存在著相通性，有時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議會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權的情況下，「政府造法」的現象和問題非常突出，使得政策與法律的制定與實施主體，往往都統一由政府來擔當。在這種情況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機構」的附屬工作。[14]基於自身利益、擴大法定權力或強化政策效力等諸多考慮，政府極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間接地寫進法律草案，從而對經濟法的立法產生深刻影響。這不僅可以用公共選擇理論等來說明，也可以通過各國的經濟立法實踐來證實。上述主體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會帶來政策與法律的許多共通性，從而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二，在客體上的同一性。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所面對的都是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經濟

問題，其規范或調整的對象(客體)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過經濟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應急性的特徵，其制定或實施往往是經濟法制的鋪墊、實驗或前期預演。正是它們所共同面對的「市場失靈」問題，被普遍作為經濟法研究的重要切入點，從而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法理論共識的形成。事實上，經濟法學者在其研究中已經隱含了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客體上的同一性，並自覺不自覺地在運用著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標與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內容是政策目標及其實現的工具。相應地，經濟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經濟法的宗旨以及確保宗旨實現的調整手段。經濟法既然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體現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同時，又要把各類基本的經濟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調整手段，從而使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相當高的程度上存在著共通性。

與此相關，由於經濟政策與經濟活動、經濟規律、經濟機制、經濟體制密切相關，並與經濟理論存在著互動關系，[15]因而同樣會對經濟法的理論與制度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發掘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上述「關系網」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於深入研究經濟法問題是至為重要的。綜上，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從制定主體到實施主體，從目標、宗旨到實施途徑、調整手段、政策工具，從價值追求到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等，都存在著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於政策問題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樣也可以適用於經濟法的研究。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適用於經濟法研究的基礎。

在上述的適用基礎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適用於經濟法研究，並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替換性研究」，即把經濟法與經濟政策進行「替換」，從分析經濟政策的各種具體維度，以及由經濟學、政治學等相關理論所生成的各種具體方法，去分析經濟法問題；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關注政策系統和經濟法系統的密切關聯和相互影響，以經濟法系統為核心，把相關政策的形成和變化看作是影響經濟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從而更好地探尋經濟法制度產生、發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於相關政策對經濟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討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時，還必須關注其局限性。因為政策與法律，雖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兩者畢竟並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體、制定程序、實施機制、規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別。通常，政策更具有應急性、靈活性、易變性，而法律則更具有穩定性、普適性、原則性。個別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適性的法律中；即使偶爾放入，也只能作為「例外」或「適用除外」的情況。因此，在經濟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學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應當取其精華，適當重構。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類型

依據不同的研究路徑或所要解決的問題等，政策分析方法可以分為多種類型，如政策主體分析、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實效分析，等等。它們在經濟法研究中都很重要，故有必要對其擇要探討。
1.政策主體分析

政策主體通常包括參與政策制定、執行、評估和監控的組織體或個體。對政策主體進行具體分析，有助於明確各類政策主體的地位、作用、價值、權力分配等問題；在經濟法研究中，則有助於研究經濟法主體的體系以及主體的權義結構，特別是職權與職責的分配、經濟法責任形態等重要問題。

政策主體分析對於研究經濟法的體製法(或稱組織法)、[16]主體制度等非常重要。在具體的政策主體中，官方的政策主體主要是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也有學者認為還應當包括處於執政地位的政黨，因為現代國家的政治統治大都通過政黨政治來實現。此外，非官方的政策主體，無論是利益集團、選民，還是大眾傳媒，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經濟法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具體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對上述各類政策主體進行分析，有助於研究經濟法學中的規范論和運行論。
2.政策目標分析與政策工具分析

各類公共政策都包含兩個基本要素，即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由於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所面臨的問題相同，因此，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也自然會與經濟法的宗旨相合。這樣，通過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就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宗旨以及經濟法學價值論領域的相關問題；同時，也有助於進一步從系統論的角度，發現經濟法的結構問題，並通過結構調整，來增進和完善經濟法的功能。

政策工具作為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其有效運用，有助於避免政策失敗和政府失靈。因此，在經濟學領域早就開始了對經濟政策工具的研究；在政治學領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政策工具展開的大規模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17]例如，狄龍(Van
der Doelen)將政策工具劃分為法律性工具、經濟性工具和交流性工具；霍萊特(M.
Howlett)則將其劃分為自願性工具、強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等。[18]但在經濟法研究上，更需要關注的是經濟政策工具，如預算、稅收、國債、貨幣、價格等手段以及更為具體的稅率、利率、匯率等經濟杠桿，因為這些經濟政策工具的法律化，恰恰構成了經濟法有效調整的手段，因而對於研究經濟法制度的具體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3.政策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有其生成、變遷的背景。作為一種方法，政策的背景分析，既應關注對經濟法的形成和發展有重要影響的政策背景，也應關注相關政策本身的背景，因而背景分析可以「多重展開」。

對於政策背景的分析，有助於推進經濟法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事實上，經濟法的調整目標和調整手段，都依存於特定的背景，要隨著背景的變化來適度調整，以使經濟法制度也能夠不斷地適應社會經濟變化發展的要求。此外，通過政策的制定過程，來認識立法背景和動因，既是一種法律解釋方法，也是一種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幾種政策分析方法，都是密切相關的。由於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離不開特定的主體，不同的政策主體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並由此會影響到政策目標的確定，因而就應當有主體分析與目標分析；同時，由於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或稱政策工具)關繫到各類政策主體利益的實現，因而工具分析與主體分析、目標分析也可以聯為一體。而上述三種分析，都離不開更深層次的背景分析，只有深入分析主體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各類主體提出政策目標的背景，以及選擇和運用政策工具的背景，這樣，對經濟政策和經濟立法的相關分析才可能較為全面，也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解釋和實施相關的法律，找到經濟法制度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改進對策。

上述各種具體的政策分析方法，構成了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的主幹部分，對於研究經濟法的主體、宗旨、調整手段、具體制度、法律環境等，都很有價值。為此，還應當進一步研究其具體應用問題。
四、政策分析方法的應用

由於政策往往是立法和執法的重要依據，[19]因而政策分析方法不僅可以應用於分析制度的形成，也可用於分析與政策相關的許多理論問題。下面僅選取幾種主要的政策分析方法，來探討其在經濟法研究中的應用問題。
(一)政策目標分析方法的應用

政策的目標分析，作為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經濟法研究上的具體應用，主要體現為通過審視影響經濟法立法的經濟政策目標，來分析和判斷經濟法立法在宗旨、原則、調整手段、協調性等方面的成敗得失，從而進一步找到存在的問題，並為整個經濟法的法制完善提供重要支持。

對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宗旨。其中，對於宏觀經濟總體目標的分析，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總體宗旨；而對於具體的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則同樣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相關部門法的宗旨。

例如，從財政政策的角度來看，財政政策的目標與其職能是一致的。財政政策的職能，通常包括分配收入、配置資源(或稱宏觀調控)、保障穩定三大方面。與這些職能相對應，財政政策的重要目標就是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的過程中，既要使國家獲取財政收入，又應促進社會分配公平；既要在微觀上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又應在宏觀上加強對經濟運行的調控，從而在保障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基礎上促進和保障整個社會的穩定。上述的財政政策目標，必然會影響財稅法的宗旨，並使其成為財稅法宗旨的一個必要內容。

又如，一國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就是調控貨幣發行量，保障幣值的穩定，以求在根本上保障物價的穩定，防止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正是基於該目標，在相關的金融法，特別是中央銀行法上，才把穩定幣值作為法律調整的核心目標。為了確保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使其能夠真正獨立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各國法律往往都在體製法上作出相關的保障性規定。因此，研究金融法所涉及的各類具體制度(如監管制度、傳統的「三大法寶」等)，以及在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等方面做出取捨時，應牢記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和金融法的核心宗旨。

此外，在競爭政策或市場規制政策上也是如此。競爭政策主要涉及反壟斷政策和反不正當競爭政策，市場規制政策還應當進一步包括消費者政策。這些政策的目標，都會影響相關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宗旨，進而影響到這些法律的實施。

其實，早已有學者關注政策目標對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的影響問題。例如，韋伯曾經指出，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兩大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們在處理一人公司問題的時候，會涉及如何思考的問題。對此，韋伯特別強調：「我們必須注意各種經濟上的政策的目的，或許還有財政政策和商業道德的因素，這都屬於實體的。」[20]這種論斷對於研究經濟法領域的相關問題也是很有普遍意義的。
(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的應用

通常，為了使政策實施得到法律的保障，需要把基本的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通過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從而使一些重要的經濟政策工具，從經濟性的調控或規制手段變成法律化的「調制手段」。這種法律化，有助於更好地協調各類政策工具之間的關系，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整體效益。

例如，財政政策的工具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不包含稅收的財政政策工具，也要包括預算、國債、政府采購、轉移支付等多種手段。我國在世紀之交，非常重視「積極的財政政策」，試圖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發國債來拉動內需，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國家又加大了征稅的力度，使得稅收收入每年都以增收1000億元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甚至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對此，有的學者認為這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不協調的，因為「減稅」政策更有利於拉動內需，而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則可能產生「擠出效應」，這就是不同政策工具相沖突的結果。

由於各類政策工具涉及不同主體的利益調整，甚至直接影響其基本權利，同時，政策工具的運用也特別需要法律保障和法律協調，因此，對那些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須加以法律化，使其成為經濟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也使政策分析方法可以貫穿於經濟法的研究過程之中。事實上，對具體的稅收制度、預算制度、貨幣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無不與政策工具的分析直接相關。可以說，沒有政策工具分析作為基礎，就不可能很好地分析經濟法的具體制度及其調整特點。因此，政策工具的分析，對於經濟法研究非常重要。

要進行具體的政策工具分析，關注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尤其重要，這是需要反復重申的問題。例如，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如何協調，是「一松一緊」，還是「雙松」或「雙緊」?如何在計劃層面上作出相應的協調?消費者保護政策與相關的競爭政策如何協調?等等。此外，上述政策與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等相關政策如何協調，同樣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單靠某類具體政策的制定者，勢必無法完成協調任務。特別在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可能被推向極致的情況下，單方面的主動協調無疑困難重重，因而迫切需要「依法協調」。為此，必須在法律上明確各自的職責許可權，以「定紛止爭」。在這方面，德國的《經濟穩定與增長促進法》堪稱典範。[21]

(三)政策主體分析方法的應用

由於經濟政策的制定主體層次較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都可能在各自的職權范圍內制定基本經濟政策，並體現在與其相對應的各層次的立法之中，如國務院的經濟法規、各個職能部門的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等等。立法主體的多層次性，帶來了經濟法立法和執法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它加劇了經濟法的立法與執行的復雜化，導致部門立法、地方立法林立，下位立法對上位立法的抵悟、沖突不斷，不協調之處綿延不絕，隱性修改隨處可見。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主體以外，非官方的政策主體也不可小視。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三部門日漸興起，不同的利益集團也在蓬勃發展，它們會影響到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法的制度形成。例如，在稅收立法中，應如何規定特定群體的稅收優惠(如對出口商如何實施出口退稅制度等)；在反壟斷立法上，對哪些主體給予豁免等。其實，凡是涉及特定主體的立法，都可能會受到某些大企業或其他壓力集團的影響，這已是毋庸諱言的事實。因此，明確各類主體的角色和地位，對於政策制定主體和影響政策制定的主體進行具體分析，有利於進一步分析經濟法的立法、執法及法律監督等環節的問題。
(四)政策實效分析方法的應用

政策實效，是政策分析的極為重要的內容。[22]事實上，影響政策實施效果的限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和「時滯」等。從公共選擇理論、理性預期理論的角度來看，影響政策實效的因素，既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能力、努力等方面的局限，也可能是受政策影響的相關主體的博弈行為帶來的局限。這些局限都會產生效力減損的問題。

此外，政策的實施及其效力的抵達和效果的產生，往往是存在「時滯」的。[23]即使是應急性的政策，也並非總能「立竿見影」。事實上，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總是需要主客觀的限定條件。如若條件不具備，則可能「政策落空」，導致「政府失靈」。

上述對影響政策實效的限定因素的分析，同樣適用於經濟法研究。例如，經濟法的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所制定出來的經濟法不可能盡善盡美。這樣的法律再去實施，其法律實效的「遞減」便可想而知。即使立法者和執法者都聰慧而高尚，且能力和努力都足夠，但相關主體的博弈行為也會使經濟法實施的效果受到影響。因此，透過政策的局限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經濟法的局限性。

此外，經濟法比經濟政策會有更突出的「時滯」問題。由於通常只有相對穩定、較為成熟的政策才可能被法律化，因此，同種類型的經濟立法，一般都要滯後於相關的經濟政策。政策的實施畢竟有行政或政黨力量的推動，因而貫徹速度相對更快一些；但法律化的政策，從制定到實施都必須按部就班，往往要經由多種機構、多種主體、多種程序，因而其「時滯」問題也更為突出。從法治精神的要求來看，經濟法的立法、執法、法律監督等都離不開程序，而「程序就是過程」，甚至是漫長的過程，由此產生的「時滯」往往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因而同樣涉及效率與公平的價值如何有效權衡的問題。

進行政策實效分析，除要研究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外，還可研究政策的限定條件(con-straints)，即一項經濟政策在實現預期目標的過程中必須依賴的條件。對於某些限定條件所存在的剛性也必須予以注意，這有助於分析法律調整所面臨的各類矛盾、實施障礙和解決對策。

事實上，經濟法上存在著多個方面的「二元結構」，如何全面兼顧其中所蘊涵的各種矛盾，恰是經濟法的「調整藝術」之所在。例如，在經濟法上，私益是對公益的限定，沒有私益就沒有公益，因而不能只考慮公益而不顧及私益。與此相應，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的矛盾、效率與公平的矛盾等，在經濟法上都應當協調兼顧。同樣，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利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強者與弱者的利益、集體與個體的利益、國家與國民的利益，等等，也都要兼顧和協調，因為它們都是影響經濟法調整實效的限定條件。為此，兼顧各種不同的利益，綜合協調不同的情況，在總體上來全面把握，實現「納什均衡」，應當是經濟法調整的總體精神。

上述的兼顧與協調，不僅應體現在總體精神或調整目標方面，而且還應當體現在具體的調整手段方面。只有在各類具體的法律化的政策工具方面做到有效協調，才有可能真正兼顧各類不同主體的利益。可見，在應用政策實效分析方法時，同樣要考慮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以及政策主體分析，也就是說，這些分析方法是聯為一體的，它們的區分只是相對的。
五、結論

經濟政策對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其間存在的諸多互動性、相通性甚至同一性，使人們可以通過政策分析，特別是通過「背景性研究」或「替代性研究」，來發現和解決經濟法本身的問題，這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在經濟法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經濟法學界已有的或者正在進行的許多研究，實際上都是政策分析。這些政策分析，一般是把「政策」限定於「公共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本文也對此作出了限定，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不同維度，探討了該方法的適用基礎，提煉出對於經濟法研究較為重要的政策主體分析、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實效分析等多種類型，並分析了這些方法在經濟法研究上的應用問題。由於經濟法學界缺少相關的研究可供參考，因而這些探討只是「淺探」。

事實上，政策分析在政治學等領域還有許多方面並未達成共識，筆者主要是結合經濟法研究的實際，對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進行解析和改造，以增進其對經濟法研究的有效性。但在具體運用時，必須考慮到經濟法與經濟政策的互通性與差異性，以免以偏概全。

單純的政策和政策分析，總有其局限性，並會帶來經濟法制度建設的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分析各類經濟法主體的對策活動，還必須關注博弈分析方法，從而提煉出一種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相結合的「政策一對策分析方法」。此外，政策分析方法還可包括圍繞政策而展開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政策的分類，實際上也是一種分析方法。例如，對經濟政策作出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的劃分會影響到經濟法系統內部的結構與分類以及經濟法體系的構建等。需要說明的是，政策分析方法也可以對經濟法以外的其他部門法領域產生影響。例如，刑法領域研究的刑事政策問題，社會法領域研究的社會政策，行政法領域研究的諸多公共政策，等等，都可以運用政策分析方法進行探討。[24]此外，在當代司法領域，也要考慮「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保留」的問題，對此同樣需要進行政策分析，以體現和遵從法律共同的價值。[25]

值得關注的是，現實的法律實施，只是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規范框架，在法律調整的基礎上真正直接發揮作用的，往往是各類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的運用，大量的稅收優惠政策的採行，市場規制政策的調整等。因此，在經濟法研究中，非但不應排斥政策，還應看到它是經濟法調整的重要配套「制度」，是經濟法的立法與法律實施的重要源泉和指引。因此，加強經濟法的政策分析，必將大有可為。

㈥ 強化經濟法的實施應該採取哪些對策

深入開展復全方位的經濟法制教育，制增強廣大幹部和群眾的經濟法制觀念;加強經濟執法、司 法幹部隊伍建設，提高其政治、業務素質;健全經濟執行、司法機構;改革與完善經濟執法、 司法制度規范和發展市場中介組織;促進經濟法的實施建立監督體系，全面加強對於經濟守 法、執法、司法的監督工作。

㈦ 影響經濟法實施的主要因素舉例說明

影響法律實施的因素，概括起來，主要有個人、體制、環境、法律本身等四個方面。

（一）個人方面的因素，即行為受法律調整和負有執法、司法職責的個人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水平及其理想、道德、文化、紀律等綜合素質水平。
（二）體制方面的因素，是指有關法律執行、適用、監督機關的組織、機構是否健全、合理、有效。
（三）環境方面的因素，包括有關法律實施的經濟環境、政治環境、文化環境和自然環境。經濟環境包括基本的社會經濟制度、經濟體制、某一具體的經濟制度的狀況以及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利益關系格局等。
（四）法律本身的因素，包括法律內容方面的因素和法律形式方面的因素。法律內容方面的因素包括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指法律是否在本質上反映了社會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符合社會文明發展趨勢。另一方面，是指法律規定的權利義務是否合理、法律內容是否具有特殊重要意義。
總之，影響法律實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這些因素從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影響著法律的實施，認真研究這些因素，並在實踐中有的放矢切實解決存在的問題，就會改善法律實效，提高法律效果和法律效益。

㈧ 影響經濟法實施的重要因素,並列舉現實中的實例說明

摘要 您好，影響經濟法實施的重要因素：經濟法的制定是否科學；經濟法的實施機構是否獨立；經濟法的實施機構是否健全；經濟法的實施程序是否完善；經濟法實施人員的素質；經濟法的實施監督是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