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根源

Ⅰ 經濟法的起源

19世紀來末20世紀初，在西方，資本主義自國家為了克服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調節的盲目性與滯後性，排除市場競爭障礙，制定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其功能就是對付社會經濟發展中因市場失靈引發的經濟危機。而在東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直接刺激了社會主義經濟法的出現。那時的經濟法，功能也比較單一，即作為國家推行經濟政策、實現經濟計劃的手段。在改革開放前的我國，經濟法實質上已經成為國家行政權力命令的翻板。當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與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化，經濟法被賦予了新的活力，它具有其他部門法所無法替代的獨特功能，因而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起來。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進入攻堅階段，當我們面臨社會轉型時期的當代中國而思考我國經濟法體系構建，當我們最終決定「入世」並已經面對WTO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時，我們就不得不重新審視經濟法在人們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獨特功能了。

Ⅱ 經濟法產生的背景是什麼

經濟法與社會法產生的背景
對於經濟法產生的背景在國內外法學界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內：
1
認為經濟法是容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後才產生的
2
認為近代經濟法產生於19世紀末，但並不否認「市民革命以前的經濟法」的存在
3
認為隨著國家與法律的產生，經濟法也就產生了；到了壟斷資本注意階段經濟法形成一個新的法的部門
4
認為作為一個獨立的法的部門的經濟法產生於古代社會

Ⅲ 經濟法是怎樣產生的，其社會根源，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原因

相互合作

Ⅳ 結合經濟法的產生根源，論經濟法的含義和體系構成

xiexie

Ⅳ 經濟法產生的根源

您好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是市場缺陷的存在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1）市場缺陷的存在

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的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國家並不怎麼介入經濟生活，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再加上產業革命的完成，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使社會經濟發展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像的變化，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會問題的產生，人們發現，市場不是萬能的，國家應轉變職能，不能只是充當守護神，應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承擔起監督、管理的職責。具體市場的缺陷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市場障礙的存在

所謂市場障礙是指市場調節機製作用的障礙。主要指競爭秩序的問題。競爭是市場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競爭市場就沒有動力，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便不能啟動。但競爭必然伴隨著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這兩件副產品。因為競爭的過程加快了部分經營者擴大其資本與經營規模的進程，以致形成對市場的支配地位和壟斷，導致部分限制競爭行為的產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驅使某些競爭者採取各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這兩種行為的後果是使某些競爭者獲得超額利潤；正當競爭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市場調節機制不能充分有效的發揮作用。

第二、市場的惟利性

市場的惟利性是指投資經營者所關注的是經濟利益，並往往表現為眼前可實現的利益；對於當前贏利率低或無利可圖甚至虧本或者投資期限長、風險大的行業或產品，人們往往不願投資。而在這些領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業、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以及其他與國計民生關系密切或可能制約國民經濟長遠發展和總體效益的行業，即使不能盈利或虧損，也應當進行適度投資。而這顯然是不能指望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

第三、市場調節機制的被動性及滯後性

這是因為市場調節是一種事後調節。因為從投資、生產運營到市場價格形成和信息反饋，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各個企業和個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滯後，不能適時調整其投資經營決策，往往等到市場供求嚴重失調、產品大量滯銷過剩時才作出反映，這是市場的第三個缺陷。

（2）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大型組織的產生及其影響

現代的商業組織起源於中世紀的庄園制度，以及17世紀初期的殖民公司，真正將企業發展起來，則是由現代的運輸業和通訊業，尤其是鐵路的發展決定的。現代企業的規模擴大、不斷的一體化，僅僅不到200年的歷史。

這個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直到19世紀中期，企業的規模受到技術、交易和制度的限制，不存在大的企業，主要的交易結構是生產商和代理商之間的聯系，合夥公司仍然是商業企業的標准合法形式。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隨著科學技術的應用和管理技術的改進，降低了企業內部交易的成本，促使以前不能涉足的大型項目成了人們的投資重點，融資的需要促進了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發展，會計和信用制度也發展起來，這進一步加劇了資本集中。另一方面，為了應付由於社會整體生產缺乏計劃所帶來的危機對產業的沖擊，巨型企業開始出現，這種巨型企業採用各種形式組織起來，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恩等。

在大型企業形成壟斷的同時，小企業也不甘示弱，它們組成行業協會，尋求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工人、農民等也組織起來，如1886年美國勞工聯合會成立，1870年成立了農人協進會。

越來越多的大型組織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導致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原來的二元結構發展到私人—組織—國家的三元結構。

企業組織的擴大，首先是對私人權利造成了損害。表現之一是壟斷的形成，導致了消費者利益受損和經濟生活中的公平競爭弱化。另外大組織通過對市場份額的佔有，對生產的獨占，在向他人提供產品的時候，導致契約雙方的談判實力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契約自由」導致了卡特爾協議、濫用權利等行為的膨脹，這些行為的目的在於限制競爭，從而損害了小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

而企業擴大之後，權力出現了。這不僅僅存在於企業的上下級關系、僱傭關系中，也存在於企業和個人、大企業和小企業之中。組織擴大之後，首先在生產領域獲得了權力，包括控制權，改變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在競爭機制中，消費者通過價格機制來控制經濟體系，而在組織擴大之後，公司日益進入非競爭性的定價活動之中，越來越多的格式合同使市場交易發生了變化，非壟斷方的自由和權利變成了Yes、No的選擇權。大型企業同樣對國家提出了挑戰，他們在政治上操縱選舉和國家政策，財團、財閥、富有的家族逐步控制了國家，自然包括立法、司法，首先是對內控制，然後是對外影響政治生活。

（3）國家的能動反應

基於市場缺陷的存在和大型組織的挑戰，國家作出了相應的反應。

如美國在羅斯福執政後，變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為國家干預政策。美國在制定《謝爾曼法》的過程中，一位參議員對經濟權力集中發表了猛烈的批評「如果這種結合導致的集中權力被賦予一個人，那麼這是一種君王般的特權；這是與我們的政府形式相矛盾的，應當遭到州和全國當局的強烈抵制。如果有什麼錯誤，這就是錯誤所在。如果我們不能忍受一個擁有政治權力的君主，我們同樣不能忍受一個對生產、運輸、生活必需品的銷售擁有權力的君王；如果我們不能服從任何帝王，同樣也不應當服從任何在貿易方面擁有阻礙競爭和固定任何商品價格的獨裁者。」經濟權力的集中和國家對不正當經濟權力的打擊，這兩個步驟幾乎是同時發生的，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來表示這個過程是最恰當不過了。在這個過程延續了100年以後，我們可以看出，國家是從以下幾方面來作出反應的：

（1）消除市場競爭的障礙，阻止組織的擴大，限制組織的成長。這是國家的最早反映，由此出現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新型法律。如美國的大型企業組織起源於鐵路和通訊業，國家的第一個反應也在於此。1870年伊利諾伊州在憲法中要求政府「通過各項法律去矯正鐵路的弊端，防止在客貨運費方面不公正的區別對待和敲詐行為」。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法》明確表示：「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聯合、共謀、壟斷而限制貿易的行為是違法或犯罪的行為」

（2）針對市場普通主體不願介入的公共、公益事業等行業和產品，大規模發展出國家所有權，同時也是為了解決微觀上自由競爭和私人行為的無序性，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通過國有產業來替代私有組織。一來可以實現現代企業的生產和效率，二來可以填補空白，二來可避免私人挑戰國家和大企業侵犯私人權利。

（2）調整總量平衡，保持社會均衡發展。成了國家的核心職責，這促使大批新型法律規范的產生。以往的私法僅僅調整微觀主體和微觀行為，競爭的宏觀無序性往往導致總量失衡，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的產生。法律無能為力。而新的法律規范的制定，則是以政府的有形之手來引導市場這支無形之手。當然這方面政府的管理受制於市場的規律，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如美聯儲降息，表面看取決於格林斯潘，實際上格林斯潘決定是否降息，取決於商業銀行之間的貼現率，他是被動的。

（4）企業內部的結構設置、權利安排、財務事宜等，成為法律規范的對象。在自由經濟時期，這些問題由企業自主安排，國家法律不予干涉。而今企業和公司法、會計法、稅法、審計法等的頒布，使這些社會關系紛紛被披上法律的外衣。

謝謝

Ⅵ 關於經濟法產生的原因有哪些

經濟法產生的條件: 經濟法產生的主觀條件；經濟法產生的客觀條件；生產集中與壟斷是經濟法產生的內在原因；戰爭的需要是經濟法產生的直接原因。

Ⅶ 我國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條件是什麼

中國經濟法產生的原因和發展道路與美、德等資本主義國家有明顯不同。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其經濟職能不是作為市場缺陷的補救措施而產生的，這里一開始國家就全面介入經濟生活，全面擔負經濟組織管理職能，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基本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場的作用。可以說，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不存在經濟法，而是以行政法管制經濟的運行。
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經濟法才與市場經濟相伴而生，其產生原因是克服轉型期市場的缺陷。
中國正處於體制轉軌的時期，市場經濟本身還處於成長階段，離真正成熟的市場經濟還有很遠的距離，因此它具有轉型期市場特有的缺陷，即市場發育不成熟，市場體系不健全。由於長時期計劃經濟體制的實行，市場治理機制的萌芽遭到了徹底的破壞。實行體制改革和轉軌以後，逐步改變「國家統制經濟」局面，國家權力因素逐步受到節制，市場開始發育和逐漸成長。但是就目前情況而言，市場依然是不成熟的。例如，土地等基本生產要素不能進入市場進行流通和交換，資本市場發展嚴重滯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所造成的市場分割現象非常嚴重，價格剛性或受到認為因素的干涉而不能反映真實的市場供求。在一些領域，不僅進入壁壘很高，退出壁壘也很高，資源的自由流動與優化組合受到了極大的影響。這些缺陷靠幼稚的市場無法調節，因此需要國家在組建、培育市場方面做大量的工作，這也成為了中國經濟法產生的原因。
同時，由於中國轉型期市場的不完善，使得市場發育不成熟與一般市場缺陷交織在一起，二者相互強化，加劇了一般市場缺陷的影響。例如，信息不對稱是市場缺陷的一個表現，它雖然造成消費者弱勢地位並使經營者有機會欺詐消費者，但在相對完善的市場上，由於市場的統一和開放，交易者之間難免重復博弈，信息優勢者具有主動提供真實信息的動機，信譽成為大多數人都看重的「資本」，因此，由於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市場失靈可以大為減少。相反，如果市場不成熟，這種市場的自我凈化功能將難以實現，並且會放大市場缺陷帶來的惡果，同時進一步阻礙市場的成熟與完善，震驚全中國的「三聚氰胺」事件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以，中國經濟法還擔負著彌補一般市場缺陷的重任。

Ⅷ 經濟法中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是什麼

在我國，經抄濟法是隨著新中國的誕生、成長而產生和發展的。中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國家性質，要求國家對整個社會經濟活動進行管理。對於經濟管理和經濟協作中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需要有一個從全局出發，以國民經濟整體發展和總量平衡為基礎，直接作用於社會生產和再生產活動的法律制度來調整，這種法律制度就是經濟法